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之现状

第一篇：浅议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之现状

浅议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之现状

供稿：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陈晓辉、侦监科 张 

在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整个司法体系中，大部分司法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对惩罚犯罪的追求，就不得不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对被告人的保护力量，然而，如果强调程序正当，恪守严格程序，则又可能导致对司法机关手脚的束缚。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发生矛盾时，多数司法工作者的选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向实体公正一边。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多支持实体公正优先，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法律“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过分强调打击而忽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错误的法律价值取向；民主观念淡薄，再加上司法工作者整体素质不高，“宁可错，不可漏”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个别行政干涉，案件中有失偏颇，不按程序办案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较典型的，如现行法律上对拘留、逮捕的程序失之执行不严，以至给公安机关拘留和逮捕很大随意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时，应持有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拘留证》，应将《拘留证》向被拘留的人出示，并向其宣布对其实行拘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出现被拘捕对象被带走后，其家属甚至连是被谁带走的都不知道的奇怪现象。这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中忽略程序重要性的典型。美国著名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如果这个案子放在中国，可能审理的结果就有所不同，也许就已投入监狱。而且在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的随意滞留关押，甚至为一桩小事就可以无限期关押。对这种关押又缺少应有的监督，使司法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对嫌疑人以各种手段进行刑讯逼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对长期关押过于宽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为14天。对流窜多次或团伙作案嫌疑犯，拘留时间最长可达37天。普遍嫌疑犯逮捕关押的时间为2个月，案情复杂的可申请延长1个月。如果地处交通不便，案情复杂，可能有重大犯罪集团或流窜作案嫌疑的，可经省检察院批准，再延长2个月。如果犯罪可能判10年以上重刑的，在上述期限内不能结案的，可申请再延长2个月。总共羁押时间可长达7个月。如果在羁押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罪行，则可从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身份、地址，则可以无期限关押，直到查清真实身份时为止开始重新计算羁押时间。这种法律上的弹性规定在一些不太尊重法律的警察手里掌握，随意长期关押几乎就没有什么障碍。

司法机关也存在着一种思想：只要被警察抓的人，多少会有劣迹，那么司法人员怎么采取手段都不为过，这样就给司法人员为所欲为钻了空子，从司法人员可以对其刑讯逼供，使其陷罪。在这样一种司法理念中，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被忽视了，只要能查出犯罪分子，追究犯罪行为，也就是追求所谓“实体真实”，就可以不择手段，畸轻畸重。这方面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我国法律对口供的看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然而我国司法界长期盛行的一句话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地否定了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也体现出中国司法界对口供证明力的迷信程度。

在英美法系中，有一项诉讼原则叫“手段同等原则”，以保护犯罪嫌疑人，防止被无辜陷罪。根据这一原则，对于犯罪嫌疑人，在原则上应当同刑事追究机关一样，予以平等地对待。法律规定警察对人进行拘留、逮捕的，被拘者有权要求通知律师，有权要求保释，有权与外界保持联系。他委托的律师可以代他与追诉者同时进行无罪、减轻罪行的调查。“手段同等原则”在庭审过程中体现为：控辩双方地位、权利是平等的。犯罪嫌疑人有出席权，申请证据和质证权等，赋予犯罪嫌疑人与警察和公诉人同等手段，这样，刑事追诉人就很难对犯罪嫌疑人为所欲为而使其陷罪。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这些权利几乎被完全忽视，其委托的律师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律师参与诉讼滞后，不能在追诉机关进行有罪调查的同时进行无罪调查。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以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出发，将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时间，从过去在开庭审理7天以前，提前到自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这种改革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现行法律给警察的权利与给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仍然是不平等的。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然不可以正式委托律师，只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自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即使这样，实际中办案机关仍以种种借口阻挠律师涉案。就是说，侦查、审讯过程仍然是由办案人员单独进行的。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甚至通常在不明白自己有何权利的情况下就被定罪，因而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正当的程序权利保护自己。美国刑事诉讼中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时，必须告知他的权利。否则警察的一切取证行为都为非法，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警察都被赋予对犯罪嫌疑人负有告知和帮助义务，必须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程序的犯罪嫌疑人伸张自己的权利，必须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作告诉、提示的义务。明确地告知犯罪嫌疑人对他不利的情况，告诉他有权对指控作出陈述或对质。这样才能使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程序上的权利，使犯罪嫌疑人有提出对自己有利事实的机会，减少了刑讯逼供，减少了冤假错案，才保证了程序的公正。

因此，那种认为“宁可错，不可漏”的不重视程序公正的思想，认为实体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的审判价值观实际上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温床。公正离不开程序，它不仅是一种操作顺序和方式，它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如何对付追究某些公民刑事责任的问题，审判实际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制作裁判结论的过程。正当程序能够约束司法人员的权力，对法官进行监督和制约；正当程序是克服思维局限性的工具，避免法律运用中的疏忽大意和形而上学；正当程序能够保证审判公正，其严密性能够使公正性败诉的当事人有理由相信法官审理的正当性，使其对结果的不满失去可依赖的基础，因此正当的法律程序能够促使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也许在个别的案件中，重视程序的公正不一定会必然导致实体的公正，但这种程序规则不是为了某一特定案件或当事人设定的，而是事先统一制定的，全社会都按其行事，从更长远的利益看来，就是体现了公正。这是一种辩证的利弊观。

在我国力求司法改制的道路上，一定要突破追求单一实体正义的格局局限，尽可能地找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最终磨合点。

作者：陈晓辉 2004年03月09日

体，轻程序”的成因及对策(温 玲)2008-06-20 16:54 浏览次数:355次

浅析“重实体，轻程序”的成因及对策

——一起交通肇事案引发的反思

温 玲，轻程序”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只看重对问题实质性处置没有偏差或者没有大的偏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程序上的疏漏或者差错，可以不追究责任的一种执法观念。这种执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和思维，许多执法人员对程序法的价值认识不足，在案题后，仍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笔者在查处张某申诉案中，发现“重实体，轻程序”遗症确实值得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思。鉴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供同仁商榷。

某申诉案及引发的反思

申诉案的经过：2005年3月，交警在事故现场处理张某连续追尾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单凭判断其中一台涉案车辆不负事故责任，让其在交警勘验现场前自行驶离，且未将其列入交通书中进行责任认定，并作出张某负全部责任的第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某以《交通事》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故现场为由，申请重新认定。2006年6月，上一级公安机关对该查组重新调查核实，因为事隔太久，很多细节当事人记不清，加上当时的现场勘验没有对事行全面拍照，只能通过大量的间接证据互相印证，最终谨慎地认为该案责任认定的结论没有，但该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进行完善，即对先行驶离的涉案车辆进行责任认定，而对出的部分质疑无法用有力的证据予以解释。据此，原办案单位作出第二份《交通事故认定书》，负主要责任，另一涉案司机负次要责任，先行驶离的涉案车辆仍未列入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张某依然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几年来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2008年3月，位在检察机关的要求下，经过重新审查，作出第三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才将先行驶离的列入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认定其不负责任，其他人员的事故责任认定不变。市、区两级检察机次对该案进行审查，均认为交警在该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出具的《交通认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故现场，但因其所造成的后果未达到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故作出不予定或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至此，张某仍坚持以该案程序存在错误，要求对办案交警追究法警部门对其承担经济赔偿为由，四处上访。案发3年多，该案仍由市政法委组织各有关部诉罢访工作。

