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学家访谈录 徐轶民教授与华政外法史学科的建立
法学家访谈录
徐轶民教授与华政外法史学科的建立
徐老师与前三届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任自昌、刘小冰、徐轶民、胡韵琴（研究生科科长）、何勤华；后排左起：傅东辉、高桐、蒋迅、段祺华）本文选自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采访者方堃、王伟臣。徐轶民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新中国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曾长期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在本访谈项目计划准备启动的2007年，徐轶民教授溘然长逝，令人遗憾，因此本访谈由徐老师的夫人郭淑英老师、女儿徐清老师和采访者共同完成。今年也是徐轶民教授仙逝十周年，雅理读书重推本文，以纪念徐轶民教授为创建华政外法史学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雅理读书感谢丛书主编何勤华教授授权推送。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雅理读书”微信公众号：yalipub。
1925年生，浙江常山人。1952年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在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讲授《外国法制史》、《罗马法原理》、《法学基础理论》等课程。曾任华东政法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书馆馆长。长期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起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就这样笑着离开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赫尔琴《家庭的戏》整理徐轶民教授的遗物时，一本尚未完成的回忆录摆在了他的爱人郭淑英和女儿徐清老师的面前，回忆录的扉页就是这样一首诗，郭淑英老师说：也许她可以读懂这种“带着眼泪的笑”，在生命的尽头，病床上的徐老也是用这种笑平静地面对着倾注了他满腔心血的前来看望他的一个个弟子；也平静地面对着自己将要走过的一生。“当时暨南大学特务很多，他宿舍里就有一个特务，也就没法继续在学校里读书了”记者徐老是哪一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郭淑英解放前，他就读于上海的暨南大学，解放之后就到了复旦大学。1952年7月份大学毕业。
记者当时，好像暨南大学是并到了复旦大学。郭淑英大概1950年左右。他1947年进入暨南大学，当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后来受到特务迫害，回到家中休学一年。当时暨南大学特务很多，他宿舍里就有一个特务，也就没法继续在学校里读书了。徐清后来就到复旦去了，1952年毕业。记者听说徐老在毕业之前去过安徽参加过土改？郭淑英是的。他是在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初，去安徽参加土改。当时是学校统一分过去的，整个毕业班的同学都过去，算是毕业实习。
记者徐老毕业的时候正好是1952年，那时他也就随着院系调整分配到了华政？郭淑英他那时算是进步学生，实际上也就等于是留校了，也正好赶上院系调整，所以就来到了华政。记者当时徐老教些什么课？是外国法制史还是别的？郭淑英一开始主要是法律理论，后来就教法制史。记者那他一开始就直接去上课了还是先当一当助教或是做做其他的事情。郭淑英他开始是做助教。不过那时，他当助教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给学生上课了。记者当时的华政是怎样的情况？听说那时候的华政，更像是一个干训班？郭淑英那个时候，组成人员好像比较复杂，很多干部、军人。除了本科生之外，还有转调生。后来，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很多学校的法律系学生就都过来了。记者后来呢，徐老就一直在教研室工作？郭淑英对，他一直在教研室工作了很多年。记者当时的大气候正好是全面的学习苏联时期，在您的印象中，苏联专家有没有来过华政，徐老那个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出国？郭淑英苏联专家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他是到人大进修过的。至于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他三十岁的时候，好像是1955年。不过只去了半年。对于出国，当时很多人都希望能有这个机会，但是老徐对这个好像不是很感冒，他私下里还说：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 1991年司法部部长蔡诚到徐轶民教授家中探望
