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时评：用制度铲除错案滋生的土壤

第一篇：人民日报时评：用制度铲除错案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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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时评：用制度铲除错案滋生的土壤

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让司法的各个环节都有效运转起来，防止出现“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一错到底的可能

近日，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重申了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被群众解读为“一朝办错案，终身被追责”。

意见的出台和媒体的关注，均有现实针对性。从河南李怀亮案到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冤案，从“真凶归来”到“亡者复活”，冤假错案激起了对司法纠错机制的忧虑，进而影响司法公信。而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或迫于法外压力而草率判决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用制度铲除错案滋生的土壤，势在必行。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司法制度都会产生错误，司法之剑难免误伤，关键在于如何纠正、怎样防范。我国法律中的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设计，就是从机制上确保司法错误能够获得纠正。但这些制度重在事后救济，而非事先防控。中央政法委对错案追责的规定，有助于从每一个司法环节防控错案发生，是司法纠错功能的集中体现。

错案追责是中华法系的精粹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有“五过之疵，其罪惟均”的记载，即法官在审案时如有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等“五过”，要与案犯同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就已经试行错案追究制度，1998年，“两高”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

然而，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错案追究制度的批评声也时有耳闻。主要的原因，在于“错案”的定义模糊，不少地方将重审、抗诉、改判、再审等正常的审理程序均视为“错案”，甚至纳入考核指标，造成“办案越多，错案越多”的不良导向。一些下级法院为了避免错案，滥用案件请示制度，从而使二审、再审程序的监督功能大大削弱。

需要明确的是，评判错案的标准只能依照法律程序和客观标准，制度本身也不是对审级制度和法律监督制度的取代，而是对原有制度的有效补充。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让司法的各个环节都有效运转起来，防止出现“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一错到底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让各个环节的司法人员都感受到严格执法的压力，才能让既有的司法制度运作得更好，让该制衡的制衡，该监督的监督。

在司法领域，每一起冤假错案都是社会肌体上的一道创伤。弥合伤口，避免误伤，离不开司法责任体系的完善。每个环节的司法人员都能感受到案件质量和自身休戚相关，才能真正做到铁面无私；通过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中公网校学员内部专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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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利于排除法外的干扰和人情的干预。这也是改进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的契机，让司法人员真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为了完成指标而工作。

对全社会而言，这是法治观念的一次普及。案件的对与错，只能以法律为依据，而不能以某个人的意愿、某些群体的猜测和臆断为依据，“无罪推定”应成共识。有效的错案追究制度下，社会应当对法官有足够的信任。将司法交还司法，让司法者听从理性、法律和程序的指令，大胆负责地判断而不屈从，小心谨慎地裁量而不枉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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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务员考试申论：铲除“抱团腐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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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江苏公务员考试网(js.offcn.com）：申论是报考江苏公务员考试A类职位的考生必考的科目，考试形式除2010年、2011年参加多省考试外，其余均为地方自主命题。在主题的选择上，江苏公务员考试一般围绕一个主题，选取本省及全国时政热点进行阐述，材料时效性强，思路清晰，正反案例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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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抱团腐败”，必须以制度清除细菌病毒、增强免疫力，破除非法利益同盟

日前，江西萍乡市检察机关披露，在当地一个工业园建设的征地拆迁过程中，园区、镇、村三级干部合谋虚报征地面积，竟将原本不到9亩的征地面积虚报为100多亩，套取征地补偿款90多万元。

不同层级干部联手作案“弄点钱花花”，折射的是“抱团腐

败”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在移民安置、扶贫开发、农田水利等领域，在交通道路、工程建设、医药采购等方面，也屡有曝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就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中央纪委研究室在分析反腐新挑战时指出：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

面对“抱团腐败”，必须引起深切反思和深刻追问。集体腐败何以畅通无阻?相互制衡的权力分工缘何演化成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同恶相济?是什么让内部监督失效、外部监督难以介入?

