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第一篇：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第十章 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一、“归来者”的历史反思

“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们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恢复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本章所讨论的“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一般出生在30年代，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鼓舞下，他们以文坛上的新一代主人的身份和热情，携着他们对现实积极干预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他们当中包括刘宾雁、王蒙、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白桦、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等。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折，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作者本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他们当中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配到穷困偏远的地区，有的在车间工矿，从事着艰苦的甚至是非人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这批作者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50年代遭到批判的作品重新被肯定。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于是成为这一代作家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

这些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们，依凭着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主力。与上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作家相比，他们有着特有的优势：二十多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的个人梦魇，而且，这一段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生活的阅历和体验；与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正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经历中的黄金岁月；与知青一代相比，他们在50年代已有的创作经验虽不丰厚，但足以在“文革”后文学的荒原废墟上显露头角，至少免去了如知青一代作家的初期摸索过程；积压二十多年的情感与思想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生活体验本身为认识现实、反思历史提供了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念，他们在50年代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之后二十多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发生过怀疑和破灭，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深了这种信念和理想，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态度，对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这种作品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干部，他们既是受难者，又都是心怀天下或为民请命的英雄，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居多。这样，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知识分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如茹志鹃的《剪接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等，虽然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反思主题与前一种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作为一种叙述立场的选择也很难说是完全自觉的，但它们毕竟为“反思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途径和立场，也为文革后文学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开拓的空间。

二、从“同路人”的立场反思历史：方之《内奸》

中篇小说《内奸》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3 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这种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就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

三、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王蒙《海的梦》

短篇小说《海的梦》写于1980年4 月，这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创作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即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之一，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也许是不愿重复或变相地重复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铺衍过的蒙冤受难昭雪的故事，《海的梦》“去掉了很多叙述语言，没有那么多交代过程的话”，它显得单纯、含蓄而又凝练深厚。概括地说，小说通过主人公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在这里，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已经被自然地连为一体，或者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的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

《海的梦》的情节线索十分简单，五十二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缪可言经历了长期苦难之后，来到了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终于使他看到了自己向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无限感慨。但是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离开了这个迷人的海滨。作者在这一简单的情节线索里，融入了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缪可言出生于内陆，以前从没看见过大海，而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熏染，他少年时代所拥有的激进而浪漫的理想却一直与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结合在一起，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务嫌疑）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不减其魅力。现在他终于投入了海的怀抱，眼前辽阔的大海激发了他的阵阵思绪。缪可言对个人的苦难、曾经拥有的理想和梦想，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有一种冷静清醒而又平和温熙的沉思，个人伤痛的惨烈记忆、历史灾难导致的激愤在这里都已化作平静的回味和思考，就像这平静的大海也曾经翻腾起滔天的巨浪一样。

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也就是不管历史发展有多少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因此在对理想的讴歌时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艰难性，同时，在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的批判与揭露时，也抱有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里就表现为林震与刘世吾的矛盾，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这种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润贯通。这些思想倾向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具体叙述中以大体类似的方式作了颇为生动的表达。“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然而，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阁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海的梦》在对个人命运和历史变迁的理想主义态度上，是这一倾向的延续。

四、对民族灾难的反思：公刘《哎，大森林》

1979年8 月12日那天，诗人公刘来到了沈阳市郊外的一个名叫“大洼”的地方。这是一片荒芜的坡沟地，没膝高的草丛中，杂生着一株株槐秧，这里是通常枪决犯人的地方，却也有冤魂在此飘荡。1975年4 月4 日，女烈士张志新就在这里就义。张志新生前是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干部，文革期间因不满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极左路线，对他们迫害广大革命老干部、捣毁各级党政机关的做法发表了尖锐的批评和质疑，而被批斗、关押，弄得夫离子散，1970年被盘无期徒刑，但张志新利用一切机会继续申辩抗议，最后在江青集团的授意下被强行枪决，临刑前还被割断了喉管，为了防止她在刑场上当众抗议声辩，高呼口号。四年过后（1979年3 月31日），这一冤狱获得了平反。诗人公刘几个月后特地前来凭吊，在这片荒坡沟里盘桓良久，感慨不已，诗潮泉涌。这一天他写下的两首诗，即《刑场》和《哎，大森林》，后来都成了公刘复出后的诗歌代表作。

