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民生新闻构造的世界——对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文本的内容分析

第一篇：电视民生新闻构造的世界——对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文本的内容分析

电视民生新闻构造的世界——对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文本的内容分析

前言

2002年1月1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正式开播，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场从地方台开始，在两年之内波及全国的电视新闻改革。” 这场改革的名称，业界和学术界统一给出了一个名字----“民生新闻”。何谓民生新闻？有学者认为是指“采用平民的视角，站在百姓的立场，去播报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评说百姓关心的事情并为百姓排忧解难，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媒体对百姓的社会关怀”。因此，以民为本、贴近民众被认为是民生新闻的精神核心。

〈南京零距离〉在央视索福瑞的收视调查中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新闻栏目”之后，引发了全国各地方台的“民生”热潮。在继起的一批节目如湖南经济电视台的〈都市一时间〉、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浙江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中，安徽〈第一时间〉栏目成为了民生新闻改革中的又一次制高点。〈第一时间〉是安徽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的一档60分钟直播类新闻咨讯节目，2003年7月28日开播。节目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2004年6月在合肥的平均收视率达到２６％之高,在安徽地区达到9%左右，成为安徽收视率最高的栏目。然而，如此红火的节目、如此大的受众群，它是否为民众描绘了当地环境的真实全貌呢？ 民生新闻在严肃、冰冷而高高在上的众多报道领导活动、会议内容、官方消息等新闻中脱颖而出，第一次以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姿态出现，从而大受追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减弱或者让步了呢？显然没有。那么，官方意识形态是以怎样的一种隐蔽方式，以民生新闻作为幌子来宣扬的呢？民众又是怎样被这种表像所迷惑、所利用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气象万千的民生新闻中，只有对其内容的仔细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本次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的出发点。

目前国内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偏重于两个方向，一是对民生新闻现象的描述，包括定义、兴起背景和原因分析、发展历程和意义；另一个是从新闻业务层面对其现有的问题进行揭示和寻求解决，包括新闻媚俗化、碎片化、肤浅化和同质化等等。但是这些研究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面，而对于民生新闻所构建的议程的分析，这些议程背后是怎样的意识形态在主导，这种机制对于受众的不利影响等，却较少有研究探讨。本次研究想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内容

分析来尝试深层解读电视民生新闻，并借重媒介批评的角度来探讨分析结果。

一、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植根于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其中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两个重要概念。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他的时代主要是报纸和杂志----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而且，他还指出，由报界提供的现实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这些图像在人们头脑中构成了关于世界的图景，它“锲入在人和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拟态环境”。人们往往错把这个拟态环境等同于现实环境本身，并且通过它来对环境进行调适。另外，在李普曼看来，舆论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介、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累积下来印象、偏见和固定的成见。一旦这种成见即刻板成见形成，它就会“淹没”人们对“事件”进行描述和报道的“新视野”。〈舆论学〉作为议程设置的奠基之作，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高瞻远瞩的影响。最早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明确将其概括为“议程设置功能”的，是美国传播学家麦考姆斯（Maxwell E.McCombs）和萧（Donald L.Show）。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佩尔希尔（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地区，首次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关系，即“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议题的强调）与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紧密联系。” 他们还将这一新的传播理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关于议题的显著度从媒介议程走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也即社会层次；二是关于公众头脑中构成这个议题和对象时新闻媒介的作用，也即社会心理层次。

此后，该假说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探讨和验证。较有体系的研究有美国学者D.H.韦佛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等。这些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了，在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和受众的“议程认知”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从最初的探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追溯到“谁设置了媒介议程”上来，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新的拓展，但目前新领域的结果还比较零散。

国内到目前为止对该领域的研究非常少，但也已经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如复旦大学的张国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李本乾副教授，在2003年以上海和云南两地受众、〈人民日报〉以及两地党报和晚报为研究对象，首次验证了我国受众议程与大众媒介议程在宏观层面上显著相关，但在微观层面上相关性较低。

然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不足和争议。首先，该理论只重视媒介的告知和安排议程的作用，而将行为的效果问题排除在外；其次，一系列中介因素的引入导致对该理论的“不确定性”； 另外，目前的实证研究只证明了大众媒介能够影响议题的排序和议题本身，而对于是否影响公众的言论和价值判断，则因为涉及态度的转变等更难验证的课题而尚不能确定。

