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论文草稿：重铸中华魂——为饱受玷污的关羽平反

第一篇：关羽论文草稿：重铸中华魂——为饱受玷污的关羽平反

序论

1.1关羽简介

关羽（160－219年），约生于东汉桓帝年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人（今山西运城市），东汉末年（有人认为包含三国时期）刘备势力的重要将领。关羽在当时在后世都成为勇猛善战的代名词。关羽最为特殊之处是其死后受民间推崇，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历来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佛教界一般奉其为护法神之一，称为伽蓝菩萨。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时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故也被称为关圣帝君，简称关帝君、关帝。民间普遍认为关羽与刘备、张飞是结义兄弟，关羽排行第二，俗称其为关公、关老爷、关二爷、关二哥等。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对关羽的事迹多有描写，在《演义》中关羽被描写为“五虎大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中的“义绝”。

1.2近来对关羽的批判

近来刮起一阵所谓的“拨乱反正”研究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风潮，对部分历史名人极尽挖苦之能事，美名其曰“挖掘历史的真相”，断章取义无限放大某些缺点以博出位，显示自己独具特色的眼光与研究方向。而关羽，也饱受炮轰，成了一位没有政治头脑，武艺平平，自大好色，忠奸难辨的历史英雄中的“卧底”，诚然，关云长或许有他的缺点所在，但是非成败，自有历史评论。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关公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所长、研究员尹韵公先生的一篇论文《正史中的关羽与演义里的关公》引起争议，他把一个与演义中的形象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

关羽确实武功不弱，但是果真是武艺超群，无人匹敌吗？

传说中，关羽武艺超群，无与匹敌，这是他被奉为“武圣”的主要原因。纵观二十四史，名将辈出，只有关羽被称为帝，尊为神。关羽的武艺是否真如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足以称“圣”、称“神”呢？

尹先生介绍，《三国志》作者陈寿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列为一卷，并评论说：“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由此可见，关羽确实有“万人之敌”。

但是尹先生通过考证发现，在三国时期和关公位居同一档次的将领也不少，甚至有水平出其右。例如，曹操的大将庞德在与关羽交战之时，曾经“射羽中额”；庞德常常骑着白马驰骋沙场，关羽的部下称其为白马将军，皆对其颇为惧怕。虽然关羽的武艺高强，居然曾两次被俘；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身经百战的关公竟败走麦城，居然还是被东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马忠所算计。尹先生认为，在演义中作者过分夸大了关羽的能力。关羽确实武艺不弱，但没有达到无人能及的神人地步。

关羽并非不好女色，曾与曹操争过美女。

在传说和演义中，大都讲关羽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他皆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甘、糜二夫人。但是根据尹先生的研究，关羽不但是喜欢美女，并且曾经和曹操争过美女。

《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曹操与刘备带领大军在下邳围攻吕布，吕布派出秦宜禄出城向河内太守张杨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便多次请求曹操：“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如果攻下城的话，请把姓秦的老婆赏赐给他。

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关羽为此事深恨曹操，欲趁某次刘备与曹操一起打猎之机杀掉曹操，后被刘备制止。

尹先生认为，曹操送关羽美女之事，是假；曹操与关羽争美女之事，倒是真的。虽然凭着这个史实尚未能判定关羽即好色之徒，但起码可以看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称颂关羽不好女色其实是无稽之谈。

关羽并非忠义双全，他的品质值得怀疑。

都认为关羽忠肝义胆，侠气干云，有“屯土山关公约三事”、“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传为美谈，尹先生认为这些都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歪曲史实、大肆渲染和美化关公所致。

尹先生引用了《三国志》中官渡之战这件史实进行了分析。

在官渡大战初期，曹操命张辽和关羽为先锋，率军解白马之围。关羽斩了袁绍大将颜良的首级，献给了曹操。由于曹操与关羽事先订有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故曹操知道关羽要“黄鹤一去不复返”，即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关羽却又跑到了袁绍的部队中又投奔了刘备。曹操手下欲追杀关羽，被曹操阻拦。

尹先生引用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为此事所作的评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就是说曹操虽然知道关羽是不会留下的，但在内心中非常赞赏他。关羽逃走，而曹操不派人去追，是为了使关羽不违背兄弟义气，是曹操成就了关羽的气节。如果没有王者的气度，谁能够做到这一步呢？这确实是曹操的美德。