在《哎，大森林》里，虽然诗歌的副题“--刻在烈士饮恨的洼地上”仍明白的标示着张志新事件的背景，但作者的诗思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具体历史事件，而上升到对民族命运的历史反思。公刘在这首短短的诗歌里，通过对“大森林”意象的复杂内涵的揭示，在矛盾复杂的情感意向中表达了对那种抹杀记忆，淡忘历史教训的喧嚣的愤恨，以痛切的口吻对现实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大森林不能吸引啄木鸟来清除病甫，它就必然要遭到自然法则的严惩。全诗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与现实批判精神。大森林的意象具有复杂的内涵，包含着矛盾的思想和情感意向。它既有喧嚣的波浪，但又覆盖着沉默的止水；富有弹性的枝条和饱含养分的叶脉喻示着生命，但又会枯败；既哺育希望，又掩盖死亡„„相互对立的意蕴品质和导向被统一在大森林的意象之中，使诗中所表达的心理和情感内容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是作者的深情呼唤：“我爱你，绿色的海！”；另一方面是痛苦和怀疑，“难道这就是海？！这就是我之所爱？！”而这种痛苦又是双重的，“我痛苦，因为我渴望了解；我痛苦，因为我终于明白”，它既产生于苦苦探求的过程之中，又产生于获得答案之后。这种正反复杂因素在同一意象中的并存、对比和曲折发展，体现了公刘的反思所具备的辨证特色，使他的思考交织着对历史的反思和未来的忧虑和警醒。这也决定了诗歌所表达的炽热情感的痛苦内质，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个人，而更是在个人的痛苦中凝集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注，这使诗歌在激愤中又显得沉郁、冷峻，甚至辛辣，对现实的剖析入木三分，让人不寒而栗。融解着炽热而痛苦情感的冷峻与辛辣，还会诱发奇特的联想和意象，从大森林的意象分头出发展开联想，与孕育生命的“摇篮”相对立的，封闭记忆、遗忘历史的竟是“棺材”的意象，它所包含的意蕴让人感到震颤。

长期积郁在胸中的情感，使诗人几乎来不及更仔细品味情感的表达，而是采取了类乎大哭大笑的方式。尽管“大森林”意象所取得的整体象征效果使诗歌的显得比较完整统一，但在短短的十四行中，诗人还是密集地采用了排比、感叹、设问和反诘等句式，使情感的宣泄得以酣畅淋漓，以这样的方式对社会、政治问题作近距离的透视、反思和批判，使此诗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也体现了公刘的为民请命，为国家和民族忧患的现实战斗精神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第二篇：哲理故事：逃过劫难

哲理故事：逃过劫难

一列火车在雾中行驶，车上坐着女王和几百个乘客。突然，火车司机看见前面有个黑影在急速地朝他挥动双臂，他立即让助手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女王。女王想：那人一定是有急事求助，便立即让司机停车，并嘱咐自己的助手，一定要帮这个求助人解决困难。

可奇怪的是，女王的助手下车后却找不到求助人，他又往前找了一段路，结果救助人没找到，却意外地看到前面的桥梁被洪水冲塌了。助手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回来向司机报告前面的路况。这时候，司机突然发现火车车前灯的玻璃罩上，有一只僵死的大飞蛾，他分析：可能是那只展翅的大飞蛾受了伤，正好落在车前灯的灯罩上，受伤的翅膀一动一动的，从司机的视角看去，误以为是有人在挥臂求救。

乍一看，是垂死挣扎的大飞蛾使女王和几百个乘客逃过了劫难，但如果女王对所谓的求助人漠然视之不予理睬的话，司机就不会停车，大家也就躲不过这场灾祸。

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善待他人，往往最终拯救的却是自己。

第三篇：《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读后感

1860年10月7日和8日，素有“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之美誉的北京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18日，额尔金特使下令英军焚烧圆明园。一个世纪后的2000年，法国法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站到了圆明园遗址上。他说：“作为一个法国人，我感到十分哀伤和内疚。站在遗址上，我还能想象出圆明园当年的盛世景象。”回国后，布立赛发现很难找到专论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英文和法文书籍，他萌生了为这段历史著书立说的念头。一部首次从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的著作——《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正式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是一部全景式描述19世纪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这座夏宫的历史著作。该书风格独特，手法细腻，史料详实，是一部既描绘宏观历史又兼顾微观细节的不可多得的作品。本书作者系毁灭这部人类杰作的元凶国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勇敢地披露他所在的祖国曾犯下的滔天大错，足见其勇气和对历史的尊重。

