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华研究综述
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综述
摘要：余华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自 1984 年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其一系列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一直倍受评论界和文艺界关注。受到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深刻影响，余华的语言简洁明快、新锐诡异，通过语言的尖新求变阐释自己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余华小说语言的研究，受到了关注。关键词：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综述；
语言学与文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载体，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正是通过语言表达和体现出来的。风格成熟的作家在作品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都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余华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国当代先锋作家，其作品一直是学术界和评论界讨论的热点。自 1984 年评论家肖复兴发表的第一篇余华研究论文《一月清新的风》开始，关于余华其人其作品的研究从未间断。早期主要是针对单篇作品的研究论文，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对余华作品多角度多方位解读的论著。综观 20 余年的余华研究历程，评论界对余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从五个方面展开：小说的主题思想及成因；创作母题及演化；创作风格的前后转变；独特的叙事艺术，以及比较研究等等。这其中对于余华小说语言的探索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加以简单的评述，系统地勾勒出余华小说语言研究的运行轨迹。
一、纯文学角度谈语言特色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表现出对文学的语言和文本的巨大热情。他作品中关于暴力、死亡、苦难和欲望的主题，对人物的刻画等都因其语言的独特运用而引起文坛的关注。评论界也纷纷从文本分析的文学角度谈语言特色。研究余华的著名学者李平教授说：“在小说的语言上，语言的‘诗话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邓大琥的《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中，用“简洁又动感十足的语言”、“诗兴的比喻”来强调作品语言的“真实性”；正如马知遥在《论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2007)中说：“让语言决定思维的形成。”这类评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小说事件语言、人物语言的归类分析，来强化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比较文学领域，也涉及到了余华小说语言的比较研究。“评论家都认为小说的语言多借鉴了国外先锋语言”；“十分重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的运用，主观性描述新奇而时髦，句子结构复杂而冗长”①“‘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百年孤独》中的这种句式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打破了故事的自然进程，使故事随意跳出原有的封闭圆圈任意确定新的起点，巧妙地进入了叙述的进程之中。”②黎晨的《黑色幽默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研究》中也以余华为例，对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作了简要的艺术性分析。
二、叙述学、文艺学角度谈语言运用：
在关于余华“怎么写”的文本形式研究中，对其作品的叙述语言、文类颠覆、重复叙事等层面的研究经久不衰，而且呈现出“细化”倾向。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把对其文本形式的研究分为1990 年前后、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9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文本形式研究多谈及余华作品的叙述语言与常规小说的不同之处。如张卫中于 1990 年发表的《余华小说解读》（当代作家评论）和王彬彬于有 1991 年发表的《余华的疯言疯语》（当代作家评论）。在研究者早期的印象中，余华小说对被叙时与叙事时间进行割裂，其文本序列“成了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词语施虐”，“像一堆白日梦呓，或者像一个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③这些属于印象式的评论，探索出余华小说的语言由于陌生化效果、由于能指的泛化和感觉的幻化而具“仿梦小说”的特征，而这种叙述语言是为其颠覆日常传统经验服务的。这时期对余华叙述语言的研究中，全新阐述了一种新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但研究者认为，这种叙述语言的变革是余华为突破日常经验和话语规范的束缚而采取的叙事策略。因此，在这一时期叙述语言的研究中，语言始终作为一种载体。第二个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评论界多探讨其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叙事研究中侧重了对文本语言和话语方式的解析。如谢有顺的《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再论<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进向》（当代作家评论，1993（2）），在对《在细雨中呼喊》的研究中，认为该小说的显著变化是“大量启用了心灵语言”；吴义勤在《切碎了的生命故事——余华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试评》（小说评论，1994（1））中分析了小说的语言意象、预言式叙述和分析式叙述两种典型的话语方式。余弦在对《许三观卖血记》的论述中虽谈及语言的重复修辞手法，但更着重的是对叙事重复和主题重复的研究，从而引起了研究者对作品叙事技巧和方式的关注。
第三个时期是 21 世纪初，这个时期对余华作品叙事研究从更小更细的方面介入。如石慧的《论余华小说的叙事特点》、罗绮卫的《浅论余华小说叙事视角的变化》及张卫中的《余华小说的时间艺术》都从细微角度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对叙事语言的简要概括。同时期，高校对余华及其文本语言的研究也一度成为热点。据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自 2001 年——2005 年，全国高校以余华及其代表作为研究主体的硕博论文共计 18 篇，其中论及作品语言的共4篇。
三、语言学角度谈语言