后的反思：该案原本是一起非常简单的交通事故，因为交警在最初处理事故现场时没有严格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操作，没有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全面勘验、拍照，就擅自对涉案车辆上确实存在瑕疵，由此引发张某多年来的不断申诉、上访，损害了交警部门的形象，造成社会效果；各有关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多次对该案进行重新调查核实，但都因缺乏事故现手证据资料，不能说服张某对调查结果心服口服，导致各项实质性的调查工作一直处于被动。

实体，轻程序”陋习的成因

法律不能切实保障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同等对待，对程序违法的处罚多数流于形式，是这一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日趋成熟，各项实体法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对实体法的比较重视，在实质问题上发生差错时纠正比较认真，责任追究比较严厉。在程序问题上仍是，出现点差错但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往往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张某申诉案中，上一级公第一次对该案进行重新调查时，已经发现交警在处理事故现场时程序上存在漏洞，但因为该行为与该案的严重后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只能对办案交警作出离岗培训的内部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上存在偏差，是这一陋习产生的主要原因。许多执法机关及员不能正确认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把程序法视为实体法的附庸，认为程序法的存在就实体法的目的服务，遵守程序法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追究违法行为，只要能及时、有效地处罚，即使没有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也无所谓。张某申诉案中，原办案单位及执法人员在作出通事故认定书》前，已经认识到该案存在程序违法，但认为该违法行为不影响交通事故认结论，而没有主动及时纠正该案的程序违法行为。

案多、片面追求实体公正的法律效果、执法压力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也是这一陋习产生因。以深圳交警部门为例，通常一名交警要负责几条路的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明文规定每起必须由两名交警到场共同处理，故各交警之间又要互相协助配合，人少案多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处理的特殊性，要求交警在最短的时间内初步处理事故现场，以保障道路交通的顺畅，的执法环境无法保障交通事故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完全依照法定程序操作。

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对策

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执法理念。

为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提供法律标准，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序法为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规程，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两者并重，坚决摒弃“重实序”陋习，才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含义。执法机关严格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打击犯罪、查处违实体上的公平正义，是责无旁贷的职责；同时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尊重和保障涉案人权利和正当利益，使各项执法活动得以更加公开、透明地进行，以达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容辞的义务。

完善程序立法，健全司法救济程序，运用法律法规规范程序违法行为。

法应当配套实体法的内容作出具体、周到、细致的规定，应当具有明确权责划分、赏罚分明、的特点。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法，违反法定程序的违法，其后果是执法行为无效或者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到相应的追究；被侵害方有得到或者相应补偿的法定权利。通过健全司法救济程序，当作为弱者的执法对象受到执法机关程为的侵害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得到司法救济，以弥补执法机关和执法对象悬殊的差距。如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应赋予更加明确的法律监督职责及便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舆论引导和机制建设，营造依法执法的好氛围。

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仍然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家的认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在要求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执法理念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执机制建设；在广泛宣传违反法定程序执法的危害性，增强社会监督的自觉性，营造严肃执法好社会舆论氛围的同时，努力加强和完善各项机制建设从而保证依法执法的落实，进一步把及其工作人员新的执法理念落实到具体执法工作中。

对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力度，促进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前对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以执法机关自我监督为主要手段，但现行体制因素导致该项监督在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疏漏和弊端，主要是个别单位出于单位荣誉、小团体利益和保护本部门虑，对存在的执法程序方面的问题不重视，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于是采取隐卸责任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养痈遗患。因此，执法机关自我监督机制应进行鉴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经验和做法，由上级机关直接或者授权下级特定上级机关的监督职能，化解自我监督时体制方面的矛盾，提高自我监督的质量。二是每年人机关进行执法大检查时，吸收检察机关参加，使之在人大的监督指导下，从查处渎职犯罪角法活动检查，从而发现线索，打击犯罪。三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要坚程序并重的原则，既要依法监督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又要依法监督违反程序法的行为。执法程序规则，有的是因为程序意识不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有的则是为了滥贪赃枉法，因此检察机关要注意发现程序违法背后的职务犯罪，并及时查处。

第二篇：重实体轻程序

对“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 实体法 程序法 执行

[摘 要 ] “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司法活动中常见的一种行为。“轻程序”的本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扭曲，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实现“实体”的公平正义。“重实体、轻程序”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面前没有继续存在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说法也不符合逻辑。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国情出发，应当通过强调程序正义的方法，维护法定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并以此为推进实体法律正义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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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检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公安机关执法活动中（以下将公检法机关统称为“执法机关”，将上述两种行为统称为“执法活动”），“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里所说的“重实体、轻程序”，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只看重对问题的实质性处置没有偏差或者是没有大的偏差，而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程序上的疏漏或者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不追究责任，直白地说就是“瑕不掩瑜”。因为“重实体、轻程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和思维，所以，一些执法单位和工作人员在案件发生问题后也经常以此为由推卸责任。

执法对象的实体性问题和执法程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可否有孰重孰轻之分？“重实体”就可以“轻程序”吗？

这里，我们想结合在检察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分析“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表现形式，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以及我们对强调维护执法程序严肃性的认识，以为抛砖引玉。

囿于工作实践的局限性，这里主要以我们接触到的公检法机关在刑事和治安管理执法活动中的表现为例。

所谓维护执法程序的严肃性，是指在刑事和治安管理执法活动中，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的规定开展执法活动，行使国家权力；排除那些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和行为习惯。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要贯彻落实党中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就必须重新审视对程序正义问题的认识，从维护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入手，把它作为促进实体法律正义和真正达到依法执法目标的先导和促进剂，理直气壮地对所谓“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说“不”！

一

促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动因，是我们遇到的两件事，两件没有联系但又确实引人深思的事情。

一个事情是宏观上的。这些年来，洛阳市总要在年初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评议政府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活动，群众意见大的部门要向人大报告整改措施，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检讨自己的工作。相比较而言，洛阳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是稳定的，公检法机关为洛阳市的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广大干警为了人民的生活安宁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是，每年的评议之后，公检法等执法机关都无一例外的排在群众意见最多的部门之中，而且往往“名列前茅”。

