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比较重点讲义资料
包头师范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比较 学生姓名：卫吉芳 学
院：文学院 专
业：汉语言文学
班
级：二零零五级本科一班 指导教师：李国德
二 〇 〇 九 年 五 月
摘要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交接时期出身下层的青年，他们在力图改变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卑贱地位时，却屡屡在道德问题上陷入剧烈的矛盾挣扎，最后于连选择毁灭自己，拉斯蒂涅选择抛弃道德，拉斯柯尔尼科夫则转向宗教寻求解脱。本文拟通过对三者道德心理历程的比较，探讨其矛盾产生的本质原因，即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道德与个人的发展要求之间、社会道德要求与现实对人的影响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善 道德自律 个性突围
Abstract
Julian, Russtignes, Russkohlnikefu are family background lower level youths who were born 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 feudalism connection time.They fell into fierce contradiction and struggle in the moral question repeatedly when tried hard to change their lowly social status.Finally Julian chose destroying himself，Russtignes
chose
abandoning
morals, Russkohlnikefu turned to religion to seek extrication.This article plans to through the three's moral psychology course comparison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reason which their contradiction produced, namely resides the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the dominant social morals with individual development request and the social morals request with the influence which the reality brings to human, as well as human's survival dilemma which this kind of contradiction brings to.Key words: Kindness;Moral self-disiplining;The individuality breaking through;Choice
引论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行为活动的总和，即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1]。由于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不同的阶级总是提倡不同的道德义务，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统治阶级的道德体系因有优厚的经济基础支持而相对完备，并在强制力的支持下得以广泛推广，因而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总是占据正统地位，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评价标准。这种标准通过教育等手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成为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道德自律的形式约束人的行为。也是由于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道德呼唤，这样道德体系便总是伴随着破旧立新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发展，人支配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愿望逐渐增强。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言：“为了使自我能够和谐地适应整体的社会冲动，理性会限制自我的利己倾向；但是，同样的理性力量也必然会去证明个人的自利在社会企图协调的整个生命力中是一种合法的成分。”一旦人的个性发展受到阻碍，他便会要求对形成阻碍的因素进行改变，并通过各方面的有利因素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意识形态矛盾重重的阶级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转换立场的方式达成这一目的。当一种道德规范阻碍他时，他从另外的道德体系中援例为自己助威。但原有的道德意识并不会轻易丧失影响力，由此便产生了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的矛盾。
《红与黑》中于连、《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都是身处下层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新兴的资本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起初他们梦想靠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改变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贫困的生活状况，但“严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幻想。于是他们试图顺应他们所发现的规律、利用显贵阶级发家所依的社会潜规则来达到目的，并有计划地将其付诸实践。但是由于本性善良，那些卑劣、残酷的手段又引起他们极大的犹豫和不安。良知的抵抗和欲望的诱惑撕扯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屡屡陷入剧烈的内心冲突。这正是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的矛盾在他们身上的体现。[2]
一 起点：善良本性与凄苦境遇
于连用虚伪武装自己，拉斯蒂涅以勾引贵族妇女为晋身之阶，拉斯柯尔尼科夫通过谋杀人命求证自己的不凡身份，这些行为都是极端恶劣的。但他们并非本性如此，3 事实上他们更乐意遵循自己的善良本性，只是凄苦的境遇迫使他们为寻找出路铤而走险。
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虽然他的父亲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资产者，但无论是在贵族阶级还是在资产阶级面前都受到歧视，“国王在维里埃尔”一章中于连作为仪仗队员出现时两个阶级的惊呼和谩骂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而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于连也受到压迫，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看不起他，时常羞辱、殴打他。来自上流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于连的心中充满了自卑感，这又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他想通过从军获取地位和荣誉，但拿破仑时代的消逝堵上了这一晋身之阶。他发现教士在当下社会所受的优厚待遇，便转而选择了宗教的道路。虽然在职业的选择上极善审时度势，但他并非唯利是图。谢朗神父被撤职后，于连从苛刻的父亲家里背了十二块枞木板为谢朗神父钉制书橱；皮拉尔神父在黑幕重重的神学院里孤立无援时，于连拒绝得势者的拉拢，并提出要将仅有的积蓄送给神父；当于连因皮拉尔神父提出勿因受贿背叛拉莫尔侯爵的暗示而感到羞恼时，神父苦笑着表示惊异：“像您这样穷的人，而且在神学院待过一年，居然还保留着这种出自道德心的愤慨，您的眼睛一定是瞎的厉害。”对情妇，当德·雷纳尔夫人为儿子的病而深陷痛苦时，他动情地表示宁愿让自己来承受一切痛苦；对学生，十四个月的分离之后他依然对他们怀有深切情谊；对卧病的拉莫尔侯爵，他乐意在工作之余陪伴这个孤单的老人而不掺杂私念。他会因孤儿们的凄惨境遇而不禁“有失体统”地流下同情的眼泪，甚至对他曾经厌恨的父亲，他也会在有机会时为其谋取一个不错的职位。他的善总随着真情流露。
拉斯蒂涅出身自耕农家庭，“人口众多的老家，省吃俭用，熬出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用功来打点自己的前程，同时背负家庭的期望。目睹了巴黎的奢华并暗自与自己处境的窘迫作了一番对比后，他更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发愿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本领去挣”，而后又 “感到应酬交际的必要，发觉女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于是“突然想投身上流社会，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初探上流社会时在雷斯多府和鲍赛恩府受到的冷遇和仆人们对他的轻慢耻笑使拉斯蒂涅大受刺激。他愤慨地认识到“有财便是德”这一现实，也更坚定了通过征服妇女这一捷径迅速发财的决心。但这种狂热并未完全吞噬他的善性。写信索要那笔款子的时候，想到家人“至诚的感情，可怕的牺牲”，他不由地落下几滴眼泪。当伏脱冷建议他骗取泰伊番小姐的爱情以获得丰厚嫁资时，他马上拒绝了；即使后来对此有所动摇，他仍能尽力去阻止杀人阴谋的发生；在伏脱冷的阴谋成功、收获在望时，他抵抗住了百万陪嫁的诱惑，表示“永远不会娶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这是他对自己德行的坚守，他不愿成为谋杀案的受利者。他的善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高老头的态度上。听到高老头献出一切却被女儿赶出的惨剧时，他不禁“冒出几颗眼泪” [10][9]
[8][7]
[6]
[5][4][3]；他由衷地敬佩这位伟大的父亲，并自觉地担当高老头的保护人，使其免受侮辱；在与但斐娜交往的时期，他乐意向高老头报告他女儿的情况使他的父爱得到满足。当高老头因女儿遇到麻烦而焦急得病倒时，拉斯蒂涅甚至表现出比两个亲生女儿更多的情意。由于老人病危，拉斯蒂涅决定照顾老人而放弃舞会，但斐娜却逼他参加，他“被这个风雅的忤逆女儿吓呆了”
[11]
。舞会上两个女儿的钻石与高老头的破床烂被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拉斯蒂涅感到伤感。在高老头最后的日子里，拉斯蒂涅忙前忙后照顾，倾尽所有为这个被女儿弃之不理的父亲请医生、料理后事，甚至愿意为此而赌博。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的善良简直可以算作另类行为。
拉斯柯尔尼科夫出身无产者家庭，靠母亲和妹妹做工的微薄收入在彼得堡上大学，过着极其拮据的生活。小说开始时，他的学业已因贫困而被迫中止了，而妹妹也为贫困所迫决定嫁给卑劣的小人。在他的全部行为中，他只做了一件恶事，那就是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他在更多的时候做着善事。为了使一个喝醉的少女免遭凌辱，他奉出刚刚用珍贵的纪念品抵押来的生活费；看到马尔美拉陀夫妻小的凄惨状况，他又从并不宽裕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铜子——尽管他们只是萍水相逢；马尔美拉陀夫被车撞伤时，他再次热心地伸出援手，倾囊相助。他不因索尼雅靠黄执照谋生而歧视她，反而把她作为朋友介绍给母亲和妹妹——这在旁人看来是有失体面的。他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仍去参加马尔美拉陀夫的丧饭，只为使其妻子不致伤心。在那里，他又不避卢仁污蔑之嫌勇敢地站出来为索尼雅辩护。从拉祖米兴的叙述中人们还得知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两个身陷火场的儿童。他自己本是个弱者，但他总能看到更弱者的需要。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都能够做到为别人献出自己的所有，能够真心实意地帮助周围的人，这都显露出他们本性中至善的一面。他们跨越了道德的界限，是因为由道德规范的现实并未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一个实现理想的机会。为了前途，于连不得不掩饰真性情——他要按下他的全部热情，表示与当权者同一立场。在瓦尔诺的宴会上，他不能因对孤儿的同情而使刚刚勉强被上层阶级列为同座的自己受到耻笑和侮辱。在贝藏松神学院，他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其他同学的敌对方而不得不装出毫无思想的样子。为了在上流人面前保持自尊，他连恋爱都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他以虚伪面目示人，是为了使自己不受伤害，他的反击是对外界伤害的自然反应。拉斯蒂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走向堕落，并厌恨他将走向的那一切，但他抵制不了欲望的诱惑，他得对自己和家人多年来的期望有个交代。他对皮安训表白了自己的挣扎与抉择：“朋友，既然你能克制欲望，就走你平凡的路吧。我入了地狱，而且得留在地狱。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多么坏，你尽管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
