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南京中山陵介绍(附图)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南京中山陵介绍(附图)
南京, 钟山风景名胜区, 中山陵简介 由392级石阶把中山陵的主体建筑一个中轴线上,呈钟形。一踏上中山陵的台阶,就能感到建筑本身的那种恢宏气势,而那肃穆礼之情只在亲临的时候才能由衷的感到。到南京如果不到中山陵会是一种欠缺。景点信息
地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风景名胜区内
门票:80元/人次(包括中山陵、音乐台、孙中山纪念馆、灵谷寺)
交通:乘游
1、游
2、游3可达,9路车也可到达。
住宿推荐
南京国际青年旅舍
地址:南京市上海路合群新村7号
价格:多人间 35-45元/床;标间 150元/天
联系:025-83300517
推荐理由:整个旅舍是由一幢民国时期的别墅及附楼组成,院子很大,位于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之间,是南京最中心区域,离新街口仅一公里多,火车站或汽车站乘13路、机场乘机场大巴到五台山北站下只需步行100米就到,很方便。
七斗星商旅酒店 南京中央门店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福建路8号
价格:标间 157元/天
联系:025-83581888
推荐理由:方便去玄武湖、中山陵、阅江楼、长江大桥等中山陵地图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南京中山陵介绍(附图)南京, 钟山风景名胜区, 中山陵简介
由392级石阶把中山陵的主体建筑一个中轴线上,呈钟形。一踏上中山陵的台阶,就能感到建筑本身的那种恢宏气势,而那肃穆礼之情只在亲临的时候才能由衷的感到。到南京如果不到中山陵会是一种欠缺。景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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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相关资料
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孙中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浩气长存,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中山陵坐北朝南,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
中山陵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风景名胜区内,紫金山东峰茅山的南麓。钟山古称金陵山,汉代开始称钟山,东晋时开始称紫金山,紫金山共有三座东西并列的山峰。主峰为北高峰,其余分别为西为天堡山和东为茅山,中山陵便坐落于此。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傍山而筑,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
孙中山逝世后遵照他生前安葬在钟山的遗愿,南京民国政府在紫金山选址建造中山陵。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筹备处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结果,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也有称:警世钟)式图案荣获首奖,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在评判报告中称赞吕彦直的设计图案“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吕彦直还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1929年3月18日,中山陵工程还没有最后完工,吕彦直就因为患肝肠癌而去世了,年仅36岁。为了表彰他为建造中山陵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后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中山陵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了一块纪念碑。碑的上部是吕彦直半身像,下部刻于右任所书的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中山陵自1926年1月动工,至1929年主体建成。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运抵南京。三天公祭结束后,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1931年全陵工程次第落成。中山陵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环绕中山陵的主体建筑,还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如为便于孙中山先生家属守灵而在陵墓后上方建造的永慕庐、存储奉安大典纪念物品的奉安纪念馆以及宝鼎、音乐台、流徽榭、仰止亭、光华亭、行健亭、藏经楼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含“唤起民众,以建民国”之意。这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都取得很好的效果,色调和谐,从而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宏伟的气势,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先生逝世后,他的遗体历经了磨难,在守灵人尽职护卫下,才免遭不测。本来,孙中山逝世前,曾经吩咐葬礼仪式和棺木式样仿照列宁的格式,让民众瞻仰遗容。可当孙先生逝世时,苏联赠送的玻璃钢棺材没能及时运到,只好暂时安放在酉式玻璃盖棺木棺内,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之中。当1925年3月30日苏联政府送来玻璃钢棺材时,孙中山的遗体已久殓半个多月了,由于防腐措施不当,遗容不能再供后人瞻仰,只好改为土葬。1929年5月26日,遗体从北京迁往南京,当时就在这卧像下5米左右处安放了从美国定购的紫铜棺。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将遗体迁往台湾,但由于爆破墓穴势必会损坏遗体,因而作罢,终于使遗体得以安然保存在中山陵内。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石坊后是长达375米、宽40米的墓道。
沿墓道前行为陵门,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征苍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为公之意。再进为碑亭,碑亭平面近似方形,阔约12米,高约17米,一块高约9米的碑石上刻着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党内四大书法家之一谭延闿(另三位是于右任、胡汉民和吴稚晖)。手书的“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孙中山当年以袁世凯保证清帝退位为条件,答应荐袁以自代,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所以是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下葬)的鎏金大字。字为颜体。1928年葬事筹备处认为先生思想和业绩非文字所能要概括,故决定不用碑文。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
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祭堂是仿宫殿式的建筑。长30米,宽25米,高29米,外壁用香港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祭堂建有三道拱门,门额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代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祭堂的门楣上刻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四字。堂中有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高4.6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保罗·朗特斯基在法国巴黎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像座东西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的浮雕。祭堂的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全文。堂后有墓门两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上有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横额。二重门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18米,高11米。墓室在海拔165米处,与起点平面距离700米,上下落差73米。顶部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国民党党徽,地面用白色大理石铺砌。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中山先生汉白玉卧像,此像系捷克斯洛伐克雕刻家高崎按遗体形象雕刻的。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用一具美国制造的铜棺盛殓。墓穴直径4米深5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瞻仰者可在圆形墓室内围绕汉白玉栏杆俯视灵柩上的卧像。
音乐台
音乐台在中山广场南面。舞台面积近250平方米,台后建有弧形大照壁,壁高11.3米,宽16.7米,具有汇聚声音的功能。台前有弯月状莲花池。池前依坡而建扇形观众席,可容纳观众3000余人。
藏经楼
藏经楼又名孙中山纪念馆。位于中山陵与灵谷寺之间的茫茫林海中。是中国佛教协会于1934年11月发起募建的,次年10月竣工。此楼专为收藏孙中山先生的物品而建,包括主楼、僧房和碑廊三部分。主楼为宫殿式建筑,外观又像一座寺院楼,共三层,底层为讲经堂,并有夹楼听座;二楼为藏经、阅经及研究室;三楼为藏经室。楼后有回廊式建筑,长125米,壁面镶砌的是冯玉祥将军捐赠的河南嵩山青石碑138块,“三民主义”学说全文碑刻,共十六讲,计15万5千余字。每讲分别由当时的书法家张乃恭、陈天锡、连声海、李启琛、叶恭绰、郑洪年、陈仲经、蔡允、胡涤、彭醇士、王宜汉、李宣倜、王贤、邓粪翁等人书写,是一组书刻俱佳的珍贵文物。
美龄宫
美龄宫系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下榻的别墅,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1984年起,这座富丽堂皇,典雅秀美的别墅正式对外开放,并称为“美龄宫”,成为中山陵附近的一处著名景点。
1949年之后,刘伯承任南京市长时,特地从湖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这里。1960年1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晋谒中山陵。那时,为了支援农业,有关部门向陵园索取木材,紫金山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周总理指示“中山陵园不仅是南京市的、江苏省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第二天,采伐工人就全部撤出。多年来,中山陵园不断整修拓新,整个园林面积达3000多公顷。陵墓周围,郁郁葱葱,景色优美。2005年04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达南京中山陵,举行拜谒仪式。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隔56年来,中国国民党主席首次亲临谒陵。
中山陵两侧,长眠着近代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国民党政要等。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山陵东侧的灵谷寺址改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增建牌坊、纪念堂及纪念塔。在由灵谷寺无梁殿改建的纪念堂内,镌刻着北伐、抗日诸役阵亡将士姓名军衔,据计当时共刻碑10块,有人名33000多个。钟山北麓,还有座庄严肃穆的航空烈士公墓,墓碑上刻着3306位为抗日而捐躯的中、美、苏等国烈士姓名。
历史事件
1947年3月,中山陵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400多名编余军官集体到陵园祭堂哭陵的事件,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关注。
抗日战争结束后,原来为适应抗战而成立的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全部撤消。194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工作,把原来的师改为整编旅,军改为整编师,三个整编师组成一个整编军。撤消番号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的中央军,军官则作为编余。这些被编余的军官,除了 打仗外,一无所长,离开军队后无以为生,伤残军官的遭遇就更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下令把各地编余军官除自愿遗散者外,都集中起来,在中央训练团内 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陆续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作,其中不少被送入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以便转人警界。当时,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的编余军官有500多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级别既高,除打仗外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是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立过战功。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央训练团。由于长期生病,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 1947年2月中旬逝世。遗下孤儿寡母,景况凄凉。死后,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死者生前好友,莫不感到悲痛。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临别一起前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将官心愿,一致认为谒陵告别一诉苦衷。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400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这些将级军官于10时齐集灵堂前大平台,黄埔一期学生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学生丁德隆主祭。献花后读祭文,然后进入灵堂,瞻仰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再重新回到灵堂前平台,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发言中,大家相对唏嘘。陈天民的遗孀领着 3个孩子叩谢帮忙。陈妻想到孤儿寡女,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失声痛哭。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陵”事件。
中山陵园组织机构历史沿革
一、葬事筹备处(1925年4月4日——1929年6月30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举国悲痛。1925年4月4日,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筹备安葬事宜,推举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传贤、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负责先生的葬事工作,并选墓址于紫金山。
二、奉安委员会
1929年1月14日奉安委员会成立,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将中山先生的遗体由北京迁葬于南京中山陵。
三、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
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葬事筹委会是日撤消,一切经手事项移交总理陵管会办理。
四、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1938年,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实业局园林管理所在其下设伪中山陵园办事处,暂时维持陵园现状。1942年4月6日,汪精卫指定褚民谊等组织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负责名义上的日常工作。
五、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1945年8月17日,重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派出首批人员回南京接收伪国父陵园,恢复陵园的正常工作。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原《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即废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遂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在动荡的局势中,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只做了一些小的修缮工作。