另一件事情是微观上的。是我们铁路公安处的一个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因为开始时不重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将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伤害案件，逐步办成了难以处理的疑难案件，虽然公检法机关后来又花很大的力量重新处理，仍然带来了很大后遗症的具体案件。案件的经过是：1994年3月的一天，该派出所民警张某在值勤时，被一个曾在所里当过联防队员的社会青年打伤。案发后派出所的办案人员简单询问了情况后，就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肇事者放走。公安处领导对民警在工作中受伤非常重视，立即指派本处法医对受伤民警张某的伤情进行法医鉴定。但由于受伤民警张某当时的症状还不稳定，进行鉴定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法医只作了有针对性的分析，提出了构成轻伤偏重、重伤偏轻的倾向性意见，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一年以后，张某的症状稳定了，他们邀请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对张某的伤情再次进行鉴定时，又没有通过规范的程序。由于都是同行的缘故，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法医也没有在意委托程序的规范性。但是进行鉴定时，公安局的法医认真审查了有关证据，并聘请专家参与诊断，最终作出了张某构成重伤的明确的鉴定结论。这个结论报送到领导那里以后，公安处按照有关政策的规定和程序，为张某办理了工伤证明等有关手续，并给予了相应的待遇。但是，张某知道自己是重伤后，强烈要求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并提出民事赔偿。经办案件单位的办案人员在审查案卷中的证据后，发现问题严重：本处的法医鉴定有合法的委托，但没有鉴定结论；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法医鉴定有清晰的结论但缺乏合法的委托。事发6年后的2000年年底，公安机关正式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该伤害案中的加害人。面对这种有严重缺陷的案件，考虑到民警被伤害的事实，检察院还是批准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请求。案件起诉后，法院面对证据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只得邀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家重新进行文证鉴定。省高院的专家们在案发七年之后，非常谨慎地说受害的民警会构成轻微伤。法院按照最后的这个鉴定结论对案件判决后，不仅引起了受伤民警张某的不满，还引起了洛阳籍全国人大代表的不满，新华网也刊发了本社记者针对此案采写的批评性系列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依据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要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此案。

第一件事使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执法活动的外在表现更加关注，程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注重的焦点。从洛阳市这些年开展的群众评议活动中的结果上看到，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所关注的，或者说人民群众评判国家机关工作质量的依据，往往不是这些机关工作的实质，而是它的工作方式。执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不是他们破了多少案件，抓获了多少犯罪嫌疑人，判决了多少罪犯，更多的是人们在日常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他们执法的文明与否，是程序性的问题，并从这些程序性的问题上得出褒贬的评价结论。执法机关“轻程序”的结果使人民群众轻视了他们。

第二个事例提醒我们注意到了两点：一是“轻程序”往往导致了实体上发生严重问题；二是“轻程序”现象往往发生在执法活动的开始阶段。现在许多或者说大量的存在程序违法或者有严重疏漏的执法行为，并不是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而是在治安管理过程中，或者是刑事案件发生的初期阶段，即司法机关还没有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在程序上发生的疏漏或者差错，会给以后的实质性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有时还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二

汇总我们在检察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情况，现在公检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的突出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随意执法

该作为时不作为和不该作为时乱作为；应当受理的案件不受理；该启动司法程序的不启动司法程序；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将刑事案件作为治安案件处理，以治安处罚了结；等等。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把法定程序置于脑后，随意行为，是当前执法活动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公安处督察大队对下属单位执法活动进行调查后，归纳了带有典型性的几类表现：如先侦查后立案，不破案就不立案；传唤或者当场盘问、检查行政相对人或嫌疑人时不出示规定的证件；对给予治安处罚的当事人不履行告知义务；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不告知其法定的诉讼权利，不在法定时间内进行讯问；法律文书制作和使用不规范；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随意扣押，扣押物品和财物时不按照规定出具法律手续；对查获的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作案工具不及时没收或者处理；等等。

调查中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仅近两年来，办案单位和办案人不出具任何手续截留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物品的价值就超过了四万元，包括现金、银行卡、手机、服装和机动车等多种物品。

我们检察院所辖的豫西地区，既是国内重要的文物集散地，还是黄金产区。前些年国家没有开放金银市场的时候，基层公安所队收缴过不少黄金及其制品，查缉走私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但是，从八十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院没有受理过一起有关走私、倒卖文物以及与此有关的犯罪案件，也没有一名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二，违法羁押

违法羁押情况表现形式比较多。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一是留置盘查的手续不完备。特别是在传唤转留置盘查时，程序上的缺漏更加突出。

二是违法收押。一名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现场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当时自报年龄是十五岁（事后查证属实），按照刑法规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办案单位仍然呈报领导批准对其刑事拘留。

三是超期羁押。主要是对刑事拘留的对象不分情况，一律使用三十天这个最长期限。去年至今，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只有两人在刑事拘留后的第三天向检察院提出了批准逮捕的意见。实际上，公安机关已经形成了刑事拘留期限就是三十天的习惯。其他形式的超期羁押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四是程序空缺。去年上半年，一个陈姓的盗窃犯罪分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决后该罪犯留所服刑期间，公安机关发现该罪犯有遗漏的罪行，遂就新发现的犯罪事实向检察院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刚将案件起诉到法院，该陈姓罪犯原判决确定的刑期就执行完毕。此时，本应当由法院对该被告人重新作出一定的强制措施决定，但是法院认为该被告人已经被指控有新的犯罪，要处以刑罚，就没有先决定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口头通知看守所不要按期释放该被告人。直至该罪犯第一次判决的刑罚执行完毕十六天以后，法院才作出新的判决，并决定将该判决与原判决合并执行。至新判决生效时，该陈已经被无手续关押了二十多天。

五是有令不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案件，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押，第一审法院应当先行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并立即通知公安机关。但是，这些年来，除去年有一起影响较大的案件中被一审法院宣告缓刑的几名罪犯，在上诉审期间由二审法院变更了强制措施以外，其余的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案件中，没有一个罪犯在判决时或者判决宣告前被法院变更强制措施。

其三，刑讯逼供

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一直相当严重。有的时候，办案单位对刑讯逼供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案件还采取了撤消案件自我消化的处理方法，规避检察机关的监督。如我们辖区前年底发生过一起破坏铁路行车设备的案件，破案过程中，刑侦人员主观地认为发生这样的案件，一定是铁路职工和社会闲杂人员内外勾结的结果。于是对一个列为嫌疑对象的铁路职工严刑逼供。当时是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上级机关也表扬了参战的干警。但是，后来采集到的合法证据证明这个铁路职工是无辜的。尽管案件最后得到了纠正，但已经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其四，乱用职权

