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理群：知识实用化+精神无操守=大学教育的堕落
钱理群：知识实用化＋精神无操守＝大学教育的堕落
钱理群:大学的“坚守精神”
总第219期
摘自《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参见“《财经》9月荐书”
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 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就以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为例，它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创作的实践。这样 的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转化、提升为知识、学术，成为一种精神资源，进入大学课堂，建立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 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这样的体系化、规范化的知识、学术和精神资源，作为一门课程进入课堂，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通过教 师的传授与学生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大学的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长期以来，我们不加分析地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 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这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 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 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 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 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为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 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失范的时代，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和不可抵挡的世俗化倾向，坚持 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理想，坚持精神和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与学术的追求作 为自己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 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这样的呼吁，就很有几分悲凉的意味；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 的呼吁不仅更加迫切，而且其悲凉意味也愈加浓重了。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 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 力。我说过，上大学，就是“练内功”。这就需要外在环境的安静和清洁——许多大学都建在城市的郊外，特别幽静的校园，还要用一堵围墙和外界隔离，其中的道 理是颇耐寻味的。大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身处这样的校园，人可以沉潜下来，沉潜到历史的最深处，沉潜到学术的最深处，沉潜到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最深处，沉潜 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这是一种生命的“洁身自守”。“洁身”，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修身养性”，就是培育自己的人性的根本，做人的根本，处世的根本，保持 生命应有的清洁和纯正。“自守”，就是守住基本规范——求学、治学的规范和做人的规范，一切有不受外界压力和诱惑左右的，绝不放弃，绝不让步、妥协的一定 之规，这就是“定力”，这都是“内功”，内功练好，就有了沛然之“气”：做学问的底气，做人的底气。底气足了，厚实、厚重了，再到社会上去，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并且为社会有效地服务。——当然，也还需要继续“练功”。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 力。而且还有“理论”，其实质就是实用主义，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可靠，都可以放弃、抛弃。这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 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导致的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第二篇：钱理群谈五四精神(免费)
钱理群谈五四精神：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日前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别举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百名学者齐聚燕园，探讨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会议期间，北大教授钱理群、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鲍国华等接受新浪访谈，畅谈他们对五四精神的看法。钱理群教授认为现在谈五四更多强调其科学、民主与启蒙，但同时还应警惕科学和民主极端化，从而忽视人本身的自由与平等。以下为访谈实录：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五四
主持人：在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来纪念五四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理群：从五四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很多人都反复谈到一点，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评价。社会上有些人、有些力量因各种原因否定五四，而这批人恰好认为五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学术的角度，学者要善于把现实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这是从学术角度产生的冲动；进一步从学理上讲，这次会议是从学理层面来回应社会上对五四的各种批评，但绝不是辩护，而是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来揭示五四的各个层面，从各个角度来升华问题，这是此次会议最大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因为北大是五四精神发源地，新文化运动主要发起者都是北大人，我们通常讲五四精神是和北大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北大来讲，这些年也面临着北大精神的一些危机，因此由北大组织这个活动，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五四的问题，也是解决北大自身精神的问题。最后从中文系的角度而言，中文系很少组织活动，所以这一次也是中文系建设中一个重要措施。所以现在来纪念五四，一个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还有对于北大精神和中文系自身建设的意义。
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主持人：钱老，您刚才提到目前大家对五四精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概念即启蒙、科学和民主，在我看来实际是遭受到几个方面的挤压。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五四“启蒙、科学和民主”的否定思潮。我认为这种思潮来自三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现在有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认为科学、民主、自由、人道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拒绝。
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想法，或者叫民族主义思潮。认为五四是用西方的思潮——科学、民主、启蒙来批判传统。这实际上和前面也有内在的联系的，找中国特点就是把西方的都丢掉，自己回到传统里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觉得五四是重新固定价值，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把五四看成是一个文化断裂。
还有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或现代的观点。因为启蒙、民主、科学这个确实是现代一点的东西，现在从后现代来讲对民主的启蒙也有一种反思。这个反思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呢？这次会议也谈到了，比如王富仁老师会议发言时所说：五四精神象征着科学民主，这里还有对科学民主的理解的问题。有一种理解就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科技民主，为什么要科技民主？目的就是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样一种国家主义层面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科技、民主的一个误解和误读，而且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科学崇拜，从而导致相对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鲁迅当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即物质主义、科技主义，这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把科学发展变成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时候，这就是走了极端；民主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把民主发展到极端的话，就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导致自由和平等的不平衡，这里就存在着民主崇拜的问题。