本次研究并不属于以上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议程设置理论的两大研究范式，即既不是比较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关系，也不是探究媒介之间议程的相互影响。确切地说，本此研究利用了议程设置理论“媒介设置议程”的研究成果，以在此基础上媒介设置了怎样的议程、构造了怎样的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并力图揭示这些议程、这一拟态环境背后的本质。

二、研究目的与假设

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新闻媒介在构造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图景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像〈第一时间〉这种以民生为定位、在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闻节目，在构造当地民众对其周围世界的认识图景中自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观众通过〈第一时间〉来了解合肥和安徽社会的方方面面。李普曼说过：“新闻机构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 作为安徽本地的意见中心，〈第一时间〉照向的事件是哪些呢，或者说它为观众设置的议程是什么呢？它为受众所构造的这样一个拟态环境是怎样的？这是本次研究力图探寻的问题。

在新闻报道之中，人物往往是构成事件的主线，而且很多报道都是以突出人物为着眼点的。〈第一时间〉也不例外。那么，在这个栏目中出现的人物又都是哪些，他们都是与什么样的事件相联接的呢？在对人物的描述过程中，是否会由于将特定人物与特定事件的经常性连接，使得对某些人群的“刻板成见”得以形成和强化呢？这也是本文想要求证的假设。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内容分析的方法，即通过“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本文字内容的分类，以及对报道中所出现人物的归类总结，来解读这些新闻报道为当地民众所构造的拟态环境。

本文的样本是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所报道的新闻文本。为方便取样，所分析 的文本都是刊登在安徽电视网（www.xiexiebang.com）上的内容条目和文章，由于电视网上并没有上传当天报道的所有新闻条目，而只是把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登录上去；而且天数上也有缺失，为尽量弥补因文本缺失而引起的样本不准确性，本次抽样特地适当延长了抽样时间，因此抽取的是2006年2、3、4月3个月发布在电视网站上的所有该节目的文章，一共124篇。

依据文章性质的不同，文章依次分为以下6类：描述类、信息提供类、表扬类、警示类、发现问题类、以及后续类。描述类为中立的描述，一般是对一个社会现象或事件的描述，没有深层分析和挖掘。信息提供类是对一些信息的报道与发布，比如相关部门新的政策法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咨讯等。表扬类是含有褒意的报道，报道角度为赞扬、宏扬好的风尚；包含对故去优秀人物的追思等也被归为这一类。警示类是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报道来提起大众对同类事件的注意，并指导民众的行为。发现问题类是指媒介对一些被忽略的问题提出疑问，并呼吁有关方面给予解决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众的举报、抱怨、以及记者隐蔽拍摄的新闻等；这一类也包括对事件的批评。后续类主要是对以前报道过的内容再进行追踪报道，有延续报道未解决的问题的、有报道事件解决的结果等。

根据报道内容所涉及的领域，报道文本被分为以下8类：问题、纠纷与不幸（包括灾害、纠纷、维权等）、法制（违法犯罪和案件破获、官司等）；交通（和交通状况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信息）；消费和民居（对消费市场、消费者、商家等的报道）；公共生活（对公共设施建设、有关部门的检查治理活动、环保、治安等的报道）；文化（文艺、体育、节庆等）；服务类信息（指教育、就业、培训、旅游等信息）；好人好事及其它报道。各个条目下还根据内容涉及不同而有更细的分类。人物分析着重于分析以个人形式突出的人物，在报道中所出现的人物，根据其职业不同分为：消防员、警察、司机、军人、民工、打工者、老板、工人、执法人员、学生、老师、政府工作人员、家庭主妇等等；根据年龄分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儿童等；根据人物行为分为行人、消费者、居民、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等。所分析的人物都是在报道中个别出现过的人物，评价的指标为正面，负面和中立。对人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为正面，比如在对人物的形容中出现“积极”、“亲切”等词语；而对人物行为颇具微词，如出现“无力”、“无知”等词语，就归为负面；其它为中立。人物的分类会出现重叠，比如一个军人可以同时是一个消费者，行人，和青年人。另外,对以集体形式展现的人群做综述和简单分析。