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视文本和语言为文学的生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对小说语言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实验。这种在文学中将语言视为独立的自足的表现，近五年来引起了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学术界充分运用语言本体论、符号学等理论探究余华语言词语、句式、修辞等。如在《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语言的本初性特征》（2003）中，何滢运用具有本初性特征的内部语言解释了它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运用；在《〈许三观卖血记〉的语篇衔接与语言风格》（2005）中，董育宁对话题连续、概括词替代、同语复现和排比用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分析。
根据20余年来学术界与评论界对余华及其文本语言研究的有效梳理，可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
1．研究角度：从文学角度、叙述学角度、美学角度探讨小说语言，仅仅是停留在艺术分析的层面上。无论是从先锋文学的特征出发，还是从叙述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都把语言看作一种研究载体，为主题思想的阐述、为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提供论点支持。
2．研究材料：对余华作品语言层面的观照和专门研究并不多。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的论著，多是对余华单个作品的语言形式给予关注，对具体文本的研究还不够细致，目前也没有出现综合余华全部作品语言为研究材料的文章。3．研究方法和结果：近几年来虽有学者从修辞学、符号学角度对余华作品语言进行了研究，但却没能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和高度进行研究。在对余华作品的叙事研究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在文本的修辞研究方面，尽管有研究者在论文中偶有提及，如余弦的《重复的诗学——评〈许三观卖血记〉》，然而能从这方面有所彻底突破的论文仍然不多。结语：
余华作为80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派代表作家之一，自觉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语言本体论的深刻影响，在创作中关注语言自身，使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与传统文学语言迥然不同的尖新诡异的风貌，他看重语言的弹性、可变性和潜隐性，努力突破语言的常规形态：如句式的错位与变形、词组特殊的搭配与组合、标点的省略或繁复等。因此，运用语言学理论深入分析余华小说的语言，对小说文本进行语言角度的解析有助于对小说的整体把握。参考文献：
①何滢.余华:短暂而安详地叙述[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2).②刘保昌,杨正喜.先锋的转向与转向的先锋——论余华小说兼及先锋小说的文化先锋[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③张崇员.20 年来余华研究综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
第二篇：余华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余华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日期：2010-08-02] 来源：天府新论2003年第3期(总11
1期)作者：黄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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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是一个笔耕不辍,风格多变的当代小说家。综观90年代以来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无论是创作思想、主题内涵、叙事风格还是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关键词]余华;先锋;承继与转变;比较研究
余华是我国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余华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7年~1990年,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第二阶段: 1991年~1999年,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近年来余华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西、荷、日、韩八种外文传播海外,代表作《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无论是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题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其研究呈现出评论者态度褒贬不一,研究视角多元化以及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早在1991年,莫言发表了有关余华的评论文章《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谈了他对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代表的小说的理解,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这篇作家笔下的作家评论还是切中肯綮的。〔1〕但是真正学术性评论文章是在1996年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余华在第一阶段创作的小说,评论者都将其纳入先锋小说的范畴。对这一阶段小说的评价,评论者多从余华小说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叙事模式、语言特色等方面分析了余华小说的先锋特点。
评论者都认为暴力是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分析暴力之所以会成为余华先锋小说反复涉及的一个主题,多数评论者都从余华的童年的记忆中寻找答案。另外也有评论者指出是缘于作家和现实的紧张的关系。实际上,暴力成为余华小说中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除了和作家本人的早年记忆相关外,也与80年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有社会结构的裂变,思想文化传统的破弃和再造,话语权力结构的重组这些都构成了余华小说中蜂拥而出的暴力叙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这一背景被评论者所忽略了,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失之片面,缺乏深度。倪伟在《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也没有展开论述。对于余华作品的主题内涵,评论者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包括对人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认识经验的反叛等。但是就主题的价值而言,却是存在分歧。有的评论者肯定余华作品的先锋价值,陈琳认为,“余华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价值摇摇欲坠,他穿透了禁锢人们感觉的现实之厚壁,让世界的本真无蔽的显现出来。”〔2〕刘曾文则在文中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余华是偏激而无奈的,“他回避对终极关怀和人道信念的永久承诺,从而遁入暴力的迷狂和感觉的放纵„„迷失了反叛的方向。”〔3〕我们注意到,这些评论对余华先锋小说主题价值的判断都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没有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中西方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分析,因而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性。