[12]
在巴黎奢华生活的刺激下恶性膨胀的野心已不允许他走回头路。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老太婆，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他通过对历史、社会的思考，总结出一套关于平凡人与不平凡人的命运规律的理论，而他不愿做被奴 役、被支配的平凡人，他要检验自己是否有掌控世界的能力，于是便选择了与他最近、关系最直接的剥削者老太婆。其二，他迫切地需要一笔钱——仅三千卢布便足够——作为他完成学业和启动事业的资本，老太婆有这么一笔钱，而且是压榨而来的不义之财，由他利用这笔取自大众的钱对社会更有益处。再者，妹妹为了给他谋前程而准备牺牲自己嫁给卑鄙的伪君子卢仁，这又增强了穷困对他的刺激，使他对钱的欲望更为迫切。善的庸碌无为与恶的叱咤风云两相权衡，他们选择了以不道德对抗不道德。
二 历程：在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之间的挣扎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欲望的诱惑下不同程度地背离道德，走向虚伪、欺诈、犯罪。但是在走向堕落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处于良心与欲望的矛盾中，在道德自律与个性突围之间苦苦挣扎。
于连在追求自我实现的理想的主导下，不断地调整自己对外界的反应行为。他自视甚高，但又极度自哀自怜。因此他总以维护个人尊严为使命，为此做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感觉到了良心的谴责，他把它当作怯懦去克服。在市长家，于连凭自己的学识为自己赢来一些声望，对别人给予他的尊重有了更高的要求。市长对他颐指气使的态度激怒了他，雷纳尔夫人无意中碰到他的手时立即缩回的行为也被认为是未把他与上流社会的男人们同等对待的结果，于是他的报复心和征服心油然而生。但他仍有所犹豫，当他挑战性地提出要夜访夫人时，心中却“生怕他的请求被接受”得“诱惑者的角色压得他好苦”
[14]
[13]
；他觉，却又不及时停止；他强制自己去实行计划，却
[15]又渴望计划被意外打断，因此听到德·雷纳尔先生熟睡的鼾声时“大失所望”，因为“他没有借口了，不能不到她那里去了”
；计划能顺利进行了，他的心中又充满了迷茫与无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到夫人那儿去干什么。在拉莫尔侯爵家，当他接到玛蒂尔德约他晚上见面的信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阴谋”。他认为如果不去会招来诺贝尔们的嘲笑，于是他决定拼死接受挑战。他又想到这如果不是阴谋，那么赴约是对提拔了他的拉莫尔侯爵的忘恩负义，但他很快又想到了侯爵夫人及其朋友对他的蔑视和克鲁瓦泽努瓦们对他不怀好意的冷漠，于是“道德的光辉一闪即逝”最终“战胜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的喜悦终于使这种道德的回忆败下阵来”
[17]
[16]。
。他用一番话说服自己：“后娘般的苍天把我抛到社会的最底层，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却没给我一千法郎的年金，也就是说没给我面包，不折不扣地没给我面包；而我却拒绝送上门的快乐！我如此艰难地穿越这片充斥着平庸的灼热沙漠，却要拒绝能够解除我的干渴的一泓清泉！真的，别这么傻了；在人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为自己。”[18]。在全力维护尊严的同时，他把伪善作为自己的保护色。在贝藏松神学院，他一方面对别人的伪善厌恶至极，另一方面又竭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伪君子；他热爱思考，对仅追求物质满足的同学充满鄙视，却又不懈地追求至少表面上盲目信 仰的境界；他不信上帝，认为宗教书籍毫无用处，却又到处背诵其中的段落求取别人的赏识。他厌恨不道德的行为，却又不时对自己的善良本性进行反省、压制，在要发迹就不得不公正的现实中妥协。他报复，是为了使自己受伤害的自尊心得到抚慰；他虚伪，是为了得到自己所依附的个人或群体的信任和保护。对于他来说，周围有太多或明或暗的敌人，他需要随时反击，还要有一种能使他屹立不败的处世方式。他的恶源于自卫心理。
如果说于连的挣扎是理性的个性追求对一息尚存的道德之心的征服的话，拉斯蒂涅的挣扎则是被唤醒的欲望对被培养的崇高的吞噬。拉斯蒂涅被巴黎的奢华吸引，对上流社会的富贵眼红，他的欲望迅速膨胀。初时他希望通过勤奋学习来改变命运，之后又觉得没头没脑用功的道路过于漫长，于是“决意分两路进攻去猎取财富：依靠学问，同时依靠爱情，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博士，同时做一个时髦人物”
[19]
。依靠学问，是因为这条路光明正大；依靠爱情，是因为妇女可以作为迈入上流社会的领路人。他一步步走向上流社会的过程也是他逐渐认识上流社会繁华掩盖下的丑恶的过程，对此他总是由抵制到接受再到效仿。这种转化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因而他的心理矛盾表现出很大的反复性。他跳着舞，心里却心疼损失的光阴，决定开夜车来补偿，结果读书时又不断幻想着将因交际而获得的成功。为了武装自己，他写信向家里要钱，接到钱后又为自己只顾前程的自私行为感到愧疚，“想放弃上流社会不拿这笔钱”着妹妹的忠诚又成为他“无论如何非发财不可”
[21]
[20]
；接的动力。他对挤进上流社会所必
[22]须的“扯谎，屈膝，在地下爬，逢迎吹拍，处处作假”无比鄙视，发愿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用功，日以继夜的用功，凭劳力来挣我的财产”，转眼却又因换了一套新装、有了比得上情敌特·脱拉伊的绅士气派而得意非凡。他拒绝伏脱冷的阴谋，又不由自主地想着“八十万”与泰伊番小姐搞暧昧关系。他认为自己对但斐纳的追求比对泰伊番的欺骗纯洁高尚，却又禁不住幻想通过但斐纳控制纽沁根帮他发财。前一夜还按照伏脱冷的计划与泰伊番小姐谈情说爱，第二天却又派人给泰伊番先生报信企图阻止阴谋的发生。旁人都称羡他即将得到百万陪嫁时，他厌恶地表示永远不会娶维多莉小姐，之后却又“迟疑不决，细细考虑”
[23]，最后总算从在但斐纳那里获得的[24]成功中汲取力量，使他的清白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最后他终于在高老头的悲剧中埋葬善心，怀着“向社会挑战”的决心“到特·纽沁根太太家吃饭去了”律” [25]
。他的经历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相：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金科玉，伏脱冷的解说使他看到了规规矩矩努力和走捷径的天壤之别，于是由“社会本相”激起的欲望选择了被社会推崇的道路。他的恶是被污浊的社会染色的结果。
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于连、拉斯蒂涅的不同之处在于：于连和拉斯蒂涅是在行动过程中总结经验、学着适应，被动性较大，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在形成一套指导行动的理论体系后主动出击；于连和拉斯蒂涅的内心挣扎在于如何对现实提供的选项进行选 择，抛弃道德坚持可以有物质上的收获，放弃富贵可以有自我崇高的心理安慰，矛盾的两面具有一致对外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挣扎则在于选择牺牲别人成全自己还是选择尊重别人否定自己，让别人同时失去财产和生命或干脆否定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资格，矛头的一面指向自己，而且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毫无补偿的完全剥夺。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更剧烈、人格分裂更严重。他希望通过杀害老太婆得到一笔钱，同时证明自己不平凡的身份，可是道德心又不允许他草菅人命，所以他陷入深深的自我矛盾中，以至于无余力与他人交往。他从马尔美拉陀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无出路的现实和未来，决定用突破性的行为使卑鄙的人类为自己服务，却又犹疑地问自己“假如我错了呢”[26]
。母亲的信给他的刺激犹如晴天霹雳，下层人的凄惨命运、母亲和妹妹为他而作的牺牲、自己肩负的责任瞬间扑面而来，使他如梦中的小马一样不堪重负。他对小马的哀悼正是出于推己及人的悲悯之心，也是由于这份悲悯，他对杀害老太婆的念头极端排斥，认为它是“卑鄙的、下流的”判了了死刑的囚犯”[28]
[27]
。可是他和于连一样把退却归于怯懦——这是他不能忍受的。当他意外地获得行动的机会时，“他象个被，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了。他实在难以作出抉择，便迷信起天
[29]意来。“可是到了最后关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了，并且固执地、盲目地从各方面寻找反驳自己的理由，琢磨这些理由，仿佛有人强迫他去干那件事”，他的挣扎仍在继续。在去老太婆家的过程中，他一边给自己打退堂鼓一边坚持向前走，终于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谋杀案后，他没有得到预想的解脱，而是又陷入了辨别自己有罪还是无罪的矛盾中。他自己不停地转换立场，可一旦有人就他的理论与他进行辩论，他立刻抖擞精神，对自己的合理性信心百倍了，这是因为在辩论过程中他暂且把矛盾的一方转嫁给别人，从而使他分裂的人格暂时达到统一，使他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杀害丽扎韦塔完全是出于意外，所以他只愿为此而忏悔却不愿承认杀老太婆是罪恶。他认为他的行为“是由于一个崇高的和有意义的目的”，他“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 [30]。所谓“原则”，是剥削者有权剥削而被剥削者只能忍受的原则，现有的不公正制度和阶层划分不容改变地对人有约束力的原则。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他看不到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处境的希望，但他“不愿等待‘普遍的幸福’的到来”而要“自力更生”[31]、争取自我实现。他的恶实质上是对安于现状的要求的反叛。
他们对道德并非没有坚持，否则他们就不会有矛盾和挣扎。到处充斥着的罪行激醒他们的恶，困境重重的现实又迫使他们向恶妥协、教他们以不道德为手段。社会道德与个性发展、道德要求与道德实践之间的矛盾和他们在此环境中所承受的种种压力扭曲着他们的人性，把他们一步步地推向罪恶的深渊。
三 结局：不同的选择与归宿
于连因与玛蒂尔德小姐的关系迫使拉莫尔侯爵为他谋得一个轻骑兵中尉的职位，他志得意满、气度非凡地指望着一路高升的前程，长期处于极度压抑状态的人终于看见了扬眉吐气的曙光。这时，雷纳尔夫人的揭发信正如一盆冷水泼来，把他高涨的热情从巅峰拉到谷底。于连在这突然的转变中失去了理智，愤怒地向雷纳尔夫人开枪。复仇后他失去一切希望，一心等待死亡的到来。平静的狱中生活给了他冷静思考的时间。他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上流社会对贫民的排斥源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同时他也厌倦了勾心斗角、宦海沉浮。他发现自己在追逐中早已偏离了原始的理想，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崇高的自尊心，成为上流社会的奴隶也成为欲望的牺牲品。他终于卸下面具和伪装，回归本性。他拒绝上诉，因为他认识到喧闹的人世给不了他幸福，他喊道：“让我过我理想的日子吧！你们那些烦人的小事，你们那些多少总让我生气的现实生活的细节，会把我从天上拉下来。”
[32]
他也不愿因考虑别人而使自己的自由受到牵制，为“我和别人的关系就要一刀两断了”而感到轻松。他要求把自己的尸体葬入他曾在那里享受到远离人世而得的完全自由的、人迹罕至的山洞里，在那里，他“不用再违心地迎合他不喜欢的人，不用再担心被嫉妒、被轻蔑，不用再担心阴谋诡计的伤害，不用再面对人世间复杂激烈的争斗，不用再独自一个人去和整个社会‘作战’。在那里他是绝对自由安全的。”
[33]
