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第一篇：驳《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驳《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比起那些身穿长袍、盘腿打坐，满嘴仁政、自命信息时代圣人的‚新儒家‛们，章东生先生的批评文章更令笔者关注。

章东生，1972年生，安徽池州人，少时家贫，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外出谋生，现在杭州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十多年来，青云之志不坠。心怀天下，苦学不已，自称爱好儒学。

看到‚润民儒学大讲堂‛主席陆声俊先生寄来的章东生先生简历，我感动了。比起今天那些自命的东西方圣人，他没有收到中国老爷们赏钱，也不知道如何在齐鲁摇头摆尾地作秀招财。他看了我翟玉忠的许多文章，筋骨疲惫，在脏乱建筑工地刺眼的灯光下思考了许久，才写出这些批评意见，我必须认真答复才对。

章东生对新法家的批判大致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关于理论，二是关于历史，三是关于未来主张。关于历史，如法家会将一个国家变成军国主义国家之类，似乎是不需要批驳的，如果秦是军国主义国家，西汉也是吗？西周也是吗？因为前者是法家政治的巅峰期，而后者是法家政治的发展期。西汉的黄老政治说到底还是法家政治。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三翻五次地强调，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书》前国人却像章先生一样忘记了。《史记》还特意将法家与道家人物一起作传，指出黄老与法家同体，法家哲学基础就是道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详论曰：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原文：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候，昭候用为相。内修政孝，外应诸候，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原文：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原文：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至于未来主张，‚新法家反对西方的民主，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全民民主，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原则‛之类，需要作专门文章说明。因为新法家不反对西方民主，只是说不能将西方民主神圣化和神秘化。新法家不仅把监督看作是一种权利，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义务；新法家提醒国人要考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其中两个方面最主要，一是全民监督，二是社会功勋制；新法家主张国家应有最高领袖，但原型仍是西方的总统制，即权力受到制衡又有强大威权的国家首脑。

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部分还是章东生对新法家的理论，更明确地说是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批判，他将之归结为四点：1.法治思想，2.功勋制，3.人情论，4.全民监督。这大体是对的，但如果将次序变换一下，就显得更有条理：1.法治思想，2.人情论，3.功勋制，4.全民监督。这里法治思想是指‚道生法，法生德‛，人情论是道家自然主义人性观，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

问题是章先生的写作不是特别有条理。所以笔者只能总结一下他对新法家理论的批判要点：

首先章先生认为秦律没有可操作性。比如说‚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者，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者，罚战甲二件‛这一条，假如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一个盲人倒霉地站在一百步之内也要受罚吗？这样的法律岂不太残酷？章先生，法家的法治原则很重要的一条是‚简令谨诛，必尽其罚‛，这句话出自《韩非子〃扬权第八》，意为简明法令，谨慎诛罚，该罚的都一定要罚。法家是反对滥加刑罚的。从出土的秦律中我们能看出来，什么条件下当事人负有连带责任，什么条件下不负有连带责任，条文是很详尽的，目的就是为防止滥杀无辜。

秦国实行法家政治后，到底是成了大监狱还是成了‚道不拾遗‛的圣世，自古就有两种见解，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史学家斑固，后者是信黄老法家的司马迁。我想自我辩解的是，这个‚道不拾遗‛不是我强加给秦国的，而是司马迁。按照常理，假如秦国实行了法家政治就成了大监狱，那秦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力，相当严谨的司马迁当不会信口雌黄。

事实上在儒家内部，对秦政赞赏有加的也大有人在，哪怕这些人都要在最后愚腐地指出秦国少道德导师儒或打仗实行‚兵不厌诈‛之类的缺点。李白的老师赵蕤在《长短经〃臣行第十》中引西汉大儒刘向的的话说：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像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像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原文：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历史上荀子、刘向那样承认秦国强大存在制度基础的人很多，这也是笔者研究法家的出发点。小时侯上学，我们就受秦国是残酷政治的影响，后来思维产生锁定效应（Lock In），长大后很难再改变。陕西一位工程师曾打电话给我说：‚翟先生，一次偶然机会看了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又去参观秦时的历史遗迹，才悟到小时候读的书是假的，真感谢你们新法家啊！‛

