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自由（共5篇）

第一篇：宪法与自由

一、引言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列宁曾经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①孙中山先生有言：“宪法者，政府之构成法，人民之保证书也。”宪法的内容从1787年世界上第一部宪法颁布至今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宪法中不变的核心内容，而且，其地位日益提高并为各国所赞同。而自由是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规定。

二、自由的概念及其宪法保障

自由是一个极为抽象的名词，其概念仁智各见，未有定论。但是各种对自由所下的定义都包括如下内容：自由是依凭自己的意志所做的行为，不受非法干涉，排除外来的强制。②自由权是人民要求国家机关（或他人），非依法律不得侵犯其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为了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或国家社会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英国有“宪政之母”的美誉，其保障自由权的历史，从现有的法律文献来看，可以溯源到1215年的《大宪章》（又称“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及1689年的《权利法案》。在17世纪以前，君主享有无上的权力，人民基本上没有自由可言，对君主应尽服从的义务，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上述法律文件的目的都在于限制王权，宣告人类的天赋权利。到了17-18世纪，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反对奴役，猛烈抨击束缚人类自由的封建制度，旨在推翻不自由不平等的旧制度。自法国1791年宪法明确规定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以后，各国宪法相继把自由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而明确规定下来。

20世纪下半叶，法律有明星的社会化倾向，提倡社会公共利益，限制个人漫无边际的自由成为世界主流，社会法学派的“权衡利益说”应运而生。此说之人认为，个人的自由，固应受到宪法及法律的保障，但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享有的自由，也应受到法律的保障。如果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宪法及法律就应当着重于保障比较重大的利益而舍弃较小的利益。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欲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现代各国宪法对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规定，无形中都采纳了“权衡利益说”。在宪法中，公民自由权利固然受到保障，然而与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相发生冲突时，宪法则“舍鱼而取熊掌”，着重于保障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

三、宪法应当保障的几种重要自由

自由的种类很多，其范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其中自由是否受到宪法的保障，也随着时代或国家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在各国宪法中所规定的重要自由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也称作人身不可侵犯权，即公民有按照自己意志来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公民的身体自由不受政府或他人的非法侵犯。人身自由是各种自由中的基本自由，公民如果丧失了这项自由，则其他自由，如居住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则失去了依托的根据而随之丧失。因此，各国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障规定最为周详。据有的学者统计，各国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身自由的占88%.③我国现行宪法也有关于爆炸感人身自由的明确规定。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另外，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条款。总之，公民的人身自由非由法定机关经法定程序依法律规定，不受侵犯，禁止非法审问，处罚，拘禁。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关国家机关不依法办事，不遵守法定程序，非法羁押，刑讯逼供等现象屡禁不止。笔者认为，改变此种现象，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如冤案错案追究制度，赔偿制度等，明确公民人身自由的范围内容，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二是加强监督制约，使侵犯人身自由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其法律责任。[!--empirenews.page--]

（二）居住迁徙自由。

所谓居住自由，即公民的居住场所，不受非法侵犯。这是保障个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劳作所必须的自由。迁徙自由。即公民有迁徙自由不仅是在国内公民可以任意旅行，并移居国内任何地方。而且还包括有国际迁徙的自由，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国外，也可以自由迁徙国内。④据统计，各国宪法规定保障迁徙自由的占79%⑤。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从对住宅的保护来看，相当于保障居住自由。关于迁徙自由，我国1954年宪法中曾有规定，但在随后的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三部宪法中均无迁徙自由的规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规定迁徙自由是可行的，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业交易、经贸往来急剧增大，人员流动迁徙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公民在事实上已经享有了较大程度的迁徙自由。不幸的是迁徙自由依然没有在宪法中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再加上产生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的限制，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得迁徙自由不能充分实现。因此我们建议在承认迁徙自由的宪法地位的同时，对于已经阻碍经济发展的人事制度、户籍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公民的居住迁徙自由不得妨害社会公共秩序，否则宪法和法律应予以限制。一般而言，限制须在如下几种情况下方可进行：第一，在战争、戒严或者国家发生了大的社会动荡时，在战争区域、军事管理区域、戒严地域，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限制禁止公民迁入居住。对于因战时或戒严需要，可以征用、检查公民的住宅。第二，为了公共卫生的利益或避免流行瘟疫、自然灾害，可以限制公民出入特定地区。第三，对于假释、取保候审、监外执行等情形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应当限制其居住迁徙的自由。

