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绝对化用语宣传的产品索赔 法院判决工商部门不予受理合法

第一篇：购买绝对化用语宣传的产品索赔 法院判决工商部门不予受理合法

购买绝对化用语宣传的产品索赔 法院判决工商部门不予受理合法

——叶某不服广州市工商局不予受理决定行政诉讼案评析 发布时间：2017-04-11 09:01 来源： 阅读提示

经营者使用绝对化用语对产品进行宣传，消费者购买该产品后要求赔偿，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吗?新《广告法》施行后，基层执法部门遇到此类涉及绝对化用语的消费纠纷投诉举报日益增多，法院接到的此类诉讼案件也屡见不鲜。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的(2016)粤71行终268号终审判决指出，广州市工商局在投诉人叶某无法证实自己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害的情况下，对其投诉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工商局收到叶某邮寄的投诉举报材料，反映其通过移动客户端在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唯品会)设立的平台上购买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飞科公司)生产的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唯品会在销售该商品时，宣传网页上使用了“中国驰名商标”“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违法宣传用语及绝对化用语，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叶某要求被投诉举报人唯品会、飞科公司赔偿其购买商品款570元以及误时、交通、文印、通信等支出9400元，并要求市工商局查处被投诉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叶某提交给市工商局的投诉材料中，附有其购买该剃须刀的发票以及剃须刀网络销售广告的网页截图，截图上显示有“中国驰名商标”“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字样。

广州市工商局收到投诉举报后，作出以下处理：一是对叶某上述举报事项进行登记，转广州市工商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处理和答复；二是认为叶某提供的材料无法证实其权益受到侵害，决定不予受理叶某要求被投诉举报人赔偿的投诉事项。

2015年3月26日，广州市工商局向叶某作出穗工商举复(2015)44号《关于举报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事项的答复》，其中第二项答复内容为：“关于你要求唯品会和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损失的投诉，由于你提供的材料无法证实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受理该项投诉事项。”2015年4月6日，广州市工商局将该答复书邮寄送达给叶 某。行政复议

叶某对广州市工商局作出的第二项不予受理的答复不服，向广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于2015年6月9日作出穗府行复(2015)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叶某提供的材料无法证实自己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为由，维持广州市工商局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穗工商举复(2015)44号《关于举报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事项的答复》中不予受理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决定。叶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市工商局依法具有受理消费者投诉、处理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职权，市政府具有处理对市工商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复议的职责。叶某提交给市工商局的投诉材料中，附有其购买该剃须刀的发票以及剃须刀网络销售广告的网页截图，截图上显示有“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广告字样。该广告语属于《广告法》禁止的绝对化用语，具有误导性，对包括叶某在内的广大消费者的选择可能产生一定的非理性引导，客观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属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也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要求处理。叶某提交给广州市工商局的投诉材料有涉案产品网络销售广告的网页截图，截图上显示有“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广告字样，已经初步证明其权益受到侵害。市工商局未进行调查，直接以叶某无法证实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叶某的投诉事项不当。市政府在行政复议中以同样理由维持市工商局不予受理叶某的投诉事项的决定亦不当。叶某的诉讼请求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因此作出判决：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工商局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穗工商举复(2015)44号《关于举报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事项的答复》中的第二项决定。

二、被告广州市工商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其2015年3月18日收到的原告叶某投诉唯品会、飞科公司利用“第一品牌”等用语作商品介绍及广告并销售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一事中，原告叶某要求唯品会和飞科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三、撤销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9日作出的穗府行复(2015)347号行政复议决定。二审改判

广州市工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理由主要有：

一、被上诉人叶某提交的投诉材料未能证明被投诉人侵害其消费权益的情况，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经证明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投诉材料包括商品销售网页截图及消费发票等，上述材料仅能证明其存在消费行为，未反映消费行为对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如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用等)。