去年，郑州铁路公安局直接侦办的社会盗窃犯罪集团伙同铁路乘警共同作案的案件中，一名在陕西作案的戴姓犯罪嫌疑人于6月份被异地关押到洛阳铁路看守所。该犯罪嫌疑人的办案单位是西安铁路公安处，收押的依据是该公安处签发的刑事拘留证。但送押没有提供异地羁押的规定文书。过了一段时间，郑州铁路公安局又通知洛阳铁路看守所将该犯罪嫌疑人移交西安铁路公安处，仍然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仅凭上级领导和本公安处领导的电话通知。事后，郑州铁路公安局的领导解释说本案是公安局办理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关押在本局所属的哪个公安处的看守所都不需要什么文书，只要公安局指定地点就行。同样，移交其他看守所关押时也不需要再作出书面决定，口头通知就应当执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不再一一列举。

三

在所谓“重实体”的幌子下，轻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给执法工作造成的危害是：

（一）纵容了野蛮执法

法定程序是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当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规避法定程序时，野蛮执法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如某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一个公民抓到了派出所并进行了搜查。在确认是抓错了对象之后，民警们只给了对方一句话：你走吧！对该公民提出的赔礼道歉要求，派出所的领导解释说：我们这是正常执行公务。因为你和犯罪嫌疑人住得很近，长得也很象，我们怀疑你，就要先控制住你。

（二）助长了特权思想

程序法是对执法权的规范和限制，不把程序法当成一回事的时候，执法人员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优越于执法对象的特权思想。由于只看到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为所欲为，并将其自然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去，形成了一种令社会其他成员反感的特权思想。诸如社会舆论多次声讨的警械乱用、警报乱拉、警车乱闯等现象，以及有关部门多次明令禁止的不准动用警察参与清理整顿计划生育、参与经济纠纷的问题。都是这种现象的佐证。

其实，其他一些执法机关的特权思想，从根本原因上讲，也是不把法定程序放在心里的外在表现。

（三）不利于打击犯罪

近年来，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活动一直居高不下，不少犯罪分子已经多次“进宫”，甚至还发生过一个服刑期满的罪犯上午被释放，当天晚上就又因为上车掀盗铁路运输物资被重新送进了看守所的事情。我们在同罪犯谈话时，他们除了承认自己主观方面的犯罪动机以外，有的罪犯说：我们是给公安打工的，他们拿走的比我们得的还多呢。一个因勾结乘警在列车上盗窃旅客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总结教训时竟然说自己是因为和这里的警察关系不“铁”，才栽了进来。

（四）染坏了队伍风气

一个执法部门轻视程序法的做法，可以成为其他执法机关效法的榜样。“轻程序”陋习的形成，虽然有历史渊源、立法因素和执法习惯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外因，但这种效法不规范执法行为，或者说是非法执法习惯的恶性感染，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说公检法机关“重实体、轻程序”是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那么，一些近年来随着国家体制改革而设立的执法管理部门也屡屡发生“轻程序”的问题，就无法从历史渊源上推脱自己的责任了。现在社会反映最多的城管监察人员野蛮执法的问题就是典型。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年中，《洛阳日报》、《洛阳晚报》等新闻媒体先后刊登过十多篇批评城管人员野蛮执法的报道和消息。从宏观上说，近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27416件，其中涉嫌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554人，涉嫌徇私舞弊、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24886人。从我们系统讲，这些年来，除有十多名民警因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惩处外，还有一些干警受到了党纪和行政处分。虽然执法人员中发生问题的绝对数不算很大，但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小，小小的污点染坏了执法队伍的风气，严重损害人民心目中政府的形象。

四

造成“重实体，轻程序”情况的原因，我们概括了一下，感到大致有以下六种：

第一，立法性因素

一是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贯彻执行不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实体法的贯彻执行比较重视，在实质问题上发生差错时纠正得比较认真，责任追究比较严厉。在程序问题上则是得过且过，出现点差错但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往往不了了之。国家权力机关在执法层面上将本应同等对待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客观上这种差别对待的态度，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主要成因。同时，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无法可依，监督流于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对毒树之果在证明中的作用和效果仍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也是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违法现象多发的一个关键诱因。《中国青年报》去年报道的过去发生在南阳市的一起刑事案件，可以用作说明这类问题的典型。这篇报道说：“河南省南阳市1992年发生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因为事涉公安机关是否刑讯逼供而久拖不决，死者家属不断上告。此案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从1994年起，全国人大代表张瑞璋、姚秀荣等近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年年为此事提出议案，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查处此案。这一届代表卸任了，又交代给下一届代表，历时8年，不屈不挠，终于使这起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南阳第一命案’真相大白。”《中国青年报》报道尔后新华社又转载的这个案件中，案件承办单位出现了多处程序上的疏漏：先是当时的侦查案卷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被封存在档案室；后来甚至出现了省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在查明案情后，建议当地检察院起诉犯罪嫌疑人时，当地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能够以“没空开会”（报道的原文）为由，将案件长期搁置的情况。报道的最后说，“一起人命案件，由于人大代表的穷追不舍，九年后终得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此案侦破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却让人高兴之余，又有一些遗憾”。显然，遗憾的是对那些只“轻程序”的执法人员没有任何“说法”。全国人大和人大代表为监督一个刑事案件的查办，竟然要连续九年提出议案，展示的正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缺位，是立法上的疏漏。

二是立法监督程序和司法监督程序不完备。

主要是在如何保证执法程序得到公正实施，以及执法程序上存在瑕疵时如何寻求司法救济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疏漏。尤其是在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处罚当事人后，当事人求援无门的情况特别突出。例如，河南省孟津县农民袁某某对公安机关的处罚不服，向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要求他提供公安机关处罚他的文书，这时他才想起来公安机关在处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书面决定，连个白条都没有打。由于他不能提供公安机关曾经处罚过他的证据，自然也无法就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了。后来，还是在他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并经检察机关调查后作出了不立案决定时，才凭着检察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书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这里，虽然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袁某的处罚是无效的，但是，由于被处罚人的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说明自己受到了处罚的依据，所以，使得法院无法接受他提起的行政诉讼，公安机关的法制监察部门也不会受理这种没有凭据的行政复议的申请。事实上，这种违法的处罚是一种终局处罚，并且不会受到监督。

第二，历史性因素

历史性因素，有两层含义：一是考虑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以及清朝末期发展起来的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由于传统文化和思想习惯的继承性，对现在司法工作实际的影响。二是考虑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步晚，进展慢，真正开展司法制度改革的时间短这些因素，准确把握当前推进程序正义的动力和阻力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封建法律思想的消极影响。

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点的法律制度的内涵，如司法和行政一体、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规范相近、广泛采用刑讯手段、没有被告的口供不能定案，等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立自然地消亡。相反的是，由于社会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承继性和生命力，渗透到其中的一些封建法律意识也顽固地残存到现在。

