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

第一篇：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

风险社会理论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理论为代表。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中的风险不断，更重要的是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风险社会是关注人类未来的社会。（徐艳晴-p32）

风险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众多社会现代化努力方向的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如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核污染、电子污染等）、环境风险、金融风险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震荡等等，一旦发生，就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作为现代性本身后果的诸多社会风险也同样是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所同样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的汶川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南方雪灾以及去年的海南的40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等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抵抗突发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还需要提高，启发我们政府及社会组织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在实践中，要求政府及社会做好灾害的应急预警和预防，做好自然灾害前的应急动员工作。（徐艳晴-p34）

第二篇：第五讲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生)

第五讲

贝克

一、贝克其人及其主要著作

1、个人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德国社会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社会学杂志百年访问教授。

贝克1944年5月15日出生于斯武普斯克市的波美拉尼亚镇[④]。1966年，贝克进入弗赖堡大学（Freiburg）学习法律，但在第二学期，他就转到慕尼黑大学（Universität München）主修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1972年，贝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PhD），并留校任职。1979年，晋升为讲师。1979年—1981年，贝克担任明斯特大学（Münster）教授，1981年—1992年，担任班贝格（Bamberg）大学教授。自1992年起，贝克开始在慕尼黑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任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9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请贝克为英国社会学杂志百年访问教授。

1980年以来，贝克一直担任《社会世界》（Soziale Welt）杂志的编辑。目前发表文章150多篇，著有多本著作。1995年至1997年，贝克曾担任德国未来委员会的委员[⑤]。1999年至2006年，贝克担任的德国研究协会（DFG）自反性现代化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贝克获得众多国际奖项和荣誉，如1997年，获得慕尼黑市文化荣誉奖，1999年，获德—英论坛奖，2006年和2007年，贝克分别被意大利的马利拉塔大学和西班牙马德里联合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头衔。

2、代表著作 《风险社会》、《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批判性争论》、《个体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和政治后果》、《全球的美国—全球化的文化后果》等等。

二、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U.Beck)是一位特别关注风险社会、生态启蒙、生态政治和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于1986年在德国出版，接着于1991年出版了英文版；他又于1999年出版了另一本英文版论著《世界风险社会》。[①] 这两本书的中文版于2004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其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用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关于风险的争论 1、20世纪50年代

主题：核能（安全使用和评估）

主体：专家和管理员（公众被排斥在外）2、20世纪60年代

主题：全球环境和核危险（社会承受力）主体：专家和公众 3、20世纪70年代

主题：从对技术经济的争论到对新旧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争论 主体：公众 4、20世纪70年代迄今 全球风险社会

关于风险的争论经历了从专家和公众对技术和环境的关注到对社会的制度基础的关注的转变，工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后果转变为全球的生态困境，揭示工业社会本身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

“风险社会”是贝克首次系统提出来的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所以，现在的风险与古代的风险不同，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

（一）风险社会的概念

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称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风险既非毁坏也非对安全的信任，而是“虚拟的现实”；（2）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风险直接地和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和生活是否可容忍的标准相联系，它涉及“我们想怎样生活？”这一价值判断；（4）“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暴露了国家——政府控制风险能力的匮乏；（5）当代的风险概念关涉知识(knowledge)和不意识/无知识的某种特殊的综合；（6）新的风险类型可能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7）日常的认识遮蔽了危险的传播和活动，因此知识和风险的潜在影响之间存在差距；（8）风险社会的概念消除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相当有潜力的，因为它阐明了三个尖锐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害技术的无处不在以及还原主义科学研究的缺陷。由于没有能够找到有效控制的制度性控制手段，也没有认识到还原主义科学的局限性，整个社会因为技术的威胁而惶恐不安。[④]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首先，人们认识到社会和自然，文化和环境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其次，人们对安全和风险的认识和理解发生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最后，传统工业社会文化的阶级意识、进步信念等集体观念正在退化，个体化的观念日益强化。

（二）风险社会的逻辑

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十九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即自反性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即风险社会）则正在形成之中。[⑤]贝克用日常语言表达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区别，他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⑥]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代替了财富生产和积累的逻辑作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

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财富的生产，运作逻辑是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以不平等的、但又“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

风险社会的轴心原则是风险的分配，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减弱、改造或疏导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产生的风险和威胁。