六、中山陵园管理处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8月前,中山陵园属于军管时期。1949年8月,改称“中山陵园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市政府园林管理处。
七、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
1951年7月成立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成立整风委员会分会,由高艺林任主任委员。1958年4月,园林管理处并入南京市城市建设局。管理委员会也隶属于城建局。
八、中山陵园革命委员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6月城建局撤消。1968年4月成立了中山陵园革命委员会。1970年1月22日,江苏省革委会决定以中山陵园为范围,增设钟山区,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陵园隶属于钟山区革委会。
九、中山陵园管理处
1975年4月,市革会决定撤销钟山区,陵园管理处划归南京市城建局领导。1982年8月,市委、市政府将中山陵从市城建局划出,为市属局一级单位,全民事业性质不变。
十、中山陵园管理局
1996年6月,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宁委发(1996)19号文“中山陵园管理处”更名为“中山陵园管理局”,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此时的中山陵园在保护、恢复现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开辟新的景点、景区,把山水风景、文物建筑、名胜古迹及人造园林艺术融为一体,呈现出一个多功能的旅游风景区。
2007年5月8日,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点图片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南京中山陵介绍(附图)南京, 钟山风景名胜区, 中山陵简介
由392级石阶把中山陵的主体建筑一个中轴线上,呈钟形。一踏上中山陵的台阶,就能感到建筑本身的那种恢宏气势,而那肃穆礼之情只在亲临的时候才能由衷的感到。到南京如果不到中山陵会是一种欠缺。景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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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孙中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浩气长存,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中山陵坐北朝南,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
中山陵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风景名胜区内,紫金山东峰茅山的南麓。钟山古称金陵山,汉代开始称钟山,东晋时开始称紫金山,紫金山共有三座东西并列的山峰。主峰为北高峰,其余分别为西为天堡山和东为茅山,中山陵便坐落于此。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傍山而筑,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
孙中山逝世后遵照他生前安葬在钟山的遗愿,南京民国政府在紫金山选址建造中山陵。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筹备处广泛征集陵墓设计方案。结果,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也有称:警世钟)式图案荣获首奖,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创新格。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在评判报告中称赞吕彦直的设计图案“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吕彦直还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1929年3月18日,中山陵工程还没有最后完工,吕彦直就因为患肝肠癌而去世了,年仅36岁。为了表彰他为建造中山陵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后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中山陵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了一块纪念碑。碑的上部是吕彦直半身像,下部刻于右任所书的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中山陵自1926年1月动工,至1929年主体建成。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运抵南京。三天公祭结束后,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1931年全陵工程次第落成。中山陵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环绕中山陵的主体建筑,还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如为便于孙中山先生家属守灵而在陵墓后上方建造的永慕庐、存储奉安大典纪念物品的奉安纪念馆以及宝鼎、音乐台、流徽榭、仰止亭、光华亭、行健亭、藏经楼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含“唤起民众,以建民国”之意。这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都取得很好的效果,色调和谐,从而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既有深刻的含意,又有宏伟的气势,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先生逝世后,他的遗体历经了磨难,在守灵人尽职护卫下,才免遭不测。本来,孙中山逝世前,曾经吩咐葬礼仪式和棺木式样仿照列宁的格式,让民众瞻仰遗容。可当孙先生逝世时,苏联赠送的玻璃钢棺材没能及时运到,只好暂时安放在酉式玻璃盖棺木棺内,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之中。当1925年3月30日苏联政府送来玻璃钢棺材时,孙中山的遗体已久殓半个多月了,由于防腐措施不当,遗容不能再供后人瞻仰,只好改为土葬。1929年5月26日,遗体从北京迁往南京,当时就在这卧像下5米左右处安放了从美国定购的紫铜棺。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将遗体迁往台湾,但由于爆破墓穴势必会损坏遗体,因而作罢,终于使遗体得以安然保存在中山陵内。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石坊后是长达375米、宽40米的墓道。
沿墓道前行为陵门,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征苍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为公之意。再进为碑亭,碑亭平面近似方形,阔约12米,高约17米,一块高约9米的碑石上刻着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党内四大书法家之一谭延闿(另三位是于右任、胡汉民和吴稚晖)。手书的“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孙中山当年以袁世凯保证清帝退位为条件,答应荐袁以自代,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所以是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下葬)的鎏金大字。字为颜体。1928年葬事筹备处认为先生思想和业绩非文字所能要概括,故决定不用碑文。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
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祭堂是仿宫殿式的建筑。长30米,宽25米,高29米,外壁用香港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祭堂建有三道拱门,门额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代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祭堂的门楣上刻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四字。堂中有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高4.6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保罗·朗特斯基在法国巴黎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像座东西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事迹的浮雕。祭堂的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著《建国大纲》全文。堂后有墓门两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上有中山先生手书“浩气长存”横额。二重门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18米,高11米。墓室在海拔165米处,与起点平面距离700米,上下落差73米。顶部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国民党党徽,地面用白色大理石铺砌。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中山先生汉白玉卧像,此像系捷克斯洛伐克雕刻家高崎按遗体形象雕刻的。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用一具美国制造的铜棺盛殓。墓穴直径4米深5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瞻仰者可在圆形墓室内围绕汉白玉栏杆俯视灵柩上的卧像。
音乐台
音乐台在中山广场南面。舞台面积近250平方米,台后建有弧形大照壁,壁高11.3米,宽16.7米,具有汇聚声音的功能。台前有弯月状莲花池。池前依坡而建扇形观众席,可容纳观众3000余人。
藏经楼
藏经楼又名孙中山纪念馆。位于中山陵与灵谷寺之间的茫茫林海中。是中国佛教协会于1934年11月发起募建的,次年10月竣工。此楼专为收藏孙中山先生的物品而建,包括主楼、僧房和碑廊三部分。主楼为宫殿式建筑,外观又像一座寺院楼,共三层,底层为讲经堂,并有夹楼听座;二楼为藏经、阅经及研究室;三楼为藏经室。楼后有回廊式建筑,长125米,壁面镶砌的是冯玉祥将军捐赠的河南嵩山青石碑138块,“三民主义”学说全文碑刻,共十六讲,计15万5千余字。每讲分别由当时的书法家张乃恭、陈天锡、连声海、李启琛、叶恭绰、郑洪年、陈仲经、蔡允、胡涤、彭醇士、王宜汉、李宣倜、王贤、邓粪翁等人书写,是一组书刻俱佳的珍贵文物。
美龄宫
美龄宫系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下榻的别墅,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1984年起,这座富丽堂皇,典雅秀美的别墅正式对外开放,并称为“美龄宫”,成为中山陵附近的一处著名景点。
1949年之后,刘伯承任南京市长时,特地从湖南运来2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这里。1960年12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晋谒中山陵。那时,为了支援农业,有关部门向陵园索取木材,紫金山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周总理指示“中山陵园不仅是南京市的、江苏省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第二天,采伐工人就全部撤出。多年来,中山陵园不断整修拓新,整个园林面积达3000多公顷。陵墓周围,郁郁葱葱,景色优美。2005年04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达南京中山陵,举行拜谒仪式。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隔56年来,中国国民党主席首次亲临谒陵。
中山陵两侧,长眠着近代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国民党政要等。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山陵东侧的灵谷寺址改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增建牌坊、纪念堂及纪念塔。在由灵谷寺无梁殿改建的纪念堂内,镌刻着北伐、抗日诸役阵亡将士姓名军衔,据计当时共刻碑10块,有人名33000多个。钟山北麓,还有座庄严肃穆的航空烈士公墓,墓碑上刻着3306位为抗日而捐躯的中、美、苏等国烈士姓名。
历史事件
1947年3月,中山陵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400多名编余军官集体到陵园祭堂哭陵的事件,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关注。
抗日战争结束后,原来为适应抗战而成立的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全部撤消。194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工作,把原来的师改为整编旅,军改为整编师,三个整编师组成一个整编军。撤消番号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的中央军,军官则作为编余。这些被编余的军官,除了 打仗外,一无所长,离开军队后无以为生,伤残军官的遭遇就更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鉴于这些情况,蒋介石下令把各地编余军官除自愿遗散者外,都集中起来,在中央训练团内 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陆续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作,其中不少被送入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以便转人警界。当时,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的编余军官有500多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级别既高,除打仗外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是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立过战功。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央训练团。由于长期生病,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 1947年2月中旬逝世。遗下孤儿寡母,景况凄凉。死后,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死者生前好友,莫不感到悲痛。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临别一起前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将官心愿,一致认为谒陵告别一诉苦衷。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400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这些将级军官于10时齐集灵堂前大平台,黄埔一期学生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学生丁德隆主祭。献花后读祭文,然后进入灵堂,瞻仰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再重新回到灵堂前平台,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发言中,大家相对唏嘘。陈天民的遗孀领着 3个孩子叩谢帮忙。陈妻想到孤儿寡女,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失声痛哭。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陵”事件。
中山陵园组织机构历史沿革
一、葬事筹备处(1925年4月4日——1929年6月30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举国悲痛。1925年4月4日,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筹备安葬事宜,推举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传贤、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负责先生的葬事工作,并选墓址于紫金山。
二、奉安委员会
1929年1月14日奉安委员会成立,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将中山先生的遗体由北京迁葬于南京中山陵。
三、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
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葬事筹委会是日撤消,一切经手事项移交总理陵管会办理。
四、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1938年,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实业局园林管理所在其下设伪中山陵园办事处,暂时维持陵园现状。1942年4月6日,汪精卫指定褚民谊等组织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负责名义上的日常工作。
五、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
