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段羡菊

第一篇：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段羡菊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段羡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第二篇：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第三篇：半月谈：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

新生代农民工：梦想在大时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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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车晓蕙 黄浩苑 吴俊 潘旭

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总之，他们是“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观照，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期许。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群体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无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旺盛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强的消费能力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新动力。与省吃俭用、挣钱养家的父辈们相比，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他们较少家庭负担，得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改善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文化生活和娱乐享受，消费风格越来越接近于城市年轻人。当前，中国经济正从外贸依赖型转向内需拉动型，新生代农民工堪称最大的内需制造者之一，他们的消费潜力绝不可小视。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题。面对坚硬的制度壁垒和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是把握历史的机遇，加速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和谐社会建设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还是漠视一个庞大群体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阶层隔离和对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一

“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而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他们的主体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城市化中国”却对这样的新变化、新期待客观上准备不足，应对滞后。

要“钱途”更要前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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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刘元旭 傅丕毅 肖春飞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档的歌厅，半月谈记者邂逅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飞雪正紧，夜已深深，这群少年却刚投入一周劳作后的扎堆狂欢，啤酒壮胆，挥舞着麦克风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刘德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成龙）„„让记者颇感惊讶的是，在两三个小时的点唱中，他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数励志类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劲，个个争当“麦霸”。记者现场强烈感到，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边缘和底层苟且生存的“追梦人”。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鹰的少年，两年前从皖北南下广州打工，每月挣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来倔强的他还是决定辞职北上，来首都闯一闯。他连连叹气：“在广州干了两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简单工种，感觉不到前途，没有奔头啊。闲下来就无聊得很，拼命上网，还是闷得发慌。我都18岁了，夜里想想大好年华就这样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预料到，这样干个两三年后，除了能攒个两三万，别的什么也留不下、学不成，一点前途也没有。那时，人都崩溃了，要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梦想”是新生代农民工爱听的流行歌曲中的关键词，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现在他们与人交谈中的高频词。20岁的杜翔宇来自河南农村，剪着时髦的发型，穿着耐克运动鞋，完全看不出与城里同龄人的区别。“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费和享受了；但是，如果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吃苦耐劳丝毫不差。老人们总是说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工作挑三拣四’，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得更多。赚钱虽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培训班和不断充电，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电脑系统安装，虽然刚开始干，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１５００块钱，但我看重的是能够学本领，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备了，我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

乔志远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辗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打工。酷爱玩电脑的他在找工作时并没有把工资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准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参加了自学考试。“作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我们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负担较轻，择业时现实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职业的前景。”小乔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胸有成竹。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的3位农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农民工。“与我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点：眼界开阔，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新阶梯：打工仔照样可以晋升管理层

事实上，在新生代打工大军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员靠奋斗和历练逐步改变了地位，踌躇满志地跻身于“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者”一族，初显城市“小白领”的体面。尽管这类人比例还很小，但起到的榜样激励效应很大，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头。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孙恒给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练。19岁从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孙恒便将实现更好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的结构设计部门主管。如今已２９岁的孙恒感悟道：“打工不能仅仅靠吃力气饭，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才是最大的发展资本。刚来时在流水线上干操作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块钱，但我始终不甘心这样干下去。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后，我自费到服装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并在３年后被提升为部门主管，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钱。” 的确，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卖体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有一门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饭碗；而有了“人有我优”的现代技能，就等于给自己的跨越式发展搭好了上升阶梯。

在天津金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楼里，来自河北邯郸永年县农村的王晓霞，一边听着ＭＰ３，一边将数码照相机里的照片往笔记本里传。今年２４岁的王晓霞是天津一家企业的辅料库主管。仓库的进出货管理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为了竞聘这一岗位，她用攒下的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别想再攒点钱，继续进修，取得更高的文凭或有价值的职业技能证书。

天津市建工集团工会主席毕志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见识多，更注重职位晋升和价值实现，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新职场：时兴职业也开始眷顾新生代农民工

体面，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晋升上，还存在于社会各行业美誉度和尊荣度的选择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和社会化分工的趋细，在加工制造业和家政、保安等传统服务业之外，一部分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时髦职业也成了某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新选择，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专利”。当保安，曾是很多厌倦掏体力干重活的农民工的憧憬：衣着齐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头。而今，许多保安公司却苦于农民工保安流动性太大而应对无策。经父亲在北京的部队战友介绍，18岁的于海涛去年从山东临清来到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当上保安。开始他还觉得挺新鲜、挺体面，但不到半年便发现，和他一同站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农民工走马灯似的走了好几拨。于海涛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站12个小时的岗。北京冬春，下了10场雪，经常是夜里刚躺下没几个小时，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资又不见涨，每月还是千把块。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兴职业，用双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未来。虽然暂时贫穷，但年轻就是资本，就有希望。”