“走过那座横跨运河的壮观大桥，来到了一条林阴大道。大道的一边，一个个园林和清朝大员的私人府邸庭院交相掩映，另一边，高大的柳树排列成行。再往前，大路两旁各有一大片池塘。阿尔芒医生称‘它们相当于凡尔赛宫的瑞士人水池的4倍大，而林阴道通向圆明园大门，门前有个很大的广场，四周都是榆树„„’广场正前方就是圆明园,其大门紧闭，更显得宫垣绵长。”书中如是描绘圆明园外围景观，由此可见当时的圆明园何其华丽辉煌，何其雄伟壮观。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也是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博物馆、艺术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法国大文豪雨果于1861年有这样的评价：“你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可就是这样一座文化瑰宝却被英法联军无情的毁灭了。

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形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是的，圆明园，无与伦比的圆明园，被英法强盗变成了一个片废墟，他们是圆明园的直接罪人，这是历史的明证，铁证如山！可是，圆明园的被毁难道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是我们中国的闭关自守与安于现状，是我们中国的落后衰弱，造成了圆明园被毁。如果在19世纪中叶，我们仍能保持昔日的强盛，怎么会让贼兵打到我们的国都？怎么会让贼兵在堂堂中华的皇家园林为所欲为？ 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当欧美诸国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向前发展着的时候，当那些“蛮夷之邦”、“弹丸之地”正装备着足以征服世界的坚船利炮的时候，在东方，在清帝国，在圆明园，自负愚昧的封建统治者正与他的“忠臣良相”，与他的宠妃爱姬躺在泡沫做成的温床之上，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自傲自闭，拒绝沟通，拒绝科学就会落后，落后衰弱就会挨打！听，一声炮响，那泡沫制成的温床被炸了个粉碎！看，那美丽的万园之园被化为了灰烬！

无知的统治者！自负的统治者！他们闭关自守，闭目塞听，坚守着延续了几千年的落后制度，对科学不屑一顾，拒绝沟通，拒绝进步，那曾经强极一时的中华却远远落在了欧美之后，怎能保得住美丽诱人的万园之园？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先进的制度，没有不断的进步，用落后与先进对抗，注定要失败！保守、闭塞，注定要被打垮！圆明园的悲剧不是偶然，是历史的必然，她不过是在这个必然中不幸被选中，成为万古的悲哀。

我们要意识到：只有不断进步，才能保得民族文化的完整！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保全世族的尊严！

第四篇：高三沉思

高三沉思

高三不同于高二，很多人都知道，然而它究竟怎样，请你来听一听我这个局中人的话吧。

一个月前以589分告别高三的邻居说：“高三像监狱。”我报之以一笑，心想：时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心里暗暗替自己描绘着自己的那从容而又丰富的高三生活。一个月后，我渐渐读懂了现时中的高三生活，那简直是在扼杀青春。一

个星期只有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平时，做不完的习题总是摆在你的前面，所说着各自的无奈，足球蓝球甚至乒乓球，在老师的眼中，永远是扼杀成绩的工具，而在毕业时它们总是充当素质教育的发言人。班主任总在你的面前，诉说着升学的压力和你形势的危机，不论你是优等生还是差等生，他会在任何不须要他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纠正着你那不大不小的错误，哪怕因为你正在读着语文老师没有着重强调的一本课外读物。各课老师都会留下的两节课也做不完的作业，然后在第二天的课上拍着桌子问你昨天自习课上你干什么去了，孰不知老师都有这么一个好传统，同学们总是待在教室中，哪怕独自在一旁发呆，也不愿到教室外放松一下，以免留下把柄在老师手中。我恨，因为我在高三。我恨，我被压抑。我恨，青春失去光彩。可是，我无奈，因为我——是一个高三中人。

