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第一篇：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2014-10-23 10:16 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作者:杨奎松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第二篇：杨奎松：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杨奎松：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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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有很激烈的争论。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怎样才算是爱国，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

杨奎松：我想，这种争论中国近代以来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不仅今天和过去会有争论，就是今后多少年内，也很难统一认识。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恐怕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真正能够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也好，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个人或政党，包括政府，都是有着与我们今天很不同的表现的。很难认为，爱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并且是越激烈、越彻底就越真诚。

以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候的作为为例。没有人能够否认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但是，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正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

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

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知道，1915年日本乘着一战爆发，占据了原为德国所占据的中国胶东半岛，并且利用袁世凯想要称帝、需要得到列强支持的机会，向袁政府提出了变相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

自1960年代以来，就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这一阴谋后，曾力图抢在日本政府与袁政府达成条约之前，以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为前提，率先与日本达成一个类似的秘密盟约。

围绕着这一事件的真伪，学界已经进行了长达40年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坚信孙中山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因而认为这些资料不可信。但是，其实在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没有签成的盟约的有无真伪的问题，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乘日军占领胶东半岛之机，在日控区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并且开始从日本占领区向当时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

要知道，日军占据胶东半岛这件事，后来恰恰是爆发1919年全国范围的五四爱国反日运动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华革命党这时却利用日军的占领，在日本军方帮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干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党人的军队，试图以此来发动军事革命，推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如果我们不是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大概是不会把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这种行动与“爱国”两字画上等号的。

也许会有人强调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些革命组织，不过是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从来就是不彻底的，他们爱国自然也不可能彻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共产党参与的例子。

1924年春天，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却爆发了第一场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途的问题。

外蒙古这时还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北京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因此已经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苏联不仅乘机进入了外蒙古，并且在外蒙古扶植起一个人民党，还利用它建立起一个亲苏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苏联政府发生外交关系。双方几度谈判，均不得要领。为牵制北京政府，苏联这时也和南方的孙中山进行积极的接触。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与北京政府略有不同，他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在苏联方面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联红军可以暂驻外蒙古。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这时的态度又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同。他们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对外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应当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独立出去。可以想象，中共的这一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今天大概没有人会说共产党人不爱国吧？那么，何以共产党当年对于维护中国在外蒙古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如国民党坚定呢？ 问：您提的这些事情真是让人吃惊。实在是惭愧，大家也都学过历史，甚至很关心中国的近现代史，但对您谈的这些事情几乎是闻所未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呢？

杨奎松：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在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一上来通常先给同学们放一些投影，或留一个作业，让同学们看不同朝代的历史地图，比较不同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脑子里先有一种历史感。就是要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疆域和版图，并非古已有之。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始终都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到清末就停止了。严格地说，它一直延续到了1940年代。如果具体到每一条具体的边界的划定，某一小块土地或岛屿的归属，甚至延续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最终的解决。

试想，在这种并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在对领土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同一的观点，甚或按照我们今人的认识来行事呢？ 问：逻辑上这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国人真的对领土主权没有一致的看法吗？就以东北地区而论，中俄之间也早就签订有《瑷珲条约》等相关的界约啊？为什么东北的主权归属在近代以来还一直会受到挑战呢？

杨奎松：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领土和疆域长期以来不能确定？

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落后，因为中国近代化、或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得太晚。

我们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国家，包括近代以来的中国，与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欧洲30年战争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权和领土的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国家的概念。这个地方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是我的。

直到这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1648年弄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是才开始有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建立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关系及其共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之类的观念，渐渐地产生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弱肉强食的局面就改变了。尤其是对欧洲弱小国家和欧洲以外其他落后民族，这种情况其实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了。

近代的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瓜分来瓜分去，几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想当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就是因为根本不懂国际法，又没有外交常识，才会把治外法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与列强去协定关税的吗？

在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志士仁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要建国，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统一的中国。

至于这个国，究竟应当有多大、能够包括哪些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国人之间自然也不会有很统一的看法。

尤其是那些当年的革命者，公开以反满为号召，因此，他们最初的建国目标往往也不出“复明”的范围，即试图恢复明朝的疆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所提出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就能够明白。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当时意图建国的范围。按照同盟会这时的建国设想，它自然是不包括关外，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的。问：但是，这样的主张，当时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吗？

杨奎松：当然有人不接受。在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及其疆域范围这些问题上，当年主张“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想法，远比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想法，要更符合今人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当时清政府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民族问题的，和造反的革命党人不一样。他们除了相信光绪皇帝尚有可为、值得信赖外，还因为以满清的国家为国家，故不愿看到因为孙中山等人的反满革命而使中国旧有的版图四分五裂。

问题是，康有为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有多少代表性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年，一个国家落后，不仅会招致侵略，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的淡薄。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拿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略作比较，就可以明了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公车上书运动的发生，与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都是针对日本割占中国领土一事所进行的抗议，并且都是针对相关的正在签订中的条约。

