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第一篇：试论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试论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作 者：王雪姣

指导老师：刘 辉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08级经济法学，410128）

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入世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宏观调控法 市场规制法 协调前言 2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引起国内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法等上层建筑的变化。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冲击，二者必须在立法目标、法律原则、调整手段和作用体系等方面进行协调。

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

在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当仁不让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举足轻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发挥功效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清洁的环境，包括“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市场行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形态，无论是“市场”的正常运行，还是“政府”的经济行为，亦或是“国家”的干预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和保障。如果说，市场的“剧本”是民（商）法，那么国家的“台词”就是经济法。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则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清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关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问题，不能仅从静态上把握，而要从动态上分两方面把握。

一方面，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去认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市场经济的良好发育时期，自由、平等是其灵魂，因而民（商）法便大显身手。但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的扭曲。垄断、限制竞争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形成，使民（商）法固有的原则与制度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客观上要求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而现实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的三大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统称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客观存在于1890——1914年间的美国社会的反垄断法就是市场规制法基本内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时期，不断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意识到，仅从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至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还应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去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排斥市场机制，以计划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受前苏联理论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企业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逐渐形成以民（商）法为基础，以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相结合的经济法为保障的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进行调整，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比之下，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其内容应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主，其目标应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二、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为保障，也就是要努力协调好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为市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为尽快完成与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国商品、服务和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竞争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在入世后都呈现国际化趋势。不仅如此，入世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立法根据和立法目标的变化，WTO法律规则、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统一将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经济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加入WTO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律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WTO的文件也将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一个法律框架，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WTO所带来的冲突的前提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也要相应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原则，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加入WTO后所要应对的变化，而WTO仅仅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规则，这就需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法来补充和完善，因而作为经济法体系主要支柱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② 就目前看来，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目标的协调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同属经济法范畴，因而其立法目标在大方向上是协调一致的，即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然而，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因而也有各自的立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才有协调的必要。

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如此一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立法目标，要在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的过程中相协调，尤其是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精神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①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缘由，这种体现仍显不足。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

（二）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

（二）法律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等等。而学者们列举的市场规制法的原则也有许多，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原则、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社会公益原则、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等。在上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各自的诸多原则中，几乎没有两项原则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法律调整原则上是无法协调的，因为它们毕竟同属于经济法范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法法律原则的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二者法律原则的协调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当共同遵循“社会公益原则”，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经济生活的行为要以社会公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一致，当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

（三）（三）调整手段的协调

加入WTO，我们就彻底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参与世界性的现代化大生产。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合作，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它们的协调就可以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

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金融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四）（四）作用与体系的协调

随着我国入世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等新问题不断涌现，民法、行政法解决不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关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经济法的各部门单行法来调整是难以胜任的。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交通、电信、劳动、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我国入世在即，而现行的经济法规范（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交叉与冲突，这就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体系的完善与协调显得更加迫切。在市场规制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亟待制定的是反垄断法，以保证我国入世之后对各类垄断进行规制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国内垄断还是国际垄断。当然，我们也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行为。

结束语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一致，有利于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同构成的经济法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还不充分，所以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体系上还不完备，在相互的协调上也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必将影响到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作用的发挥，进而将中国置于WTO市场的不利位置。

当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国工作组签订协议，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后，中国成功结束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中国入世成为定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需要，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和法律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完善并协调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以便使我们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参考文献

① 参见于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WTO与中国经济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薛克鹏：《加入WTO与我国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

① 参见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① 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例如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② 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

致 谢

本论文是在刘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感谢老师的孜孜不倦，才使得我完成学业！

第二篇：关于入世与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入世与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近些年来增长速度却呈现出阶段性的递减趋势。入世后，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将会怎样发展，本文对此作一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一、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分析

1．资源因素，主要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因素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1亩地是一个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保障，而我国的现状是耕地不断减少，人口却在锐增。据统计，解放前夕，我国原有耕地14.7亿亩，而现有耕地仅为14.4亿亩，并且至少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还不足1亩。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无疑是造成我国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但这一矛盾近期无法解决。目前全国已有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人，并且“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800多万人。这样，农业的发展只能依靠资金和技术的集约投放。但是，当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也非常突出，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国有银行收缩在农村的有关机构，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体系不健全、支农资金严重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和农村投入总量严重不足，有限的投入也大部分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项目，各行各业都从中受益，而对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有限。此外，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制约了流动到城市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和水平。