二、原审法院撤销上诉人《关于举报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事项的答复》中的第二项决定及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第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工商部门在处理消费者投诉时履行调解职责，调解中由双方当事人各自举证，对消费者无法证实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投诉，不予受理或者终止受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宣传，并且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遭受损失的情形，消费者才有权请求赔偿。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作出不予受理被上诉人消费投诉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广州市工商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叶某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同意上诉人上诉理由，请求法院依法改判。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上诉人叶某2015年3月18日向上诉人广州市工商局提出的投诉举报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要求上诉人查处被投诉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二是要求唯品会和飞科公司赔偿损失。对于第一项内容，上诉人已转交其下属广州市工商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处理和答复，被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对于第二项内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无法证实其权益受到侵害，决定不予受理其要求被投诉举报人赔偿的投诉事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第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属于民事争议的，实行调解制度。”第十六条规定：“下列投诉不予受理或者终止受理：……(六)消费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超过一年的，或者消费者无法证实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上诉人在投诉时提交的被投诉人唯品会和飞科公司带有“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广告字样的网络截图和购买剃须刀的发票等证据，仅能证明被投诉人的广告宣传具有一定误导性，影响了包括叶某在内的消费者的消费知情权和选择权，以及叶某存在购买涉案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的消费行为，不能证明购买行为导致其人身权或者财产权受到实际损害。被上诉人叶某在二审中亦承认其没有受到实际损害。

因此，上诉人广州市工商局在被上诉人叶某无法证实自己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害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的投诉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维持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撤销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举复(2015)44号《关于举报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事项的答复》和原审被告作出的穗府行复(2015)347号行政复议不当，判决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更无实际意义。

2016年6月13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叶某因不服广州市工商局作出不予受理申请人投诉事项的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作出(2016)粤71行终268号终审判决：上诉人广州市工商局上诉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撤销不当，应予纠正。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判决：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行初字第30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叶某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叶某负担。□商 综 点 评

在商业宣传中，一些经营者为吸引消费者关注，恣意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夸大虚假宣传，在互联网领域尤为突出。在现实中，这种行为是职业举报人关注的重点——他们每日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查找和筛选各种可能存在违法情形的广告宣传，固定证据后通过与经营者协商、投诉举报或诉讼等程序，以达到营利目的。

从本文所述案例来看，飞科公司在唯品会的平台上销售飞科FLYCO时尚炫酷智能剃须刀时，宣传网页使用“中国驰名商标”“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字样，被自然人叶某举报。这起案例举报投诉的时间正是新《广告法》施行之前，对飞科公司在网页宣传中使用“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行为，执法机关会根据相关法律作出处罚。对于使用“第一品牌”“销售冠军”等绝对化用语的行为，无论新旧《广告法》都明文禁止，区别只是罚则有所不同。飞科作为电器行业的知名品牌，因为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必将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实际上，随着消费者日渐成熟，经营者使用绝对化用语宣传除将受到法律严惩外，未必能得到消费者的额外青睐。

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6)粤71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叶某因飞科公司使用绝对化用语宣传产品，向工商部门投诉要求赔偿，但工商部门认定叶某“无法证实其人身和财产实际受到侵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叶某不服工商部门的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工商部门不予受理的决定；叶某再次提起行政诉讼。通过两审终审，人民法院最终维持工商部门不予受理的决定，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可广州市工商局“以消费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否实际受到损害，作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是否支持其赔偿诉求的重要标准”的处理决定，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上，如何遏制职业举报人借司法、行政之手中饱私囊等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对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消费争议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履行法定义务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有时经营者需要同时承担三类责任，有时只需承担其中一类或两类责任。就本案中飞科公司的行为而言，使用绝对化用语违反了《广告法》等法律规定，当然应承担行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绝对化用语虽然违法，但并不表示消费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而受到实际损害。没有损害就不能请求赔偿，司法、行政机关也不应支持其赔偿诉求。

