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第一篇：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1]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2]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远也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3]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4]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5]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6]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7]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士绅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如果统治群体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些职能越是脱离贵族之手，他们的特权就越显得不合适。[8]

后面这种情况所描述的正是大革命前的法国。法国贵族享受种种特权，却不干事，因而很容易被当作社会不公的标靶。统治权则由中央行政垄断，和贵族与公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知们代表“第三阶级”的公共利益，和第一阶级（国王）与第二阶级（贵族与僧侣）形成截然对立甚至誓不两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文人成了公共意见领袖，并一时扮演了在自由国家属于职业政客的角色。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领导地位。”[9]一旦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发生本质分裂或貌合神离，那么政权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合法性，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执政集团我行我素，公知主导的公共意见则毫不留情，进而引起执政者的反感、恐惧和反弹，官民渐行渐远，失去共同语言。执政者愚顽保守、执迷不悟，反对派则偏执激进而缺乏经验，政府的顽固加剧了社会的绝望和愤激。

这种状况正是值得当代中国警惕的，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结构虽然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但是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之间的制度性割裂却不无相似。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有的被吸纳到体制内部，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对执政者提出发自内心的忠告，而只是满足于充当贯彻领导意志的“谋士”乃至“秘书”。被体制同化之后，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形成和引导公共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无力弥合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知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虽然人数有限，但是往往掌握巨大的公众话语权和号召力；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良心学者”，是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但是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一样，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执政并从中获得日常政治经验，不懂得社会治理的油盐酱醋，提出的主张也很容易成为画饼充饥式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其所导致的后果甚至会远远超过法国革命。

三、都是制度惹的祸

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公知表达了一种鄙夷，这当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事实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公知只是集权专制的必然现象，而法国的体制才是这本书的落脚点。简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命题就是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旧制度；托克维尔的雄心在于追根溯源，找到法国革命的制度史起源。他已经提到，法国公知之所以对政治缺乏兴趣和经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革命激进，而是因为体制不允许他们参政，所以才和政治渐行渐远，以至到革命那一刻完全站到体制的对立面。至于民众之所以如此轻易为公知所绑架，也是因为体制自己无力争取民心，又不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形成公共意见：

既然法国不存在任何自由组织，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有经验、有组织的党派，也就没有这类党派或团体来引领公共意见；一旦公众感觉到情绪萌动，它就完全成了公知们的囊中之物，因而只能期望革命的指令将采取抽象原则、一般理论的形式，而政治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10]

既然政府不让知识分子和人民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自由讨论政治制度选择，人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政治思想受到如此长期、如此彻底的窒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民和公共事务如此彻底不沾边，对研究事件进程如此不习惯，以至不仅一般法国人对'人民运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也几乎不理解'人民'是什么意思。”[11]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必然是幼稚和轻信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尤其容易为了追求某个伟大幻想而不择手段、抛弃一切：

假如法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或即便是通过省议会关注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也不会让自己陶醉于文学家的理念之中。同样的，假如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成功地渐进修正而非摧毁古制精神，也许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新秩序欢呼雀跃。然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自己是旧制度的牺牲品。[12]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不仅对老百姓好，对体制本身也好，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控制公权腐败，维持政府形象和民意支持，而且因为它会让老百姓成熟起来，不再是一受蛊惑就揭竿而起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现实希望。相反，一个成熟的民众既不会让政府那么容易滥用公权，也不会动不动就想颠覆政府甚至推翻政体。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也让统治者及时了解民情并看到拒绝改革的真实危险。集权国家的政府特别“自信”，正是因为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对政府的评价并罢免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因而政府没有任何压力去实现民众的期望；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及至大革命前夕，政府想改也来不及了。因此，“政治自由不仅使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使统治阶级能够看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危险。它对两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13]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一盘散沙，“秀才造反”即便成功也很难持续，最后还是要依附中央集权。革命非但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剧集权。以前是国王，现在是议会，但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议会民主的集权效率或许比王权更高：

在旧秩序下，政府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乃至愿望。一旦发生革命，恐怕找不到十个人一起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求助于中央权力的帮助。因此，一旦中央权力从皇家行政手里转移到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当君主的仁政为民主的无情政治取代，后者不受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力量哪怕能片刻停止它的行动。致使皇权崩溃的同样因素造就了继任者的绝对权力。[14]

在这里，托克维尔澄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并第一次从法国革命预见到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兴起。一般认为，民主似乎是专制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经知道，民主制和君主制是同样可以被滥用的；独裁者固然是暴君(tyrant)，但是靠夸夸其谈、蛊惑民意、收买选票上台的“煽情者”(demagogue)又何尝不是。然而，如果说领导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发动法国革命的草根们则把“人民”捧上了天；卢梭用“公意”概念偷梁换柱，让多数人绑架全体，“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理想。但是托克维尔正确预见到，现代专制甚至极权体制正是以民主或“人民”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当然只能是假民主，“人民”只不过是独裁者随心所欲、公权私用的面具。据他观察，这种倾向在法国早已有之：