所不同的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损失的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而1919年的巴黎和约则使中国无法收回胶东半岛。两相比较，马关条约的危害无疑要更加严重得多。今天有学者质疑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是否实际发生过，但肯定当年确曾有过全国性的上书现象。问题是，这种爱国举动，仅仅集中在文武官员和一些中心城市的举人中间，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太多反响。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广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在秘密联络日本领事，希望取得援助，乘机发动推翻朝廷的武装起义。这种情况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五四运动的爆发，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响应。其实际参与者，既有上层政府官员，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普通市民。参加人数超过公车上书运动不知多少倍，影响也大得多。

也正因为如此，公车上书运动对政府签约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阻力，五四运动却能够迫使政府向列强表示了拒签的态度。

这两次目的大致相同的运动，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值得注意，即1895年的中国，要远比1919年的中国更落后。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方式落后。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基本还是靠马和马车；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电报，但多半也还只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限。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报纸，普通人对于这类消息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

换言之，即使有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五四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第二，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1895年的举子秀才根本不同，视爱国为己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第三，帝国成了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五四运动的群众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日本领事，而五四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不行了。

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五四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判，取得其援助呢。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满蒙地区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华民族主义运动之渐进及其效用，由此可知一二。问：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会一度尝试拿满蒙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杨奎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它是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我们所以不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

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人还会那样热血膨湃地去投身于爱国战争吗？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

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

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

而类似这种观念，在共产党人其实也是一样。如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着《苏日中立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争论，就很典型。

当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杨天石教授就考证过胡适1930年代中期为了给国家建设争取时间，力主用承认伪满洲国的办法来避免中日战争的情况。问：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杨奎松：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也有城与乡、中心与边缘、受过相当教育与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同。他们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因此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历史发展到抗日战争，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并非就都一致起来了。一个我们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举国抗战的时候，也正是汉奸倍出的时候。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的，就一定是汉奸。我想，应当有不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了吧？影片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黄河边上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日本人枪口下艰难地讨生活的情形。

那里算不上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连中国过去有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

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时，当地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军队。

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汉（奸）”的情况。

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战争不断，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伪军统治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安定得多。

同样，像东北这样的地方，苏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度土匪横行，东北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的说法。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因为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民众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出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水平、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如何如何国家民族意识薄弱，轻易地指责谁谁是汉奸。

我们必须理解，很多情况是不同的历史条件或认识角度造成的。包括我们今天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其步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200个国家，几乎是二战结束时的三倍。

换句话来说，在这60年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在不断地发生着。因此，我们要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悠久且统一的文化传统，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账，甚至动辄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杨奎松：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

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它要能够统一成一个民族，有独立、统一并且稳固的政府，因而有得到国际公认的主权地位和领土疆域；其次是要有相当的民主，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是少数个人的，而应当与多数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多数人要认同这个国家，相信自己是可以行使主人的权利的。这样的条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显然不具备。无论是晚清的皇权统治，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之后，几乎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无法实现第一个条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0多年，连统一的问题和建立稳固的政治中心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其有效统治范围最大的时候，也不过内地十几个省而已。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它始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那种隔膜的状况。因此，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

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

同时，也只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的民众才如此广泛地被动员起来，变成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使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已经在当家作主了。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满足。

我想你应当很清楚毛泽东建国之际传遍中国、至今仍旧让人念念不忘的那句豪言壮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抛头洒血，前赴后继。

但是，惟有共产党满足了许多忧民忧国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这也就难怪，那样多原来寄希望于使中国更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包括大批工商企业人士，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竟然会逐渐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欢欣鼓舞地一起欢呼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诞生。

看看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你就可以了解那些原本崇尚民主的西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何以会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大批倒向共产党一边了。问：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也很容易伤害到自己。您是不是认为离开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会使民族主义偏离积极的方向？

杨奎松：的确如此。中国的问题很特殊，它在近代既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很长时间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意识。

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在国家危亡、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会起到动员民众和激励斗志的作用；而一旦国力上升，却依然受人轻视、甚至只是感觉受人轻视，都很容易反应过激。我发表过一篇讨论建国初毛泽东访苏时中苏两党民族主义碰撞的论文，其中谈到的几点情况，就很反映问题。比如毛泽东动身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这件事，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就颇多负面。武汉总商会会长等一些工商界人士，就批评新中国领袖不应去外国给外国领导人祝寿。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历代皇帝都是接受别国的朝贡。即使学斯大林，也应该找一个边界地区，把别国的领导人请来会面，才足以显示新中国的自尊。

再比如，新中国建立，急需发展经济、引进资金和技术，经国内地方领导人提议，中央批准，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订立了中苏经济合作的具体协定，准备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在中国成立包括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4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竟然引起包括北大、清华学生和教授在内的一些人的抗议游行，认为是便利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的丧权之举。

结果是，就连毛泽东回来后也认为应当彻底取消一切外资，才足以显示国家主权之独立。因此，不仅一切外资企业从此不复存在，随着斯大林去世，中苏合营公司也很快宣告取消。影响所及，当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主动提出，中国南方剩余劳动力多，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开发，正好可以互通有无，因此建议中国向苏联出口劳动力。