据介绍，同样是山东籍的一名80后农民工鲁鑫，五六年前闯北京时也是靠当小区保安起家，后来试了好几个职业，最终锁定了一家民营文化传媒公司执行统筹一职。虽然只是帮老板打下手，但每年要操办各种很有挑战性的项目，与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获很大，自认为“长了见识，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着日益变化而多彩的城市风景线，时装模特等相当另类的时尚职业也悄然映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视野。21岁的孟宪杰毕业后离开秦皇岛老家，通过亲友介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从时尚杂志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信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聘。1米88的身材，阳光的外形，很让拍摄方满意。为了达到更合适的出镜效果，小孟决心坚持健身，还要提高文化品位，训练出高雅气质。

半月谈记者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范围扩大、工种日益多样的同时，择业创业的自主性、独创性意识也在普遍增强。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开的一家网店工作了三四个年头，已能熟练自如地使用电脑进行网上客服和发单配货。她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着开一家少女服装网店，而老家那边总催促她回去相亲。她不想让无聊而尴尬的相亲耽误了自己创业，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业未立，她可以创；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观察到，北京人结婚很晚，而她才20岁，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个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通过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素质，无疑是现代社会主导底层群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关系着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阶层流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

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到９０％，整体素质相对薄弱。南京师范大学实施的“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脱离土地和农业束缚，转变自身定位，对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十分强烈。

上海电视大学近30%的学生是农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个读书组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负责人胡一心始终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进军的江苏青年因为工作调整到上海远郊金山，依然坚持骑车4个小时赶到虹桥参加读书活动，每次读完书回到金山，已是凌晨两点多„„每次讲起这个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叹：“新一代农民工的求知欲是何等旺盛！”

然而，从全国范围看，当前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效果不显。当前，为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服务不是“硬指标”，又不能很快表现为政绩，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重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服务政策弱化，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扶持更欠缺。参加过几次培训，农民工乔志远摇头说，一些培训内容设置与实践脱节，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脱节。农民工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可选择空间不大，农民工普遍感觉“用不上”，“学了也白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说，企业培训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优势，但目前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积极性没调动起来。

在深圳一家4S体验店，未满20岁的陈怒与店面经理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巡视着4S店中的名车，并一一指出奔驰、宝马发动机故障该如何处理。尽管汽车技术书籍很贵，陈怒还是每周省下一顿早餐钱，几元几元攒起来买书。他很希望公司能有这方面培训，但“公司只在乎挣钱，不会管你的梦想”。

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在“三农”专家刘纯彬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500余位返乡的年轻农民工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相对较低的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属于就业弱势群体，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从事的多是收入低、无保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不稳定的职业。

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质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范围，将农民工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在继续教育、现代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力度，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和积累人力资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在广东代表团会议现场听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承诺，广东每年拿出7个亿，专门用于农民工的培训。

投入有了，培训什么？以什么方式培训？应设计适合农民工特点和实际需求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开发区、社区办学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给予全额免费培训，或者发免费教育券。尤其是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应分类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例如，对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进行项目选择、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对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校的系统教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目前我们对农民工的培训只停留在浅层，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技能，有口饭吃就行。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注重个人发展，企业需要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才能留得住他们。“在中国，很少有人关注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设计、能力建设和心理疏导，表面的职业培训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他们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发展方面的培训，为其创造向上发展的渠道和机遇。”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二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我们要一个身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情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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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刘元旭 王莹 叶建平张涛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２１岁的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２００７年从山东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约８５％不愿回到农村，７５％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詹宁教授认为，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乡土观念渐趋淡薄，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也没有务农的技能。他们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２００８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１６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１１．７％。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城市里很多声音指向了农民工群体：应该离开城市，应该回去，不应该留在这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一个排斥体系，用以维持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这个廉价包括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这个排斥体系，农民工就会融入城市。如要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能力，就得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系统。破解户籍制度之难，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筹解决，需要很大的勇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期待：享有“同城待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５０％，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未来１０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将可以从目前的１０万亿元增加到２０万亿元，年均２０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２０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一提法引起两会热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表示，广东正研究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积分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新闻发布会上则披露：重庆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另外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成都市近年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取消了迁入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又率先在全国建立一元化户籍登记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此基础上，成都不断调低进城准入标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市长李静告诉半月谈记者：2008年，成都再次下调准入条件，提出在成都市区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入户，并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之间、郊区各区县之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自由迁移。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在２８００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１０万至３０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

附加在户籍管理上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如土地征用、财政统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民政低保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李静说，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户籍人口自由迁徙，实现由条件准入制向合法固定住所入户制的跨越，使户籍管理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建议，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应不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尽快实施农民工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转接方便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在教育公平方面，流入地政府要将长期居住在本地区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公办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教育经费预算，并可考虑实施教育券制度。此外，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就业机会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有关专家也表示，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最大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休克”和新的“城市病”。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三

