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彭宇案_中事实推定适用原则的深层思考

第一篇：关于_彭宇案_中事实推定适用原则的深层思考

第 23卷第 2期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Vol.23.NO.2 2010年 4月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Apr.2010

关于“彭宇案”中事实推定适用原则的深层思考

何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 2007特别是一审判决的事实推定过程。属必要。

[关键词 ]事实推定；适用原则；规制[中图分类号

“彭宇案”最后二审中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但是彭宇案一审中的判决涉及认定相撞事实的推定问题，却一直受社会各界诟病，特别是“根据社会常理推定出人一般不见义勇为”的推定更是令社会各界愕然。一审判决中涉及的几条判决理由一直饱受争议。如何设定一定的程序措施，界定一定的原则，从而使事实推定尽量减少任意性，公正的运行呢？除了具体的规制路径设置外，强调事实推定的适用原则则是一种“软规制”学者所言，建立事实推定的适用规则是最大限度避免事实推定这一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下面结合案例，重点就事实推定适用原则提出一些建议。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若适用事实推定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一、被迫性原则

诉讼进行中，案件审理遇到瓶颈，即案件审理必须查明的事实缺乏必要证据。如果必要性证据查不清，对于某些事实不加以确认，而法律对于此情形又没有法律推定，诉讼就此停止，诉讼陷入僵局，整个审判将无法进行下去。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必须需要司法者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事实推定查清事实。可见，事实推定适用时，首要原则就是被迫推定，法官如果要推进诉讼不得已、不得不做的推定。

因此，] D913 [

]

年发生的彭宇案，虽然以二审的调解结案，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认真分析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规制措施实 文献标识码

。正如

这里主张的被迫性原则的前提是法官主动运用事实推定，而并不是强制要求法官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事实推定。事实 推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法官有主动权。诉讼中如果案 件遇到瓶颈，必须查明的事实缺乏必要性证据无法查清，法官 完全可以不推定而直接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事实予 以认定，从而做出判决，这没有什么理论障碍的。但是，法官的 责任就是最大可能的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能以程序正义 为盾牌，忽略了法官自身的主动探求事实真相，查清事实的应 有责任。所以，事实推定是法官根据职业敏感，根据审判责任，甚至根据良心主动探清案件事实的结果。事实推定是法官查 清案情最后的“一根稻草”。法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根据审 判理性选择的事实推定，最后也没有查清事实，那么只有运用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进行认定。

二、严格适用原则

事实推定是法官根据经验法则，个人理性从已知事实推测 未知事实。而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 实践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 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 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

[文章编号

] 1671-5918(2010)02-0075-02 [本刊网址

] http：//www.hbxb.net

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 式”可见，基于经验法则的事实推定注定渗透着司法者个人学 识，个人经验，个人感性理性甚至个人良心，因此事实推定无法 避免法官的个人的主观性及任意性。所以孟德斯鸠对推定提 出质疑：当法官推定的时候，判决就武断。因此适用事实推定，必须严格其适用要件，即适用时必须严格遵守其构成要件：

（一）待证事实无法用现有证据直接和间接证明，这是事实 推定的前提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待证事实能用现有证据证明，适用事实推定就无必要，同时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二）事实推定必须有两个事实：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二 者必须同时具备并且基础事实真实可靠，具有盖然性效力。

基础事实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真实的，否则推定的基 础就是不存在的。这里真实可靠是法律上的真实，而非绝对真 实客观真实。但是基础事实的真实性只是第一步，同时还要求 作为基础事实的证据具有盖然效力的证据。因为,推定是一种 选择 ,只有盖然效力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才有可供

选择的基础。而彭宇案中推定的基础事实的真实性是值得怀 疑的。实际上有证据能证明彭宇去医院是应家属之要求：证人 可以证明，同时有电话记录佐证。但是法官忽略这些而直接适 用推定，很显然推定的基础事实是不可靠的。

（三）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联系。这是事实推定的逻辑条件，也是最关键的条件。

（四）证据盖然效力的两种可能性之间还必须存在“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的关系，而推定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进行选择。事实推定的司法者根据经验法则通常都会选择一般常规而抛弃个别和例外。这就是遵循择优选择规则。这种选择的基础是经验法则。彭宇案中判决书中是这样推定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这种推定是有待商榷的。一位老人被撞到后，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首先是寻求人帮助救治进而找外力来源而不是首先确认外力来源。这一审中的事实推定选择了例外而没有选择一般，不符合择优原则。

（五）许可当事人提出提出证据予以反驳。这是事实推定的生效要件。任何推定都是可以反驳的。如果说法律推定基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考量设置为不可推翻。那么任何的事实推定都是可以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对方当事人既可以对基础事实进行反驳，这是间接反驳;也可以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驳，这是直接反驳。