小树在发芽

圆丁站在一旁

默默的注视着

一但有旁枝

便剪去

哪怕

将来也可能成为主干

他们欣赏着自己的艺术品

自豪骄傲

无人责怪他们

只是因为

他们有经验

十分熟练

于是

来年小树长大了

很粗壮

只可惜

他们都一样

用他们只能做出相似的东西

于是

产生了可悲之处

而圆丁

仍旧重复着往日的工作

剪枝

剪枝

重复着可悲

第五篇：论中学作文教学——“面对中学语文的沉思”之二语文论文

中学生的作文要不要教

这是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要教，这篇文章就不用写了。有人是认为不用教的。我常听人说，多读多写多修改，作文自然就好了。这是经验之谈，自然是不错的。我本人作文水平很低，但是现在比小学时候总是好多了。或者进一步说，我中学时的作文就比小学好，甚至是好得多。为什么会好？回想起中学的学习来，说句大不敬的话，中学语文教师没有什么功劳，确实是靠自己多读多写多修改提高起来的。但是，这种做法就是让学生自然成长，无异于放弃了教师的责任。拿种地来打比方，这是传统农业，望天收，不是现代农业，大面积稳产高产。学习认真的悟性好的进步就快些，学习不够认真的悟性差的进步就慢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作文好的很少，大部分学生作文较差。即使是作文好的，由于缺乏指导，也没有能达到他们完全可能达到的更高的水平。作文能不能教？作文教学能不能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达到稳产高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作点探讨。中学作文教学的定位

作文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这里讨论的定位问题指的是我们是内容和形式一起教，还是只教形式。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语文有两个性质，即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二元论。以此推导，作文也是两个性质，也是二元的。我不敢说作文的形式中不会有人文的因素，但是人文的性质大概主要还是表现在内容上。由此推导，内容自然是应当教的了。然而专家们在什么“纲”里作一个简单的规定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这些身在第一线的教师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教什么。广义地说，非自然即人文。那样一个广阔的领域，一周两课时怎么容纳。就算狭义的吧。比如咱们规定就讲道德这一项，那内容也不算少啊。咱们编作文教材把道德按几章几节编进去，那是作文课本吗？我要有资格去编教材的话，编到这儿，有点儿心虚。再进一步说，内容和人文画不起等号来，内容的涵盖面远远大于人文。既然人文能涵盖的内容应当教，人文不能涵盖的内容应不应当教。早就有大学的教师批评大学的理科生不会写实验报告，说是中学作文没教好。由此推论，中学应当教学生写实验报告，写科技说明文。那内容自然是科技方面的。如果内容是应该教的，作文课上是不是应当讲理化知识。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学语文教师有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能教得了作文的内容。我有个学生作文上写足球。尽管我非常谨慎地写了一句批语，还被学生来了个反批语，说“你不懂足球，以后写个‘阅’字就可以了。”这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作文的内容我是没本事管的，管不了。当然，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管不了是太正常了。但是作文内容实在是浩瀚无边，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中学语文教师就一定管得了吗？

上面说的大体上属于知的范畴，作文的内容不仅包括知，更包括情。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没有了“情”字，会哪么动人吗？如果说内容属于教学范畴，那么情要不要教？又怎么教？本人生性愚钝，无从着手，只有请那些力主人文者明以教我。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学生作文在内容上出了错误你就不管了吗？我说，是要管的，如果可能的话。一个学生作文中说井冈山在北面，延安在南面，我是肯定要纠正的。事实上我就做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作文具有地理性质，地理应当纳入作文学科的范围。地理方面的内容还是应当由地理老师讲。如果因为作文的内容涉及到哪儿，我们就把作文科的性质确定到哪儿，把作文科的内容放大到哪儿，大概作文真的要迷失本性了。记得小学时，数学老师给我和我的同学讲“到”和“了”的区别，讲得吐沫横飞，力竭声嘶。那显然是在讲语文。至于数学课本上到处有汉字则更不必说了。但是谁也不会因此就说数学学科具有语文性。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有关联，就说具有什么性，学科界限还存在吗？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抽象的结果。没有抽象，所有学科都将不复存在。既然数理化史地生全都可以抽象地教学，为什么作文却不能抽象呢？如果不抽象，还有作文学科吗？ 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中学教学的目的。我们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学生现学现用，还是为了学生的将来，比如教三角形，是因为学生现在就需要用三角形知识处理生活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为了学生将来使用。我们在作文课上让学生写一封信。这是因为学生在作文课上确实需要给某人或某单位写信，还是为了学生将来真的需要写信时会写信。如果是为了将来，那么作文课上学生写信的内容就是虚拟的。说得直白一点儿，就是假的。如果老师说做人应当诚信，不允许说假话。学生说“我确实不需要写信”，那么咱们这堂课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如果承认信的内容是可以虚拟的，那么，这内容还应当不应当算到教学范围里去。话又说回来，说算有的学生在作文课上的确想写信，甚至有一肚子话要说，那内容就属于你语文教师的教学范围了吗？你要做的只能是讲信的格式、语气，讲内容的次序、详略等，即内容的形式处理。至于内容本身，你可以教吗？你教什么呢？内容是暂时的，形式是长远的。形式，只有形式才是学生终生受用的东西。中学作文教学的目标