1945年8月17日,重庆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派出首批人员回南京接收伪国父陵园,恢复陵园的正常工作。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原《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即废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遂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在动荡的局势中,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只做了一些小的修缮工作。
六、中山陵园管理处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8月前,中山陵园属于军管时期。1949年8月,改称“中山陵园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市政府园林管理处。
七、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
1951年7月成立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同年9月,成立整风委员会分会,由高艺林任主任委员。1958年4月,园林管理处并入南京市城市建设局。管理委员会也隶属于城建局。
八、中山陵园革命委员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6月城建局撤消。1968年4月成立了中山陵园革命委员会。1970年1月22日,江苏省革委会决定以中山陵园为范围,增设钟山区,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陵园隶属于钟山区革委会。
九、中山陵园管理处
1975年4月,市革会决定撤销钟山区,陵园管理处划归南京市城建局领导。1982年8月,市委、市政府将中山陵从市城建局划出,为市属局一级单位,全民事业性质不变。
十、中山陵园管理局
1996年6月,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宁委发(1996)19号文“中山陵园管理处”更名为“中山陵园管理局”,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此时的中山陵园在保护、恢复现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开辟新的景点、景区,把山水风景、文物建筑、名胜古迹及人造园林艺术融为一体,呈现出一个多功能的旅游风景区。
2007年5月8日,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景点图片由392级石阶把中山陵的主体建筑一个中轴线上,呈钟形。博爱 天下为公 音乐台 美龄宫——宋美龄的卧室 灵谷寺——灵谷塔 中山陵
孙中山墓碑 墓顶
孙中山的棺椁
一踏上中山陵的台阶,就能感到建筑本身的那种恢宏气势,而那肃穆礼之情只在亲临的时候才能由衷的感到。
第二篇:南京中山陵美龄宫等民国建筑开设文艺咖啡馆
中新社南京5月14日电(记者 申冉)14日记者在民国历史景点丰富的南京中山陵园景区内看到,各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民国建筑开设“文艺范儿”十足的咖啡茶馆,受到游客与民众欢迎。
位于南京中山陵园内的美龄宫,是曾久负“远东第一别墅”美誉的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解放后由于管理方多次变更,造成美龄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近年来,南京市政府和陵园管理部门斥资2000余万元人民币先后几次对其进行整修,甚至找出1931年的设计平面图原图复制,直到去年,才让整栋别墅内外均完整重现其80年前的旧观。
为了让游客在此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民国风情,此次陵园管理部门特意将美龄宫二楼露天大阳台和旁边的内室划为“第一夫人”咖啡茶馆,让游客能够像当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样,在大露台上一边喝着咖啡茶饮、一边眺望中山陵郁郁葱葱的风景。
为了配合这座别墅的历史,咖啡馆店主王晨艳特意从台湾找来了宋美龄爱喝的“美龄茶”配方,“这款茉莉花和绿茶调配的茶饮,是客人最爱点的。”
除了美龄宫,位于中山陵陵园路上、也有80多年历史的永丰社,也在原址重建20年后首次开放,变身“文艺范儿”十足的书店咖啡馆。
这座1931年春动工、1933年春落成的精致建筑,是由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捐建,用于出售陵园花木的场所。在抗日战争中这座建筑遗憾被毁,1993年在原址重建,但一直未曾向社会开放使用。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局长黄辉表示,“这次就是要把这里打造成公共文化平台,变成游客的文化驿站。”
“大家都说‘一座中山陵,半部民国史’,中山陵内的民国建筑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深具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建筑本身也有人文欣赏价值。但过去只是单板的作为参观旅游景点,如今希望通过这些符合建筑本身气质的公众服务和休闲体验,让它们从历史的旧照片中‘活’起来。”中山陵园管理局宣传教育处梅宁告诉记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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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史上最全最详细的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建筑与植物介绍
中山大学总体印象
今日的中山大学,由1952年院系调整后分设的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于2001年10月合并而成。专业设置:中山大学现有本科专业121个,设有21个人文社科类院系,设有15个理工科类院系,设有5个医科类院系。全校有博士生导师1173人,硕士导师3086,具有正高级职称的1478人,具有副高职称的2625人。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1人(含双聘6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含双聘1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4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5人,教育部“长江学者”4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5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9个,与广东省、广州市、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广州超级计算中心,目前超算超算中心拥有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峰值计算速度每秒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次,位居世界超级计算机榜首。
2013年我校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约1170人。在校学生总数为83770人,博士5127,硕士12349,本科32563.在号称“东方塞纳河”的珠江南岸,耸立着一座古典而雄伟的牌坊,上书“国立中山大学”,就是这六个大字一年一度吸引着追梦少年来到南方以南;也是这六个字感染了一代代中大学子,使中大成为了他们一生中魂牵梦绕的精神殿堂;而这六个字所折射出的精神特质傲立风雨,已经骄傲了近八十年。八十年了,她依然像一位青年,朝气蓬勃,永争上游。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人才而创办的。现有四个校区,总面积达6.17平方公里,分别座落在珠江之畔、南海之滨。广州南校区占地1.17平方公里,北校区占地0.39平方公里,广州东校区占地1.13平方公里,珠海校区占地3.48平方公里。各校区树木葱笼,绿草如茵,景色秀丽,均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
静谧与光明,中大老校区有一种常青藤名校的氛围,而中大大学城校区看起来则像是彻头彻尾的三本。。
很古老很有历史的学校,面积很大,比较容易迷路,空气很好,很有书香气息,住在附近的居民晚上都会经常来这散步什么的~~~~ 环境很好,绿树成荫,鲜花怒发,林荫小道上,更是有花香弥漫。校园里的老建筑总体上为岭南风格,红柱黄墙蓝瓦,色彩艳俗但不失庄重,富有当地传统特色。看得出,岭南校区最初是经过认真规划的。中轴南北贯穿,标志性建筑集中在逸仙主轴线,楼堂馆所依其两翼排开。看到那大草坪和水池,想起了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不知校园的规划是否受到它的启示。这种猜想不无道理,因为康乐园的最初规划出自于一个美国人之手。
校内基本上都是很有历史的建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校园里到处都是树荫,以及古老的建筑,很有学术底蕴,是一所理想的大学。北门临近江边,据说也是阳城10景之一,有珠江夜游,大家来广州旅游时,中大是必不可少的一站!校园就像一个大公园,到处郁郁葱葱。漫步林荫之下,吸着清新空气,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校园中的人们,梦想哪一天自己能够居于其中,充充高雅,装装斯文。
如果你问原中山医大的话,就是现在中大的北校区(在越秀区)
如果你问中大的老校区的话,就是现在中大的南校区(在海珠区)地环大楼边的绿地中有一座两广地质调查所纪念碑。1927年国民革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两广地质调查所,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朱家骅兼任首任所长。两广地质调查所于1952年并入中南地质局。
校训
孙中山先生对广东大学寄予殷切期望。1924年他亲笔为广东大学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书《礼•中庸》。孙中山则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小礼堂-怀士堂的舞会与扫“舞盲”
由美国克里夫兰州的华纳和史怀士公司的总裁安布雷·史怀士(机床和天文仪器生产商)出资为岭南学校修建的基督教青年会馆。1915年动工,1916年建成。为纪念捐赠者,命名为“怀士堂”。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校园合影留念。孙中山先生还在怀士堂作长篇演讲,勉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怀士堂是中山大学的小礼堂,既是大型会议场所,也是文化中心和学术殿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怀士堂是中大的文化娱乐中心,当年在那里每逢周末都举行交谊舞会,有一段时间,星期三也举行,即一周举行两场舞会,而且每逢节日晚上也举行交谊舞会。中大的舞会不仅引来一批批男女学生,而且不少教工和一些校领导也是舞池的常客,更常有许多校外“舞迷”前来凑热闹。中大舞会能频频举行,也可能同几位校领导喜欢跳交谊舞有关。有一位校领导可称得上典型的“舞迷”,每到周末他必着整齐的中山装,头发梳得光滑发亮,几乎每次舞会都可见到他的倩影,在舞厅喜欢找年轻女学生聊天、共舞,他的舞姿挺优美,不少女同学也乐于当他的舞伴。正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怀士堂的周末交谊舞会是“雷打不动”的,即使市内大小舞场停止了活动,康乐园的舞会仍照常进行,我校可能是全广州市最后关闭舞会的单位之一。
说起怀士堂的周末舞会,令我想起当年的“扫舞盲”运动。在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全盘苏化,样样学苏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生活方式,都向“老大哥”学习。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既读苏联书、学苏联(俄)语,也看苏联戏,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据说,苏联的大学生经常举行交谊舞会,我们的大学生不会跳交谊舞,显然跟不上形势,于是学校开展“扫舞盲”运动,要求全体学生都学跳交谊舞,而且学生干部要带头学,要把“扫舞盲”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我们许多来自小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只会跳集体舞“找朋友”,不懂什么交谊舞,更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中搂着女伴转圈子,但既然是政治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学。为了激发学交谊舞的热情,学校还专门放了一场中南海举行交谊舞会的记录片,只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各展舞姿同女伴起舞,我们就更没理由不学交谊舞了。
那个时候的康乐园,在课余之后,到处可见“慢四步”、“快三步”的学习热潮。在草坪上,有教练带着集体练舞步,教练一边喊“一,二,三,四”,一边前后左右踱方步,许多人都是应付式地跟着学,当然,也有不少积极分子,他们不仅积极参加集体学,而且一有空就练,经常在宿舍抱着个椅子转圈圈。学得差不多了,就到怀士堂去实践。
当年每逢周末电影广场(现为梁銶琚堂所在地)都会免费放电影,有时一周放两场。广场的电影一结束,怀士堂就会亮起昏暗的彩灯,舞迷和想脱“舞盲”的男女鱼贯而入舞厅,各找舞伴,随着悠扬的舞曲翩翩起舞。在舞厅,常见初学者洋相百出,舞步同舞曲不合拍,不是撞人,就是踩着别人的脚,好在许多人都是“半桶水”,被撞者多是一笑了之。这场“扫盲”运动虽未扫除全部“舞盲”,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不少“舞迷”。
大学生学交谊舞,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政治任务来扫“舞盲”,就令人不可思议了。不过,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学习“老大哥”,将多科性综合大学全拆分成专科性学院,将学英语改成学俄语,将百分制改成五分制等等,至于全国到处唱苏联歌曲、放苏联电影、看苏联小说、学苏联英雄„„更是风及一时。更有甚者,为了推销苏联花布,竟提倡无论男女都穿花布衣服。这一切几乎都是“一刀切”。今天看来似乎好笑,但当时的国情就是如此。我想,这种历史应该不会重演。(康乐学子)小礼堂的若干往事回顾
小礼堂即怀士堂,巍然屹立于中山大学校园的地理中心,是康乐园中轴线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历来都是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师生的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中心,但不同时期的活动内容是不同的。小礼堂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故事,这里只粗略记述了我印象中的一些往事和趣事。
小礼堂原为岭南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馆,1915年由美国克里夫兰州的华纳和史怀士公司总裁安布雷·史怀士出资,于1916年建成。为纪念捐赠者,遂命名为“怀士堂”。怀士堂是红墙翠瓦、塔楼高耸的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乃康乐园保存得最完好的红楼建筑。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怀士堂作了长篇演讲,勉励青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今天,孙先生的这一训词仍然是激励、鼓舞和鞭策一代代中大学子做事创业的座右铭。小礼堂为绿树环抱,南面几棵高耸云霄的大王椰下矗立有中大校训和校徽;北面正对大片碧绿草坪,与孙中山铜像相望;门前有一棵大樟树特别醒目。据闻,该樟树是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时,于1921年植树节(4月5日)来岭大视察时所种。
1986年10月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原拟来中大访问。为此,学校对小礼堂进行了全面装修,拟用于接待女王,后因行程改变未来中大。经过装修后的小礼堂,显得更宽敞大气、富丽堂皇。
怀士堂接待过不少政界领导人。2003年12月3日,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中大,在怀士堂就中德关系、反恐、朝核、人权对话等问题发表了约20分钟的演讲。
2007年,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纪念邮票,其中代表中山大学的票面就是怀士堂。据说,国内高等学校能登上“国家名片”的只有北大、复旦和中大三所大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礼堂是学生活动的文化娱乐中心,那里办有各种诗社、美术社、文学社、戏剧社、乐团、舞蹈团等等,学生可以自由参加。当年经常举办“黄昏音乐欣赏会”、诗歌朗诵会和小型话剧演出,每逢周末都举行交谊舞会。小礼堂内还摆放有钢琴和其他乐器供大家选用。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是那里的常客,比如李新芳常在那里弹钢琴;邹尚辉是中大舞蹈团团长,李焕珊是学生会文化部长,理所当然都是小礼堂的文娱活跃分子;还有多位同学在那里演唱过自己创作的《英雄向秀丽》等戏剧。
当年的校广播站就设在小礼堂二楼,一天三次广播,响遍整个康乐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播放的20分钟“催眠曲”,都是优美的西洋古典名曲。说起校广播站还有一段“趣事”,当年我负责系里的宣传工作,有一天,校广播站站长见到我说急需一名广播员,我就推举口才、音质和普通话都很好的“班花”,她主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全校出了名的,她同中文系一位男同学在电影广场演《刘海砍礁》,也是轰动全校。不久,那位站长又要我物色一位编辑,我将本班的才子“阿格明教授”推了进去。没想到我无意中当了一回“红娘”,促成了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如有兴趣了解这段情缘,请参阅本博转载的《今生缘》一文。)