他坚持寻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拉斯蒂涅也看到上流社会的丑恶和不可救药的道德堕落，但是他从高老头的凄惨遭遇中看到的是善良、道德和奉献在那个时代的破产。高老头为女儿付出了一切，女儿不但不孝顺他，反而不放过一丝压榨他的机会，最后把他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连父亲的葬礼也不参加。这罪大恶极的女儿女婿不但未被社会排斥，反而以罪恶的果实为资本到处招摇、被人称羡。在使社会生活这样复杂的对象变得能为自己所理解时，他也体会到那种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的深刻的反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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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以赤裸裸的形式展现在他的面前。既然罪恶无处不在，他也没必要固守崇高的道德而放弃向上爬的机会了，所以他最终在高老头的墓前埋葬了他的最后一滴眼泪，欲火炎炎地奔向污浊的上流社会。面对社会的不道德，他放弃自己的道德坚持，选择了以融入求生存。
拉斯柯尔尼科夫经过无数次的思辨，终因承受不了濒于崩溃的精神状态而自首。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犯罪，他只是为了解脱而去忍受“不该受的耻辱”能作为他否定自己杀人行为的理由只有“我没有权利掌握权力”于“因为我同大家一样也是一只虱子”
[37]
[36]
[35]。
。他依然坚信自己的理论，只不过对自己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对自己的态度成为鄙夷。他把失败归因
。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只使他可悲地认同了自己卑贱的命运和地位。自首没能解救他，在流放地，他还是为“我的思想要比这个世界诞生的为数不少，相互抵触的其它思想和理论更愚蠢？只要抱不偏不倚的、目光远大而不囿于习俗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不消说，我的思想根本就不是那么…… 奇怪的了”[38]这一想法大伤脑筋。他“因自尊心受了重创”
[39]
而病倒了——这是一个不愿妥协的人苦苦坚守阵地却因孤立无援而无可奈何地被压倒的悲哀的外现。在梦境中，世界因为人们各持己见而混乱不堪——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驳斥自己的理由。但他只是否定了自己提出意见的权利，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自己的理论。他抛开这一难以解决现实问题，把目光投向上帝，希望爱人的信仰也能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最终选择盲目地追随别人的信仰，以逃避寻求内心的安宁。
于连的死亡、拉斯蒂涅的堕落、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逃避都表明了他们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进行的一番挣扎之后的失败。他们无法在坚持道德的同时获得事业的成功。而失败的不同表现形式即三者在失败后的不同选择是与作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的。司汤达在《红与黑》卷首写道：“献给幸福的少数人”。他要通过于连的生命历程来揭示幸福的真谛，对于他来说，人世的一切关于地位、金钱、荣誉的追求都太俗了，它只能使人陷于痛苦而无法自拔，于连要的是不受任何羁绊的、完全的自由，而只要在人世存活，便难免受制于人际关系，难免陷于对欲望的追求，所以于连可以在享受到极致的幸福后完满地死亡，同时通过死亡获得幸福的极致——绝对的自由和安全。巴尔扎克则是一位绝对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毕生都以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以及为了追求金钱而制造的罪恶的描绘、揭示为己任，无论我们如何从道义上批判它，也难以否认金钱对人的腐蚀和人对金钱的崇拜这一事实，巴尔扎克如实地描绘金钱所取得的胜利，所以拉斯蒂涅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看到的那样最终幡然醒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救赎人类的罪恶与灾难，他想通过《罪与罚》阐释这一思想，所以虽然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还是在传递福音的索尼雅的引导下向人类的法庭妥协、向《圣经》寻求出路，为了促进这一转化过程，作者还有意安排主人公在狱中因不信教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孤立，似乎同样的罪恶只要信教便可以得到原谅。这三种结局——不管是死亡、堕落还是逃向宗教的麻木，都带着浓郁的悲剧意味，在道德要求与个性合理发展的矛盾中，人被毁灭或者被异化。保持理性的不得不选择死亡而留存的全凭本能支配。
结论
于连、拉斯蒂涅、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挣扎源于他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这正揭示了他们各自所处社会的一种道德失范状态。高兆明先生如是解释道德失范：“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既有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却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 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和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在现象界形成社会缺少某种正常交往秩序、行为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失现象，呈现出某中紊乱无序状态。”[40]于连和拉斯蒂涅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是社会道德的根本基础，但刚刚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把自由、平等的思想留给了他们，而且他们恰巧有机会发现了本该是道德典范的上流社会的污浊与丑恶；拉斯柯尔尼科夫处于俄国刚进行完农奴制改革的时期，虽无缘见识上流社会的内幕，却善于从国内外的历史进程总结社会规律，借革命之东风从贱民一跃而成为皇帝的拿破仑对他的影响尤其大。在他们和他们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和环境处在尖锐的冲突之中。社会给他们的各种冲击使他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内心冲突决不只是个别现象。正直的皮拉尔神父出于护犊之心对于连传授的人生经验，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向拉斯蒂涅进行的社会解析，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意中在酒店听到的大学生的言论——这些人的思想与主人公“不谋而合”，正说明了意识混乱的普遍性和社会道德的虚伪性。
于连最后在觉醒中回归本性，却因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而选择通过死亡去寻求，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拉斯蒂涅终于放弃道德坚持，为了求发展而选择堕落，这是对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否定；拉斯柯尔尼科夫难以判断自己的对错，最终走向宗教以盲目从众寻求内心的安宁，这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坚持、放弃、逃避，他们的选择正好代表了结束挣扎的全部可能性，但我们无法断定哪一种选择更可取，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类不懈追求的觉醒的否定，是向退化要求妥协的表现。反抗导致毁灭而妥协求得生存，面对社会现实中普遍的自欺欺人和自私自利交织而成的潜规则，个体之力无法扭转乾坤，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决定着悲剧的必然发生。先于社会整体冲动的觉醒者难以避免地活得痛苦。郭建辉女士在《人的生存困境的呈现》一文中论述道：“人性觉醒对于人类而言，并不单纯意味着道德进化和社会进步，它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人性觉醒标志着人类的进步，但同时也预示着人类将面对新的选择的挑战。……不管是通过个人主义还是通过集体主义去实现美好社会理想和完善美好人性，人类觉醒之后都必然面临着正反两方面不同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导致人性觉醒之后人性善恶美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41]
面对道德自律和个性突围的矛盾，如何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历代文学家和哲学家不断探索的永恒课题。
注释
[1]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2]【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3]【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19页.[4]【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页.[5]【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6页.[6]【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6页.[7]【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2页.[8]【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6页.[9]【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10]【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7页.[11]【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1页.[12]【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8页.[13]【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8页.[14]【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8页.[15]【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9页.[16]【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03页.[17]【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03页.[18]【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03页.[19]【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3页.[20]【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2页.[21]【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4页.[22]【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1页.[23]【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2页.[24]【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53页.[25]【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2页.[2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0页.[2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8页.[2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1页.[29]【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80页.[3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0页.[3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0页.[32]【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46页.[33]黄海宁.从心理学角度论于连坚持不上诉的原因[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第44页.[34]【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著.刘伦振、杜嘉蓁、李忠玉译.巴尔扎克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3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05页.[3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3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487页.[3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31页.[39]【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30页.[40]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页.[41]郭建辉.人的生存困境的呈现——<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现代意味[J].湖南:怀化学院学报.2003（1）:第45页.参考文献