其次，建国后法制建设进展迟缓的消极影响。

建国以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展迟缓，特别是诉讼法律方面的欠帐太多，对依法执法的消极影响巨大。建国后我们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之后，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范建设进展缓慢。除颁布了宪法及其相关的组织法之外，基本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对刚刚步入状态的法制建设的破坏更加致命。法律制度的空白和对执法组织的破坏，使得依法执法纯粹是一种梦想。

第三，改革开放后加强法治建设遇到的主要阻力。

一是改革步伐加快后立法工作超前，和基层执法工作实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立法机关加快了制定法律规范的步伐，司法机关抓紧了司法解释的工作，特别是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立法与国际法律习惯接轨，一些有利于维护司法正义、强调人权的西方法律思想逐步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并通过立法程序显现在国家新出台的法律中。但是，由于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和执法机关几十年执法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做法这两方面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国民素质的客观情况，考虑到执法队伍工作水平的实际状况，一些新出台的法律规范在执行中遇到些阻力是正常的，有的时候这种阻力的能量还相当大。我们在工作中就感到，强调执法程序的严肃性，督促办案单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往往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因为办案单位从干警素质的实际出发，在现有的水平上工作，会认为这些要求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是在帮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惩罚。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个别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利用我们强调执法程序的机会，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情况。

二是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并且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表现的尤其突出。比如，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往往自行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比如我们检察系统对不批准逮捕、不予起诉的案件，就规定了严格的内部审查和上级备案制度，实际上是变相收缴了基层执法机关的权利。单从表面上讲，是为了确保案件质量，真正把好关；但从深层次上看，实际是有罪推定思想的表现。因为上级机关对已经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且经过公安机关层层把关，进行了认真侦查取证，甚至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该说可信度很高了，而下级检察机关给出了否定的结论，持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三是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具体落实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困难。比如，法院系统长期存在“两审合一审”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我国法院实行的是上级指导下级的制度，但是下级法院在判决一些疑难、重大案件或者对公诉案件要作出无罪判决时，往往在履行正常的审判程序之外，首先同上级法院协调一致。从判决的程序上看是一审，可实质上是终审。检察机关即使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但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已经统一了认识，抗诉肯定会遭到二审法院的驳回。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某中级法院的院长明确指示下属：今后凡是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一律维持原判。此言一出，该院及其下级法院在两年中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全部作出了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的裁决。虽然这些被驳回的抗诉案件在审理程序上没有明显的毛病，但是它的前提就是违法的。

第三，社会性因素

社会性因素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根据执法队伍素质和能力的实际，满足当前治理社会治安问题的客观需要；再一个是抵制违法执法遇到的客观困难，给人民群众思想上造成了消极影响的问题。

现在，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刑事犯罪问题也花样翻新。现有的司法资源在改革的浪潮中一是显得落后，二是难以适应，三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还必须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执法机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在客观需要时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既是满足眼前治安整顿工作的需要，也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有些也确实是一种探索和改革。这些情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的种种表现。比如，今年双节期间沈阳发生“1.18”特大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后，郑州市政府为保证银行等金融单位安全，在增派民警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的同时，发布了遇到发生抢劫银行案件时，在场值勤的民警可以开枪击毙犯罪人的命令，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发表。虽然有不少法学界人士对郑州市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但它确实受到了群众的支持。

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需要执法机关自己的约束、规范，需要社会成员的配合、监督。但是，当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充分。关于执法机关自身约束规范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论述。社会成员的配合和监督问题，也就是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参与执法活动规范化建设的问题，现状是无法进行。因为他们对违法执法行为的抵制，往往会当场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抵制违法执法行为代价太大，使得人们对违法的执法行为理智地采取了退让的做法。这种退避的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执法机关违法执法的热情。近日引起了中央和广东省委高度重视的“大学生命丧广州收容所案”，最具典型性。《北京青年报》4月26日报道：

被公安机关错误收容的武汉籍大学生孙志刚，今年3月17日晚上，仅仅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上街，就被广州市黄村街派出所扣押审查，并且“不能保释”。孙志刚供职的公司老板成先生得知消息后，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但由于某种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而原因则没有解释。”“孙的老板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报道的原文）

3月20日上午，孙志刚死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死后，“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报道的原文）

第四，素质性因素

素质性因素中，一是队伍素质的差距问题；同时，执法单位领导层的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二是注意执法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能力表现的评价是否准确或者正确，它涉及到如何引导队伍真正提高素质的关键性问题。

关于执法队伍素质的差距问题，主要是执法队伍的素质不适应社会治安和当前刑事犯罪情况的发展和变化，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短时间内还不能弥合或者说不可能得到弥合。我们提审在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调查他们的犯罪动机和行为规律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交代说，从很多警察破案的电视和录相中，真的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们也接触到了不少在办案一线的民警，他们说得更多的是：现在工作太累了，哪有时间看书学习。公安处纪委在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调查中总结到：“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不打破不了案”的思想在部分民警身上还有一定的市场，除了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个别民警在具体讯问工作中“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确靠打，打出过口供，打出过被讯问人的“老实”，因此“破”过案。由于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加之讯问工作是在讯问人和被讯问人之间进行的，往往局外人员不易发现，特别是这种粗暴方式未造成伤亡时。于是这种做法在个别讯问人员中就长期保存下来，无论大会小会怎么强调也无济于事。同时，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调查中分析到：由于正确理论方法的指导不足，讯问人员往往凭借长期讯问实践的惯性来进行讯问，这样就连一些不好的讯问方式也被保留沿袭下来。

特别强调注重领导层依法执法的问题，是因为一些错误的执法程序或者执法程序方面的疏漏和差错，其起因就是领导者本身的行为。《法制日报》去年报道了发生在兰考县的一起“官告民”案件，典型说明了领导者的素质对依法执法影响巨大。这篇报道说，4年前，兰考县两个村的村民因为土地纠纷发生冲突，造成冲突一方2人死亡，10多人受伤。村民何保安认为是县长朱某不下令制止、玩忽职守造成的。于是多次到省城上访，要求追究县长朱某的责任。朱县长则认为，村民的上访贬低了自己的形象，侮辱了自己的人格，侵犯了自己的名誉。于是在2002年7月以诽谤罪将该村民何保安告上法庭。并且朱县长在告民之前，专门咨询过本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二长都认为农民何保安构成了诽谤罪。有了专家的支持，朱县长理直气壮地将农民何保安告上了法庭。兰考县法院不仅对这本不该受理的“官告民”案件立即受理，而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逮捕被告人。本来，村民何保安向上级机关控告的是朱县长没有认真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本没有涉及到攻击朱县长私人名誉的问题。这里，日理万机、事务缠身、法律知识不专业的朱县长把公权力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用在他个人利益上，把公民对他职务行为的批评和控告上到侵害个人私权利的纲上，尚且可以原谅。但是，兰考县公检法三长的无视法律规定、无理执法的行为就值得深思了。