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鲁迅的五四传统，因为鲁迅恰好就说，他既坚持科学、民主、启蒙，又超越科学、民主、启蒙。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们今天谈到的五四传统，其中更应该重视的是鲁迅这样的一种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既要继承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主持人：您觉得五四精神除了刚才说的启蒙、民主、科学，其他的一些价值还体现在哪儿？
钱理群：五四也有自由、人道主义、平等。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道、平等。如果丢掉了自由和平等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的，所谓坚持五四超越五四，就是要呼吁这种五四精神。
主持人：您觉得这90年来五四精神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有哪些？这90年来它的影响有没有弱化？
钱理群：我们现在讨论五四是很有意思的，五四的影响始终成为一个焦点，这个跟鲁迅讲得也非常相近：一方面质疑，一方面影响。我们今天仍然谈论它，这恰好说明它非常重要。有需要继承和坚持的，有需要超越的。
五四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人
主持人：当年五四时期青年的那种责任与爱国精神也是广为传颂的，您觉得今天的青年在爱国主义方面如何更好的体现呢？
钱理群：现在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思潮，就是把五四解释为五四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五四传统等同于爱国主义传统，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准确：
其实五四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因为五四爱国运动就指1919年5月4号那一天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之前就有而且之后也有，两个有联系，但是又有不同的意义。
爱国学生运动当时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有非常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五四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里面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爱国主义怎么理解？什么爱国主义？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东西，这是国家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在五四时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它要牺牲个人的利益。鲁迅他们认为什么是现代化？国家富强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国富还得民富，国强民不富是不行的；另外即使国富民强，还要有人的精神追求，人的个体自由。
我的思想受鲁迅思想影响的，强调立人、人的精神、个体的精神自由，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我的一个彼岸的目标。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我更重视精神，我觉得人根本是个精神动物。
现在年轻人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因为没有更高的追求以后，就很容易依托在国家这个精神层面上，所以我认为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问题。当然，我们绝对不反对爱国主义，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理所应当。你是中国人，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国家主义来说，我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这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您觉得该如何来纠正这种思想或者扭转这种危机呢？钱理群：所以这个会议特别让年轻人来听，本来就能起到这个作用，通过对五四精神科学的阐释，可以作为年轻人的精神食粮。有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这样一套理念的话，至少你的爱国主义更丰富了。爱国是没问题的，但是除了爱国还要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对五四的研究，学理的研究，学科的研究，通过科学理性重新认识历史，然后再来面对现实。
主持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文学，那么您对当下的文学氛围您满意吗？
钱理群：这有一个过程，五四时它是强调人的问题，但是后来文学比较强调社会功能、教育功能，从而忽略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肯定就会忽略文学的个人性，这就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危险，就把五四的传统给丢了。而当下文学又过分强调个人化，过分强调娱乐化。
主持人：又忽略了社会性。
钱理群：我们现在有一个毛病，思维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强调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就忽略文学娱乐性；强调文学娱乐性就忽略了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忽略了人的个体。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多元的文学体系。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五四呢？现在缺的就是五四时的文学，即关于人生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文化断裂绝不是五四的产物
主持人：有人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对传统的批判，导致了一种文化断裂，您怎么看？钱理群：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鲁迅的文学，它对传统是超越的，不只是继承传统，还有全新的创造。必须要看到五四运动是有创造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存在文化断裂的问题，但这绝不是五四的产物，现在如果把问题都归到五四是不对的。另外，你们这一代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商业化，商业化容易导致肤浅化；同时还有网络上出现的信息爆炸等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问题，现在要求你们全部再像鲁迅当时那样读古书、读诗经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我们怎么样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完全回到传统是不行的，既要不割断传统、继承传统，又要同时接受更新的东西不太现实，因为新的知识太多了。
大学不独立 学术不自由
主持人：钱老师刚才您也提到，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不可分割，您觉得北大乃至当下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就是大学不独立，学术不自由，所有的学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体制化、行动化和商业化。
第三篇：钱理群：大学是人生的盛夏
钱理群：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
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
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因此所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实际上是如何设计自我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大学期间自我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周作人对知识结构的设计能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我们的知识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认识人自己。要围绕着认识人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周作人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读书：第一，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因此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医学知识；第二、要认识人类就应该学习生物学、社会学、民