四、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文章性质分类及分析 表1.1：文章性质分类 总计 百分比（%）描述类 55 44.4 信息提供类 16 12.9 表扬类 11 8.9 警示类 12 9.7 发现问题类 22 17.7 后续类 8 6.1 Total 124 100 从表一可以看出，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中，描述性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4.4%；其次是发现问题类，占到17.7%；信息提供类是12.9%，表扬类和警示类所占比例都较小，分别是8.9%和9.7%，而后续类所占比例最小，仅6.1%。描述类占如此大的比例，说明描述性是该节目报道的最主要方式。这类报道往往只是讲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结构和内容简单，没有挖掘新闻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报道的内容都是和群众很近的事情，但报道形式流于表面，使得新闻内容看起来很单薄。例如3月29日的〈女孩离家出走 铁路警方护送回家〉讲述六个初三小女孩离家出走，被警方找到并护送回家。报道采访了家长和警方关于出走和找回的过程，却没有交代女孩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把新闻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忽略掉了，让人看起来匪夷所思。又如2月22日的一则《好心人 义务为村民挖水渠》，报道只采访了村民，说是有一位好心人，自己出资为村民挖水渠。而对于当事者，即这位好心人，竟然没有一点采访，对于为什么要私人出资来挖水渠、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报道更是失语，只停留在表面很浅的一层。分析中发现，这样一味罗列现象的报道在节目中并不少见。

发现问题类虽然所占比例并不低，但也同样存在表面化的问题，这首先可以从后续类报道的极少数看出来，后续报道6.1%的比例约等于发现问题类的1/3，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新闻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不去关心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例如2月10号的《季大爷的烦心事》，讲有人破坏高速公路旁边的防护网，季大爷很忧心，文章结束。全篇报道中只有对季大爷一个人的采访，而对有关管理部门的职责，却只字不提，更没有问题的解决。4月12日的一则《有家不归，夜卧楼道》，叙述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无人管教睡在居民楼楼道里，报道采访了邻居和民警，表达了担忧，就以此结束了；对新闻最重要的当事人家长，却没有半句采访，新闻没有原因，更

不求问题的解决。

即使在后续报道中，也多数是已有定论的问题的报道，这不但割裂了问题发展的前后进程，使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只是简单的事件碎片的拼合，而且不知不觉中助长了新闻的懒惰、缺乏跟踪和探究的习气，因为记者编辑们知道沉默可以遮盖媒体的失语，而受众的注意力又会被后来无穷尽的、热热闹闹的新问题所吸引，再简单报道、再沉默，如此循环下去，纵容了所谓“贴近民生”的新闻的繁衍和壮大。

当然，在新闻实践中，时间的紧迫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第一时间》为例，它的播出时间是每天傍晚6：30，这意味着记者编辑必须在一天中采写编当天的新闻，扣除来回采访地的和成稿后等待审稿的时间，所剩的用于采写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另外，还与播出时间的限制有关系，一条新闻一般来说一两分钟，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讲清楚经常是错综复杂的问题，是比较难的，因此，很多记者往往选择了简化和浅尝辙止。而在新闻业务以外的原因，就涉及社会权力系统中的敏感神经了。

信息提供类的新闻比例也较小，说明节目为受众提供的信息量不大；表扬和警示类报道通过传递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来传承社会的规范，但在统计中这两类的比例都很小，显示《第一时间》引导受众认知和行为方面做得明显不足。

（二）、文章内容分类及分析 表1.2：文章性质分类 总计 百分比（%）

问题、纠纷与不幸 38 30．6 交通 10 8．1 公共生活 22 17．7 服务类信息 11 8．9 消费 8 6．5 法制 9 7．3 文化 17 13．7 好人好事及其他 9 7．3 Total 124 100

根据表二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报道的内容中，问题、纠纷与不幸类的比例是最高的，占到30.6%，其次是公共生活，17.7%，与人民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消费、交

通和服务类信息，所占比例都很低，尤其是信息量大的消费领域，在《第一时间》的报道中却受到了极低的关注，比例只有6.5%。而一向新闻素材丰富的法制领域，也只有7.3%。让人欣慰的是，文化和好人好事类所占的比例并不低，说明《第一时间》在人民精神生活和倡导良好风尚方面，还是给予了一定重视的。

