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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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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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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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魔域私服一条龙 www.xiexiebang.comXD

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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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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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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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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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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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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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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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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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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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回顾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生态观的每一次发展和丰富，既与当时国内的生态环境现状、国际环境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与党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要幻想“为万世开太平”，能够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必须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探索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形成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哪些变化，探索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运行规律相得益彰，不断创新和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念，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民生观，这是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民生问题存在差别，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民生观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探究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轨迹，分析其内涵，把握其特色，对深刻理解党的宗旨，解决当代日益凸现的民生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历史演进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并结合时代特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民生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民生观。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民生的政治前提与基础的信念，把关注民生、为民谋利、为民造福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实践中，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人们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剥削、压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奋斗。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先驱孙中山”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观，由于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刻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工人等，“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阻碍中国人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无法解决民生的根本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1]（P390）没有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就没有人民幸福，号召“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P259）”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2](P139)因此，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这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必须本着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价值目标，高度重视民生，并始终把改善民生视为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1]（P292）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注重经济利益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还郑重指出：我们“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注民生，就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4](P222)1

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人民的幸福视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本质要求。

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是其时代赋予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百废待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如何在实践中极大的改善人民生活，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立足于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定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6](P1428)[5](P201)[2](P136—137)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并把它提高到维持党和人民的关系，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7](P245)这一任务不仅明确了党在建设初期，改善民生的措施及目标，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的保障。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倡导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谋求解决民生的根本推动力，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诠释民生，把“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到民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前，经济的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民生，保障民生。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28)。“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8](P264—265)深刻揭示了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改善民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9](P31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为解决民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论断，实质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不是单纯就“民生”而谈民生，而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角度去考察民生问题。他指出：”„„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9](P128)”„„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P63)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更深入地诠释民生，进而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他还强调：“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8](P64)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鲜明的贯穿于他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历程中。

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深入理解民生的体现，更是其最高价值追求。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他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P166)邓小平也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差距悬殊，主张“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8](P255)为实现人民真正意义的共同富裕，邓小平高瞻远瞩，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首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蕴含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民生目标体系。每一步都与人民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步步落实到人民生活上。“三步走”战略，前瞻性的勾画未来我国经济发达、民生改善的社会主义美好图景。不仅是邓小平毕生改善民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其民生观的最直接体现。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生全局，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础，必须通过发展经济，以实现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的先进性结合起来。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10](P122)。这就清楚地指出了新时期改善民生问题的迫切性，他还强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巩固”[11](P569—570)江泽民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执政层面，由此上升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战略高度，将关注民生作为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石，诠释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改善民生、怎样改善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充分反映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对解决民生与党的执政地位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内容。

围绕新时期如何改善民生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始终认为发展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发展生产、繁荣文化、建设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最终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并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12］(P514)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10］(P534)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此可

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实践上决定民生的发展程度，脱离经济发展而谈民生，是虚幻的民生，更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相违背的。“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水平前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3］(P27—28)所以，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10］(P552)[10](P539)

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构建“和谐民生”为蓝图，以制度建设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秉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14]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没，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因此，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15] 充分体现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解决民生问题制定了系统而又具体的的举措。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之基。

构建“和谐民生”的蓝图，既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形势，更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理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生动体现。胡锦涛认识到“‘后改革开放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16](P28)将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依据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根本之策。”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4]的党的民生“五有”走创新性的和谐型民生之路；把民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民生蓝图，不仅顺应了各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生问题的本质意涵。

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现“和谐民生”的蓝图；需要健全的制度、完备的法律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保障。针对当前民生问题凸显与改善民生的制度缺失有关，胡锦涛强调：“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温家宝指出：”解决民生问题，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19]党的十七大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写入“报告”，把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民生”蓝图写入了党章，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制度上的定格，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对改善民生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意义。彰显了民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为切实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创造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积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核心，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民生观。深入探求其演进规律，对于更好地理解民生观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义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 /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参考资料[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P496)[17][1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24日.[1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16]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年2月27日.[18]胡锦涛.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C].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19]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N].新华日报,2007年3月16日.