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过分美化了关羽，根据这个史实编造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极力描述关羽的忠勇和侠义，狠狠地丑化曹操。

尹先生认为恰好是官渡之战这件史实表露出了关羽的不忠不义：刘备和曹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仇敌，为何关羽被俘欣然接受了曹操的厚待？关羽明明知道刘备投奔了袁绍，他不但不去帮助刘备，助袁绍一臂之力打败曹操，反而帮助刘备的敌人斩杀了刘备的朋友的手下大将颜良，解救了曹军白马之围，也许关羽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自我心理上的平衡，也就暂时顾不得刘备的厚恩了。

尹先生认为，“看来关羽应该是一个心机较深、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左右逢源的人，无论在敌友哪一方皆可受到厚待，可能这是他在黑白两道都吃香的缘故了。”

1.3写作意图，反驳其批判，确立关羽地位

1、单刀会

鲁肃传：“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对于“关羽的武勇在当时来说并不怎么样”的说法，其前提如下：

1、《三国演义》中虚报的战绩斩华雄、诛文丑、五关六将、斩蔡阳、释曹操、战黄忠等。

2、《三国志》中并无多少关羽的战绩。

而其主要论据则来自于《志》中的几条史料：

1、单刀会上的英雄是鲁肃。

2、以一千三百人令率五千人的关羽望而却步的甘宁。

3、射中关羽额头的庞德。

4、杀了关羽的无名小将马忠。

5、斩颜良是偷袭。

其中“斩颜良”的问题已在[论关羽之刺]中稍有论及，现仅就其他观点一一述之。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鲁肃传注引吴书曰：“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

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国演义》中在此事上确实夸大了关羽之勇。然现今对于此点比较通行的两种说法也有着根本上的错误。

其一，关于“单刀赴会者是鲁肃”。

这一概念需先弄清两人相见的地点问题。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

“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

“肃邀羽相见”，则说明相见之处非在关羽势力范围之内。否则称不上“邀”。

而“议不可往”、“乃趋就羽”，则说明相见之处亦非在鲁肃势力范围之内。否则称不上“往”、“就”。

如此，则两人相见之处处于两国势力交界处。

既然两人都是此会的参与者，何以言“单刀赴会者是鲁肃”？

从另一方面看，“邀”的是鲁肃（既主对方、发起者），“赴”的自然是关羽（既被对方，参与者）。“单刀赴会”的还是关羽。

其二，关于“单刀赴会的英雄是鲁肃”。

此一概念的由来有三：

①、“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可惜刘备是因为曹操兵锋侵入汉中，才不得不妥协。而非是因为此会。

②、“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

这里亦只能显示出孙吴方某些人比鲁肃胆小、或言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已。

③、“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而“羽无以答。”

众所周知，鲁肃是孙吴方的重要谋士，以文见长。而关羽却是刘备阵营中的首席大将，以武闻名。鲁肃以己文之长，而攻关羽文之短，呈其口舌之利。其结果不言而喻，鲁肃胜得应该，胜得没有悬念。然此一行为应该被划归至“英雄”的领域么？换言之，秦桧算不算英雄？

2、关羽濑

甘宁传：“后随鲁肃镇益阳（建安二十年215），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

水经资水注云：“益阳县有关羽濑，所谓关羽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甘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禽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

对此，很多人认为是“关羽怕甘宁”的证据。

很明显，[水经资水注]上的记载直接来源于[甘宁传]。然而，[甘宁传]中的这段记载，其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因紧接其后又言“（甘宁）后从攻皖（建安十九年214），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

而按[孙权传]、[吕蒙传]皆云破朱光在前，拒关羽在后，与此传异也。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顺序错误，只需将两段话的位置调整一下既可。估且让我们也这么认为。

那么，这段记载又能否证明“关羽怕甘宁”呢？

笔者的答案是：不能。

那又为什么“羽闻之，住不渡”呢？

首先，关羽到底是不是真的准备涉水而渡？

依上记载，只是“云欲夜涉渡”。“云”？谁云？“欲”，既是“想”，但“想”和“做”完全是两码事。也就是说，这一问题连记载此事的孙吴方也只是含混其词，而无确实依据。那么，自然不可将“关羽住不渡”的原因归功于甘宁。