提出执法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能力表现的评价是否准确或者正确的问题，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名民庭的法官，在院里有很好的声誉，因为他能够把一些别人办不了、办不好的案件很快地处理完，办案效率高。比如，一次处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时，一个知道情况的证人始终不愿出具证言，而他的证言对案件又特别重要，使得案件处理不了。这个法官接手这个案件后，一天，他带着案件的原告找到这个证人后，见证人仍然不作证，就暗示同去的原告“修理修理”这个证人。原告将证人“修理”服帖后，证人出具了证言。事后查明，这个证人出具的证言是真实的，原告“修理”证人时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原本办不下去的案件很快结了案。就这样，这个法官以办案多、效果好，经常受到表扬。

第五，经济性因素

强调了程序正义，使司法程序变得透明时，以案谋私、权钱交易等弊端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会使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从而遇到他们的阻扰。如同我们在前面列举现象时提到的那样，如果在执法过程中能够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扣押物品时开具清单和收据，罚没财物时出具裁决书和使用法定票据，平时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执法机关执罚过程中“收支两条线”和其他的相关规定，那就会使执法机关以权谋私成为泡影。而这对于急需额外收入补充经费不足和以此为财源的执法单位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多次看到，当上级机关给下面的执行单位下达了罚没收入指标和留成比例后，基层的工作积极性高涨，往往超额完成任务；当上级机关要求严格执法和取消了基层的留成比例后，原本治安不稳定的地区居然也会出现长期“平安无事、平安无案”的现象。我们在外出办案时还遇到过两名交警拦停车辆后同司机商量：“你去缴点罚款吧。不是你违章了，是我们俩这个月的任务没有完成，关照关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第六，体制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权主义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化。职权主义是我国法治的传统，它排斥了执法对象的主体地位，漠视执法对象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为一些违法程序打开了方便之门。执法机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习惯性做法，有时会成为一种比较顽固的思维惯势，因此引起的执法程序上的缺陷还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二是执法机关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执法机关规定具体执法程序时往往只关注了本部门的独立性，而整体协调性不够，造成执法程序的冲突，使具体执法单位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三是执法机关在独立行使权利时，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第一类问题，可以用两个事例来说明。

第一个事例。洛阳市公安局下辖的伊川县鸣皋派出所前年春天对辖区居民某先生实施治安拘留五日的处罚时，同时将他的红色新的三菱轿车暂扣在派出所院内。第三天，该所副所长擅自动用该车参加亲戚的婚礼，途中发生车祸，轿车严重受损。车主接受治安处罚后发现了这种情况，随即向该派出所要求赔偿，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又向伊川县公安局、县政法委等上级机关提出控告。事后，洛阳市公安局就该派出所违纪使用被扣押车辆并造成事故的情况发出了处分通报：给予所长警告，责任副所长记过处分；并由责任人承担轿车的修理费用。但是，这份事涉车主切身利益的决定，始终没有让车主本人看到。两年过去了，这辆轿车仍然趴在修理厂里无法使用，而肇事的副所长事发后象征性地向修理厂支付了一些修理费，不久就从鸣皋派出所调到另外一个派出所当指导员了。县公安局纪检委的同志就此事接受河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个事早就处理完了。问及该处理决定为何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告诉车主的问题时，他们感到这个问题记者问得很奇怪，因为这个文件是公安局内部的处理决定，为什么和有什么必要要告诉“外人”呢？

第二个事例。报案程序上的漏洞，为警匪勾结提供了条件。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办理过的一起涉及很大范围的铁路乘警和盗窃犯罪分子勾结的案件，特别典型地暴露了这个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受到不法侵害后，可以向公检法机关报案。公检法机关在接受报案时必须先受理，再按照管辖的规定处理。但是，没有规定接受报案后受害人或者报案人还有什么权利。事实上，报案之后，报案人对受理单位如何处置、处理的结果如何是无权过问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做法，也是一个有着漏洞的程序性规定。案件的经过是：铁路运输企业为了保证旅客乘车时的安全，在客车上都派出了专职警察担当保卫旅客安全的任务，打击发生在旅客列车上的犯罪活动。习惯的做法是，在乘车中受到诸如盗窃、抢夺、抢劫等犯罪侵害的旅客，只能作为受害人向乘警报案。报案以后警察怎么处理、处理的结果如何，受害人就无权过问了。一些堕落的乘警利用了这个执法程序上的漏洞。他们和上车盗窃旅客财物的犯罪分子达成默契，一方盗窃旅客的钱财，另一方提供保护并从中分成。这些警察中的败类，向盗窃犯罪分子索要赃款时，不是盗窃犯罪分子给多少就要多少，而是按照失盗旅客的报案材料为依据向盗窃犯罪分子要自己的“分成”。同时，为了隐瞒犯罪行为，他们又会将旅客的报案材料私自销毁。这次破获的案件中，盗窃犯罪集团的首犯自己交代的盗窃数额近百万元，其中一次在列车上就洗劫旅客财物价值16万元。但是，由于和大盗们沆瀣一气的乘警毁掉了旅客报案的原始记录，使得公安机关侦查中搜集不到证据，检察机关无法起诉，法院也不能认定。一个自己交代了几十次作案经过，盗窃所得达60万元的犯罪分子，原本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多次请求聘请律师。但是，当他看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上只认定了区区2万多元犯罪事实的时候，高兴的当场表示不要律师了。后来，这个罪行累累的犯罪分子只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第二类问题可以用中央电视台今年元月24日在《今日说法》栏目中播发的一个2002年3月发生在洛阳市的典型案例来注解。在这个以《一起交通肇事案的背后》为题的交通事故案例中，事故过程非常普通，但事故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典型反映出了体制性问题引发的执法程序的冲突，以及因此造成的麻烦和后果。去年3月13日傍晚，洛阳市的李先生正常驾驶摩托车和一辆强行抢道的出租车相撞，发生事故后，李先生因为伤势过重死亡，出租车司机侥幸平安。随后，洛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科依据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鉴定，认定李先生在事发前曾少量饮酒，因此该事故中当事双方负同等责任。李先生的家人对该裁定不服，提请交通事故科的上级单位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议。交警支队复议后作出了和第一次不同的裁定，认定双方分别负主次责任。即出租车司机违章抢道，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随后，交警支队以出租车司机涉嫌交通肇事罪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审查后以同样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没有等到法院开庭，检察院又撤回了自己的起诉。原来，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机关后来的这份裁定不服，已经先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这个行政诉讼时，由于公安机关不出庭应诉，不答辩也不提交有关证据和执法依据，法院认为公安机关的这个复议决定没有法律效力，就依法撤消了后来的复议决定。这样，出租车司机不能构成刑事犯罪，检察院自然也不能再起诉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公安机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1992年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法院不应受理，所以，不仅是这个案件，而且是所有此类的案件，公安局一概持同样的不予理睬态度。法院则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若干解释意见的规定办事，认为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影响的就可以提起诉讼，所以，此类案件自然是法院应当受理并有权管辖的案件。案件到此陷入了僵局。法院认为依法作出的判决，公安机关却认为违法而不执行。公安机关不重新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检察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执法机关由于遵照各自部门规定的程序引出的这种僵局，使得受害人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样去争得自己的权利。