对于余华的《现实一种》等先锋小说的叙事结构,可以用郅庭阁文中的一个标题:“形式枷锁中的迷失”〔4〕。多数评论者都认为余华小说的先锋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首先,评论者都认为余华的叙事态度是冷漠的。沈梦瀛从自然主义写作方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像拔牙一样把事物中包涵的确定性意义全部拔除了”,“正是零度情感写作的形象化表达”,“也是自然主义真实客观追求之下的必然取向”。〔5〕其次,对于余华先锋小说中的叙事时间,评论者认为采用了时间的分裂、重复、错位的方式,即把物理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从表面上看,事件时间倒错连接,实质上用时间的名义把叙述空间化。〔6〕再次,评论家都认为小说的语言多借鉴了国外先锋语言,“十分重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主观性描述新奇而时髦,句子结构复杂而冗长”〔7〕,“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百年孤独》中的这种语式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打破了故事的自然进程,使故事随意跳出原有的封闭圆圈任意确定新的起点,巧妙地进入了叙述的进程之中。〔8〕
对于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何滢、尹国均等人都提出余华小说中人物符号化的问题。他们将余华笔下的人物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相比,认为余华笔下的人物被特别的符号方式所虚化,不是他不重视人物,而是不屑于刻画物质意义上的人。在暴力的舞台上,强调的是人的强烈欲望,展示了先锋小说形而上的性质。〔9〕对于余华先锋小说的总体价值的评价。一方面,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和现实的主流,部分评论者肯定了其写作观念的变革和手法的创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对批判社会现实、反省人类和民族自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评论者也普遍认为在西方新潮理论的诱惑下,作者忘记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与现实变革的要求,在探索试验中,过分迷恋形式和语言技巧,作品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伤,诗性的失落和读者的叛逃在所难免,也就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垂亡。总的来说,对于余华先锋小说的评论,评论者从先锋文学的特征出发,多是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进行文本分析,分析细致,论证较为充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作品风格产生的原因和渊源都只是从西方思潮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经历方面着手,泛泛而谈,缺乏深度。从宏观上看,评论者没有把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放到文学史中去考察,缺乏系统的审视:微观上看,评论视角单一,思路不够开阔。
(二)余华先后于1991、1992、199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评论者多认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小说转型的开始。而在全国百余名评论家推荐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作品中,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名列第四,《活着》排名第八。2000年以来,各种针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或是各种专题研究的评论文章纷至沓来。从表面上看,这几部长篇小说无论是主题还是叙事风格都与余华以往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评论者或是抓住其中一篇做个案分析,或是将这三者连贯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包涵其中的发展演变过程予以了解读。
余华小说主题的承继与转变是评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齐红认为余华前期的小说是“直面苦难”。当这种姿态保持到一定程度时,“主题发生了变化,即由咀嚼苦难并沉浸于其中走向了对苦难的超越与升华”〔10〕。夏中义教授也写下了4万字的评论,“从《呼喊》是‘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系统地追溯了余华小说的母题的生成及其变异。〔11〕郅庭阁认为,余华通过平凡的故事对爱的真谛、力量和意义做了重新建构。〔12〕评论者都把温情和苦难视为余华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主题。这同时也带来了对余华第一阶段先锋小说暴力主题的重新认识。夏中义写到,即使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是预示余华母题的全程生成的始原胚胎”:暴力是现实苦难的表现方式之一,在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里蕴藏着对苦难中温情的渴望,渴望之不得,始变冷漠。这也预示着一些评论者研究的转向,即从一般的的现象研究转为更加系统地梳理和概述,从由外而内的聚焦式的思维转为由内而外的发散性思维,立论的视角始终兼顾到作家本人的整个创作轨迹。
随着“民间”一词在评论界的流行,评论者也尝试着从民间立场来看余华小说的转型。陈思和认为余华从80年代的“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并且批驳了一些人的否定观点,认为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更含蓄了。〔13〕郑国庆、葛丽娅等人都肯定了余华对民间话语的关注,认为作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作品充满了民间意味,意味着一种民间朴素的人生观开始进驻到写作者对主体的思考中。〔14〕何滢、赵思运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创作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了余华转型后作品的结构特点。具体地说,何滢认为他是“从弱化故事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减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简化人物关系、套用最典型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及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等等方面为小说做减法的”,“用短篇小说浓缩的手法进行长篇的创作。赵思运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认为余华“以少胜多,人物单一,情节单一,结构单一,纯然短篇写法,显示了他变构小说体裁的努力。”〔15〕结合近期余华发表的随笔集《高潮》,李自强、刘惠珍进一步阐释了余华文本叙述的单纯是从音乐中受到启发,尝试着把重复运用到叙述中去。他用得最多也最出色的还要数那些描述性重复以及作家在具体的描述中运用相同词语和句子的重复,尤其是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子的重复。这也与民间话语的特点不谋而合。〔16〕还有评论者独辟蹊径。林华瑜就把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解读,指出她们分别作为暴力的牺牲品、苦难的承担者以及人性恶质的一种显现在余华作品中的特殊意义,并进而分析了余华的女性观。〔17〕从研究视角上给后来者以启发。