章先生，你针对秦国说：‚无论是东方哲人还是西方哲人均都指出‘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都仅仅是权术，而不能称为法’。‛事实上秦国是讲礼义的，司马迁不是说法家‚皆原于道德之意‛吗？出土的大型秦墓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法家讲‚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辩证思想，这和儒家相信以圣人为榜样，‚以德生德‛，甚至‚以德生法‛的治国理念不同。

章先生对新法家的另批评是功勋制，说功勋制一要首先进入政治体制，二在现代社会没有可操作性。你说：‚功勋制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政治体制，不进入体制也就无法建立功勋。我不客气地说，翟玉忠先生所有的论说都是为了影响当政者，以图自己能进入政界一展抱负。但你并没有功勋，仅仅以言论就想能进入政界，你的主张与你的行为是不是背道而驰。‛

一个普通的士兵，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获得社会功勋参政（武爵武任，粟爵粟任），怎么能说得到功勋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进入政治体制呢？战国时代是一个‚布衣驰骛‛的时代，就是说普通人参政的机会多了，有大展鸿途的机会了。

说到自己，我以前是体制内的，但很多年前就出来了，成了体制外的脑力打工仔，时髦的话叫公共知识分子——游戏春江，冷暖自知，哪里想到过货卖帝王家呢？

至少已经有几个朋友找到我，私下劝我：先生这些东西皆治国法器，历代法家反官僚多自伤，先生当苦坐书斋以自保。

由是喜欢读《韩非子〃问田》，上面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当时堂谿公要韩非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以免如吴起一样被肢解，商鞅一样被车裂，韩非回答说：

‚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原文：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除了错误地将社会功勋制单纯地理解为军功制（主要还是事功），在实践层面，章先生同许多人一样有疑问？如果大家读读出土的秦律，可能就会被当时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精细而折服。在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些是关于仓库管理的，仓库管理的效果显然很容易确定。比如以下条文：

仓房门闩不紧密的，可以容下手指或用以撬动的器具，成例应罚一甲。（原文：實官戶關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貲一甲。）

仓房门扇不紧密，谷物能从里面漏出，成例应罚一甲。（原文：實官戶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貲一甲。）

空仓里有草垫，垫下有粮食一石以上，成例应罚一甲，并罚负责监管的令史一盾。（原文：空倉中有薦，薦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貲一甲，令史監者一盾。）

仓里有多少鼠洞就应论处及申斥？成例，有鼠洞三个以上应罚一盾，两个以下应申斥。鼷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原文：倉鼠穴幾可（何）而當論及誶？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貲一盾，二以下誶。鼷穴三當一鼠穴。）

前不久，一位小学教师找到我，说新法家主张社会功勋制好。她告诉我，上学期暑初开学时，校长说只要一个班卫生、体育、纪律、学习成绩综合考评第一，班主任就自然获‚优‛。等到这个学期结束时，这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自己班综合考评成绩第一，但结果校长却将‚优‛给了自己的小情人和一位老教师，原因是那位老教师要退休了，需要‚优‛！显然，在这位老师的心中，社会功勋制并非难以理解。

秦汉律中不同职业的评判标准有极大的不同，边防军人、养牛的人、管理漆园的人的评价体系迥异。在当今这个复杂社会，私营企业家作了事功，当然要获得社会功勋的，据史记，秦始皇时代的私营企业家受国家褒奖的人不在少数。至于办报人，我想那些买CNN节目的办报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获得社会功勋的，凭一个没有经过实验的‚科学论文‛获奖的科技工作者越少越好——儒家书斋清谈‚治黄策‛的风气在中国学术界何时方能结束？

谈到人情论，章先生认为：‚孔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以取义。’在这样一个以道德信仰比命重的人面前，你的人情论就失去效应，苛法根本没有用。‛就如前面讲到的，法家主张舍生取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公利，而不是一己之私利，这是法家尚公思想的核心所在。法家讲人皆趋利避害，目的是将人的私利引向社会整体利益——不是单靠道德榜样的力量，主要是靠法律；不是靠死去的楷模，而是靠活着的法律！