对此，毛泽东当即反驳道：苏方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污辱，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是一样的。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把中国看成是劳动力过剩、需要出口劳力来度日的贫困国家。

很显然，国人中这种看起来相当自负，实际上隐含自卑的矛盾心理，对当时的领导人也不无影响。而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处理对外事务，自然很容易摆不正自己的地位。问：您说的这种现象的确很值得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同意说，在落后国家，正确引导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杨奎松：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包括在政府管理与政治法律制度等许多方面，会存在巨大落差。

这种落差，注定会导致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上会存在着差距。正视这种差距，理解人们之间认识不同的由来，应该远比有主观地去引导和教育要来得现实得多。

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当然有必要。我们不用举别的事例，只要比较一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统治下农村地区落后农民民族意识的巨大差异就足够了。

我们前面讲到过汤恩伯的军队遭河南农民围攻的情况。与此同时，抗战期间中共根据地里的农民，却明显地支持抗日。一位山西的农民讲过：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八路军，小孩子看到八路来了，都抢着去遛马；大人们也抢着去听差。为什么？因为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

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在八路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农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当然是和中共在政治上的组织、宣传、引导和教育分不开的。

当然，从上面的例子中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共和八路军当年能够把农民吸引过来，动员起来，教育其懂得为什么救国，更多的也并不靠讲什么民族主义的大道理，而是靠他们自身的言行和榜样，来使农民从比较中受到影响。

今天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太多。与其批评指责别人不爱国，讲些大道理，倒不如从自己做起，特别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台湾高振东教授谈到过一件事，广岛亚运会举行闭幕式，与会的数万日本观众离场后，体育场竟和开场前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片碎纸。天安门广场举行活动后，每每满地垃圾，需要十几辆卡车才能运完。

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导和教育国人向日本人学习，处处注意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自觉地为国争光呢？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很有些道理。

以我个人的感想，当我们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四面出击地指责他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先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呢？

只有身正才不怕影斜，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反过来去指责他人，要求他人必须做到，那就不仅不足以服人，而且势必会造成反效果。

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我看，最好是把那种对外的亢奋心态，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来。

邓小平关于要“韬光养晦”的意见，恐怕不能轻易放弃。实际上，我们如今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我们要国人爱国，首先就要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熟悉、不喜欢，又怎么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当然就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受教育，而且从小就应当受到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不是空洞地强行去灌输一些完全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道理。要如此，又要首先使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至少政府要能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维持衣食住行和享受教育、医疗及养老的基本需要。因为“仓廪足”才能“知礼节”；饭都吃不饱，又如何能够去学习爱国的道理。就是学了，又如何能够体会到国家对自己的好处？

还是那句话，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民而言，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感受。所谓爱国的情感，理当是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足感、乃至于自豪感中油然而生的。

当然，“仓廪足”了，也不见得就一定能“知礼节”。一方面，百姓要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境界，必须确保礼乐不会崩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建设，国人越来越找不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就不会有对国家真正的忠诚与热爱。

至于应当建设怎样的政治，在这里，我很愿意借用龙应台最近一篇文章中非常形象的说法，来畅想一下做一个对国家有自豪感的国民的感受：

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拖拉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种情况……

总之一句话，与其高唱民族主义一致对外，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面前急需要做的种种事情，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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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杨善洲精神与党政干部廉洁奉公执政为民

胡锦涛总书记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题词中指出：“杨善洲同志是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是离退休老同志的优秀代表。他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杨善洲同志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的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他的事迹充分诠释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色。我们要认真学习杨善洲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李长春、习近平、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分别作出重要批示。

一、深刻领会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的重大意义

1、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和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一辈子淡泊名利地位，一辈子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兑现了入党时的庄严承诺，“只要生命不结束，为人民服务就不停止”。在革命、解放和建设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党正是依靠这种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家只有大力学习和弘扬杨善洲同志的精神，才能进一步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广大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使我们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2、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是凝聚各方力量、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和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现实需求。“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以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我们只有大力学习弘扬杨善洲同志的精神，以此鼓舞人、感染人和引导人，才能充分激发每个人的内在动力，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为强国富民作出贡献。

3、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是建设“森林浙江”和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建设“森林浙江”，实施“十二五”林业发展规划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对我们林业系统各级干部来说，更应以杨善洲同志这种可贵的品质和宝贵的精神，迅速行动起来，激发全厅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干事创业劲头，进行开拓创新，为推动浙江林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二、深入学习杨善洲同志的精神，切实提高全厅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水平

1、始终保持牢记党的宗旨、一心为民的精神，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杨善洲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对自己的使命念念不忘：“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