因此，笔者认为，消费者要求赔偿的诉求必须理性。在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消费者应该坚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未受到损害却“死磕到底”并不可取：与行政机关磕、与复议机关磕、与两审人民法院磕——不仅个人付出大量精力，还浪费了公共资源。

工商部门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的重要职能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赋于工商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的行政权力。对有证据表明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工商部门可以责令其修理、更换、重作及赔偿，这是行政权力的延伸，经营者拒不履行时可进一步行使行政权力，通过行政处罚督促其履行。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一般性争议，消费者可以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向行政机关投诉、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处理消费者投诉时可以调解，以中间人身份出现，主持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消费者选择向行政机关投诉解决争议方式时，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是平等主体关系，行政机关不能以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为由滥用行政权力，去满足消费者的不合理诉求，损害经营者的正当权益。法律设置行政调解作为消费维权的方式之一，并未要求每一件投诉争议都要有处理结果，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可以不予受理；受理后双方达不成协议的，争议双方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如诉讼解决争议。

在本案中，对于叶某的投诉举报，广州市工商局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两项有针对性的处理，并及时答复，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广州市工商局对于叶某要求赔偿的投诉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在复议和诉讼程序中认真准备、积极应诉，理由充分，因此最终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特约点评人：湖北省巴东县工商局 杨成义 相关链接

广告违法不等于广告欺诈

2015年9月1日新《广告法》施行后，对商家广告用语的要求更加严格。新法施行后不久，广州一名消费者梁某认为某品牌手机官网广告使用了顶尖、最佳、最好等修饰语，以广告内容虚假夸大、欺诈消费者为由，将手机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退款并索取一倍赔偿。广州两级法院受理后，均认为手机不存在质量问题，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法官指出，广告违法不等于广告欺诈，并提醒消费者网购要理性。

梁某向法院起诉称，他在相关媒体上看到某品牌手机的广告宣传，登录手机公司官方网站浏览，看到有该手机及相关配件在售，宣传内容为“机体握感坚持亚洲人的最佳手持体验，当今最好的Android定制系统”。他对此信以为真，于2013年1月在该品牌手机公司官方网站上购买一部手机和一张极清高透贴膜，共计花费2329元。一周后梁某收到手机，但发现手机常在非使用状态下自动重启，并有几次所安装程序全部丢失，经网络查询许多消费者碰到类似问题且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梁某认为该手机的广告宣传违法，广告内容虚假夸大，故以手机公司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构成欺诈消费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由，起诉请求手机公司返还购物款2329元，赔偿一倍购物款并赔偿其他损失5000元。

诉讼期间，该手机公司因上述广告违法，收到工商部门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定该品牌手机不存在质量问题，驳回梁某的诉讼请求。梁某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中，不当的广告宣传行为并不等于欺诈。手机公司夸大产品效果确有不当，但其宣传用语表述上的瑕疵尚不足以认定构成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此外，梁某未对手机产品的型号、硬件配置、技术参数等核心内容表示异议。梁某的购买行为是基于其自由意志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工商部门对手机公司的广告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置，与本案分属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和处理。

法官特意提醒消费者，新《广告法》进一步规范了广告活动，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了又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在国家依法严惩违法广告行为的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在消费(特别是网络购物)时尽到基本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诉请可能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广州市中院商事庭法官何海涛撰文指出，就本案而言，消费者梁某陷入常见的“广告行政违法=广告民事欺诈”的思维误区，有必要予以厘清。手机公司确实存在广告违法行为，但是否构成民事欺诈则是不确定的，要看具体个案中的广告行为是否符合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

何海涛指出，手机公司的广告宣传行为并不符合民事欺诈的构成要件，梁某的购买行为是基于其自由意志作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梁某诉称手机公司欺诈消费者理由不成立。可见，工商部门对手机公司的广告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置，与本案是否构成民事欺诈，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分属不同法律体系又并行不悖的责任形式，有各自独立的判断标准，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