以往评论家习惯着眼于余华对传统文学观和创作手法等的颠覆来进行评论。近年来,随着对余华小说转型研究的深入,一些评论者重新从余华的小说中发掘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可谓柳暗花明。如赵尕在《余华小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文中认为,从题材上看,余华演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提出的“性恶论”;从文体上看,余华的《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都是从公案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这些中国传统文学中有悠久历史的通俗文类变幻而来;叙事上也有化用传统白话小说客观冷静、平铺直叙的态度,质朴无华的语言和朴素的白描手法。〔18〕还有胡河清谈到余华的作品中体现出中国术数文化。〔19〕
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热衷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的比较,而且还包括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在创作风格、创作主题以及思想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的比较。比较研究可以把一个作家放在文学史的坐标系中,准确地确定其位置,更准确地认识其创作的意义、价值,以便更好地评价其创作,同时拓展研究的范围。因此,适当地对作家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
就余华而言,对于前一类型的比较,相关评论很多。吴惠敏从小说叙事艺术的角度,将余华与契诃夫进行了比较。〔20〕余华所受川端康成的影响,散见于诸多作家的文论中。俞利军《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一文,从两者的经历、性格、审美追求等方面着手,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成为集大成者。〔21〕类似的还有余华与海明威、与福克纳的比较,等等。有的评论者从人道主义及五四新文学启蒙传承的角度将余华与鲁迅做了比较。耿传明认为,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由于受中国泛道德化的文化现实的影响,“与鲁迅一样,余华的结构也首无表现为对道德常理的一般性领域的解构。两人之间的区别在于鲁迅是以人的道德观解构非人的道德观,而不是解构道德本身。而余华所要解构的则是道德自身的结构。”〔22〕叶立文也认为“余华的小说在颠覆历史理性的时候,还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许多核心意象”〔23〕。余华《一九八六》中的看客场景与鲁迅的《药》有异曲同工之妙。姜波从死亡命题出发,把余华与同时代作家毕淑敏进行了比较。〔24〕实际上,余华零度情感的写作与同时期的新写实小说家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放在当时文学思潮的背景下,应该会有新的发现。但笔者尚未发现相关的评论。
(四)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小说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书中有了一席之地。字时行间不见了昔日偏激的言辞,多了份宽容和理性。反映出受众和小说家在共同成长,并形成互动之势。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对余华小说创作的研究从早期零散的、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走向了动态化、立体化。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认识还有待澄清。比如对于余华自创作长篇小说以来的变化,评论者多将其看作是余华前期先锋小说的转型,归结为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令人困惑的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真的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吗,现实主义小说必备的典型人物是谁。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典型来,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典型的生存状态。再加上前文所述的那些叙事特点,更是以往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没有的。笔者认为,随着外界和内在因素的变化,作家创作实践也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余华作为一个作家,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为表达服务的过程,表现为先锋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因素在相应作品中的消长。所以笔者认为关于余华的小说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研究,关于《活着》等作品的归属还值得商榷。我们期待着余华小说研究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J〕·当代作家评论, 1991·(2)·
〔2〕陈琳·反叛与回归———余华小说读解〔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9·(2)·
〔3〕刘曾文·终极的孤寂〔J〕·文艺理论研究, 1997·(1)·
〔4〕郅庭阁·从混沌到澄明———余华小说的一种解读〔J〕·文学评论, 1998·(2)·
〔5〕沈梦瀛·余华的冷酷:抉发人类本性———论余华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J〕·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1999·(2)·
〔6〕参见尹国均·先锋试验〔M〕·东方出版社, 1998·61-74·
〔7〕何滢·余华:短暂而安详地叙述〔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2·(2)· 〔8〕参见刘保昌,杨正喜·先锋的转向与转向的先锋———论余华小说兼及先锋小说的文化先锋〔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
〔9〕参见〔6〕〔7〕·
〔10〕齐红·苦难的超越与升华———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主题〔J〕· 〔11〕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9)·
〔12〕参见〔4〕·