咱们国家正在普及初中教育，将来必然普及高中教育，中学教育可以说是面向全民的教育，当然只能是基础教育。这就决定了中学作文是基础教育，普通中学尤其如此。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学作文教学目标要划出一个严格的框框条条来的确有困难，但大体上描述一下总是可以的。这就是文字规范，语句通顺，结构完整，表达准确之类。

对于这个目标我首先想要说明的是它不应包含内容。可能有人会说既有作文，必有内容，这内容是甩不掉的。我想拿绘画来打比方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求素描画一个石膏像。线条、色彩、构图等是形式，石膏像是内容。老师怎么教学生绘画呢？他教学生怎么构图，怎么勾勒线条，怎么掌握颜色的浓淡深浅，怎么使这幅素描和石膏像相似。至于石膏像本身，那是没人管也没法管的。作文教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管的是选取什么角度，按什么顺序，用什么词句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得比较准确。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其次，这个目标不应包含专业的要求。比如合同，因为这几年到处在用，有人就选到中学教材里来。那是专业的东西，不应在中学作文里教。中学作文不应太注重实用，反过来说，只要基础打好了，实用问题并不难解决。还拿合同来做例子吧。写好合同有三个条件：一是书面语言基础，二是了解合同格式，三是具有相关专业的知识。合同格式并不难学，学生走向社会后，买一本“应用文大全”之类的书查一查就会明白。相关专业知识属于内容方面。购房合同必须懂房产知识，销售合同必须懂商品知识。这是语文教师教不了，在校中学生也未必学得会的，而学生走向社会进入某领域之后，他自然就会掌握某领域的知识，也无须中学作文课来教。

再次，中学作文课不是文学创作课。少数在文学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可能中学就会写诗写小说。但那毕竟是个别人的事，不能因此改变中学作文的教学目标。要知道，中学是全民教育，咱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全民都会写诗写小说。一说到中学作文，不少人往往拿作家创作来作参照系，指摘中学作文教学的所谓“弊端”，寻找中学作文教学的出路。由于这参照系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那些议论、倡导之类统统是不恰当的。举个例子吧，文艺理论上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于是就有人指导中学生说要写熟悉的生活。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应当写不熟悉的生活。谁对谁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要说的是他们都是在讨论文学创作，到《文艺报》上去讨论吧，别当成中学作文来讨论。中学作文教学的体系

中学作文不是教“写什么”，而是教“怎么写”，所以中学作文应围绕“怎么写”来建立自己的体系。文章怎么写出来的？一句一句写出来的，所以你必须会造句。一般说来，一句话不成文章，文章是若干句话连接起来的，所以你必须会连句。文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仅仅句子能连接，连到后来，后面的句子已经和前面的句子全不相干，是不成文章的。所以整个文章必须有结构，写文章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内容。你写的文章应当和你想表现的内容一致，就是说必须相似。归纳起来，形式方面的作文能力是四个方面，即造句力、连句力、结构力和相似力。中学作文的教学体系应围绕这四方面来构建。

构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分列式，一种是综合式。分列式可能不妥。比如把造句力单独编章讲解，那不是作文训练，而是造句训练。而单个的句子是抽象的、随意的，往往无所谓优劣，起不到作文训练的作用。作文训练的起点就应当是作文，所以分列式不可取。综合式训练是把四种能力综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训练。咱们通常的作文命一个题目让学生写去，就是综合式的。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咱们每次作文总是作前审题，作后评讲，无论审题还是评讲都在讲总体上的问题。如同战争，只讲战略，不讲战术，如同盖屋，只讲总体框架，不讲细部修饰。美术老师教画竹子，并不是只讲一下总体构图就算完了。他要具体到某片叶子像不像，某根枝条力度够不够。我们的作文教学却没有认真讲过这句话应当怎样说，那几句话应当怎样连接。所以咱们通常的作文训练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抓好基本功的训练，即造句的训练，夯实作文的基础；一个是没有层次，没有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序列。

既是作文训练，又应当是最简易的，那只有句群。作文训练的起点应当是句群。句群由几个句子组成，可以是一篇文章的基本单位，也可以独立成文。句群包含了文章的要素。句群训练可以同时训练学生的造句力、连句力、结构力、相似力等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