记者后来就开始反右了，那个时候，华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老师受到过冲击？郭淑英有很多，我们家当时还住在现在的华政餐厅的旁边，楼上有三个讲师，还有楼下的几家都受到过冲击。反右的时候，很多次，仅仅一个晚上，命运就发生了改变。那时候我很忙，白天要去上班，回家之后，老徐就告诉我住在我们前面的那家，好像叫做梅泽君被打成了右派，全家都很惨。
记者当时在反右的过程中，徐老没有受到冲击吧？郭淑英他那时没有。他当时算是比较年轻的，没有太多历史问题，思想也一直比较进步，因此没有受到冲击。在我的印象里，很多东吴大学的老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被整得好像很严重。记者：当时徐老的家庭出身是不是比较好？徐清出身不好的，一点都不好。
郭淑英他家里是大地主，不过反右倒还没有太大问题。他这个人比较正直，不喜欢夸夸其谈，不乱说话，做人比较谨慎。那时被打成右派的人，往往都是一些说话不谨慎的人。不过，出身不好对他以后很多事情还是有很多影响，比如说入党，他虽然青年时候就把它当作了一个梦想，但一直拖到1991年才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事情，当时他很多在暨南大学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学校可就是进步学生啊，可怎么都快70岁才能入上党呢？
记者反右的时候，徐老算是没有受到过冲击，不过他对那场运动有什么看法？郭淑英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周围很多的老师都被抓了起来，很多人都被调到了青海，再也没有回来。50年代任教华政时的合影 记者然后就是1958年，华政停办了，之后社科院进来了，当时的徐老是不是继续在上课？郭淑英是的，当时的学生也还有很多。他从1952年一直到1958年9月，一直作为助教给学生们上法学理论和法制史。后来直到1963年，他一直在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当讲师。因为社科院还是华政啊，还是在这里，没有停过。
“每天晚上拖拉机就来了，把他拉走接受批斗”记者郭老师，刚才您提到徐老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那是因为什么原因，主要是家庭出身么？郭淑英主要是家庭出身。之前，他到宝山的“四清工作队”当队长了，在那里，他得罪了一些人，文革的时候，他们就来报复了，每天晚上拖拉机就来了，就把他拉走接受批斗。学校这边还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太多打倒“牛鬼蛇神”什么的。记者也就是说，徐老白天还是在学校了，晚上被人揪出去批斗。徐清那时我还小，很怕爸爸被揪出去，不过，他好像有时也不大会来的。郭淑英当地的那些人批斗他，带高帽子、挂牌子什么的，那个高帽子里面都装着石头，土坯之类的东西，很不舒服。还好，华政的人对他倒没有批斗过。到了晚上，拖拉机就开了，就拉他到宝山那边去批斗他。晚上回来之后，整个人不像个样子。第二天继续批斗。我们家里也被抄过的，不过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四旧的东西。记者当时学校里大概有多少人受到过冲击？徐清有很多很多，记得有跳楼的，当时的情况很惨。记者1972年之后，徐老就去复旦大学了，那时他主要是在做什么？郭淑英他去了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当讲师，同时还兼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的主任。不过那时就没有上课了，主要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当时华政的老师都去了。1979年他又回到了华政。
记者徐老从复旦回来基于哪些原因，当时很多人回来是因为住房的问题。郭淑英其他人的情况不是清楚，对于老徐，主要是因为我们家还是在这里的，并到复旦之后，他每天也是坐班车去复旦，晚上再回来。80年代华政复校时的合影
记者当时有些老师，比如李昌道老师就没有回来？郭淑英他没有回来，不仅仅是因为住房的问题，还有些别的因素。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回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华政的氛围。这里的政治运动太多，学术研究的氛围不浓。不过，老徐并不太注重这些，反正家在这里，他也就回来了。徐清他们从复旦回来时有些说法的，好像主要是教学和业务上的原因。郭淑英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徐老师是被这里要回来的，就是曹漫之副院长点名把他从复旦大学调回来的。曹漫之副院长给人的感觉是很开明的，他特别器重搞研究的人。徐清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蛮重视这些搞学术的老师，对他们非常关心。如果在待遇方面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他就会站出来为这些老师说话。