检察机关披露的萍乡案件细节，反映出其中病灶。

首先，权力过度集中是关键因素。比如，在不少农村地区，如何使用集体土地等村务决策权，集中在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等少数人手中，“一言堂”现象较为普遍。面对利诱拉拢，一旦手握权力者意志不坚定，很容易拉亲信、压异议，许诺利益，让“贪腐令”通行无阻。

其次，利益成链，制衡失守。以萍乡三级干部腐败案为例，征地补偿工作程序复杂，从丈量、动迁、许可、评估、鉴证到财务，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本应相互配合、相互制衡。但是，面对“熟人社会”，身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圈子”，一旦意志薄弱、自警自律意识缺乏，这种分工协作的权力运行状态很容易异化。不同关口的把关人或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或是抱着“不同流则可能逆向淘汰”的心理，让贪腐成了“自己人”的标准、互相放心的黏合剂，相互勾结、联手合谋的非法利益共同体由此催生。

细究缘由，每一起“抱团腐败”的背后，都有着暗箱操作、监督失效的事实。信息不公开、操作不透明，为一些村镇干部搞“围墙政治”提供了便利。征地丈量半明半暗，签订协议偷偷摸摸，分配补偿款项遮遮掩掩，资金流向不清不楚，即使一些村民隐约知情，或苦于维权渠道不畅，或慑于“村霸”权势，也是敢怒不敢言。当上级监督失之于盲、同级监督失之于软，当信息缺乏认真核实、相关复核程序缺损，监管就在实践中沦为“马其诺防线”，一些权力看似不大的村官、小科长，也有机会沆瀣一气，变成“大贪”“大腐”。如果不改变上述腐败生态，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腐败高发领域“前腐后继”的现象势必难以遏制，“窝案”“串案”的出现将对群众利益造成更大损害，给基层社会稳定带来更多风险。

此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活动量大，相互勾结，腐败分子深知“一损俱损”，采取攻守同盟，甚至个别领导为维护地方安定的假象还故意掩盖、刻意袒护，导致这些案子迟迟未能发现。一旦发现，后果已经非常严重。

早在今年初，中央纪委在持续强势反腐的行动中，特别提出“一案双查”“分解权力”，也开始把反腐目标转向地方团伙性腐败，并要求“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许多地方党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也开始研究如何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如何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实现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如何不断增强各种监督的威慑力和实效性。这样，才能彻底铲除“抱团腐败”滋生的土壤。

第三篇：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用公共理性铲除邪教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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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产生邪教的社会土壤，就必须维护人们的心灵秩序，让公共理性成为道德生活的权威，让生命尊严成为最高价值和不容剥夺的底线正义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数天，但发生在山东招远一家麦当劳餐厅的惨案还在刺痛着人们的神经。与其他暴力事件或突发事件不同，招远惨案并非基于具体的利益冲突或现实纠葛，本质上是一个正常社会面临的例外状态，即基于某种反人性的教条而对普通人实施残害，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暴行。据报道，几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邪教暴行警示我们：维护生命尊严是最高价值和不容剥夺的底线正义，是公共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心灵秩序，每一种文明也必然有安顿人心的精神力量，因此，现代国家的宪法普遍尊重并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我国宪法也是如此。古往今来，大部分宗教也大都具有化性起伪、抑恶扬善的社会功能，并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底线。如果某种“教义”公然挑战这一底线，以践踏人的生命作为行事法则，就越出了法律的保护范围，成为必须打击和治理的对象。

邪教常常具有伪装性和隐蔽性，依靠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和种种神秘力量的渲染，导致不少人难以识破这背后的极端、邪恶本质，甚至误入歧途。同时，邪教往往有严密的教规、森严的内部监管秩序和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有的还形成了一种隐蔽的亚秩序。而邪教的本质是对人心灵的扭曲，试图控制人的道德生活。因此，要消除产生邪教的社会土壤，就必须维护人们的心灵秩序，让公共理性成为道德生活的权威，而这需要在治理理念和总体安全观的大背景下统筹思考。

首先，必须注重源头治理在打击邪教中的关键作用。大力发展培养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公共教育，发展健全的公民文化，为树立自由而平等的独立人格培育社会氛围与文化土壤;其次，要重视系统治理。打击邪教不是简单的治安管理，需要建立共同治理的格局，统筹城市乡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总体安全观的要求下，动员政府、舆论、基层自治组织，尤其是学校、社区等社会组织，将政府的强大监管能力与社会的灵活反应能力相结合，对邪教组织及其行为进行全方位的打击;第三，要注重综合治理，坚持风险预防与事后严惩相结合，劝解、教育与打击、制裁相结合，标本兼治;最后，要坚持依法治理，在打击邪教的同时，注意保护公民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法定的依据、权限、程序处理从事违法犯罪的邪教组织和成员。

对邪教的打击与综合治理，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体现着国家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而将人的生命尊严视为一种可贵的价值，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早已有之。《论语·乡党》曾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人，才是最高的价值。今天，建立“生命的尊严是社会最高价值”的公共伦理与规则，应该成为底线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决打击邪教、维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不仅具有个案的意义，更与维护一个安全、平等而美好的生活秩序和心灵秩序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