（三）言论出版自由。

言论出版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口头、书面或其他方法表达其意志、思想、观点，而不受非法侵犯的自由。言论出版是人们表达观点、交流思想、传播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言论自由是“获得真理的道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人都可以追求。至于各人自认的真理，则是任何人既无权压制也无权强制他人服从的。”⑥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追求真理的自由，就没有人类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进步。所以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各国宪法规定了保障言论自由的占83%，⑦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如果公民的意见、言论和出版有害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或有悖于社会道德、伦理时，则宪法或法律对此种言论、出版应予以限制，这也是各国的通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限制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主要有二：一为“明显而当前的危险”原则，即言论有发生实质且明显的危害或者存在现实的危险时，可以加以限制。二为“恶劣倾向”的原则。即言论如有恶劣的倾向，而不必到了“明显而当前”的危险程度即可以处罚。我国在刑法中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言论和出版行为，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了具体规定。这对于打击借言论出版自由而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

（四）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包含两重意义：一是信仰自由，即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二是礼拜自由，即信教者有参加宗教仪式及宣传教义的自由。英国远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就承认了信教自由。各国宪法规定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占80%，我国宪法第36条亦有规定。

宗教信仰自由是个人内心信仰的问题，一个人信仰与不信仰某宗教属于个人事务，事实上法律不能加以限制。但是，参加宗教仪式及宣传教义，如有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则应受法律的限制。近些年来，封建迷信思想有所抬头，有的不法之徒假借宗教之名或利用宗教来骗取钱财，非法牟利。更有甚者，自封为“大师”、“神医”，组织各种非法的“宗教”组织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时，保护合法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抵制、反对邪教组织，是当前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新特点。

（五）宪法所保障的其他自由

如通信秘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婚姻自由等。有些自由，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但如果不妨害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和国家利益都应受到宪法的保障。公民的其他自由及权利，范围极其广泛，宪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穷举，而应在部门法中规定，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实现。

四、自由的保障及限制

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方式可分为两种：其一为间接保障方式，或称法律保障，即政府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利；其二为直接保障方式，或称宪法保障，即公民的各种自由，都有宪法明确规定，政府不得侵犯。更重要的是立法机关不得通过危险的法律，或通过超出宪法所授权的法律，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此类法律即可称之为“恶法”。此种保障，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不受政府违宪或违法行为的侵犯，也不受立法机关的违宪立法的侵犯，所以采取直接保障方式的国家，往往设有解释宪法的机构，以解释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或命令是否抵触宪法。美国是采取直接保障方式国家的代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国会不得制定下列事项的法律：

1、确立宗教或禁止信教之自由；

2、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之自由；

3、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陈述救济的请愿的权利。由此可见，美国的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均不得侵犯宪法所保障的人民的自由权利。对于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由联邦最高法院及下级联邦法院解释其是否违反、抵触宪法。在我国，解释宪法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是从1982年宪法制定通过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宪法的功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鲜有解释之事例。至于有立法机关直接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制度则没有提及，这是宪法的缺陷，更是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如何克服这个缺陷，是一个必须解决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五、结语

上述应当为宪法所规定的各种自由，都应受到宪法的保障。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不得妨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因时代的不同，国家处于平时或战时状态的不同，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的范围亦随之而异。自由不得滥用，它只有在法律的保障和限制之下才能真正实现。随着社会本位的日渐凸显，法律日趋社会化，宪法或法律更着重于保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条款，应当谨慎、明确、便于操作、拒绝任意。适当限制自由的本旨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是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舍鱼而取熊掌”的选择。绝不能使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成为扩张政府权力的手段，否则此种法律即使在形式上完全“合法”，最终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是“恶法”。从根本上而言，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所以，限制和保障是辩证统一的，保障之中包含着限制，限制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自由的。[!--empirenews.page--] 我国宪法对于公民自由的保障，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的。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不仅仅是宪法本身的任务，它牵涉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深层次的内容。在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寻找不足，缩小差距，更能使人深刻领会“不自由，毋宁死”的沉重代价和不朽价值。