记者听一些老师介绍，很多老师不愿意从复旦回来，好像是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们同事之间关系处的不好？徐清是的，尽管也有一部分老师不愿意回来，但是最终还是有很多人回来了，很多人回来后就成为了华政的骨干力量。我爸爸回来是因为他家在这里，但是主要因素我想还是因为业务上的原因，他们几个老师回来就主要是为了搞学术。不过住房问题在很多老师看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记者他这一回来，学校给他都派了哪些事情？徐清那时华政开始招生了，在华东地区招，就是他和孔令望两个人出去招。记者当时华政的法律史教研室好像就只有徐老和王召棠老师两个人，后来还有陈鹏生老师等人。郭淑英陈老师相对来的比较晚一些。“你知道吗？华政终于改成大学了，华政今后的前途会越来越好的。”
徐轶民教授主编或参编的外法史教材记者徐老后来又担任了图书馆馆长？郭淑英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在这之前，他还到过法理学教研室，教过一段时期的法理学。华政的第一批，也就是79级，他给他们上过课。
徐清你们可以去问问周伟文老师，他就是1979级的。记者那么，徐老师是哪一年担任图书馆馆长的？郭淑英徐老师后来在院报的《复校后我遇到了几道难题》一文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1984年底，华政的当时的领导，庄咏文书记、陈天池院长希望他兼任图书馆馆长一职。可是徐老师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说他不敢接受这个“烫手山芋”。华政1952年建校时，图书馆汇集了华东六省九校的大量图书，政法类藏书之丰富，当时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但是经过两次停办，什么都没有了。79年复校时，图书为零册，没有一处馆舍。1983年底，六层楼的新馆终于落成。可是，一年多的时间里，规章制度不齐全，大库不出借图书，人员之间矛盾重重，大厅成为家属夏天纳凉的好去处，小孩也都过来玩耍，师生意见很多。总之问题非常多。1983年在美国白宫西侧留影 记者徐老师最后好像还是答应了？郭淑英直到1984年12月底，他才答应兼任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但是要求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各负责人及教务、财务、总务、基建等处处长，以求各方面配合、支持，共同办好图书馆。几个月后，在党总支带领下，副馆长的共同努力下，规章制度才逐步完善，才勉强正常运行。他一直干到1989年初。一共有四年的时间。
记者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同时，徐老还带了很多研究生，何勤华老师就是徐老的第一届研究生。郭淑英何勤华当时在北大读书。徐老师到北京开会，应该是1981年之前，碰到了何勤华。不过关于他们是怎么见面的，我们也不清楚。因为华政是在1981年获得了硕士点的资格，可以招外国法制史研究生。何勤华是上海人，也想考回上海来，也想考外国法制史。那一批招了很多人。这个硕士点也是华政第一个硕士点。外法史和中法史徐老师都有资格带，后来中法史的硕士主要交给了王召棠老师，他就主要负责外法史，第一次带了5个。记者何勤华老师当时有没有通过哪位教授引荐见到徐轶民老师的？郭淑英好像没有具体哪一位教授，他们当时开会有好多人的，经常去开会，很多老师。
记者好像有林榕年老师、陈盛清老师。郭淑英陈盛清老师主要在安徽的，他是徐老师的老师，暨南大学的。还有一个老师很有名，已经去世了，叫周枏，搞罗马法的，我们和这两位老师经常见面。
记者他们私下的关系也是不错吧？徐清我爸请过周枏到华政上过研究生课的，教罗马法。郭淑英当时曹漫之副院长要求增开一些选修课，就对徐老师说：“外国法制史能否开一门《罗马法》？”于是，1982年春节之后，他就专程前往安徽大学，聘请《罗马法》专家周枏教授来华政教《罗马法》。1989年与日本友人铃木敬夫教授合影记者那他们也经常联系了？郭淑英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没有什么联系。后来联系比较多，经常请他们来这里讲课，过年过节互通信件，介绍各自的情况。
徐清我的印象中，陈盛清老师是蛮喜欢活动的，所以他才这么长寿。
记者后来徐老师一直带研究生到1996年退休？郭淑英虽然退休了，不过学校里面还请他去开会，参加学术委员会。反正他就是闲不住，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他就会想到一些东西，他的脑子很好用的，思路很清楚。教你们怎样做人，会给你们一些建议。有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年纪那么大了，就不要管那么多事情了”，他却说：“唉，怎么好这样呢？年轻人是需要关心的”。
