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隐喻性》

第一篇：《论《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隐喻性》

论《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隐喻性

胡

群

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伤逝》文本中涓生、子君形象的多重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子君相互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情感经历的波折性与鲁迅自身文化实践历程中的情感经历的一致性分析，认为：《伤逝》是一个隐喻性的文本。它以感性的形式表达了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全面反省。

关键字：

五四文化运动

全面反省

隐喻性文本

隐喻原是一种修辞方式，它以语词之间基于某种相似的可替代性为基础。如我们常用花儿指称少女，用火焰来摹拟心中的热情。雅各布森用隐喻来进行文学性分析，认为：隐喻是文本的风格类型之一。它由于探讨语言的纵组合关系（指特定句段中的词与“现在”没有出现的许多有共同性的词在联想或记忆中构成的集合关系，也称之为联想关系）而具有了诗性的意味。在文本中，被选择出来的词汇不但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它对那些与其相似但未被选择的不存在的内容的暗指性而具有了言外之意的丰富内涵。《伤逝》文本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隐喻性文本。

本文将通过对《伤逝》文本中涓生、子君形象的多重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子君相互关系的不平衡性与“五四”文化运动中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的一致性分析，对涓生情感经历的波折性与鲁迅自身文化实践历程中的情感经历的一致性分析来论证《伤逝》文本的隐喻性。它以感性的形式表达了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全面反省。

一

在《伤逝》文本中，涓生和子君这两个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具有着多重性的复杂意味。

在性别上：涓生为男，子君为女。

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上：涓生有一整套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在言语上，他称许易卜生、雪莱；在行动上，他追求人格独立，渴求自我实现。子君却摆脱不了传统的拘囿。她惯于静默的表达方式，平淡、安然的养油鸡、饲“阿随”，奢求平和的家庭生活。

在身份指称上：涓生是知识、文化的启蒙者。他耽于生存要义的理性思辨，沉于个性解放的理想追求。在文化上、知识上子君却都是个被启蒙者。她默默无言的筑造着一己的家居生活。

涓生和子君男女情爱缔结与分离的故事层面下由此而有着男女两性文化、东西方文化、精英与非精英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聚合分散的底子。

涓生和子君相互关系的多重性意蕴除了具有多种文化形态的底蕴外，还在于它与“五四”文化运动中的这些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涓生和子君的相互关系是不平衡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蒙”与“被启蒙”的相互关系。在文本中，涓生始终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他向子君宣讲的个性解放思想既促成了子君追求爱情、追求人格独立的反抗行为，也促成了子君回归传统势力的归附行为。

第二，“依附”与“被依附”的相互关系。涓生信奉个性解放的思想。爱情只是人生长途中采撷的一朵娇艳的花。它是人生应有的妆点但并不就因此而使他遗忘掉别的冒险。子君却把她所有的希望和情感都寄托在那朵娇艳的花上。对她而言，爱是生活的全部。涓生作为爱的对象也在子君的心中成为了爱的象征。这使得子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抽身离去。爱的丧失会是她整个生命之柱的轰然倒塌。

第三，“评判”与“被评判”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涓生常常以自我的价值观念为标准去评价子君的行为，并以此作为衡量相互间情感的尺度——合则聚，不合则弃。子君在文化上的弱势、情感上的依附性也使得她在价值观念上缺乏自我，习惯于从情人的角度去看待自己。

这三种相互关系传达出涓生、子君在文化势能、情感势能、价值势能上的不平衡性意味。这种不平衡性也充分体现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上。

第一，东西方文化的不平衡性。西方的武力入侵改变的不只是人们层面上的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它重创了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再是世界文化的普遍典型。急于民族振兴的人们在现代化努力的受挫（经济层面的洋务运动、政治层面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后，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性上加以拒斥。这种拒斥在五四前后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上的思维模式[1]。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被设置成为不同的优劣等级。西方文化既是思想资源又成为价值评判标准，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参照的先进模式。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视为一个深染痼疾的有机整体而在五四文化运动中遭到价值批判与否定[2]。

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根本变革的迫切要求，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都使得五四文化运动中的精英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极度疏离，而对西方文化则有意、无意的呈现出某种归附性。

第二，精英文化与非精英文化的不平衡性。启蒙运动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它是新型的知识精英阶层以西方文化为思想武器开启民智的一项活动。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新型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优等性、中心性在启蒙运动中得以预设。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妇女、旧式知识分子的非精英阶层文化意识的边缘性、劣等性也得以确立。国民性的探讨因此也只限于挖掘后一族人群的劣根性。文化势能、价值势能的预设，使得精英阶层对非精英阶层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这种单向情感上的热度与非精英阶层由于不理解而造成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不平衡性。启蒙运动的最初目的即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中国，妇女的底层地位决定了她受苦的深重性。揭示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戕害，进而控诉传统文化的罪恶也就成为“五四”前后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到了“五四”文化运动时期，由于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传播，人们开始探讨妇女解放的出路问题。[3]