早在革命之前，经济学家(Economists)就在倡导“民主独裁制”(democraticdespotism)……主权在理论上寄生于一个不加区分的“群众”之上，但是它控制或即便是监督自己政府行为的一切手段都被小心翼翼地剥夺了……这个主权不受公共意见控制，因为公共意见没有任何手段让自己得到听取；国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律，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它的暴政。[15]

在专制集权方面，中法两国颇多相似之处。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实权。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虽然革了皇帝的命，但是集权体制却进一步加剧，其后果也和法国革命类似。“人民民主专政”有如“民主独裁制”的翻版，而恰恰在“人民共和国”，人民被架空了；公权我行我素，不受公共意见约束。公众无可奈何，只能诉诸革命；但是如果“人民”只是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公意”只是一个被玩弄的概念，那么一次革命无济于事，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继续革命”……对于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生活得太久的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的宿命。

四、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集权专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致命的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集权国家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即便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也不例外，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外表看起来万民同心、一团祥和，实际上内部早已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分裂已是无所不在，公知和政府的决裂只是社会分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暴力革命的发生本身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以至一部分人要革另一部分人的命，首先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原始状态，而没有“共和”、“共同富裕”、“和平共处”或任何能够将这个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观念。当然，在专制国家，这种共同体本来就不存在。所有专制政府的本质都是鱼肉人民，因而从来不可能真正“共和”。

托克维尔指出，集权专制首先拉大了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为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受了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16]因此，贫富阶层之间首先没有共同语言：”一旦贫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共同活动、共同苦难，他们的思维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好比一本封闭的书，尽管他们一生都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17]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别扭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公正的制度或法律根本经不起公共意见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公开自由的讨论，既得利益者压根就没脸提出诸如法国征税体制之类的恶法。[18]

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当时的三大阶级–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并指出他们在大革命前各自为战的状态。首先看看农民，当时的法国农民和当代中国农民似曾相识：“法国农民没有分享那个时代的工业进步。在一个以启蒙闻名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却依然落后而未受到任何教育……因此，农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悲惨状态，就和监狱里的囚徒一样隔离于外界影响。”[19]当然，法国农民没有中国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饥挨饿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像当年法国农民那么与世隔绝，但是两者的相似是显然的。虽然经过了包产到户的致富，中国农民无疑仍处在受歧视和受轻视的社会底层；改革开放赋予农民劳动致富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剥夺了公社体制对他们的一点有限保护，将他们完全抛向市场和社会，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市场风险、上学成本、看病成本、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疾病的风险、因征地而失去生计的风险……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民很难说比八十年代更有幸福感，那么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民也说不上比几个世纪前的农奴更幸福：

18世纪，法国农民享受公民自由，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其它阶级蔑视农民。事实上，和任何其它地方或时期的农民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民都和社群更加孤立……他们不再是庄园主的臣民和受庇护者，而他也尚未成为公民兄弟。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14世纪的农民更受压迫，同时也更受关护。18世纪的法国村民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破败社群，……村民们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温柔同情，而后者的主要考虑是利用他们作为财政收入来源。[20]

如果说贵族天生瞧不起农民，那么刚刚脱离农民身份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完全隔绝于人民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创造新的不公方式。事实上，他们和贵族一样迫切地为自己保障特殊待遇。他们来自农民，但在他们眼里，农民却成了不可理喻的外星人。”[21]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同为社会精英，照理说应当携手联合、并肩作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也彼此疏远，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

法国贵族对其它阶层固执地坚持冷漠，并成功免除自己对社区的绝大多数义务，兴高采烈地幻想他们在逃避义务的同时还能维持崇高的地位……贵族们顽固拒绝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或哪怕是公民同胞，不久便被迫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实际上，贵族是一群孤家寡人，谁也领导不了；在遇到攻击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22]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

一旦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之间完全隔离，而在三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化，每个阶层都分裂为几个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群体，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兰西看起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均已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央政府，但在它衰落的时候也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力挽狂澜。[23]

换言之，中央集权看起来很强大、超稳定，实际上早已离心离德、岌岌可危。这样的民族生活在垂直化管制之下，在水平面上则是处于中空游离状态；人民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割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政府对自己的管制和保护。一旦政府垮了，这样的社会是不能自立的，因为长期的集权专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只能在经过短期混乱之后回归专制，如何循环往复……这正是法国革命的遭遇–革命推翻了一个温和的专制者（路易十六），不久却又请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拿破仑），看似阴差阳错，实际上只是中央集权制为法兰西民族预先确定的命数：“我们有时发现，这个民族即便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体现出奴隶思维。如果说以前是面对主人桀骜不驯，现在则是无能管理自己。”[24]当社会各阶层不能联手合作，共同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精英领袖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自治，而只能让一个外来的主子进来干预，并永远依附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他者”的管制。