作者简介：何伟（08级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男，山东枣庄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984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第23卷第2期

三、公开性和反驳性原则

公开性原则和反驳性原则是有内在联系的。公开的主要

目的就是让当事人知道事实推定的过程，为当事人进行反驳提 供程序保障。而反驳性的前提要求就是事实推定公开，包括审 判过程中事实推定心证过程的公开和裁判确定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除了依靠法官的职业操守和良心理性，还需要公 开推定内心过程，从而把事实推定放在阳光之下。因为推定事 实一旦作出，却会让对方当事人

(或第三人)陷入不利的诉讼境

地，因为这时提出证据的责任已转移到该当事人的身上，该当 事人若不反驳和辩论，他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法官 在事实推定时必须把内心的思维推理过程以明确的语言向当 事人阐述 ,使推定过程具有公开性。事实推定适用公开性原则

要求：一是在审判过程中，如果法官要进行事实推定，必须履行 告知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否则无效。因为公开的的主要目的就 是为事实推定非利益当事人提供一种程序上反驳的机会。如 果连怎么推定的当事人都不知道，反驳就无从谈起。二是判决 中应当公开事实推定的司法判断过程。公开判决书中的事实 推定理由，既可以使事实推定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也能够促 使司法者谨慎的理性的适用事实推定。同时，也为对方当事人 通过上诉对事实推定进行反驳提供了基础。至于反驳的标准 如何，学者主张不一。鉴于事实推定非利益当事人在承担证明 责任的能力上的劣势，我们可以完全采用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 即只要反驳的证据使推定事实真伪不明即可。

四、程序性原则

事实推定是一种司法认知手段，是属于自由心证的范畴。法官进行事实推定时，自由心证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内 心思维活动当然谈不上程序问题。但是当把事实推定放在案 件的审理过程中，必须设置具体的可得见的可操作的程序来规 范事实推定。根据事实推定的性质及构成，法官必须按照以下 程序进行事实推定：

（一）启动推定。关于事实推定的启动主体，大陆法系普遍 认为事实推定是司法认知方法，主体是司法者即主审法官，当 事人无权启动事实推定程序。那么当事人对于事实推定没有 任何的意志表达渠道吗？现在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当事人主义。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除了法官主动依照职权事实推定，让当事人 提出事实推定的申请或建议由法官负责审查而决定是否进行 事实推定。这样事实推定的启动程序决定权还是法官，事实推 定的主体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具体案情参见各种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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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事实推定的规制路径

[J]．（2）

（二）法官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进行事实推定，必须履 行告知义务。法官应当把事实推定的心证过程告知当事人特 别是事实推定非利益方，同时应当告知反驳的期限及具体的程 序。

（三）由遭受不利事实推定的一方提供证据进行反驳。

（四）在反驳期限内接受反驳的证据并进行司法裁量，从而 确认反证的效力能否推翻事实推定。如果能推翻或者至少使 推定事实真伪不明，事实推定被推翻。反之，反证不足以推翻 事实推定的盖然确定性，事实推定成立。

设置事实推定程序的初衷除了监督法官的司法认知外，更 重要的是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可以增加的当事人对于诉 讼权威的信任度，因为程序能增加当事人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 的可接受程度。

五、遵守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总称，与社会公共利益 的内涵相当。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 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都应当遵守 公德，尊重公共利益，司法者司法行为时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要 求自身尊重公共利益。诉讼程序司法者进行事实推定当然也 不例外，也必须尊重善良风俗，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无 效。彭宇案中做了这样的推定：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 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 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 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很明显，此事实推定结果是被 告做好事救人与情理相悖。我们没有权利对于法官个人的道 德水平进行批判。但是这个事实推定明显违背一般的道德底 线，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当然无效。

事实推定，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明辅助方法，能够减轻诉讼

证明的责任，提高诉讼效率，推进诉讼有序进行，从而促进诉讼 公正。但是事实推定是一把双刃剑，其渗透的司法者个人主观 性及恣意性，又容易导致司法者的专断武断。缺乏监督的事实 推定更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正如学者所言，推定是“一个温柔 的陷阱，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设置樊篱。因此，必须设置适用 原则作为一种“软规制”，使其成为法官事实推定所依据的个人 理性的一部分，从而来规制事实推定。在适用原则以及其他具 体规制措施的共同规制下，希望事实推定能在程序中，“樊篱” 下，发挥其自身优势，解决诉讼证据困境，推动诉讼进行，进而 促进诉讼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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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过错推定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

