第一篇：大圣从哪儿归来 胡适与鲁迅关于孙悟空原型之争
大圣从哪儿归来 胡适与鲁迅关于孙悟空原型之争
当然，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哈奴曼的故事在中国就一点声息都没有。我个人反而认为，孙悟空的魅力更胜一筹。这与孙悟空被佛祖镇压在五行山下情节相类。但我个人以为，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因此也不能断然否定胡适的怀疑。回顾丝绸之路曾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在相互交流中再创造。
来自：人文_人文 2015年07月29日 07:51
西夏中晚期的壁画玄奘取经中已经有“猴行者”出现■ 冯并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片名中的“归来”一层意思是指沉默多年的孙大圣重归人们视野，借用“归来”的语境，我们今天要追根溯源，从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层面关注下孙大圣到底从哪儿“归来”。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在本世纪之初，胡适就曾经提出过孙悟空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观点。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在现实世界里，对于孙悟空的“原型”也有不同意见:敦煌的以西天取经为题材的壁画中，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在史书中还记载了唐朝一位叫悟空的和尚，他还参与过佛经的翻译。孙悟空原型之争至今也无定论，但“孙悟空”的侠义形象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争论孙悟空原型是神猴哈奴曼动画片《大圣归来》，让“美猴王”孙悟空再次成为眼下的热门话题。谈到“归来”，不妨也谈谈孙大圣的原型来自哪儿?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久前曾在学术圈引起争议。争议源于5月份在广东举行的一次柬埔寨古代文物展，在这次展览上，“孙悟空原型是古印度经典《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话题再度被提起，这一争论甚至还波及到了在西安举办的古印度彩陶展，彩陶展上展出了几件被认为是哈奴曼陶俑的展品。有文章借此分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博览群书、善于收集野史秘闻的吴承恩来说，在撰写《西游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借鉴了《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哈奴曼”先不讨论，单从文章提到“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的说法，显然不准确。《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梵语叙事史诗之一，主要讲述了王子罗摩被老王妃放逐，妻子悉多也被魔王劫去，多亏群猴相助，夫妻团圆，恢复了王位的故事。《罗摩衍那》是婆罗门教文化经典，其中主角罗摩是婆罗门教主神毗湿奴的化身，帮助罗摩王子摆平坎坷的神猴自然也是婆罗门文化中的神猴。佛教与婆罗门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谱系，其中的故事和形象一般是不兼容的。因此，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推及到神猴哈奴曼形象也在中国传播，是很难讲通的。由此可见，《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故事是否在我国的民间普遍流传并被吴承恩收集到，就值得存疑。当然，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哈奴曼的故事在中国就一点声息都没有。《西游记》是吴承恩写成的小说作品，是在话本基础上的改造与再创作。“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南宋时就以话本的形式存在，现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词话》便是南宋人使用的话本。它主要讲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的故事。话本不仅把取经的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还把故事的主角转为猴行者。书里还有深沙神的角色，显然是沙和尚的形象，而猪八戒的形象尚未出现。到了元代，逐渐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这从《永乐大典》中引叙的《西游记》的书名可以推断。金院本和元杂剧中也有唐三藏和西游记的剧目，这都是吴承恩再创作的蓝本。南宋与元是海上丝路大开放的时代，中国与印度及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来往频繁。此时，印度婆罗门教在公元八九世纪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改称印度教，而佛教中心已经向东转移。在中国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业文化往来中，神猴的故事也多少会在民间流传起来。泉州著名的开元寺西塔上就有猴行者的浮雕，敦煌榆林窟宋代壁画也有猴行者，而当时吴承恩的《西游记》并没有诞生。另外，在小乘佛教流行的东南亚地区，今天还能看到许多印度教的寺庙遗址，如著名的佛教遗址吴哥或柬埔寨的文化遗产里，还有神猴哈奴曼，这些都说明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丛生性。我们目前确实没有孙悟空来自神猴哈奴曼的直接线索，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并非凭空而来。哈奴曼大闹无忧园与孙悟空大闹天宫有相似之处，只是背景发生了变化，后者直接演化为与神权、君权的斗争。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大闹龙宫的战利品，可以倏忽变大，倏忽变小，甚至细小到可以放在猴耳朵里，这是《西游记》的动人之处，也是一种创新与创造，是哈奴曼身上所没有的神奇，因此并不能因为有了印度哈奴曼的故事在前，就降低了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的魅力与分量。我个人反而认为，孙悟空的魅力更胜一筹。钩沉胡适与鲁迅关于孙悟空原型之争孙悟空的原型是否为哈奴曼，其实早有争论，这个争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广泛提及。1923年，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里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照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史学大家陈寅恪、郑振铎和季羡林都认同此说。但胡适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反对，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再次提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无支祁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怪，像一只猿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力大无穷，常在淮水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将其擒获，锁镇在淮阴龟山脚下。这与孙悟空被佛祖镇压在五行山下情节相类。是耶非耶，各执一词。但我个人以为，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吴承恩是淮安人，又写作过《禹鼎志》，对大禹治水的这段传说可以说耳熟能详，但无支祁明显是水怪，是恶的化身，因此吴承恩也就取其形，并把它曾被镇压的故事演化为取经有关的佛祖，却绝口不提大禹之事。对于猿神猿怪一类，志怪小说里有，《山海经》里的有“棠庭之山多白猿”，海内经则“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的说法，这些不能一律当成舶来品，由于同属灵长目，很容易让人将猴子拟人化，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它重要情节也来源于此。鲁迅向来有“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的小说素材处理说，间接而非直接的道听途说也并非不是《西游记》的来源。因此也不能断然否定胡适的怀疑。观点孙悟空是不是舶来品不重要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除了胡适与鲁迅的上述观点，还有两种说法认为孙悟空有现实原型，一个来自于石盘陀，另一个来自于悟空和尚。石盘陀的说法值得怀疑，石盘陀曾经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庸碌之辈。他伴随唐僧西行的路程不足百里，甚至只是一天半夜，而且居然拔刀威胁唐僧中断取经之行，这倒有点猪八戒的影子。半路出家的车姓悟空，武人出身，是唐代最后一个西行取经者，与玄奘没有交集，但多少会影响到吴承恩对取名的思维选择。但也仅此而已。这些讨论至今余波未消，反映出中国人的某种思维定式。2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杂文《混血的孙悟空》，其时正是东南沿海大开放，思想大交锋的时期，对外开放往往与民族自豪感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欲说还休”的情结。这种情结无疑是在近代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凝结沉淀而来的，表现出两面性，一面要“师夷之技”，一面又担心失去自我。甚至在考古事业中，也总是想证明，中华文明的一切都是独立发生的，青铜器是独立发明的，彩陶也不例外，甚至人种的演化，都希望把元谋猿人与北京人连成一线。这里似乎有一个死结，好像文明谱系的伟大在于它的纯正，容不得哪怕一点外来的东西，但这样的文明世界哪里去寻，又怎么能够成为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呢?把孙悟空看作是一只“混血”的猴子，其实没必要那么敏感，也没那么重要。这是丝绸之路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道理。不管是物质形态的文明还是精神文化形态的文明，有容乃大。回顾丝绸之路曾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在相互交流中再创造。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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