五、政教分离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25]《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26]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27]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28]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事实上，在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权力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控制的独裁者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29]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作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它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30]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这套信仰也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在高度集权体制摧毁社群自治并造成信仰真空之后，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六、代结论——挥之不去的革命阴影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提到了触发法国革命的诸多其它原因，其中不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熟悉的–不尊重私有产权、补偿不公和延迟、不尊重遗嘱、司法不公、超期羁押、刑事程序有名无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触发革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又都是旧制度衍生的结果。托克维尔洞察到，大革命正是旧制度自身埋下的种子并结出的苦果。两者看似相反–大革命造了旧制度的反，实则是一对兄弟冤家–不仅旧制度成就了大革命，而且大革命延续甚至强化了旧制度。如果真的像革命者想像的那样，革一次命就脱离了旧体制的魔咒，未免太天真了；托克维尔甚至可以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革命思想家的“空谈误国”和政府自我封闭式的“求真务实”恰成镜像。当然，空谈是要误国的；革命折腾一阵之后，还是要回到实干，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集权强大–当然，故事并不会到此结束，不过以后发生的事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复述。如此循环往复，旧制度与大革命真的成了集权国家摆脱不掉的窠臼。你仿佛看到西西弗斯在推着石头，一次次从山谷走向山顶，但这块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回原地的……

托克维尔的贡献首先在于诊断法国旧制度的特征“基因”：它不是王权，更不是“封建”–虽然曾经有过封建；它是中央集权，这才是法国有别于英国的政治基因谱系。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法国的中央集权不知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托克维尔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也许它是源自一次偶然的征服，也许法兰西民族和英格兰近邻相比过于和平，没有在大小战争中练就足以抵御专制的强悍民风……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或许具体的起因没那么重要，法国的集权体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集权产生分裂，社会逐步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横向联系不断削弱；人民越来越依赖政府管制，并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差别、没有组织、没有信仰的清一色“群众”。“群众”仰仗并因此而强化集权管制，不断强化的集权体制将更多的人转化为依赖管制的“群众”……等到这个过程彻底完成的时候，法兰西的黄历已经翻到了路易十四。再等到大独裁者把权力传到孙子辈，专制之木早已成舟，即便国王好心想改也不行；不切实际的公知和政府唱对台戏，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不断攀升，政府在人民心中却已威信扫地，以至改革进行了一半就触发革命。不论如何评价法国革命，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集权国家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当中央集权的政治基因完全发育成熟并成为制度定式，它已经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土壤；更准确地说，它已经彻底破坏了社会自足自立的基础，使之须臾离不开自己的管控。法国革命之后不仅迎来了拿破仑专制，而且也经历了王朝与共和的一连串更迭。不靠谱的不只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公知们，还有历朝历代的民粹政客们。他们或以“公意”自重，或以“民意代表”自诩，为天下苍生执掌至高无上的“选民权力”，个个胸怀远大、目中无人、一贯正确，很难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相互妥协，结果自然是只开会、不出活（立法），议会成了清议、吹牛、吵架的场所。就连《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杰出立法也差点毁在这帮“空谈误国”的政客们手里，最后还是在拿破仑的高压专制下才获得通过，也难怪人家把这部法典冠以自己的名字。当一盘散沙已然成为民族习惯，就很难让它的成员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治理问题。因此，民主乱秩序，就回归专制；专制失民心，又重返民主……幸好拿破仑专制是开明专制，法国社会自此逐步走上独立于政治的法治之道；否则，这么走马灯地更换政权乃至体制，哪个民族都受不了。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将这个民族振醒，战后第四共和宪法故态复萌。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另一位出身军人的政治强人（戴高乐）执政，在宪法上用行政权制约立法权，才让法国走上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

中法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因而法国革命的教训的确是中国改革的前车之鉴。但是要真正做到以法史为鉴，必须直面《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真命题，而不是对造成革命的深层制度原因采取“选择性失明”，否则便无法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集权主义陷阱解套，也无法实质性地规避改革进程中的革命风险。如果中国改革如此“摸着石头过河”，注定要掉进革命的激流中。

第二篇：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张千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1]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2]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远也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3]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4]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5]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6]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7]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士绅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如果统治群体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些职能越是脱离贵族之手，他们的特权就越显得不合适。[8]

后面这种情况所描述的正是大革命前的法国。法国贵族享受种种特权，却不干事，因而很容易被当作社会不公的标靶。统治权则由中央行政垄断，和贵族与公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知们代表“第三阶级”的公共利益，和第一阶级（国王）与第二阶级（贵族与僧侣）形成截然对立甚至誓不两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文人成了公共意见领袖，并一时扮演了在自由国家属于职业政客的角色。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领导地位。”[9]一旦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发生本质分裂或貌合神离，那么政权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合法性，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执政集团我行我素，公知主导的公共意见则毫不留情，进而引起执政者的反感、恐惧和反弹，官民渐行渐远，失去共同语言。执政者愚顽保守、执迷不悟，反对派则偏执激进而缺乏经验，政府的顽固加剧了社会的绝望和愤激。