徐清他当时总是从外校找好的老师来上课，给研究生答辩，忙前忙后的费了不少功夫。有个文件你们也可以看看，上次华政“翻牌”（改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结合他自己写了华政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复校开始，到后来的招生，申请研究生时的情况，写的很详细。1982年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左起张学仁、徐轶民、陈盛清、林榕年、林向荣）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些徐老与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情况？徐清他退下来之后，担任副会长。后来，他觉得应该让给年轻人，就推荐了何勤华。他认为何勤华也是比较刻苦的。不过他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对每个学生都很好，也非常严格。郭淑英1984年初，在厦门大学举办外法史年会，徐老师带着他的五个硕士研究生一同参加。当时学术会议一般不允许研究生参加，仅有复旦大学哲学系好像带领过一些研究生参加过学术会议，但是收获很大。徐老师就以此为理由，要求华政的领导准予申请。在这次年会上，这五位研究生在会议上担任了一些会务工作，得到了锻炼。会后，徐老师还征求了周枏、潘汉典等专家们对他们（研究生）的印象，普遍反映良好，给与了高度评价，还为五人总评了等次。徐老师和研究生何勤华、傅东辉在厦门大学参加外法史年会（1984年）
记者感觉徐老师在学生的培养上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郭淑英开始的时候，研究生还不多，几乎徐老师带的每一个研究生都会来我们这里，徐老师也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要求。像秦瑞亭以前胆子小，老徐为了培养他，去南京上课的时候干脆就让他主讲，他在一旁补充；刘小冰那个时候比较调皮，徐老师对她的要求就很严；郭光东以前在上海市司法局，后来把工作辞了来读研究生，徐老师就觉得这个精神很可贵，虽然他不是徐老师直接带的学生，但他和徐老师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就是现在已经教书很多年的周伟文老师，徐老见到他也会说：别光顾着上课了，有空的话还是要写写文章。以前看徐老师给学生改的论文，红笔圈圈点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会帮着纠正过来。他还要求学生们的字一定要好好写，这是给别人看的。
徐老师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何勤华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后，与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合影。从左至右：李昌道、徐轶民、陈盛清、何勤华、周枏（主席）和刘学圃
记者徐老走的时候，他的弟子好像都来了。郭淑英他走的时候，来了很多很多的人，杜志淳跟何勤华来看他，他就在病床上说：小杜啊，小何啊，你们都回去吧，我知道你们工作太忙；傅冬辉专门从比利时回国看他；周伟文一听说徐老师病重，急得不行，自己在上课走不开，就打电话给他爱人叫他来探望徐老师。徐老师平日里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的，就是在他走的时候，他的嘴也还是张着，好像还在微笑，非常非常地安详。
记者他的弟子也肯定都很爱戴他的。郭淑英徐老师和我一生也都没想过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好好学习，徐老师在这里50多年，对这里是有很大感情的，我儿子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了，他就说了几句很简单的话：你知道吗？华政终于改成大学了，华政今后的前途会越来越好的，关于家里的事情，他一句话也没有交待。他把他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学校上，花在了学生身上，华政的外法史才有了这么大的凝聚力，也希望这种凝聚力能一直保持下去。2004年徐轶民教授八十寿辰与弟子合影（后排左起：沈建平、王春、刘大力、傅东辉、何勤华、段祺华、周伟文、秦瑞亭）（本文选自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采访者方堃、王伟臣）快，关注这个公众号，一起涨姿势～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