第二篇：宪法如何保障自由

宪法如何保障公民自由

摘要：公民自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公权力侵害公民自由有时比普通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公权力侵害公民自由有立法型和执法型两类。通过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对保障人权和厉行宪制具有重要意义 ,但仅限于对违宪的法律法规的审查。还需要设立一种程序和机制,对执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以便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自由的不受公权力侵害。

关键词：公民自由 宪法保障

Abstract: the personal freedom is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basic human rights, is a citizen exercise of any other right of premise.The public power enroach on personal freedom someti-mes than ordinary crime consequence caused more serious.The public power enroach on pe-rsonal freedom has legislative type and law enforcement type two kinds.Tong after nps for ensuring humanrights and unconstitutional acts of constitutional strict signi ficance, but o-nly for un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Also need to set up a program and the mechanism of enforcement actions on the judicial examination, for timely and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since by from the public power violation, read simultaneously apply the rules of unc-onstitutional acts.Keywords: personal freedomconstitution to protectlegal reliefunconstitutional acts

一、宪法保障公民自由的必要性

严格说来，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应该定位在法治原则所属的次级原则的阶位上。换句话说，它是从法治原则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我们在此把它独立出来其意无非是要强调它的重要性。就本研究的主题和宗旨说来，这个原则足以让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升到宪法、宪政、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位阶上来。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更不排除其他的手段和力量，例如道德、政治、经济、社会调节乃至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战争等手段和力量，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和保障作用；相反，我们也积极地倡导和支持这些手段和力量对公民自由和权利发挥尽可能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但是，从各国法治和宪政的经验来看，公民自由的宪法保护是防卫性保护的基本手段，也是最便利、最经常、最有效的保护手段和力量，其优越性是其他手段和力量所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

我们通常指出，只有建立切实的宪法法保护机制，使公民自由和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就能及时地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这样才能切实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所带来的好处或效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说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具有实际意义。这个道理甚至从反证也可以得到说明。在人类宪法和宪政史上，过去、现在都出现过且仍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在宪法上冠冕堂皇地规定着公民享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和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特别是有效的司法保护机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当然，有些自由和权利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其他条件，如劳动权、休息权、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权等。这些自由和权利需要经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物质等方面条件的日益改善来逐步得到实现，这一点在任何国家，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都是如此。对于因物质等条件的不具备而暂时不能如宪法所规定的那样实现公民自由和权利，通常都能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容忍；然而，人们通常不能理解、接受和容忍的是，宪法所堂而皇之规定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受到他人，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官员有意无意的侵犯之后，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甚至会出现有冤无处伸、投诉无门的状况；更令人不能容忍和愤慨的是，有些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在饱受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行为、滥权行为的侵害之后，又遭遇官官相护、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甚至是腐败的司法机构或法官的不公正的、枉法的、滥罚的对待。这种状况在一些民主和法治不发达、欠发达的社会和国家绝非鲜见。这不仅是造成社会和国家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且极可能对社会和国家的民主根基和宪法、宪政体制以及法治建设造成根本性的损害。正是出于对关系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深层次的宪法、宪政、宪治及法治建设的考量，一个社会和国家在民主与宪制、法制建设中，不论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险阻，都切不可忽视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机制，特别是不能对司法保护机制采取漠不关心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更不能放任司法腐败任意扩散或泛滥。如果说一个社会和国家由于发达程度所限在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促进方面，还须假以时日来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话；那么，在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防卫性保护方面，特别是司法保护方面，则是刻不容缓的，而且还是能够做到的或较容易实现的。除非对社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轻慢的态度，或者根本不想去实施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而只想假借宪法愚弄人民。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则离民主与宪政、宪治和法治甚远了，应另当别论。

二、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宪法的保护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保护公民的公民自由。中共十六大报告提 ,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核心是保障公民自由不受非法侵犯。

公民自由不仅需要 普通法律的保护 ,更需要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保护。日本学者小林直树认为,近代宪法之价值体系,乃是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之基本人权所构成。因此 ,在宪法条文中详细、具体而明确地规定公民自由,避免在公民自由保护上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在“位阶上的倒错”。既然保障人权、规制公权力是宪法的本质属性 ,那么保障公民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就必然需要 宪法发挥作用。

