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哪四次政治局会议最终巩固了毛泽东领导地位

第一篇：长征中哪四次政治局会议最终巩固了毛泽东领导地位

长征中哪四次政治局会议最终巩固了毛泽东领导地位？

2015年03月15日 10:5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李宇博

核心提示：经过了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陈福村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旧址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李宇博，原题为：《长征中确立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四次政治局会议》

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并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该《决议》首先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基本上是错误的，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次，《决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错误。最后，《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赋予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在军事方针和作战战略上选择了毛泽东的方案，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并写进了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的地位从此有了历史定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二、扎西会议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离开遵义向北转移。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沪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北上的红军部队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在28 日的土城战斗中失利。由于毛泽东的提议，经过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西向云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

1935年2月3日到2月6日，红军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人称“鸡鸣三省”地区）。2 月5 日到9 日于威信县境内3 个不同地点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又称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很少，内容大致有四项。其中两项是遵义会议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书记；二是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三项内容是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兵遵义地区，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第四项内容是决定对部队进行精简缩编，并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会议最大的变动在于博古交出了中央总书记的权力。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一个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指博古）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叙述。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当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张闻天主要负责的是党政工作，而实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自然就成为辅佐他的军事指挥了，因此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陈福村会议

1935年3月4日，前敌司令部成立，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周恩来仍是规定的最后决策者，但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3 月10 日，在狗坝（今苟坝）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当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11 日，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又一次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响，红军强行攻击与自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后，中共中央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严重失利，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陈福村会议。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找到张闻天，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提议成立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来全权指挥军事，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这个新的三人团在陈福村会议上得到了确立，从而也使毛泽东重新成为军事总指挥之一。

四、毛儿盖会议

陈福村会议后，中央在新三人团的指导下重新选择了作战计划，取得了“四渡赤水”战斗的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召开过好几次政治局会议，包括5 月12 日的会理会议、6 月26 日的两河口会议、7 月21 日至22 日的芦花会议和8 月3 日至6 日的沙窝会议。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根据地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同时，这次会议也公开暴露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在这半年里，张国焘想夺取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野心日渐暴露，在杂谷脑会议上，他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线，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拥护。会议尚在进行，他就给中央发电报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以个人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于7 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面对张国焘，周恩来作出了让步，但毛泽东却丝毫没有退却，因为这关系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已经严重地感觉到张国焘带来的威胁。

1935 年8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松潘县附近的毛儿盖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周恩来病重缺席，军事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成为“三人团”里的实际决策者，而三人团是当时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力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就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方向作报告，他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同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认为张国焘向西的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极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尽管党的最高负责人仍是张闻天，但军事指挥权已完全由毛泽东所掌握，他也就在实质上掌握着党的命运。张闻天曾在1943 年的《反省笔记》里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经过了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陈福村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和方针领导下，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