<1>【法】司汤达著.郝运译.红与黑[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2>【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4>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5>【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6>黄海宁.从心理学角度论于连坚持不上诉的原因[J].河北: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7>【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著.伦振、杜嘉蓁、李忠玉译.巴尔扎克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8>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9>郭建辉.人的生存困境的呈现——<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现代意味[J].湖南:怀化学院学报.2003（1）.<10>唐凯麟编著.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1>兰守亭.论<红与黑>中于连的否定之否定人生道路[J].上海:学术探索.2008（1）.<12>王宇.试论拉斯蒂涅和于连的个人奋斗者形象[J].包头:阴山学刊.2001（1）.致谢
感谢李国德老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思路逐渐清晰、层次逐渐分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他都给我很多启示，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董健老师，在她的外国文学课上我学会了透过小说的故事情节思索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感谢我的同窗好友曹学敏和段文涛，与她们的“辩论”使我产生许多灵感，还使我思考问题更深刻全面。
另外，感谢本文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
第二篇：观于连与拉斯蒂涅命运有感（最终版）
观于连与拉斯蒂涅命运有感
除非死亡，才能彻底告别一个腐朽的时代。然而，生命于我们有恩，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不被时代的洪涝所淹没，又坚强的站立。拉斯蒂涅的命运除了给后来人一些警惕，于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大的意义，于连虽有反抗的精神，有一定清晰的头脑，然而面对一个时代，他究竟还是软弱，最后终于妥协了，倘若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大的黑魔鬼，他们究竟都还是被玩于鼓掌之间的人物。他们终究还是随波逐流，终究没有逃避命运的摆布。
关于命运，是一个悲剧的词语。一些人生下来制作简单的思考或是还有简短的反抗，这些力量都太弱小，不足以与命运对抗。命运，它拥有时代所赋予它的力量，抓住这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人，能够侥幸挣脱的，都属不易之事。倘若有一个人，看清了这个时代的弊病，哪怕是为了生存，也决不去迎合赤裸裸的捡钱关系，绝不虚伪，绝不奉承，而是无论有多么艰难，都可以坚强的站立，都可以跳出这个时代来审视自己，告诫自己，警醒自己。如此，生命才可以称之为生命。生命，生出来不是为了做时代的牺牲品，而是要活出自己独立的个性，标示出自己的存在。
于连和拉斯蒂涅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罪恶腐朽的本质时，心里都不免为之一震。然而，不同的是，潜藏在于连内心里有更多的能量。他有自己的梦想，他向往拿破仑时代。然而，当梦想宣告破灭时，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想要向上爬，想要跻身上流社会，想要报复。最终，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然而，他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自己。他学会了虚伪，学会了迎合，学会不顾一切。他忘了生命的所在，忘了潜在他心中的正义。最终为黑暗社会所利用。玉莲的悲剧不在于他的死，而在于他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心灵找不到依托。倘若一个人有了是非善恶的观念，那么坚持才是生命的唯一出路，尤其是在一个黑暗的被金钱所包围的世界里，要活出自己，确属不易。
关于拉斯蒂涅，他作为一个一步步被黑暗社会腐蚀良心的人与于连相比，缺少鲜明的性格的特征，他只是从惊讶到接受，并没有反抗意识。在生存之道里，也许无可厚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想要生存很好的普通人，然而，生存有两种，一种是舍弃生命精神，只留躯体的生存，另一种是带着生命上路，艰难的跋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对于生命思考的太少，也就会失去生命真谛的可能性越大。
时代的力量纵然强大，但无论生存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挣脱时代的束缚，站立成一个内心强大的生命。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当有所不同，他就应当不只是存在。然后被毁灭。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应当对得起生命本身，活着，不应当之活一副躯壳。然后随波逐流，生命应当是有力量的。
从于连与拉斯蒂涅的命运悲剧中，我们要学会警惕，警惕自己成为一个没有自我而随波逐流的人。如若那样，或者只能是一种生态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是探索生命的意义，让每一个生命站立出它独有的姿态。
第三篇：拉斯柯尼科夫的个性塑造和意义内涵
拉斯柯尼科夫的个性塑造和意义内涵
李振宇 指导老师：温越
摘要：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是一部剖析人性的伟大作品。书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拉斯柯尼科夫。拉斯柯尼科夫有着复杂的性格特征。作家通过对其内心世界的深度剖析，对其怪异行为的细致描绘，将一个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艰难挣扎的灵魂展现在了读者面前。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并展示他如何获得“新生”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诠释了他所认同的应该从痛苦中寻求救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道德观。
关建词：个性塑造 两重性格 基督教 道德观 救赎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朽的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代表作《罪与罚》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陀氏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与列夫·托尔斯泰并称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的作品被公认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罪与罚》正是这样一部有着深刻内涵的作品。陀氏用了将近十五年时间来酝酿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拉斯柯尼科夫（以下简称拉氏）的人物形象。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期间，陀氏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当时他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整天和苦役犯为伍使得陀氏对于人性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其创作提供了原材料。因此，这部作品是以刑事犯罪为题材的，主人公拉氏具有十分复杂的性格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作家对拉氏的个性塑造，展现拉氏的性格特征，来探讨其中的意义与内涵。
一、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塑造及其性格特征
拉氏的个性是十分复杂的。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双重性。两类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甚至是对立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都能被发现。一方面，拉氏是个正直，善良，忠厚且极富同情心与正义感的青年。“曾经用他最后的一点钱，帮助过一个患痨病的穷同学„„曾经从一座已经着火的房间里救出了两个小孩。”(1)在自己贫病交加的情况下还竭尽全力地帮助马美拉多夫一家。同时，他也深爱着自己的家人,不愿看到妹妹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然而另一方面，拉氏又是一个凶残的杀人犯。他因贫困而辍学, 孑然一身地住在他那“衣柜”似的房间里，整日整夜地苦思冥想。他的自尊心使他不甘心这样沉沦，并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他的性格变得高傲, 孤僻，冷酷，“又有点儿目空一切，落落寡合”。(1)他的大脑被一个可怕的“理论”占据, 整日独来独往，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麻木不仁到了不尽人情的地步”。(1)在杀人后，他的精神状态更是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并且常常显示出一些病态的特征。总之，拉氏的大脑就像一个战场，各种予盾的情绪在里面不停冲突着，折磨着他。
1、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塑造
为了表现拉氏的人物形象，陀氏充分展现了其天才的想像力、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整部作品围绕拉氏这一中心人物，通过对其复杂的内心独白和极富象征意义的梦境与幻觉的完整再现，对其古怪行为与语言的细致描绘，将一个由于被压抑，被窒息与被扭曲而极度痛苦的灵魂剖析的淋漓尽至。
（1）心灵独白——内心世界的塑造
《罪与罚》是一部心理小说，陀氏擅于发据人物心理上主观的、内在的、隐藏的、易变的东西。对拉氏内心世界的塑造是小说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因为其怪异的行为与离奇的梦境都和他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而这种内心世界的塑造则主要是通过拉氏的内心独白完成的。这种心灵独白是其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直接体现，它贯穿了整部作品。