（三）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的风险性质

1、阶级社会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可感知性和可计算性；风险社会具有全球性、不可感知性和无法计算性

2、阶级社会的风险：“残余风险”

不是公共讨论的主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 风险社会的风险居于核心地位

3、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方法： 阶级社会：“污染者补偿原则”

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1）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

（2）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

（四）风险社会风险的特征

1、它们是人类知觉系统感觉不到的，风险的严重程度走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2、它们能够全球传播，甚至传给下一代，并且不分贫富差距；

3、它们阻止风险原因的传播和受害者的赔偿，风险计算无法操作，导致保险失灵；

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它们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风险的排除不再是可能的；

5、它们是理性决策信赖的，今天的风险就是昨天的理性决策。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

6、它们是广泛存在的，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在品性。

（五）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

由过去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转向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

（一）两种现代性的划分

1、第一种现代性：古典工业社会的现代性

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础，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主要是从地域意义上来理解。

2、特征：

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可控制性、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

3、用来分析第一次现代性概念框架的三原则（1）社会学的地域局限性

（2）服从某种既定的社会集体

（3）进化的原则

（二）第二种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

指由于第一次现代性的副作用而产生的对第一次现代性的质疑和挑战。

1、确保第一次现代性延续下来的原则成为了问题 例如：社会学的地域局限性、进化的原则

2、对第二次现代性的理解（1）大多数的发展都是第一次现代性极端化后产生的副作用的结果，动力引发了这些结果。（2）得到单独处理的发展在相互作用中引发了一种新的境况，但我们对此毫无准备。这些变化的根源植根于现代化的动力框架中，但又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

（三）何谓自反性现代化

（1）含义：“再现代化”或者说“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

“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接着进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2）自反性与反思的区别

A、自反性并不是指反思，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 B、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包含反思阶段，但反之则不然。

“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见的，因此没有反思。” 自反性既非个人化，也非有意识、有目的的；而反思则是个人化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且自反性包括反思性。

（3）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的反思理论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包含着现代化的反思理论，但反之则不然。

（四）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 1.个体化

自反性现代性瓦解了工业社会的轴心即阶级、核心家庭、职业工作的模式以及人们对科学、民主的信仰，人们失去了传统的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自身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个体化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

贝克指出，个体化不是指个人主义，也不是个性化。个体化是一种结构的概念，它与福利国家有关，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后果。福利国家制度假定个人时期自己个人生活、身份、社会关系网、承诺和信仰的演员、设计师、魔术师和导演。它号召个人进行计划、理解、设计和行动，或者在失败的情况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个体化不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而具有强迫性和命中注定的性质。

个体化过程使个体从传统的支持网络中分离出来，个人失去了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保障和支持。教育、流动性、竞争是形成个体化的重要原因。教育是个人为谋得一个高的职位寻求向上流动的条件，强调个体自致的职业机会。流动性是个人在面对压力时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方式。竞争原则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个体化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必须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去面对风险社会，这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与风险。2.亚政治

由于个体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那么他也就成为风险社会中各种政治活动的主体。各种政治活动由个人而非政党、工会等传统的政治行动主体来承担。亚政治指的是处在并超越于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它关注政治的自组织的迹象，并倾向于将社会的所有领域纳入到行动中。个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社会转为从下方塑造社会。政治不再被交付给中央政府，而是日益变成各种亚群体以及个体的事情，这些亚群体和个体化比中央政府更有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去反思，去更好的处理与高级现代性相连的一系列风险。

尽管政府和企业想方设法地隐瞒和掩饰风险，但学者和处在风险之中的人们联合起来了，各种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质疑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贝克称此为“亚政治行动”。在“亚政治行动”的逻辑下，科学界和政治界对专业知识和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都不会得到风险专家的回答，而专家回答的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不能安抚民众的焦虑。然而，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因此贝克说：“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在全球风险的副作用的阴影下，社会因而向亚政治敞开大门。在各个层面如经济和科学，私人生活和家庭以及政治、行动的基础达到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它们不得不被重新调整、重新磋商、重新平衡。换言之，因为风险和危险由工业制造出来，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得表面上无害。这种情形正在破坏政治的力量和可信度，而只有这种制度被置于困境时，如绿色和平组织试着做的那样，这一点才显得清楚。其结果是世界社会亚政治化。在贝克看来，亚政治化过程绝对不应当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与推举代表的、各党派的国家议会民主相比，拥有所有共和整体的现代性标志。世界公司和国家政府的活动正在变得屈从世界公共领域的压力。全球亚政治将是责任的一种全球连结，其中个人——而不仅仅是其组织的代表——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环保对抗政治，全球亚政治因此也对世界环境政治提出了诸多挑战。如何建构自下而上的全球亚政治和自上而下的世界生态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是思考法律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困境的解决之道的一个重要课题。