在保护公民自由方面 ,宪法和普通法律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宪法具有规制公权力的作用 , 当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必然需要宪法的保护。而普通法律限于保护公民自由免受一般违 法犯罪行为的侵害。面对普通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公民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求助 ,或依法采取 一些行动。如可向110 报警求助、可正当防卫 ,甚至自行将犯罪行为人扭送到公安司法机关。但 面对以执行公务为名的公权力的侵害,公民不可能也不能采用对待犯罪的方式来求救或自救 ,那 会改变事情的性质 ,变为抗法行为。因此 ,应当设置一种对宪法公民自由权利的救助措施 ,像普通法系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制度 ,或大陆法系的预审法官审批羁押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原理是以公民的宪法权利制约和平衡公权力。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的本质就是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种防卫权 ,其设定旨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以对抗国家的侵犯。从英国的《权利大宪章》、《人身保护令》到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宪法前 10 条修正案的近现代宪法史也证实,保障公民自由是宪法的出发点。普通法律若不能保障公民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那么就有必要设置一种宪法保障机制。哈耶克认为,仅在书面上规定宪法 ,而不同时提供明文规定的机构对之加以实施 ,这无异于纸上谈兵 ,从而对现状的变革亦显然于事无补②。公民权利需要现实的保障,至于是承袭或借鉴“人身保护令”制度还是预审法官制度,则是可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①

三、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宪法的及时、有效的保护

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时,需要受到宪法的及时、有效的保护 ,而不仅仅是事后的保护、也不仅是纸上的难以实现的保护。公民自由受公权力侵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立法违反宪法、法律规定,制定了可侵害公民公民自由的法规；二是执法或司法活动违法宪法和法律 ,侵害了公民的公民自由。立法型违宪如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办法”；执法型违宪如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这是执行中的国家机关及受委托的机构将其异化①

②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 页。[英]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1997年版,第230 页。

成法外的权力,非法限制公民自由。

目前对立法型违宪审查制度讨论的较多,并可从宪法、立法法中找到一些依据。但对执法型违宪探讨不足。虽然对执法中侵害公民自由的行为可以通过“申请复议”、“申诉”和“行政诉讼” 等途径获得救济 ,但这是事后救济。立法上不仅不给予及时的救济,而且还限制及时救济。如孙志刚在派出所,警方表示“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救治站,医生告知“必须是孙的亲属才能前来保人①”。于是公民自由受到公权力侵害而又没有及时法律救助的孙志刚就只有等待厄运的来临。显然,不及时的救济等于认同对公民自由的非法侵害。因此,应当规定凡是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无论是行政的还是刑事的,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如12至48小时内提交司法审查。

公民自由还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保护。不及时的保护当然是无效的,但是及时的保护也 未必有效。有效保护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限制公民自由必须受到公开、公正的司法审查。这个审查应当是强制性的,不论当事人是否申请,提请限制公民自由的行政或司法机关都必须提起。违反者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应当保证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 ,对于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法院不仅应当审查事实和证据,是否合法、必要和适当,而且还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对所适用的的法规做是否违宪、违法的审查。

四、公民的公民自由需要受到维护宪法权利的特别程序保护

针对公权力侵害人身权利的两种类型,需要设置两种违宪审查方式。一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定限制公民公民自由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另一种是由法院对一切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进行司法审查 ,同时应当事人的提请,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违法审查。后者其实是更重要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能够及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公民自由和安全。这一程序专门为保障公民自由和安全免受公权力侵害而设立。凡公民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者,都有权申请法庭公开开庭对此进行听证或审讯,以确定对宪法权利的限制是否合法、必要和适当。其作用是:1对作出限制公民自由决定的机关的权力的一种程序性限制,以遏止行政和刑事检控机关可能的违法行为；2)令有权做出此类决定的机关依照法律慎重行事,遏止任意滥用公权力；3)不至于令问题复杂、恶化。如孙志刚案 ,如有这样的司法审查,悲剧或许就能够避免4)对一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①警察给予的理由似乎是无法无天的。没有身份证原本是被收容的原因,但是有身份证令原因消失后“也不能保释”,就 是非法羁押了。另外救治站的“医生”是否获得法律授权以决定“必须是亲属才能保人”? 在涉及人身自由的问题上,那种无视法律的擅权、麻木和气指懿使令人难以置信。