在所有的报道中，《第一时间》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问题、纠纷与不幸。单独来看，这样做更容易贴近广大的民众，因为报道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众多纷繁复杂的纠葛，利用媒介的地位赋予作用使事情得到解决，就恰恰表达了媒体“群众利益无小事”、为民代言的立场。但如前文所述，这类报道致命的缺陷就是表面化的报道方式。触及范围很小，往往到达政府职能部门等强势集团那里，报道就结束了，再也不会挖掘下去。因而此类报道往往只是探到冰山一角，对于这个社会的反映是肤浅的。比例之大占第二位的公共生活类报道，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包括了公共设施建设、部门督查等涉及职能部门工作的领域。在这些子项目中，部门督查的报道比较多，10条,占公共生活类(22条)的差不多一半，其次是公共设施建设，8条。而对职能部门工作的报道中，正面、积极配合的报道是17条，中立报道5条，负面报道0条。职能部门几乎都是称职的、行动果断的、卓有成效的，即使在部门明显失职的新闻里，部门的过失也被淹没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里而视而不见。例如4月21日的《装修困局：无资质的公司是如何进入市场的》，讲述合肥市70%的装修企业无“资质证书”而如何混迹市场，有关部门如何进行清查。而事实是，“马路装修”市场存在十几年了，新闻却对此轻描淡写；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报道的最后，责任被推给了业主，说是“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业主的存在,才让这样的„马路装修‟市场能够长期存在”，对于有关部门是否执法不力，却没有丝毫质疑。在职能部门行动时，媒体往往着力报道问题的解决，并从言辞中透露出对执法人员的赞美，而忽略了更为重要问题的挖掘。如公共设施建设类报道，在8条报道中，只有一条反映了拆迁户的不情愿情绪，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支持的，执法人员行动也是迅速的和众望所归的；对于拆迁户的安置、拆迁的原因和建设工作的拖延却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

在号称以民为本的民生新闻中，这部分的报道是有意思的、微妙的、难于辨别清楚的。从以上分析来看，所谓的“民生新闻”在现实报道上看来却只是尽量配合了权力部门的声音。新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做到客观，它在呈现在受众面前已经经过了层层把关，“在任何体制中大众传播媒介都是那些掌握经济、政治、社会权力的人们的代理人”。

节目把相当的报道篇幅给了问题、纠纷与公共生活，而与民众生活最为密切的消费、交通、服务类信息的报道却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这说明媒体对“民生”定位存在着误读，即把居民个体或其周围小范围的问题视同于大众的问题，以个体新闻取代大众新闻，构成一种隐形的、另类意义上的“新闻暴力”。

（三）、人物分析

在对人物的分析中，由于有重叠现象的存在，就不以表格和百分比的形式来叙述，而是把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如下讨论。（1）以职业分，有以下讨论。

公务员通常以集体的身份出现，而所有公务员的表现都是正面的。警察、消防队员、城管人员以及各类执法人员等，都是在参与某项公务的执行中出现的。无论是对执法活动本身的描述，还是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公正尽职的、高效的。

在单个人物分析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相关职能部门或政府工作人员，共出现72次之多。一般出现的形式主要是对某问题或纠纷给予调解或者“说法”；其次是对于某项政策、执法行动的解释和说明。对其所有的报道中，没有负面报道。他们的总体形象是称职的、办事有依据的和公正的。即使在问题类报道中，他们也是没有过失或无法判断的。比如3月13日的一则《阻挠施工打警察 治安拘留没商量》，叙述了村民阻挠一处农贸市场工程的施工，镇党委书记称“补偿费早就发下去了”，于是警方对其实施拘留。报道从头至尾没有给予村民任何发言机会，更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阻挠、政府的补偿费真实发放情况等。在报道里，村民的“闹事”和被处罚成了聚焦点，而政府却被放置在灯光之外。

其次是警察，共出现39次。警察多是出现在对纠纷的调解、对问题、交通、事故和违法犯罪的处理活动中。对警察的行为都是无疑义的、赞同和认可的，没有负面报道。并且警察本职范围内的行为被媒体有意放大而带上了赞美的色彩，甚至忽略了某些值得质疑的事实。如4月11号的〈18年黑户身份 今朝终于解决〉，讲一家人收养养女18年，终于解决了她的户口问题。报道没有对18年的时间拖延在意，却对派出所人员的户口迅速办理、让一家人“喜出望外”给予了褒扬。派出所的高效、为民办实事的形象得以突出。

私人老板的出现次数比较多，15次，但9次与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和销售、拖欠工资有关。在此类报道中，他们被塑造成损人利己、黑心、不遵纪守法、贪婪的形象。司机出现9次，其中4次为事故、车祸，1次为无牌照驾驶。只有一次正面报道是司机拾物找寻失主，其余为中立报道。

企业经理、负责人和打工者出现的次数都很少，分别是7次和6次。企业经理出现于投资、经营的报道中（4次），负责人是对涉及企业责任的问题做出解释（3次）。而打工者，出现6次中4次与事故、灾难有关，1次无资质作业，1次劳资纠纷。农民出现的次数很少，作为报道对象的只有4次，分别是阻挠施工、索赔、庄稼无收和事故身亡。农民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与无力、无助、无理等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比如大学教授、学者、公司高级白领等，在报道中是可以说是缺失的；占安徽本省人口比例很大一部分的大学生群体，也极少出现在节目中。

