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新论

第一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新论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新论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

Depth of Expression and Uniqueness of Technique:A New Perspective on A Madman's DiaryLIU Jun(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China)论文作者 刘俊

论文关键词 鲁迅/《狂人日记》/深刻思想/艺术技巧Lu xun/A Madman's Diary/deep thoughts/artistic techniques, 论文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 论文网 http://www.xiexiebang.com/paper_74294761/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深刻性，在于“立人”主张的提出，而“立人”的根本，则在于从思维层面重铸新人——这一过程无疑是艰难的，曲折的，对此，鲁迅有着清醒的自觉。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是借助于独特的艺术技巧得以实现的。具体而言，其艺术技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两种人物系列的精心设置、两种写作手法的精思妙用、两种“语言”形态的着意并存。

The depth of thought in Lu Xun's short story A Madman's Diary lies in the idea of “the standing man”,and the root of“the standing man”is molding the new man on the level of thinking.The process was inevitably tortuous,and Lu xun knew it well.The depth of thought in A Madman's Diary is realized through unique artistic techniques.Specifically,the techniq ues can be summarized as:the elaboration of two sets of characters,the excellent use of two modes of writing,and the conscious existence of two“language”forms.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4-0037-08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到了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对自己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早期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P125)对于鲁迅的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白话小说，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虽然鲁迅自己把《狂人日记》的主题概括为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P125)，但事实上，这篇小说所内蕴的“表现的深切”，远不止这一点，它的“忧愤深广”，涵盖的其实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总体认识，以及他对改造这种“国民性”所提出的自己的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要想说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现的深切”的真正内涵，就必须联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比较中，突显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对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1898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能，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失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身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强大的原因关注，落实到了“革命”层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实现，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相反，不但“复辟”的逆流曾经回潮（张勋），就是已是事实上终身制的总统，想的还是要再做皇帝（袁世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吻合的具有新思想的“人”，“革命”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此时他们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药方，在于“思想”层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至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就经历了从“器物”层到“政治结构”层到“革命”层再到“思想”层的历史发展过程。

当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由《新青年》所倡导和鼓动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着，同是这场“思想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侧重于以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的话，那么鲁迅则对“立人”投以更多的关注。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对怎样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并强大起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P46)，“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P56)。应当说，对“立人”的重视和强调，构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当然也体现在了《狂人日记》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对如何才能“立人”所得出的答案是：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明确地表达过他对中国病根症结的归结，是在于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愚弱的国民”，而要消除这一病根，“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P417)。对国人因文化积淀而导致的思维因循（从鲁迅这样的启蒙者看来它又导致精神麻木）的深切关注，一直是鲁迅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重点。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3](P480)，而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2](P336)，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受才可能是顺向的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也就是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涤净，新装入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才能保持它的原汁性，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改造。在鲁迅那里，“思维”方式的能否改变构成了“思想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从“精神上”“立人”引发的对“思维”层的思考，无疑使鲁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同辈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它使近代以来富国强民的种种探索，到鲁迅这里从“思想”层迈入了“思维”层，这是一大突破和飞跃，也显示出鲁迅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如果说“染缸”的比喻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惰性强大的理论说明，那么《狂人日记》则是鲁迅欲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进行总体置换和再造的思想观念的形象体现。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迥异的“思维”形态的诞生，“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思维方式和思维路径的巨大差异，以“狂人”的思维看来是正常的，“正常人”却视为怪异；而被“正常人”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狂人”却看出了它的异乎寻常性，“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这种思维错位，正是鲁迅借以表达他要从“思维”层来“立人”这一理念的现实前提，而通过鲁迅对“狂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鲁迅对“立人”的思考，是着重在“思维”层面的。

“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看取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新思维”的具备使他能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也使他获得了看出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能力，并能对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无疑得力于他全新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看待事物的立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具备了“新思维”的“狂人”，正是鲁迅所要“立”的“真的人”的基本体现。“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改变”，也只有在这些在“思维”形式上不同于以往的“真的人”的身上，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当然，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决非在朝夕之间就能完成，事实上，思维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假使说鲁迅在“思想革命”运动中，他那超出他的前人和同辈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在于从“思维”层的角度来思考“立人”的问题的话，那么，对这种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达到“立人”的目的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的清醒认识，就构成了鲁迅思想深刻性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通过“狂人”的形象来传达的。小说中的“狂人”虽然在“思维”层面上与赵贵翁、大哥等人截然不同，但他事实上与这些被他指斥为是吃人亦被吃的“野蛮的人”之间，在客观上有着难以割裂的血肉联系，对于这一点，鲁迅赋予了有着“另类”思维的“狂人”对此保有着清醒的自觉，“狂人”不但“发见”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还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借助于“狂人”对自己与置身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的明确认识，鲁迅向我们指出了“狂人”虽然具有着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新思维”，但他仍是他所从属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因此他在“思维”层面虽然有所改变，但历史的宿命决定了他的这种改变不可能是彻底的和完全的。