拉氏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一个精神恍惚，焦燥不安的热病患者。像只猫一样离开自己租住的陋室，躲躲闪闪，害怕见到自己的女房东。由于长期的独处养成了“独白”的习惯，也就是不停地和自己说话。他几乎是无意识地走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诸夫娜夫那儿进行杀人前的试探，而善良的意念又时刻迁制着他的行为，“可是，这实在是太卑鄙了”、(1)“哦，上帝，这一切是多么丑恶啊„„不，这是胡说。”、(1)“我要干的是件什么样的事啊！却还害怕些微不足道的小事！”、(1)“难道说，难道说我真的要拿起斧子，对准她头上砍去，把她的头盖骨打碎„„上帝，难道真能这样吗？”(1)“不，我会受不了的！我会受不了的！”(1)杀害老太婆的念头不知不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但同时他对自己的想法又充满怀疑，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想要杀人的念头开脱。当他读过妈妈的来信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自言自语状态，不停地用一个个问题折磨自己。他告诉自己要去解决问题，但这种想法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忽然大声喊道：“或者看破红尘„„放弃行动、生活和爱的一切权利。”(1)可是紧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想要实行的杀人计划已经不再是空想了，“而是以一种新的、可怕的、完全陌生的形式出现了。”(1)拉氏的内心充满了予盾，陀氏通过这些内心独白准确地展示了一个初次准备作案，但又无时无刻不受良心遣责的人忐忑不安的心理。而在杀人后，这种病态的心理变得愈演愈烈，拉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内疚、不安甚至包括憎恨在内的各种情绪中。陀氏的心理分析正是擅于刻画人物处于极度紧张、矛盾状态中失去自我控制的内心活动。这时人物的情绪、思想似乎捉摸不定、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作家常常用“刹那间”、“突然”等词来强调人物情绪的不稳定状态。小说的第二部第二章便描写了拉氏藏匿赃物后的那种兴奋、紧张、情绪飘忽不定的心理状态。陀氏用来塑造拉氏内心世界的大段大段的独白，并不是经过精雕细琢的、逻辑严整的文字，而是使用极其朴实无华的语言。这些独白往往缺乏逻辑，混乱而矛盾，常常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呈现，且都是十分寻常的句子。而这也正好符合拉氏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
（2）梦境与幻觉的塑造
拉氏分裂的性格，病态的心理有时还会通过梦境和幻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会发现作者的笔墨已经触及到了人物的潜意识层面里。在小说第一部中，作家细致地描绘了拉氏的一场可怕的噩梦，梦中拉氏回到了童年，他在酒馆外目睹了一群醉汉将一匹又瘦又小的、黄褐色的马活活打死的骇人场面。这使得拉氏在恐惧与悲愤中惊醒过来。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梦是人们潜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做这个梦之前，母亲的来信“如晴天一声霹雳”击中了拉氏，实际上，这封信间接推动了他的杀人计划。因为这成了他说服自己实施犯罪的一个理由，他意识到母亲与妹妹很可能会由于她们所做的决定而面临不幸，所以，他不停地暗示自己要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重压之下，此时的拉氏精神状态可想而知。就在这时，这个梦出现了。作家用细致的描写逼真再现了这个梦，正如陀氏自己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在病态的情况下, 梦境往往异常清晰，鲜明，与现实相似。有时会出现这样奇特的梦境，但周围的环境以及梦的全部过程却又显得极其真实，梦中的一切情节是那么详细，那么出人意外，就艺术的眼光还非常协调。以至于做梦的人即使是像普希金或着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在他醒着的时候也不一定想得出来。这种梦，这种病态的梦，往往会使人久久难忘，而且对紊乱而又亢奋的机体造成强烈的印象。”(1)所以这个梦的全部细节十分都清晰的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既然梦境本身是一种特殊心理的反映，也是下意识的一种表现，(2)那么农夫打死一匹没用的小马则正是其杀人的想法的另一种形式的呈现，老太婆则正如这匹小马一样整天白吃粮食，对别人没有丝毫用处。这个梦也是拉氏为自己杀人的想法所做的心理准备的一部分，是他杀人前的演习。(2)在杀人后，他又梦到警察局副局长在残酷殴打女房东。幻听到哀号、狂叫、谩骂的声音。他还梦见他走在街上，跟着一个陌生人来到一幢黑洞洞，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突然他发现老太波在一个角落里大笑，于是他拿起斧子拼命朝老太婆的头部砍去，可越砍那老太婆却笑得越厉害，他惊恐万状地发现房间里到处都有人在窃窃私语，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望着他。由这些描写可以看出，作家是在借用梦幻这一特殊的心理活动，表现拉氏的精神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
（3）拉斯柯尼科夫的行为塑造
拉氏犯罪前后，恐惧，不安以及来自良心的谴责便他的内心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一方面，他渴望向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另一方面，由于恐惧，多疑，神经过敏，这种渴望发生了扭曲。陀氏通过描写这些因无意识的流露与下意识的冲动而产生的近乎怪诞的行为，展现了拉氏极度矛盾的复杂心态。
杀人后，拉氏在街上近乎无意识地游荡，常常无缘无故的开始做一件事，但转眼间又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渴望倾诉的他甚至希望与任何陌生人交谈，可当他来到老同学拉祖米欣家里，却又莫明其妙地突然离去。显然，拉氏的内心充满发泄与抑制的冲突。他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同时，他又怀疑身边的人，担心罪行败露，草木皆兵的感觉使他的精神防线面临崩溃。所以他反复告诉自己“今天就必须结束”，(1)可又因恐惧而“不愿去想它”。(1)当他在饭馆遇到警察局的扎梅托夫时，又不停地暴露自己对于老太婆被杀案的强烈兴趣，并用一种诡异的方式暗示自己与此案有关。“„„拉斯柯尼科夫冲着扎梅
（1）托夫的脸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亲爱的朋友，您得承认，您非常想知道我在看什么，对吧？’„„‘您好像尝到了甜头，您想知道，如果是我的话，会怎样做吗？’”(1)他朝着警察局的方向走去，可恍惚间他又重返了行凶现场，“一种不可抗拒，无法理解的（1）力量”推动着他，他仔细地观察着这间屋子与他作案时有何不同，并且走到门口，开始一遍遍地拉起了门铃，回忆杀人时的感觉，并向正在装修房子的工匠问起了地上的血迹哪里去了。但与此同时，拉氏又害怕罪行败露，将赃物藏了又藏，在昏睡状态下突然清醒过来，反复检查自己的衣物，甚至在睡梦中也在寻找自己可能染上血迹的袜子。后来又多次跑到预审官波尔费利·彼特罗维奇那儿去试探。
拉氏的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流露表面上看十分怪异，甚至完全不符合逻辑，但实际上恰恰是主人公性格中形形色色的，有时是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的互相排斥的情绪所引发的外在的反映，这一切让拉氏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也正是他所受惩罚的一部分。
2、拉斯柯尼科夫的性格特征——两重性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陀氏塑造的拉氏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性格特征——两重性。陀氏认为人性中的善和恶通常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而应用理智的与逻辑的方法是不能把它们分离开的。善恶往往系于一身，而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是多样的、复杂的甚至是对立的。例如作品中的斯维里加洛夫是个荒淫无耻，生活极度空虚的地主形象，可就是这个卑鄙小人帮助解决了索尼娅的一干兄弟姐妹们的生计问题。而这种对立的性格在主人公拉氏身上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陀氏将其毕生的艺术追求放在对人类灵魂奥秘的探索上。在拉氏帮助马美拉多夫一家过程中，在与自己的家人朋友的交流中以及他在杀人时及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战中，作者充分地刻画了主人公的两重性格。当拉氏见到马美拉多夫一家的不幸时，他悄悄将一些钱留给了他们，可是他马上又感到有些后悔，“我做了一件多荒唐的事情啊。”(1)可很快他又想到“没有我的钱，他们全家也许明天就会一文不名„„”(1)拉氏杀人之后，他的心理更加矛盾，想要做祷告，可又嘲笑自己。在严重的精神折磨之下, 他几乎感到走投无路了。但就在这时，他目睹了马美拉多夫之死, 拉氏再次解囊相助，把母亲寄来的仅剩的二十个卢布都给了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为丈夫办丧事，此时他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他充满一种忽然涌上心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无所不包的感觉。这感觉可能和一个被判死刑，可突然被宣布赦免的死刑犯的感觉相似”(1)“应该活下去，难道我刚才没活着吗？我的生命并没有跟老太婆一快儿死去„„咱们现在来较量较量吧，”(1)当他与家人交谈时，表现出的是心不在焉的排斥情绪，显得对家人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但实则又在想尽办法保护她们。当他发现卢仁希望娶自己妹妹的真实原因后，毫不犹豫的指出了他卑鄙的人品，并将其轰出了屋子。面对预审官波尔费利的几番心理攻势，知道了警方正在怀疑自己，拉氏难以忍受，想要去自首，但这种想法似乎仅仅存在于他的意识深处，他还不能确定或正视自己有了自首的念头，因为在自己理论的支持下，他对此充满了憎恶，“我不会束手就擒的，我还要跟他们较量一下。”(1)他对索尼娅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您了。”(1)可紧接着又说“一切要等到明天。”(1)以上这些例子都揭示出拉氏复杂而善变的两重性格。
二、拉斯打尼科夫形象的意义内涵。
作家陀氏塑造拉氏这样一个在矛盾与痛苦中铮扎但最终在索尼娅的爱与信仰的感召下彻底抛弃自己的理论而重获“新生”的人物形象，其意义何在呢？答案是作家在向我们指出一条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危机的道路——宗教。
在如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危机这一问题上，俄国思想界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改造社会，二是完善自我。陀氏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反对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所以，杀死一个看上去十分可恶的，对别人对社会无益的老太婆阿廖娜并没能解决拉氏的任何问题。相反，却使他陷入了内心的惩罚当中。按基督教的标准来看，拉氏是有罪的，(3)想要救赎自身的罪孽，就必须通过痛苦的受难与悔过来完成。
罪感意识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精神。这个“罪”即指原罪，也指那些亵渎上帝，破坏人神之约，违返律法以及其它的胡作非为。(4)《圣经》中认为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人因原罪与上帝隔离，人们被各种罪恶所奴役，耶稣基督正是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选择受难。耶稣本无罪，是无暇疵，无玷污的完全人，却甘心为人类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中死去，用自己的鲜血与众信徒定约；凡相信他为上帝之子，代人赎罪，是真理，道路与生命者，在世界末日到来时，可免永幼之苦，(4)也就是说其灵魂可以从死亡中解脱。