〔13〕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J〕·文艺争鸣, 2000,(1)·
〔14〕参见郑国庆·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化论〔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1·(2);葛丽娅,任梓辉·试论《活着》在余华创作中的意义〔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7)·
〔15〕赵思运·以短篇手法写长篇的成功尝试———读余华许三观卖血记〔J〕·小说评论, 2000,(4)· 〔16〕参见李自强·苦难的循环与重复———余华小说结构初探〔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 2000·(3);刘惠珍·告别“虚伪的形式”———论余华90年代转型后的作品〔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17〕参见林华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 2001,(4)·
〔18〕赵尕·余华小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
〔19〕参见胡河清·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A〕·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20〕参见吴惠敏·小说叙事:余华与契诃夫之比较〔J〕·文艺研究2002,(3)·
〔21〕参见俞利军·忧郁朦胧之美———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J〕·外交学院学报, 2000,(4)·
〔22〕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
〔23〕参见叶立文·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小说评论, 2002,(4)·
〔24〕参见姜波·生命真谛的求索与超越———毕淑敏、余华小说死亡命题比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第三篇：余华《兄弟》
读余华《兄弟》有感
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前期作品被认为是冷血的，没有人情味的，但后期作品逐渐让人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想谈谈我对《兄弟》这篇小说的看法，读完了余华的《兄弟》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是亲身的兄弟可以如此相亲相爱，李光头和宋刚，虽然不是同一个父母的孩子，但仍然相处得很好，尽管什么都不懂，但是即使是关系很好的兄弟，也会在现实面前低头的。
文章塑造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兄弟形象
李光头从小或许受父亲的影响，十四岁就偷看刘镇上女孩子的屁股，被称作“李屁股" 而且凭借这一本是，吃到了好多人们寐以求的三鲜面。镇上的人们虽然对这个李光头有点儿反感，但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本领，而且这些人也希望从李光头那里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这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弱点，贪婪。而李光头对也因自己有如此大的本领而自豪，因为这可以让他有面吃。李光头也是一个自大的人，总以为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征服自己喜欢的姑娘林红，但是在知道林红喜欢宋钢的时候崩溃，但是这并没有让他疏远宋刚，对他一如既往的好，而且李光头也是一个有生意头脑，敢想敢干，很有人情味儿的一个男子汉，虽然李光头是一个大粗人，但是很有生意头脑，因为宋钢与林红结婚，李光头愤然结扎，而后想童铁匠，张裁缝，关剪刀，王冰棍，余拔牙，苏妈集资七千块钱打算开个衣服制作厂，自己一人去上海联系顾客。但失败回来了。这些并没有把他打倒，他回来之后
想继续做福利厂厂长，但政府不答应，于是他在县政府静坐示威，而在这期间自己收垃圾开了一个垃圾处理厂，让政府不得不妥协，宋刚刚开始每天给李光头钱买吃的，但是在林红的离婚威胁下，与李光头断绝了兄弟关系。李光头开始收破烂，最后竟成为了一个垃圾收集站，赚了大钱!还清了童张关余苏的钱，他是一个有志向，有远见的人，而后去了日本，回来之后，在刘镇开了服装厂，洗澡堂，饭店，为刘镇提供了吃喝住，有生到死一条龙服务。成为了刘镇的GDP，每天接见记者等，成为刘振的人大代表，风光一世！
余李光头相比，宋刚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孩子，宋刚的父亲宋凡平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母亲李兰在几年之后因疾病而死。在宋刚的爷爷去世之后，跟李光头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后他们俩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宋刚在五金厂，李光头在福利厂。两个人依然感情如故，这期间，李光头在福利厂干的很出色，成为了自封的李厂长，两个兄弟感情出现破裂那是因为林红，宋刚喜欢林红，但碍于对母亲生前的许诺，拒绝了林红，内心的痛苦让他上吊自杀，被李光头及时救起。而后两个人结婚了，在一起了。从此两个兄弟感情疏远了，宋刚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在五金厂老老实实工作，下岗后做了搬运工，扭伤了腰，生活拮据，李光头让他做副总裁，他不去。他跟林红的感情也慢慢的冷却！最后无路可走在林红的请求下去找了李光头，李光头给他钱治病，派他出去宣传，不惜隆胸。在这期间，林红与李光头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宋刚知道之后卧轨自杀！而李光头在宋刚死之后也过期了隐居的生活，研究俄语，最后小说以李光头说
宋刚是外星人而结尾。
这篇小说的结局发人深省，两兄弟的感情由近而远，最终宋刚无奈而死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 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生活的现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爱情和金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的，因为爱情两兄弟感情渐渐疏远，又是因为金钱因为生活，两兄弟的自身利益自身欲望已经不能顾忌伦理道德了，从而造成了这种结果。
余华的这篇小说不仅生动反映了人性的真善美，不是亲兄弟，却可以有那么深的感情，真是让人感动，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弱点，讽刺了人们的这些真善美在现实的利益诱惑面前是经不起考验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引起人们反省。
第四篇：解读余华
荒诞与荒凉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虚幻”世界
系别：文法学院
班级：098511班
学号：085109030
姓名：杜纷纷
指导老师：刘书营
摘要：余华是8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早期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古典爱情》等无不充满了荒诞、冷酷甚至血腥的色彩。作者借助这种类似于抽象的表述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解读。
关键词：《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荒诞笔法、荒凉世界、现实的虚妄