如果说客观上难以摆脱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联系导致了“狂人”不可能在“思维”层彻底实现与“旧思维”的剥离，那么历史惰性和现实局囿则使“狂人”在主观上也无法真正完成对“旧思维”的超越。在小说中，“狂人”“愈后”的“赴某地候补”，实际寓示的是“狂人”对“旧思维”的回归，而“狂人”对自己“狂人”的命名，也正表明“狂人”最终对自己曾有的“新思维”进行了否定——塑造了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形象（狂人）却又对这个新人本身的局限性进行揭示，从而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狂人日记》中最具震撼力的表现。

着眼于从“思维”的层面来进行“立人”的构想不仅是《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的实质性内涵，而且它对《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又互相说明的关系。为了艺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结合作品的主题，从人物设置、写作手法、语言形态等方面精心布置，巧妙安排，构筑起了一个“格式特别”的艺术世界。

除了白话文、日记体这样的显在层面之外，《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两种人物系列的精心设置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两种人物系列，一个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狂人”，另一个是以大哥、赵贵翁、陈老

五、何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包括“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给债主逼死的”、“街上的那个女人”、“家里的人”、“佃户”等），人物的塑造原本就属于“形象化”的范畴，如何设置人物关系，并赋予这种关系何种意义就更是一个关乎“技巧性”的问题。鲁迅之所以在《狂人日记》中将他笔下的人物归属为两种人物系列，显然有他的深意在。

由于是要从“思维”层入手，通过对新人的塑造，来揭露和剖析封建制度的“吃人”性质，因此，这样的思想主旨本身就实际隐含着一对矛盾关系——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和因循着“旧思维”的“众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浑然不觉并且既是这种制度的执行者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的“众数”，对他们的这种状态的揭示，必得是一个对这种状态有所察觉的“先觉者”，而这一“先觉者”相对于“众数”而言，则因其“先觉”而成为不被理解的“另类”和“孤独者”，怎样的形象才具备“另类”和“孤独”的特征呢？

鲁迅将这一形象设置为“狂人”（“疯子”）。将“先觉者”设置成“狂人”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通常意义上，(1)“狂人”和“正常人”的人数比是绝对的少数比绝对的多数；(2)“狂人”和“正常人”在思维方式上不能彼此相通和互相理解，有各自不同的思维路径和表达方式；(3)“狂人”和“正常人”由于对对方的思维体系无法把握而形成互看“不正常”的关系。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利用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这种关系构成，巧妙地将处于绝对少数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而又难以被“众数”理解的“先觉者”塑造成“狂人”的形象，然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虽然借助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同构关系，但他的主观意旨和价值判断却恰巧与这种“同构”关系相反——“正常人”在《狂人日记》中实际上是“狂人”，而“狂人”在小说中其实倒是“正常人”。这种“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同构异质关系，构成了小说《狂人日记》艺术技巧的核心形态。