现在新儒家讲‚性善论在政治上以三重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人意的合法性互相制衡。‛问题是这些合法性根本就无法衡量，那些学术骗子自称现代圣人，可他们对儒家的理解远远不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主任李申先生深刻（读他的《简明儒学史》如饮甘露），李申不当圣人，说自己的儒学研究者，你说怎么办？按新儒家自己的主张，新圣人自然可以加入到国家政治精英集团之中，这是什么逻辑——他们还比不上夏侯胜，连儒家经典都不认真学，读了一天《论语》、两天《尚书》、三天《春秋》，就穿着长袍马甲，胡乱往西方学术上靠，又回头自称国学家！

章先生通过陈胜起义的例子，指出：‚一个大国从上级到底层，信息的传递必然有大量的选择性丢失，尤其在政体按人性趋利避害原则建立时，下级按机会成本自算，只能是上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上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谓报喜不报忧，最上层得到的多是失真的信息。‛至于秦二世如何背叛法家、自我麻醉的事，还是读读《史记》好些，上面记载得很详细；这里主要涉及全民监督，这个制度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周官相监‛，让那些今天‚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官员不再敢骗人——我当过调查记者，深知那些底层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不愿意为上层贪官隐瞒真相，当然，在儒家亲亲相隐，官官相护的体制下就另当别论了。

章先生还担心全民监督和重其轻者会导致人们互相诬陷和犯罪率激增，政府工作量加大，无法运转。重其轻者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初期犯罪率会增加，但很快会使犯罪率减少，全民监督也包括对诬陷的监督，这方面法律我们在秦律中能看到详细条文。

最近易宪容先生写了篇关于股市内幕文章（易宪容，《内幕交易时代》，载《环球财经》，2007年第6期），提到美国是如何治理内幕交易的，他主要总结了两点，一是处罚严厉，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内幕交易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最多可监禁25年或处以罚款；二是证监会可以将内幕交易民事罚款的10%奖励给举报者，以此来强化市场监管机制的广泛性——美国人不可能在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全民监督和重其轻者，但他在实践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法律才能治理好股市——特别是在经历上个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之后。

顺便说一下，大萧条期间美国从中国学到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农业政策，他们不懂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却从王安石的‚新政‛中学到了常平仓政策，并应用到美国自己的‚新政‛中。二战中，宋美龄女士到美国为抗日战争寻求支持，罗斯福总统亲自告诉她，美国农业政策来自中国常平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在日记（1943年2月25日）中写道：‚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是多么地感兴趣，她已经听总统讲，我们的农业计划部分根据的是中国哲学。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书，‘孔子的经济原理’得到‘常平仓’概念的。‛华莱士指的是《孔子的经济原理》一书记述的宋朝法家代表人物王安石的常平仓政策。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外国人拿去用了，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中国学人的耻辱啊！大学问家，敦煌学家姜亮夫老先生曾经说过：‚连先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被外国人强占去，这是我们的耻辱。一个读书人应该知耻，耻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东西被人抓走了还不晓得。‛（姜亮夫，《敦煌学概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9月）

章先生，您反对新法家努力挖掘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不能连外国人在现代还应用并证明有效的东西也反对，儒家不是最讲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吗？读书人不能不理解自己的文明，中国知识分子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积累的自卑感什么时候才能最终消除，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的历史何时才能结束，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当努力啊！

作此文，与章东生先生共勉。

第二篇：评夏津法院赵玉新判决书

评夏津法院赵玉新判决书

（本文兼赵玉新辩护词）

本辩护词将不采用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解析，而是基于常识、法律原则及法律规范。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而经验就是指常识。法律不是随心所欲致人入罪的工具，而要符合人类的基本理性。如果一份判决是反理性，反常识的。那么其法官一定与罪恶有份。

