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第一篇：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另一个历史之谜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际主流媒体在广泛讨论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经验问题时，交替出现了两个概念，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秦宣：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这样的道路不可重复。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认识：目前的“中国模式”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道路在继续

记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目前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华盛顿共识”正在衰落，或者说正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

第二，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学者正在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

第三，“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也可以算作我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共识。

记者：在讨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许多人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依您分析，“北京共识”所指的中国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

秦宣：这也是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第一，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基础越来越扎实。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平均增长9.4%。1978年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98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超过了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表明中国现在已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包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人口多，需求或消费就多，就能形成大市场。有了大市场，就可以取得大量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更广泛深入分工协作的好处。

第三，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众多的人口必然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四，中国有廉价的产品供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有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全球，这无疑会给各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

第五，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机会与发展程度成反比，与发展速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发展程度较低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其投资机会就越多。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第六，中国有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小，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难度也较小。另外，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也有后进优势，即：很多技术不必自己研究开发，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技术上的差距给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七，中国有高储蓄优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显著业绩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储蓄率，它就像增长率一样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今后10年内，这种巨大的并且还会继续增长的储蓄能量势必转化为巨大的投资能量。

此外，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优势。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一帆风顺呢？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哪些挑战？还有哪些困难？

秦宣：分析中国的前途，可用八个字概括：机遇难得，问题多多。上面谈到的只是“机遇难得”。实际上，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我认为，我国目前和将来一个时期会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很脆弱。

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合理结果，但这种合理结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构成潜在的政治或社会动荡的原因。

四是腐败和失序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然而，它仍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是社会治安问题。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

六是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成也金融，败也金融。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封闭的，中国仍保持着外汇管制，外债和外国证券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外部因素不大可能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同时国内一些因素很可能会导致危机，如国有企业状况恶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恶化等，都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七是发展失衡问题。包括沿海与内陆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知识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发展落差。

八是“三农”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九是生态环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失衡，不仅关系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眼前的社会稳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

十是国际竞争压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会形成一种压力。

总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情况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错，怎能会没有风险？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在于我们对风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去应对和挑战风险。

记者：“北京共识”所说的中国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下去呢？ 秦宣：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向前进，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

二是毫不动摇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

三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传承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精神，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四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总之，“中国模式”还需要完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本世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只有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名家小传

秦宣，男，1963年生于湖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向新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公务员制度》、《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等20余部。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8日第3版

第二篇：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比较与对策分析

[摘 要]本文比较了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与政府规制办法,指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乡村旅游的标准管理、规模经营与经营者的“飞地化”导致乡村性的消失,主张乡村旅游应从主题、地格与氛围三方面塑造与维系乡村性,应该强化特色分类管理、合理规划、坚持“本地化”与改进土地政策以保持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家乐;民俗村;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5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2-5006(2005)03-0063-06 我国的乡村旅游主要有三种类型:农村依托型(以农村聚落、农民生活为依托);农田依托型(以农田、苗圃、茶园、花园、果园、林园等为依托);农园依托型(以“三高”农业园为依托)。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成功的地方多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郊区,成都的农家乐与北京的民俗村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代表。

一、乡村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一)乡村旅游的理论回顾

乡村旅游占所有旅游活动的10%～25%(欧洲参数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1998)。它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性(ｒｕｒａｌｉｔｙ)为依托的旅游活动。德诺伊(Ｄｅｒｎｏｉ,1991)指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有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农业活动)的、存在永久居民的非城市地域的旅游活动。他还鲜明地指出:永久性居民的存在是乡村旅游的必要条件。瑞切尔(Ｒｅｉｃｈｅｌ)、罗文格特(Ｌｏｗｅｎｇａｒｔ)和米尔曼(Ｍｉｌｍａｎ)就指出:乡村旅游就是位于农村区域的旅游。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强调乡村性(ｒｕｒａｌｉｔｙ)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保持乡村性的关键是:小规模经营、本地人所有、社区参与、文化与环境可持续(布罗曼Ｂｒｏｈｍａｎ,1996)。

乡村旅游是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或替代产业。在欧洲持续一个世纪以及美洲近80多年的乡村地区衰退使乡村旅游的作用日显重要。乡村旅游为农民提供了第二个收入来源,带来更多的就业,减少了人口的流失,带来了城市新观念。它给城市人体验乡村生活的机会,提升了他们对乡村问题的认识。它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尤其是手工艺,有利于基础设施改造(德诺伊Ｄｅｒｎｏｉ,1991)。乡村旅游者以有小孩的家庭、老年人、追求不同体验的城市人、教育水平中等偏上者为主体。本地人所有、本地人管理的小型家庭旅馆在乡村旅游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们更多使用本地劳动力与本地的建筑材料,从外面买进的食品也不多。由于国内旅游更多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与资源因此它比国际旅游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大(阿奇尔Ａｒｃｈｅｒ,1978)。肖普纳(Ｓｃｈｏｐｐｎｅｒ)研究了乡村旅游的经营规律,指出乡村Ｂ＆Ｂ每年至少要出租80～100夜,公寓每年出租100～120夜才能赢利(欧普曼Ｏｐｐｅｒｍａｎｎ,1996)。