在许多大城市，不断飙升的高房价令城里人也望房兴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并未因此而破灭。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定居的梦。

工棚不是归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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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潘旭 肖春飞 叶建平舒继华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１０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２９岁农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２００８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２０００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来自湖南长沙的张晶晶今年22岁，2008年来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装企业和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住过2次集体宿舍，都是3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没有娱乐设施。晚上听MP3成了她打发时光的唯一选择。两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个月，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让她觉得“包吃住”的工作临时性太强。“因为工作变动大，总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属于这里。”张晶晶如是评价她的宿舍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晶晶在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了合租招租启事，当时便硬了硬头皮租下了，没想到那里成了她来上海后稳定的生活圈。闲暇时，张晶晶喜欢逛华东师大的校园，偶尔也可以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晚饭。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鄢兴敏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至关重要。

孙元娟目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她把这归结于城市生活的结果，业余时间的玩乐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个老板一口气送了她10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住集体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呢。”孙元娟得意地说道。

一个买房的梦

单独租房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终极目标，上海的高房价并没有将他们的梦想吓跑。相反，在郊区买套小房子的想法一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奋斗目标，而有的已经列出了详细的计划。

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起步且初现成效，不过要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这一体系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建设“小家”的梦想却一刻不停。鄢兴敏目前所住的三室一厅市价在70万元左右，花30万能在同样的小区里买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鄢兴敏瞄准着几乎是全上海房价最低的地方，算起了自己的小账。

鄢兴敏理性地意识到，要买房，靠目前2000多元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已经向目前自己打工的餐饮企业提出辞职，准备用6年的积蓄开个小饭馆，自己“单干”。厨师出身的他打算自己任饭馆厨师，节省营业开支，尽快将饭店做大。“10万的积蓄可以靠攒，但30万就一定是赚出来的。”鄢兴敏分析着。

鄢兴敏的孩子目前2岁大，由他父母帮忙带看，他计划等孩子大些后便把孩子和老人一同接来上海。

孙元娟相比之下可能离这一目标更近，她男友目前在徐汇区园林局任职，在上海已经有房。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她即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套房子或许对于她来说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当孙元娟们在上海工作、居住、安家买房后，“农民工”三个字或许不再适合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曾和同事一起做过一个调查：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当然，对于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当下还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梦想毕竟是好的，它会给人以目标和动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四

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对“血汗工厂”说不——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待遇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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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车晓蕙 王莹 章苒 黄浩苑

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倒逼工厂涨工资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们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要给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饭，最后算下来我一个月只有300元吃饭钱，要很节省才勉强过得下去。1500元是一个普通员工很正常的工作报酬，可是现在连生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要另寻出路。”

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规模的世界500强企业，深圳的员工有40余万，其中约有30万员工起薪点为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9月，深圳市总工会向富士康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考虑到劳动成本问题，富士康公司仅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工会达成一致，签订了集体合同，而在工资增长这一涉及员工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但是，金融危机后招工难的问题倒逼富士康重回调薪谈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集体合同(草案)》,合同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上有了明确约定：在集团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进行集体协商。

富士康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使30余万员工脱离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境遇，这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增加深圳的就业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业还是紧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00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用工企业：“现在农民工的流动性实在太强”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强度的耐受性已经大大降低。来自湖南新宁县的李方今年24岁，17岁就南下广东打工，目前是上海青浦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身黑色西服黑皮鞋和他的职业似乎不怎么搭调。

初去南方的李方在广东一家家具厂做小工，每月挣数百元的工资刚够他打牌、抽烟。他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质的改变。4年后，李方不甘做小工，又回到了老家。经父母介绍，他做起了卖饲料的工作，2000元的月固定工资加提成原本够他在老家过上滋润的生活，但一个“累”字还是让他放弃了。“早出晚归，托货、送货，又累又麻烦。”至今李方回忆时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浙江杭州，真功夫餐饮管理公司的人事经理黄洲胜在招聘市场已经“驻扎”了一周多，才招到1名员工。他承认自己的公司待遇不算高，不能包员工住宿，1000多元的工资吸引力不高。“我们属于比较辛苦的行业，招聘的员工都是90后的，他们吃不了什么苦。公司只能适当考虑给他们减轻点工作压力，在业余生活上给他们丰富一点，提供一个好的开心的工作环境，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杭州顾家工艺沙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唐伟锋则表示比较乐观。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倒逼企业提高待遇后，企业为员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反过来员工会给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据他介绍，自己的公司今年提高待遇后，很快就招到了想要的技术工人。