2．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以及市场体系的建设情况

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温饱问题的解决，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呈现出阶段性、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或增产与增收严重不同步的现象。为此，国家实行了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和资金封闭运行的三项政策，并且禁止私商插手收购粮食。尽管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扭转粮食经营部门亏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并没有起到稳定粮食生产和价格水平的作用。这是因为，国家能够垄断粮食供给，却无法垄断需求，很难做到保持粮食供求的平衡。相反，由于统一定价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情况，再加上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渠道不畅通，常常出现粮食供求之间的脱节，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直接影响了农民增收。

3．结构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自农产品告别短缺之后，我国农业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并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家庭经营的农户由于市场信息、种植品种和管理技术的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缓慢，结构单一，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到增收。二是农村三次产业构成中，二、三产业比重持续偏低，乡镇企业增长缓慢，致使非农收入难以提高。三是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对农民重视不够，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增大。现在一方面是农村潜在的广阔市场，另一面却是城市生产能力的过剩，大量工厂关停并转，工人下岗失业。本来我国65的农民生产农产品供给35％的城市居民消费，生产就容易出现结构性过剩，而现在这种城乡经济之间的非良性循环，更加重了农产品的滞销，致使农民的增收难以顺利实现。

4．政策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税收、金融信贷、农业支持、农民负担等方面内容

国家计委的统计显示，至1999年，六种粮食（小麦、玉米、稻米、大豆、棉花、油料）全国平均亩产值315.47元，而亩总成本235.47元，再加上税费计入成本，则亩产值与成本之比为1.00/1.01。这样，在产值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同时生产资料成本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减少甚至免除税费成本，就成为农民增收效果最明显、最直接的措施。为此，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开始了税费制度改革，并对农民减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基层党政机关和教育财政开支庞大，①.目前，我国乡镇政府对教育的开支一般在财政开支中都高于60，有的甚至高达80。

集体经济发展整体乏力，税费改革更需要配套改革，特别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确保贫困地区基本公共需要制度的建立。而目前我国能够用于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资金，尽管逐年有较大增大，但绝对数量却十分有限。200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额不过是61.65亿元，占全部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补助支出4665亿元的1.32。显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需要触及国家分配政策的整体改革，但这方面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上可见，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受到国民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过去行之有效的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现已明显失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办法。

二、入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要在就业、收入压力越来越大、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的关键时期，农业必然从面对国内竞争转向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竞争的压力。同样，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给我国农民增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国内农产品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与挑战

从近期看，由于我国农产品的农衬自给率在60-70之间，我国劳动密集型畜产品、园艺产品、蔬果、水果、加工食品等

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潜力，②目前，我国畜牧业和林业产品大多数是有价格优势的，猪肉价格低57，牛肉价格低84，羊肉价格低54；油料糖果、水果也存在一定成本优势，例如水果中，苹果、鸭梨、柑橘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低4-7成。

所以，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只能先进入最具消费能力的大中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对我国广大农民收入因价格因素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就整体而言暂时不会太明显。但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比较低，我国则缺乏比较优势，③目前，我国小麦、大米、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20-70，并且粮食的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的递增。

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基本条件。此外，入世后，我国粮食进口配额将由2002年的1831万吨上升到2004的2216万吨，这大约相当于国内商品粮市场容量的12左右，如果再加上非配额的大豆等农产品的大量进口，无疑也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并可能引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恶化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矛盾，加重流通渠道的压力；二是引起国内市场一些农产品价格的继续下跌，引发市场波动；三是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2．市场准入方面遇到新的门槛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国家标准都比较低，并且直到2001年9月才出台无公害农产品的行业标准。但我国的标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并且对有毒有机物的指标和标准也没有考虑。比如农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量，我国只对62种做出规定，而日本规定了96种，美国则规定了115种。这样，入世后，尽管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门槛”一关税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但另一道“绿色门槛”一质量和卫生标准却慢慢升了起来。2001年，日本对山东葱农使用对大葱征收高额关税的手段来加以控制，结果使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难以转变成竞争优势和出口现实。而现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则出现了像茶叶、西兰花、鸡腿等不合格而被拒收的现象，甚至还曾出现只要和肉沾边的中国食品就不能进入欧洲的不正常情况，这无疑使产区的农民损失惨重，有的甚至是血本无归。