其次，就当关羽是真的准备“夜涉渡”，何以要“夜”--“涉渡”，既是想凭借夜色的掩护，打孙吴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孙吴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因而商量派人防守，这时甘宁跳出来说了几句鼓励士气的场面话，说得鲁肃心花怒放地把他派去了。而关羽因得知己方战略计划被对方探知，并做出了相应的防守，再强渡的话，也收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于是决定放弃此一作战计划。这，又能说是“关羽怕甘宁”么？

这只能说明“甘宁不怕关羽”，而对于敢于“百骑劫魏营”的甘宁来说，有啥事是他不敢干的。

3、白马将军

庞德传：“后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

对此，多数人抱持着“庞德胜于关羽”或“庞德能和关羽分庭抗礼”的观点。

首先，这里是说“羽军”皆惮之，而非“关羽”惮之。

其次，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关羽明刀明枪地跟你玩命，你却来这一手，这是否可以形容为“胜之不武”？当然，这里并无贬低庞德之意。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为求胜利，不论用何种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授人以口实，徒留下话柄而已。

再次，人无完人。一个人不可能每方面都天下第一，有所长必有所短。庞德乃西凉名将，在骑射方面胜于关羽不是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设使其若真能真刀真枪地胜过关羽，也不需使此手段了。

而甘宁之所以说：“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亦是因其自信水上功夫比关羽强。进而可以这么说，既“甘宁不怕水上的关羽”。

4、关羽之死

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

潘璋传：“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

老实说，此一观点最是好笑。某些人对此声称“关羽死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司马马忠之手”，因此，关羽并不怎么历害。

然而，马忠是一个人去阻击关羽的么？他完全是可以带上一千、两千、数千人去的。

另外，马忠又必需和关羽单挑么？他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地设下陷井，又或者让小兵们当炮灰。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箭。

附带一说，吕蒙于关羽死后不久也死了。而孙吴方在此期间、参与此事的人中，还死了几个。如下所示：

孙皎传：“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

蒋钦传：“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

他们的死，又和关羽有关么？

5、最后，借以三国时人对关羽武勇的评价和其“刮骨疗毒”的事迹作为结尾，以证关羽的非常人可比。

温恢传：“......关羽骁锐......”

刘晔传：“......勇冠三军......”

郭嘉传:“......万人之敌......”

程昱传：“......万人敌......”

先主传注引傅子：“徵士傅干曰：“......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

陆逊传：“蒙曰：“......羽素勇猛......””

吕蒙传：“......关羽实熊虎......”

周瑜传：“......熊虎之将......”

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注：好笑的是，此条记载亦常常穿插于诸多“关羽无勇”的证据里，但他们也只敢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华佗从未曾为关羽刮骨疗毒”，目的是想借此以误导大家认为“此事没发生过”。）

论关羽之色

反方观点称“关羽为好色之徒”，而正方观点却说“男人皆好色”，或“英雄本色”。

就笔者的理解认为，反方的“好色”一词，实带有贬义，而正方的论点，颇有自嘲之嫌。

其实，如若“仅一次的为了自己所爱，而做出某种行为”，被称之为“好色”的话。那么，可以说天下人不论男女皆好色。

至于之所以引发此条争议，来自以下几条史料：

其一，关羽传注引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其二，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秦）朗字元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其三，《华阳国志先主传》：“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

很明显，第一、二条记载相差无己。而第三条记载则与其有三点不同：

其一，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前为下邳）

其二，秦宜禄求救于张杨。（前为袁术）

其三，关羽的理由--“妻无子”。

相较下来，第三条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妻无子”的理由太不合情理。既然是因无子而需纳妾，则任何女人皆可，干嘛非得要别人的老婆。何况这位杜氏当时也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见得特别会生。

不论从事情的合理性，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二比一比例，人们的初步简单结论是第一、二条记载属实，无须理会第三条记载。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第三条记载错得太过离谱，下此结论仍属言之过早。要研究这个问题先得了解一下此三条记载成书的先后顺序。

《蜀记》。作者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晋元帝太兴初（319-322年间）与郭璞俱为著作郎，撰晋史。

《魏氏春秋》。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晋穆帝永和二年（347）随桓温伐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人。成汉官员。晋穆帝永和二年（347）桓温伐蜀，降于晋。