过错推定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

一．过错推定原则的意义和地位

1.过错推定原则的概念

过错推定原则，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所谓推定，是指法律或法官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事实而得出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根据已知的事实对未知事实进行推断和认定。过错推定，也叫过失推定，在侵权诉讼中，受害人能够举证证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就可，不需要举证证明加害人有过错。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对于损害的发生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就从损害事实本身推定被告在致人损害的行为中有过错，并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2.过错推定原则的意义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意义，在于使受害人处于有利的诉讼地位，切实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加重加害人的责任，有效地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从损害事实中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就使受害人免除了举证责任而处于有利地位，行为人则因担负举证责任而加重了责任，因而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正因为过错推定原则具有这些优越性，因此它才随着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经久不衰，日臻完善，成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3.过错推定原则的地位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从严格意义上讲，过错推定原则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它的构成要件还是过错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只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受害人难以举出证据来证明加害人的过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受害人只要证明加害人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而加害人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可以从这些事实中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因此，过错推定原则的特殊性就在于举证责任的不

同。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强加给加害人，加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如果加害人证明不了自己无过错，则推定其有过错，因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尽管过错推定原则在这些方面与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有所区别，但其本质没有改变。现在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但它还是过错责任原则性质，只是在某些方面与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有所不同而已。

二、过错推定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

我国以往相关侵权法关于过错推定原则的规定只有一条即《民法通则》第126条。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将其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民事行为能力在教育机构受侵害时，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本条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并将该解释中的“未成年人”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受损害的，对其负有教育、管理、督导、保护等义务的教育机构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其目的是救济受害人的需要。这样能够更好地震慑和督促教育机构积极采取事故防范措施，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损害的发生。

2.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背资料。”

侵权责任法专设一章“医疗损害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说，起草这一章总的指导思想有3个：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保护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还要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中，实行的是过错责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条件地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医疗侵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对医学知识缺乏基本了解，难以举证证明致害人在医疗服务中有过错，如果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势必使受害人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同时，《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规定：“对于在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记录，病员或其亲属无权查阅。”卫生部又为受害人举证设置了障碍。因此，《侵权责任法》将该条规定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只要受害人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事实与医疗单位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如果医疗不能证明无过错，就推定医疗单位有过错。

3.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中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五条规定：“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高度危险物本身的特殊属性要求其所有人和管理人应有高度注意义务，因此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此义务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且证明尽到该义务的举证责任在所有人、管理人一方。例如，某研究所在装运存有放射性物质的铅箱时，一只箱子从车上掉下来，路人张某捡回家放在院子里，其邻居家的小孩取出箱中的放射性物质玩，结果因过量吸收放射性物质而得病。张某与某研究所对小孩的治疗费和其他必要费用应承担连带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目的就是督促高度危险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尽到高度注意义务。

4.高空坠落物侵权的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此条源于《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对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采取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推定其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

2000年，重庆市民郝跃步行到重庆学田湾正街65号、67号楼下时，被一只烟灰缸砸伤脑袋。他到渝中区法院递交诉状，状告这两幢楼所有共22家住户。最终，渝中区法院判决：两幢楼所有住户不分楼层高低，每户赔偿郝跃8100元，总计17万余元。

5.堆放物侵权的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条源于《最高法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的规定，堆放物而引起侵权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堆放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依此来督促堆放人的高度注意义务。

6.地下设施侵权的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条第一款源于《民法通则》第125条的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如果设置了明显标志和采取了安全措施，足以使任何人按照通常的注意通行就可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否则，发生损害的，就视为施工人有过错。本条第2款单独新增了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管理人要免责须举证证明尽到管理职责，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过错推定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规则

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在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侵权责任的时候，其侵权责任的构成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没有原则的变化，仍须具备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这四个要件。

2.认定过错实行推定

在确定主观过错的要件上，实行过错推定，即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不要求原告去寻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不必举证，而是从损害事实的客

观要件以及它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如果行为人认为自己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则须自己举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证明成立者，推翻过错推定，否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证明不足或者不能证明者，则推定过错成立，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在处理这种案件时，应当特别注意，不能强加原告以过错的证明责任，而应当严格按照过错推定原则的要求进行。从另一角度上说，审些案件中的损害事实已经表明了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对其特殊的注意要求或者是对一般人的注意要求，因而无须再加以证明。

3.应当注意保护被告的诉讼权利

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的要旨，是使受害人即原告在诉讼中处于优越的地位，以便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索赔请求权的实现。在这样的诉讼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实际上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的。审判人员在处理中，应当注意保护被告的诉讼权利，不使其民事权利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要认真听取、分析被告的答辩理由，切实地考察答辩所依据的事实，使被告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