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退休。”我们要认真对照他的精神，查找自己在宗旨意识方面的不足与差距，看看自己坚定信念牢不牢，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强不强，讲不讲党性，守不守原则，敢不敢抵制和反对歪风邪气，能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心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和诉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坚定理想不动摇、践行宗旨不含糊、面对诱惑不变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2、始终保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切实提升党员干部甘愿牺牲的思想境界。杨善洲同志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时常拿出自己的工资为困难群众买粮食、购种子和送衣被。他将辛苦20多年栽培成的5万多亩、价值3亿多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县里给他10万元奖金，他却分文不取，市里给他20万元奖金，他捐出16万元给学校和林场，并在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当地领导，一定要把林场的收益按比例分给群众，不能让群众吃亏。我们学习他就要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淡泊金钱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和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3、始终保持倾力生态建设、造福后人的精神，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爱岗敬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杨善洲同志是一位地市级退休干部，却也是扎根荒山20多年的“务林人”，把植树造林作为人生的新起点，上大亮山创办林场，没有地方住，没有树苗和肥料，以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5.6万亩荒山变成了绿洲。我们作为机关干部和务林人，学习他就要进一步增强事业心、责任感，对岗位尽责，干一行、爱一行，做到与林业事业共荣辱、同发展，为浙江林业事业竭尽全力、贡献全部。

4、始终保持不忘本色、艰苦奋斗的精神，切实提高党员干部为群众的服务水平。杨善洲同志脚踏实地不漂浮，埋头苦干不张扬。在任时，长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机关宿舍里；下乡时，经常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步行几十里走村串户和访贫问苦，指导群众搞好生产，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赤脚书记”和“农民书记”。学习他就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

5、始终保持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精神，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自律能力。杨善洲同志当领导干部几十年，从未利用手中的职权给予家人特殊关照。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规定家属可农转非，但是他把审批表一直锁在抽屉里，一压就是30多年，妻子和大女儿至今还是农

民。群众说，“他为自己办事的后门总是关得很紧，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前门总是敞开的”。学习他就要始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自觉做到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廉洁奉公，展蓬勃朝气、蓄昂扬锐气和养浩然正气，做一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三、掀起“学习杨善洲，永远跟党走”活动的热潮，大力推动“森林浙江”建设再上新台阶

1、党员干部要以他为学习楷模。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牢记党的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崇高境界，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

2、要紧密结合岗位和工作实际学。在学习活动中，要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结合起来，紧紧扣住加快转变林业发展方式主线，切实做好“十二五”开局的各项工作；要与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要与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教育结合起来，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要掀起学习他的热潮。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掀起学习热潮，并通过中心组学习、组织生活会、座谈交流等方式，提高学习效果，进一步形成学先进、赶先进的浓厚氛围，大力推进“森林浙江”再上新台阶。（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同志在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讲话）

像杨善洲那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忠诚于党的事业，他一生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用全部生命和毕生精力践行了党员干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豪迈誓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有两条很重要，一个是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另一个是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抓好反腐倡廉，确保共产党永不变质、永不脱离群众。在新世纪，我们党要不断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对党员干部践行党的宗旨的具体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评判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一以贯之，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像杨善洲那样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求真务实、为民服务。他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坚持求真务实，党的事业就顺

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求真务实，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中央多次强调，要把求真务实贯穿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当前，思想不求实、作风不务实、工作不落实的现象，在我们林业基层单位和管理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提倡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坚持办实事、办难事，引导党员干部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像杨善洲那样干事兴业、造福于民。杨善洲同志视事业为生命，在干事兴业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干事兴业是对每个工作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立足本职岗位，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忠诚于党的事业。只有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只有把精力花在工作上，才能形成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和政绩观。事业观是一个人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履职用权，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决不是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而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员干部必须自觉把个人的追求与事业发展结合起来，在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实践

中建功立业。工作观是一个人对工作的意义、价值和目标的理性认识。党员干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观，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努力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带头人。政绩观是一个人对什么是政绩、如何创造政绩等问题的总的看法。党员干部追求什么样的政绩，集中体现其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

像杨善洲那样清正廉洁、秉公用权。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无论是担任领导职务，还是退出领导岗位，他始终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也是党和人民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世事怎么变化，自己的思绪不能浮躁；现实生活中的诱惑再多，自己的人生路径不能乱套。一方面，要坚持清正廉洁、从严自律。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守政策和纪律底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保持清醒头脑，确保清正廉洁。另一方面，要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注意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要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提高文化素养。

第四篇：百炼成钢看毛蒋成败知成功无捷径---读杨奎松文记

杨奎松一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从人生成功角度解读毛主席与雄奇公，看了此文，深觉时代变迁与意识形态偏见对研究者的影响如此之深。

如果我们能够较为细心的比较毛主席与雄奇公的成长经历，无论是其后对政治、军事的影响，还是个人的成功而言，无不告示我们一个亘古未变的法则：所谓天才，不过是百炼成钢和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的水到渠成。

一、家庭环境与教育背景。

杨教授讲到了毛蒋二人都出中间阶层，但这个中间阶层却有着经济状况巨大的差别。从蒋的日记中看出，蒋对自己的童年家境是充满了贫穷的回忆，应该说，一个过早失去父亲的家庭，其家庭经济能力肯定是有限的，生活上也算不上富裕，更为严格点，可能有些时候，蒋母要靠家族的接济度日。并且中国自古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蒋从小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反观毛泽东，其回忆似乎较少没有贫穷困顿的描述。这似乎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毛泽东小时也干农活，但因家庭可以自食其力，从整体上，家境明显优与蒋。如果把这种家境对人生性格的形成放大，毛泽东从小没有受到歧视性的对待，其自信或者说是优越感属于健康成长。虽然有父亲的暴政，但与外人的歧视比起来，毛泽东的童年应该可以更为健康的成长。这从后来两人的很多不同作风来看，似乎也有点影子，毛不拘小节，蒋军容严整，且生性敏感。