小礼堂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例如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双反运动、交心运动、红专大辫论等等)中开展大辫论、大批判的中心舞台。
七十年代,小礼堂由文化中心变成政治中心。六十年代后期强调“突出政治”,小礼堂除了保留校广播站外,停止了一切文娱活动,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全校的政治活动、政治报告和各种会议几乎都在那里举行,更是大批判、斗“大牛”的舞台。诸如一些著名的“反动学术权威”、省里和学校的“大走资派”都曾被拉到小礼堂讲台上进行批斗。
当时的校广播站也是“政治挂帅”,广播内容大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广播站每天播送的都是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晚上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在文革初期,校广播站还是两大派红卫兵争夺的对象,双方曾因此发生“火并”。当年的广播站可称得上是“政治风向标”,每当播出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或发布重大新闻,全校师生都会欢心鼓舞地从四面八方汇集电影广场,或集会庆祝,或上街游行,即使深夜也不例外。记得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全校师生听完广播后,立即集合汇成游行队伍,人人手持语录牌,从康乐园出发,徒步走上街头,一路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浩浩荡荡穿过海珠桥,沿着起义路、中山路直至东山,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报喜。那个年代这类游行是司空见惯的。
改革开放以来,小礼堂逐步成为学校和各系的大型会议和大型学术活动场所。例如,学校历次教代会、党代会、全校干部会、表彰大会和授聘仪式等都在那里召开。一些重要的校、系学术报告和学术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在八九十年代,小礼堂还是一年一度的教工春节团拜活动的中心。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各系都会举行团拜活动,但以小礼堂的团拜最热闹。当天上午9时前,校领导笑容满面地恭候在小礼堂大门口,不断地同来自四面八方的新老教工握手祝贺。9时正,鞭炮、锣鼓齐鸣,醒狮入室拜年,接着工会主席、校领导和来宾相继致新年贺辞,然后大家相互祝贺,边吃茶点、边聊天,个个笑颜逐开、心情舒畅,充满团结、祥和、喜悦的气氛。除我校领导和教工外,省委省政府多位领导,如谢非、卢钟鹤、卢瑞华等领导人都曾前来参加团拜。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十分温馨、亲切。遗憾的是,这一颇具凝聚力的宽松和谐的活动被取消了。
进入21世纪以后,小礼堂则成为优秀文化讲座的中心,许多政要和各界精英荟萃,在那里开设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学术讲座,帮助中大学子开阔眼界和思路,引领中大学子走出“象牙塔”,开创新征程。
今天的小礼堂既是接待外宾、进行大型演讲和宣传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大的学术殿堂。近年来又成为历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场所,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中大学子意气风发地走向生活、走进社会的情景。
小礼堂,一年又一年,记录了康乐园的学子们成长中的欢乐、忧伤、彷徨、激情与梦想。那里发生的许多往事,成了一代代中大学子脑海中抹不去的回忆,说不完的故事。
孙中山铜像记事
由孙中山先生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希望通过纪念铜像宣传主义。1933年冬奉置于中山大学石碑旧址,1954年春广州市政府借置于中山纪念堂,1956年11月12日运至中大现址。校园中心的大草坪上竖立着孙中山铜像,据说与真人1:1等高。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7月更名为中山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部分院系合并,校址亦随之迁入康乐园(岭大原址)。作为中大标志的孙中山铜像,几经转折亦安置于康乐园。该铜像乃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他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花巨资铸造四尊孙中山铜像,赠与中国。第一尊铜像于1929年3月由梅屋庄吉亲自送至南京,最初安放在中央军校,1942年移到新街口广场,“文革”期间(1966年)运到中山陵保存,1985年移至孙中山纪念馆。另外三尊分别置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和澳门国父纪念馆。铜像高2.9米,重1吨多,以孙中山发表演讲的立姿为造型,气宇轩昂,栩栩如生。
1931年1月14日铜像运至中山大学(石牌),并于1933年校庆日举行孙中山铜像落成典礼。1954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借该铜像矗立于中山纪念堂前广场。1956年,我们刚入校不久,有幸参加了学校在新校址(康乐园)举行的孙中山铜像基座揭幕仪式。当日(11月12日)全校师生4000多人云集铜像基座前广场,隆重地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和建校32周年庆祝大会,许崇清校长讲话后,主持了孙中山铜像基石奠基典礼。虽然基座上的碑记是孙中山铜像于“1956年11月12日复由我校迎置于此”,但实际上当时只有基座,并未立铜像,因为中山纪念堂广场上的铜像并未移置。鉴于当年拟置换铜像的孙中山水泥塑像(高5.5米)尚未塑制好,如移走铜像,中山纪念堂广场只有基座而无塑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仍保留铜像。直至1958年,孙中山铜像才由中山纪念堂移置现址。
看到一些文章,谈及康乐园的孙中山铜像为何坐南朝北,都说是寓意孙先生“北伐”之伟业。这完全是凭空想象,如上所述,铜像基座建于1956年,当时显然是基于康乐园中轴线上的建筑大多是坐南朝北的整体布局,因而孙中山铜像也是坐南朝北,根本与“北伐”无关。
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孙中山铜像也成了“封资修”的产物。当时一批来自北京的“主义兵”,认为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极力要推倒孙中山铜像。但中大的红卫兵拿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决阻止推倒铜像。当年我亲眼目睹了双方在铜像前展开的唇枪舌剑,并为此几乎打了起来。大概因为中大红卫兵的势力更大,南下红卫兵未敢轻易动手毁坏铜像。为了保卫孙中山铜像,中大学生派出红卫兵日夜守护着孙中山铜像,因此铜像免遭劫难。
今天屹立于康乐园中心的孙中山铜像,乃中山大学的象征,也是中大学子的骄傲。凡是中大人或康乐园游客第一次经过这里,无不在铜像前驻足瞻仰和留影。五六十年代,中大学子的毕业照多定格在孙中山铜像前。我们年级的毕业照也是在铜像前拍摄的,同我们合影的有校长许崇清、党委书记马肖云等多位校系领导人和老师。(康乐学子)
黑石屋
由芝加哥的伊沙贝·布勒斯顿(黑石)夫人出资为担任过岭南学堂教务长和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博士(岭南大学首位华人校长)修建的寓所。1914年动工。为纪念捐建者,后大家称之为“黑石屋”。现用作学校招待所。
惺亭-发生在惺亭的若干往事
惺亭系原岭南大学惺社同学于1928年捐建,为史坚加、区励周、许耀章三烈士纪念亭。史坚加是辛亥革命时期烈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革命牺牲第一人;区励周、许耀章为1925年沙基惨案死难烈士。纪念亭有花岗岩护栏,亭盖呈八角塔形,紫色琉璃瓦顶,瓦脊上各有一龙头。亭中悬有一口铁钟,清嘉庆年间铸造,钟上刻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每周周三晚为英语爱好者聚集交流的英语角。
惺亭乃蓝顶红柱的八角亭,是康乐园中轴线上的标志物之一,其周围树荫蔽日,环境优美,亭中央还悬吊有一个巨大的铜钟,据闻当年岭南大学上下课就是以撞此钟为信号。今天凡来中大参观游览的客人路过这里,几乎都要在惺亭前留影。但现在的中大学子和许多游人眷恋惺亭,可能只是爱这座颇具特色的钟亭及其洁静优美的环境,不一定了解其来历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种种事件。实际上,惺亭不仅是中大学子休闲、谈心的宝地,也是发生在中大的许多政治事件的缩影。惺亭是1928年岭南大学“惺社”的同学为纪念史坚如、区励周、许耀章三位烈士而修建的。史坚如是参加推翻满清封建统治而不幸被捕,乃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1925年6月23日,广州爆发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造成革命群众死伤200余人,死难烈士中包括有岭南大学教师区励周和学生许耀章。惺亭寄托了上世纪初革命青年追求民主、期盼中华觉醒的爱国情怀。
我们在康乐园求学的时候,惺亭及其附近一带,常是人们早读、聚会、休闲、谈心的最佳场所。每当夏日黄昏和夜间,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憩聊天,或站亭中远眺云山,或凭石栏沉思,或漫步小道,或坐草地谈心。同学小聚或有朋友来访,也喜欢在惺亭前合影。当年广州市朱光市长来中大作报告,还特邀中文、数学系的同学们在惺亭合影留念。我们的毕业照和以后的多次同窗聚会都曾在这里留影。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惺亭及其周围成了学校历次政治运动和活动的中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里是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中心,不少师生就是在这里积极参加“三大”而被戴上“右派”帽子,被遣送返乡,或下放农村劳动,或开除学藉……直至80年代才摘掉帽子,恢复名誉。惺亭记录了一代中大学子的悲欢离合。
六七十年代,惺亭成了全校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集中地,也是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中心舞台。那时许多老教授和校、系领导人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广场、草坪、操场、课室、饭堂、礼堂……都成了“斗牛场”,最有名的大权威“牛”更被拉到惺亭批斗示众,少则一二个,多则十余个,个个颈挂打红叉的名字牌,有的还加挂破鞋,或头戴高帽,或被剃阴阳头,或弯腰低头,或跪亭前,接受红卫兵批斗。斗“牛”者首先宣读最高指示,然后台上台下齐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口号,稍有傲气者,便会被刮耳光、挨拳头或遭“喷气式”批斗。那个年代的惺亭,见证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国掀起悼念总理的热潮。当时学校领导遵从“四人帮”的旨意,未组织任何追悼活动,但广大师生听完广播就立即自发地以惺亭为中心,拉起大大小小的黑色条幅:“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沉痛哀悼周总理!”“总理走好!”……前来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这反映出中大学子发自内心的怀念周总理,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无声抗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仙逝,举国哀悼。中大师生云集在电影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会后,群众自发地在惶亭及其周围竖起数十幅深情悼念主席的黑色条幅,令惺亭又一次成为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心。虽然毛主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令人怀念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不幸辞世。广大群众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敬爱和怀念,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开展悼念活动。噩耗传来,全校师生不胜悲痛,纷纷以惺亭为中心,自发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在惺亭挂起了多幅黑色横幅和条幅,上书“深切怀念敬爱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耀邦,安息!”等等标语。胡耀邦同志是人们最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1980年至1986年,他先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任职期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大无畏精神,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解放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主持制定和执行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遗憾的是两袖清风的耀邦同志于1987年1月下台了。但他的历史功绩和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心中,永远是广大青年学习的典范。正因此,惺亭再一次记录了中大学子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情怀念与追思。
今天的惺亭更显得整洁、宁静、典雅、秀丽,是师生们休闲、晨读、夜谈、留影的理想场所。每逢星期三晚上,这里成了英语爱好者学习英语的“英语角”,黄昏后许多青年男女不约而同地汇聚惺亭,以英语交流心得和情感。
惺亭历经几度春风秋雨,见证了一代代康乐学子的不同情感,有激情,也有悲情,但更多的是同窗情、师生情、朋友情、伴侣情、爱国情、追思情……惺亭是令人流连忘返的,这里发生的许多故事是值得回顾的。
乙丑进士牌坊
“乙丑进士”牌坊建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为表彰天启年间广东梁士济、李斯觉、罗亦儒、吴元翰、岑之豹、尹明翼、高魁等七位进士所建,其中李觉斯曾官至刑部尚书。该牌坊原立于广州四牌楼忠贤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广州市政府要拓宽该马路,欲将马路上的5座牌坊移到风景区。岭南大学领迁了这座“乙丑进士”牌坊。原立于格兰堂(今称“大钟楼”)西侧,后倒塌。1999年学校在校园中区重立该牌坊。牌坊于“文革”期间被毁,1999年利用原有部分石构件重修,并立于校园中轴线西侧。牌坊为三间四柱,砂岩砌筑,斗拱出檐,额刻“乙丑进士”四字,额坊刻有精美图案纹饰。
陈寅恪是我国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东南区一号一直是陈教授的住所兼教学课室。《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名著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永芳堂
由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于1990年捐资一千万元人民币兴建。从上方俯视,永芳堂由对称的外方内圆的双曲面组成,前庭舒展的两翼象征开放中的国门,直达三楼正厅的室外六十级台阶象征着国家的发展进步。作为永芳堂建筑的组成部分,室外台阶两侧置有近代中国十八先贤铜像雕塑群。在中大流传着有关这座建筑的诡异传说,比如永芳堂的台阶在白天和晚上数数目是不一样的;又如,它的正门不开开侧门,因为正门一开就要死人。这座建筑与整个校园风格不怎么协调,怪不得要遭到人家搞怪。
十八先贤铜像位于永芳堂广场两侧,左侧依次为:孙中山、蔡元培、章炳、梁启超、康有为、邓世昌、黄遵宪、魏源、林则徐、詹天佑、秋瑾、谭嗣同、严复、冯子材、容闳、洪秀全。
1.耳熟能详的永芳堂灵异传说
永芳堂的设计在我们学校里一直很有争议。有人说它破坏了中大的风水。因为它的设计从上方俯瞰好像一个坟墓(听说它本身就是个灵堂之类的建筑?),呈八字型向两边伸展,堂前还有18尊铜像,据说是守灵的。传闻有份起永芳堂的设计师等人,一年内全部死光。而且永芳堂刚刚起好的时候,八字型两撇所指之处,草木皆死。永芳堂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的,里面存放孙中山的衣冠冢,但实际上不是孙中山的,关于里面放的是谁的衣冠,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说是永芳公司老板的爷爷的衣冠;另一说是建筑老板的女儿的,她的名字有个芳字,所以永芳堂意思是芳永远睡在里面,有人说永芳堂里时不时会传出来女人声音。永芳堂的邪门之处还在于上永芳堂的台阶,早上数和下午数是不一样的。外面有18铜像,每个铜像有一个锁链锁住,如果有人发现了那一个铜像没有锁链的话就会有教授或学生死于非命。好邪门的。
传闻白天和晚上12点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永芳堂前的楼梯数目是不同的,晚上会比白天多出一级,与此同时,若回头仔细查看那十八尊雕像,会发现某一尊雕像的方位是发生了明显改变的。貌似真看见过的人都没活着说过,活着说过的人貌似都没真看见过,所以传说就成为了传说。后来永芳堂就成为了中山大公园的著名景点。
马丁堂
现人类学系所在的大楼。1905年动工,1906年落成。是一座由硬制红砖砌就,采用钢筋混凝土作地面的建筑物。为纪念向岭南大学前身岭南学堂捐款的美国辛辛那提州的亨利·马丁,命名为“马丁堂”。1912年5月3日,孙中山先生到岭南学堂访问,在马丁堂前分别与全体教职员和全校师生员工合影,并发表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
马丁堂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楼,建于1905年,以捐款最多的美国辛辛那提工业家亨利·马丁命名。它是我国最早使用硬红砖、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楼宇。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发表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并在马丁堂前与全体教员合影。马丁堂南门外有一石狮,典型的南狮形象,生动有趣,是当年岭南校长钟荣光从一个旧庙中找来的。
中山大学北校门的今昔-中大北门广场