第三篇：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及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及完善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保障人权的基础性原则，被推定无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我国初步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原则尚有一定的保留，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全面地贯彻实施。本文从刑事侦查程序角度论述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贯彻实施程度以及适用的不充分性，最后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侦查程序适用

一、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当今国际刑事诉讼中通行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是与有罪推定相对而言的，指任何人在未经充分证据证实并经国家审判机关判决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的人。它强调对被追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控诉机关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追诉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将第12条的立法意图解释为：“我们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客观地收集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各种证据，在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称被告人是罪犯，但也不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如果假定他无罪，那么侦查机关对他进行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就没有根据了。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 1该立法解释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

“所谓举证责任，乃当事人请求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待证之事实，由举证证明之负担。详言之，乃当事人凡欲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之特定，必要而又关联之待证事实，举证证明之。如不能举证证明，则负担不能依其主张为裁判之危险。”上述观点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二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真实；三是当事人对其不能提供证据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第89条：“公安机关应当对应当立案的刑事案件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第140条：“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些规定说明刑事诉讼法确实赋予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这一点是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

2、贯彻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刑诉法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者区分开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视为无罪的人，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享有诸多的诉讼权利。我国现行的刑诉法比修改前的刑诉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并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聘请辩护律师，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有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等。

其次，刑诉法还有些规定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如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从理论上说，现行的刑诉法已经比较好的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但是由于司法人员观念、素质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该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

我国目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而且对无罪推定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审判程序中，侦查程序中该原则的贯彻相对滞后。由此，侦查程序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侦查程序中违法现象的发生。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

“无罪推定必然要求沉默权”， 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根据西方社会的天赋人权理论，人生来就是无罪的，因而是无需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回答。沉默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也是无罪推定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法律却没有赋予公民沉默权，这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适用的不充分性。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程序的影响有限

没有沉默权必然使得口供成为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主要证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仍然很严重，这都缘于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而且要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讯问，才导致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因为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犯罪证据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权力。基于此侦查机关不惜冒着非法取证的危险也一定要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

3、“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也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规定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做出无罪的判决，但是我国司法人员长期形成的唯恐放纵了罪犯的强烈的追诉倾向，是造成“疑罪从有”现象的原因之一。此外，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向检察院提起起诉的申请，检察院经过审查做出了起诉的决定，使得控诉机关甚至审判机关都有“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控诉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证据才控告犯罪嫌疑人，因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很大，即“先定后审”观念的存在。

4、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有限

律师法律帮助有限主要表现在律师介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帮助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以各种借口限制律师有限的会见权，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在看守所用监

听装置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这使得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限的获得律师法律

帮助权也不能充分行使。

三、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若干完善措施

1、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与无罪推定主张的不得自证其罪刚好相反，因此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废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相对应的是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沉默权。根据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条件，很难在我国确立彻底的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结合实际情况，可以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

2、全面推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贯彻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证据的采信问题。在侦查讯问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拒不认罪，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了有罪的供述，或者有的犯罪嫌疑人本来无罪却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有罪，这些情况下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

如果使用了这些非法证据作为定罪的依据时，即使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也不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要彻底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关键在于明确规定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解决的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凡是认定为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通过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和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有非法的言词证据在先，应当绝对排除；如果是通过非法搜查住宅等未对公民的人身造成直接损害的手段获得的，原则上予以排除，但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量决定是否排除。

另外，应当对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予以惩戒。对于在办案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手段的办案人员，无论致人重伤还是轻伤，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严重的个人责任，这将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

3、全面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必须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贯彻该规则。笔者认为，刑诉法在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应当在其总则中明确规定：在对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存在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疑罪从无是法律文明进步的体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定罪量刑。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全面确立将折反映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的同时，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

4、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在我国侦查阶段经常会出现非法取证、超期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使用强制措施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转变对强制措施的认识，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明确不同的强制措施适用的标准并严格限制审前羁押期限，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可行的措施是：审查批捕的权利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但应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侦查机关进行搜查、扣押、窃听等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审查和批准；拘留可以仍由侦查机关作出，但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这些措施来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5、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尽管新《律师法》已经颁布实施，但是目前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仍然非常有限，在律师介入时间和介入程度上都有很多限制。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必须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保证律师可以不受限制的会见证据的当事人，并且这种会见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对于律师会见的申请，侦查机关如果故意设置障碍拖延会见时间或不予安排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对于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应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应为此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

尽管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力推行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无罪推定原则必将在我国全面确立。

1 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刑法室编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15。

 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页356。

 易延友：《沉默权与无罪推定之关系》，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47。

 樊崇义、刘涛《无罪推定原则渗透下侦查程序之架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