再说教育背景，虽然杨教授说二人都是中等文化水平。但细察之下，二人的教育背景其实相关很大。毛毛泽东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从传统的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专业的师范教育，教育经历非常连续、完整，就学期间，少有闹事，算得上一个有天赋又好学的三好学生，并且，在人生受教育的黄金时期，毛泽东毕竟师从名师，并且家常渊源，这是蒋所无法比拟的。就如同练习书法，无名师指点，要成家成派，几为不可能。名师在开拓毛的眼界，培养毛泽东的思维能力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终毛泽东一生，宏观思考能力与把握能力非常强大，与此焉能无功？蒋的教育经历却是断断结续续，直到日本留学，教育经历不连续且不完整。用现在的标准看，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爱调皮捣蛋、在差生群体中有着号召力的一类人，类似学生中的黑帮头。其实，在一个学校中，有一种学生群体，类似于社会上的混混等下层黑恶势力，经常打架闹事，惹事生非。刘邦在起家之后还遇到了张良这种近于老师作用的人物，蒋一生未遇名师，身边的智囊，如张良、诸葛亮、朱升、刘伯温辈，可有吗？其思维能力，宏观形势的分析与把握，历史上似乎还没有那个历史人物是无师自通的。

最后，二人追寻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路：一个进了师范，一个入了军校。这本身就反映了二人志向及才能特长的区别。毛泽东以后常以教师为梦想，而蒋以军人自居，这种差别非常明显，是无法归一的。

虽说毛蒋二人小时候都有反抗历史。但蒋主要反的是蒋母之外的人，在蒋母面前，蒋不过是一种孩子式的调皮。毛泽东反的却是家庭中权威——父亲。毛泽东对家庭以外的人似乎没看到什么尖锐的斗争，无论是毛泽东的同龄，还是长辈，或是乡亲。毛泽东反的是一种专制权力形成的人身自由受到压制，蒋更多的是孩子的天性和孩子式的小聪明。这两种反抗本身对他们以后的行事、政治理想的取舍，影响非常之大。

毛蒋二人都讲儿时的反抗对各自人生的巨大影响。毛泽东是从反抗权力，争取自由的角度，蒋是从孝道的角度。这两种角度非常有意思，毛泽东毕其一生，追求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绝对自由，而蒋一生似乎并不排斥个人的专制与极权，并且事母至孝，成年时的孝道化为儿时顽劣的救赎。

二、社会环境。

大的环境都一样，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小环境有着巨大差别。湖南地处中国内陆，无洋鬼子、无通商口岸，还处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形态。但江浙却完全相反，这使得蒋更相信由资本支撑的社会中上阶层的力量，因为他从小就见识了“金钱”的威力，与毛泽东所处的社会形

态相比，蒋更早地接触到了近代经济以及西方文明。

套用周恩来的话讲，毛蒋二人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毛泽东的家庭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的地主，蒋却不过比贫下中农稍好点的社会底层。蒋从个人出发，他可能会同情社会底层的民众，但江浙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他更多地对上层社会充满向往。

毛泽东受过传统教育，也接受过一定程度的近代教育。本质上，毛泽东是一个以传统教育为主，对近代教育知识有所了解，继承了中国传统“士”这个阶层使命的家境优裕的农家子弟。蒋介石也受过传统教育，在本质上，蒋介石是一个有一定传统教育基础，教育不完整、不连续，生活于高度商品经济中的半传统的社会底层人家。