于是，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了“狂人”与所谓“正常人”这样两组人物系列的对比。在小说中，“狂人”虽然是“狂人”的自我命名，但“狂人”的另一个含义“疯子”的命名却是由“大哥”（隐性命名者还有“赵贵翁”、“一路上的人”、“街上的那个女人”、“佃户”、“外面的那伙人”、“老头子”等人）赋予的，在这些“正常人”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中，“我”（“狂人”）说历史上每叶“仁义道德”的背后都是“吃人”两个字，说他们“现吃”，并处心积虑地要吃“我”，这一切自然被视作狂谵疯颠，“我”对旧思维规范下建立起来的所有思想、观念、文化、传统、行为、习俗的“落后”、“愚昧”和“凶残”本质的洞察，在他们的眼里，都成了判定“我”“忘想狂”、“迫害狂”的依据——“疯子”的命名由此而来。然而在“我”（“狂人”——孤独的先觉者）的眼里，因了新思维的具备而产生的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则把既定的一切“仁义道德”、社会本质归结为“吃人”，把所有沉溺于这一状态中而不自知的国人（“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均归结为怪异、疯狂而又充满兽性的“吃人者”和“被吃者”。这种“狂人”和“正常人”之间因思维错位而导致的完全相反的观念以及互不理解关系，正构成了鲁迅借以揭示出不被理解的“先觉者”和愚昧无知的“众数”之间的悲剧关系的艺术手段——“先觉者”本来是为着唤醒沉睡的“大众”而指出“吃人”的历史本质、现实环境和“大众”参与“吃人”的事实的，然而他的这一“呐喊”不但不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反而因“大众”的“疯子”指称而显得“荒谬化”，而透过这种“先觉者”被“荒谬化”的现象，鲁迅的思想传达了出来，那就是在中国，一切的“新”，必须从深层而又核心的“思维”开始。只有当“众数”都在思维上接纳、认可并且归入“狂人”（先觉者）的思维轨道，不再视“先觉者”为“狂人”，而是也用“狂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和看取世界，才能使自己从“吃人”的“虫子”状态提升到不再吃人的“真的人”的世界。否则，他们就不能实现从“动物”向“人”的转化，先觉者也就只能永远成为被大多数所孤立的“狂人”。应当说，鲁迅的医学背景在形成《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艺术形态上具有着重要意义——对“狂人”和“正常人”关系的专业了解使他在《狂人日记》中着意设置了“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通过对“先觉者”和“众数”在互看时各自状态和思路的描述，展示出当时进行新思想、新观念启蒙的必要和艰难，而作为一个艺术产品，“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在小说中的出现，则可以说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这两者天衣无缝的交融，正显示出鲁迅杰出的艺术才能。

（二）两种写作手法的精思妙用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写实与象征互为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世界。小说中“狂人”（孤独的先觉者）与“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的许多言行，有时看似写实，其实倒是象征；或者此时为写实，到了彼时，则又成了象征。像小说中的这一段：

大清早，去寻找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你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残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从这一段文字的总体外在形态上看，似乎是一个兄弟两人写实的对话场景，而事实上，在这个写实场景的框架之下，隐蕴着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的系统和“大哥”的系统。因为小说是日记体，因此叙述者是“我”，从一个具有新思维和新观念的“真的人”的角度去看，封建礼教的残酷和旧家族制度的黑暗，以及产生这一切的旧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着扼杀人、摧残人、泯灭人的凶残本质，因此，“我”对“野蛮人”“吃人”的判定，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对一种文化体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和这一体系的产品（“蒙昧的众数”）的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总结和概括，这一判定，如果只是从“写实”的而不是“象征”的层面上去理解，那无疑具有着某种狂谵性，然而，如果从“象征”的意义上去理解“我”的“吃人”含义，就恰恰体现出了“我”的觉醒以及因这种觉醒而导致的深刻——认识到了旧的文化体系的弊端，以及置身其中的“众数”对自己蒙昧状态的不自觉。

然而，“我”的系统的深刻性、象征性和本质性是建立在绝对孤独的基础上的，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于“我”对他们“吃人”的判定以及劝戒他们不要再“吃人”的行为，是难以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的昏昧状态使他们对“我”口口声声的“吃人”的理解，就只能是“实”（现实的真实情形）的而难以从“虚”（本质的抽象概括）的“象征”层面上去理解，这样，在“大哥”（“众数”的代表）的眼里，我的“吃人”就具有了一种“妄想迫害”的“疯子”特征——因为从“实”的层面来看，“大哥”和“众人”并没有真的“吃人”，而“我”在数量上的绝对少数就更使“大哥”（以及“众人”）有理由把“我”归为“狂人”的行列——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众不同的“疯子”总是少数。

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实际运用了两种写作手法：在写“我”的系统的时候，在貌似写实的场景外壳下面，包蕴着的是象征的核心（如对话的形态是“写实”的，但对话的内涵在本质上是“象征”的；对话的内涵在“写实”的层面上理解是“疯颠”的，但从“象征”的层面理解却又是理性的和深刻的）；而在写“大哥”（“众人”）的系统的时候，则基本上是写实的，是“我”的眼里看出来的现实活动——“众人”对一个“狂人”的反应，然而，由于“我”的先觉性，因此在“我”的眼里，那些对自己“吃人”和“被吃”浑然不觉的“众人”，因其“野蛮”性而带有某种怪异的色彩（如“青面獠牙”，“用布蒙着面貌”等）——这就又带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了。