第三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72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勇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举世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经济实力空前提升，国家面貌发生沧桑巨变。我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7.2万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增加值之比由1952年的51.0∶20.9∶28.2调整为2020年的7.7∶37.8∶54.5，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粮食总产量连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工业化和信息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加速，制造业增加值持续位居世界首位。服务业拉动作用日益凸显，20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20年底，全国99.6%的乡镇、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行政村通4G比例超过98%，建成了一大批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区域发展成就辉煌。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稳步实施，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形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长到2020年的3.2万元，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8年持续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社会事业全面发展，202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能力水平大幅提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成就斐然，创新大国地位奠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取得“两弹一星”、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成果，极大提升了我们的科技自信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发经费投入稳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自主创新成果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有影响。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平台蓬勃发展，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极大激发，2020年底市场主体数量增长到1.38亿户。

生态保护力度空前，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我国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6%提高到2020年的23.04%，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由1953年的94.4%降至2020年的56.8%。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打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和明显改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节能减排强力推进，2020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达24.3%。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向世界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经济活力迸发涌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性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开创了国际合作新局面。目前，我国已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一大国。

踏平坎坷化危为机，国家安全全面加强。我国有效应对外部封锁，大力推进工业化，稳步开展“三线建设”，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斗疫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得到有力保障，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构建起门类齐全、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有效防范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明显提升，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

72年来，我们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与启示弥足珍贵。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思践悟贯穿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人民情怀、高度自觉自信、无畏担当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形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探索出的正确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新征程上，必须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干事创业的看家本领。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征程上，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定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

郭榛树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到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曲折发展和转型创新，而未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将取决于文化的政治化、产业化和自主化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体制；历史演变；改革走向

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地建立、调整和完善新的文化体制，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促进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对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进行历史考察，厘清其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决定和影响文化体制的若干因素

（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宣传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然，这只是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的，我们决不能将一定的宣传文化体制与经济基础简单地对应起来。比如说，建设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经济基础可能要近一点，而革命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当时的经济基础可能就要远一些。还有，虽然一种宣传文化体制在新建时与经济基础的关联可能并不是很直接，但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只有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宣传文化体制，才能维持和发展。否则，这种宣传文化体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认为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的。如毛泽东在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但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也需要一定的政治体制做保障，必须反映一定政治体制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是广义的，它既包括革命时期的战争体制，也包括建设时期的政治体制。在革 1 命时期，宣传文化体制必须与当时的战争体制相适应；而在建设年代，宣传文化体制则必须与当今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否则，宣传文化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三）外部影响。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1918年，列宁也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建设同样必须吸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成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革命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包括苏联的文化体制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借鉴对象。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西方文化体制建设的一些成果逐步为我们所吸纳，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恩格斯也曾说过：“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6]这就是说，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因此，我们不管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还是文化体制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没有传统的民本思想、社会本位，以及大同思想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能要困难得多。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虽然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但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元化模式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五）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功于道格拉斯·诺思。诺思通过对西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发现经济生活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就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惯性。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人们一旦选择某一制度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导致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赖”。路径依赖虽然是从经济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原理，但也适用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变迁。在文化领域，同样地，“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例如，在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制外的改革（如晚报、广告等）已经走得很远，但党报的编辑、发行及其管理等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再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将文化局、广电局和新闻出版局整合成文广新局，但不少并没有能够产生1+1  2的功能，它们还各自按原来的方式在运行。这些都是“路径依赖”的典型表现，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初建与发展（1921-1949年）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教育体制初创时期。党在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的专门规定，党的一大不仅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局，而且在中央局下设置了专司宣传的部门——宣传部。建党之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为“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8]于1923年10月颁布了《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这种调整的目的是将党外宣传与党内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从党的六大到延安整风，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建设时期。在对敌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明确指出：“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9]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根据这一要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3月，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系列文化团体。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团体的统一领导，1930年10月“文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意味着我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的宣传教育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