毛泽东以教员自许，蒋介石以军人自律，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这种差别。毛泽东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抱负，蒋介石却有着中国传统社会底层人士对极权的欣赏与渴望。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组织，蒋介石从军的动机，于国而言，是只有枪杆子才能救国，偏重强硬、血腥与极权；于私，属于被压迫者的生路被剥夺之后的无奈与愤闷，转而追求暴力改变现状。毛泽东办过《湘江评论》等杂志，更相信笔杆子的力量，强调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的教化。毛蒋最后选择不同的政党，并不是简单的利益权衡，所谓离不开各自的政党组织而施展自己的抱负，实在是把毛泽东蒋介石看小了，关键因素还是各自世界观的不同导致的政治理念的差异。国民党倚重中上层力量，强调借力使力，共产党重视底层力量，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出身于内陆的农家子弟，农民向来是“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从来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皆不可靠，只可为援。终毛泽东一生，自立更生被奉为国策，即使与美建交，也不愿为了建交而建交，一定要经过斗争，美国有意愿与我建交，从而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现在很多人说与美建交是因为中苏冲突不得已才改变反美立场。是知其一，未知其二。终毛泽东一生，看不到他个人反美意识特别强烈，决定反美的因素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与美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也一直不曾中断。中苏冲突不过加快了中美接近。一则美苏争霸，苏联居上风，美国已必然有求于我，中国此时加速与美国缓和可以取得最大利益，牺牲最少利益，二则，中苏冲突使我们自身有着迫切与美缓和的现实需要，中美两国都有所求，加速了中美双方政策调整的幅度，并且改变了中方与美国建交的原来构想，变为中美建交为牵制苏联的大三角战略。蒋介石出身沿海商业社会，本身就强调借力使力与投机。商业社会的特点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比较重视合作、对外来力量不排斥，甚至欢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抗战，还是退守台湾，蒋介石的宗旨就是离开了张屠夫（国际势力），就真的只吃带毛的猪。把决定自己命运的因素归于外部因素。如抗战，没有英美的支持，不认为能够通过自身的斗争取得最终的抗战胜利。如退守台湾，整天做梦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守住台湾、反攻大陆寄希望于美国一家。“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这种思维下的“伟大结晶”。这种论点乍一看正确无比，实际上，一文不值，何也？此观点是静止、绝对、消极地看待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不是动态、积极地把握事物的变化趋势。历史上凡是抱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放者，最后均以失败收场。事实上，“西安事迹”后蒋基本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也没有丢掉执政地位，反而因为高举抗战大旗，巩固了蒋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抱定这一心态基本上就是愚顽不堪，不识时务，不知世界大势。这也说明蒋介石宏观思维能力的欠缺。当然，这都是后来者对历史的一种总结，基本上属于事后诸葛亮类型。在当时中国，也未必有多少人具备这种大道至圣的境界。当然，这都是后来者对历史的一种总结，真正在当时的中国，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有这种大道至圣的境界。当然，作为一国乱世之领袖，就是引领民众在黑暗中探索并能够发现那一丝微光并抓住的人物。就必须起到引导国人前进的航标式的作用。这是对一个领袖的要求。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早年生活与教育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青少年时代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相比他们的共性而言，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生活优裕，一个生活拮据；一个

家庭完整，一个父亲早逝；一个家学渊源，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受过完整的教育，一个教育经历破碎；一个是三好学生式的人物，一个是调皮捣蛋、不学无术的差生；一个名师相伴成长，一个无师自学；一个因理论宣传接受革命，一个因生活经历倾向革命……

三、早年从政经历

青少年的生活与教育不过为以后的趋同与趋异埋下了伏笔。在蒋介石登顶中国权力顶峰之前的，毛泽东蒋介石的社会生活阅历对二人政治价值取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们的人生走向成年时，开始接触、参与中国政治，两人的道路开始向同一个目标成长——救亡图存。毛泽东到了大城市长沙，真正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开眼看世界；毛泽东开始了解到当时中国的整体状况。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是韶山冲一个纯朴的反抗父亲权威的乡下孩子。之后，戊戌变法、梁启超，以及湖南政治中心的长沙社会百态，开始一步一步浸染着这一张白纸。毛泽东欣赏梁启超，甚至自号子任。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反抗暴政。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以文会友，指点江山，畅议天下时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生活惬意，爱情美满，大有宏图之志得展之感。至于北京大学受冷遇使毛泽东自尊受伤，以至于自卑，纯属倒果为因。自尊受伤不假，但以此怀恨知识分子，产生自卑性格，则必然、肯定是夸大之说。一次北京大学的冷遇就可以使志在天下、救民于倒悬的英雄自卑，那日后政治生涯中无数次残酷挫折，英雄还能自强不息吗？多年后与梁漱溟于延安相遇，毛泽东拿陈年旧事耿耿于怀，后人对此事的猜度只有一种难听的考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泽东拿这事儿说事儿，只有一个目的：以旧事儿开场，拉近与梁漱溟的距离，加强沟通效果。

可以总括一句话，毛泽东从小见惯了世界的善，相信正义的力量，对政治的认识比较正面。毛泽东一生喜欢阳谋，所谓阳谋，就是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对“道”的争夺。蒋介石自小耳濡目染，较早接触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百态，之后东渡求学军事。虽然蒋介石所受军事教育程度不高，但对开拓蒋介石的世界视野、深入了解日本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一生服膺日本军事，甚至在对日决策时，都将对日本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说严重一点，蒋介石的东渡求学日本，因其近距离对日本的了解，日后对日决策时有着比较严重的恐日情绪，这也是大多数留学日本仁人志士的通病，非蒋介石独有，其代表人物如汪精卫、周作人之流。蒋介石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使蒋介石充分认识，甚至过高估计了活跃于社会底层的非主流的边缘阶层的力量，这股力量有个俗称：黑社会。同时，长期浪迹于大上海的底层，也为以后对政治的负面认识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政治上，注重权谋与权术的运用。蒋介石的敏感更多地来源于家庭的破碎。蒋介石过早失去父爱，蒋母未再嫁，这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寡妇。在中国，无论是内陆，还是江浙，根深蒂固的对寡妇的歧视与欺辱，是蒋介石从小好强又敏感性格的根本来源。俗语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如果发挥一下猥琐的想象力，当年半夜敲蒋母大门的登徒子恐不在少数。这样的生活境况，对尚在幼年成长期的蒋介石来说，无疑会加深他对社会的负面看法。