限制公民自由的方式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如涉及劳教、留置、强制戒毒、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刑事拘留和逮捕等的法律法规和执法行为,都应当受到司法审查,不应有例外。

在程序上,必须保障公民享有以下权利:1)申请司法审查的权利；2)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3)无力付费时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最急迫的问题还不是民主参与的范围,而是自由权利的法制保障①。由于普通法律程序无力在公民自由受公权力侵害时予以及时、有效的救济 ,那么就有必要设立一种维护宪法权利的特别程序予以保护。这一方面可以“激活”沉睡的宪法，使其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推动法治发展中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遏止公权力在非法治状态下的扩张,令其受到规制 ,同时凸显出宪法的权威和地位 ,推动宪治的发展。宪法权利受侵害当然应当有宪法救济措施。宪法权利受侵害却与宪法却无关的现状应当终结了。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154.[2]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M],1998年第3期《比较法学》

[3][英]洛克.政府论[M].商务印书馆,1997.91-92.[4]周永坤:《论宪法基本的直接效力》[M]1997年1期《中国法学》

[5]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42.[6][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参见.陶涛.论宪法渊源[J].社会科学研究,2002(2).[8]周伟，《保护公民自由条款比较研究》[M],法学评论,2000第4期,25页.①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292 页。

第三篇：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范文）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empirenews.page--]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1][2][3][4]下一页 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上一页[1][2][3][4]下一页 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上一页[1][2][3][4]下一页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的意义上，在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现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义上，哈贝马斯才把现代性称作“未完成的谋划”。

第四篇：宪法与依法行政

 宪法与依法行政-部分试题 

一、单选题(24题)

1、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的（）。 A、核心内容  B、本质内容  C、价值追求  D、重要使命  答案: A 

2、行政处罚的情节之一是不满（）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处罚。 A、12  B、14  C、16  D、18  答案: B 

3、行政程序法的核心价值有两个，一是公正，二是（）。 A、公开  B、效率  C、高效  D、诚信  答案: B 

4、下列各项中，不能进行行政复议的是（）。 A、行政处罚行为  B、行政裁决行为  C、行政立法行为  D、行政征收行为  答案: C 

5、（）是最典型和最重要的行政组织。 A、司法机构  B、国务院  C、社会团体  D、行政机关  答案: D 

6、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罚款处罚（），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 A、显失公正的  B、滥用职权的

 C、不使用罚款单据的  D、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  答案: D 

7、（）年国务院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标志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进步。 A、2006  B、2007  C、2008  D、2009  答案: B 

8、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应当（） A、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 B、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 C、作出确认违法的裁决  D、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 答案: A 

9、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 A、三个月  B、六个月  C、一年  D、二年  答案: A 

10、（）是指用人单位采取招聘方式确定任用人选，并通过合同形式在一定任期内担任某一职务的任用制度。 A、选任制  B、委任制  C、聘任制  D、遴选制  答案: C 

11、政府背信应补偿是依法行政的（）原则  A、合法性原则  B、合理性原则  C、诚信原则

 D、权责统一原则  答案: C 

12、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是（） A、议会制  B、君主制  C、单一制  D、联邦制  答案: C 

13、行政法规在公布后（）日内由国务院办公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A、15  B、30  C、六个月  D、一年  答案: B 

14、（）是行政处罚的兜底条款。 A、警告、罚款、没收  B、责令停产停业  C、行政拘留  D、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  答案: D 

15、行政拘留与处罚合并执行的，行政拘留时间最长不超过（）日。 A、5  B、10  C、15  D、20  答案: D 

16、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 A、委员会制  B、总统制

 C、君主立宪制

 D、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答案: D 

17、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自其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2‰的滞纳金。税务机关的这一行为属于（）

 A、行政征收行为  B、行政处罚行为  C、行政强制行为  D、行政监督行为  答案: C 

18、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于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结果，并能及时加以纠正的，行政主体应当（） A、给予行政处罚  B、从轻行政处罚  C、减轻行政处罚  D、不予行政处罚  答案: C 