历史上,由于有中大码头至天字码头的水上交通,校园内的主要建筑均为座南朝北,北门是主校门。中大的标志物孙中山铜像也面向北方,寓“北伐”之意;逸仙主轴线就像一支笔从珠江伸出,笔尖在南笔胆在北,寓意从珠江源源不断吸水,即四海精英汇聚中大。后因城市的发展和新港路的开通,南校门逐渐成为主校门。但近年来,南校门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学校整体规划的需要,北校门得以成为主校门,使校园更富魅力。广场主要由牌坊、中大校徽、中大校训及中大校史等部分组成。牌坊是广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为古色古香的中国双层牌楼,是根据中大古牌坊的风格重建的。
在历史上,康乐园是岭南大学的校园,1952年岭大与中山大学合并后,成为中大校园。校园内的主要建筑均为座南朝北,其中包括中大的标志物孙中山铜像和标志性建筑小礼堂(怀士堂)以及许多岭大时期的红楼都是面向北方,这表明北门乃岭大的正门。20世纪50年代的中大尚属广州郊区,远离闹市。当时南门交通不便,只有半小时一趟的14路公共汽车通广州市区;北门面临珠江,有自中大码头至天字码头的小电轮,每10~15分钟一趟,去市中心----永汉路(即北京路)很方便。当时的北门也比南门漂亮。我们读书时,通常都喜欢从北门乘船“过海”“出广州”,所以那时的北门是主校门。
五六十年代的北校门结构简朴,由两个大方柱和铁栅门构成,但门外环境优美、宁静。作为中大的标志,在正对北门的江边耸立有一座由两根华表式园石柱支撑的牌坊,上书“毛体”中山大学四字。牌坊右边是四季常绿的丛丛荔枝树,左边有一条自岸边延伸出去的水泥引桥,连接轮船码头。大约在70年代这里建成水文站,轮船码头便移至西侧。当年的北门左侧有一条直通珠江的河涌,是学校舢板队存放小船的地方,溪上有小木桥,桥旁边建有一座简易的小木屋,是候船、休闲和存放舢板桨的地方,旁晚常有一些青少年下珠江游泳、嬉水,这里便成了他们的临时更衣室。在江边,除定时往返的轮船外,还有许多小蓬船招揽顾客,可达对岸的二沙岛和东湖公园。
每当夏夜,江边阵阵凉风,江心点点渔火,江岸声声蛙鸣,幽静的中大北门经常吸引着一批批纳凉的人群,一对对谈情的伴侣。在学生时代,我们也喜欢在黄昏或假日去北门江滨漫步聊天,站在江边凭栏远眺五彩缤纷的夕阳,遥望悠悠荡荡的小船,俯视水中穿梭的小鱼,莫不令人心旷神怡。假日里相约三五知已坐上小艇,悠然自得地畅游珠江,又别有一番风趣。
中大北校门也像全国各地的文物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破坏,中大牌坊随着江堤塌陷倒入珠江;门前花坛、草地被毁,堆满沙石、破烂;右侧铁丝网围栏被拆除,代之以“盲流”搭起的窝篷;小木屋也成了 “盲流”的住处和拉大小便的地方,不久更被人拆毁。左边的小溪被村民填塞,舢板被拿去做建筑材料,盖起了多间平房。“三不管”的北校门成了堆放垃圾和藏垢纳污之所。中大人见了心痛,从此再也没有人去那里漫步聊天了,有时信步走到北校门,或偶而陪伴校友或友人去江边走走,看到那乌七八糟的情景,总免不了一声叹息!
北校门在文革中被毁,文革后也许是“百废待举”,有关方面一直未顾及北门的修整。直至20世纪末,北校门的重建总算提上议事日程。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投资3000万元建设一个开放式的中山大学北门广场,该广场占地15000平方米,设计别具匠心,于 2001年建成。广场主要由中大牌坊、校徽、校训和校史等部分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双层牌坊。该牌坊用12根硕大的花岗石方柱连接,冲天柱顶呈花蕾形,柱脚有石雕狮子和抱鼓,这座巨型牌坊矗立于广场前端,显得气势恢宏,十分壮观。作为中大的标志,广场中央的大平台有用多种绿色植物组成的中大校徽。广场南面大门口两侧,竖有两块大石碑刻记,左侧是孙中山手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校训;右侧是出自中大才子黄天骥教授手笔的《中山大学北门广场记》,碑文言简意赅,既简述中大历史,又点明广场建设的渊源,很值得回味。大牌坊南侧还种植有象征着中大“桃李满天下”的桃树和李树。为保持中大校园的完整,市政府另花巨资修建中大北门地下隧道,既保证了滨江路的畅通,又使广场具有完整的空间。中大北门广场是广东省首个开放式校园广场,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场所,也是海珠区的十大新景点之一。
中大北校门牌坊的原型系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的正门(现位于广园东路与五山路交界处),建于1935年,该牌坊是典型的双层古牌楼建筑,最高处约10余米,宽约25余米。牌坊共分5门:中门和两侧各两个边门。中门两柱正面上方镶嵌铜质狮头含环浮雕,中门外、内门额分别刻有国立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邹鲁所书之“国立中山大学”和“格致 诚正
修齐 治平”等字。今矗立于中大北门广场的牌楼实乃依原样放大的“克隆”之作,校名仍沿用首任校长邹鲁手书。
中大北门广场的建成,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由于管理不善,令广场成了多事之地。广场刚建成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散心,同歌共舞,的确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但好景不长,不久就陆续被卖冷饮、水果、风筝,出租溜冰鞋、单车以及烧烤、气枪射气球等各种摊档所占据,放风筝、滑冰、骑单车者横冲直撞,更有多个“舞蹈军”、溜冰班、武术班挤进来争地盘。去年9月2日,由于双方溜冰相撞,引起斗殴,以致造成命案,使广场变成了是非之地。为此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珠海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中大北门广场管理的通告,并加强了对广场的整顿和管理,使广场环境大为改观,正在逐步成为人们休闲、漫步、散心、娱乐的场所。不过,由于广场仍存在较浓厚的“占地牟利”的商业气氛,每当夜幕降临,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军”就在广场抢占地盘,虽热闹非凡,但却难找到一方可供休闲谈心的净土。今天的中大北门广场尚未真正成为公益性的文化广场。另外,随着北门广场的建成,房地产开发商们也在其左右建起了一幢幢高楼豪宅,并扬起“邻近中大”的旗号为卖点,这也给文化广场的建设抹上了一层商业色彩。
尽管中大北门广场有诸多美中不足,但毕竟是国内不多见的开放式校园广场,它的大气大雅也是那样令人神往。所以凡有朋友来访,我总喜欢带他们去北门广场看看,见者无不异口赞叹。
中大北门历经沧桑,它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大的发展历史。五六十年代,优美宁静的北校门,见证了建国后的中大稳步发展;文革时期,藏垢纳污的北校门,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大文化教育所遭遇的摧残;21世纪初,中大北门广场的建成,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大的飞速发展。今天站在宽广壮丽的北校门,遥望珠江的悠悠流水,两岸的绚丽夜景,回顾中大的历史进程,既有伤感,但更多的是自豪,为北门广场自豪,更为中大自豪。尽管道路曲折,但中大始终是与时俱进,就像奔流的珠江那样,永远向前!(梁必骐)荣光堂
荣光堂是20年代岭南校友为纪念钟荣光校长而捐建的,如今已改造成了招待所。在校园里逛累了,来这里坐下来喝杯咖啡,透过玻璃窗欣赏校园风光,也有些情趣。
岭南堂
岭南堂为近年所建,通体玻璃幕墙,与校园传统建筑风格十分不协调,是校区建设的一大败笔。3.岭南堂的鬼故事 岭南堂位于中大的正门主干道路上面,把正门(南门)和后门(北门)正正地挡住,是一座全玻璃的楼房。据说建筑期间有不少民工死于非命,连设计的人也变成疯疯癫癫,于是请来术士看看风水,发现正门和后面直通,杀气,涙气在中大畅通无阻,此建筑乃挡刹之物,但是设计有误,使杀气会聚在里面,于是建筑工程受拖延,出了人命,只有建筑成玻璃外墙,才能挡回杀气,也可以搞好中大风水。
岭南堂那栋玻璃楼也有鬼故事?楼主表示不信。不过楼主觉得,中大的南北轴线中间有那么一栋玻璃楼矗在那,有点邪门。
康乐园红楼的故事
康乐园原为岭南大学校园,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中山大学文理科各系和专业从石牌搬迁至康乐园,与岭南大学合并,因而成为新中大的校园。康乐园是名符其实的绿色世界,处处是绿树,遍地是碧草,座落在绿树碧草之中的百座红楼也是头顶绿色碧瓦。这些红墙碧瓦古建筑,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留下了莘莘学子的青春记忆,记录了历代学者的丰功伟绩,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康乐园中轴线两侧的红楼建筑,设计别具一格,各具特色,没有一座雷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身披红色的砖质“外衣”,头戴碧绿的琉璃瓦“帽子”,大楼屋顶似宫殿,小楼屋顶尖尖有烟囱,室内多有精美壁炉,大都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这些红楼建筑,除部分四层教学、办公大楼外,大多是二至三层的独立公寓式小红楼,既精美别致,又独立地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中。一代又一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教授,如孙中山、钟荣光、许崇清、陈序经、陈寅恪、王季思、容庚、商承祚、杨荣国、姜立夫、蒲蛰龙……都曾经在这些红楼里工作生活过。
这片“岭南古建筑群”,是上世纪初岭南大学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据资料记载,从1904年开始,一批红楼建筑一栋一栋地拔地而起。最早建成的马丁堂、格兰堂,乃出自当时美国纽约著名的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之手笔。从1913年开始,曾经担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的设计师埃得蒙茨开始接替斯道顿,成为岭大建设的主要设计师。1918年,他完成了岭大的建筑规划,陆续设计了怀士堂、马应彪夫人护养院、爪哇堂、八角亭、十友堂、张弼士堂、理学院、麻金墨屋、荣光堂、广寒宫等十余栋建筑。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兴起推行“中国式”建筑的风潮,康乐园红楼的建设也随之越来越具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即使一些早期兴建的西式红楼,在其后的改建过程中,也纷纷融入了中国古典建筑风味。因而康乐红楼几乎都是古朴典雅的中西合璧建筑。
这批红楼古建筑,除怀士堂作为公用的小礼堂外,按功能划分,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教学楼,如哲生堂、陆佑堂、马丁堂、科学馆、十友堂等;二是行政、事务办公楼,如格兰堂、马应彪招待室、黑石屋、张弼士堂、陈嘉庚纪念堂、马应彪夫人护养院、基督教青年会楼以及岭大附小建筑群等;三是宿舍楼,如爪哇堂、荣光堂、广寒宫以及麻金墨屋等一大批教授住宅。除红楼外,还有惺亭、八角亭以及乙丑进士牌坊等古建筑。
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经过百年风雨侵蚀、仍保持完好的红楼,受到建筑界和文物界的重规,先后被列入广州市近代、现代优秀建筑群体保护名录,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大学也在着手规划,对红楼进行改造修缮,既还其古朴典雅的历史原貌,又充分发挥其作用。(康乐学子)康乐红楼大都是二三层的小楼,但也有几座三四层的高楼,多用作教学楼,其中有哲生堂、陆佑堂、马丁堂、科学馆、十友堂等大楼。
哲生堂-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楼
哲生堂,位于康乐园西北区,建于1931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字哲生)任铁路部部长时,由铁路部拨款兴建的工学院大楼,以孙科的名字命名。该楼为三层的宫殿式建筑,绿瓦蓝脊,脊端配有人兽像,红砖外墙镶嵌着古朴的拱形门,二层以上则是黄色外墙,嵌以红色圆柱,四周栏杆则饰以蓝色琉璃通花砖,整个外墙色彩对比强烈。远远望去,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哲生堂有如一座华丽而庄严的庙宇,颇具岭南建筑特色。不过,屋眷上的人兽像是戴帽老人和摇尾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龙凤配,显然,这座出于洋人设计师之手的大楼,融入了西洋建筑元素。
上世纪50年代,哲生堂为生物大楼,60年代生物系迁往新建生物楼,该楼改为数学、气象、地质等系和专业的共用教学楼。后为计算机系教学楼,现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楼。陆佑堂-电子系大楼
陆佑堂建于1931年,由岭南大学校友陆容章与其兄容康捐建,以其祖父南洋华侨实业家陆佑的名字命名。该楼乃四层楼,建筑风格与哲生堂类似,也是底层红墙嵌拱形门,上层黄墙饰红柱,二楼四周为麻石栏杆。屋顶也是绿瓦蓝脊,脊端翘角配有四个小吊钟,“文革”期间一位教工练枪法,打下两个。
当年我们站在二楼,凭栏遥望,常见早出晚归的群群飞燕翱翔天空,这些小燕子长期群居于陆佑堂和哲生堂屋檐下,想不到它们也是“文革”的牺牲品,那时有人捅掉了燕子的老窝,令他们无家可归,从此这些逗人喜爱的小燕子告别了康乐园,不知何日再归来?
陆佑堂一直是地理系教学、行政办公楼,第四层用作仑库。1988年该系迁往新建的地学大楼,成立国内第一所地球科学与环境学院。现在该楼为电子系大楼。马丁堂-人类学系
马丁堂于1905年动工,1906年落成。建筑面积约2335平方米,是一座砖、木、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大楼,墙面由硬制红砖砌成,地面采用钢筋混凝土。据考证,马丁堂是国内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该楼属券廊建筑,是一座西式建筑,它的红墙、环绕四周的敞廊、四面直坡式样的屋顶,还有伸出屋顶的6个壁炉烟囱,都是典型的英式风格。
该楼大门前有一座高大的石狮,“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石狮也被列为“封资修”产物,而被推倒埋于地下,沉睡了十余年,直至80年代才恢复现状。
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到岭南学堂访问,在马丁堂发表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并在堂前分别与教职员和全校师生员工合影,在马丁堂内至今仍保留有孙中山和当时师生们的合影照片。该楼初为教室和实验室,1928年图书馆由大钟楼迁至马丁堂,当时图书馆的藏书量仅次于北大、清华图书馆,居全国高校的第三位。直至80年代初该楼一直用作图书馆。我们在中大读书时都喜欢去那里复习功课。
该楼因年久失修,60年代被列为危楼,并于1965年重修。1982年中大新图书馆落成,校图书馆迁往新楼,该楼成为新办的人类学系所在大楼。
马丁堂于1993年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科学馆-史理达纪念堂-旧化学楼
科学馆,又名史理达纪念堂,1926年3月动工,1928年9月落成。由美国人史理达夫人为纪念其丈夫向岭南大学捐建的一座四层(含地下室)建筑。当时为岭南大学理科学院所在大楼,其北面原有一个小型的气象观测场,是广州地区最早用仪器进行气象观测的场所之一。
中大迁入康乐园之后,该楼一直为化学系所用,通常称之为旧化学楼。
十友堂-旧物理楼
十友堂于1929年建成,由林护、蔡昌、李煜堂、李星衢、梅彩乃、黄世煦、黎拾义、马应彪、邹敏初、邹殿邦等十位岭南大学校友捐建的四层(含地下室)建筑,故称“十友堂”。当时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大楼。
1967年“文革”期间,中大两派红卫兵在该楼发生武斗,攻守双方各死一人,其中一人攻楼时被手榴弹炸死,另一人从楼顶跳下后被乱棍打死。最后不知是谁放火烧毁了顶楼,但由于该楼建筑坚实,塌楼未严重影响二楼,不过导致大批仪器设备损失,至少在百万元以上。现在的顶楼是重建的。
十友堂长期为物理系(学院)所用,通称旧物理楼。(康乐学子)
康乐园的许多红楼是学校行政、事务办公楼,其中包括用作小礼堂的怀士堂,以及格兰堂、黑石屋、马应彪接待室、张弼士堂、陈嘉庚堂等等。
怀士堂-小礼堂
怀士堂于1915年动工,1916年建成。由美国克里夫兰州的华纳和史怀士公司总裁安布雷·史怀士出资修建,当年是岭南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馆。为纪念捐赠者,命名为“怀士堂”。怀士堂是一座红墙碧瓦、塔楼高耸的三层楼房(包括地下室),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古朴典雅,气势宏伟,乃康乐园保存得最完好的红楼古建筑。
怀士堂又称小礼堂,是康乐园中轴线上的惟一一座红楼建筑,历来都是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师生的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中心。这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故事。(请参阅《小礼堂的若干往事回顾》一文)格兰堂-大钟楼
格兰堂位于马丁堂东侧,建于1912年。由美国肯尼迪夫人(Mrs Kennedy)捐建,为纪念董事格兰,命名为格兰堂。由于该楼楼顶设有报时大钟,故又称大钟楼。
格兰堂原为三层,20世纪60年代初加建了一层。该楼位于马岗顶南麓,坐北朝南,居高临下,是一栋气势恢宏的红楼。格兰堂设计独特,首层由石阶跨地下室而上,正中三开间为高两层的门廊,两侧各突出一开间,构成正立面五个大拱券。除有宽阔的石阶上楼外,还有一螺旋式铁梯通二楼。顶楼原有大钟,为盖高利士所赠,但年久失修,损毁严重。1984年,香港通达(远东)公司专门订造了一座日本精工石英报时钟,由梁求琚先生出资购得,作为中大60周年的校庆贺礼,安装于顶楼。每到整点,悠扬的钟声响起,给康乐园增添了一番韵味。
大钟楼顶曾是1958年“围剿”麻雀的制高点。当年全国开展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运动,麻雀是“四害”之首,必须全民共诛之。于是全校停课捕麻雀,我们一些同学爬上顶楼,在全校制高点边喊边敲铜盆驱赶麻雀。据统计,当年全国消灭麻雀两亿多只。今天看来,“围剿”麻雀纯属一场无知“闹剧”,所幸“麻雀冤案”早己“平反”,而今小麻雀完全自由了,可以到处飞翔觅食。
大钟楼一直为岭大和中大的行政中心。2002年中山楼建成,中大党政机构迁往该楼办公。大钟楼便成为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等单位的办公楼,因而该楼成了广大校友与母校联结的纽带。黑石屋
黑石屋于1914年落成,由芝加哥的伊沙贝·布勒斯顿(黑石)夫人出资修建。该楼过去是岭南大学首位华人校长、著名教育家钟荣光的寓所。钟荣光一生献身于岭大教育事业,为自己撰写的挽联中,曾写下令人感慨的誓言:“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
黑石屋是一座有近百年历史的三层古建筑,红墙碧瓦。该楼掩映在葱翠的树木中,室外曲径通幽,环境优美,鸟语花香;室内中西合璧,设置朴实,端庄典雅。