俗学和历史；第三、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学习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第四、“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第五、“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他说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门，同时又是一个杂家，周作人提出的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学期间我们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怎样打基础呢？我有这有这样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学好几门最基础的课程。一个是语言，包括中文和外语，这是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的学习，你们的外语水平都比我强得多了，我非常羡慕。但是却忽略了对中文的学习，包括许多学中文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有文章写不通，经常出现文字、标点的错误。有一些学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这样一个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语，造成母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越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问题越严重。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要通一门或者两门外文，不能偏废。在注意语言的同时，还有两门学科的修养值得注意。一个是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的思维对人很重要，无论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要用哲学的思维考虑问题,有没有哲学思维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数学,数学和哲学都是最基础的学科，也同样关系着人的思维问题。当然，不同的专业对数学和哲学的要求不一样。比如学经济学的人，必须有很高的数学修养。对学中文的人，数学修养虽然不必那么高，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修养，数学是训练人的思维能力与想象力的。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学科的所有学生都要打好一个语言、哲学与数学的底子。这是关系到你的终生学习与终生发展的基础。
第二方面，必须打好自己专业基础知识的底子。我认为在专业学习上要注意两个要点。一个是要读经典著作。文化讲起来非常玄、非常复杂，其实都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著作生发出来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中国早期的文史哲是不分的，中国的文史哲、中国的文化其实都是从几本书生发出来的，就是《论语》、《庄子》、《老子》这几本书，看起来很简单，但以后的中国文化就是由这些原典生发开来的。我带研究生，尽管学的是现代文学，我也要求他们好好地读《论语》，读《庄子》，读《老子》，有时间还要读《史记》，学文学的要读《文心雕龙》，就这么几本书，并不多。当然，这属于补课，按说这几本书，在大学期间就要下功夫好好地读，把它读得比较熟。读的时候最好读白本，读原文，千万不要去读别人的解释。必要的时候看一点点注释，主要应该面对白本原文、面对原著，你反复读，读多了自然就通了。有这个以后你的学术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而言，我就要求学生主要要读三个人的著作：鲁迅、周作人、胡适。把这三个人掌握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你就拎起来了，因为他们是领军人物。专业学习要精读几本书，几本经典著作，在这几本经典著作上必须下足够功夫，把它读熟读深读透。这是专业学习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掌握专业学习的方法。通过具体学科、具体课程的学习，掌握住专业学习的方法。这样在专业方面，你既打了基础，有经典著作做底子，同时又掌握了方法，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去不断深造了。我刚才说过理科学生也要学文，那么学什么呢？我也主张读几本经典。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几个原点性的作家、作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他这个民族是家喻户晓的。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到这些原点性作家这里来寻找思想资源。比如说所有的英国人都读莎士比亚、所有的俄国人都读托尔斯泰、所有的德国人都读歌德，每个民族都有几个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这些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是这个民族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必须了解的，也是这个民族的知识的基础、精神的基础、精神的依靠。具体到我们民族，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大体可以读这样几本书：首先是《论语》、《庄子》，因为这两本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最早的源头。第二，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就必须读《诗经》、《楚辞》，还要读唐诗。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高潮时期，唐诗是我们民族文化青春期的文学，它体现了最健全、最丰富的人性与民族精神。第三是《红楼梦》。这是总结式的著作，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个是鲁迅，他是开现代文学先河的。我觉得理工科学生即使时间不够，也应该在以上所谈的那四五个至少一两个方面认真读一点经典著作。我建议开这样的全校性选修课，你们修这样一两门课。有这样一个底子，对你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第三方面，要博览群书。要学陶渊明的经验——“好读书不求甚解”，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随便翻翻”，开卷有益，不求甚解。在北大有无数的讲座，我鼓励我的学生都去听讲座，听多了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听课的有一半的是旁听的。课堂上老师姑妄讲之，学生姑妄听之。你睡着了也不要紧，懵懵懂懂也听到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就能让你受益无穷。我们曾经开玩笑，也是北大人比较自豪的一点，说“我们的学生就是四年睡在寝室里不起床，他听也听够了。”因为那地方信息广泛，什么消息、什么人都有，听够了出去就可以吹牛。你不要看是北大学生就怕他，他虽然什么东西都知道一点，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听来的。他虽然不求甚解，但他知道一点儿就比你高明。所以你们每个人底子打好了，然后就博览群书，知识有的是读来的，有的是听来的。人才是熏陶出来的，是不经意之间熏出来的，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我做王瑶先生的学生，王先生从来不正儿八经给我们上课，就是把我们带到他客厅沙发上胡吹乱侃，王瑶先生喜欢抽烟斗，我们就是被王先生用烟斗熏出来的。我现在也是这么带学生，我想到什么问题了，就让学生到我家的客厅来和他们聊天，在聊天中让学生受益。真正的学习就是这样，一边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基本的经典读熟、读深、读透，一边博览群书，不求甚解，对什么都有兴趣，尽量开拓自己的视野。从这两方面努力，就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如果你还有兴趣，那么就读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就要进行专业的训练，博士生在专的基础上还要博。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根据不同的人生阶段来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四篇：读“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有感
读“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有感
怎样度过大学四年？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我的大学有着无限的憧憬。我想着，上大学，我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好学习、争取拿奖学金，打球、锻炼身体，常去图书馆看看书等，或许，我还可以收获真爱。
两年将尽。一日又一日虚度，只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遗憾。读罢钱先生“如何度过大学四年”一文，确有感触。
钱先生该篇文章，向我们提出了八字箴言——“沉潜、创造、酣畅、自由”。
“沉”即沉下自己那颗浮躁的心，“潜”在我看来，则是直视自己的内心。“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是钱先生的表述。要沉潜，而且要十年，就是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时的那句“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我们应该躬身自厚，潜心研习，不能犯险急躁。“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成功的做成事，必须“沉潜”！
“创造”，是知识与智慧共同作用之下才发生的动作。怎么创造，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以婴孩的眼睛去探索这个世界，养成好奇的习惯。但也需要懂得调和。盲目无益的好奇心是会将人引向歧途的，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在了解天下常事的基础上，任由自己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吗？ “酣畅”就要求我们有高远的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忘我的专研基础专业知识，打好终生学习的底子。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建立其合理的，健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由”体现在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地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它仅指思想、言论的自由。其实，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什么！听过这么一句话，只要你还留在地球上，你就不是自由的。的确是这样呢。
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一颗平静的心和静谧的时光了，值得庆幸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拥有。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学习，一起为剩下的生命积累下属于这个时期特有的东西吧。
第五篇：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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