妇女解放运动一直都是新型的知识精英阶层（绝大多数为男性，即令是后来的女性领导者也是新型男性价值尺度的追随者）的倡导下、领导下展开的。它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的男权文化）的同时与新一代的男性文化在情感上、价值取向上都采取认同的态度（这其中自然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种认同使得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都没有独立过。它缺乏独立的革命对象，既淡化对自身的批判又缺乏对新一代男性价值观念的审视。[4]

二

《伤逝》文本对“五四”文化运动的隐喻性不只体现在两者层面的对应上，也体现在两者在内在的精神实质——反省的一致性上。上面的分析并不能说明《伤逝》文本的反省性。只有对文本所揭示的涓生、子君的相互关系及其隐喻的“五四”文化运动中的诸种文化形态的不平衡关系进行某种质疑的时候，反省才存在。我们可以从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主题倾向着手。

《伤逝》文本的叙述方式是很独特的。它表面上只存在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但副标题却标明是“涓生手记”。“涓生手记”的加入使得小说的独白性内容成为无言存在的外部叙述者眼中的独白性内容。“我”的主观抒发内容因此而被置于“非我”的地位，绝对权威性受到质疑，成为客观的被描述、被观察的对象。《伤逝》文本的这种叙述策略使得客观化本身与作品意识主体构成某种论争性的主观性。文本中，“我”的表层语调的背后就分明有了作者的内在声音。[5] 无论是涓生对自己的悔恨和罪过的申明，对子君死的社会的和自身的原因的证明，还是对自己应负责任的无意识推脱都受到了质疑。文本也就成了作者对涓生审视子君、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与子君的相互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一种方式。形式因此具有了内容的意义。由于涓生、子君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隐喻性，我们可以说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是有着反省的。这种反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启蒙运动中启蒙者自身身份的质疑。“五四”文化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新式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革命的主体在运动中得以充分表现他们的活力。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在阴霾的天空中犹如璀璨的明星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启蒙者的身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地位是不容质疑的。但几何时，星光也黯淡。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并不如他们自身所想象的那样孔武有力。他们会空虚、会软弱、会动摇甚而也会堕落。涓生就在生存压力面前，将生存受阻的责任推卸给子君，成为一个虚伪的利己主义者。在《伤逝》文本中，鲁迅对涓生自身弱点的审视也就成为对普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审视。这种审视使得知识分子预设的精英地位得以动摇。他们那并不纯粹的灵魂同样是国民性改造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二，对女性解放运动中的男性领导人地位的质疑。“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由于“易卜生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年轻人纷纷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恋爱的自主权利。子君就在涓生的熏染下离家出走，发出“我是我自己的”独立宣言。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娜拉般的出走并不就意味着完全的胜利。出走以后的经济问题、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问题都不是单个女子的力量所能解决的。正如鲁迅所预示的那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6]但子君却死了。子君的死不只是因为外在的社会压迫、生存的经济压力，那里还有她为之全身心奋斗的爱的失去。女性自身孤注一掷的情爱意愿，女性自身把男性作为自己生存依附的意识积淀都在说明知识女性与传统女性相通的一面。而男性的不足为附也在质疑着男性拯救的可能性。涓生的启蒙就没有给子君代来好梦反而增添了她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痛。

鲁迅的思考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融合型的措施方式：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行为，也许不只是需要男性的帮助也需要自身的努力甚或于整个社会的解放才行。

第三，对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价值权威性的质疑。“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汇聚之所。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也就必然会涉及到对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诸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沉思。在文本中，涓生就拥有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鲁迅对这一思潮的反省就在于他发现这种价值观念在性质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促人个性发展，人格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容易使人局限在狭隘的个人小圈子里，忽略外在的社会因素去追求浮泛的个人幸福，并甚而成为个人利己主义的庇护词。涓生就以子君妨碍他的自我实现为由而加以离弃。

个性解放思潮是“五四”文化运动中诸种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对它的反思反映了鲁迅对西方文化权威性的质疑：西方文化有自身的传统和社会文化土壤，对它的全盘照搬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这种质疑，鲁迅早在留日时期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及过。[7]如果说这种质疑在那时仅限于理性思辨的话，那么此时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现实中的悲剧受挫，无疑从实践方面给鲁迅提供了证明。

此外，《伤逝》文本在鲁迅对五四思潮进行全面反省的意义上，其隐喻性是唯一的。

《彷徨》中的11篇小说都写于五四落潮期。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反省可以说在诸篇中都有所体现：如对知识分子进行反省的《在酒楼上》、《孤独者》；对西方文化权威性质疑的《幸福家庭》；对女性自身弱点进行反省的《爱姑》等等。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象《伤逝》文本那样由于其形象、相互关系的多重性而几乎涉及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所有主要层面的。

三

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反省不只是涉及到我们上述的各个层面，它还必然会涉及到鲁迅自身。鲁迅自己就曾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战将甚而主将之一。他也曾在五四运动中遵从革命前驱者的将令而呐喊助威过，他也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坚定不移过。从这个角度看来，《伤逝》文本就不只是鲁迅置身于五四文化运动之外的理性审视，它还有着鲁迅置身其中的自我反省在内。