三位作者中唯王隐的活动时间稍早，孙盛和常璩几为同时期人物。然而三位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同一件事情来，可以肯定在这三条记载之前，至少还有一本书记载了此事。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魏氏春秋》中引用的《献帝传》。（因《魏氏春秋》中直接引用《献帝传》，而非《蜀记》。可推知《献帝传》比《蜀记》的成书年代更早。）

《献帝传》。撰人不详。前人沈家本据《御览-车部》引《献帝传》董卓以地动问蔡邕事与魏志注所引《献帝纪》同，认为两书为一书。

《献帝纪》，作者汉侍中刘艾。

据献帝纪：为陕令。

据公阳公载记：初平初（190-193），为董卓长史。

据献帝起居注：兴平中（194-195）为侍中。

据张璠汉纪：建安元年（196），为宗正。（都许之前）

据袁宏汉纪：建安元年（196）封彭城相刘艾为列侯。（都许之后）

（另据武帝纪：“三年（198），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可知吕布领徐州后，罢了刘艾的官位，又另置彭城相。刘艾应于被逐后返回朝庭继续做他的宗正。）

据献帝起居注：建安十九年（214），为宗正。

据献帝传：建安二十一年（216），为宗正，又使持节行御史大夫。

按此，我们首先假设《献帝传》的作者既是刘艾。那么王隐的记载也很有可能是从这里所引。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常璩在已有早于自己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刘艾、王隐正确记载和降晋后有可能见到自己同时期的孙盛正确记载的情况下，还要增改几个错误上去呢？

陈寿（233-297）编撰《三国志》时是著作郎的身份，既国家所掌握的资料他都可以看到。换言之，他手上所掌握的资料以一国之力作为支撑，应为最多最详实的。

而此时王隐、孙盛、常璩三人的书尚未出世，他只能看到《献帝传》中关于此事的记载。然而，在蜀汉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他依然未采用此说，这是为什么？

因其手中只此一本，无从比较，认为其不合理处太多，而弃之不用。

我们再假设《献帝传》的作者不是刘艾，而且作于陈寿过世后。

裴松之（372-451）受命于国为《三国志》作注。时上述四书皆在其手，但他并没有直接采用《献帝传》，反而采用了《魏氏春秋》中所引《献帝传》的记载，并在关羽本传中再一次采用《蜀记》的记载，还在最后说“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这又是为什么？

因其经过四书相对较后，认为孙盛所引的记载才是《献帝传》原文。理由是手上还有一条王隐的记载与其相同，而且合情合理。于是认为手上的《献帝传》可能因传抄致误，而常璩则受了错误版本的影响。因此，才会婉转地采用孙盛的记载。但他又怕以后手上有错误版本《献帝传》和《魏氏春秋》二书的人产生误解，于是又在关羽传中引用了王隐的记载。而他最后那句话的含意我是这么理解的，既《蜀记》与《魏氏春秋》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但不代表《蜀记》和《献帝传》所说的相同。

因此，《华阳国志》中引用的记载才是真正的《献帝传》原文。如下所示：

《献帝传》→篡改→《蜀记》→假

《献帝传》→篡改→《魏氏春秋》→假

《献帝传》→原文→《华阳国志》→真①

《三国志集解》言王隐其书殆是非参半矣。而裴松之直接于志中罗列出数条孙盛所载与陈寿书不符之处，并评其“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

如此，则这两个人都有可能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后，以自己的喜好或理解擅改两条地理、人物的错误。并大笔一挥，删去关羽那不合情理的理由。使其成为自己认为较真实可信的样子。于是，才有了今天大家的误会。

明代郑以伟曾愤然写了一首《舟中读〈华阳国志〉》诗：

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

（自注：志载，关壮缪请于曹操，求纳秦宜禄妻。）

其实他错得非常离谱。首先，陈寿并未采用此条史料，是裴松之作注所加。其次，我们应该感谢常璩保留下了所引原文，才使我们今天能看清这一记载的真相。

注①：此“真”是相对于《蜀记》和《魏氏春秋》的“假”而言，相对于采用《献帝传》的原文而言。非是指“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秦宜禄向张扬求救”、“妻无子”等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想指出原始资料上所载的事情其实是错误的，进而推断此事并未发生过。要理解此点，可先设想王隐或孙盛在看到《献帝传》中的记载“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会怎么想。无非有二：其一，认为其是虚构的，因其三处地方不合情理；其二，认为其是真实的，只是《献帝传》的作者刘艾或撰抄此书的人写错了。很显然，他俩选取的是后者（又或者王隐选取的是后者，孙盛只是跟着他的步伐作选择）。