这种“写实”和“象征”虽各有侧重，但互相叠加、时有交错的艺术手法，使《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写实层面而言似乎具有着“狂人”（“疯子”）的一般特征（感觉“奇特”，语颇错杂无伦次，与小说的篇名也相符），但从象征的层面看，则“狂人”的“狂”恰恰是他清醒的表现，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真的人”的表现，是他不野蛮的表现。小说中的“狂人”相对于那些“不狂”的“众数”而言，构成了一个莫大的嘲讽。在阅读这篇小说时，读者和作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种潜在的“共谋”的，即只有那些具有了现代意识的读者，才能越过小说中的“写实”外壳，进入到作品的“象征”层面，捕捉到作者的真正思想，阅读出小说的真意。而作者在这种“狂”——象征手法——“真的人”；“不狂”——写实手法——“动物的人”两种关系的互动和交织中，利用“象征”和“写实”彼此交融的艺术手法，实现“狂人”和“众人”的彻底错位（貌似“狂”的人其实是“真的人”，看上去不狂的人倒反而是可怕的“吃人的人”），不但充分地表达出他对一切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弃决，也显示出作者高妙的艺术手法。

（三）两种“语言”形态的着意并存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构成作品的主体语言是“狂人”用白话文写成的13则日记，然而，在这篇小说的开首，还有一篇用文言文写就的“引言”——这样，在《狂人日记》中，就实际存在着两种“语言”（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的形态，而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显现，在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语言”的背后，昭示着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态和由此生发出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两个分属不同领域的生存世界。因此，语言的不同实际意味着思维的不同，世界的不同。在小说中，很显然，文言文是属于那个旧的、多数的、似乎“正常”（从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吃人且被吃的、野蛮的）的群体，而白话文代表的则是新的、少数的、先觉的、现代的（从不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狂”的“疯”的）个体。

鲁迅在《狂人日记》这样一篇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小说中加入一个文言文的“引言”当然不是一种无意。事实上，白话文和文言文在《狂人日记》中的并存正是鲁迅艺术匠心的体现之一。对于“先觉者”和“众数”在思维层面上的根本不同，鲁迅在小说中除了通过谁“狂”谁“不狂”的错位，“写实”和“象征”的交融这两种艺术手段来对之进行表现之外，还借助了“语言”这一最能反映人的思维状况的载体来作进一步的深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思想的最具震撼力之处在于：即便是对具有新思维的新人（“狂人”），他也没有把这个新人塑造成一个突兀而来的全新的英雄，而是对已经具有了新思维的“狂人”自身在其思维转换过程中的局限性和艰难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小说中通过两种“语言”形态的并置对“狂人”进行前后变化的推衍，正是鲁迅这一思想的艺术化体现。

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狂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生存”在“白话文”的世界中，表现他与众不同的“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寄寓”在白话文之中，用白话文写日记，一句话，“狂人”是属于白话文的。然而，从小说篇首的这段不长的文言文“引言”中，我们知道了“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而《狂人日记》这一“书名”的命名，也是“狂人”“本人愈后所题”。虽然这段文言文“引言”的叙述者并不是“狂人”，但从“狂人”“赴某地候补”和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的行为中，可以想见他已对自己曾经具有过的现代意识进行了否定，而回归了他曾痛诋和弃绝了的“吃人”的世界。可以想见，去“候补”了的“狂人”，一定不会再用白话文写作，而把自己的白话文日记题为《狂人日记》，也正表明“愈后”的“狂人”已与那些他“狂”时贬斥的“众数”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这段“文言文”的出现，代表了“愈后”“狂人”的语言形态，应该不算牵强，此时的“狂人”，思维和观念既已认同“众数”，那作为思维和观念的载体的“语言”，自然也就不会还在“白话文”的世界里沉湎。反过来讲，“狂人”语言形态的转换，也正表明他的思维和观念的回退。这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向我们展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狂人”，就只是一个在“病中”的、非常态和非持续状态下的先觉者，“狂人”在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性，就只具有暂时的意义——而且这一意义后来还遭到了他自己的否定。最终，“狂人”在思维上和观念意识上，又重归“旧”的老套。“狂人”不但有着沉重的“旧”过去，而且他的未来也不容乐观——“新”的现在（“病中”）最终还是跌入了“旧”的未来（“愈后”）。

从总体上看，鲁迅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所内蕴的思想是深刻的：过去中国人之不立，归根到底是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要想“立人”，就必须从思维层彻底变起——只有从思维层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重铸全新的思想观念，进而塑造新人（现代意义上的“真的人”），而通过对“思维”的再造来重铸新人，其过程又是艰巨和曲折的。为了充分而又艺术地表达这一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两种人物系列的设置，两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两种“语言”形态的并存，形象而又充满技巧地传递出了自己在“立人”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产生重大影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但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达到当时的巅峰，它的艺术技巧，在8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堪称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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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提供的交流平台使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网络的宽容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网络交往中的宽容问题是现实的延伸，但网络平台的特殊性造就了网络宽容问题的特殊性。网络的多元化、公共性及草根性等特征为网络宽容精神的实现提出了挑战，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一多元化与网络宽容的基础