3．调整政府管理机制需要付出代价

我国现行的农业运行管理体制和农业科研体制，是在过去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建立起来的。生产、流通和国际贸易，分属于农业、内外贸和粮食等不同系统，机构设置重叠，互相掣肘，效能低下，对WTO规则一知半解，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更是无从谈起。而WTO要求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市场化的管理方式来规范其行为，增加其透明度。此外，由于我国各类服务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农民的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WTO规则内“绿箱政策”的实施，就容易出现落不到实处，基至是根本找不到施政载体的问题。④“绿箱政策”的内容一般以政府服务、粮食安全、农业环保等为主要内容，实施这些政策必须依靠位于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过渡性组织载体来进行。

所以，改革我国现有的农业管理体制就势在必行。但这一转变过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改革的成本也势必很大，这就必然要影响到农民的增收问题。

4．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困难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入世后，我国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进一步减少。据农业部有关单位测算，如果2002年粮、棉、油的配额全部成为实际进口量，就相当于减少1.1亿亩播种面积，将造成近1600万劳动力过剩，若再算上大豆进口，劳动力过剩将达到2000万。而过去曾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入世后为生存和发展，要加快从粗放经营型向集约经营型的调整和转变。这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急需谋求就业机会而又素质不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意味着离土不离乡挣钱不大容易了。此外，入世对我国大量低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也不可能起到强有力的拉动作用，城市吸纳农民工的行业大门和渠道也将逐年变窄。

5．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农民流动，特别是进城务工受到影响，更由于入世后新增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相对有利于城市就业，因此，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并且，在国内粮食供应压力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区域之间也可能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利用有利时机，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外向型、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农业，加快本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中西部传统农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余地不大，农民种植业收入仍占70，收入将进一步减少，失业将继续增加，并最终导致全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

三、目前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既然国内原有因素仍然是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所以，目前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充分利用入世的历史机遇，从解决国内原有因素入手，对政策目标和措施做出大力的调整和改革，以确保我国农民能够持续增收。

1．转变观念，加大中央政策支持和政策服务的力度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仅靠分散经营的农户自我积累、自我投入，无论从资金技术，还是从市场上讲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国家政策强有力的引导和扶持，因为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据统计，我国目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贫困地区扶持、自然灾害救济、生产资料补贴等支农资金加起来，每年不到300亿元，而WTO框架允许我国对农业生产每年补贴则为485亿元。因此，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思路，切实把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向“三农”适度倾斜，并且把支持的重点从支持农业生产转向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和乡镇企业，以及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上来：一是要加强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优其要增加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投入；二是增加对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农用水利设施、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能源、乡村道路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调整财政投入的使用方向，对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逐步做到将现在补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减下来，采取生产资料补贴、贴息等方式多方面解决、多渠道投入，应及早制定鼓励和优惠政策，诱导工商企业和社会分散资金大量进入农业领域。

2．必须重新调整城乡、区域收入分配政策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耕地为依据、以农产品为对象的传统农业税收政策。农业税征收范围局限于种植业，集中于产粮区，造成农村三大产业和地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合理。除此之外，国家与地方政府还通过剪刀差、集体提留摊派等方式，占有农民生产剩余，加重了农民的实际负担。

入世后，应根据现在不同地区农业实际生产水平与生活消费水平，重新调整人均耕地规模与农业税费的比例关系，适当减免农业税收与其他费用；应尽快建立适合各地情况的农村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应加快城镇化进程，彻底改革国家户籍、教育和就业制度，减轻农民脱离农业的后顾之优，帮助他们在附近的城镇里找到工作，有效地缓解农村的人地矛盾。此外，还需要标本兼治，结合税费改革，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党政人员，改革农村教育制度，切实减轻农民过多、过重的负担。

3．支持各地农业组织创新，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国际合作运动的经验表明，在市场形势严峻、外部环境对商品化农业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倾向于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规模化经营以较低成本、较快捷的方式整体进入市场，以取得规模效益。而我国目前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与国外大农场、大型农业公司及其完全成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相比，显然明显处于劣势。但加入WTO无疑也为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先进的专业化合作组织提供了有利时机。党的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因此，国家应及早研究和制定具体详尽的政策法规，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强引导、规范和扶持，使农民可以通过经济联合形成自己的组织，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便能够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现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三篇：美国商会：中国反腐败法让美企忧心合规问题

美国商会：中国反腐败法让美企忧心合规问题

北京时间2月26日，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会指出，自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反腐倡廉以来，美国企业对中国法律合规方面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为了完成一年一度的中国商业报告，该商会对400家在中国运作的美国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2013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丑闻和中国政府大力度的反腐行为，已促使这些企业中的40%计划增加法律合规费用。