余华曾坦言：“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实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这在他的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十八岁的成长礼
《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十八岁的“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父亲要求出门远行，在远行的途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看似荒诞的事情。作者用荒诞的笔法简单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我”的匪夷所思的经历，折射出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和批判。
小说中“我”满怀高兴地走出家门去远行，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我”向路人询问前面是何方、有无旅店，每一个人都说“你走过去看吧”。“我”费尽周折坐上了一辆货车，司机却想方设法捉弄“我”。“我”努力帮助货车司机阻止一群群抢掠者抢苹果，货车司机却在旁边无动于衷。“我”遍体鳞伤，司机却坐上了其中一辆抢掠者的拖拉机扬长而去，并拿走了“我”的背包。在整部小说中，似乎“我”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被一群人围观戏弄。
这就是十八岁的成人礼，作者借用一个荒唐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他所理解的严酷的社会。涉世未深的人总是对一切事物抱有幻想，充满希望。然而生活的真实能把每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彻底淹没。在余华的笔下，生活是虚幻的还是险恶的。每一个人都心怀鬼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注定要经受这一场人生的洗礼。
这部小说是余华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认识和惊惧，小说中的“我”即是余华，“我”满怀希望，现实却一步步残酷地去掉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作为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余华对人生和生活进行了深刻拷问。
“我不知道，把这整部小说视为一场梦的记录是否有帮助。它更像是被延迟，被撤换的焦虑的一个漫长隐喻，而且焦虑也不只是在梦里出现。„„并致力于探索一个由我们的需要和忧虑而不是由物理法则主宰的世界的隐秘的逻辑。”
当然，针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小说，作者不是正在我们眼前写作，也不是在报告他写作的方式。他好像是在用哑剧的方式表现小说的艺术，让读者看到他对他笔下的人物是何等的感兴趣。他并不是在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让读者看到小说是怎么编织成的。让读者明白为什么他在乎这个十八岁的主人公以及为什么读者可能也会在乎他。甚至，那种宣称我们不能为明知是捏造出来的人物而哭泣的观点成了一个陈旧的现实主义的偏见。不管在小说里还是在小说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对读者而言是否真实，读者是否能在阅读的时候和阅读之后想象他们的人生。所以，小说的虚幻性又有了必然发生的内在合理性。
二、病态的虚无
和《十八岁出门远行》相比，《四月三日事件》则是聚焦在一个十八岁少年的病态的怀疑和恐惧上。少年对父母、朋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觉得他们在策划一个“惊天的阴谋”。终于他在四月三日到来这一天跳上火车逃跑了，他在车上庆幸他们阴谋未得逞，并回忆起了小时候的邻居和他的口琴声。邻居后来死掉了，于是口琴声也死掉了。少年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怀疑一切的病态的心理是余华对现实虚妄的最直接表达。
一篇《四月三日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质疑达到了何等的深度。“四月三日事件”，它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事件，一个虚拟的事件，一个莫须有的事件。“四月三日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是一种潜存在，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是高悬于现象世界之上的本质真实，它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主人公对于人的经验世界的一种怀疑和内心体验，因而，它无需有现象世界的内容，连主人公本人都不清楚：它如果是阴谋的话，阴谋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他相信的唯有一点：周围的人和事都在孕育、酝酿着那个阴谋，他警惕地倾听着，观察着周围的可疑的和并不怎么可疑的声音和事物，从路人的微笑、营业员的低语、父母的说话声乃至呢喃的鸟语。叙述者和阅读者，面对这样的事件，感官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紧张和痉挛之中，并且，无论是叙述者和阅读者，都无力将这一事件最终完成――因为它时时刻刻在发生着，衍变着。只要我们的内心无法摆脱那仿佛来自上苍的指令，那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怀疑情绪和精神，我们就会成为这一类事件的制造者、参加者、演示者和承受者。说到底，这一类事件来自于人类已有的命运。
三、拷问生活的真实
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余华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作为先锋派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注定是曲高和寡。他对生活充满了怀疑，他不相信真实性的东西，因此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虚幻世界。他将自己放置在小说里，却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是清醒的，而虚幻世界里充满了暴力、残酷、病态和血腥。他努力想唤醒那些麻木的、唯利是图的人们，可一切都是徒劳。于是他跟随着他们慢慢沉沦，这也容易解释《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四月三日事件》的没有结局的结局。余华试图找出其解脱的方法，可是他没有成功。这也许是先锋派作家面临的同一个问题，他们犀利地指出了生活的虚无和伪真实性，但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真实”和“虚妄”的两难境地。
而余华在90年代以后将创作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民间，这也许是他冲出虚妄包围的重要尝试。很明显是成功的。但是他拷问生活的真实的态度依然延续着，在人人自乐的氛围里他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注定了他的孤独和固执，却是这个时代渐行渐远的严肃和黑色的冷静和清醒。这印证了鲁迅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参考文献：①《余华作品精选》
作家出版社出版
②《虚伪的作品》
上海文论1989,5
③《解读余华》
攀枝花学院学报
第五篇：余华简介
余华，当代作家，浙江海盐县人，祖籍山东高唐县。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也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文论及音乐评论。