宽容问题的出现，源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主观性差异与客观性差异。房龙将不宽容分为三类：懒惰造成的不宽容、无知造成的不宽容、私利造成的不宽容。⋯前两类与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关，第三类则是客观利益造成的。这些差异的存在决定了文化多元化存在的必然性。

从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比较可以看到，网络具有更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传统媒体的内容是由少数编辑人员定制的；而在网络媒体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内容的供稿者，信息的接收者和发布者之间的界限被淡化。传统媒介中新闻的把关人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减弱，这种现状导致传统媒介中把关人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在网络中不再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在网络媒体中的一项代表性设计Dig模式中，网民能够自主地选择将自己喜欢的新闻顶到网站的首页，甚至连网站的头版头条也不再由主编决定，而是由网民的喜好决定。这种模式决定了传统精英阶层所垄断的新闻出版渠道被打破，展现在网民面前的是多元化的信息。网络宽容问题刍议'7

网络的多元化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融合提出了挑战，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网站信息的多元化，将成为网民习以为常的现象，客观上造就了网民对异质文化的感知性与宽容度。另外，网络不断发展的交流技术和管理技术也为网络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支持，网民们齐心协力，实现多元文化宽容共存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即维基百科，在这个创建于2000年的网络百科全书里．网民不需要具有特殊的资格就可以参与编写或创建百科条目。这表示无论是任何年龄、来自何种文化或社会背景的人都可以撰写维基百科条目。近十年来，网站的内容由来自不同文

公共性特征。因为每一篇文章，都可能被观看和转载，并产生广泛影响。网络作为公共媒体的特征与传统媒体的主要差别在于信息传输的特点上，这些特点彰显了建立网络宽容文化的重要性。

首先，网络信息的透明化加强了网络媒体的公共性特点。网络信息的来源广泛，每一个网民都可能成为信息提供者，网民的积极参与使网络成为信息极为通畅的渠道。但网络中的信息一旦涉及个人隐私，就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问题。人肉搜索与艳照门等网络事件说明，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个人合法的隐私权在网络受到侵犯时，宽容这种信息的传播意味着纵容。宽容的界限是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尊重，网络的宽容的限度也应该保持对他人隐私权的尊重。

其次，网络信息传播的高效性显示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巨大影响力。前网络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及范围限制，难以出现具有时效性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网络时代的由于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网络焦点事件。如周正龙华南虎事件、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等，都吸引了无数的网民参与讨论甚或推波助澜。这些事件经由网民复制粘贴的简单动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并吸引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在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网络对新闻事件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网络的观点启发传统媒体的深入采访，传统媒体的调查报告匡正网络中某些不正确的言论，同时推动网络讨论的继续进行。”

【21另外，当网民卷入网络焦点事件时，很容易被事件的过激言论影响，可能导致事件的夸大或歪曲。网络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扩大器，网民将生活中的不满情绪诉诸网络，导致生活中的矛盾在网络中得到放大甚至激化。因此。建立一个和谐的网络宽容文化也是网络管理的重要目标。网站作为公众媒体的一种，是公共文化的载体，应当承担公共的社会责任。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网络媒体的公益广告数量不得低于广告总量的3％，正是对网络作为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的强化。网络中的人际交往与个性展现，同样应当承担公共责任。网络的公共性环境对网民的交

化不同地域的网民自主编辑并不断修正，至今已发布250多种语言版本，往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宽容精神的建立成为构建网络和谐环境的必拥有一千万条以上的百科知识条目，网站的流量排名世界第七，创造了网络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

这个不断趋于多元化的网络平台成为网络中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网络宽容精神的孕育需要网民对社会多元性特征的认知，同时需要各种不同观点相互间充分交流。真理越辩越明，交流越充分，多元文化的融合效果越好。在开放式的维基百科中，尽管出现对同一词条不同见解的情况很多，却不会出现过于偏差的结论，因为观点越是奇特，它可以被修改的空间就越大。由于在维基百科中没有人拥有最终的编辑权。任何个人都可以加入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网站长期运行的结果是那些偏差的知识条目总会被人修改，最终留下来的是相对中立的观点。因此，对于互联网上多元化的言论，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强化网络自我斗争、自我净化的功能，才能还原网络—个健康的生命力。二公共性与网络宽容的环境