朗格和兰恩(Ｌｏｎｇ＆Ｌａｎｅ,2000)指出乡村旅游进入了第二阶段,扩张、兼并、差异化与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是主要特点。夏普利(Ｓｈａｒｐｌｅｙ,2003)指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是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本地化(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开发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本地社区发展的需要,建设本地产品供应链,鼓励地方工艺品生产,保证收益最大程度地保留在本地,确保开发力度在环境与社会承载力之内。

(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扶持与规制

多数国家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来发展,把社会效益(比如扶贫、增加就业等)放在经济效益之上。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从原来的管制(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转变为现在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古德温Ｇｏｏｄｗｉｎ,1998)。前者是由地方政府强制管理,后者则是地区内外的相关机构合作引导。治理更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府干预以及之后的新自由市场(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ｆｒｅｅｍａｒｋｅｔ)方法逐步被“第三条道路”所替代,即把政府的再分配(ｓｔａｔｅ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与市场经济(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整合起来发展乡村旅游(夏普利Ｓｈａｒｐｌｅｙ,2003)。

许多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计划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如法国的“假期绿色居所计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ｔｅｓｄｅＶａｎｃａｎｃｅｓ)”与“欢迎到农场来(Ｂｉｅｎｖｅｎｕｅａｌａｆｅｒｍｅ)”,奥地利的“农场假期(ＦａｒｍＨｏｌｉｄａｙｉｎＡｕｓｔｒｉａ)”项目,意大利的Ｔｏｓｃａｎａ乡村节庆与Ｅｃｏｓｅｒｔ计划,波兰的“波兰绿肺”项目,以及泰国的Ｕｍｐｈａｎｇ社区旅游项目等。按照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干预程度,可分为:①高度干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政府参与规划、经营、管理与推销;②少量干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政府参与规划,提供制度保障与财政支持;③很少干预:英国、德国等,只对自然生态保护方面进行干预。政府在乡村旅游发生危机时总是起主导作用,英国口蹄疫(ＦＭＤ)危机时政府对受到沉重打击的乡村旅游提供了包括宣传、促销、减息减税、培训等支持。意大利要求乡村旅游是在农业基础上开发其旅游功能,规定旅游收入不得超过农业总收入的1 3,否则将提高税收比率。

非营利组织对乡村旅游有重要作用,1992年美国出台正式的关于乡村旅游与小商业发展的国家政策,并建立非盈利组织———国家乡村旅游基金(ＮＲＴＦ),从事项目规划、募集和发放资助、提供宣传。任务是鼓励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发展;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提高联邦旅游和休闲场所的知名度;实行游客分流;缓解现有旅游场所的压力。主要业绩有: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执行州旅游合作计划,推广国际旅游项目,开发全美森林服务项目。加拿大的乡村旅游形式有度假农庄和土著旅游,协会是主要管理者,他们分别于1977年成立乡村度假农庄协会(ＣＶＡ),1990年成立加拿大土著旅游协会(ＣＮＡＴＡ)。在我国台湾,协会在发展乡村旅游中起重大作用:大力发展网站;倡导分工合作,强调同一地区的联合;鼓励奇观(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氛围(ａｕｒａ)、风景(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和主题(ｔｈｅｍｅｓ)等“情境消费”产品的开发;制定《台湾休闲农业辅导办法》,保证产业有序发展(高贤伟等,2001)。

二、成都农家乐发展模式(一)演变历程

以“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为特色的成都农家乐直接从业人员3 6万人,间接从业人员18万人,农家乐年收入10亿元。成都的农家乐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87～1991):位于成都市郫县的友爱民俗旅游村是全国农家乐的发源地之一,依托其传统的盆景苗圃优势,发展民俗旅游。农家乐作为传统农业的结构调整的产物,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或替代产业而出现;发展阶段(1992～2002):省委领导题名农家乐,并确立“先发展后规范”的指导思想;规范阶段(2002～):对农家乐实行规范管理,升级上档,塑造形象、打造品牌。许多农家乐分别被评为“国家生态示范点”、“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国家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农民公园”。