四分之一的受调企业指出，他们已经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旗下商业行为或激励机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调查还发现，相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这些企业更担心的是中国反腐败、反价格操纵和反不当竞争等法律的执行给他们的业务所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Ken Jarrett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遵守中国法律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半数的受调企业认为，遵守一国法律远比遵守国际反腐败法更为重要，比如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2013年，在葛兰素史克腐败丑闻爆发前，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受调企业表示更加担心中国法律。

风险顾问公司Control Risks主管大中华区和北亚事务的肯特•克德尔指出，“今年制药行业的形势令在华业务运作变得非常敏感。但中国目前尚未出现类似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统一的反贿赂或反腐败法律。当下，在中国，执行反腐败法律的监管主体太多，这令海外企业非常迷惑。”

克德尔称，“三分之二的在华美企都在努力对抗欺诈和腐败。”不过，他补充说，这些企业现在担心的不是政府腐败，而是机构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高管进行的谋私交易等。

此外，超过半数的受调企业指出，他们最担心的给客户提供销售佣金的压力，以及雇员欺骗公司的风险。克德尔表示，他认为美国企业的腐败行为并没有比之前严重，只不过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致使这些企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腐败问题。

调查还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来的是一种向服务行业的结构性转变。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在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中，服务业在营收中所占的份额超过50%，比2012年增长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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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农药市场的问题现状及监管对策与建议

中国农药市场的问题现状及监管对策与建议

农药作为重要而又极其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农药市场监管力度，整顿农药市场秩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我仅对我国农药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总结，并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

一、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现状

1、经营单位规模小、摊点多、分布散，农药经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我国的农药经营单位分布到各市、县、乡（镇）村，有一部分经营单位的经营人员缺乏起码的农药基本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卖药不懂药”、“违法不知法”的情况常有发生，给农药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无证经营农药现象时有发生。未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和农药经营执照的多为个体经营业户，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农药执法认识不足、经营规模小、走街串巷、营业时间不确定是造成农药市场混乱、坑农害农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

3、农药标签问题。这是目前农药市场管理工作中问题最普遍、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农业部的《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对农药标签的规范已作了明确规定，但目前市场上的农药标签仍有5个方面的问题表现突出：一是擅自扩大使用作物或防治对象；二是无中文通用名或使用未经核准一个产品擅自使用多个商标；三是使用说明不标注意事项；四是只标注代理商名称、地址，而不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多属于严重的假冒、伪造或者转让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的行为）；五是随意标低用药量或用量不明确等。

4、农药质量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目前市场上仍有20%—30%左右的农药不合格，其中劣质农药又占8%左右；二是销售过期、失效农药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仍有少部分无农药登记证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以肥代药等。

5、国家禁用、限用农药问题。经粗略统计，在我国销售的农药杀虫剂约占农药销售总量的60%，在杀虫剂中有机磷类农药约占40%，在有机磷类农药中高毒、中等毒农药又约占40%。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高毒、中等毒甚至一些剧毒农药仍以一定的数量充斥市场。特别是国家禁止在蔬菜、果树上使用的高毒农药屡禁不止，给我国发展“无公害”生产带来了消极影响。

6、科学使用农药问题。目前有一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病、虫、草害发生规律不清楚，不知如何安全、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一些经销商为谋取暴利，花钱委托当地植保部门出病虫情报，不使用农药的通用名称，从而导致在病、虫、草害暴发时，大剂量、重复用药，不仅费工、费药和造成农田环境污染，而且增强了有害生物的抗药性，从而也使病虫害危害一年比一年加重。

二、我国农药市场管理存在6大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药市场管理存在6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执法或植保部门人员收受好处后施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与经营单位没施行政企分开,出些虚假的病虫情报以及严重的执法腐败现象！

如许多地方的农药经销商与当地的农业执法人员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不规范的产品，只要有利润，凭他们与当地执法人员的关系，只要交了好处费或保护费，再花钱委托当地植保部门不使用农药的通用名称，出个假病虫情报，特别推荐说某厂的某个产品有特效，也可以在市场上照常销售的火爆，以获得暴利！而受到他们指使，即使是规范的农药产品，没交保护费，谁敢卖执法部门也会经常去抽查；据我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对某县农药市场进行调研时发现，该县农药市场的农药产品不符合农业部《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国家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的应在40%以上！这个数据也许惊人，但就是这些产品在当地一些执法败类的庇护下长期的坑农害农，因为他们交了“保护费”，又能陪他们吃喝玩乐。而许多企业的合格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却遭屡次抽检，虽没查出什么问题，但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给自己找麻烦就不愿再销售这些规范的农药产品。