这种状况正是值得当代中国警惕的，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结构虽然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但是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之间的制度性割裂却不无相似。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有的被吸纳到体制内部，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对执政者提出发自内心的忠告，而只是满足于充当贯彻领导意志的“谋士”乃至“秘书”。被体制同化之后，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形成和引导公共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无力弥合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知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虽然人数有限，但是往往掌握巨大的公众话语权和号召力；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良心学者”，是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但是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一样，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执政并从中获得日常政治经验，不懂得社会治理的油盐酱醋，提出的主张也很容易成为画饼充饥式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其所导致的后果甚至会远远超过法国革命。

三、都是制度惹的祸

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公知表达了一种鄙夷，这当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事实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公知只是集权专制的必然现象，而法国的体制才是这本书的落脚点。简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命题就是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旧制度；托克维尔的雄心在于追根溯源，找到法国革命的制度史起源。他已经提到，法国公知之所以对政治缺乏兴趣和经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革命激进，而是因为体制不允许他们参政，所以才和政治渐行渐远，以至到革命那一刻完全站到体制的对立面。至于民众之所以如此轻易为公知所绑架，也是因为体制自己无力争取民心，又不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形成公共意见：

既然法国不存在任何自由组织，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有经验、有组织的党派，也就没有这类党派或团体来引领公共意见；一旦公众感觉到情绪萌动，它就完全成了公知们的囊中之物，因而只能期望革命的指令将采取抽象原则、一般理论的形式，而政治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10]

既然政府不让知识分子和人民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自由讨论政治制度选择，人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政治思想受到如此长期、如此彻底的窒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民和公共事务如此彻底不沾边，对研究事件进程如此不习惯，以至不仅一般法国人对'人民运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也几乎不理解'人民'是什么意思。”[11]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必然是幼稚和轻信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尤其容易为了追求某个伟大幻想而不择手段、抛弃一切：

假如法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或即便是通过省议会关注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也不会让自己陶醉于文学家的理念之中。同样的，假如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成功地渐进修正而非摧毁古制精神，也许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新秩序欢呼雀跃。然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自己是旧制度的牺牲品。[12]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不仅对老百姓好，对体制本身也好，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控制公权腐败，维持政府形象和民意支持，而且因为它会让老百姓成熟起来，不再是一受蛊惑就揭竿而起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现实希望。相反，一个成熟的民众既不会让政府那么容易滥用公权，也不会动不动就想颠覆政府甚至推翻政体。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也让统治者及时了解民情并看到拒绝改革的真实危险。集权国家的政府特别“自信”，正是因为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对政府的评价并罢免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因而政府没有任何压力去实现民众的期望；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及至大革命前夕，政府想改也来不及了。因此，“政治自由不仅使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使统治阶级能够看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危险。它对两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13]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一盘散沙，“秀才造反”即便成功也很难持续，最后还是要依附中央集权。革命非但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剧集权。以前是国王，现在是议会，但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议会民主的集权效率或许比王权更高：

在旧秩序下，政府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乃至愿望。一旦发生革命，恐怕找不到十个人一起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求助于中央权力的帮助。因此，一旦中央权力从皇家行政手里转移到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当君主的仁政为民主的无情政治取代，后者不受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力量哪怕能片刻停止它的行动。致使皇权崩溃的同样因素造就了继任者的绝对权力。[14]

在这里，托克维尔澄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并第一次从法国革命预见到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兴起。一般认为，民主似乎是专制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经知道，民主制和君主制是同样可以被滥用的；独裁者固然是暴君(tyrant)，但是靠夸夸其谈、蛊惑民意、收买选票上台的“煽情者”(demagogue)又何尝不是。然而，如果说领导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发动法国革命的草根们则把“人民”捧上了天；卢梭用“公意”概念偷梁换柱，让多数人绑架全体，“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理想。但是托克维尔正确预见到，现代专制甚至极权体制正是以民主或“人民”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当然只能是假民主，“人民”只不过是独裁者随心所欲、公权私用的面具。据他观察，这种倾向在法国早已有之：

早在革命之前，经济学家(Economists)就在倡导“民主独裁制”(democraticdespotism)……主权在理论上寄生于一个不加区分的“群众”之上，但是它控制或即便是监督自己政府行为的一切手段都被小心翼翼地剥夺了……这个主权不受公共意见控制，因为公共意见没有任何手段让自己得到听取；国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律，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它的暴政。[15]

在专制集权方面，中法两国颇多相似之处。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实权。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虽然革了皇帝的命，但是集权体制却进一步加剧，其后果也和法国革命类似。“人民民主专政”有如“民主独裁制”的翻版，而恰恰在“人民共和国”，人民被架空了；公权我行我素，不受公共意见约束。公众无可奈何，只能诉诸革命；但是如果“人民”只是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公意”只是一个被玩弄的概念，那么一次革命无济于事，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继续革命”……对于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生活得太久的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的宿命。

四、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集权专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致命的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集权国家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即便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也不例外，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外表看起来万民同心、一团祥和，实际上内部早已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分裂已是无所不在，公知和政府的决裂只是社会分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暴力革命的发生本身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以至一部分人要革另一部分人的命，首先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原始状态，而没有“共和”、“共同富裕”、“和平共处”或任何能够将这个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观念。当然，在专制国家，这种共同体本来就不存在。所有专制政府的本质都是鱼肉人民，因而从来不可能真正“共和”。