(二)经营特色类型

成都农家乐的特色类型包括:①农家园林型:以郫县友爱乡农科村为代表。依托花卉、盆景、苗木、桩头生产基地,这是农家乐的发源地。②观光果园型:以龙泉驿的书房村为代表。以水蜜桃、枇杷、梨子为依托,发展以春观桃(梨)花、夏赏鲜果的花果观光旅游,使旅游收入已经大大超过果品收入。③景区旅舍型:以远郊区都江堰的青城后山等自然风景区为代表。在景区附近的低档次农家旅舍受到中低收入游客的欢迎。④花园客栈型:以新都县农场改建的泥巴沱风景区等为代表。把农业生产组织转变成为旅游企业,在农业用地上通过绿化美化,使之成为园林式建筑。此外还有养殖科普型、农事体验型、川西民居型等(刘娜、胡华,2001)。

(三)政府扶持与规制办法

政府扶持:政府对农家乐不收管理费,经营1～2年不收税费,对中低收入的农户免收各种证照费,土地承包30年不变,买地50年不变。还组织专业户到全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考察。龙泉驿区政府每年拿出近100万元举办“桃花节”,又策划宣传了“赏果节”。政府对经营户实行“三证”管理和实行统一收费标准,指导农民增设旅游项目并对其进行培训。

星级管理:成都实施了《成都市农家乐服务质量管理办法》,制定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及评定》,2004年首次公布了59家星级农家乐单位,其中四星级20家、三星级29家、二星级9家、一星级1家。这59家单位作为“十一”黄金周期间的重点农家乐旅游产品向市民和游客推出。

卫生环保整顿:成都市工商、卫生、旅游、环保四部门阶段性对农家乐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检查“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检查卫生设施、客房、娱乐场所等安全是否达标。龙泉驿区针对农家乐水污染较为严重的实际情况,区环保局提出了“两池一证”的整治目标,要求景区农家乐必须修建化粪池、隔油池等污水处理设施,禁止随意排放,同时经验收后取得《排污许可证》。推进规模、打造品牌:为了推进规模,塑造现象,实施整体打造、局部统一规划的策略,通过政府补助一点、业主出一点与有关部门免收一点的方法解决了农家乐房屋统一建筑风格、统一改造问题。

三、北京民俗村发展模式

2004年北京市已有11个区县50多个乡镇的331个村开展了乡村民俗旅游接待工作,从事乡村民俗旅游接待服务工作的农业人口约4万人。民俗旅游接待游客人数达893 9万人次,郊区乡村民俗旅游收入7 57亿元,见表1。它能“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挣钱”。如平谷黄松峪乡雕窝村发展民俗旅游之前,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现在全村90%以上的民俗接待户,年平均收入在1 5万元以上。民俗旅游发展使上访村转变为专业村。海淀、门头沟、顺义等地的樱桃游客采摘价格高出市场销售价格近5倍。

北京市民俗村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方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昌平十三陵首次出现了观光桃园之后,京郊民俗旅游经历了:①农家乐时期(1994年以前)。郊区农村观光、学生体验农村生活和农家乐等活动是当时北京郊区农村旅游的主要形式。②民俗旅游接待专业户时期(1995～2000年)。1995年北京世妇会之后,大量宾馆饭店和旅游区(点)在郊区崛起,郊区民俗旅游户、民俗旅游村,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体验传统生活习俗、采摘果品菜蔬、垂钓等丰富的民俗旅游活动为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者。③规模经营阶段(2001～)。黄金周长线旅游过热产生消极后果后,郊区民俗旅游作为一种理性旅游消费的最佳选择,也是新颖的休闲度假方式。“非典”后的“休闲潮”推动了民俗村的规模经营。

北京民俗村的发展模式有三种模式:以遥桥峪为代表的“自发型”、以雕窝为代表的“领头雁”、以曹家路为代表的“好书记”模式,见表2。经营方式有以十渡为代表的“合作社”形式以及以遥桥峪为代表的“个体户”形式(邹统钎,2004)。

民俗旅游产品特色

北京市民俗村形成了许多特色:①10个以地域文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果品文化、餐饮文化等为特色的民俗旅游村。②6种特色的民俗体验活动。即:延庆的“乡下有我一分田”,大兴的满族婚丧嫁娶习俗活动,怀柔的“京郊满族”风情园,房山西庄村的“巧姑靓嫂”基地,虹鳟鱼养殖“一条沟”,以琉璃庙沿线为主的鲟鱼养殖“一条川”。③10个不同季节的果品采摘品种。即:海淀区的白杏、昌平区的樱桃、平谷区的蟠桃、大兴区的西瓜、门头沟的京白梨、怀柔的板栗、顺义的枣、密云的核桃、延庆的苹果、房山的柿子。④12种特色民俗餐饮、纪念品。即:平谷区雕窝村的烤全羊、海子村的炖鱼头、熊儿寨的侗家菜、黄草洼村的野菠菜;延庆县柳沟村的“火盆锅”、小河屯村的妫川传统婚宴“八八席”、传统米酒;怀柔的虹鳟鱼烧烤;昌平区羊台子村的手工编织;延庆县珍珠泉村的鞋垫、岔道城村的印染、辛栅子村的烫花葫芦等(顾晓园,2004)。

