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忆中有哪些真相被删除

第一篇：红军长征记忆中有哪些真相被删除

红军长征记忆中 有哪些真相被删除？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01-19 09:53:44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回忆录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壹、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着《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贰、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

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

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肆、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伍、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

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

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陆、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柒、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摘自：羊城晚报 作者：高华）

第二篇：红军长征

红军岩的故事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的红军岩，长约10来米，形状有如龙的舌头，老百姓原来叫它龙舌岩。岩石上留下的一幅红军标语至今还清晰可见。岩石旁边还有一座风格别致的凉亭。有关这块岩石和这座凉亭的历史。

1934年的时候，红军长征从我们这里路过，有几个红军伤员就住（躲）在这个岩洞下面，当时我们村民就把粮食呀、生活用水呀送给他们，他们伤好后为感谢我们的村民，就在岩石上刻下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后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当地百姓就把这个岩石改叫”红军岩。

泗水乡白面瑶族寨的瑶族老人还告诉我们说，当年红军进入龙胜后，桂系军阀派遣特务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四处纵火，散布谣言诋毁红军，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频繁的火灾引起红军的高度警觉。在龙胜县龙平镇，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白天经过了一天的行军，晚上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半夜刚回来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时，噼噼啪啪的闹声响成一片。警卫员惊醒起来一看，周副主席睡觉的房子已经被火光包围，烟火往房内直喷。警卫员顺手提着一条军毯冲进房内。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卫员把军毯蒙在副主席的头上，拉出门外来，才脱离了危险。周恩来派出侦察员，抓获了几名纵火犯。红军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挂军敌特的卑鄙行径，同时不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群众了解事情真相后，消除了误会，开始积极帮助红军，不少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

其实，红军与广西各民族人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年的12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左右江根据地，把革命内的火种撒向了广西这个多民族聚集区。

百色起义之后成立的红七军，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1931年，毛泽东曾经亲手授予转战到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此后，毛泽东还多次称赞：“红七军特别能打硬仗！”

英勇的红军突破湘江之后，向越城岭以西的地域前进，原计划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计划被蒋介石察觉，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

在这个紧要关头，已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挺进贵州，这就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鏖战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破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34年12月3号到6号，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长征历程---中央红军血战湘江

70多年前，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急忙调集30万大军，依托湘江屏障，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关系红军生死存亡而又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就发生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灌阳、全州一带。

当年湘江战役的战场如今美丽富饶

说起湘江战役，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它发生在湖南。虽然“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湘江也贯穿湖南全境，流入长江。但它的上游和源头则在广西境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下令开凿灵渠，连通了湘江和漓江，随即发兵50万一举统一岭南。

人们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两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条灵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血战湘江突破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胜利。湘江战役虽然胜利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和桂系、粤系等地方军阀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但这也是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这次战役，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当年的漫画标语——国民匪党

湘江战役8万红军与30万敌人血战了7天7夜。从我们的直播所在地兴安县城沿322国道顺湘江北上，约40公里就是全州县城。今天的322国道就是当年连接湖南与广西的主要通道---桂黄公路。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过江后，在脚山铺一线切断 桂黄公路，阻击从全州县城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

脚山铺一战，惨烈异常。因为脚山铺一旦失守，湘军将沿着桂黄公路一路南下，与由南北上的国民党桂系部队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将被蒋介石30万大军彻底包围在湘江以东。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这是一场恶仗。当时，红一军团利用有利地形在脚山铺构筑了两道阻击线。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更是下定决心：把前线指挥部设在第一道阻击线的米花山上，实行近距离指挥作战，誓与阵地上的战士共存亡，以保证中央红军抢渡湘江。

红军当年路过的瑶寨

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这个小山村的周围有几座小山，这些山就叫“脚山”。这个时节山上的树木和植被郁郁葱葱，一片翠绿。这些小山夹着“桂黄公路”，这条路是广西通往湖南的重要干道，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货车和客车川流不息。70多年前，红军血战湘江三大阻击战之一的脚山阻击战，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战斗在黎明前打响，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敌人的一批批敌机俯冲扫射、投弹，整个脚山阵地上顿时土迸石裂、断枝横飞、尘土弥漫、硝烟四起。敌军密集的炮弹几乎把整个脚山翻了个个儿。凶狠的敌人投掷燃烧弹，把前沿阵地烧成一片火海。敌人以为红军伤亡得差不多了，嚎叫着、冲了上来。没想到红军战士从尘土中钻出来，抖掉身上的断枝落叶，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打得敌人不知所措。