然而，对上帝的信仰却不断受到人类本能欲望的冲击，人们往往经不起现世中的各种诱惑而违背自己的信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刚刚经历农奴制改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爆炸式发展，社会矛盾空前剧烈，各种新事物，新思想不断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陀氏创作了《罪与罚》，并向人们指出一条道德的自我完善之路。陀氏早年参加过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小组——拉舍夫斯基小组。但后来的死因经历以及十多年的西伯利亚苦役生涯对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服苦役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他将人类的出路放在了宗教上，认为人的灵魂只有在痛苦中才能得到解脱。并将《罪与罚》称作是一部忏悔录式的作品。于是，拉斯柯尼科夫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
小说中，贫病交加的拉氏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希望改造社会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大脑里产生了一种“理论”，在他看来，人类被分为“平凡的人和”和“不平凡的人”两类。大部分人属于前者，他们像虱子一样只能俯首帖耳任人宰割，他们只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历史则是由那些“不平凡的人”创造的，他们能成为“人类的恩主”，权利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可以肆意违反法律的约束，甚至可以随意杀人而不会受到惩罚，更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们杀人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人，使其免于贫穷与疾病的折磨。即所谓的“杀一救百”。拉氏急于想要
(1)实验一下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人，敢不敢“俯下身子拾起权利”，他自己能不能像拿破仑一样成为“人类的恩主”，还是和大部分人一样只是没用的“虱子”。所以，他最终拿起了斧子，砍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拉氏相信杀老太婆是为社会除害，可他没有料到为了灭口，他不得不杀死无辜的丽莎维塔，更加可怕的是，良心的谴责开始不停的折磨着他，而他又无法放弃自己的理论。拉氏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拉氏所犯的“罪”，不是他本性的罪或他的杀人罪，而是他思想的罪，(3)因为基督教的道德观中最重视的是动机的问题。基督教不是以杀人的行为来定罪，而是从恨来定罪，拉氏的罪在于他所坚持的理论，在于他的傲慢自大，把人当不人。(3)他的理论导致其道德观发生了扭曲。他被自己的理论所束缚与纠缠着，无法摆托，与此同时又不停地受到良心的遣责，这种痛苦的折磨近乎让他发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杀死了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1)就这样，拉氏成了自己理论的奴隶。陀氏显然不同意拉氏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正是利已主义的终报体现，与基督教教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要安排拉氏去受难，去接受最严酷的惩罚——精神的惩罚。拉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各种折磨就是他受难的过程，他的内心被憎恨，恐惧、焦躁、悔恨等情绪所占据，在此斯间，拉氏在精神上所受的煎熬被陀氏用文字准确地展示了出来。塑造这个人物，剖析他的内心世界，展示他病态的行为正是为这一目的而产生的。
与拉氏正相反，索尼娅是基督教道德观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完美诠释者，面对着各种苦难与不幸，她选择了默默忍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维持家人的生计。她也正是凭着对上帝的信仰才一直坚持着活下去“没有上帝我怎么活呢？„„他做一切。”(1)索尼娅用基督般的爱去对待别人。当她发现拉氏是个无神论者，并听到他亲口表达了对上帝的怀疑后，仍然为她朗读福音书；当她得知拉氏是个杀人犯后，仍然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现在全世界没有，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了！”(1)并让他去受难，用痛苦赎罪。这正是基督教导人们要爱人的体现。(3)而拉氏最终获得新生也正是由于他彻底抛弃了自己的理论而选择了索尼娅的信仰，“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该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1)即信仰上帝。因此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拉氏最终是通过宗教完成了自我道德的完善。
《罪与罚》的伟大之处在于陀氏对人性的挖掘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性格的塑造，剖析其灵魂的最深处，展现了一幅惨烈而又震撼人心的心灵画卷。在对待造成拉氏悲剧命运的原因这一问题上，陀氏将其归结为拉氏背叛了上帝而坚持自己的不人道的理论所致。因此，当拉氏放弃自己的理论、重新皈依上帝之时，他才获得了“新生”。这实际上意味着拉氏的道德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也正是陀氏想要表达的，通过自我道德的完善来改变人类所受痛苦的具体反映，这是一种妥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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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红与黑》中于连与《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形象的对比解析
《红与黑》中于连与《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形象的对比
摘要：拉斯蒂涅和于连同样作为个人奋斗者形象，由于在奋斗过程中人生目标、思想性格、使用手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争运和结局．文章就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和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拉斯蒂涅进行比较，简明阐述了这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的抉择。
关键词：拉斯蒂涅 于连 比较 形象塑造
拉斯蒂涅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所塑造的形象，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塑造的形象。这两个形象的共同点是：有才华、有热情、有抱负，童年时代的教育及所受的影响使他们想凭自己的才能出人头地。然拿破仑时代的结束宣告了他们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复辟王朝加深了他们的痛苦，出路问题苦恼着整整一代中下层青年。面对现实，他们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代表了法国中下层绝大多数有抱负青年的思想动向。他们的不同点是：同样作为个人奋斗者，由于在奋斗过程中人生目标、思想性格、使用手段不同、投靠的社会力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
首先，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
拉斯蒂涅和于连生长于同一时期，出身都贫寒，生活环境滋生了两位青年向上爬的野心，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然而，面对相同的处境，拉斯蒂涅的个人奋斗动因侧重于对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向往，对其虚荣心的满足。于连的个人奋斗动因则侧重于实现儿时的英雄梦，渴望靠才能、勇敢，创业绩，获地位。不同的思想动因，使二者在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做出不懈的努力。于连完全崇拜绝世英雄拿破仑，想从《忏悔录》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认识世界，但在复辟王朝的时期，那个“穿红色军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自然就导致他童年的梦幻和理想的破灭，这也成了他成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绊脚石。而拉斯蒂涅想通过自己努力学习，把学科作为适合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这些虽然没有行通，但他通过读书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想法，是符合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也可以说是他成功道路上的一个闪光点。于连不是野心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者的典型。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的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他的平民的叛逆性格最终酿成了他毁灭的悲剧。而拉斯蒂涅的形象是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典型，他在巴黎三年的生活史，是他一步步走向堕落、失去纯朴、毁灭灵魂的历史。他没有成为占有巴黎、占有世界的“英雄”，而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帮凶。第二，性格不同。
拉斯蒂涅的痛苦在于现实的生活状况与队物欲的渴望之间的巨大距离；而于连的思想矛盾更具复杂性：那是一种典型环境造就的典型性格，是下层人民反复辟情绪与贵族专横腐化现实的尖锐冲突的折射。拉斯蒂涅显得精明、圆滑、狡诈，他善于向生活学习，在与人的接触中变得具有远见卓识。在巴黎，他受到了“人生三课”的教育，使他的性格逐渐形成。于连是一个孤傲者，他企图以虚伪、卑鄙的方式去实现平民的自尊意识，摆脱平民阶级低微屈辱的现状，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悲剧。于连是一个精力充沛、才华出众的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复辟时代，在上流社会的压抑下毁灭了。于连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阶级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当人物所处环境和自身追求的人生目标产生不协调时，人物的性格及其思想矛盾便突出地表现出来。于连和拉斯蒂涅涉世未深时都曾是心地纯洁、聪明伶俐、感情细腻的青年，但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故事情节的推进，拉斯蒂涅的思想性格开始发生转变。一到巴黎，他在经受了人生三课的教育后，虽然有过一番内心痛苦的搏斗，有过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同情之心和无情之心的斗争，但他那本来就狐疑不决的南方人的性格很快就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恶水所冲垮，变得虚伪、狡诈、利己、冷酷。而于连则变得自尊、自傲、反抗、虚伪，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跟周围环境产生了矛盾。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时期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所腐蚀的贵族子弟的典型。