新加坡在2008年拘捕了一名在博客上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博主，认为他触犯了“伤害到他人(我)的宗教与种族感受的言论”的薪加坡法律，这一例子表明新加坡将博客视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媒体。网络的公共媒体性质决定于网络的开放性：通过站外搜索引擎或站内数据库搜索，网站的内容在理论上对所有的网民开放。虽然网络的不少内容具有私有性，如博客类网站的内容是由网民书写的私人日志．但这并不能改变网络的然要求。

三草根性与网络宽容的主体

在现实社会中，下层的“革根”平民阶层掌握较少的意见表达途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被位于社会上层的群体所掌握。网络抹平了网民社会地位的差距，为“草根”阶层提供了一个通畅的意见表达渠道。当网民获得平等话语权的时候，大量以往被淹没的声音出现在网络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对现实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权力的监督产生影响。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结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草根”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当网络成为一个门槛较低的公众民意表达场所时，网络中较为偏激的声音极有可能成为网络民意的主流。沉默的螺旋”现象在网络中屡见不鲜，大多数网民对偏激言论采取无所谓或不置可否的态度，助长偏激言论不断传播。2008年网络抵制家乐福事件中。偏激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网络民意的主流，偶见一些理性分析的观点，却被直指为“不够爱国”。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出现了表面的繁荣，真实的想法被变形表达，理性思想被偏激和情绪化的议论所替代。”[3】“沉默的螺旋”现象导致情绪极端者不断得到鼓励，理性温和者不断遭到打压。

中间派则逐渐走向偏激。

与此同时，宽容的主体和对象正在发生改变。当上层精英群体掌握话语

权的时候，他们是实

施宽容的主体，更多地展现为对他人利益及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接受。平民阶层因为不掌握话语权，无法表达对主流意识的意见，往往成为主流意识的宽容对象。而在网络时代，平民阶层由于人数上的优势，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更容易成为网络的主流观点，网络民意更多地体现平民阶层的意见。精英阶层的意见由于数量上的弱势，加上“沉默的螺旋”的作用，在网络民意中影响甚小。在“草根”意识取代“精英”意识成为网络民意主流的情形下，网络领域宽容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平民阶层由于掌握了话语权而逐渐成为宽容的主体，精英阶层失去了话语权，甚而逐渐成为宽容的对象。

“草根”意识占据网络主流意识的情形，是否会陷入“网络民粹主义”的困境，人人称自己

但问题是，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往往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是从独断主义到多元化阶段的一个中间过程。民粹主义意味着多种多样的思想得到充分表达，也是社会文化思想多元发展的表现，越多不同的声音。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成熟、成长和发展。另外，网络还有一个自我斗争、自我净化的功能，真理越辩越明，对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应当保留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能因为担心出现“网络民粹主义”而堵塞网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四交往理性与网络宽容的实现

宽容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凝结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凝结在群体上则表现为社会的制度文明。网络交往中宽容精神的实现，要求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以及社会制度文明的建设，以相应的制度约束非法信息，凭借个人道德修养处置攻击性信息。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制度文明的建立依赖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多元化时代沟通不同价值观念的出路，交往理性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达到相互沟通、理解，从而使社会能够重新建立共识、协调入际交往，最终解决现代社会的整合危机。“个人成长于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网络宽容问题刍议19

而这个生活世界又反过来由生长于其问的个人交往行动而更新。州刮交往理性促成了个人与作为共同生活世界的社会制度的共同成长，也为宽容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看，网络强化了社会多元化的特征，提出了社会交往过程中理性精神的重要性。这种理性精神包含着对多元化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反对独断主义真理观及排他主义道德观等自我中心的行为。既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又对多元文化采取宽容的态度，是交往理性对个人行为提出的准则。宽容与自我的关系正如房龙所分析的那样，像同一圆内的两个直径，宽容

制度保障的方式既包括政府立法管理、技术手段控制、网络行业与用户自律、市场机制调节等方面。

【，1网络交往具有虚拟性，属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现实面对面时人际交往规则的约束力，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变得软弱无力。单纯依靠个人的道德水平建立网络的宽容精神，会因为缺少现实的约束力，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无法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一个没有制度规范约束的社会中，宽容的行为往往会带来生存危机，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制度规范被制定出来并严格实施的社会中，不同利益与价值观念相互宽容的行为才可能成为现实。