关羽成圣，必有其过人之处，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灵魂脊梁，不容亵渎，当一个民族失去了信仰，他将何去何从？本文旨在为关羽平反，一方面考证关羽英雄之所在，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对关羽矫枉过正的论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精神文明缺失的今天，关云长的忠勇义信必将撑起民族文化的一道大旗。

2.1考证历史上的关羽，具体反驳 2.1.1关羽的忠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对于这种去安及危，效忠刘汉王朝的忠义行为，后人有诗赞曰：“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劲气常摩星斗，精忠直薄云天。”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宣扬忠君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就是要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地被统治，各级大臣官吏忠心耿耿为皇帝效力，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的九五至尊。这就是历代帝王屡屡加封，把关羽推崇为忠君典范的目的。

2.1.2关羽的勇

勇，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涛疾卷，迄今庙貌并吴山。”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

2.1.3关羽的义

义，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为实践这种义气，在关羽被害后，刘备宁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仇。最终，刘备、张飞双双为报仇而死。这就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2.1.4关羽的仁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仁，即爱人。《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2.1.5关羽的智

智，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

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2.1.6关羽的信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2.2关羽崇拜的形成 2.2.1历代朝廷加封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人物。他由生前一位将领、侯爵，死后逐步晋封为公、王、帝君、大帝，直到登峰造极作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这个过程也就是关羽由人变为封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仰的神的过程。据《荆门志》记载：湖北当阳县玉泉景德禅寺关羽庙“兴于（南朝）梁、陈间，盖始于智者大师开山之时也。历隋至唐，咸祀事之”。唐代贞元十八年（802年），“荆南节度使江陵尹斐均，广其祠宇，增于旧制”。这是最早的关羽庙祭祀。唐代关羽作为名将，已进入“武庙”（当时主神为姜太公）陪祀。至北宋徽宋（1101—1125）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元代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显灵武安济王。史称元代关羽“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明朝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建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式决定把地安门西关帝庙作为太常寺官祭场所，除每年定期拜祭外，“又定国有大灾则祭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对关羽的晋封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改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文说：“（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至明末又尊崇关帝为“武庙”主神，与孔子“文庙”并祀。

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崇拜，早从关外已经开始。崇德八年（1**3年），便于盛京（今沈阳）建立关帝庙。皇太极还亲赐一块“义高千古”的匾额，定“岁时官给香烛”。入关后，又沿袭了明代岁祭关庙之例。对关羽为的崇祀，如从皇帝封敕和百姓祭祀相结合看，起源于两宋，发展于元至明中叶，深入普遍于明后期和清代。明末人刘侗说：“其（关羽）祀于京畿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据万历时人统计，仅宛平县属就有关帝庙51座。当时北京城内外分属于大兴、宛平两县。加上大兴县的关庙，明末北京城内外关帝庙总数“至少接近百所”。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同时规定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太常寺备办，官建祠宇版位座数由工部制造，还特准地安门外关帝庙正殿及大门瓦改用纯黄色琉琉，与孔庙相一致。嘉庆十九年（1814年），清廷在平息京师和河南滑县两地天理教起义以后，即以“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加封“神勇”二字，“并颁滑县庙宇御书匾额曰佑民肋顺”。咸丰二年（1852年）加“护国”，次年增“保民”，六年（1856年）添“精诚”，七年（1857年）再增“绥靖”。到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对关羽的封号已加至22个字，合称：“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据统计，有资料可查的50个府、州、县、乡共有480余处关帝庙宇。台湾据1930年统计，关帝庙为150座。此外，直隶良乡又祀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庙12座，霸州三义庙14座，蓟州三义庙3座。光绪《怀来县志》称：“其外各村堡庙不俱载”。咸丰《因安县志》说：“（关庙）在村者不可胜数”。乾隆《宝鸡县志》称：甚至有“一村两庙”。光绪《海门厅图志》云：“民间私祀关帝庙处处有之”。光绪《兰溪县志》载：关帝庙“四乡多有”。乾隆《万全县志》称：“民间设祀者皆不备载”。光绪《长治县志》云：“村镇关帝莫不崇奉”。光绪《长汀县志》称：“关帝庙在各乡各坊者悉难数”。同治《祁阳县志》说：“村镇之处，多祀关、岳二圣，或专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说：“民祀关帝庙，所在皆有之”。道光《澄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关帝庙）祀。”由此可见，关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触及到县以下的村落镇堡中去了，这是明清以来封建国家敕封诸神中所很少见到的。关于建庙时间，如山东潍县27座关庙，有年可考的15座，建于宋代一座，元代一座，明代8座，清代5座。通州（今北京通县）21座，一座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4座建于明代，其余大体建于清代。《束鹿县志》有7座关庙，除1座建于清代外，其余6座中1座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两座建于万历时，三座建于崇祯年间。广东《兴宇县志》记共有四座明建关庙，最早的建于正德九年（1514年）另三座建于崇祯时，乾隆二年（177年）修一座。浙江兰溪县，有一座关庙建于宋绍兴年间，另有四座建于清。