3.性别、家庭和就业体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家庭和工作队现代人来说是两种重要的保障形式。他们赋予生活一种内在的稳定感。在个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工业社会基本要素的核心家庭和充分就业形式解体了。

（1）家庭变得个体化了

在现代化福利国家中，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社会实践，她们逐渐从传统的对女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女性不再需要男性供养。与此同时，男性也从家庭唯一的供养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这些意味着家庭变得个体化了。随着个体化向家庭的扩展，家庭和个人生涯的联系疏远了。所以，家庭不再是缓解社会风险的避风港，社会危险直接威胁个人。

（2）标准化的就业体系被灵活多元的、不充分就业体系代替

在自动化浪潮中，劳动契约、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变得灵活多样了，所以就业越来越不安全，失业越来越个体化了，个人生存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就业正经历着从终身的单一的工作场所的全职工作向充满风险的灵活多样的和分散的就业体系转变。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弹性化的劳动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人们无法预测未来的保障。

（四）全球化与世界社会

1、何谓全球化

（1）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性的区分（2）全球化的多维度性与矛盾性

2、全球化的全景图

3、对全球化的回应

（五）结语

第三篇：浅析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

论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

———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

[摘要]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目前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少年犯罪的急剧增加，已使众多犯罪学者投入到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诸多原因中，家庭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摇篮，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社会化影响至深，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本文将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探讨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旨在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键字] 社会控制理论家庭教育青少年犯罪

一、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赫西认为，人类是动物，犯罪是每个人的本能，人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因此，当把文明的外衣拿掉时，人人都会犯罪。大多数人之所以从未犯罪，是由于有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其遏制了。外在社会控制是指诸如学校、家庭、教会等社会力量。如果一个社会中这种控制机制受到削弱或消失，犯罪就会不受约束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赫西强调个人和社会所建立起的“社会纽带”可以解释人何以不犯罪的问题。这种纽带具有防止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因为这种纽带会使青少年增强社会责任感，顺从社会传统规范。当一个人认识到他的家庭或社会上多数人对他的期望值越大，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对他越重要，就表明“社会纽带”的作用越强烈，这个人就较不会犯罪；反之，如果一个人反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与信仰，任由其本能做事，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的人就缺少了“社会纽带”，这种人较容易实施犯罪。

赫西认为社会纽带由下列四个要素构成：

1．依恋(Attachment)

依恋是指与他人，特别是与家庭和学校的感情联结。一个人如与他人有亲密的感情、尊敬并认同他人，则会在意他人的期待；当不认同他人时，则不会受彼此共有的规范所约束，就可能去破坏规范。按照社会控制理论，依恋程度越高，犯罪行为会越少。对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他们的主要依恋对象，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对他们正常社会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追寻(Commitment)

追寻意指将个人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成功的期盼。追求成功，是青少年的重要理想，也是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志向越高，投入程度会越高，越不会从事犯罪活动，因为其会考虑由此而引起的代价。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一个人如果投入传统活动(如工作、劳动和教育等)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其从事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

3．参与(Involvement)

参与是指对社会传统活动的参加，参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方式。赫西认为，较深入地参与传统活动，就会缺少从事越轨行为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将个人从犯罪行为的潜在诱惑中隔离开来，使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感知诱惑，考虑和从事犯罪活动。另外，如果从事的不是传统活动，而是诸如吸烟、酗酒等活动，犯罪的可能性也会大为增加。

4．信仰(Belief)

信仰是指对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法制观念的态度或者接受意愿。这种态度或者意愿依靠个人不断努力的学习，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而形成。当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健康的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就会有健全的“社会纽带”，就会强化个人的自我控制力，这时人们犯罪的原始本能就可获得控制或有效纾解，就不会犯罪，否则，如果一个人内化了不健康的价值观，就会更容易从事犯罪活动。