通览赵玉新的一审判决书，罗织罪名，错误百出，违反常识，以下将逐一评赏。

一、关于敲诈勒索罪。

该判决说罗列了三个事实，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本院认为：被告人赵玉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上网发帖、在单位门口举牌子照相制造影响为手段，敲诈单位和个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在刑法里“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从以上判决书结论与法律规定可知，该判决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上网发帖、在门口举牌照相、申请示威游行（判决书前面提到）均属于使用刑法规定的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都构成犯罪。

上网发帖、举牌照相、申请示威游行其实质均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上网发帖、举牌照相属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其上网举报工商局还是《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有对任何单位和个人监督、检举、揭发、控告的权利。游行示威不仅仅是公民政治权利，而且还有《游行示

威法》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即使是立法都无权剥夺，却在夏津县成为了赵玉新犯罪的事实。而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也确实会对一些人和单位构成威胁，那就是其揭发的正确、有理有据。如其揭发错误，绝不会构成威胁，对于民事主体仅仅是侵犯了名誉权。对于公权力机关甚至连名誉权侵犯都不构成。行政行为本应该在阳光之下，行政行为违法，甚至涉嫌犯罪时，对其真相的监督及揭露，的确会对其继续违法构成“威胁”。该“威胁”不仅仅是法律允许的，而且是鼓励的，这是建构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基础。夏津县法院此时却站到了公民行使权利的另一边，其目的和动机值得审查。

该判决书认定敲诈勒索罪有三件事，以下逐一评价：

（一）“ 1、2009年6、7月份，被告人赵玉新在向夏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写信举报永基花园地产开发商违规售楼后，采取在互联网上发帖反映夏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不作为、乱收会员费、违规使用会员费，并申请示威游行的方法要挟该局。经夏津县工商局副局长李洪军协调，被告人赵玉新要求工商局退回2004年县工商局因其违规经营对其的10000元罚款。县工商局经研究决定，为消除不良影响，同意被告人赵玉新的要求。2009年11月30日，被告人赵玉新在夏津县工商局市场管理所以卫生费的名义支取10000元后，即从网上删掉了有关县工商局的帖子和示威游行申请书。”（判决书原文）

该事件中，赵玉新先是向工商局举报开发商违法，之后因为工商局未查处，而在互联网上发帖：“行政不作为、乱收会员费等”，公民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有很多种方式，而自由表达方式是最天然和基础的方式，互联网仅仅是表达的一种渠道。工商局为消除不良影响而被敲诈显得非常荒谬，如果赵玉新所反映的问题是错的，那么对工商局造成的不

良影响根本不足一提，每天互联网上蔓延着大量的政府负面信息，公权力机关天然的需要被批评和严格对待的，也同时需要有被误读的宽容。这是公权力机关天然当具备的属性。并且动用公权力来澄清事实的能量，远远比一个公民在网上发几个帖诬陷能力大很多。几个错误的帖子岂会对政府造成影响，以至于工商局可以拿出我们纳税人的钱来消除影响吗？。如果赵玉新发帖内容有理，工商局当积极改正才对，更没有理由拿出我们纳税人的钱来消除影响。很明显，真正涉嫌犯罪的本应该是本案工商局才对，工商局居然可以如此随意处置国家的财产，让人震惊。夏津法院当向检查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而此时我们却看到该法律责任却转嫁到了一个行使监督权的公民身上。

申请示威游行居然在本案中认定为“要挟”的方式，荒谬到让我一时无言以辩。如此行为都是犯罪，那么中国每天有大量的人都是从事犯罪活动，向公安机关申请游行是要挟，那么向法院起诉是不是要挟呢?向公安机关举报、控告是不是要挟呢？夏津法院简直要颠覆我们60年才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在此强烈要求二审法院向检察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对该一审主审法官、厅长立案调查。

（二）“2009年11月份，被告人赵玉新以夏津县人民医院对其亲属纪庄村村民纪彩忠的治疗延误为借口，采取在互联网上发帖反映县医院管理有问题等手段，迫使县人民医院退还纪彩忠治疗费用79600元，被告人赵玉新从中获得10600元。”（判决书原文）

（三）、“2010年3月份，被告人赵玉新听姨妹王芹告诉在向县农行贷款时，银行职员孙桂峰、程显峰向其索要数千元的钱物。同年4月份，被告人赵玉新以此为借口，采取雇佣他人在夏津县农业银行门口打标语