可以总括一句，蒋介石从小见惯了世间的恶，使得蒋介石对政治的非常负面。如“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将英雄看小，是如今的时代主题。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历史人物，当我们将历史人物从神坛赶下来的时候，最终，我们并没有将他们从“神”还原为“人”，我们又将他们打入了小人列传的史册。其实，历史人物，是即有神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我们单纯的把他们当“神”看待固然不对，但单纯的将他们当成“人”看待同样是肤浅的，尤其是把历史人物当成小丑。

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军事能力 时人最感兴趣是将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军事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军事能力的确贯穿于二人成功与失败的始终。恰恰是军事能力的差异、高低，昭示着人生的成功，决计不是靠着裙带关系，决计不是靠着各种投机钻营，决计不是天生异秉，决计不是天命所系……人生的成功，毫无任何捷径可走。一步一个脚印的百炼成钢，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千千万万的志士鲜血凝聚起来、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历史经验，造就了时代的风云人物。

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勿庸质疑，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弱智也已成事实。我们在确定这些结论的时候，可曾细想过他们二人军事能力的巨大差异，除了各自天赋以外，还有什么更为重要的原因最终规定了各自的人生轨迹。

蒋介石的仕途，在刺杀陶成章之后尝到了暗杀给他带来的无比荣耀与利益。终蒋介石一生，重视并利用特务机构进行暗杀活动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活中一个鲜明的特点。蒋介石可以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刺杀汪精卫，却不知充分利用这些潜伏人员收集更为重要的关于汪精卫及日本的战略情报。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方法也很简单：消灭肉体。之后，蒋介石开始直接追随孙中山先生。在蒋介石的履历中，任职营长、团长的经历非常短暂，长期直接担任师、军高级参谋。蒋介石只受过比较低级的军事教育，在之后的军事履历中，却主要担任了战役级别的军职。之后，蒋介石迎来政治、军事生涯的全面、快速上升期，长期居于统帅决策层，更是没有军队基层的实际指挥、带兵经验。

杨教授统计蒋介石“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与蒋介石的军事履历对比之后，是否有几份反讥呢？蒋介石受的军事教育最高不过士官教育，却没有做过几天称职的连长、团长。但蒋介石的讲话却总是围绕着团长、连长应该关心的问题展开。众所周知，在军队的编制构成中，连长、团长是基层中最为重要的军职，甚至有衡量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看连长之说。连长是最小的战术单位，团是最小的战役单位，团长是连接战术与战役的中枢职位，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有人讲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到团，但林彪同样喜欢越级指挥，如何到了蒋介石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误？原因即在于蒋介石没有实际的基层军事指挥经验，对于团以下战术单位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战术效果，蒋介石没有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经验。因此，就会出现林彪越级指挥是正确的、适宜的，蒋介石越级指挥就是瞎指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蒋介石只关注细节，性格拘谨，宏观思维能力欠缺，虽然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反观毛泽东一生，虽然没有学过一天的军事，军事能力却是不世出，可以这样说，自古之用兵，用“无出其右”来评价毛泽东在军事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毫不为过，难道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源自天授？

毛泽东的第一次统兵是秋收起义，结局是溃败。虽然这支队伍有大量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但在运筹、组织、指挥方面，毛泽东间有反对意见，最终的决策权还在毛泽东。麾下几万人，发起的战争规模肯定是战役级别。最后的结局是一路溃逃，最后与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约为800人左右，即一团之规模。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极端严酷的环境，在实行去留两便的政策之后，最终与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数绝对不过一营之数，并且毛泽东并不实际主管作战任务。从秋收起义失利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看，这些举措偏重政治方面，而非军事方面，这也符合毛泽东缺乏军事经历的历史事实。在长沙的指点江山为毛泽东积累了深厚的政治知识，毛泽东有着绝对的学识与素养。在宏观性方向的把握上，毛泽东开始发挥着自己积累多年的知识优势。这也充分说明了能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充分的积累与沉淀形成的。