托克维尔指出，集权专制首先拉大了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为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受了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16]因此，贫富阶层之间首先没有共同语言：”一旦贫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共同活动、共同苦难，他们的思维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好比一本封闭的书，尽管他们一生都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17]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别扭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公正的制度或法律根本经不起公共意见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公开自由的讨论，既得利益者压根就没脸提出诸如法国征税体制之类的恶法。[18]

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当时的三大阶级–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并指出他们在大革命前各自为战的状态。首先看看农民，当时的法国农民和当代中国农民似曾相识：“法国农民没有分享那个时代的工业进步。在一个以启蒙闻名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却依然落后而未受到任何教育……因此，农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悲惨状态，就和监狱里的囚徒一样隔离于外界影响。”[19]当然，法国农民没有中国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饥挨饿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像当年法国农民那么与世隔绝，但是两者的相似是显然的。虽然经过了包产到户的致富，中国农民无疑仍处在受歧视和受轻视的社会底层；改革开放赋予农民劳动致富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剥夺了公社体制对他们的一点有限保护，将他们完全抛向市场和社会，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市场风险、上学成本、看病成本、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疾病的风险、因征地而失去生计的风险……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民很难说比八十年代更有幸福感，那么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民也说不上比几个世纪前的农奴更幸福：

18世纪，法国农民享受公民自由，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其它阶级蔑视农民。事实上，和任何其它地方或时期的农民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民都和社群更加孤立……他们不再是庄园主的臣民和受庇护者，而他也尚未成为公民兄弟。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14世纪的农民更受压迫，同时也更受关护。18世纪的法国村民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破败社群，……村民们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温柔同情，而后者的主要考虑是利用他们作为财政收入来源。[20]

如果说贵族天生瞧不起农民，那么刚刚脱离农民身份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完全隔绝于人民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创造新的不公方式。事实上，他们和贵族一样迫切地为自己保障特殊待遇。他们来自农民，但在他们眼里，农民却成了不可理喻的外星人。”[21]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同为社会精英，照理说应当携手联合、并肩作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也彼此疏远，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

法国贵族对其它阶层固执地坚持冷漠，并成功免除自己对社区的绝大多数义务，兴高采烈地幻想他们在逃避义务的同时还能维持崇高的地位……贵族们顽固拒绝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或哪怕是公民同胞，不久便被迫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实际上，贵族是一群孤家寡人，谁也领导不了；在遇到攻击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22]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

一旦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之间完全隔离，而在三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化，每个阶层都分裂为几个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群体，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兰西看起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均已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央政府，但在它衰落的时候也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力挽狂澜。[23]

换言之，中央集权看起来很强大、超稳定，实际上早已离心离德、岌岌可危。这样的民族生活在垂直化管制之下，在水平面上则是处于中空游离状态；人民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割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政府对自己的管制和保护。一旦政府垮了，这样的社会是不能自立的，因为长期的集权专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只能在经过短期混乱之后回归专制，如何循环往复……这正是法国革命的遭遇–革命推翻了一个温和的专制者（路易十六），不久却又请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拿破仑），看似阴差阳错，实际上只是中央集权制为法兰西民族预先确定的命数：“我们有时发现，这个民族即便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体现出奴隶思维。如果说以前是面对主人桀骜不驯，现在则是无能管理自己。”[24]当社会各阶层不能联手合作，共同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精英领袖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自治，而只能让一个外来的主子进来干预，并永远依附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他者”的管制。

五、政教分离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25]《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26]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27]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28]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事实上，在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权力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控制的独裁者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29]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作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它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30]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这套信仰也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在高度集权体制摧毁社群自治并造成信仰真空之后，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六、代结论——挥之不去的革命阴影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提到了触发法国革命的诸多其它原因，其中不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熟悉的–不尊重私有产权、补偿不公和延迟、不尊重遗嘱、司法不公、超期羁押、刑事程序有名无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触发革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又都是旧制度衍生的结果。托克维尔洞察到，大革命正是旧制度自身埋下的种子并结出的苦果。两者看似相反–大革命造了旧制度的反，实则是一对兄弟冤家–不仅旧制度成就了大革命，而且大革命延续甚至强化了旧制度。如果真的像革命者想像的那样，革一次命就脱离了旧体制的魔咒，未免太天真了；托克维尔甚至可以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革命思想家的“空谈误国”和政府自我封闭式的“求真务实”恰成镜像。当然，空谈是要误国的；革命折腾一阵之后，还是要回到实干，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集权强大–当然，故事并不会到此结束，不过以后发生的事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复述。如此循环往复，旧制度与大革命真的成了集权国家摆脱不掉的窠臼。你仿佛看到西西弗斯在推着石头，一次次从山谷走向山顶，但这块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回原地的……