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来源）生，祖籍山东高唐。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因陈虹在北京工作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生活照片，余华后来迁居北京十余年。现居浙江杭州。[1]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文**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文学”。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同名电影。
著有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战栗》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等。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
编辑本段创作生涯
余华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父母都是医生。1973年小学毕业，1977年中学毕业，曾在一家镇上的医院任牙医。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处女作《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1期。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现定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然而他在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有2500多名文学艺术界代表及嘉宾与会，共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大计。第八次文代会有47个代表团、12个艺术门类的约1500名代表和港澳台嘉宾出席。第七次作代会有38个代表团、953名代表与会，并特邀港澳台嘉宾及海外华侨华人作家嘉宾出席。
编辑本段
《活着[1] 》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作品《活着》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据最新消息，曾获意大利文学大奖——格林扎纳·卡佛奖、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由著名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自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至今年7月底，已发行约20万册。并且据首都各大书店介绍，该书自上市以来，脱销是常有的事。其实，《活着》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但1993至1998年该书发行量还不到一万册。同一本书，为什么两次出版会遭遇不同的市场命运呢？
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活着》1993年版的责任编辑周季胜介绍，当初他一看完这部书稿，就决定立即采用。但是，众所周知，90年代初期，各大出版社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期，市场意识还相当薄弱。因此，该书出版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宣传、介绍，使许多读者没有直接的机会得以了解。而且，当时国内的纯文学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普通读者关注的仍是港台武侠与言情。所以，《活着》虽然当时一出版，就引起圈内人士的关注，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可是，《活着》诞生5年了，对普通读者而言，仍然是个陌生者。但是，《活着》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已得到约20万读者的“接受”，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据《活着》1998年版的责任编辑杨雯透露，出版社几乎是以每个月加印一万册的速度来满足此书的市场需求。当记者问到，《活着》一书重版后的宣传有否采用现今流行的炒作方式时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生活照片，杨雯编辑边摇头边介绍道，现在的读者意识敏锐，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对图书的炒作方式往往比较反感。《活着》之所以有如此好的销售量，原因有三点：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活着》这本书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图书也是商品，其“质量”优劣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现今读者的整体阅读水平比90年代初期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年多部纯文学作品的热销也足以证明这点；最后，该书在封面设计、版式装帧以及宣传介绍等方面，把握准市场因素，好的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
另外，《活着》的创作者、著名作家余华也就此书的两种市场命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内文坛并不缺乏好的作品，缺少的是把这些好作品介绍给普通读者的途径。《活着》现在已“幸遇”20万读者，这是得力于90年代中期以来图书市场二渠道，即除新华书店以外的经销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接受采访渠道的逐渐拓宽。二渠道的经销，使很多民营书店、个体书摊等零售市场能够及时、迅速地满足市场的需要，让读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书。此外，余华也说到图书的宣传介绍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同时还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确实对该书重版时最初的销售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广告宣传、媒体推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一部书命运的掌握者是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读者会作出自己明智的选择。据业界人士分析，《活着》遭遇的两种市场命运再次说明，在图书运作中，一部书的本身价值是最重要的，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费时费力的图书炒作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今天，如何作好图书的宣传工作，如何开拓更宽更广的途径让普通读者接触到新的作品、好的作品，这些问题也是值得关注和努力解决的。
