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简介及最后归宿范文大全

第一篇：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简介及最后归宿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简介及最后归宿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以下是与会代表生平简介：

№１毛泽东（1893 ～1976）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 ～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 ～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 ～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 ～1959）。

№２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学名瞻岵，湖南宁乡县杓子冲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冬同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沙秘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和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负责人，并按党的指示，帮助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中国济会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向闽西转移，在福建上杭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３王尽美

王尽美生于189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４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五年后毕业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

1915年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董必武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时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泽东闻讯连续几日伤感不已。开天辟地一代英杰虽相继凋零，党的事业却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变便足慰英灵。

№５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长）。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代表们并不知道，早在1年零9个月前，陈潭秋已告别了全党同志，在新疆被国民党杀害。

№６邓恩铭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1918年，倚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在监狱中，邓恩铭领导其他党员组织越狱斗争。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残酷地将他杀害。水族人民的好儿子———邓恩铭

董必武同志1961年8月21日在纪念王烬美的一首诗中写道：“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７李达

李达生于1890年10月，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８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９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又名养初，后改名刘宇。湖北应城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１９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1922年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同年9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后，曾在上海担任过团的书记，后到北京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赴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与托洛茨基派活动。1929年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前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后调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由于颅骨破裂，当场遇难，终年８５岁。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是这样去世的。

№１０张国涛

张国焘（1897 ～ 197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 年成为叛徒。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 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 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1923 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 “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 年和1935年在国 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 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 年9月擅自率8 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 年 6 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 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 4 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 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 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 《我的回忆》 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 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11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县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12陈公博

广东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处死。

另外一个特殊与会代表就是包惠僧

曾用名晦生，亦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外勤记者。1920年与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1922－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支部书记等职。

1924年包惠僧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次年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东征。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出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随北伐军抵达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任内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包惠僧回忆录》等。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

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

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

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第二篇：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资料来源：http://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体简介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

体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0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在南湖游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正式诞生。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共产主义活动家，1942年被纳粹杀害）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俄共（布）党员，1938年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枪决，1956年平反昭雪）出席了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两位国际代表因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故都未去嘉兴南湖参

加。

李达夫人王会悟（浙江嘉兴桐乡人）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

“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時，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关由此产生。

参加“一大”的与会代表年龄分别为：何叔衡45岁（最大）；董必武35岁；李达和李汉俊31岁；陈公博29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张国焘和周佛海24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最小）。平均年龄25.9岁。其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为湖北籍；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为湖南籍；邓恩铭为贵州籍（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王尽美为山东籍；张国焘为江西藉；陈

公博为广东籍。

“一大”代表的人生归宿可大致归纳为四类：

（1）、人民领袖，开国元勋。有践约信念、奋斗终生的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2）、革命先烈，志士仁人。有英勇献身、视死如归的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王尽美以及性格倔强、身离心仪的李达、李汉俊六人。

（3）、误入歧途、迷途知返。有悲观失望、落伍掉队的包惠僧和不听劝阻、参加托派的刘仁静二人。

（4）、叛徒特务，汉奸走狗。有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投敌叛党、沦为走狗的张国焘和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投机钻营、叛党叛国的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三人。

第三篇：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一、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

。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四、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五、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第四篇：中共一大简介（范文模版）

中共一大简介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参加大会的有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为躲避搜查，大会最后一天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

现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347号，新天地附近。1952年9月会址复修，成立纪念馆对外开放，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1886年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何叔衡(1876-1935)，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共党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清末秀才。无产阶级革命家，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次年秋赴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党的创建和早期革命活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字仲尧，男，贵州荔波人，水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2月8日，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于纬八路刑场就义。2009年9月，邓恩铭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74年著有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9年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刘仁静(1902年―1987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湖北应城人。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年至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因车祸卒于1987年8月5日。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1892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政治人物。

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探析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被陈公博写入他在美国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中，在附录里被美国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意外发现。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1947年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陈潭秋(1896年1月-1943年9月27)，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回武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2月发动与领导了武汉各工团学生组织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中共一大被选为宣传主任。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第一、二届政协委员等职。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1966年8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逝世。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50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第五篇：生平简介

生平简 介 各位亲朋、各位来宾，同志们：

意外遭际实堪伤，致使英魂返故乡。春寒料峭祭亡灵，泪雨纷飞痛断肠。我们将永远铭记着2012年2月26日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我们大荔县质监站退休干部，优秀建筑工作者王新生同志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寄托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在此，我谨代表大荔县质监站全体干部职工向王新生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向王新生同志的亲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王新生同志的一生，是不懈努力，追求进步的一生；勤勤恳恳，克己为人的一生。他于1939年7月5日出生在大荔县石槽乡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如火如荼的时代，勤诚厚朴的民风，尚礼崇德的家庭教育，涵养了他勤勉自强、正直勇敢的品格，坚定了他爱党爱国，奉献社会的人生理想。王新生同志于1961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66年8月至1986年12月，在陕西省第四建筑公司工作；1987年1月至1988年12月，在渭南洛惠局工作；1989年1月至1990年1月，在大荔县设计室工作；1990年2月至1996年6月，在大荔县建筑公司工作；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在大荔县质监站工作；2000年8月退休。

王新生同志很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把这份爱寄托于自己的工作。从走上建筑工程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把潜心本职工作，服务地方建设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期间，王新生同志主要承担施工业务，为业务总负责人，多次获得“建筑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参与编写《现浇与预制装配相结

合的框架结构施工技术》一书，在“建筑科技”等杂志发表论文十篇，其主要成果录入《大荔县志》科技成果篇。王新生同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都称赞他的吃苦耐劳，他的宽厚，他的善良。王新生同志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从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这路很长，但王新生同志凭着坚韧的毅力走过来了。即使在退休后，他仍克服各种困难，为城乡建设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七十余年人生路，他风雨兼程，顶天立地。他奋斗了一生，耕耘了一生，精彩了一生。

王新生同志十分重视个人修养，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志、乡邻以让为先，关爱有加。对家庭，他是一位真正负责任的人。作为儿子，他忠孝双全，堪为表率；作为丈夫，他与妻子相扶相携，共历风雨；作为父亲，他教女有方，宽严适度，为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无尽的心血。现在，令我们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新生同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悲伤不是他希望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的精神。就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瞩目这颗闪亮的流星，来纪念这位如夏花之灿烂，如秋叶之静美的长者，但愿每一个睹物思人的瞬间，不是生者的悲痛，而是逝者的安慰。

王新生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