托克维尔的贡献首先在于诊断法国旧制度的特征“基因”：它不是王权，更不是“封建”–虽然曾经有过封建；它是中央集权，这才是法国有别于英国的政治基因谱系。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法国的中央集权不知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托克维尔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也许它是源自一次偶然的征服，也许法兰西民族和英格兰近邻相比过于和平，没有在大小战争中练就足以抵御专制的强悍民风……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或许具体的起因没那么重要，法国的集权体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集权产生分裂，社会逐步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横向联系不断削弱；人民越来越依赖政府管制，并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差别、没有组织、没有信仰的清一色“群众”。“群众”仰仗并因此而强化集权管制，不断强化的集权体制将更多的人转化为依赖管制的“群众”……等到这个过程彻底完成的时候，法兰西的黄历已经翻到了路易十四。再等到大独裁者把权力传到孙子辈，专制之木早已成舟，即便国王好心想改也不行；不切实际的公知和政府唱对台戏，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不断攀升，政府在人民心中却已威信扫地，以至改革进行了一半就触发革命。

不论如何评价法国革命，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集权国家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当中央集权的政治基因完全发育成熟并成为制度定式，它已经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土壤；更准确地说，它已经彻底破坏了社会自足自立的基础，使之须臾离不开自己的管控。法国革命之后不仅迎来了拿破仑专制，而且也经历了王朝与共和的一连串更迭。不靠谱的不只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公知们，还有历朝历代的民粹政客们。他们或以“公意”自重，或以“民意代表”自诩，为天下苍生执掌至高无上的“选民权力”，个个胸怀远大、目中无人、一贯正确，很难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相互妥协，结果自然是只开会、不出活（立法），议会成了清议、吹牛、吵架的场所。就连《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杰出立法也差点毁在这帮“空谈误国”的政客们手里，最后还是在拿破仑的高压专制下才获得通过，也难怪人家把这部法典冠以自己的名字。当一盘散沙已然成为民族习惯，就很难让它的成员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治理问题。因此，民主乱秩序，就回归专制；专制失民心，又重返民主……幸好拿破仑专制是开明专制，法国社会自此逐步走上独立于政治的法治之道；否则，这么走马灯地更换政权乃至体制，哪个民族都受不了。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将这个民族振醒，战后第四共和宪法故态复萌。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另一位出身军人的政治强人（戴高乐）执政，在宪法上用行政权制约立法权，才让法国走上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

中法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因而法国革命的教训的确是中国改革的前车之鉴。但是要真正做到以法史为鉴，必须直面《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真命题，而不是对造成革命的深层制度原因采取“选择性失明”，否则便无法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集权主义陷阱解套，也无法实质性地规避改革进程中的革命风险。如果中国改革如此“摸着石头过河”，注定要掉进革命的激流中。

[1]本文译文均根据英译本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uart Gilbert(trans.), New York: Doubleday(1955), p.176.[2] 参见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alcott Parsons(tra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The Religion of China, Hans H.Gerth(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1951).[3]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176.[4] Ibid., p.206.[5] Ibid., pp.138, 140.[6] 关于卢梭和道家的比较，参见张千帆：《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章。

[7]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145.[8] Ibid., p.30.[9] Ibid., p.142.[10] Ibid., p.205.[11] Ibid.[12] Ibid., p.141.[13] Ibid., p.142.[14] Ibid., p.206.[15] Ibid., p.163.[16] Ibid., p.98.[17] Ibid., p.133.[18] “假如允许自由讨论，所有这些有害的制度都不可能维持长久。”Ibid., p.105.[19] Ibid., p.133.[20] Ibid., pp.120, 124.[21] Ibid., p.136.[22] Ibid., p.135.[23] Ibid., p.136.[24] Ibid.[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trans.), J.P.May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1969), p.294.[26]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153.[27] Ibid., p.157.[28] Ibid.[29] Ibid., p.153.[30] Ibid., p.145.

第三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学院：历史与政治学院班级：姓名：许玲学号：学科：西方史学史题目：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2013级历史学

***6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及法国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连王岐山书记都曾大力推荐的书。关于这本书，在我阅读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心得。

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对延续了上千年的法国封建制度发起了根本上的冲击，最开始的革命结束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社会仍然在贵族专制与人民民主制之间摇摆。而托克维尔正是有感于祖国的动荡不安，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为法国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其中，《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其对那场改变法国命运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维尔从1851年起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还采用了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重视各国之间的比较，书中托克维尔写到“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所以这本书相对于其它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来看，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全书主要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它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并剖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三编则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

在文中，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遇见大革命决不是某些具体时间引导的，也不是凭空的一时奋起，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实质都是一场社会革命。要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但是法国这个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与欧洲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还有相关的附属物——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使大革命显得更加的激进和伟大。使人惊异的是，这么激进的大革命却迷糊不清，混乱一团。如果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没有教养、最粗暴的阶级进行来解释，那也便不会让人们觉得惊奇。

托克维尔在书中描述，穷人被强迫单独维修道路，无常提供时间和劳动。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反复多次，永远的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到，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等级社会，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不断地打压和刺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互相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社会两级分化极为严重，农民作为最穷的群体却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农民完全被抛弃，所以托克维尔感叹到；“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农民被各个阶级抛弃，被说成是卑贱的农民，无知粗野、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加的悲惨并且无法改善。