井冈山上的军事斗争对象通常只是地方势力。毛泽东首先遇到袁文才等军事干部，为毛泽东普及了营团级军事指挥知识。之后，朱毛会师，队伍一下扩大到团、旅规模。朱德在滇军的职务即是旅长级别，朱德在其中的作用可想而知。朱毛会师之后，队伍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产生军事人才的短缺，即在于朱德有效地弥补了毛泽东在旅团级别上军事经验的欠缺。“朱毛”不分家，朱在前毛在后，与朱德当时在军事方面的不可或缺息息相关。在井冈山草创时期，朱德作为拥有师级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对于尚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根据地在全盛时期，麾下兵力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集团军。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毛泽东在战略方面的天赋开始得以发挥。经过了井冈山早期的基层军事斗争，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军事经验，这对毛泽东在战略、宏观方面的能力形成，起着充实经验、夯实基础的作用。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后期，精力主要集中于师、军级的军事指挥。看当时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在积累一定的基层军事经验之后，指挥师、军级作战时得心应手。比如，毛泽东详细规定了在怎样的兵力对比下可以打歼灭战，在什么战场环境下，可以实施围歼战斗，打胜仗的具体标准为多少。如果没有一定的基层军事指挥经验，是写不出这么详细可操作性的文章。看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即使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也可以略为知道应该如何打仗。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所谓“浪漫主义气质”导致的“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这纯属没有认真读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文章。毛泽东关注细节的时候，同样非常关注。一个不关注细节的的统帅，能够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下生存下来吗？只是毛泽东有着完整的军事经历，加上他本身强大的学习能力与归纳分析能力，更兼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积累的丰富政治理论、学识素养，使得毛泽东知道因时因地制宜，在战略与战术、宏观与细节方面，充分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同样，也不能简单把蒋介石军事能力的欠佳归于性格“内向拘谨”，“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归结于底，蒋介石因其军事履历的不完整使得蒋介石严重缺乏基层军事斗争经历，加之蒋介石教育经历本身就不完整，缺少系统性，缺乏理论深度，在直接面对战略、战役这样比较宏观的斗争局面时，蒋介石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本身就是蒋介石政治、军事经验缺乏所带来的局限。

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常打败仗，除了敌我力量悬殊，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在于这些军事干部本身的资历、能力还无法胜任战役、方面军级别的军事指挥。相比红军时期，抗战初期，八路军各级军事干部都是降一级使用。红军时期，刘伯承是十万红军的参谋长，在八路军里只是一个师长，仅统帅一万余人，徐向前曾经统帅近十万大军，担任方面军总指挥，在八路军里只是一个副师长。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正是降一级使用，丰富了各级红军干部的军事履历，为以后实施大兵团作战奠定了坚实的战术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将领集中地大发异彩，正是百战之后的结晶。没有抗战时期的下沉磨练，很难想象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会有如此精彩。世界战争史上，在一些特别关键的局部战斗，经常会派出高一级的副职、参谋甚至军事主官亲自下放指挥战斗，靠前指挥的主官在把握战场细节、了解战场情况、组织战斗等方面判断更为准确，组织能力更为精细，对战术的运用更为娴熟。

如果我们再来比较国民党将领的军事履历，同样会发现这一规律。国民党很多将领缺乏这种全面、完整的军事履历。或者从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缺乏战略思维能力，或者没有基层军事经验，直接任职高层。世界军事强国中，德国将领的战略能力普通比较优秀，这与他们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有关。德国的基层将领只有在参谋部任职之后，才能出任高级将领职务。战术大师隆美尔的短板正是战略能力、全局意识，隆美尔几乎是直接从希特勒的警卫营长提升为装甲师主官，这与隆美尔没有参谋部任职经历息息相关。同样，粟裕作为解放军中不世出的杰出将领，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战略思维、全局意识的强大也与长期脱离党中央独立作战有着紧密的关系。

五、面对挫折

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经常会掩盖毛蒋二人在性格方面的巨大差异。在毛蒋的早年生活与革命中，两个显著的事情可以说明毛蒋二人在性格方面的巨大差异。

蒋介石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不如意的时期。当时孙中山正与广东陈炯明合作，蒋作为少数懂军事的干部被孙中山委以重任，但蒋难与人共事，经常抱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以致常常一气之下出走了之。比如，蒋向孙中山建言，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后，一气回上海了事。这种事情常见于蒋介石与孙中山早期的合作之中，最后都以孙中山书信劝说以及职位的变迁结束。这可以理解为蒋的一种权谋，更反映出蒋的性格特点：以自我为中心，抗压能力不足，全局意识差。与蒋相同的是，毛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有过两段令人郁闷的时期。一是初创井冈山，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开除了党籍。二是在王明“左”的政策影响下，毛一度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这两件事件与蒋所经历的事情比较起来，无疑毛主席所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蒋不过是在别人屋檐下的意见不合，毛泽东则是在自己一手辛苦创建的根据地的胜利果实被无端据为他有，就像自己的孩子被人白白糟蹋，毛选择了隐忍以待来机。如果此事放在蒋身上，不知又会如何？恐怕最终会是鱼死网破的结局。

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二人的性格虽然都有自尊与反抗的一面，但毛更注重把握“度”，在反抗与屈服之间，收放自如。能够以大局为重，注重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克服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中国传统毛病。

其实，毛蒋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二人各自的人生成败除了自身的努力与天赋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人生经历与实践。真知源于实践。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真知不过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毛蒋在人生经历与实践方面的差异，规定着二人各自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差异昭示着人生的成功与失败无不存在于千锤百炼之后。这种影响历史百年的历史人物的人生成功尚且无捷径可走，况于小人物乎？

第五篇：浦发银行-工作、收入证明-浦发小杨

工 作 证 明

兹证明 系我单位职工，身份证号码：，现任职（职务、职位）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

该同志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为 元。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日 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收 入 证 明

兹证明 系我单位职工，身份证号码：，现任职（职务、职位）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

该同志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税后）为 元。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日 期：______年___月___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