二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一）单亲家庭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非常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指导，而父母的离异或死亡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创伤。由于家庭的不健全，大多数单亲孩子心理上和人格上容易出现缺陷，单亲孩子往往孤僻、多疑、敏感、自卑，有的甚至有自杀、暴力等倾向。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管教，这些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与社会上的人接触，以此来寻求安全感与认同感。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在六七岁以后会模仿同性家长的行为而形成自己这个性别应有的行为方式，如果母亲独自把孩子带大，孩子很少接触其他男性，他的行为很容易有女性化倾向，如优柔寡断，扭扭

捏捏，“小心眼”，敏感。

（二）父母外出务工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在缺少父母关爱和有效的监护、关心、教育等情况下，“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不断增多，“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以儿童、妇女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为侵害目标，以侵财为目的，呈现出低龄化、暴力性、团伙作案等特点。“留守儿童”的家庭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相对于真正的残缺家庭来说，它是完整的，而相对于一般完整的家庭来说，它又是不完整的”。

以上两点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来讲，都是缺少对家庭的“依恋”，由于缺少对家庭的密切联系，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育，青少年极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 父母的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犯罪

（一）溺爱型

由于国家控制人口政策，好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父母对他们是要星星不给月亮，要月亮不给星星。这种溺爱产生的危害想非常大。父母对他们是凡事都亲力亲为，在家不让孩子做家务受委屈，导致孩子自私、虚荣、以自我为中心、动手能力差、任性、冷漠、不会关心别人。在外面闯祸了往家里一躲，反正有父母收拾残局。总之，孩子是一家之主，而父母却要惟命是从。

这种溺爱使孩子缺少对积极生活的参与，什么事情都由父母包办，自己却无所事事，空闲时间产生空虚，于是开始寻求刺激，为犯罪的滋生提供温床。

（二）粗暴型

有的家长固守“不打不成器”的思想，对子女的过错不善于启发诱导，而是非打即骂，造成子女与家长情绪对立严重，特别是易使那些有不良情绪倾向、易被激怒和控制力差的青少年产生消极情绪状态。消极情绪状态会让青少年长期处于一种抑郁、忧愁与不满的心境之中。父母应戒绝“不打不成器”的管教方式，代之以肯定、支持、鼓励的管教模式，用温暖、宽容、真诚的亲情来教导子女，建立起和谐的家庭互动关系。对于在学业上有困难或品行上有缺陷的子女应给予更多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不应歧视，更不应体罚和虐待。这些子女一般都在学习上缺乏自信心，自尊心更易受到伤害，常常感到前途黯淡，对家庭和学校没有归属感和依恋感。父母此时若不能很好地发挥监管教育作用，他们很容易实施犯罪或其他越轨行为。

（三）自由放任型

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本身没有思考，只是满足孩子的衣食住行，很少会主动与子女交流思想，了解子女的思想变化。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是必要的，但是完全的自由放任则可能会害了孩子。毕竟他们的是非好恶观念还没完全形成，辨别能力也比较差。凡事都要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很有可能他们有一天会在父母的眼皮底下犯罪。

四 良好的家庭氛围与父母的积极言行

一个健康、和谐和融洽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气氛对青少年个体人格的发展产生原发性影响，它既可能对青少年健全人格形成产生良好的影响，也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与家庭气氛有很大关系，家庭中的生活快乐程度、父母关爱度、对父母的满意度等都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如果父母能够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保持良好的沟通，将有助于强化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减少越轨行为。同时，父母对孩子的志向和兴趣要积极鼓励与培养，增强其心内的“信仰”，使孩子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养成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结语

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但是青少年违法犯罪并非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复杂的社会背景的。社会控制理论虽然获得相当多实证研究的支持，有一定跨文化背景的适应性，但是，青少年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非单一的理论可以涵盖，需要整合其他的理论，甚至其他学科的知识，才能更深入了解其本质。当然，青少年犯罪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也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必须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从社会多种层面展开。解决这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其工作起点应放在家庭，因为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最初是在家庭形成并确立的，家庭对防止青少年犯罪起着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