现在农药市场存在一个潜规则：就是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厂家要想在当地推广开，必须要借助于当地的经销商，交些保护费，否则，就难以销售！

三、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

针对地方执法人员收受好处后施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与经营单位没施行政企分开、严重的执法腐败现象！我们认为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农药执法人员的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和人员素质，建立并完善各项制度，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

在查处农药违法案件过程中，坚持亮证检查，准确立案，做到严把事实关，认定事实要准确，处罚要公正，严格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行使处罚权，真正做到公正廉洁执法，努力实现农药监督制度化，树立农业部门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

1、进一步加强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法律意识。在以后的执法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农药管理条理》、《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宣传。广泛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等舆论媒体多方面进行报道和专题讲解，此外还应采取走村串户、乡村集市印发、张贴、悬挂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向农药生产经营者、广大农民群众贯彻农药法律法规和有关农药知识，宣传到千家万户，有效地提高全民法制意识。

2、搞好对农药经营主体的业务培训，规范生产经营行。一是每年定期为农药生产、经营人员举办培训班，邀请正规的生产厂家，通过学习农药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使农药经营者合法经营，守法经营；二是要求各级农资经营主体要高度重视农药经营活动，将经营理念统一到中央的文件精神上来，统一到农药诚信经营服务上来，牢固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思想；三是自觉做到购进农药时从正规厂家及合法农药经营单位进货，并注意农药包装的规范、标签的齐全与正确，若发现登记内容（主要是农药证号、登记作物和防治对象等）可疑的产品应及时到区农业执法部门或登陆《中国农药信息网》查询。同时销售农药时不要只为经营农药而经营，要相应提供农药使用范围、防治对象、防治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配套服务，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四是实行源头管理，明确责任义务。要求区农资部门在加强农药连锁经营的同时，建立农药销售台账、安全防范措施等各项制度。全面配合区农业、工商等执法部门，推进清理整顿工作。

3、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行为。为了加大执法力度，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监管职能，形成以农委为主体，组织公安、工商、农委、纪检、供销及技术监督相配合的正规企业参与的监管体系，不定期开展农资市场执法交叉专业大检查，取缔无证无照农药经营单位，收缴非法经营的剧高毒农药，严厉查处和打击违法违规农药经营单位，通报屡教不改的农药经营单位，使农业执法的影响面和威慑力得到增强，逐步建立农药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真正规范农药经营市场秩序，对问题严重的区域要对负责该区域的农业执法人员进行严厉的查处。

4、联合农技、植保部门，引导农民科学用药。大力推广高效低毒的新农药与生物农药，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用药量和施药次数，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而进一步减少农药违法经营行为的发生。

（二）我国农药市场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1、提高农药经营准入条件，对农药经营者实行执业资格制度。农药属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对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药经营者多且自身素质不高，造成市场品种太多，价格高而乱。建议提高农药经营准入条件。而另一方面，农药使用者广大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信息闭塞，对品种知之甚少，农民购买农药主要靠零售商的推荐介绍，如果农药零售商没有文化、不懂专业知识，那么零售商向农民推荐品种就好比瞎子牵瞎子走路。因此，建议对农药经营人员作一定资格规定，或具有一定文化和专业知识，或经农业部门考试合格后凭其资格证及厂家的产品经营授权证书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2、对农药价格进行干预限制。为了降低农药价格，减轻广大农民的购买农药负担，政府应出台对农药价格的干预措施，将农药价格限定在某个额度内，违者将给予严历惩罚。

3、加强农药质量检测能力。政府应增加投入，加大对农药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健全县级农药质量检测体系，加强区域性农药质量检测中心建设，使之能适应农村农药市场的需要，能检测出假、劣、失效农药。

4、加大农药市场的管理力度。农药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法办事，对经营假劣、高毒高留、过期失效、夸大宣传等应重点打击。建立农药企业诚信经营评价体系，依据农药质量抽检结果、市场主体资格、群众投诉、公众评价等相关信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并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选一批诚信经营企业、诚信经营店铺，定期不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对违法企业实行定期通报并列入“黑名单”，对黑名单企业实行重点监控。

5、建立服务平台，为民排优解难。专门为农民搭建一个服务平台，公开服务电话和服务时间，专人负责，内容包括优良品种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政策及法律咨询、农药质量投诉等。

6、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指导。建议配备村级专职农技员，村民小组配备兼职农技员,以便随时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作者系民建中央委员会企委会生物工程组组员、民建安徽省委员会企业委员会副主任、合肥市青联九届委员会委员、合肥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肥西县首届青年创业之星、安徽麦兰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