19、国务院于（）年３月２２日公布了《全面推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 A、2002  B、2004  C、2006  D、2008  答案: B  20、某市某县公安局违法对村民王某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王某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拘留决定。市公安局经审查作出撤销决定之后，王某欲请求国家赔偿（）

 A、应首先向某县公安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 B、应首先向某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 C、应首先向某市公安局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 D、可以直接向某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赔偿诉讼  答案: A 3 

21、《行政许可法》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以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日内做出决定。 A、10  B、15  C、20  D、90  答案: C 

22、若国家财政部制定的规章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

 A、当适用国家财政部制定的规章

 B、在江苏省可以适用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 C、适用问题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 D、适用问题交由国务院裁决  答案: A 

23、依法行政的主体是（） A、行政主体  B、公务员  C、执法机构  D、政府  答案: A 

24、关于行政机关更迭期限的基本制度是（）。 A、首长负责制  B、任期制

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D、公务员制度  答案: B 

二、多选题(24题)

1、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有（）。 A、信息公开制度  B、听证制度  C、告知制度

 D、说明理由制度  E、高效便民制度  答案: ABCD 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等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A、依法治国  B、执法为民  C、公平正义  D、服务大局  E、党的领导  答案: ABCDE 

3、行政许可的法定分类分为（）。 A、普通许可  B、特许

 C、认可  D、核准  E、登记  答案: ABCDE 

4、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体包括（）。 A、社会团体  B、行业组织  C、事业单位  D、企业单位

 E、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 答案: ABCDE 

5、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有（） A、罚款  B、没收

 C、查封、扣押  D、行政拘留

 E、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  答案: ABDE 

6、行政诉讼撤销判决的条件是（） A、行为显失公正  B、主要证据不足  C、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 D、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  E、违反法定程序  答案: BCDE 

7、下述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A、国家行为

 B、抽象行政行为  C、内部行政行为  D、自由裁量行为  E、终局行政行为  答案: ABC 

8、行政许可设定的程序控制机制包括（）。 A、听取意见制度  B、说明理由制度  C、定期评价制度  D、审核制度

 E、程序公开制度  答案: ABC 

9、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类别。

 A、综合管理类  B、司法类

 C、专业技术类）等 D、行政执法类  E、监察类  答案: ACD 

10、党的领导主要是（）。 A、政治领导  B、组织领导  C、行政领导  D、科学领导  E、文化领导  答案: ABC 

11、行政组织法规定的行政组织的基本制度包括（）。 A、首长负责制  B、任期制v 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D、组织制度

 E、公务员制度J、组织制度  答案: ABCE 

12、行政处罚的管辖包括（） A、地域管辖  B、权利管辖  C、级别管辖  D、职能管辖  E、裁定管辖  答案: ACDE 

13、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权力、加强内部监督方面，我国陆续制定了（ A、刑侦处罚法  B、行政监察法  C、行政复议法  D、行政许可法  E、公务员法  答案: BCDE 

14、对下述行政行为不服的属行政复议的范围（） A、制定行政规章的行为  B、行政强制措施  C、发放抚恤金的行为  D、行政处罚行为  E、行政许可行为  答案: BCDE 

15、行政规章的名称有（）。 A、规定  B、办法  C、条例  D、实施细则  E、规则） 答案: ABDE 

16、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是（）。 A、合法性原则  B、合理性原则  C、程序正当原则

 D、高效便民和诚实守信原则  E、统一原则  答案: ABCDE 

17、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区别是（） A、主体不同  B、种类不同

 C、性质和救济途径不同  D、方式不同  E、对象不同  答案: ABCE 

18、行政诉讼的主要程序有（） A、起诉与受理

 B、行政诉讼的第一审程序  C、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  D、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 E、向上级机关备案  答案: ABCD 

19、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有（） A、合法原则  B、公正原则  C、公开原则

 D、及时和便民原则  E、全面审查原则  答案: ABCDE  20、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以（ A、条例  B、通知  C、规定  D、指示

