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阶级的生存哲学：国家力量下的“生存为上”

第一篇：从属阶级的生存哲学：国家力量下的“生存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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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阶级的生存哲学：国家力量下的

“生存为上”

——基于对《八卦营村志》的分析

所谓“村志”，其实质意义上是“方志”的一种延伸，其记录的是“一地的自然与社会”。具体而言，村志是以资料性著述的方式来记录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现状。虽然村志其本身所记载的只是一个自然村历史范畴中的社会事实，但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从这些微观社会事实的联系中，我们能够透视出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国家-个人的互动机制的变迁模式。

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关于我国甘肃河西地区的一个自然村——八卦营村的志书《八卦营村志》入手，通过对两个不同历史时间段中的具体历史事实的比较分析，从而探得在国家力量影响下，市民社会与被动个体的作为从属阶级的应对机制，以及建立在应对机制上不断模塑形成的“生存哲学”的特质。在具体论述中，笔者同样会引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关于东南亚农民研究的分析框架，来进行深层次的阐述和理解。

一、两个史实：国家力量下的不同应对机制

八卦营村如今的行政区划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永固镇管辖的一个行政村，其中包括两个自然村：八卦营村和元兴村。笔者要声明的是，作为“自然村”的八卦营村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八卦营村的村名由来可谓是颇有历史渊源，这也与村庄本身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八卦营村处于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活动区域的交界处，这块地方在西汉之前为月氏族的领土（在如今八卦营村西还保留着月氏族的王城遗址），在西汉文帝年间，八卦营村所处的地域被匈奴占领，而在元狩年间（公元前121年左右），西汉大将霍去病西征匈奴时，曾在八卦营村附近的永固城外与匈奴单于之子右贤王有过一战。据《八卦营村志》记载，当时霍去病为了攻下永固城，在如今八卦营村所处的位置附近摆下了一个八卦阵式的军阵围攻匈奴军队，最终永固城也成功告破，八卦营村因霍去病所布下的“八卦阵”而得名。

正因为八卦营村处于与少数民族接壤的军事扼要位置，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机构都出于稳固国防的目的，大量征调中原农民和军队士卒前往八卦营村进行“屯田”，这便是八卦营村的显著特征。按照村志中的说法，从西汉武帝年间起政府就启动了在河西地区大规模的屯田行动，具体实施过程通常为，政府在山西河南一带地区给予中原贫苦农民以一定经济补贴和耕作必需品，强制他们从中原迁徙到了八卦营村进行耕作。这一屯田制度在明朝年间达到了高峰，朝廷特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来总管河西地区的屯田事务，并对屯田农户实施“永不起科”的奖励免税政策。通过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政府的“屯田”行为对于作为从属阶层的百姓来说带有很强的强制性，但在八卦营村与河西广泛地区的历史中并未有成规模的农民反抗行为的记载。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历史范畴中作为从属阶级的迁徙农民对于国家力量的强制干预似乎只是表现出一味的忍耐与消解。

我们再来看《八卦营村志》中的另一组历史事实。时光推移到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为政府机关与乡绅阶级强势联合，不断加重民间税收，致使八卦营村及河西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农民们纷纷前往当地的山丹县城进行请愿活动。据史料和村志记载，八卦营村相当部分的村民也参与了此次活动。而这次运动却遭到了政府的镇压而转向失败，农村社会学课程作业