延安整风时期，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基本形成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宣传工作实践的推进，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延安整风时期，我党对宣传文化体制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即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其中，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等4人组成，毛泽东亲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这一调整突出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宣传文化管理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宣传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性。这一体制由于体系完备，效率很高，因而成了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确立与变异（1949-1976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初探和确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取得了执政权，开始通过政府来管理和发展文化。一是成立了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如在中央成立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设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具体文化行政管理工作。二是建立起系统的文化事业。重要的文教机构，如大中小学、新闻出版单位、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都逐步实现了国有化，这些机构的文化人也相应地实现了“单位化”。文化事业的日益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党的宣传领导权的削弱，因为党的宣传部门虽然原则上不应干预具体的文化行政工作，但通过文化机构所设党委或党组，可以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

从1957年至196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日益集中化时期。1957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地方党委的第一书记 “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0]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文教战线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也依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还接管了 3 一批民主党派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到1958年，根据“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的精神，在宣传文化系统，新设的中央文教小组与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相对应，中宣部则主管文化、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和出版等部门。地方上也依此进行调整。1963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各种文化批判运动，1964年中宣部成立检查工作组进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进行检查和整风改组。这样，通过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党对宣传文化工作掌握了全方位的直接控制权。

1966年至197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小组不同于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文革”中，中宣部被视为“阎王殿”，文化部也属于“应砸烂”的部门，作协和文联受到巨大冲击而均陷于瘫痪，隶属于文化部、作协和文联的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被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下所设的几个主要职能机构，如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等，不仅夺取了各文化管理机构的很多权力，而且直接控制了文化生产，如图书出版、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等，原有宣传文化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单位大多无法正常运行。

（三）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与转型创新（1976年以来）

1976年至1979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拨乱反正时期。“四人帮”被粉碎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中宣部，临时“宣传口”停止运行。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后，对中宣部的原有机构进行微调，中宣部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7年12月6日，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启动了文化部的改组工作。1978年5月27日，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正式宣布文联、作协和《文艺报》恢复工作。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联、作协，以及其他文化团体，都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为以后的转型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1979年至2003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从《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级报纸主动要求“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到主流媒体普遍实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机制；从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到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文化机构的生机和活力；从深化每一个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的内部改革，到组建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开展“以文补文”，推行“双轨制”，到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从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存在，到大力支持培育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从建立健全文化管理机构，到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文化体制改革一步步展开。

2003年至今，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时期。2003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同时向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大力拓展，从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机制、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上，2003年开始局部试点，2005年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绝大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成功“转企”，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4 务体系初步建立，文化产业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制高点；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准确把握文化的政治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在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特别是片面强调文化的政治属性，结果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1]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政治功能。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可以从多方面发挥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是执政党的思想统一功能，这对于一切严密型政党尤其重要，因为组织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统一为前提。二是政治教育功能，以先进性而获取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怀着强烈的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和唤醒民众的责任意识，需要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三是社会凝聚和动员功能，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等手段来凝聚和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四是综合国力竞争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先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的感召力等释放出无形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构成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文化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理论武装、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文化体制不管怎么改革，“党校姓党”、党领导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管媒体和舆论等原则和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冲击，传统的理论武装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媒体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亟需进行改革。如干部培训教育，可开辟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等多种渠道，既有所分工，又形成竞争，以进一步提高干部培训质量。再如学校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可通过充实辅导员队伍，改革教材内容和方法，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再如新闻出版，可着力打造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的新闻频道、人民出版社、政府网站，等等，以增强主流舆论的引导力。还有，党和政府还要通过“五个一工程”、文明创建活动、道德模范评选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式，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方向。