第三类问题可以用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组建的机动车驾驶员协会为例。国家三令五申，不准国家机关利用职权组织赢利性的协会和其他社团组织。但是，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前几年仍然牵头成立了洛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交警支队队长任协会会长。虽然协会章程上规定了若干服务项目，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但这些服务项目基本上没有兑现，并且交警支队利用国家赋予的管理权，对会员和非会员给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会员每年交纳几十元会费后，在驾驶员审验和机动车年审中都有一定的优惠；自愿按国家规定的规章办事，不愿参加协会的驾驶员不仅没有这些权利，而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验时也会时不时的享受到一些为难人的“特殊待遇”。实际上，交警支队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把洛阳市现在在册的机动车驾驶员十万余人作为自己的创收对象，成果是协会每年收取的数百万元“会费”。

五

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和现象中可以看到，在许多情况下，“轻程序”的内在动因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违法的结果，或者说是为了达到实体上的非法目的。既然执法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实质性执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并且是一些司法腐败问题的渊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转换一下思路，从现在起就充分重视和强调规范和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呢？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的考虑是：

一、树立新理念

就是要树立程序正义重要性的理念，把维护法定执法程序严肃性的问题，摆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位置上来认识。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强调执法程序的公正、公开和透明度，可能比强调执法内容还重要。因为强调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执法权的滥用和误用，对引导依法执法和遏制司法腐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养成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良好习惯，可以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习惯的形成，从思想上对执法队伍建设起促进作用；维护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开、防止法治变成人治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先导和促进剂。提出这个观点，有 四个理由：

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统一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它的基本要求。这十六个字，四个方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四十多年来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有法可依，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抓紧抓好有法必依这个中心环节。在有法必依的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法律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重要的就执行，认为不重要的就不认真执行。有法不依是对国家法律的蔑视。同时，要坚持执法必严的原则，执法机关和广大执法者必须以刚直不阿的精神，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明察秋毫，严格执法。

二是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辨证关系的认识。

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任务和方法的统一。要表现一定的内容，必须有相应的外在形式。马克思对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辨证统一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说明，他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具体到刑事诉讼活动来说，就是既要有刑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又要有刑事诉讼法来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内容，只有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正确地实施。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从司法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执行，刑法所规定的一切内容就是一纸空文。同样，没有刑法作为刑事诉讼的内容和标准，刑事诉讼法的一切规定，也失去了目的和意义。所以推而广之，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不能从逻辑上划分出孰重孰轻，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三是对执法队伍存在问题根源的理性思考。

执法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差距，反映的实际上是依法执法观念的差距，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这些年接连不断开展的各种教育整顿活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理性地反思这些年的教育整顿活动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我感到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公检法等执法机关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执法权的施用程序上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给具体执法单位和它的工作人员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自由”执法。“自由”执法的结果必然是无序执法，必然产生各种以权谋私的弊病和问题。发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有的是法定程序上的疏漏，有的是执法主体有法不依、明知故犯。

四是从推进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的启示。

我们看到，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推进现代管理机制，在硬件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操作程序的规范化，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此我们得到启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在还没有形成严格地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和执法习惯之时，应当把违反法定程序的危害性予以特别的强调。借鉴现代企业规范化管理的经验，把严肃执法程序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用程序的规范性促进执法机关公正执法和严肃执法。

二、配套抓立法

首先，理顺国家法律体系。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根据当前贯彻党中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总方针，健全和完善法律结构，及时对法律法规进行废立改，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废止那些违反宪法原则、违反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使得有法可依。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前面所举“大学生命丧广州收容所”案，虽然是一个违法执法的典型，但其中最关键的当是违反《立法法》的对公民收容审查的行政规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被及时纠正，而公安机关又依据这个违法的行政规章继续违法行使了国家权力。

其次，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我们在前面列举的原因时提到了社会成员抵制违法执法行为的代价问题，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法律监督机制不到位。由于法律监督地缺位，加上执法机关职权主义的作风，使得违法执法泛滥。所以，应当在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上下功夫。就是立法时既要明确法律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又要赋予监督机关必要的权力。这种监督机制应当具有权责清晰、结构合理、赏罚分明、方便操作的特点。我国法律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就以专司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时，也大多是“提出纠正”，“有权提出纠正意见”，至于被监督单位是否采纳纠正意见，很少有相应的规定。作为专司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尚且如此，要求社会其他成员参与监督显然是勉为其难。

第三，健全司法救济程序。

违法执法行为屡禁不止，一方面是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监督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司法救济程序不健全。特别是在执法机关只将执法对象看成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客体的情况下，健全司法救济程序就显得愈发重要。要通过健全司法救济程序，使得作为弱者的执法对象在受到违法执法行为的侵害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得到司法救济，以弥补执法机关和执法对象之间势力悬殊的差距。

第四，用立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实体法和程序法贯彻执行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程序法一旦确定，执行机关就必须严格执行，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就是违法，其后果是执法行为无效或者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受到相应的追究；被侵害方有得到国家赔偿或者相应的补偿的法定权利。同时，在立法上对违反程序法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容易操作的相应的制裁和处罚措施。比如，被违法羁押的对象，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构成了犯罪或者应当给予劳动教养处分的，可以分别得到加倍折抵刑期、折抵劳动教养时间的补偿。没有构成犯罪或者确属无辜的，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赔偿，并且可以向直接责任者提出民事补偿。

三、营造好氛围

营造依法执法的氛围，我们从工作实践的感受中考虑到，要关注舆论引导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用舆论影响执法队伍和社会成员的思想，使大家形成一种共识，依法执法光荣，违法执法可耻。同时，用机制建设保证依法执法的落实，把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理念转化成具体的执法工作实际。