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普遍不高，主动为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不强，相关企业的农民工流动明显加快。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元告诉记者：“公司曾经招过一个小青年，干了4个月就不辞而别，一个月内在义乌换了6家企业。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在义乌非常普遍。在当地企业中，红叶公司已经属于员工稳定性最好的企业之一，绝大多数企业每年新招员工要占到全部员工的60%。”

从事餐饮业20多年的义乌新晶辉餐饮董事长任承坚也感叹说：“以前员工流动率在20％左右，最近几年流动比例在增加，现在流动率已经到了40％，有些员工甚至连该拿的工钱也不要，也不跟公司打招呼，突然间‘蒸发’，去年下半年就发生10多起这样的事情。”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已经到了企业能够忍受的极限。浙江绍兴天圣控股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每年都要新补充近千名员工，这对企业产品质量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高流动性导致企业的熟练工越来越少，而且容易诱发劳资纠纷。”

政府：努力当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在待遇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一些主要用工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说，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待遇要求也高，以前是“有工就做”，现在是“试试看”、“挑挑看”。招工难的矛盾根源在于待遇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如何化解矛盾，搭建平台，做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政府要想办法出台政策，强制、扶持、鼓励企业提高员工的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力军，单纯重复劳动的加工企业对他们没太大吸引力，这些企业以后招工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淘汰。”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给企业开出的三剂药方是：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她还建议，政府部门应更加关心、扶持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加强企业用工环境建设。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表明，在中国1685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这1685元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2个人可以养活4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的工资，而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民工工作时间非常长，许多人却连这个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都拿不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对于那些“血汗工厂”来说，以廉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原始利润的低成本时代肯定要结束了。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五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流动，但不能流失话语权—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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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记者 谭剑 傅丕毅 舒继华 吴俊

新生代农民工里的“政治明星”

广东安道集团办公室主任魏小明，1982年生于四川。2008年，魏小明当选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80后最年轻农民工人大代表身份使她成为广东的“政治明星”。

2002年8月，中专毕业的魏小明来到深圳，跑了2个月人才市场，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塑胶工厂做一线普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与高温相伴，车间没有空调，汗水如洗，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魏小明没有放弃，工作之余还坚持看书和学习函授大专。当选人大代表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之余，魏小明会走进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倾听农民工朋友的诉求，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使魏小明在人大会议上屡屡为农民工群体权利鼓与呼。谈起这几年在人大履行职责的经历，她说：“第一年，我关心的是社保转接问题。第二年，我的议案是为外来女工购买生育保险。因为在深圳，对于持有深圳户籍的女性而言，她们在生育后的有关费用是可以报销的，非深户则不行。2009年4月，这个议案被深圳市采纳，所有外来女性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第三年，我又呼吁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

魏小明认为，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法律意识更强，不会逆来顺受，一样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安道集团80后女工何雪青举例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增多了，负担也比过去重，在春节前，我就和公司领导提出要加工资，这是我应得的报酬。领导虽然是我们的上级，但在工作中我们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强制命令。”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将自己的调研重点放在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上。康厚明在两会提交的议案，就是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

谨防话语权“悬空”

浙江义乌市是全国最先探索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城市。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的诉求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曾经担任过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农民工邓如如说：“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权利诉求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在许多地区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现不多。政府应该像保障农民工经济权利一样，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落实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义乌市人大副主任楼林禄说，一是代表名额分配难，二是选民资格认定难，三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加了选举成本。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政治权利实际上容易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所长认为，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由于农民工缺乏话语权，许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的疏离感，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记者调查中发现，缺乏组织依托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的专项调查表明，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几乎没有；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也仅占12.9%。在仅有的少数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中，能发挥作用的很少。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林来梵教授说：“绝大多数农民工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热情，但这种热情目前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释放。一个群体如果长期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政治制度外，合理的政治诉求得不到表达和重视，是很令人担忧的。”

积极探索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原副主席左焕琛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强烈呼吁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邓秀华建议，纠正社会偏见，消除歧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良性发展，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听证会、农民工工会等，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格局，使农民工能与资方平等沟通和谈判。

2009年11月，四川遂宁市政府发布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公选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目前，全国首批农民工科级干部即将走马上任。面试考官、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李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党面对全国过亿、还将继续壮大的新群体，如何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他们的重要探索。”

一些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没有养老、医疗、就业、上学等制度保障，在没有资本，也没有多少“知本”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社会稳定隐患，这一问题是涉及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一大问题。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并不能全面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过度渲染负面评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形象十分有害。毕竟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庞大群体。他们是宝贵的人力资本，更是推动中国改革前进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出现和冲击，是中国城市化的产物，同时提醒着城市化的缺陷和空白。善待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将使未来“城市化中国”更显海纳百川的气度，更见以人为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