宽容，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却难以普遍实现。在人类历史上，基于利益和价值观念差异的矛盾和纷争从未间断。宽容问题不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问题，而是人类长期面临的问题。当历史推进到信息才能保有的品质。

从网络恶搞的效果层面上来看，网络恶搞的兴起与泛滥是一场网络消费的盛宴，是一场虚拟面具下的狂欢。网络恶搞有是有非，不能一概而论，但它表现方式和内容观点的极端性使其广受批判。网络恶搞考验了社会的宽容度，我们应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对待网络恶搞，努力做到趋利避害。

信息时代网络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种崭新的语言现象,网络用语如同雨后春笋不仅充斥了虚拟世界,而且蔓延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人说网语如珠,大珠小珠落键盘,敲出了崭新的天地.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用语的内涵与类型.由于网络这一语言载体的特殊性和现实虚拟性,网络用语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般语言所少有的特殊性和多元性.行文探讨了网络用语的这些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网络用语出现的根源:网络迅速发展,网民减少语言障碍、上网方便的需要.倡导人们应当以更加积极、宽容的态度去对待网络用语,去粗取精,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网络方言;网络方言遵循着“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律;各种网络方言服务于各种语境和语用目的;对网络方言应该持理性的、宽容的态度.最近,重庆市公安周长有关“双起”的言论.引起网络上的热议,他所说的“双起”,说通俗一点就是:凡是媒体歪曲事实真相攻击重庆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网络是语言生活的世界。在网络交际中，唯一依靠的就是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各种数字化语言。语言的功用被网络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对于新生事物的“网络语言”及其影响，应该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即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网络语言”需要规范，但规范的原则是要在消除其不规范和负面影响的同时推动其发展。单纯限制发展的规范，不是科学的规范。社会生活是创制网络语言的“基座”，网络语言以其独特的魅力业已真切、生动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并在不断地

代表人民，却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价值目标?这种状况虽说不乏可能性，网络化年代的时候，宽容问题仍然是人类在彼此沟通时需要小心、警惕

直径过大，则自我的长度受限，而自我的直径过大，则宽容的长度受限。为时尚增添着新的活力。两者之间的互动，也是语言发展不能拒绝网络、在网络中，由于接触不同利益群体及价值观念群体言论的机会大大增加，要求个人提高自身修养，以宽容的心态，进行学习、交流和沟通。当难以获得利益与价值通约的情况时，须在不干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个人利益，坚持自我主张。并以宽容心态对待他人的言论，诚如伏尔泰所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这种观点的权利!

从社会制度角度看，网络交往中宽容精神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制度对理性交往规则的保障。

社会语言生活不能拒绝网络的一个要素。在内的各种数字化语言。语言的功用被网络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对于新生事物的“网络语言”及其影响，应该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即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网络语言”需要规范，但规范的原则是要在消除其不规范和负面影响的同时推动其发展.单纯限制发展的规范，不是科学的规范。社会生活是创制网络语言的“基座”，网络语言以其独特的魅力业已真切、生动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并在不断地为时尚增添着新的活力．两者之间的互 语言发展不能拒绝网络、社会语言生活不能拒绝网络的一个

要素。

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

有所追求为充实，无所追求为空虚。佛教中弥勒的宽容是“肚里能容天下事”，“海纳百川，有容则大；

宽容是阳光哲学家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优雅的康德大概是不会有暴风骤雨的，心情永远是天朗气清，别人犯错了，我们为此雷霆万钧,那犯错的该是我们自己了.。宽容是一个用于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下的术语，指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表示一定的理解。宽容的概念是有争议的。对于一个人而言，“容忍”不会提高实际的原则或伦理的水平。自由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它有不适当的暗示，也就是说，“容忍” 的习惯或行为属于异常，或者当局应当有处罚这些差别的权力；这些批评反而会强调诸如文明，多元化，或尊重的观念。其他批评人士会认为狭义地定义“宽容”更有用的，因为它不需要对团体或真正有积极性的做法作出虚假表达。

宽容有三种境界，可以养鱼为喻：最初级的境界是玻璃缸赏鱼，只让它

事件变成了这个时代“带泪的喜剧”。

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就在于各种知识与信息都能得到自由的传播，公众才能在各种知识与信息中行使选择权，这些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与监督权力的一种训练。人们在这种训练中，会逐渐形成一些价值和共识相对稳定的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自然会越来越多地关注与社区和自身相关的公共福祉。