对自身的重新审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不只是需要理性上的自觉更要有对情感上的自我怀 疑所带来的失望感甚而绝望感的忍受力。

《伤逝》文本隐喻性的唯一性除了表现在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反省的全面性上，就还表现在文本的情感基调与鲁迅特定阶段情感的某种契合上。

它主要表现为《伤逝》中涓生的情感历程与鲁迅自身文化实践历程中的情感历程的某种一致性，他们都有着一个从充满希望到失望甚而绝望直至反抗绝望的过程。

这种一致性主要是通过涓生与鲁迅的寻路、失路、再寻路，寻伴、失伴、再寻伴的共同历程得以体现的。

《伤逝》文本中，子君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她曾是涓生的情爱伴侣；另一方面，她又曾是涓生的同路人——他们一同信奉个性解放的思想，追求个性独立并为此而反抗社会压迫。这样的伙伴关系比单纯情爱上的伴侣关系来得国密切，更牢靠。涓生就在子君陷于盲目的爱而忘记生活的其他要义时，情爱热度急剧降温。

由此看来，涓生伤悼的不只是作为情爱伴侣的子君，更有作为同路人的子君在内。涓生的哀伤、悲怆不只是出于对子君的负罪感，更有失伴后的孤寂感在内。

涓生也有着多重身份，即寻路者、失路者、重新寻路者。[8]在没有受到社会打击前，涓生一直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可以凭借一己的奋斗和努力去实现自我。社会现实却告诉他，这一切都行不通。如果他没有离弃子君的话，也许他将永远把前行受阻的责任推卸给子君，而不会对自己的能力，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但一切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从这一方面来说，涓生在与子君情爱缔结与分离的过程中，就分明有着某种从寻路到失路的体认。路在何方？鲁迅饶有深意地灌注了一定程度的韧性精神给涓生：他让负着寂寞和空虚的涓生在不知前路的情况下仍旧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9]

鲁迅自身的文化实践历程中也有一个寻伴、失伴，寻路、失路的过程。为了寻求中国振兴的途径，他寄希望于科技过，学矿务、习医术，也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过，参加革命活动。当他最终确立自己文化启蒙的立国之路时，创办《新生》杂志的文艺活动又遭遇挫折。失路失伴的寂寞感始终伴随着他，并在“五四”退潮期达到高潮。

五四退潮期间，随着现实社会斗争的加剧，新文化战线也急剧分化。曾经一同战斗、一同努力的伙伴就这样高升的高升，退隐的退隐，后退的后退。鲁迅的意气冷了不少。[10]

此外，一九二三年与周作人的决裂也是鲁迅内心难言的隐痛。他们之间除了血缘亲情外，还曾亲密合作、共同战斗过。如果说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更多的血缘亲情的情感伤害的话，那么其中也许不无失伴的意味吧。

失伴后的寂寞是苦痛的，但对鲁迅来说，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失路后的苦痛才是难以排遣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五四退潮期，鲁迅的心灵苦痛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心境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也曾是鲁迅极度孤独、寂寞的时期。但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更加坚定了他的文化启蒙的救国之道：辛亥革命的教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这正是启蒙所能做到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五四”运动中的鲁迅。钱玄同的劝说只是个引子，鲁迅自身隐匿的激情才是支持他致力于文化启蒙的更为内在的因素。

五四退潮却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现实中的实践悲剧不得不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选择。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和丑恶也对鲁迅的思想形成冲击。单单借思想文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振兴问题。那么，路在何方呢？《伤逝》文本就提供着鲁迅思路的某种迹象。他以深刻的眼光看到了爱情悲剧及其隐喻的文化悲剧的社会性原因。鲁迅最终的放弃小说，投入大量的精力撰写政论性的杂文写作以及后来的与中共接触也许都可以溯源到此吧。这自然是后话。

失伴后的寂寞，失路后产生的自我怀疑而带来的绝望感并没有使他就此放弃寻路的历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1]中一以贯之的不只有鲁迅的韧性精神，那里还有着鲁 迅深沉挚热的爱国情怀在。

作品是作家心灵、情感的写照。对于鲁迅而言，他自身情感、思想的矛盾、复杂及其深刻性决定了他作品内蕴的多重性。《伤逝》就是这样的一篇小说。它的人物形象、主题内容、叙述方式甚至情感基调都成为鲁迅对“五四”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反省的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伤逝》是个隐喻性的文本。

注释：

[1][2][7]（美）林毓生著 穆善培译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6-

49、187-189页。[3] 《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二章。

[4] 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52页。[5]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五章。[6]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59页。[8][9] 杨义《杨义文存》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16页。[10] 《鲁迅全集》第四卷《自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456页。[11] 《鲁迅全集》第二卷《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扉页。

参考书目：

彭安定《鲁迅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李永寿《鲁迅思想的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版。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王友琴《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著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