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多次到此屋中做客。1924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宋庆龄曾避难于黑石屋。据传她惟一一次怀孕,就是在此流产的。
中大迁入后,该楼用作校内招待所,乃学校接待高级贵宾的地方,朱德委员长、陶铸省长以及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家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等贵宾,都曾在此留下足迹。上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来校讲学的高级专家都安排住在此屋。我也曾多次陪同来访的贵宾在此同校领导会见,其中包括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中国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和越南气象局长等贵宾。马应彪接待室-岭南学院办公室
马应彪接待室是1920年动工,1921年6月落成,由港商马应彪捐建。该楼原是三层楼房(包括地下室),20世纪80年代加建一层,仍保持红墙碧瓦。
该室南面外墙上离地约4米高处,曾嵌有一枚鹅蛋大的尖头炮弹,其直径为4.5厘米,长15厘米,被某些媒体称之为“文物炮弹”。80年代初,中大曾据传立石说明《墙上弹头的由来》:“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发动兵变,中山先生在此避难遭陈炮轰。一弹从大楼(马应彪接待所)南墙射入,幸未爆炸。事平之后,将弹头嵌回招待所,以昭陈之罪行。”据多位专家考证,这纯属讹传。现该石碑已拆去,以免以讹传讹。
该室在岭大时代用作“招待所”。五六十年代乃中大“教工之家”,为全校教工活动中心。后改作港澳研究所和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现为岭南学院办公室。
张弼士堂-学校档案馆
张弼士堂建于1921年,由华侨张弼士的夫人朱兰芝及儿子张秩捃捐资建造的华侨学校,根据捐资者的意愿,命名为“张弼士堂”。该楼是一座是四层(含地下室)建筑。曾先后用作男学生宿舍和后勤办公楼,现为学校档案馆所在地。
陈嘉庚纪念堂-近海岸海洋研究中心
陈嘉庚纪念堂是华侨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建的岭南大学附属小学礼堂,于1919年6月落成。为纪念陈嘉庚先生对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将该礼堂命名为“陈嘉庚堂”。这是一座中西合壁的三层红楼(含地下室)。原作历史系办公楼,现为近海岸海洋研究中心所在地。
天主教堂-孙中山纪念室-保卫处办公楼
英东体育中心的西面有一座圆形的两层小红楼,由天主教团体于1947年所建。原为天主教堂,50至70年代用作孙中山纪念室,现为保卫处办公楼。
马应彪夫人护养院-中大医院
马应彪夫人护养院于1917年由马应彪夫人捐建。上世纪90年代,其后人又捐资扩建和装修。现作为中大医院的一部分。
位于东南区的岭大附小建筑群,是建于1919年到1931年的建筑文物。(康乐学子)
康乐红楼大多是宿舍楼,其中部分是集体宿舍,更多的是教授住宅。集体宿舍主要有爪哇堂、荣光堂和广寒宫,都是四层大楼。爪哇堂
爪哇堂位于陆佑堂南面,建于1920年。这是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赴印尼爪哇各地向华侨募捐资金建造的四层宿舍楼,为纪念爪哇华侨的赤诚,将该楼命名为“爪哇堂”。
爪哇堂为红砖墙面,琉璃瓦顶,两层翘角屋檐,结构坚固,文革期间曾用作临时避弹室。
该楼原是岭大的第一座男学生宿舍,后改为男女共住的教工宿舍,一至三层住男教工,第四层住女教工。
我对爪哇堂可谓“情有独钟”。毕业后,我就住在该宿舍,在那里生活了十余年,三楼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还曾作我们结婚的新房,顶层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则曾是我们一家4口的临时住房。当年住在我们周围的女教工都是十来二十岁的年轻姑娘,于是我的小女儿便成了她们逗乐的对象。荣光堂
荣光堂于1924年落成,系岭南大学校友捐建的学生宿舍楼,为纪念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而命名为“荣光堂”。荣光堂原为四层(含地下室)建筑,20世纪70年代加了一层。
该楼原是岭大的第二座男学生宿舍,后改为男教工宿舍,文革后曾一度成为“七十二家房客”的住所,现为岭南学院用作宾馆。教学区冒出个宾馆,显然同中轴线上的教学、行政办公楼是十分不协调的。
广寒宫-女研究生宿舍
广寒宫位于康乐园东南区,由中国妇女和美国新泽西州岭南之友共同捐建,于1933年9月建成。
广寒宫是一座四层(含地下室)建筑,颇具中国古典宫殿式的建筑风格。该大楼为中式门楼,正门两侧相嵌有10条红柱,屋顶为重檐式绿色琉璃瓦覆盖,室内最醒目的是直通三层楼的八条灌顶朱红柱子,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式宫殿建筑特点。不过由于该楼乃出自西方设计师之手,故仍带着一些西洋特色,例如红色的砖墙和高耸的烟囱就是明显的欧式建筑特征。
该楼自建成以后,一直是女学生宿舍,故美其名曰“广寒宫”。现为女研究生宿舍。
西南区有四座红墙碧瓦的学生宿舍楼,都是三层楼房,有走廓和烟囱,空气流通,是十分理想的集体宿舍。这些宿舍楼都建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
四座楼我都住过,学生时代先后住493、501号楼,毕业后兼做学生工作,又在505、507号楼与学生同吃同住。上世纪末,这些大楼已改作办公楼,走廊都加了铝合金窗,现分别为研究生院、人口研究所、法学院和政务学院等单位的办公场所。
康乐红楼以两层小楼最多,主要分布在马岗顶的绿树丛林之中,这些红楼大都是教授住宅。马岗顶的教授住宅群,都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建筑物,外形各异,共同特点是红墙碧瓦,内有壁炉,顶有烟囱,岭大、中大许多著名教授和学校领导人都曾住那里,其中以座落在格兰堂南面的麻金墨屋最负盛名。
麻金墨屋(东南区一号)于1911年落成,由美国芝加哥麻金墨夫人捐建。中大著名学者陈寅恪、王季思、杨荣国、容庚、商承祚等教授都曾先后在此居住。20世纪50-70年代,该屋一直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的住所兼课室。陈寅恪教授精通十多国文字和梵文,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成果卓著。陈教授在这里以他特有的方式致力于培养人才,坚持“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只讲授在学术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其探索和思考。他晚年视力显著衰退,但仍以惊人毅力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名著。
在文革后期,这些独门独户的小红楼被瓜分成2户或3户共用的教工住宅。现在这些小红楼结束了住宅历史,而成了有关单位的办公或科学研究的场所。还有一些小红楼正在被改造为茶馆、咖啡馆、书店等文化交流和休闲服务场所。例如,校友投资100多万元改建成的“尚礼居”,就是集校园礼品、饰品和纪念品于一身的精品店。(康乐学子)
康乐园的水塔与现代高楼的兴起
在康乐园中轴线上,原有一座高耸云霄的水塔,座落在中大北门内的水塘南面。水塔的南面有一被铁丝网围起的园形喷水池,也是蓄水池。水塔和园形喷水池乃当年康乐园中轴线上的一个亮点。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珠江较少污染,水质很好,中山大学位于江滨,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切饮用水都直接取自珠江。当时全校师生的饮用水都是通过水塔下的水泵房直接抽取珠江水,经处理后,再由水塔输向校内各地。80年代以后,珠江污染越来越严重,靠学校自已提供的珠江水,无论是饮水、用水都不合格,因而逐步换成广州水厂的自来水。水塔也就随着其供水任务的完成,而于90年代初被拆除。喷水池则被改建成岭南堂南面的喷水景观。从此,中大也结束了自给自足的用水历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水塔原地及其周围,一座座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这些高楼的兴起,标志着中大的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最先建成的是地学大楼。80年代初,校党委书记黄焕秋同志到地理系(陆佑堂)考察,看到土壤、岩石标本都摆在走廊上,教学用房十分紧张,便提出应建一座地学大楼。经过地理、地质、气象三系领导协商,决定由董教授、黄教授和我组成筹建小组。1983年,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由基建处负责人带领前往教育部商谈,争取到教育部投资,建设一座一万平方米的高楼。该楼于1988年建成,面积1.1万平方米,按三系需要,分三座连体,其中气象楼高6层。这是文革后中大新建的第一座高楼,也是当时全校最大、最高的教学楼。
随着地学大楼的建成,地理、气象、地质三系合并,成立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首创全国第一所地学院。1999年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地学院又一分为三,分别成立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球科学系。五六十年代的地理系只有4个专业,学生不足500人,现在已发展到12个本科专业,15个硕士点,8个博点,其中地理学拥有一级学科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权,经济地理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现有学生3000多人(包括研究生约1000人)。地理、地质、大气和环境科学都己形成为从学士到硕士、博士多层次培养人才的学科。各院系的科研机构、研究任务、研究经费和研究成果也都有了极大进展。
1985年中山大学新建管理学院,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工商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学院之一。1990年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先生捐资兴建善衡堂,作为学院的教学办公大楼。2002年在香港何氏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又集资兴建了功能设备更为先进齐全的NBA大楼(善思堂)。大楼北靠自然绿地,东临湖水,西接善衡堂,是康乐园内独有的一座园林庭院式的教学楼,为读书治学创造了一个绝佳环境。大楼的建成,进一步促进了管理学院办学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科学研究和学科的建设。
今天的管理学院己拥有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其中工商管理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共有6个系,7个本科专业、13个硕士学位点、8个博士学位点;20个科研机构。已形成为管理类“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完整的办学层次,是一所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门类较齐全的工商管理学院。
1888 年美国人在广州创办岭南大学,1952 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有关科系并入中山大学,康乐园成为中大校园。1988 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原岭大校友和各界人士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捐资约两亿港元,先后兴建了岭南堂、林护堂、黄铭衍堂教学楼,黄传经堂讲学厅、伍舜德图书馆、叶葆定堂MBA 教学楼、伍沾德堂岭南行政中心等多座现代建筑。这些大楼的设什各具特色,其中作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岭南堂,面向珠江,背靠园林式喷水池景观,环境优美,更是中大唯一的一座玻璃墙面的豪华大楼。美中不足的是该大楼位于康乐园中轴线上,破坏了康乐园中轴线中央不建高楼(怀士堂除外)的整体构思,有碍中轴线的辽阔视野。
显然,岭南学院楼群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办公条件,对促进学科发展和科研进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之成为中大最具规模、设施最完备的学院。
目前岭南学院设有6 个本科专业,17 个硕士专业,9 个博士专业,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工商管理(MBA)和高级工商管理(EMBA)、物流工程三个专业硕士学位,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还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此外,还有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学位(美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法国)两个外国学位项目。现有学生3000余人(包括研究生1000多人)。岭南学院已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商学院 ”之一。
管理学院、岭南学院及其相关学科的建立,标志着中大向更完善的综合性大学迈进了一大步。(康乐学子)
2.文科楼的鬼故事
印象中文科楼的正门是永远不开的,据说同学们平时上课走的总是侧门(求证?)。不开正门是因为每开一次,中大就会死一个教授。有人说当初建设这座楼的时候,挖到两个小孩子的尸体,后来楼盖好以后,有人从正门进入后就会见到两个小孩子在天井里玩,但是一转身就不见了,而且不久就会感到被人在身后大拍一下背脊,但是转身还是什么人都没有。又有人从文科楼外经过,看到正门的铁栏杆后有两个小孩向外探头。
楼主觉得,可能是当年建造这栋楼的时候,有小孩子闯入里面玩耍,施工人员不小心害死了两个小孩,于是小孩的冤魂就聚在正门,瞅着大人报复。所以同学们如果长得比较正太,比较萝莉,是不会有危险哒,可以常去那坐坐~。
新浪校园讯 11月30日晚7点半,“讲述中大老建筑的故事——《研究生学刊》学术活动之一”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逸夫楼402课室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山大学研究生院主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承办。来自中大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的陈洋博士生为在场师生讲述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现场座无虚席。
在开篇时,主讲人简要介绍了中山大学的历史变迁,并提到,中大以‘堂’命名的建筑大部分是捐赠的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个名人而建。中山大学南校区以怀士堂统领形成贯穿南北的中心轴线,划分出东西两大明确功能区。“红砖绿瓦,中西合璧”是校园建筑的整体风格。建筑物多上覆中国式大屋顶,主要为庑殿顶和歇山顶。
中大的老建筑分为两个时期:折衷主义时期(1904—1928)和古典复兴主义时期(1928—1936)。
折衷主义时期的代表建筑有马丁堂、怀士堂、格兰堂、黑石屋。马丁堂,现人类学系所在的大楼,是目前国内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奠定了中大建筑红砖绿瓦的风格。怀士堂,又名小礼堂,正立面为哥特式双塔楼加中国式悬山屋顶。孙中山先生曾在怀士堂作长篇演讲,勉励青年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如今重要人物的演讲和重大会议大都在此举行。格兰堂,即大钟楼,入口三个大型拱券,有大型玻璃花窗。每天的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以及傍晚六点,洪亮的钟声都会传遍校园。黑石屋,由美国Blackstone夫人出资修建,是岭南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的寓所,宋庆龄曾避难于此,现为贵宾招待所。
古典复兴主义时期的代表建筑有惺亭、陆祐堂、哲生堂和广寒宫。
“康乐生兮萋萋”——有关康乐园景观植物的故事
前言:最近受托写了这篇文章,毕竟术业有专攻,我并不是植物学的,生科院的弟兄们少抛点砖,多挑点错,敬颂均安。
(在北门附近的银桦)
(生物楼前的白千层)
古诗“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中的“萋萋”意指草木茂盛之状。今天康乐园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那满园的郁郁葱葱。道路两旁的白千层、榕树和洋紫荆,图书馆前面的凤凰木,中区中轴线的露地草坪,北门路上的一排排王棕,都是康乐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植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中山大学开设最早、影响最大的课程之一,一代大师陈焕镛、吴印禅、辛树炽、张宏达、李毓茂、朱婉嘉、王伯荪、张超常等,令中大植物学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也正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山大学成为广州地区引入外来树种的“大户”。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之后,广东开始大量引种外来树种。至今仍能见到植于1910年左右的桉树。到了四十年代,中山大学从东南亚引入南洋楹种植于广州;作为香港的象征的紫荆,国外称之“红花骆驼蹄树”,中大仅从非洲便引入了七八种;大王椰子、长叶刺葵,棕榈这些原产于热带的雄伟树种,都是以此为“根据地”开始逐步被广州人所熟知的……
一、康乐园植物概况
生科院植物学教授叶创兴老师,告诉我们广州有1800多种植物,而中大在五十年代就曾有1400种。在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植物志》导言,就有“广州栽培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要算该市河南康乐中山大学校园。根据过去的记录,在那里连野生植物计算在内约在1400种左右,即瑞估计仍不下1000种左右,约占本植物志记载种类的总数70%”这么一段介绍。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建设教职工住房,以及学校的发展,绿地面积有所减少,目前的种类与广州植物志出版时相比较,应该有所减少,但在2000年,叶老师所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统计仍有植物942种。到了现在,可能会超过这个数1000种还是有的。虽然失去了不少物种,但是这几年也引进了另外一些物种,如无忧树,火焰树,红花天料木,香榄等,依然丰富康乐园的植物种类。