活动发起者也被迫自缢。在这个语境中，国家力量没有得到从属阶级的忍耐，迫使从属阶级结成了组织化的反抗行动。

二、“生存为上”：从属阶级公开斗争行为的动机 纵观以上两组不同的历史事实，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同是处于国家力量压迫下的从属群体，为何在反抗行动的产生与否的问题上大相迥异呢？这里，笔者认为可以引入斯科特对于东南亚农民运动的分析框架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在其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在开篇就强调了东亚地区农民秉持的“生存第一”的原则，这一观点也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上海罢工》中基于对上海底层阶级分析所提出的底层“自我保全”的生活逻辑相一致。他指出，农民的基本处事原则往往关注的是“生存和现状的维持上，而不是被附加到现状的变革和改善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力量下，农民关注的更多是自我保全而不是发展与效率。这正好解释了八卦营村农民屯田迁徙这样一个情境：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迁徙前后生活条件无甚改变，国家力量并没有过分压榨个人基本利益，甚至在明朝年间有政府维护基本利益的体现，那么公开性的、规模化的抗争就会被认为是多余的。这其中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基本的生活要求能够得以满足，那么有意识的反抗行为会被认为的是多余的，即使为了争取更多权益进行公开斗争，其带来的风险系数也是相当高，农民通常要付出承受范围之外的代价。其中体现的即是“生存至上”逻辑，这一分析框架对于《八卦营村志》中提到的清末农民运动也有解释力。斯科特认为，“生存为上”的原则的关键假设是，以生存为目的的常规活动能够较好地运行。如果不能，则冒险行为就会变得有意义，而大量的农民革命性运动都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如果农民从属阶级的基本生存都被国家力量所压挤，那么“生存至上”的原则在这里也就失效了——因为不反抗与反抗所付出的成本是接近的，农民会倾向于铤而走险。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从属阶级是否最终产生公开性斗争行为的动机，其关键的分野便在于“生存至上”原则有没有被破坏，即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没有被过度侵害这一标准。

三、隐形的反抗和缓和“被剥夺感”：“生存为上”原则的补充 通过“生存至上”原则来单纯了解八卦营村农民作为应对机制的外在、公开的反抗行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行动的“内在性意义”更应当被重视，我们应该对于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理解”，考察行为的主观意义。所以笔者认为，“生存至上”的自我保全原则也需要延展到从属阶级的精神层面。

我们来考察以上两个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相关细节。首先，《八卦营村志》中记载了一个村中流传至今的关于农民屯田制度的民谣：“问我祖先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树。”根据记载，自明朝洪武年间起，政府在山西专设“移民司”，先把要迁往河西地区的农民集中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然后进行分批迁徙。而民谣中“山西洪洞大槐树”无疑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符号化体现，这作为一种共生的社会记忆，被不断流传保存至今。笔者认为，这一类带有社会记忆的民谣可以被认作是一种“诉苦”的符号。

其二，在民国建立之后，八卦营村同样处在军阀马步芳的高强度统治力之下。村志记载，马步芳的军队多次进驻村庄进行强取豪夺，使得百姓物质生活困窘不堪。而就在这里，《八卦营村志》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1936年底，共产党的红西路军曾路过村庄，尽管当时红军境遇困窘，但他们却得到了村民们暗中的资助——具体来看的话，这一种活动形式也算不上公开，但也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反抗性质。

通过这两点，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从属阶级在道德或精神层面、或是在不公开的场合中的对于支配阶级的“隐形的反抗”。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反抗形式相对于公开反抗来说，对于国家力量本身并没有特别大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缓和从属阶级的“被剥夺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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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日常反抗形式》中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关。斯科特分析东南亚社会的从属阶级与优势阶级的互动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斗争”这一概念，即从属阶级的支配地位只体现在物质世界之中，而在精神与道德领域，从属阶级同样可以通过编辑文本（如贬斥某人不再遵守共同守则）来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在主观上获得了某种“情感性平衡”的抚慰感。用这一框架来阐释屯田移民的“民谣”，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国家强权下的一种“诉苦式”的情感发泄机制，从而使得自身得到抚慰，缓和被剥夺感；对于民国时期的八卦营村村民也是如此，给共产党军队提供帮助，尽管未对统治阶级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这还是意味着主观上宣布与统治者的对抗，在获得了某种期待性的抚慰的同时，被剥夺感也得以消除。

而这种从属阶级相对剥夺的缓和机制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保全的功能。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属阶级通过理性权衡基本生活需求的成本与公开斗争的代价来决定是否进行公开反抗，这种精密计算体现了最大化自我保全的倾向；另一方面，从属阶级通过隐性的、不为统治者所察觉的反抗形式，获得了最大程度上的心理剥夺感上的缓和，也抑制了从属阶级冲动行为的出现，也达到了自我保全的倾向，这可以认为是对于前一种机制的补充。

四、讨论：从属阶级的生存哲学

通过以上的一系列联系既有理论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八卦营村志》记载中的农民从属阶级的以“自我保全最大化”和“生存为上”为原则的“生存哲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笔者所论述的生存哲学不免带有很强的被动消极性，在八卦营村的场域中，不论是公开的反抗还是私下的反抗，不论是现实社会中的反抗还是精神领域的反抗，都无法真正对于统治者产生影响从而对从属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根本性逆转”——在过分强调自我保全的同时，这种生存哲学也放弃了主动与统治阶级进行角力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东亚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刘建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