2.2.2民间崇拜

关羽形象的塑造寄托着民众的愿望。

首先是国家统一，国泰民安。《三国》开始，就写汉末朝廷腐败，大故迭起，宦官与大臣争权，吏治腐败，干戈遍地，民不聊生，“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张让、赵忠、封胥……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灵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张梁、张宝、张角三人组织黄巾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官军望风而靡。”“国乱思良将”是民众正常心理。因为国家**，直接的受害者，最大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所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经国家**民众都希望有仁者出，治国平天下，对能治国平天下的都表示热烈拥护，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尤其是对推行仁政，爱民者，更是裹粮景从。“刘玄德携民渡江”就是三国中最动人的例子。一百多万难民自发的扶老携幼跟着刘备逃避曹兵，可见民众之多么盼安定的生活。刘备“占人和”，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因为有关羽等一大批将领能使国家统一，国泰民安!

国家统一了(或者某一部分统一了)，那就希望在统治的范围内(治下)社会安定，地方性的，局部的小恶霸，害民贼也扫除掉，人民安居乐业，盗贼潜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书中作为样板的刘备刚得西川，立即“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军民大悦”(第六十五回)。到了刘备死后，诸葛亮掌执大权，“在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饷，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

与社会安定紧密联系的还有人民积极向上。崇圣尊贤，见贤思齐。民众虽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都懂得，都希望管自己的官吏要是好人，都盼望有圣人贤者来为民作主。见到好人，贤者，圣者更是欢喜不已，敬佩不已，愿意跟随他们，也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行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应当说是一种普遍的民众心理。还希望仁者长存，仁者有后，“虎父无犬子”就是这样的。书中的关兴、张苞，就是作者为民众心理、愿望寄托而创造的。英雄有后，子继父业，是民众向往和追求的。

2.2.3佛道儒三家推崇 2.3关羽崇拜的必要性 2.3.1关羽是一种信仰

关公是一种文化；也有人说，关公是一种精神。不然，在中国以至海外为何有这样多的关公庙。

在国内所有的关庙建筑中，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有五六处：山西关羽故里常平关帝庙，河南洛阳关林，湖北当阳关陵，荆州关帝庙，河南许昌霸陵桥关帝庙等等。而规模最大、气势最为宏伟的，就是位于关羽的故里——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城西的关帝庙了，它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一座全国最大关帝庙。庙内楼台殿阁共达三百余间，为游览胜地之一。堪称天下第一关庙。

不仅如此，除了在华夏大地，在日本、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侨中，对关羽的膜拜之风也历历不衰。

在拥有二千余万人口的台湾，关公信徒多达800万众，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台湾的关公画像年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崇奉的神祗妈祖。

美国的“龙岗总会”是一个以拜关公为祖的民间组织，各地分会有140多个，遍布华人居住的世界各地。

东南亚各国竞相立庙拜求关公，最盛者当数泰国。

在日本，早在清代就有关帝庙；前些年还新建了一座关庙，据称是海外建筑规模最大的关庙。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Davidk jordan(汉名焦大卫)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位美国学者的话是颇有见地的。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民众愿望的寄托

2.3.2关圣形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南针

在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中，精神文化更为重要；在关公精神文化中，心态文化比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更内在、更重要。

