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发表 发表单位: 市委宣传部

2009.12.24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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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建国以来我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展开探讨一直以来在理论界较为重视，本文对其研究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并把这两个时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全文对此五个阶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艰难曲折，所经历的五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建国初对其发展的肯定到一度遭到否定再到充分肯定的认识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是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质的飞跃和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我国 非公有制经济 认识 政策演变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之后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是一个长期困绕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49年10月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艰辛的探索，既经历过重大的历史挫折，也取得过灿烂辉煌的成就。回顾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历史和政策演变过程，分析这些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轨迹，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新思路、新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更加坚定地贯彻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建国6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以及从改革开放以后迄今为第二个时期，在先后继起的每个时期，由于我国政策的变化比较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限制利用阶段（1949——1952）。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是我国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和政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判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早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向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大经济纲领实现之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组成。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营经济，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对于私营经济，一方面实行以“节制资本、统制贸易和加强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政策，通过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诸方面对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且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私营经济获得了正常利润，能够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使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多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土改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2]，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贷款，推广技术等方面大力促进农业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52年底，各种经济成分按比重大小顺序排列，“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41.5%，私营工业占30.6%，个体手工业占20.5%，公私合营工业占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3.3%；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私营商业占60.9%，集体商业占18.2%，国营商业占16.2%，农民零售占4.3%，公私合营占0.4%；在国民收入中，个体经济占71.8%，国营经济占19.1%，私营经济占6.9%，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和主体地位的乃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恢复，与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农民获得了土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城市手工业者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主义的压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各阶层群众的认识水平。如果当时我国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坚持这种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2、根本改造阶段（1953——1956）。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酝酿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位降低。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我党经过充分酝酿，于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从1953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经历了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阶段。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合作的道路。个体农业的改造经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个体手工业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工厂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4]。

当时我党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即把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从而使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国营经济由19.1%上升为32.2%，合作经济由1.5%上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为7.3%，以上三种经济成分之和由原来的21.3%上升为92.9%，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分别由原来的71.8%和6.9%下降到7.1%和0.1%。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占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占27.5%,私营商业只占4.2%”[5]。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是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从限制到消灭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教条的理解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内绝大多数人由于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所占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经济成分。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严重脱离我国具体实际的分析，是我国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原因，也是从所有制上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原因。历史地分析，当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已取得了优势，但还不能说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当时的私营经济的存在还有能力和可能干扰国家经济秩序。因此，我国主张对其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那样如此彻底迅速的改造，其必要性则很值得怀疑，出于党内存在的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则更是极“左”的观点。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限制、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话，完全可以把非公有制经济引导、限制在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们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作后盾。

3、取缔消灭阶段（1957——1978）。从1957年到1978年间，我国对个体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探索，逐步返回正确道路到完全陷入迷雾的过程。

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56年底开始认识到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在翌年初对个体经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再探讨，提出了利用个体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提出了长期保留个体经济独立经营的主张；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个体工商户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新思路；提出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框架，也未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巩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完全公有制当作我国现实目标去追求。对个体经济在我国的积极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牢固，因此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1958年之后，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党内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思想的发展和政治上“左”倾观念深化，经济体制的变动服从于“大跃进”的需要，服从于提前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需要，对“三大改造”后剩下的个体工商业者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对个体手工业户，除极个别的特种工艺手工业户外，都要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入国营企业。1958至1959年，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实际上都归对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

“文革”期间，由于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成分，把个体经济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异己和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连个人修修补补的，理发的、卖油条的等行业都不能容忍，都要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割，甚至把调整时期刚刚恢复的集体商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加砍伐，并提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等荒谬口号；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将“一大二公三纯 ”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经济几乎不存在。在国民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56%，集体所有制经济占43%，个体经济仅占1%；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54.6%，集体商业占43.3%，个体商业占0.1%，农民零售占2.0%”[6]。至此我国的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公有制，事实上这一结构已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批判地继承前述认识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发展已经有了重大性突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1、允许发展阶段（1979——1996）。从1979年到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深刻反思了国内外有关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出发，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的非公有制经济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79年开始，我党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逐步开放了城乡市场，恢复了多年来几乎绝迹的个体生产经营，个体饮食服务行业、个体专业户、农民搞贩运相继出现，带徒弟、请帮工和雇工经营的现象应运而生。我党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一改过去歧视、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不是取缔而是容许、不是压抑而是支持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及时给予总结和充分肯定。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期对个体经济的最早认可，也是我国重新认识个体经济的起点。

198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的规定》的文件，该文件从个体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体经济的认识，认为“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经营者”。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把肯定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和合法地位的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是我国所遇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最为敏感且又复杂的新问题。最初我党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规定个体工商户经批准只可以请一、二个帮工或不超过五个学徒。由于私营经济大都是从个体经济发展而来，因此这一限制性的个体工商户雇工政策实际上就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各地出现了不少雇工人数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定的“个体大户” 或“雇工大户”。而对私营企业的大量出现和剥削现象，经中央政治局慎重研究，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私营经济的保护。从此全国出现了一大批雇工大户，有的雇工达数百人。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具有优势的公有制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的巨大影响”[7]。1988年七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有关法规，从立法角度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存在和健康发展。从此，中国私营经济才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国家统计报表上，也就是说才正式领到“出生证”。它代表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由1953年以后的改造和消灭政策，向允许、鼓励政策的转变已经完成。从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先出生后发证”的过程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是先有实践后有政策的道路，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对客观实践的正确反映，而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模式；第二，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第三，指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的联合经营”。这表明，我国已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共同处于一个所有制结构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说明：一是“就全国而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换言之，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甚至能占居优势，如我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如温州、珠三角的佛山市基本上是如此。二是“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就突破了以往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划等级、划分优劣的观念，意味着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中都是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鼓励发展阶段（1997——现在）。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迄今，是改革开放以来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时期。

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历史性突破还是在党的十五大上，着重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的“一个基本、两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上。关于“一个基本”的表述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这一新的界定和理论说明，走出了长期以来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误区。事实已雄辩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本来就不应该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大家庭，个体、私营经济和国有、集体经济一样，都应该是这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关于“两个重要”的表述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样的阐述，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补充” 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作用”上来。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属于非主体经济，但过去认定它是一种“补充”，则把其视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经济成分，而现在认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作用”，则把它看成是不可没有、无法替代、关系全局的经济成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同时还指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重大亮点。

十五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论断的科学表述既突破了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过渡时期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又突破了列宁、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在过渡时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的思想。由此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像公有制经济那样，具有铁的必然性、崇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非公有制经济观的回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先后经历了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列——从属——非法——重要补充——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或单一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纵观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史，反映了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五大至十七大我党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崭新的认识和阐述，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和提升，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一次遇到了温暖的春天。笔者相信，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面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必将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加速发展会变得更加的牢固。

（作者系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部，经济学副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