(北门前的王棕)
二、解放前的康东园
康东园植物史历史可以追溯到康乐园的创建之际。现在的南校区原本是一个村,称为康乐村。除村民的住宅外,多是荒丘和水田。1905年,一些外国传教士在地方势力李福林帮助下,在河南圈了大约1767亩的土地兴建教会一所学校——广州基督教学校(Canton Christen College, CCC),即后来的岭南大学。校园开始以种植榕树、垂榕、大叶榕、阴香、龙眼、荔枝、橄榄、构树等为主,这些乡土树种生长多慢,校方决定从国外引进热带树种,首选地为澳大利亚,桉树,白千层,木麻黄,南洋杉就是那时开始引进的。这些传教士请美国人帮他们设计校园进行总体规划,并从美国的种子公司买入大批种子和树苗栽种,定下了校园的总体风格和园林布局,这就是中大园林史的开端。
因此直到现在中大还保留了园林规划整齐、外来种较多的特征,校园道路两旁很多高大的景观树,如白千层、湿地松、柠檬桉、羊蹄甲、大王椰子等都是当时从外国引进的。其中一些甚至是全中国最早引入的,亦由于作了整体规划和外来种的引进,本地种在中大反而显得较少,数量较多的有榕树、樟等一些树种,整个中大只在马岗顶到游泳池那一片树林是原来的本地种占主要。后来广州基督教学校改名为岭南大学,一些外藉的植物学教授在考察东南亚植物资源的时候,常把一些在中国或东南亚附近找到的特有种移植到校园种植,而许多在岭大就读的华侨也从居住国引来不少国外的珍奇植物。如印度橡胶树、五桠果、菲律宾第伦桃、朗氏地利木等,不断丰富校园的植物种类,其中有很多种都是广东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些特有种最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昆虫园,即现在的同位素实验室(现在爪哇堂后侧、新物理楼后面)。
(马岗顶的柠檬桉)这些速生快长的热带植物非常适应广州的气候,在几年内引种的树木就浓荫蔽天,成了骨干树种,使校园气象森然,康乐园的面貌从此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长时间内陆续引进一些品种,加上来自本省及其它省份的乡土树种,康乐校园的植物种类不但十分丰富,而且极具特点。如种类甚多的桉树,白千层,红千层,细花白千层,木麻黄,南洋楹,直接引自巴西的橡胶树,王棕,长叶刺葵,桄榔等各种棕榈,澳大利亚坚果,菲律宾第伦桃,鳄梨,毕当茄,人心果,锡兰莓,锡兰橄榄,水松,水杉等,红花羊蹄甲,皂荚,枳椇等。但是抗战期间,广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康乐园植物曾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在校园内从大钟楼到当时的学四饭堂,现为永芳堂一带有很多的桉树和橄榄树,都大量地被砍伐用于烧炭和烧砖。但日本侵略军并未进驻康乐园,抗战后校园植物大致仍保留原来的风貌。
(图书馆门前的凤凰木)
三、解放后的康乐园
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由石牌迁入康乐园。经过战乱的康乐园植物,从此有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植物学系的老师亦有继续把来到的标本、树种引入校园。1950年,校内的相关专家曾编著《中山大学康乐校园植物》,对中大的植物名录进行了整理,希望可以增加中大师生对校园植物的认识,加强保护校园植物的意识。当时各类树木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以今时今日的中大南校区的植物布局和种类,仍可以跻身于全国高校前列,但也应看到,由于教师住房,和扩招,许多绿化地块已被占用盖楼,康乐园内总的绿化地减少了,种类也有一定的减少。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过去在校园中没有的种类,如枕果榕,海南蒲桃,海南红豆,降香黄檀,大叶南洋杉,楝叶吴茱萸、阿江榄仁、团花树等。
从正门经小礼堂,过孙中山铜像,惺亭,岭南堂,到北门是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至今仍然保持,所有院系的楼宇均沿中轴线两侧建设,解放后建设的大楼,均以原石牌中山大学的红墙绿瓦的建筑风格一以贯之,它和前岭南大学的西方建筑风格互相包容,楼宇以植物群丛加以间隔,掩映在高大的绿树丛中,楼宇虽多却并不令人感到迫仄。康乐园植物的配置是在乡土树种榕树、大叶榕、阴香、樟、橄榄、龙眼、荔枝、乌桕、构树等的基础上,大量地引进桉树、白千层、南洋楹、银桦等热带速生树种,尤其是1910年左右引进的几千株桉树和白千层,解放后还一直存活。它们被栽种在主要的校道两侧,如南北贯通的逸仙路,东西沟通从东门广寒宫前通过原中山纪念室(现保卫处),怀士堂、邮局、储蓄所到西区,从生科院门前至西门的校道,只十几年的功夫,就使康乐园的面貌彻底改观。
(东门路旁的大叶榕)从1908年岭南大学建立到中山大学搬迁到康乐园,原来的设计指导思想得到了维护,学校的领导也十分自觉把美化校园维护校园的规划当作自己的责任。现在康乐园的校园植物格局,是以乔木树种先行,再把乔、灌、草结合,实现实用性与观赏性相统一。在南门的两侧,除了白千层,柠檬桉大乔木外,两旁栽植了红花羊蹄甲、洋紫荆、白花紫荆羊蹄甲、紫荆羊蹄甲等,初冬时节到夏初,这些植物红的,粉色的,白色的花绽放,铺就了花团锦簇的校道。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腊肠树,白兰,含笑,荷花玉兰,紫玉兰,凤凰木,桂花,蒲桃,洋蒲桃等等。
(小礼堂前的樟)
四、康乐园植物小故事
1、木棉树:中大的校徽中间的弧形巧妙形成一朵红棉花,是岭南地区标志性树种,意寓中山大学扎根于岭南地区。在逸仙路和西区一些校道可见,并且随处可见。木棉是落叶大乔木,体形魁伟,树高20-30米,树干通直,分枝高,树皮灰白,幼时具粗大的皮刺。冬天将尽,春天即将来临时开始开花,花开时一树火红,如同燃烧的火焰,因此又称英雄树,是广州市市花。木棉能自繁,生长快,一年能长几米高。花入药,种毛可作枕芯等。木棉可以说是康乐园内最有分量的“土著”。
(西区的木棉)
2、红花羊蹄甲:即紫荆花,大家都说中大里最好看的植物是红花羊蹄甲,它的花是最美丽的。生科院的同学都说,在他们的认种学习中,红花羊蹄甲是最好认的。听说这是由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院士于1943年栽植的。红花羊蹄甲是作为第二层乔木,间隔栽植在白千层高大的躯干下,其略喜阴的个性及白千层小叶疏漏出来的阳光正好能满足它光合作用需要。红花羊蹄甲是羊蹄甲属的一个成员。而此属中大共有7种,而它的花是最美丽的。常见的还有洋紫荆,紫荆羊蹄甲,白花紫荆羊蹄甲,洋紫荆还有极好的香气。它们都是在冬天里盛开的常绿木本花卉。
(校园内到处可见的红花羊蹄甲)
3、马钱:别名大方八。乔木,一般高十至十三米。但校内现存唯一的一株马钱,是印度马钱,高达二十余米,胸径达三十余公分,原在高压线下,其树冠因恐其触及电线发生危险,而反复将其截顶,不然这株马钱可长得更高大。这是全广州市最大的马钱,位于西大球场南侧,雌雄异株,可惜至今始终未见其开花。在校园内也仅有一株的,是澳洲坚果,属于山龙眼科,亦从澳洲引进。在旧化学楼南侧,也仅有校园内的一株猴子杉。
(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叶罗汉松)
4、苏铁与银杏:这两种同属裸子植物。校园内有苏铁,华南苏铁,台湾苏铁,攀枝花苏铁等,华南苏铁仅余雌雄株各1株,位于图书馆马岗顶北侧松东路旁。台湾苏铁在梁銶琚堂内的院子里,其树干不能直立,呈盘龙状。银杏是落叶大乔木,在校园内有数株,生长慢,矮小,是我国的活化石和国宝,在校园内有数株,生长慢,矮小,在珠海校区从广西共购种两株,高近20米,后死了一株。
(岭南堂前的苏铁)
5、竹园:贺丹青旁边那个竹园相当有特点,生科院的老师一直不遗余力地搜罗各地竹种。学校建立了这个竹类标本园,培育竹种约200种。这个竹园是岭南大学时期的美国人麦古礼(McClure)教授带着一个名叫冯钦的竹类标本园技工创办的。1935年,他们在茂名、德庆等地采集到一种未记载过的竹子新种(广东人俗称“罗竹”或“沙罗单竹”),后正式命名为“冯钦竹”。鼎盛时期中大有五个竹园,许多竹种是华侨学生利用寒暑假探亲时引种回来的。园内用水泥池把不同种的竹子隔开,收集了很多奇异的品种。随着校园的建设,由于建设用地,现存竹园只存两块,最大的一块是生科院与西大球场之间,仍然保存了100多种竹种。竹园中最高大的是车筒竹,高达20余米;佛肚竹,外形奇特,节间鼓胀;黄金间碧玉,节间黄色,间以绿色条纹;簕竹粗壮有刺;藤竹竹尾着地可再生一植株。竹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用于建筑,造纸,食用,竹器,盛器等。目前学校出资将此竹园辟为教职员工休闲去处。
(黄金间碧玉)
(粉箪)
(佛肚竹)
(青皮竹)
五、陈焕镛老先生的故事 提到康乐园的园林史,必须要说起陈焕镛老先生。前文就提及他引进过红花羊蹄甲。叶老师告诉我们,陈焕镛老先生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为中山大学的树种引入作出重大的贡献。陈焕镛,原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191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获硕士学位。1919年学成回国后,清楚地知道我国植物学研究的落后情况,他立志要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实践去促使这种落后状态的改变,因此,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紧紧地抓住搜集植物标本、搜购图书资料和培育人才这三个重点。
他在1927年至195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植物研究室主任,后改名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任所长,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直到1954年,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任命他为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他所创立的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收集植物标本,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并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
(东湖旁的落雨杉)1930年他创办以“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即孙中山的拉丁名)。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年创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学术水平可与国际权威植物学杂志相媲美,至30年代已成为享誉世界植物学界的著名杂志。1946至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收集和积累,使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老先生的逸闻趣事有很多。他的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所以,刚回中国的时候他并不太懂汉语,所以他写的中文著作有点别扭。而且他用打字机的习惯是很奇怪,是用一个指头来按的,但打字却飞快。陈老先生识辨植物,别具天聪,据闻不用看,光闻气味就能识辨。1932年在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先生从此扬名省港。植物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
(幌伞枫)
六、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的故事
要更好了解康乐园的植物,还有一个好的途径就是参观。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是现今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标本馆始于1916年的CCC(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标本馆。据闻标本馆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大会上拥有表决权。标本馆现有已归档高等植物标本20万号,其中有3万余号采自包括巴西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标本;国内采集点复盖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最早的馆藏标本采集于1821年。植物标本馆的大部分馆藏标本都已经过慎重的分类学鉴定,很多著名植物学家如:陈焕镛、秦仁昌、胡先骕、蒋英、张肇骞、方文培、侯宽昭、张宏达、E.D.Merrill、A.Rehder、F.A.McClure、E.Kobuski、F.P.Metcalf、W.W.Smith等都在本馆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和手迹。
植物标本馆有藻类、真菌、苔藓植物标本3000余号,其中有许多为模式标本;植物化石标本3000号。木材标本室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高质量木材标本室之一,含有全国各地及国外珍贵树种的木材标本约2000号。解放前,中山大学植物学的诸位老先生,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的建立,大大填补了这一空白。以丰富的标本资源为基础,中山大学科研人员主持并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金缕梅、桃金娘、杜英、海桐花、椴树、山茶等科的编写工作,还参与樟、木兰、苏铁等科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大量编写工作。此外,还参加与各地方植物志如《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广西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的编写。
(生科院马文辉堂,即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很多人以为,收集这些植物标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当时很多植物,特别是珍稀植物,多是在如海南岛山区这类的瘴气(恶性疟疾)弥漫之地,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他们有时在岛上工作历时十个月,发现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有的时候,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而且还可能染恶性疟疾。即使在解放后,在贵州云南等地采集标本,还会遇上强盗劫匪。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有暴徒因抢劫十元钱而把采集标本的老师杀掉。但这些老师在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带领队伍前往采集。植物标本完成后,有些老先生,如侯宽昭等,经常中午不回家,啃着两个馒并没有,天天呆在标本馆钻研。植物标本是很容易被虫蛀的,当时科技不发达,馆内常用易挥发的坤汞洒在地上防虫,但这些东西对人体是无益的。而且还有老先生在标本上喷洒“六六六”农药以防蛀。长年累月泡在标本中,大大影响了老先生们的身体健康。这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在这些老先生的一生中屡见不鲜。
(一教楼前的榕树)
七、康乐园植物环境的破坏近年来,不少特色植物在中大中消失,“植物宝库”有点儿风光不再了。据有关统计,60年来,中大植物种类消失40%。随着城市建设和高校建设的飞速发展,中大原本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很多树种都消失了。其中最主要是水体储地的大量消失。七八十年代的中山大学,遍地都是池塘和水稻田。当时物资缺乏,很多老师都在学校里养鸡鸭养兔子,学校都只眼开只眼闭。后来建设用地,一挖泥一填塘,很多植物都死去了。
不过建设并非植物数量减少的唯一原因。比如前面的所提到的那棵印度马钱,分为雄树和雌树,这株树种下之后从来没有结果,很有可能是雄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传宗接代”也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新树引种,印度马钱在中大校园消失,也是迟早的事。所以现阶段,我们呼吁学校的相关部门有需要采取保护园林各项措施,加快相关植物群落的恢复与形成,保护康乐园的自然环境。
(中大最粗的南洋楹)--------完----------------------------
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
作为走过、迷恋过并且还惦念着康乐园的一员,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康乐花语》,记叙这个园子里一年四季的花开草绿,却未能如愿。如今读到杨海文先生的《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宏文昭昭,凡三万多字,详细介绍大草坪、杜鹃花、凤凰花、榕树、白千层、大王椰子,且中间进行了文学的考证和历史的梳理。
杨海文,男,1968年生,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中山大学学报论丛》主编,兼任《现代哲学》编辑,著有《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等著作,发表有关孟子研究论文30多篇,及其他学术论文百余篇。
康乐园里的植物家族
杨海文(中山大学)
芳草年年绿
“北枕珠江南面市,东友白鹭西朋凰。东西南北千层树,谁识其中是学堂。”[①]这个学堂就是今天中山大学的南校区,另一个久已深入人心的名字叫康乐园,诗人们偶或简称为康园。“宽阔而幽静的校园里布满了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植物群落。这里有数不清种类的花草树木,简直像个植物园、大花园。碧、绿、青、翠,这些象征着蓬勃生机的色彩,渗透着,交融着,一年四季,长盛不衰。”[②]有关康乐园的植物群落或者植物家族,可以先从最柔弱的草说起。说到草,就多少要以中区草坪为中心了。
它太大了,居然从怀士堂向北,途径孙中山铜像、惺亭,一路延伸到了岭南堂,将近数十亩;它太青葱了,居然一年四季,流淌着让人心醉的碧绿,年年绿着的是芳草;它太别具一格了,居然在钢铁水泥森林一样的广州大都市里,以一片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胜地傲立,仿佛是个世外桃源。
这个草坪同样也有着太多的往事和传奇。很多年前,校报登过一则叫《拦“牛”》的小品,说的是:
表妹从北京来,我陪她欣赏这南国大学的美景。表妹兴致很浓,不住地赞美那绿绒毯似的草坪。走到一条绿毯中的小径前,她盯着那挺煞风景的竹栏和“请不要穿越草地”的牌子发问了:“这儿有牛么?要不,拦什么呢?”