（二）积极推进文化的产业化，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逐渐理顺，人们发现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另一就是它的产业性。狭义上的文化本是观念形态的成果，但观念形态的成果要为其他人所分享，大多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由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即包含一定思想内容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与其他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共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就使得文化完全可以被“商 5 品化”甚至“产业化”。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文化产业还具有其他产业所没有的许多优势：第一，它是“朝阳”产业。在我国，文化产业无疑是一种新兴产业，而且是由技术突破创新带动企业的产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其文化需求必将大规模地释放出来，因此文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第二，它是“双效”产业。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物质投入相对较小，由于“内容”的注入可以使其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正由于文化产品是“内容为王”，所以它具有其他产品所没有的信息、教育和娱乐等功能，从而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第三，它是“绿色”产业。与生产制造领域中的大部分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耗低、污染小，具有鲜明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征，更符合科学发展和转型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就必须合理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同时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优做强一批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必须建立促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机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必须加快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丰富文化产品市场，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建立健全促进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文化内容的创新，鼓励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三）充分尊重文化的自主化，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文化的政治化，主要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文化的产业化，除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外，对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不无裨益。第一，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消解和冲破强加在文化身上的许多不应有的禁锢，促进文化比较自由地发展；第二，文化的产业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可以有效刺激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第三，文化的产业化，需要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文化的大众化。总之，文化的产业化，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文化并不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在一个社会大系统中，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等子系统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从外在来看，一般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巨大的反作用，等等；而从内在来看，这种相对独立性应当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目标，而不能与经济、政治亦步亦趋，不能以经济、政治价值为自身的价值。虽然囿于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得不依附于政治、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来看，文化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的主体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将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文化领域的特征应当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比其深刻多的思想，即文化的最终价值应当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9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即一定要按照文化自身 6 的特点和规律来领导和建设文化。而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文化的自主发展。一是更加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自由。正如邓小平所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二是更加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不仅要承认多样化思潮的客观存在，而且要加强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交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三是更加强调文化管理的法治化。这样更有利于增强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的自主性，避免文化管理的人治化模式给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带来的不合理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四是更加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生产，即使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也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585.[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2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7.[7][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55.[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19.[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92.[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联系地址：南京市白下路257号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手机：*** 邮箱：gzs2166@sina.com

第五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辉煌的历史,光荣的启示

辉煌的历史，光荣的启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小时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时常萦绕我耳边。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与祝福声中，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华诞------七月一日，一个多么神圣的日子，一个多么光荣的节日。

遥想公元一八四零年，几声炮响，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粉碎了这个古老国度几千年来四海皆夷、唯我独尊的传统，华夏江山难保，形势危在旦夕；几声炮响，震醒了沉醉在天朝上国的愚昧国人，他们临危受命，开始想方设法，四处奔走，意图救中华于既危。

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一次次勇敢的尝试，一次次无情的失败，一次次给国人以失望。它们哪一个不是因落后的政体，保守的思想，腐朽的政府，软弱的本性而付诸东流，哪一个不是让广大国人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瞬息陨灭？

无数的事实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政党是无法领导四万万同胞走向富裕安定，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人们开始呼喊：“谁才能救救中国啊？”历史给出了答案。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个的不平凡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成立了！她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己任和奋斗目标。她的诞生，不仅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核心，也使中国革命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发展着的政党，她在坚持总路线不变的前提下，边发展，边完善，边积累，虽然危险重重，费尽艰辛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新中国；虽然曲曲折折，迷茫沧桑，总结了左倾的错误后，走出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带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是啊，在这样一个曾经落后，周边形势复杂的泱泱大国，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了十四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还将无私的援助送给全世界需要的地方；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带领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天灾人祸之后，取得了GDP世界第二的伟大成就；不仅保障了民族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还发展曾经小米加步枪的革命队伍，成为当今世界军事格局的一个主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了不起啊！我为中国共产党感到骄傲。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当继承前人，勇于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应当向叶欣护士长学习，学习她在危险和困难前不畏惧，不退缩的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学习杨善洲同志艰苦创业，为民谋利，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学习袁隆平院士老当益壮，悉心钻研，戒骄戒躁，不易满足的共产党员的进取精神；应当始终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优秀性来激励自己。让自己在学习和精神上双进步。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应当积极进取，刻苦学习；悉心钻研，开拓创新；乐于助人，勤劳简朴；热心公益，见义勇为。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将“八荣八耻”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完善自己，监督同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时期和谐校园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大学生，我们还应该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习必需的生活技能，逐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广交诤友，积累自己的处世经验；学习各项法律常识，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着人生理想，永远前进。

时代在进步，但党的先进性永远不会变。每个党员都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是共和国先进集体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毕生心血，诠释者党员的义务，捍卫党的荣誉，维护者国家的尊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代接班人，我们应时刻准备着，为维护国家荣誉和人民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