 E、办法J、指示  答案: BD 

21、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是（） A、立项  B、起草  C、审查

 D、决定、公布  E、备案  答案: ABCDE 

22、行政不合理的识别点有（））为名称的，不属于行政法规。7

 A、目的不当

 B、专断、刚愎、恣意  C、不相关考虑  D、反复无常  E、行为不当  答案: ABCD 

23、简易程序的基本要求包括（）。 A、表明身份

 B、确认违法事实

 C、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 D、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 E、备案  答案: ABCDE 

24、行政程序法有如下特征（）。 A、法定性  B、行政性  C、多样性  D、科学性  E、原则性  答案: ABC 

三、判断题(32题)

1、从内容来看，人民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审查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答案: B 

2、依法治国是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答案: B 

3、我国公务员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考核、职务升降、奖励和工资福利保险等环节。（） 答案: A 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区别于西方国家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原则。（） 答案: A 

5、在中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推行政务公开的法律依据是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答案: A 

6、比例原则主要强调行政手段、方法和目的之间应该和谐一致、成比例，强调行政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关系。（） 答案: A 

7、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人身权范围包括：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受教育权和荣誉权。（） 答案: B 

8、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 答案: A 

9、国家赔偿法是有关国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总和。（） 答案: A 

10、在我国，行为许可主要存在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业和领域。（） 答案: B 

11、行政程序的主要作用首先是保证实体法的实施，实现实体正义。（） 答案: A 

12、依法行政是指公务员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 答案: B 

13、行政组织法就是规范行政组织的法，是规范行政的组织过程和控制行政组织的法。（） 答案: A 

14、行政复议的程序即为司法程序。（） 答案: B 

15、行政法必须依据和服从宪法。（） 答案: A 

16、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高于所属行政机关指定的行政性规范性文件。（） 答案: A 

17、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 答案: A 

18、权利性许可是指行政许可证的持有人在获得该许可证的同时便承担了在一定期限内从事该活动的义务。（） 答案: B 

19、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 答案: A  20、行政许可在本质上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的审查核实。（） 答案: A 

21、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之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答案: A 

22、因受害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答案: A 

23、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 答案: B 

24、权责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实现行政活动的有责任状态。（） 答案: B 

25、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一方，包括内部工作人员。（） 答案: B 

26、目前我国公务员的范围包括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答案: B 

27、第三人是指因与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身亲参加或者行政复议机关通知其参加到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公民。（） 答案: B 

28、行政补偿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制度设计。（） 答案: A 

29、罚缴分离原则是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和收缴罚款的机关分离。（） 答案: B  30、人民法院不受理国家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答案: A 