托克维尔发现，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仅是其他欧洲国家中最少的，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轻的，大部分的法国农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达到了目前数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从那之后，法国的总人口已经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显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为土地所有者却又面临另一种负担，这对他们而言之所以难以接受并不是因为这个负担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似乎是应该免除的，如果与贵族和教士们享有的特权相比较的话。大革命前夕，法国国王连续施行的中央集权化已经完成，贵族治理本领地上事务的职责和权力得到免除，对地方进行治理的任务改由中央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承担。作为交换，贵族们得到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免税特权，同样享有这些特权的还有与封建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会领主。这种即不负有义务又享有利益的特权越来越激起平民的愤怒，如果农民们没有土地，这些本不是负担，但在拥有土地已经成为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时候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了。

同样引起人们愤怒的还有来自特权者的轻视。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上层社会的人们热衷于从理性与自然法则中汲取的简单规则来探讨社会的来源、政府本质和人类的首要权利，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引领舆论导向，维护本阶级的特权。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讨论的内容引向下层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时间上层社会对平民充满同情，政府和特权者们公开谈论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全然不顾他们本人就是这些苦难的来源，“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时间，一边惬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豁免权和特权，一边从容地论述着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何等荒谬”。特权者本来希望通过这些美丽的词藻来攻击竞争对手，没有想过要减轻平民的负担，反而由于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导致新的税负不断增加。他们虚伪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传播，并亲自成为平民苦难的造就者。

在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贵族、教士和平民，三级会议是旧制度下由法国国王控制的议事机构，其设立的本意是使国王能够从中听到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意见。其中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他们虽然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不到2%，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权赋予他们在旧制度下对法国政策走向的巨大影响。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尽管人数远多于第一第二等级，可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须依附于特权等级，需要后者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限制了第三等级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一直存在。

第二个平民可以参与政治的平台是城市自治。托克维尔发现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给两个会议，城市官员组成的会议和全体会议。城市官员会议来自于国王的授权，或者是城市向国王就相关职位进行赎买，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权力被收归中央，城市官员会议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全体会议会议最初由全体人民组成，城市官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变成代表制并由贵族组成，随着时间推移全体会议成员的越加失去代表性，与在城市中生产生活的大多数人脱离了联系。最后在国王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下，城市自治最终也被总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过查阅档案，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乡村也曾经有过与他在美国农村社区发现的自治制度那样的机构，两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国王将领主的治理责任予以剥离并赋予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上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实上使得乡村的自治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在最后，同样也是中央集权化，自治机构的最终决定权被剥夺，任何决定都要得到中央枢密院的许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国国王对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行，平民参政议政的平台不断被关闭，平民与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倾听；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独立于对方，但是也同样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贵族间的距离在税负的不平等下更加疏远。当法国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时，两个阶级间的鸿沟已无法弥补，对抗既发生在总督和自治机构之间，也发生在自治机构内部。陡然放开的闸门不仅没有对平民中郁积的不满起到疏导作用，反而带来了暴烈的后果，“我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要求竟是同时将国家现行地所有法律与惯例系统地废除；我马上就看到这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最危险的一次革命”。

法国国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剥夺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权力，把一切事务揽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断地把管理的权力伸向原本属于人民私人事务的领域。在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进下，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在欧洲的演进了几百年，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政策实际上加速了平等原则在法国的深化。通过剥夺贵族对领地的治理权，打破了平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出资，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法国的工商业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发展，属于平民等级的一部分人的财富也快速积累，使他们得以向国王购买一官半职进入特权者的行列。但是与公众财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荣相应的却是政治合作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消灭。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蚕食，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同阶级之间缺少讨论共同事务的基础，制度上的如此设计使得处理现实中涉及不同群体事务的责任不得已只能交给中央政府。平等原则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离，人们缺失了妥协让步，互利共赢的协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权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务交给一个超越彼此的力量来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集权并没有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对持续扩大的管理职责，行政资源越发捉襟见肘，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管理事务。

当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负决定放开对地方的管制，重新赋予他们政治权力时，国王所面对的是已经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法国民众，“个人完全失去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在事件中读取经验的习惯，人们运动的经验，几乎丧失了人民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认为压迫无法摆脱而逆来顺受的法国人民，忽然发现改变苦难的权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旧弊的情绪由此变得空前强烈。急于消灭一切封建特权的情绪，突然得到的政治权力与缺少政治实践相结合，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法国社会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协商推进的渐进式，而是迅猛的、无法控制的革命。从其间种种来看，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其实是必然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了平民等级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境遇。随着法国国王集权的不断推进，平民自我表达的渠道被封住。集权后国王的治理又没有使平民的诉求得到满足，当旧制度企图做出一些改变时，累积的弊病化为暴力革命把专制政府一举摧毁，同时也导致了法国政局长久的动荡。反思这一切，托克维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领法兰西民族走出迷途。这也是这本书所要向读者表达的关键。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转回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将不得不认真聆听中国好声音。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遭破坏，水资源、空气质量恶化。更堪忧的是国人精神层面出现断层，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不断受到贬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不断遭到挑战，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临界点。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警惕。显然，新一届党中央不仅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且敢于直面问题。中央誓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再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在当下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尤其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唯有改革才能解决流弊，才能使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央已为我们立下了规矩。总书记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则是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命门，中央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曾经权倾一方，位高权重的官员相继落马，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强决心，城镇化继续强力推进，网络乱象也得到了遏制，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时又是保障社会公平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名历史学师范生，我愿意为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也坚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范文]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集体个人主义