“对,正是拦牛。”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可牛是不会看这字牌的呀?”我这傻表妹还是不理解。
“咳,总是有识字的牛呗!”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表妹这才恍然大悟,不无遗憾地跟着笑了起来。[③] “这儿有牛么?要不,拦什么呢?”北京表妹如果不是1980年而是更早的时候提这个问题,老中大的回答会是:“周围凤凰村、鹭江村的农民们常常来放牛,他们的牛在野草地里吃草,然后在那里拉屎。露天电影场里也生了许多草,晚上看电影看得兴奋,不小心脚下一腻乎,就知道大事不好,踩到新鲜的牛屎了。”[④]那个时候,竹栏大概是为了拦牛的。
有一篇写康乐园草坪的美文,是中文系知名学者黄天骥的《芳草年年绿》。这篇美文已经收入很多集子,比如罗永明主编的《我们的中大》(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舒宝明主编的《校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黄先生本人的《中大往事: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中大人最早读《芳草年年绿》,该是在1999年11月3日的《中山大学校报》上。读了这期“七十五周年校庆特刊”,康乐园草坪的“早期史”也许会勾起更多校友们的记忆:
不过,这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们的草坪也经历了不少磨难。在五十年代末,某领导偏爱含羞草,下令在草坪种上他心目中的“珍品”。殊不知含羞草浑身长刺,繁殖力又极强,转眼间,遍地荆棘,含羞草成了灾。后来师生不知花了多少劳动时间,才把它们一根根拔除。“文革”期间,又一位领导发现爱花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认为校园种草,便是用修正主义思想腐蚀师生。他发表了一通“花花草草会食人”的高论,为了“红彤彤的江山永不变色”,下令在草坪种上红薯。黄昏清昼,师生奉命施肥,弄得臭气熏人,苍蝇乱飞。谁知不久中美建交,外宾来访日多,为避免出现掩鼻而过的尴尬场面,施肥才告停止。“文革”过后,师生们不得不犁平薯垄,花费了好几万元,在坪上重新铺上嫩草。到如今,草坪总算依然如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年年春夏秋冬,芊芊芳草,欣欣向荣。它的伤痕,只埋藏在草根下的深层里。[⑤] 我们的草坪,不只是设过竹栏,还拉上过铁丝网。那大约是1984年上半年的事,当时校报上有篇杂感写道:“那条条铁丝网,像座座耻辱碑,让我们抬不起头;那网上的根根铁刺,似把把尖刀扎着我们的心。堂堂的高等学府,为了保护一块草坪竟要拦上铁丝网,这是社会上的人们难以想像的,是我们大学生的耻辱啊!”[⑥] “绿茵茵的草坪平静如湖,/已少见‘入侵者’野蛮的‘铁蹄’。”[⑦]今天,竹栏、铁丝网俱往矣,我们每一个中大人已经深深懂得如何像爱护自己的皮肤一样去珍爱这片青青的草地了。读校史,你会感到,这是中大人一直努力下来的结果。多少个黄昏,商承祚先生一边在这里散步健身,一边挥手制止那些不守纪律横穿草坪的过客。知道商老这件逸事的人不少,而王起先生专门给校报写过一封信,呼吁保护校园环境,晓得的人就不会太多了。让我们走近那张1981年的老校报:
我校花木之盛,为国内高等院校所少见。它美化了我校的环境,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提出“花花草草会吃人”的过“左”口号,校园草坪花木遭到严重破坏。每年白兰花开时,都有人上树攀折,不仅严重损伤树木,而且滋长了一股损公肥私的坏风气。还有一种不应有的现象,就是在课室食堂附近,常见有人上树摘花,连枝折断,狼藉满地,而过路师生听之任之,绝少加以劝止。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我建议:
一、在白兰树成林的地方,悬牌禁止攀折,违者以损坏公物论处;
二、要求校刊多作宣传,提倡爱护学校环境的好风气;
三、通过附小和家属委员会,对小孩进行爱护学校环境的教育;
四、要求治保部门加强花树盛开地区的巡逻,防止有人在白兰花盛开时上树攀折。[⑧] 胡玉佳是中大培养的我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海南岛青梅Vatica hainananensis种群生物学的研究》,从植物生态学这个空白领域入手,为我国热带植物种群生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1984年毕业后,他留在生物系任教,心系我们的草坪,在《中国草坪》1998年第1期发表过《草坪景观的初步研究》(与林泽生合作),长期主讲本科生专业基础课程《草坪科学与管理》,做过《呼唤绿色》的学术讲座,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芳草年年绿》特意提过胡玉佳的草坪学研究,仿佛是要告诉人们:中大人不仅仅要爱这个草坪,还得善于管理它。
有着这么一块中国大学里罕见的大草坪,草坪学就不独值得学者们研究,还值得进入到学科建设的行列。就这样,草业科学硕士点2003年获得批准,这是中大当时仅有的两个农学硕士点之一,设有“热带压热带草地农业系统”和“草坪学与绿地系统”两个研究方向。后来,又开始招收博士生了。坐在中区大草坪的边上,读着草坪学的书,正是一种让人羡慕不已的幸福!只是忍不住要请教一下读草业科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草坪上种的草,叫什么名字呢?是叫大叶油草吗?
回到王起先生信上的话题,看白兰盛开的同时,你怎能不去饱赏美丽的草坪呢?有位老先生的《中大杂咏》之七就说:“每到春来花似锦,中区场地草如茵。游心不解繁忙事,几度偷闲看杜鹃。”[⑨]“沾花惹草”,之于中大人,或者来康乐园的游玩者,真可谓“不分你我”。
每天从草坪边上经过,看多了,难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单调。这个时候,你就该培育一颗敏感的“花心”了,这颗心会让你倍感《芳草年年绿》的体味充满着“禅机”:
其实,只要留心察看,就会发现,随着阴晴冷暖,草色是会千变万化的。春天,它青青如玉;入秋,则稍蘸鹅黄。夕阳斜照,树影落在地上,草色一边透明,一边浓绿;在细雨中,草面上会泛起白色的烟雾,如果有人撑着红伞走过,就更把翡翠般的黛色衬托得空濛如幻了。
倒也不是完全不能走进草坪。这么好的一片景致,最适合照相留念了。快毕业了,即将挥手告别长长的校园了,于是:
“黑乌鸦”蜂拥出现在草坪上的季节应该在六七月间。即将毕业的学生穿上学士服,站着、坐着、趴着、躺着……总之以所有你能想得出来的身体语言和这里告别。留不住的是“真他妈”幸福的学生时代,留得住的是这依然在龇牙咧嘴、笑得“青”脆的大草坪。[⑩] 当然不止是穿学士服的,还有穿硕士服的,穿博士服的。拍照时,敬爱的老师往往会站在学子们的中间位置。拍集体照,一起来合影的还会有尊敬的校长,以及邀请来的各界知名人士。往往也会把怀士堂作为背景,定格在一张张将永远珍藏在心里的照片上。
只是这个时候,你尤其应该知道,怀士堂前这块大草坪还有个不该遗忘的名字,叫怀士园。不信?原载《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0期(1924年5月11日出版)的《总理对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演说词》,挂在今天的校园网上,题目叫做《孙中山先生怀士园演讲——黄花节的真纪念》,并特别注明怀士园即怀士堂前的大草坪。光凭这个典故,说明大草坪的历史够悠久了。
中秋节晚上,也可以破例走进草坪,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在红色塑料水桶里点上蜡烛,放在中间,说着话,唱着“我在仰望,月亮之上……”,风干了忧伤,快乐地去翘盼月亮最圆的时分,随便玩到什么时候离去。即便商承祚先生还在世,他也会纵容这种胡作非为的。要是选中大八景,它的得票率肯定不会低,所以应该有人讲讲它的来历。以下提供的这个版本,仅供参考:
1987年,中大第一个学生公寓,当时的东22,现在的东5,交付使用。新生在入住时要交150元,换回一套被铺,还有红色的塑料水桶。公寓和宿舍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公寓每一张床上都摆着一样的卧具,每一层的走廊上都放满了一样的水桶。
1987年的中秋,新生们在湖南军训。1988年的中秋,他们已经是中大的熟人了。那个中秋晚上,公寓的个别女学生们商量了一下,就提着水桶,带着吃喝的东西和蜡烛,到中区去了。我也是其中一员,说自己是这“中大八景”之一的创造者之一,有些缺乏证据,不过我的确见证了这个“传统”的形成和普及。这让我觉得自己老了。[11] 开辟珠海校区和东校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这里还是新生入学后军训的主要场地。严丽君的散文《五月,康乐》写道:
每年九月,新生入学。一堆堆的“青蛙”会在草坪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偶尔还趴在上面作射击状。因为夏天草长得快,不远处,总会有脚踩剪草机的阿姨在微笑:新的孩子又来了。一个敏感的中文系男生在一次练习瞄准中,偶然瞥见教官仰卧在自己身后,晒着九月的太阳,嚼着一根草叶,酸酸地说:“这些学生真他妈幸福。”因此成就了一篇关于中大的经典之作。[12] 陈康团是中山大学-牛津大学广东省高级公务员公共管理知识专题研究班第4期的学员,也是知名的官员型摄影家。在摄影作品集《神驰中大》(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中,他摄下了自己所理解并阐释着的中区草坪,取名叫“绿草如茵”。不错,沾染了青青草坪生动无限的灵气,然后把它当作挥之不去的记忆来对待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校友了。
王维有诗云:“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青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又题《山中送别》)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既然你们曾经把无数的故事遗落在这块草坪之上,遗落在这个园子之中,你们就应该常回来看看啊: 嫩杨枝外莺啼晓,联袂归来,又逐惺亭笑。记得绿坪春悄悄,天涯何处怜芳草。岁月如流情未了,母校思深,魂梦常萦绕。桃李满墙都俊俏,老师白发添多少?[13] 这是黄天骥先生的《蝶恋花·回校日》,写于1979年11月;那篇《芳草年年绿》,写于1999年10月。20年、30年以及一辈子,都铭记着“绿坪春悄悄”、“芳草年年绿”,你说是不是一份无言而又时常撞击着心扉的喜悦呢?
今年莫负杜鹃红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校报复刊于1980年6月15日。那时还不叫《中山大学校刊》,也不叫《中山大学校报》,更不叫《中山大学报》,而叫《中山大学》(校刊),报名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题写,字体古朴,古风弥漫,透露出一份深长的期待。校报出了差不多一年后,第一篇咏叹杜鹃花的散文出现了,是中文系一位老师或者学生,徜徉在图书馆旁的杜鹃花丛时写的,题目叫《美的召唤》。
“杜鹃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她,对中大来说,是校园里数一数二的名花。”[14]这篇散文1981年4月7日发表,并不意味着康乐园师生在怠慢杜鹃,因为它本来要等到春天才盛开。文章不长,字里行间难以掩藏一个时代独有的校园情结和文化理念:
春来了。杜鹃花开了。
她是大地的红霞;她是春天的诗章。
她不再羞羞答答的藏在绿叶底下,她露出脸容来,笑逐颜开。她不像华贵的牡丹、冷峻的菊花、清高的荷花、屈[15]强的梅花。她笑得亲切、诚恳,像晴空一样的爽朗,像大地一样的质朴。
她不是一枝独秀,甚至没浓香,但她时刻合唱着一支沁人心脾的颂歌:一个人没有什么可夸耀的,荣誉属于集体。为什么你在她跟前流连忘返?是在咏叹她、赞美她,还是想着你的过去、你的将来? 如果她感动了你,你也不要折下她。请在你的心田上,培植一株红杜鹃。[16] 杜鹃花开的时节,也是南国多雨的时节。晚上睡在家中或者宿舍里,突然听到窗外下雨了,刮风了,而且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这个时候的心也就紧张起来了,图书馆旁的杜鹃花能抵挡得住这狂风暴雨吗?第二天一早起床跑去看,还好,落英是多了些,花丛依旧灿烂,于是诗兴纷至沓来,填写了一阙《踏莎行》。小序写上了“竟夜风雨,念及图书馆旁之杜鹃花丛,晨起观之,因记”,全词则是:
风雨终霄,梦回寂寥,悄然起清愁杳杳。可知杜鹃正红时?频频问花落多少。芳菲竟存,落粉亦好,碧叶华枝带泪娇。额手一笑幸无恙,人却道更觉魂消。[17] 1981年4月15日,校报发表了这首《踏莎行》,时机恰到好处。上一期发表的《爱的呼唤》,作者是中文系的,心扉的浪漫之外就是群体的依恋。《踏莎行》的作者来自数学系,用的可能是化名,老师还是学生不详,明显感觉得到,诗词充满了怜花惜玉的小资情调。都是“感时花溅泪”啊,何以学文科的那么喜欢“大”的延伸,学理科的只是停留于“小”的执著呢?一个人对着花说的话,其实正是自己对着自己在说话。更“哲学”地说,两位作者可以合身为“一个人”:他(她)有着那么一些小资情调,如果没有,他(她)就难以成为一个赏花者;同时,他(她)也有那么一股集体关怀,如果没有,他(她)就有愧于天之骄子的称号。
写一所大学的文化校史,内容可以包括沿革史、校长志、名师传、家园谣,但说到底,写的还是人,那些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心境密切相关的人,甚至就是写我们自己。正因如此,面对着康乐园内绽放得热烈、凋零得绮丽的杜鹃花,需要大感伤,也需要小忧郁,它们都是在展示我们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选择春天这个季节来展示,更加有点意味深长。
1982年4月1日,校报发表了一首叫《杜鹃花》的小诗:“簇挨簇哟朵靠朵,/多像携手并进的一伙伙;/一同抖掉大地的余寒,/齐心燃起漫野的青春之火。”同时,还发表了这位哲学系进修生的《含笑花》:“含笑,含笑,/含蕴得久定有一笑。/含时积蓄了满腹馥忧,/笑时以浓香蔑视妖娆。”文笔有点像儿歌而不是诗歌,但这似乎也写照了作者的童心,正如她写的小序所说:“仲春的中大校园,繁花竟艳,万木滴翠,处处生机勃然。置身此境,颇有感慨,草就咏花诗两首以寄怀焉。”[18]另外,作者在杜鹃盛开的时节忘情不了含笑花,其情也值得嘉许。
发表哲学系进修生的诗歌《杜鹃花》之前,3月3日,校报登了一篇叫《一花一鸟说杜鹃》的知识小品。校报这么“说”杜鹃花了,用意倒也实在,就是让人们及时做好“看”的准备。多了解一些有关杜鹃花的“世界性知识”,多了解一些杜鹃花与中大校史相关的“乡土性知识”,不是坏事,否则接待来访的游客,就会显得外行,好像不是一个读书人,尤其不像一个地道的中大人。《一花一鸟说杜鹃》要完成的,就是这两项任务。“芳草”这个笔名[19],也显示了作者对康乐园的大草坪和即将盛放的杜鹃花,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
文学的,民俗的,生物学的,今天,我们中大人知道多少有关杜鹃花的“世界性知识”呢?要是知道得不多,可以看看这篇知识小品的介绍:
“杜鹃以花鸟并名”,一为鸟,一为花,花鸟同名。李白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