政府的扶持与引导

制定行业标准:目前建立了区县、旅游主管部门、乡镇、民俗旅游村四级管理体系。市农委会同市旅游局出台了《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接待户评定标准》(试行)和《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村评定标准》(试行)。《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接待户评定标准》(试行)从2002年开始试行,并评定出全市首批4166个市级挂牌民俗旅游接待户。《北京市郊区民俗旅游村评定标准》(试行)从2003年开始试行,并评定出全市首批35个市级挂牌民俗旅游村。

改善基础设施:昌平区组织开展了以“户洁、街净、村美”为标准的村容村貌和环境治理整顿工作;以南口镇羊台子村等4个示范样板村为典型,带动全区民俗旅游村的整顿与规范达标工作的开展。平谷、昌平、房山、大兴区注重民俗旅游村道路和环境建设。对进入民俗村的道路进行了整治、绿化和美化,并加强民俗旅游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停车场,修建星级厕所,为道路安装路灯。

资金、培训与促销服务:2003年各区县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美化、服务设施改善等方面,投入资金约1 26亿元。昌平、延庆、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等区县政府每年还拨出100万元至上千万元作为民俗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各区县旅游局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对民俗旅游村(户)从业人员进行了以餐饮、礼仪、安全、外语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发放旅游刊物、光盘到各个民俗户家里。

四、两种模式的比较、问题与对策(一)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发展的问题

经过比较,北京和成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存在惊人的相似,市场的季节性与政府的乡村发展(尤其是扶贫)政策对乡村旅游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乡村旅游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①有景点依托;②亲情服务,“家”的感觉;③垄断客源分配的行政权力;④良好的区位:在距离市中心1～2个小时车程的地带乡村旅游的成功概率最高。

经营方式的灵活性:由于市场需求的季节分明,因此在经营上:①采用季节差价与人数差价。一般吃住一天消费为成都40～50元,北京70～80元,因季节价格上下浮动10%～20%。保持最低价,不打价格战是他们的“共同纲领”。②客源分流机制。互相推荐、共同致富是他们的“行业规矩”。农家乐之间相互介绍无法接待的游客,适当收取一定的介绍费。

经营者的两栖性:同样也是由于季节性的影响,农家乐经营一般都带有“副业”性质,农户除经营农家乐外,还有土地经营作为其生活的基本保证。农家乐一般是夫妻经营或父子(女)、母子(女)等直系亲属经营,家庭经营色彩浓厚。雇佣的服务员也多为亲戚,季节性经营的农家乐更是如此。每到“桃花会”期间,亲帮亲、邻帮邻的现象普遍。北京的民俗村经营主体以中青年农妇为中心。有典型的非专门化的“两栖型”特点,家庭旅馆并不是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如种植果树、外出做工等为农户提供了其他的收入。

政府先扶持后规制:政府往往把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与促进乡村发展的手段来发展,前期在资金、手续、税费、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培训方面普遍采取扶持政策。然后采取标准管理逐步规制。随着乡村旅游行业协会成立,行业自律行为也逐步产生作用。共同的问题: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大规模扩张,低水平发展”的状态,缺乏特色、商业化与环境污染是乡村旅游的主要问题。

(二)发展对策 总体发展战略:分工出特色,乡情筑家园

乡村旅游发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突出特色,塑造“家园”。成都农家乐的发展方向是:由大众化向特色化发展;由一般建筑风格向川西民居风格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化发展;由个体开发向联户成片发展;由单户经营向公司经营发展。要在“农”、“家”、“乐”上做文章,即经营风格要有农家特色,要给游客“家”的感觉,要提供可参与的特色娱乐活动;在硬件上,追求“外部民俗古朴、内部装修现代化”。北京民俗村的发展大战略是:实行以民俗村为中心的“分”、“家”战略。与成都的规模经营出特色的做法相反,北京强调“分”出特色。“分”即地区分工、产品分类、顾客分层、服务分级。分出特色、分出市场、分出规模。在产品上分出家庭旅馆(家院)、特色餐饮(家饭)、观光农园(家田)、观光果园(家园)、休闲渔场(家池)、民俗节庆(家庆)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家”即把民俗村建设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二个家(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ｍｅ)”。其特征是:硬件上,干净、卫生与舒适;服务上,重视人文关怀、亲情与乡情。强化分类特色管理,防止标准化、商业化与城市化对乡村性的侵蚀