无名小子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集体个人主义，指当时的法国社会由许多小团体组成，而每个小团体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对于他提到的这种现象，我相信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对于当今的中国人而言是能够轻易理解的，我们身处其中，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切。比如医院这个团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患者的就医体验，即使做出一副倾听患者心声的样子，那也显得格外假惺惺（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魏则西，相信不用我多说）；学校教师这个团体，他们为自身的利益争的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教书育人呢？为人师表成为理想，而现实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学生成为他们的商品，一群待宰的羔羊而已；警察，已成为传说的群体，曾几何时“有困难找警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如今呢？人人为前途而奔波，没有前途则奔向“钱途”，靠山吃山成为他们的行规。这些例子数不胜数，我不想一一列举，对于这些现象，我绝无抨击的心思，我懒得这么做，大家对他们的理解可能比我更深刻，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为什么存在这些现象？而我们又该如何寻求解决之道？

大家都知道，作为个体与阶层（这里我不想用阶级这个词语，那或许显得有偏见）是有区别的。作为个体来讲，优秀医生、教师、警察数不胜数（每当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感觉他们既是那么的亲切，却又显得如此的遥远，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呵呵），他们的人格魅力令人拜服，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但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作为个体的医生、教师、警察，他们绝非为恶之人，大多数会是一个好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跟普通人绝无二致，但作为阶层来讲，他们被利益所绑架，或者被制度所制约，必难改变阶层的性质。而阶层才是历史中的主角，决定所行之事的性质，以及带来的影响。

作为集体个人主义中的个人，他们也会认为阶层不应利用职业性质为自己谋额外的利益，至少他们是能够分辨是非的（不能分辨的或许也有，这此类chusheng极少，不是吗？）。但现实呢？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其他阶层放弃职业特权，而自己例外。医生希望教育更公平，教师应负起他们应有的责任；教师希望医疗资源能够更均衡，医生守住道德的底线。其实人人都希望打破行业间的这种职业特权，自己不用再去找关系走后门，但他们又希望守住自己的“山头”，因为其他团体正牢牢的坚守各自的“山头”。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愿意相信对方而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当人情关系网绑架整个社会的时候，看似人人都相互依靠，更加的融合，其实他们的心变得更加冷漠，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交易，关系网让看似凝聚的人们变得彼此畏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知肚明的同时却又显得无可奈何。

对于集体个人主义中的个人，用个人主义来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人人都只关心自己之事，对待他人之事漠不关心。从表现上来看，个人主义呈现两个特征，其一，对待自己之事格外的用心，甚至有些蛮不讲理，过分的争取，因为他不这么做，是没有人替他打算的，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必定锱铢必较，即使占了便宜，却表现得好像吃了大亏似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比比皆是，嗯哼）；其二，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是因为他天生冷漠，而是他根本无力为别人做些什么，因为他缺乏参与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社会参与都被代表了，她或者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集体个人主义呢？我们不妨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各阶层的状态来探寻答案。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各个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贵族阶层、资产阶层、平民阶层存在彼此的分离，比如资产阶层唯恐人们把他们视为平民，贵族从心眼里不愿与资产阶层沾边，为什么呢？贵族是无权的特权者，资产阶层是新晋的掌权者，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实质的免税权，而平民阶层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三者利益的不一致，以致他们根本没有共同协作行动的动机与愿望。利益在他们之间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社会各阶层相互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打破这个局势的力量，而王权专制却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情形。这便是形成集体个人主义的原因，彼此分裂、利益相背促使各阶层只为各自阶层打算，各个阶层越来越形同陌路，与此同时，各阶层还在继续的分裂下去，最终分裂成单个的人。面对这种分裂，又会有谁来阻止他呢？

集体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彼此分裂，相互变得冷漠让人寒颤，但我们仍需直面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虽然存在集体个人主义，但决不能简单的类比二百年前的法国，我们早就不再是王权专制，土壤不同，结果也必将不同，通过改革也必定走出这段阶层分裂的时期。但阶层分裂的原因值得我们警醒，如果不采取措施或者选择等待，而时机一旦错过，留给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借鉴托克维尔所提到的英国。要打破各阶层之间存在的那条鸿沟，让他们能够跨越而重新凝聚在一起，唯有让其利益一致，共同的利益才能让他们重逢；各阶层之间虽有分界线，但性质模糊，界限不清，只要给予他们自由，就能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各阶层流动；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他们合法的诉求得到伸张；于此同时坚决打击特权的存在，让所有的阶层在权利上愈趋向于平等。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