第三，个人奋斗使用的手段不同。拉斯蒂涅和于连都生有一副漂亮的外表，颇得上流社会人的欢心，常受上流社会女子的青睐。因此他们也就“幻梦 般地尽情享受“文明世界中 种种乐趣 但由于二者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因此，二人在个人奋斗中所使用的手段也迥然有别。于连向上爬的手段中包含有反抗的因素，虽然为了向上爬但真诚与虚假，自尊与虚荣共同铸成了他的性格。拉斯蒂涅在往上爬的过程中，则没有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拉斯蒂涅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与女人打交道的目的，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析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窥测“猎物”，引诱女性，不断更换目标，达到利用女性爬上高位的目的。而于连，尽管他一生中也有过象拉斯蒂涅试图通过女性向上爬的想法与行动，但在追求女人的动机上有着很大区别。因为于连认为：自己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并且不愿做出低三下四的事来糟蹋自己，如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他什么都不剩了。于连是靠着自己广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干一步步进入上流社会的。他进入贵族社会，凭借他的野心与才能一步步向上爬，为了成功，他也曾作过一些不齿的事情，然而，通过与拉斯蒂涅的比较，我们发现于连并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贵族社会，他内心深处有着深刻的贫民意识及高贵的人格，它鄙视贵族，鄙视虚伪，他执著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它高傲敏感，多疑自尊。
最后，投靠的社会力量不同，命运结局不同。
于连生活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拉斯蒂涅生活在复辟王朝后期到七月王朝时期之间。与拉斯蒂涅选择的资产阶级道路相对立，于连他所选择的是投靠封建贵族阶级的道路，他根本就没意识到封建贵族阶级经济被削弱，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而封建贵族阶级的门第又历来密关紧锁，选择的错误注定了他最终失败的结局。
综上所述，拉斯蒂涅和于连是两个既相同又不同的个人奋斗者形象。他们代表了法国复辟时期绝大多数青年奋斗者的形象，成为永远的文学画廊中为个人拼搏的强有力的典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他就在野心和良心的冲突中坚定地“埋葬掉年轻人最后一滴眼泪”，顺着野心家的路迅跑，因而他的命运之帆始终是顺风吹送。而《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就不然了。于连既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往上爬，就必然要依附权贵，甚至也以征服贵夫人为主要手段；但于连又时而自发时而自觉地要求保持他平民阶级的骨气和良心，这就必然地常常和教会、贵族以及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他们就要遏制于连的攀升，最终还是他们把于连送上了断头台。于连和拉斯蒂涅两个年轻人，经过社会的磨砺，经过内心的挣扎，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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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的人生追求不同。
拉斯蒂涅的个人奋斗动机更多在于对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向往，对物欲与虚荣心的满足。于连的个人奋斗动机则侧重于实现自身的价值，渴望靠才能创造一番伟业。拉斯蒂涅出身于外省破落小贵族。生活的贫穷与家庭的义务，使他“对于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增加了十倍”。于是，他来到灯红酒绿的巴黎，实现爬到社会的顶层的梦想。起初，他是想通过勤奋地读书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上爬，然而身边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使他清楚地看到金钱血淋淋的效力：子爵夫人的情人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而抛弃了她，米旭诺为了3000法郎的赏钱去揭穿伏脱冷的真面目„„这一切都使拉斯蒂涅看清社会的本相：财产就是一切。从此，他开始了追逐金钱的旅程。他不断地盘算从哪去弄钱，怎样去挣钱，“奢侈的欲望象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最终，对金钱、权势的崇拜成了拉斯蒂涅追求的人生目标。于连是维里埃尔市里一个已经发迹的锯木厂主的儿子。低下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环境的歧视与压抑给了于连奋斗的决心。不能否认，对舒适奢侈生活与高贵社会地位的向往也是于连奋斗的动力。但是,他有更高的人生目的，那就是他的“价值”与“荣誉”。于连想干一番拿破仑式的大事业。于连曾满腔热情地说:“拿破仑啊，在你的年代里，是怎样的善良，人们从战争的危险里才能取得富贵，而不是从贫贱人的痛苦里卑鄙地从事掠夺。”因此，我们说于连与拉斯蒂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清醒地盯准金钱、地位；后者有火一样的热情和勃勃的事业雄心，有更高的生活理想与人生价值。
其次，两个的人的性格不同。
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时期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所腐蚀的贵族子弟的典型。起初，拉斯蒂涅心地善良，也有着是非善恶之心。同时，对金钱与地位的渴望又时时召唤着他。这就使得拉斯蒂涅的思想性格、行为举止常出现矛盾的地方。为了一套漂亮的衣服，拉斯蒂涅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虽说他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但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所，他又得意非凡。面对伏脱冷提出的谋害维多利哥哥的建议，拉斯蒂涅一方面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同时又没有停止和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高老头的死以及两对女儿的无情无义让他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本质。让他把为人的最后一点良心与正义埋葬了。
但于连不同。于连的心理矛盾及扭曲是由两个阶级的对立引起的。于连在客观上，出身低贱,倍受虐待与歧视，而主观上他又卓而不凡，有着宏伟的理想，他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这种内在的追求在他身上外化成为一种强烈的自尊。“我跟谁一起吃饭?”他还常说“我虽然卑微但不卑贱。”总之,他处处要求平等。社会阶级的歧视加上自尊自傲的性格引发了他对贵族社会的强烈仇恨和对抗。在市长家,他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他不仅时常鄙视贵族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他曾为宴请宾客的钱是从孤儿口粮克扣来的而良心受责,也曾为瓦尔诺禁止被收容者哼小曲而伤心落泪。但是，与连的内心是矛盾复杂的，他虽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要实现报复又不得不依赖于他们。他不惜与侯爵同流合污,参与反革命黑会,传递情报,为之奔走效命。“我当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旨意而行动。”一方面，他完全不信神,但同时却又孜孜不倦地研究神学。一方面他声称“使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可死掉。”，但同时，又如鹰犬般讨好侯爵。反抗与妥协就使他思想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这也给他带来深深地痛苦。可以看出，拉斯蒂涅的痛苦在于现实的生活状况与队物欲的渴望之间的巨大距离；而于连的思想矛盾更具复杂性：那是一种典型环境造就的典型性格，是下层人民反复辟情绪与贵族专横腐化现实的尖锐冲突的折射。
第三,奋斗的手段不同。
拉斯蒂涅和于连都生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常受上流社会女子的青睐。但二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他们在个人奋斗中所使用的手段也迥然有别。拉斯蒂涅在不断向上爬的过程中懂得凭自己的热情和才气,加之风流倜傥的仪表,去征服几个可以做他后台的妇女,就可以投身于上流社会了。于是,野心勃勃的青年首先靠姑母的力量,受到了贵族亲戚鲍赛昂夫人的优待，又先后结交了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纽沁根太太„„在与这些贵妇人交往过程中,尽管他一再地使用“倾心、着迷、心醉”等字眼,却很难说他对她们产生了真的“爱情”,然而勿庸置疑的一点是:他把她们当成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拉斯蒂涅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与女人打交道的目的,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析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窥测“猎物”，对于女性，他更多地使用引诱，是利用。不断更换目标,达到利用女性爬上高位的目的。
伏脱冷曾说,“年轻人”的成功之路既不靠美德,也不是靠才能,恰恰相反,是靠丧失美德和浪费天才。拉斯蒂涅放弃了通过努力学习的方式，利用倾心于他的女子一步步地“爬”上去。而于连在追求女人的动机上与拉斯蒂涅有着很大区别。因为于连认为:自己从小就有远大抱负,并且不愿做出低三下四的事来糟蹋自己，如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他什么都不剩了。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描写了于连三次与贵族女子的爱情生活。除装腔作势的元帅夫人是于连的可笑工具外,于连追求市长夫人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减轻她对自己会有的蔑视或为了嘲笑堂堂的市长大人,而追求侯爵小姐的目的是为了挫败贵族青年,获得和他们平等的地位。他的这两次爱情更多的是出自心理征服的满足,而非想借助她们青云直上。他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才能得到当地神甫的信任；因为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才被聘请为市长家的家庭教师；因为能对皮拉尔神父的测试对答如流,使神父对他渊博的知识吃惊不已；因为办事沉稳,工作出色,很得侯爵的赏识和重用„„。
于连的一生应该说是具有悲壮美的一生，仅管在客观事实上，他进入贵族社会，凭借他的野心与才能一步步向上爬，为了成功，他也曾作过一些不齿的事情，然而，通过与拉斯蒂涅的比较，我们发现于连并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贵族社会，他内心深处有着深刻的贫民意识及高贵的人格，它鄙视贵族，鄙视虚伪，他执著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它高傲敏感，多疑自尊。于连的一生与其说是堕落的一生，不如说是悲哀的一生，令人垂泪的一生。
参考资料：王子闻老师--从拉斯蒂涅与于连的比较看于连是否堕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心广场附近的“埃杜弗”街口，有一座引人注目的 “撒尿小童”(Manneken Pis)铜雕像[1]。这个小孩蓬松的头发，翘翘的鼻子，光着身子，笑眯眯地站在一个约2米高的大理石雕花台座上，旁若无人地在撒尿。他的“尿”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息地浇注在下面的水池里，他那天真活泼的姿态，栩栩如生的神采，十分逼真，惹人喜爱！这就是被比利时人民称誉为“布鲁塞尔第一市民”的小于廉(Juliaant)。据传说，14世纪时外国侵略军准备炸毁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小于廉急中生智，用一泡尿浇灭了正在燃烧的导火线，从而挽救了布鲁塞尔古城，使全城百姓幸免于难。比利时人民将小于廉引为自豪，盛赞他那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另一个传说中他是布莱邦特(Brabant)公爵高德福莱德二世(Godfried II)。1142年，这个两岁领主的部队与格利姆伯根(Grimbergen)领主博施奥茨(Berthouts)的部队作战。他的部队把这个婴儿领主放在篮子里吊在一棵树上以激励己方战士。在这个篮子中，小领主向着敌人撒尿。战斗以敌军的失败告终。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人物于连