网络话语的呈现，虽然只是文字和图像，但其背后都有一个生动而真实的个体生命。他们通过各种事件，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是为了引起更多个体的呼应。我相信，无论是怎样的网络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一大群人渴望自由的声音。作为一种社会参与，网络炒作对于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增强公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同样可以大有助益。而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宽容的生存空间，所以有人说网络是“群众路线”，网络至少在机会均等的意义上人人平等的局面，使得人们的自我表达欲望被大大激发。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寂寞”、“孤独”对于人并不总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标志着一个人独具个性。而“空虚”却只能消磨人的斗志，侵蚀人的灵空虚是一种消极情绪。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被空虚所乘机侵袭的人，无一例外地是那些对理想和前途失去信心，对生命的意义没有正确认识的人。他们或是消极失望，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生活，或是毫无朝气，遇人遇事便摇头。为了摆脱空虚，他们或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或无目的地游荡、闲逛，耽于某种游戏，之后却仍是一片茫然，无谓地消磨了大好时光。空虚带给人的，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信仰作支撑，是无法实现真正复兴和繁荣的;地铁“横幅哥”一“举”走红，批评地铁一号线车站翻新不合理，曾为本版《地下铁接龙》栏目撰稿穿着校服，举着横幅，利用放学时间在在一定的范围存在和活动；中等境界是池塘养鱼，因地就利，因势利导，魂，使人的生命毫无价值。水肥鱼跃，鱼张水活，相互利用；最高境界则是江海生鱼，千形万类，任其自生，海阔天高，任其自游，由此也就成就了海的博大和丰富。艾无奇 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的形成，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小月月”、“凤姐”等人就是在被网络推手包装后，为迎合反传统和审丑心理推出的。

对“五道杠”少年质疑和围观，如此做法对他的成长是否有利，这些批评或者抨击是否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毕竟，孩子的做法不应该被上纲上线。因为，舆论的捧杀或者棒杀，可能就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完成。

“龅牙哥”，比如去年的“小月月事件”、“兽兽门”等，都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大的喧嚣。

地铁口收集市民意见，对地铁一号线车站翻新工程提出批评———近日，广州一名中学生在新浪微博上一“举”走红。羊城

晚报记者经过多方寻找，发现这名“横幅哥”就是本版《地下铁法。”第260期的“主持人”、来自广州某中学的陈同学。

“芙蓉姐姐”、“奥巴马女郎”等网络名人，他们通过走红网络而名利双收。

（广东）雷州龙门镇足荣村将建国内首座以网络文化为主题的“雷人公园”，将“芙蓉姐姐”、“范跑跑”、“周老虎”

“犀利奶奶”，恐怕就没有那么知名了，然而上周六下午，在第三届“搜狐2011资本市场年会”上，在有众多著名专家和业内精英参加的高层论坛上，一个普通股民却成为最大的热点——她就是近来走红的“犀利奶奶”。她当众炮轰公募经理和号召投资者不买基金的举动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热捧。本报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对“犀利奶奶”进行了专访，她给投资者解读了自己出言犀利的原因，并和广大投资者分享了自己的投资经验。

犀利只是讲真话

宽容一点看，只要炒作者没有违反法律、没有进行敲诈勒索和非法牟利、接龙》栏目“我这么做，只是希望广州地铁公司能重视我的想没有明显背离社会道德底线，哪怕是那些被人们视为无聊的炒作，也应有其存在的空间。

由很简单，善与恶的知识永远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通常有一个误区，认为从网络和社会上清除恶的知识，就能保证公众行为的良善。其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人们通过对恶的辨别，才能感知善的力量。如果按照某种标准，来清理社会上恶的知识，只会让更多的人丧失对于善恶的辨别力。假如真的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权威，就等于否定了普通人拥有的辨别能力。只有珍视个人思考的权利，宽容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让人们对各种知识和意见进行独立选择，才能真正培养人们对善恶、对真理和谬误的独立判断力。

如果他们无法与网民的内心形成呼应，也不可能引爆网络。网络炒作者只是提供了一个引爆点，其他更多的都是无名网友的作为。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力量，让事件通过社区、论坛、博客、视频，一夜之间流布于整个网络社会。

有时是围观一个看似卑微的人物，有时是围观一句看似通俗的语录，其

实他们在围观自己悲凉的内心。人们愿意献身，被一句话、一个人绑架。这种抗议虽然显得荒诞，却直指社会的真实。不要低估了网民对社会真相的认知，更不要低估了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尊重，那看似戏谑的文字中，隐藏了最深的无奈与失望。网民们正是通过一次次反讽和戏谑，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