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内容，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忠与义结合，是忠义；义与仁相联，是仁义；智与勇相结，是智勇；信与义相系，是信义；礼与义相合，是礼义；仁与勇相融，是仁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说明仁与勇是紧密联系的。但这并非说，关公文化的诸观念形态内容是无区别的同等重要。就重要性而言，勇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层次，而忠、义则是更为重要的层次，是关公文化整体内容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上述诸要素中，勇是比较表层的内容，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是忠、义、仁、智、信、礼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证。在汉末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关公要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行事守信、礼等，没有勇武的精神和能力是办不到的。靠着他的勇武绝伦，才能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做到对刘皇叔的忠诚；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侠仗义，斩杀豪霸；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仁德，做好事，等等。在后世，关老爷的勇武超群，鼓舞了一代代社会下层民众惩恶扬善的士气。

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忠义。关公“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他就是忠义的化身，其一生就是一曲忠义的歌。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关公文化的研究者对此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忠义的内涵与重要性看，忠与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两个范畴，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涵盖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忠调整着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纵向的人际关系，要求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从而形成等级森严、以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秩序；义则调整着朋友、同级、同辈一类横向的人际关系。忠义的内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但忠更为统治阶层和正统社会所推崇，而义则更受市民社会、江湖社会的拥护，忠义结合，可谓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崇祀关公，宣扬关公文化“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这对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是绝对重要的。其二，从忠义与关公文化中仁、智、信、礼、勇等内容的关系看，忠义是最能反映关公文化精神实质的部分，是规定、联结关公文化各方面内容的核心。忠体现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是义、仁、智、信、礼、勇的基础和前提。义必须是忠义，即忠君前提下的义，才是封建社会所认可和提倡的。信也必须是忠信，信用要服从对皇帝的忠诚。勇也必须是忠勇，造反者的勇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忠是贯彻关公文化所有内容的，如此才“彻底一忠”。义则是更明显地渗透于关公文化其他诸内容之中的，仁、智、信、礼、勇都贯穿着义的内容，是仁义、义智、信义、礼义、义勇。可见，忠义是统帅仁智信礼勇的，是关公文化的本质与灵魂。其二，从人们对关公文化的评论和赞誉看，对关公文化称颂最多的集中在忠义方面。“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英贯金石，壮节植纲常。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当其忠义直欲凌太行。”„„自古至今，歌颂关公忠义精神的文字不计其数，仅从关庙楹联这种最能揭示关公文化精髓的形式看，赞关公忠义的所占比重很大。又如：“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惟公号帝君。”“秉烛岂避嫌，昼夜思汉室；华容非报恩，始终藐奸雄？”“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义；身骑箕尾，于今配帝答孤忠？”“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古今几夫子，英雄面目圣贤心。”“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大义秉春秋，辅汉精忠悬日月；威灵存宇宙，干霄正气壮山河。”于右任先生曾为马来西亚关庙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如此等等，不列举了。这些楹联无一例外地高度赞誉关公的忠义精神和壮举，歌颂了关公平生对刘汉王朝的无限忠诚，对兄弟、朋友的参天大义。由此不难看出，人们是把忠义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来看的。在这一点上，封建帝王并不愚蠢，他们宣扬关公也知道关键之点。三国之后，历代皇帝对关公的封谥中突出地宣扬“忠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尚不发达时，人们有着软弱的一面，当人力无法克服自然力或社会矛盾时，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这时人们便造就了神这种“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以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和安慰。关羽这位在众多武将中，其忠义至醇、神勇超人、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优势，因而被人们选中了作为一种超人间力量的神灵，而加以顶礼崇拜。同时，忠义、护国、神勇、灵佑、保民、绥靖、伏魔、宣德等一顶顶桂冠，不断地加在他的头上。北宋以后，历代文人学士的关庙碑文和诗词，都是集中歌颂其忠义神勇，保国佑民，以及抗御外侮，躯散邪恶。即所谓：关羽“亘万古而为神”，“佑我皇明，亿万年祗”；旌善诛恶康黎元”。“镇抚海澨，再战歼倭”等等。以此作为保卫国家民族，以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一种支撑力和精神安慰。当科技进步，人间力量能够征服自然力解决社会矛盾时，属于“超人间力量”的神，也就自然会消失了。

3结论

3.1总结关羽，证明再次反驳对其批判 3.2综述全文，呼应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