《兄弟》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作品长篇小说《兄弟》《兄弟》一开始并不在余华的写作计划内。“5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2003年8月，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了7个月。回来后，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于是中断了那部大长篇的写作，打算写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帮助自己逐渐恢复叙事能力。《兄弟》就是这样开了篇。” 余华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那是一个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日的欧洲。”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余华写的兄弟俩就是连接这样两个时代的纽带，他们异父异母，来自两个家庭重新组合成的新家庭。“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最终恩怨交集自食其果。”余华对于这两个时代的第一次正面描摹，是他本人引以为傲的。
《兄弟》让余华“研究生毕业”
余华认为《兄弟》是他写作至今最为厚重、自己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起先，我的构思是一部10万字的小说。可
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生活照片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最终突破了40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的，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头无路，从一条羊肠小径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作家和时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机遇，也是时机。”
在这部小说当中，余华不自觉地增强了叙述的强度，“增加了叙述强度也就增强了阅读强度，这会加强小说的可读性，像19世纪的文学作品那样，像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一样，令读者激动。我一直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的
作品就很令人激动，叙述非常朴实，就算运用了写作技巧，那种技巧也是炉火纯青。”“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技巧用得越多，说明他本身的作品越没有力量。”《兄弟》的写作让余华往前跨出了一大步，“靠技巧来写作，好像一直在念研究生，永远也成不了大师。我现在能抛开技巧写作，感觉自己研究生毕业了，非常欣喜。”
并非“十年磨一剑”
有人称《兄弟》是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余华对此矢口否认：“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虽然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为数不少的失眠的夜晚，但完全谈不上是„十年磨一剑‟。此前，我一直在进行随笔写作。”
相比于十年前《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的冷清，《兄弟》尚未出版，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余华觉得“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会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从而对作品产生过高的心理期待。虽然余华对这部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信心，但仍然希望读者能够以平实客观的心态来阅读它、进入它。“本来这部作品就比较厚重，而且我的风格也有所转变，我会担心某些老读者无法适应这种转变。„十年磨一剑‟的说法等于把我推到了悬崖边上。”
初写美妙爱情
余华很少写爱情，但是在《兄弟》中，他写下了自认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情。“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余华说，“„文革‟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互相背叛和出卖。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的小说里写的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地活不下去。这样的爱情非常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谁缺了谁都没啥大不了，是不可能产生美妙永久的爱情的。”
网络荣誉
2010年12月29日，由腾讯网携美涛品牌合作举行的腾讯网2010星光大典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最具影响力微博”颁发给了余华老师。作为目前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腾讯微博的150条发言平均转发量都在千次以上，话题触角从文学、哲学深入至政治、社会等领域，信息含量丰富，极富启发性与感染力，互动性强，充分体现微博的社会话题属性。
探讨话题
作家成名不宜太早
听说“80后”的小作家埋怨前辈作家不愿交出“文坛接力棒”，余华付诸一笑：“他们还年轻，不明白。其实文坛的认可始终要比市场的认可晚十年左右。我80年代初开始写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文坛认可。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作家成名不应太早。”
“由于成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长期对作品精益求精，养成了不断修改的习惯。”余华透露，此次出版的《兄弟》上部，他曾不厌其烦地修改过3次，才最终定稿，“我写作的时候文思喷涌，难免有粗糙的地方需要改动，修改的习惯非常好。作家如果太早成名，对作品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特别是一旦得到市场认可以后，作家可能就会不断地为市场去写作，像一台复印机，而不是真正地去创作。这样非常不好，年轻人也许无法意识到。”
余华说，其实人的一生成名的感觉只能有一次，“我年轻时给很多地方投稿，天天邮差过来，往我家邮箱里塞东西。我父亲如果碰上厚重的来信，就知道是我的退稿。某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十几封约稿信。我突然明白，我成名了，以后几乎再也不会有退稿了，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此后，我对这再也没有强烈的感觉了。所以人家问我，盛名之下有无压力，我觉得是没有的。而现在的„80后‟，也不必太在意成名的问题，好好写作就可以了。他们这代人中，必定会有大师出现。”
编辑本段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峻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撼。
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对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余华蛰伏十年分上下两册推出自己的最新长篇《兄弟》，使人们关心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热度从去年持续到今年。面对十年巨变的文坛与图书市场，《兄弟》在迅速成为畅销书的同时，也遭遇了文学界无情的批评，甚至有专著《给余华拔牙》随之出版。《兄弟》能否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余华还能否占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切大约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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