牌照相、示威等手段，敲诈孙桂峰现金18000元，程显峰现金10000元，被告人赵玉新从中获得6000元”。（判决书原文）

因为

（二）、（三）有共同特征，一起论述。

两事件共同特点是均属民事纠纷，而且在在这两个民事关系中，赵玉新所代表的自然人方都实际处于劣势，赵玉新不属于直接当事人，赵玉新也没有直接从相对方获得利益。完全属于帮忙性质，而其也只是采取了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维权方式，通过网络曝光的方式来进行权利救济。并且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该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具备正当性。如果，赵玉新的网络发帖有污蔑的情节，也完全可以通过民事纠纷的救济途径解决。以此定罪，实在是公权力干涉公民社会的表征。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2008第5集）已经对此有明确指导：“提出索赔的数额虽然巨大，但是基于民事争议而提出，因而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其二举报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手段，而是争取争议民事权利的一种方法”赵玉新帮助亲戚通过上网的方式索赔，是在行使正当权利。况且，两个案件中，医院与银行都有明显过错。我们从案卷中看到：赵玉新的亲戚到该医院看病，最后成为植物人，整个过程都有明显违规之处，医院本当积极赔付，此案中却仅仅免去医药费。农行贷款一案，据赵玉新的供述中表示：银行存在明显的违规，并且侵犯到他们合法权利。他们打标语照相，固然不是一种现代社会提倡的表达抗议方式，但绝不涉及犯罪。如果维护自己权利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那么法院岂不是一个敲诈勒索最集中的地方？

二、关于寻衅滋事罪

法律中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寻衅滋事罪是由过去的流氓罪衍生而来，主要是打击小流氓、地痞的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的行为。

从赵玉新一贯的言行来看，很显然不属于该罪打击的范围。赵玉新通过自学法律，对当地政府、公安、法院、医院、信访行使公民的监督权，并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虽然，赵玉新确实与一审判决书列举的人发生冲突，但都是事出有因。不能因为与别人发生冲突就定罪。第一次与王泽琳冲突，案卷中已经充分显示：王泽琳是在逃犯。赵玉新曾与警察一起前往抓该逃犯，但未抓到。第二次赵玉新发现该人后，将其扭动到派出所。但一审判决完全回避该重要事实。如果抓逃犯认定为寻衅滋事，并判刑。那么该法院的内在逻辑是鼓励作恶，打击从善。第二次与第三次均事出有因，并且所谓的受害方都自己表示“事出有因，孤掌难鸣”，并已和好，不愿追究。可见，无论是什么原因，赵玉新绝不是无事生非。而夏津法院却对赵玉新以寻衅滋事定罪。很明显这是用心良苦的罗织罪名。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815页）：应注意将寻衅滋事与因民事纠纷引发的闹事行为区别开来。一些公民因民事纠纷或个人恩怨在公共场所殴打、辱骂，在路上拦截、追逐他人，或为索要债务而强行拿走、毁坏、占有他人财物等行为，虽然在行为方式上与寻衅滋事罪相似，但都事出有因，没有无事生非、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不能作为寻衅滋事罪处理。

三、程序违法

一审过程中，多处明显违反程序。

（一）一审过程中，赵玉新提出在审讯的时候有酷刑的情况，并要求验伤，一审法官故意忽略伤痕。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

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很显然，该程序一审法院完全忽视。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百八十三条：“宣告判决，应当一律公开进行”然而，本案的一审宣判却是秘密的在看守所里进行，被告的亲属，甚至辩护律师都无法到场。肆无忌惮的违反审判公开原则。

综上所述，赵玉新不仅仅无罪，这位仅有初中文化的山东男人为了民众权利而四处奔走，宣誓要“以生命为代价捍卫土地”，不畏权贵、为民请命。这些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而这一切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勇气和信念，也是建构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品格基础，把这样的人送进监狱实际是把法治送进了监狱，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终究会发现自食其果。愿二审法院尽快无罪释放赵玉新。

此致 德州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