但阻击敌人的红一军团一师和二师，人数不足一万，对手是何键的湘军，有六七万人。11月30号，一师阵地米花山、美女梳头峰相继被突破，红军退守到赤兰铺、白沙、夏壁田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12月1号，湘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起猛攻，第二道 防线又出现了一条空隙。一股湘军端着刺刀竟摸到了距林彪、聂荣臻指挥所门口40米的地方，幸亏警卫员邱文熙及时发现。大家赶忙收起地图转移。撤退路上，林彪说：“今天真是好险啊，再晚几分钟，我们可真要成为湘军的„座上客‟了！”

这场阻击战中，红军将士牺牲人数达2000多人，二师五团团长易荡平就是在这场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后，誓死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饮，一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也在这场战役中负伤。

在当年阻击战发生的脚山铺村，记者见到了曾见证过这场战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经90岁了。老人说，红军在脚山铺一带打了三天三夜，他和红军呆了两天两夜。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的枪不好，很短，有些子弹头还是竹子和木头做的。子弹打出去，“叭”的一声飞出不远就落在了地上。这场战斗，有的部队整连整营的全拼光了。

红军渡过湘江的指挥所红军堂

红军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牺牲的战士垒成了堆，仅一个米花山就有上千人，都来不及埋葬。因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不久，山上不知为什么起了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当年脚山铺这一带的战场，如今也成了一望无际的稻田。很难再去寻觅当年战场的痕迹了。

从脚山铺到界首，60华里的湘江沿线成为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为守住这60华里的湘江沿线，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就在脚山铺阻击战进行的同时，担任左翼前锋的红三军团四师在界首的光华铺阻击由兴安县向北扑来的国民党桂系部队。

1934年的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10团赶在敌军达到之前抢先一步渡过湘江，占领界首，并为后续部队搭起过江浮桥。11月29日，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打响。

由于江边上无险可守，无数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他们倒下之前，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抛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作了最后的刺刀拼刺。

第三篇：红军长征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中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产物。而长征文化，便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文化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

着我们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有人可

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咱们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

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

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我觉得，红

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里，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感，最值得我们纪念，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从资料上见到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队为红军垫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让

我流泪，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长征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要问我，纪念长征的感悟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已经没有了战火纷飞的氛围，七十年前艰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们的想像，但其精神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谈，但不能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遥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总会浮现长征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的纪念活动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红军长征读后感范文二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

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面

对山高邻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

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

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

动。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

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

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

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

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

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

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

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

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

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

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

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第四篇：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

红军的长征实际是不得已的。由于没有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在原来的根据地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只好进行战略转移。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是没有明确方向的。北上抗日只是后来的说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时，是准备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师。遇到国民党军严重的阻截。湘江战役遭到严重的损失。从8万多人减少到3万。这是长征途中遭到的最严重的损失。爬雪山，过草地并不是最严重的损失。

后来中央红军转进贵州，占领了遵义。就想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只好决定到川西北和四方面军汇合。但是直接渡过川江穿过四川省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央红军于是四渡赤水，冲破包围圈，进入云南。在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彝人区，才摆脱了国民党军。通过彝人区以后，抢夺芦定桥。再前进当然不能经过成都平原，就只能爬雪山过草地了。

所谓雪山草地就是今天阿坝藏族自治洲的夹金山和松番草地。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以后就和四方面军汇合了，双方混编成左右两路军通过草地。结果在通过草地以后红军发生了分裂。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一部分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其余部队重新通过草地到了现在甘孜藏族自治洲地区。

陕甘支队北上以后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南部。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看见一张国民党的报纸，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才最后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困在甘孜的四方面军和经过长征的二方面军即原来的二、六军团终于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长征正式结束。

第五篇：红军长征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红1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长征中的部分红军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日至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长征中（1935年3月至5月）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部分干部到达陕北后于延安合影（后排左起第5人为军团长罗炳辉、前排左起第3人为军团政治委员何

长工）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长征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1935年9月，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在陕甘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会师，成立

了红15军团。图为会师的情景。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日至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日至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4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日至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