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在于“轻程序”是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惯性问题，不仅在执法机关内部有市场，在群众的思想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执法机关自身，应当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积极配合的氛围。而且现在强调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有着很多有利条件：一是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最高执法机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两高”在报告工作情况时都提到了严肃执法的问题，并列举了几年来的工作成绩。二是法学界对严肃执法程序的意义和途径进行的理论探讨有很大的进展，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当前开展“四五”普法活动的东风，就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开展广泛的宣传，阐明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规范执法程序的重要性，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要针砭时弊，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层面上，向群众解释不依法定程序执法的危害性，增强社会监督的自觉性。用这样内外结合的方法，营造出促进严肃执法程序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在于“轻程序”已经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纠正这种习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能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和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本文中，列举公安机关的违法事例多，讲检法两院事例少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机会比较多，而行政权的行使目前尚无法可依。但是，检法两院在诉讼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比较系统，虽然也会有程序违法的情况发生，但是缺乏典型性，并且违法的责任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追究。这也提示我们在纠正“轻程序”的问题上，要把完善立法、健全制度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我们从工作实践中感受到，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使好人充分的办好事，也使得坏人在具有某些权力的时候也不得不办好事。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四、重点抓落实

“轻程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纠正“轻程序”的不良习惯，不同的执法机关和部门应当有自己的特点和特定的对象，要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的抓落实，就是说在纠正“轻程序”的过程中，公检法等执法机关，要归纳本系统本单位“轻程序”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

一是立法监督要有权威性。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应当是最有权威性的监督。但是，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的权威性不足，使得立法监督的力度大打折扣。前面所述的南阳命案就是一例。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居然要百多位人大代表为之奔走八年，最后还是由省级检察院出面才有了结果。这个案例值得我们法律部门深思，更值得国家权力机关深思。从我国国体出发或者说按照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立法层面上的监督，应当是最有权威性的监督；作为被监督对象，应当负责任地将工作情况向监督机关报告，出现问题时，责任人应当受到应有的追究，责任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者行政（国家赔偿）责任。只有树立起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立法监督才能落实。

二是司法监督要有可操作性。

司法监督包括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两个方面，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对受侵害对象给予保护。我国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已经对大部分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和处理办法。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依法履行职权，认真落实这些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该撤消的依法撤消，该追究刑事、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责任，对责任人该建议给予行政处理的要向主管部门依法发送司法建议书或者检察建议书。现在的问题是审判权和检察权对程序违法的监督力度不足，这主要是思想认识上不够重视的缘故。应当纠正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先从自身做起，再充分发挥法定的监督职责。

在落实司法监督的过程中，还需要立法机关从实际出发，扩展运用诉讼活动中回避的原则，适当调整案件管辖权方面的一些问题。目前最现实的是要适当调整一些渎职类犯罪的管辖权问题，克服由发生问题的执法单位自行调查处理本单位发生的问题或者涉及到本单位责任的问题的弊端。河南省检察院2000年下半年曾针对此类问题进行过一次专项调查，归纳了由于公安机关对涉及到自身问题的渎职案件采取不作为的手法，对涉及内部人员的案件该立不立、立而不查、查而不结，使得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启动追究渎职犯罪的法律程序，最后放纵了犯罪的五种表现。检法两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是自我监督要有新思路。

自我监督是执法机关当前进行监督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监督。但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自我监督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疏漏和弊端。主要是个别单位出于单位荣誉和小团体利益的考虑，对存在的执法程序方面的问题不重视，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于是采取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养痈遗患。从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考虑问题，并借鉴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建议对执法机关自我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实行下管一级的方法，由上级机关直接或者授权下级特定部门代行上级机关的监督职能，化解自我监督时体制方面的矛盾，提高自我监督的质量。

四是严肃执法要有新举措。

从执法的层次上讲，凡是不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其执法行为无效，责任人或者责任单位要承担因此造成的责任，发生损害后果的要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执法机关除必须认真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程序法之外，最高执法机关就具体执法活动所作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基层执法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严格遵照执行。这些解释或者规章之间发生冲突时，要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效力层次最高的那些解释和规章。如果平行效力的解释或者规章出现冲突时，下级执行机关要在法定时间内层报上级主管机关，请求答复；上级主管机关应迅即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答复下级执行机关。层报不及时或者答复不及时导致发生损害后果的，由责任单位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或者民事责任。

五是程序合法要有新标准。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并按照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凡是没有向社会公开的执法程序不具有执法依据的效力。所以，一方面是执法机关执法时必须向执法对象出示合法的执法依据。另一方面是作为执法行为的对象，在接受执法行为时，有权要求执法者明示执法依据和获得法律援助，凡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执法活动的对象方可以拒绝，可以在受到侵害时要求赔偿或者补偿，可以寻求司法救济。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卢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p178

4、岳文华等，渎职罪原案立案管辖研究，《人民检察》2001第1期

5、刘瑞祖，从讯问主体心理意识浅析防范刑讯逼供，《郑铁法学》，2002第4期

6、杨海涛等，当前铁路公安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洛铁法学通讯》，2003第9期

第三篇：人生中的轻与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

人生中的轻与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 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留给我最多思考的一本书，也可以说这本书我真的没怎么看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轻”倒底是什么？

书中写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绝无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假设，因此他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为自己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对是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在生活中我们难道不想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吗？是的，我很想知道，但是绝无可能。不管前面的路到底是对也好，错也罢，你已经上路了，这就是人生。

有人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一本抨击媚俗的书。我上网查了一下关于媚俗的解释：媚俗就是迎合于世俗。任何人只要顾忌到公众的存在，而不是依从本心行事，就不免陷入媚俗的泥淖。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换句话说，媚俗要求抹煞人类生存方式中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时又实在不可避免，而社会又禁止（从行为和意识两方面）人们承认这些东西。看来，人只要活着就难免媚俗。昆德拉说：“上帝把人类从伊甸园驱逐出来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肮脏的本性和厌恶带了出来，可是人类又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本性，于是人类给自己穿上了衣服，带上装饰，摆上屏风，这就是媚俗。”

我们怎么才能不媚俗呢？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类重新送回

伊甸园，然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绝无可能重新来过。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检验和比较来选择到底哪种生活方式更加的正确，所以有人会说没必要把每一次选择或者决定都看得那么的重要，我们尽可以去做一个凡夫俗子，可以去轻松地享受生活，然而我们真的做的到吗？这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甚至比重还要重。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今天发生的事情明天就将不复存在，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一步都看得那么重要，但是正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却不得不让自己小心谨慎。人生是矛盾的，矛盾的人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生命究竟是什么？正是这份对生命的茫然，让我们承受着这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以到头来不得不说，一个不去认真对待的人生，要比一个责任重大，充满痛苦抉择的人生更加的让人难以承受。

有时候我也在想，这种轻与重其实是一回事，都让人难以承受。太重了承受不了，太轻了同样承受不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想，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不能把生命当成物理实验，说来说去又说回去了。我想人生就是在轻与重之间不停地徘徊，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