31、行政监察的对象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级领导。（） 答案: B 

32、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答案: A

第五篇：宪法与宪政

一、我国现行宪政下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所谓宪政，就是依宪法而政治，依宪法而治理。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功能，宪法是人权斗争的产物。宪法对权（权力与权利）的分配可以说是权的第一次分配（基本分配），而司法则可以说是对权的第二次分配（矫正性分配）。以司法来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落实是宪政的题中之意。本文所讨论的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条文的司法适用性，是指宪法规范可以被司法机关援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它只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且普通法律救济途径穷尽的情况下才启用。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几乎没有“正典”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那么，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不能被司法化，还是因为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没有这种必要性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本本中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如果不被适用就会成为一堆废纸而毫无用处。宪法作为法的渊源之一也不例外，它的生命力也在于其适用，而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适用的应有之意。其次，随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不断深入，树立宪法的权威，增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宪政建设的基础性目标。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切实抓好宪法的适用，使宪法走进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使百姓能切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感觉到宪法就在身边，感觉到宪法就是实实在在的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通过宪法司法化，可以纠正公权力主体和私人团体的违宪行为，防止和矫正公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而进一步维护宪法规定的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体制，有利于促进宪政建设。再次，宪法司法化是解决公民“权利虚置”问题之必须。有些公民权利有宪法规定但尚没有转化为变通法律规范权利从而造成了“权利虚置”的状况。当面对“权利虚置”、立法滞后的现实，手捧宪法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以纠正违宪行为保护合法权利时，高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宪法司法化客观上也使国家权力分配更为合理，使我国“大行政”“小司法”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我国宪政条件下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它的前提条件是：应当由法律具体化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直接依据宪法条文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救济。我国宪法上确实存在没有被具体化的公民权利，这也是学者们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根本原因。主张宪法司法化的学者认为：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可以弥补法律漏洞，维护宪法权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我国法院是否可以将宪法司法化呢？分析我国的宪法、宪政体制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等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第一，我国宪法中没有宪法司法化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12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虽然有人将所依照的“法律”解释为包括宪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但毕竟不明确，而且这里的“法律”似应理解为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及行使审判权之程序规则，而不包括以宪法规范作为裁决的依据。宪法规定得过于抽象、原则和概括，政治色彩太浓，导致宪法条文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我国属于在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般遵循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即法律规定是大前提、待决案件事实是小前提、特定法律后果之发生是其结论。所以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异于“法官造法”。而我国法院的现实情况却不容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我国法院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权限不容许其有这样的行为：我国法院相对于立法与行政来说地位相对较低；法院、法院系统内部及法官的独立性较差。其次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个人素质也实难担当起“造法”的重任。我国现有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专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均在“建设”之中。第三，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宪法的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仅限于法律、法令的适用，不包括宪法规范的适用。因此，法院如果直接适用宪法做出判决，必然要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那么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实质的违宪。对宪法解释权专属性的这种规定，使得我国法院行使司宪权又多了一道围栏。第四，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只有少数国家宪法规定宪法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建立了宪法法院，这种直接适用宪法的法院并非全是普通法院。并且他们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严格区分宪法诉讼与非宪法诉讼，防止司宪权的滥用；二是坚守“穷尽其他救济办法”的原则，即使当部门法缺乏具体规定时亦要尽量通过解释部门法的一般条款和具体概括的规定，或法言法语，将宪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避免使用这一救济手段。由些可见，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并不是容易解决的。

三、宪法司法化的实现是不可抵挡的潮流

纵观我国的法律，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做出过明确禁止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正典”的但实际上的宪法司法化实践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是有其生存的可能性与空间的。随着世界各国对人权保护的加强，宪法作为人权最重要的保护手段，其司法性适用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首先，从理论上讲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宪法是法，具有规范性、意志性、物质决定性等法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具有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是母法”不应该成为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理由。其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对于有些法律规范，公、私法这种学理上的划分对他们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宪法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宪法实际上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础，微缩着一国法律体系中私法和公法两者的内容。宪法的这种特性使宪法司法化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其三，对私人团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违宪责任追究的必要使宪法司法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现实。

其次，从我国宪法实践上看，宪法司法化有其生长的土壤与空间。看我国宪法实践的历史，宪法在审判中的引用问题涉及了这样几个司法解释：1955 年“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1986 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法规性文件的批复”；1988 年“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2001 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就是关于被众多学者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的批复，这一批复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宪法司法化研究的高潮。最高人民法院短短的几十字的批复让沉寂了许久的实务界与理论界看到了宪法在司法上适用的进步，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触动这根敏感“神经”的决心，看到了中国宪法司法化蠢蠢欲动的根芽。同年8月发生了青岛三名中学生要状告教育部的案件，2002年1月出现了四川大学学生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证明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已有了根基。宪政体制下对人权保护的加强，也是宪法走向司法化的动力之一。

最后，宪法司法化的国际化趋势也为中国宪法司法化提供了契机。继180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之后，许多国家先后将其宪法运用于司法实践，实现了宪法司法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三种宪法监督体制：普通法院监督体制、立法机关监督体制、专门机关监督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宪法都具有司法效力。所以要使中国宪法与国际接轨，就必须顺应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宪法监督体制，以促进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

二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

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二、（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

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

（六）、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司法权独立，即司法权在国家的诸权力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其它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政法委、人大和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领导和监督不是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即法官独立处理自己承办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其他法官或上级法院的干涉。法官在本级法院内部对包括院长和庭长在内的其他法官独立，消除现有的上下级关系，院长是首席法官。法官办案只服从法律，不必向上“请示”，也不必接受指示，拒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当然，法官要有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和资格，人民法院在人事上、财政上要获得独立行使审判权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司法是否独立与公正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问题，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体制不断在完善，2004年又要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一步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理顺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赋予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力，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制度，为其提供职务保障，防止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使法官、检察官能够顶住压力、秉公执法，以确保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