于连(Julien)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巨大野心而孤身一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辛苦地奋斗着，其间不乏种种不光彩的手段。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和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于连出生于小城维埃尔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是一个自私的木材厂老板，两个哥哥都是粗俗之辈。瘦小清秀的于连崇拜拿破仑，但是他看到拿破仑的时代已经终结，为了尽快飞黄腾达他只得从事神职工作。凭着超常的记忆力，他被市长雷纳尔选作家庭教师，但他却与雷纳尔夫人产生了感情。后来为免事情败露，他不得不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受人推荐，他来到德拉穆尔府任秘书，得到了拉穆尔小姐的爱情。正当他以为自己将要获得成功时，雷纳尔太太的来信告发了他。愤怒的于连疯狂地在教堂打伤了雷纳尔太太，也因此被判死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于连的命运是其性格的悲剧
在小说《红与黑》第四节“父与子”中有一段对于连的肖像描写：
他的两颊红红的，低头看着地。小伙子有十八九岁，外表相当文弱。五官不算端正，却很清秀；鼻子挺尖，两只眼睛又大又黑，沉静的时候，显得好学深思，热情似火，此刻却是一副怨愤幽深的表情。
这段描写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暗示了于连性格的悲剧，首先，这个年轻人长得十分清秀，这对他以后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于连相貌清秀，身体瘦弱，但出生在木匠家庭，他身体不够强壮不能出色的干活，所以得不到父亲的喜爱反而得到的是父亲粗暴的拳脚；他拥有美貌，这成为跻身贵族及上流社会并于两位贵族女性发生恋情的资本，但同时也是铸就他命运悲剧的一个潜在因素。另外，他喜欢深思，探寻问题。他最爱读的书有两本：卢梭的《忏悔录》，从这本书里他领悟到人应该是有尊严的，但出生的低微又使他往往得不到尊严，他因之而痛苦着。另一本是拿破仑的《圣埃伦岛回忆录》，这本书是于连狂热崇拜拿破仑，觉得拿破仑给自己开辟了一条路，：出生低微的年轻人也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打拼出一番事业。可惜于连出生时，拿破仑的时代已经过去，于连不得不放弃穿上拿破仑军队红军装的理想，而改穿上教士的黑道袍，“红”与“黑”象征着当时年轻人的两条路。这段描写还写他在一转瞬间目光里常常显出一种仇恨的表情。于连是生不逢时的，内心有着仇恨，但在波旁王朝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他必须掩盖住自己的仇恨，在表面上表现出
很虔诚的笃信基督的样子，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背诵拉丁文的《圣经》。这也是小说名字的另一种解释，“红”是于连性格中善良真诚的一面，“黑”是于连性格中伪善愤恨的那一部分，“红”与“黑”的交战，住在他的思想与行动，“红”与“黑”的抗争，注定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于连既柔弱又残暴
小说中索黑尔父子相互敌视的紧张关系令人莫名其妙，比如书中开始便写到老索黑尔和于连的冲突，由于老索黑尔叫了于连两三声没有得到回答，他就扑上去给了于连一拳一巴掌，直打得于连晕头转向、鲜血直流。即使到后来于连被判死刑关在监狱里，老索黑尔不但不悲伤，而且还要向于连收取“预付给他的膳食费和教育费”。从这些可以看出，索黑尔父子之间的人伦之情已丧失殆尽。按照荣格的“阿尼玛”理论，人类的心灵是双重的，不过一行的心理特征通常在人们身上不易被察觉到，它处在潜意识状态，只表露在梦中或投射到周围的某个人身上，（通常是男性身上的女性特征投射到女性身上，女性身上的男性心理特征投射到男人身上）但是从小就生长在只有男人的粗暴而没有女人的温柔的环境里的于连，他身上羞怯、腼腆、柔弱等特点，并随着条件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变，一旦遇到合适的理想中的女性，就会把内心中的女心里形象投射出来，从而在他身上的男性心里会迅速升居主要地位，因而那种勇敢、冷酷、残暴等充满征服欲和占有欲的男性心理特征就会突现出来。因此，极端的温柔和极端的残酷的两极性格，就会统一在于连一人身上。俄狄浦斯情结
其实，荣格的这一观点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就是我们熟知的“俄狄浦斯情结”。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投射是以其母亲的形象为原型的。而德·瑞那夫人也始终在感觉上把于连当成她的孩子。尽管二者在事实上并非有血缘关系，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俄狄浦斯情结”，从而导致“乱伦”的恐惧。尤其是当德·瑞那夫人的孩子突然病倒时，两人顿感乱伦必遭惩罚的恐惧。为了避免导致“娶母”的结局，于连只得处处逃避，向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一样，为了逃避神示的应验而逃亡异乡。正当于连和玛蒂尔德的恋情将要达到“高潮”时，德·瑞那夫人便出面干预了。虽然她对于连母子式的恋情难以实现，但嫉妒之心决不允许她把于连推到别的女人的怀抱里，于是她便采取了最为卑鄙的手段，写信告发了于连，使于连功败垂成。于连感到异常恼怒，表面上看是德·瑞那夫人的出现破坏了他即将到手的锦秀前程，实际上于连前程的断送意味着他将重新回到德·瑞那夫人身边。当于连认识到“娶母”的结局将无可挽回时，他只得采取枪杀德·瑞那夫人的办法。对德·瑞那夫人刺杀的不成功宣告了于连逃避的失败，也宣告了他对玛蒂尔德小姐的最终抛弃。但于连实际上又怕德·瑞那夫人真的死掉。他处在既爱又怕的矛盾交织中。当他得知德·瑞那夫人没有死时，他先是惊喜于他所爱的人并没有死，随之担心的娶母结局将最终难免，于是，于连考虑到既然不能把德·瑞那夫人杀死，那就只好把自己杀死。所以当法庭判他死刑时，他拒绝任何可能生存的要求，甚至承认法庭的判决是“公正的”。于连的最后逃避
我不抱有任何幻想，死亡在等待着我，它是公正的。我竟然会企图杀害最值得我尊敬和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样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酷的，而且是有预谋的。
在结束以前，于连又回过头来谈他的预谋，谈他的悔恨，谈他在那些比较幸福的日子里对德·瑞那夫人怀有的尊敬和儿子般的无限爱。这是于连对德·瑞那夫人恋情的真正告白。于连所认为的判决的公正性，已不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并且于连只能选择死，这是他对乱伦的最后逃避。于连既是作者本人又是他的理想
仔细比较司汤达的生平与于连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司汤达不幸的童年、军旅生涯、政治生活，都和于连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实际上就是司汤达本人，通过于连这一形象，不但表达了作者童年被压抑的欲望，而且还体现了他一生屡受政治挫折的坎坷经历；通过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优美爱情抒发了他的恋母情结；通过于连壮烈的死，完成了他对死亡的好奇和体验。至于于连最后在法庭上精彩的演讲，则更是作者一生中遭受政治迫害的直接表现，于连的全部人生阅历不过是读了卢梭和拿破仑的两本书而已，于连对社会的认识是幼稚和肤浅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肤浅的），这样富有政治见解的精彩讲演与其说演讲者是于连，不如说是司汤达本人。可以说，整部作品就是作者全部内心世界升华的结果。于连性格中的来复线
小说中，德·瑞那市长要聘请于连去他家里做家庭教师，于连的父亲老索黑尔在薪水、吃、穿、住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市长讨价还价，老索黑尔关心的只有一样东西――金钱，而于连关心的是他和谁一起吃饭，是和主人还是仆人。也就是说如果和主人一起吃饭，他就可以去。他的这种自尊心背后掩盖着相当严重的自卑。由于自己出身比较低微，所以他的这种自卑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在他生活中看到这样一个来复线，就是瞬间的自卑马上激起自尊的反抗，这种反抗如果得到了某种胜利的满足，这个来复线周期就完毕了。但接着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感到瞬间的的自卑，他又会激起一个自尊的反抗，然后再获得一种胜利的满足：瞬间的自卑――自尊的反抗――胜利的满足――瞬间的自卑„„ 爱情降临时
比如有一天在花园喝茶的时候，傍晚天色有点黑了，于连不小心碰了一下德·瑞那夫人的手，夫人立刻把手抽回去。对于一个贵妇人，这是修养使然。但于连马上产生一个念头：德·瑞那夫人瞧不起我，我的手一碰到她，她一下子就抽回去了。这样一种自卑的意识变成自尊的反抗，他想：“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她的手。”经过很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抓住了。由此开始两人的爱情。当天晚上德·瑞那夫人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甜美的爱情降临了。而于连只是感到一种胜利，感到一种胜利的满足，因为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所以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和德·瑞那夫人完全不同。疑虑和矛盾中的于连
无疑，《红与黑》是一部充满着魅力的作品。西方关于研究司汤达的作品数量足以与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等量齐观。的确，作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红与黑》中对于１９世纪上半期法国风起云涌的各方斗争和矛盾都展现得颇为深远，贵族、大小资产阶级、教会人士一个个的粉墨登场，潜伏在表象下的实力的交战刻画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朽和虚伪。而在我看来，《红与黑》之所以如此经久不衰，都绝不仅仅在于该作品所体现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记得蓝棣之老师曾经说过，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大大不同于记录社会的高级文件，文学的意义也绝不仅在于记录，我想，是《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充满着无限矛盾与反差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更足以让每位读者看得目瞪口呆却又如痴如醉，足以让每一位研究者分析成千次上万次。于连的性格
我们随便从中挑一段来读，便很容易看出于连的极端细腻和敏感。在市长家做家庭教师时，于连已经通过出色地背诵拉丁文《圣约》赢得了德·瑞纳一家上下刮目相看，更凭着他清秀的长相、少年的自尊打动了德·瑞纳夫人的芳心。而于连却出于一种奇怪的自尊和一定要证明点什么的心理，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
就是这样，这个怪异的于连牢牢抓住了读者们的心。于连的敏感和细腻、倔强是天生的，他还拥有着超群的记忆力，而他的高傲和自尊、崇拜权势则是后天环境的赋予。于连确实是十分自我的，在他的心目中，尊严被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可以放弃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钱财，因为他需要的是别人的尊重。但他对于“自尊”的理想和追求又最终把他引向了歧途。于连的观念
于连虽然有着民主的思想和英雄主义的热情，但当他得到了拉莫尔公爵的赏识时，他却逐步地向贵族势力妥协了，这时的于连仿佛只知道为拉莫尔公爵的一场政治阴谋走足报信。在他的个人奋斗历程中，他经历着一次次的反抗和妥协。他是机智聪明的，然而在很多方面，我们只能说他是天真而无知的，比起整个社会中精心钻营的人们来，他是无力的，也是无助的。
左拉在《论司汤达》中是这样写的：“他（司汤达）停留在一种抽象的意愿里，他要人这种生物不包括在自然里，而是靠在一边站着，然后宣告只有心灵是高贵的”。左拉觉得于连是“完全装配好的智慧和情感的机器”，“纯粹在思辩中产生的创造物”，他“专在推理上下功夫”，主张自然主义的左拉认为司汤达在创作中带有观念学者和逻辑学者的身份，于连似乎只是永远在心理活动，外界的事务，哪管它春夏与秋冬，能对于连产生震动的永远都只是他的想像中别人对他的轻蔑与尊重。这不也正说明了作者对于连心理上入木三分的刻画吗？ 于连的结局
最后我们来看看于连的结局，于连死了，他也只能这样选择。他的悲剧是一场典型的性格悲剧，无论他性格中近乎于女性的柔弱、腼腆与男性的暴戾、野心之间的瞬间转化，还他前半生颠沛辛苦的追求和生命最后一刻对于死亡的平静向往，都是他性格的极端和偏执造成的必然结果。生命原本是平衡的，当生命的一种状态达到巅峰乃至于近乎崩溃之，随之而来的必然不会是平和与安宁，而是另一个极端。
于连必然走向死亡，他的命运里包含着伟大的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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