随着乡村旅游经营的商业化、建筑的城市化与设施的标准化,乡村性中淳朴的民风与低廉的价格等受到严重挑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继续保持“乡村性”和“乡村意象(ＲｕｒａｌＩｍａｇｅ)”。乡村性的塑造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实现:①主题(Ｔｈｅｍｅ):以差异与特色确立主题;②地格(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ｌａｃｅｏｒＰｌａｃｅａｌｉｔｙ):体现地方的风俗民情与建筑风格;③氛围(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倡导地方居民的友好、热情、淳朴与真实的态度。让都市市民把民俗村与农家乐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政府可以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民俗村与农家乐变成真正的“市民家园”。

成都的农家乐星级标准与北京的民俗村标准都是一种标准化管理,容易导致产品与服务趋同。政府与协会应该推行特色分类管理:形成餐饮、采摘、歌舞、杂艺、农业、节庆等特殊类型的乡村旅游,建设一批特色精品民俗村。“家家达标准,村村有特色”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在村内应该推广标准化管理,推进土地、接待设施的适度集中与规模化,培养一批土生土长的专业化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乡村旅游定性定量规划,确定某一具体地域旅游特色,鼓励区域分工,反对模仿。坚持“本地化”、“两栖性”,防止“飞地化

”乡村旅游的最大特点是经营者“农游合一”的“两栖性”,体现了本地居民参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的原则,经营者的本地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乡村性。“飞地化”是对乡村性的最大威胁。所谓的“飞地化”,是指城里人占据了乡村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飞地”。四川德阳市罗江县蟠龙镇在报纸上打“招募‘非转农’壮士”广告,蟠龙镇计划出租一万亩土地、引进100户“庄园主”,准许他们在租的土地上修房子,开发农家乐。在成都出现一批职业高手专做农家乐,比如龙泉驿枇杷节,枇杷沟吸引了一群多年从事餐饮娱乐业、经验丰富的职业农家乐经营者,他们以月租4万租1座农家院。这些职业农家乐经营者租的不仅是农家院子的使用权,而且拥有后园的枇杷树在节日期间结出的所有枇杷。在北京雕窝村,“非典”之后出现了7家从城里来的人租用农村的土地建房开展食宿接待的情况。“外来户”的优势是:经济实力雄厚,能够在区电视台作广告;与区里、市里有比较广泛的人际关系;最了解城市旅游者的口味。乡村旅游经营者与劳动力本地化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北京的民俗村中外来户与本地户业务分工互补,和平共处。外来户主要经营高投资的餐饮与娱乐,本地户主要经营经济实惠的家庭旅馆与农家饭菜。规模经营、“第二个家”(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ｍｅ)与土地政策的配套

成片联户开发与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要形成特色,尤其是以田园风光(如农田、果园、茶园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形成景观,因此部分乡村旅游项目需要适度的规模经营,目前许多农民开始自行交换土地使用权,推进土地的集中。

第二个家将是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欧洲人第二个家拥有率从最高的瑞典人达22%到最低的英国人达2%(莎克史密斯Ｓｈｕｃｋｓｍｉｔｈ,1983)。在大都市,大多数“第二个家”就是周末之家(ｗｅｅｋｅｎｄｈｏｍｅ),作为城市住所的补充。目前城里人到风景优美的乡村购买住宅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北京遥桥峪,已经有城里的人来购买农家院,全村有六七户将院子卖掉然后搬到镇里或县城居住。在曹家路,有20多户农家把院子卖给城里人。这些院子都是农户因为有多余的宅基地修建新房子之后空闲下来的,购买农家院的城里人有部队里的、电影制片厂的、事业单位退休的等等,都是将其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家,并且由镇政府正式办理房产证。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规,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方便土地的适度集中;对于在乡村发展“第二个家”,政府也应有相应的土地配套政策。品牌经营与品牌保护

通过分类管理形成一批专业化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必然会形成品牌。在成都,由于农家乐主要由农民经营,经营者数量众多又是个松散的组织,缺乏商标保护意识,农家乐作为商标在涵盖了糖果、调味品等30个大类别领域已经被一些企业抢注,而成都周边数百个农家乐老板最关心的服务类农家乐商标目前也随时有可能被抢注。因此要注意提高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品牌意识,积极注册商标保护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