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中国人大四大权力虚置的原因（5篇）

第一篇：刘胜军：中国人大四大权力虚置的原因

两会，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机构，一般用来指在每年第一季度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两会每5年称为一届，每年会议称X届X次会议。由于两个会议基本上在每年初春的大致相同时段召开，故简称两会。两会作为一特定指称的简语，现已被媒体广泛使用。2014年”两会“是指于3月3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胜军：中国人大四大权力虚置的原因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召开在即。“两会”是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机制。但正如中央党校邓聿文所指出的，“不仅政府不太重视人大的监督，人大自身也不愿去、不敢去监督政府的工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便是人大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起不到自己本应起到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言时表示：“应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每次方案提出来了，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并没有人来问责。我们每一次其实都是在那儿学习报告”。

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习近平在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而做实人大权力，应成为实施宪法的关键一步。

做实人大权力，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问题警示我们：经济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转型，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从低水平的制造转向创新；第二，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这两个转变的核心障碍，都在于“大政府”。一方面，政府掌握了太多审批权、资源支配权，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强，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这无疑扭曲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导致企业热衷于寻租，“搞关系”成了很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极大地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无序膨胀、人员臃肿、三公消费惊人。一个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个人、企业和政府。其中，只有企业和个人创造价值，政府部门不直接创造任何价值，它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不得不存在的“必要之恶”。因此，政府部门人员越少约好、权力越小越好。当下，“大政府”加大了公众负担，已经成为影响公众消费能力的重大包袱。正如中纪委前副书记刘锡荣感慨的：中国人民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实现“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但问题是政府部门不愿意自动放弃权力。结果出现了越改革，政府部门权力越大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不能指望政府部门“自觉放权”，而是要借助权力制衡的机制。而全国人大，正是现成的制衡机制。人大权力虚置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全国人大拥有四项关键权力：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任免权、监督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

1、立法权。在19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进展比较快，修法来不及，人大把立法权力下放给国务院。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安排，不宜常态化。而且，有些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规制政府部门的权力（例如预算法、税法），因此不能让行政部门主导立法。

2、重大事项决定权。政府预算等重大事项需要全国人大批准。预算详细的披露，是进行审批的必要条件。但现在政府预算非常之粗。预算的科目：类、款、项、目。很多信息只披露到“款”，根本无法实行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详尽披露预算，才能堵住三公消费的黑洞，遏制腐败。

3、选举任免权。既然人大任命了各个部的部长，部长就有义务接受人大的质询，并对那些失责的官员进行问责。目前这种一年一度的大会、读报告的形式，失去了质询和问责的本来意义。即便有官员被人大免职，也都属于官员因贪腐落马后的“事后追认”。

4、监督权。监督法律和预算的执行，监督官员的行为，都是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虽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腐败、污染、食品安全、“三公”经费超标等问题，但从未有高层官员受到全国人大的问责。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大权力被虚置，难以发挥制约行政权力的应有作用。这进而导致政府部门在利益裹挟之下，不断以“改革”的名义扩权，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半市场半统治”的尴尬境地，经济转型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人大制度如何创新？

如今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做实人大权力”已经成为不容拖延的议题，成为落实宪法的关键着力点。

1、人大要理直气壮地“硬起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宪法明确赋予的，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才能对得起民众的委托。是中国唯一一位连任55年的人大代表申纪兰自豪地说：“自己55年来从来没投过反对票”。这样的观念，是对人大权力的羞辱。一个值得肯定的案例是：2010年广州市就实施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通过逐一列举的方式，将11条重大事项由原来的“政府决定”变为 “人大常委会决定”，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性更强的权力，特别是对政府越权决定可撤销的规定，保障了人大决定权的落实。今后，凡是涉及民生的重大事项，如公交票价调整，修路、建桥、建垃圾焚烧厂等的决策等，都应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人大，要有充分的自信去行使权力。

2、应强化程序性约束。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提交人大表决。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一个工程项目。其实，类似高铁、南水北调、四万亿这样的特别项目，都应该提交人大表决，以此来约束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确保科学决策。

3、常态化的听证和质询制度。在次贷金融危机、驻利比亚大使馆遇袭等一系列事件中，美国国会频繁举行听证会，接受听证的既有学者和专家，也有美联储主席、国务卿这样的官员。听证既是问责的过程，也是实现公众知情和参与的重要机制。面对污染、腐败、食品安全等触目惊心的现状，全国人大理应举行大量的听证和质询，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

4、改革提案的产生机制。每年两会，人大代表的提案都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但是，大量提案其实都是人大代表的“个人作品”，科学性、代表性都存在不少问题。建议今后在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的过程中，人大代表应该提出自己的提案，并以此来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不然，选民投票时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这样产生的提案，才能真正代表民意。此外，应鼓励人大代表设立办公室，建立听取人民意见的常态机制。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曾说：“如果我们认真把人民代表大会做实，就可以进入到有序改革的轨道上来。”期待人大制度的创新，能够成为“习李新政”的体制性突破口，为后续的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