（2）以年龄分，老人出现9次，涉及的事情各不相同，比如火中被救、为财产而争夺孙女的监护权、公井收费、举报公共设施被破坏等，其中1次捐款的正面报道。但记录老年人生活状态和活动的报道几乎没有。

儿童出现11次，其中儿童受到侵害的描述有7次，如被拐卖、体罚、砸伤、绊倒等，其余4次多与教育有关，如大人钓鱼教坏小孩、小朋友宣传整治“四乱”等。在这里，儿童被塑造成弱小、需要保护和引导的形象，而对儿童成长状态的关注却很少。

（3）以性别分，男人在报道中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女人，以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为例，72次的出现次数中，女性仅出现3次。男性广泛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次，而女性多以家庭主妇、居民、行人、旁观者等身份出现。男权社会的印象在报道中无形得到表现和加强。

（4）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中，后者的出现率大大低于前者。而这与安徽省目前乡村人口占64.5%的现状 是格格不入的。尽管〈第一时间〉把自己定位于“服务市民、以民为本”，但只以市民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新闻节目，本身就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以民为本”。因为这多少表现了对庞大的乡民群体的漠视。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传播学议程设置功能为理论基础，通过对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窥视了电视民生新闻中描绘的拟态环境的面貌。并由此得出，像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这样的节目，虽然突出了节目对当地群众的贴近性，但其所谓的“服务市民、以民为本”的宗旨却全然没有实现。在这档节目日积月累的报道中，其所构建出的关于现实环境的拟态环境是偏颇的。报道的立场还是主流利益集团的立场。

在〈第一时间〉中，人物的形象通过人物与特定事件的联系表现出来。在这种联接过程中，刻板成见得以形成。对某些人群的正面描述和对另一些人群的负面描述，使优势人群的形象得以强化，并进一步主流化；而边缘人群的形象在固定成见的作用下变得更加边缘化。

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是国家统治中文化软力量新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和精英/白领意识形态越过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对民生新闻实行了高明的、不着痕迹的控制 ：首先，民生新闻通过逗引消费的快感，达到虚拟的满足（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生活投诉、家长里短、实用讯息”的提供，使相对处于弱势的百姓被夸张成世界的全部，其现实生活的落差与缺憾被新闻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虚妄的媒体景象缝合，被关注被承认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与满足（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然而，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却以“缺席的在场”的姿态完成了对民生新闻的根本掌控。因为白领/精英大致永远也不会遭遇平民遇到的各种困境，而“民生新闻中白领/精英的缺席却坚定了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仰‟，白领生活与成功故事成为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与憧憬、渴望与抚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则因为民生新闻营造的温情、世俗、人性的氛围而和蔼可亲，” 人们因为被民生新闻纠缠于家庭琐事、身边小事、百姓难事中，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个社会博弈中所处的位置和被忽视的利益。而这，正是隐藏在红红火火的民生新闻之中的陷阱。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每一个被赋予了„意识‟的主体，会信仰由这种„意识‟所激发出来的、自由接受的„观念‟，同时，这个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也一定会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纳入他的物质实践的行为。” 因此可以这么说：观看民生新闻的过程，就是不断内化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和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不断淡化或者休眠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的过程，并且当自己被日积月累地植入这些意识形态时还浑然不觉，仍旧相信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体，却一面把被偷换了的“观念”纳入到物质实践中去。

以上结论与目前学术界对民生新闻盲目乐观、认为民生新闻的出现和发展是民本主义的回归等等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本次研究采用的具体而仔细的内容分析法和媒介批评的视角，较之以前大而泛之的定义界定、走向预测、“俗”化批判等研究内容，更加务实和清醒。甚至对于“民生新闻”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存在和是否必要，也提出了疑惑。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样本来源是登录在网页上的〈第一时间〉的新闻内容，这些新闻条目比实际播出的要少，而且又经过了新闻网站工作人员的再次把关。分析的文本全是新闻文字方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图像方面的分析。电视媒体是一种同时包含

声音文本和图像文本的媒介，只分析声音文本的文字资料是不全面的。对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动因以及控制力量的分析不够深入，后面的研究如果能从这两个角度深入挖掘，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理论和实践的改进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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