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区回族丧葬习俗及其墓碑文化(《乌蒙史话》2014年第四期)

第一篇：乌蒙山区回族丧葬习俗及其墓碑文化(《乌蒙史话》2014年第四期)

乌蒙山区回族丧葬习俗及其墓碑文化

马驭方

乌蒙山回族有别于其他地区回族的两大特征，一是家谱，二是墓碑。通过家谱和墓碑，乌蒙山回族记载了自己在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一些历史文化。

其他地区的回族墓碑，一般只是一块面子碑，碑上的文字也较简单，如某某之碑，然后写上立碑时间和立碑人的名字。而乌蒙山回族的墓碑，一般都较大一些，种类、结构和设计也较复杂，有圆头碑、笔架碑、八字碑等。圆头碑有单面的，有带柱带帽的；八字碑有大八字、小八字和三碑四柱等，一般包括座基、面子、柱子、耳碑、梁、笔尖等。文字也较复杂，有对联、序文、墓主封号和名字，立碑时间和立碑人及子孙的名字。图案有花、草、竹、龙凤等。书法有中文书法和阿拉伯文书法。既有汉文化的特点，也有自己的一些民族风格。

乌蒙山回族坟墓和汉族坟墓的区别是，回族坟墓较小，坟头不高，不用石头，用土堆垒，以便于长草，一般一姓家族集中在一片，以利于管理。所以回族坟山一般生态都很好，成了一道道的风景线。

乌蒙山回族的坟墓形状大体都差不多，长形，长六尺左右，宽三尺左右，高二尺左右。夫妻坟墓之间一般相距五寸左右，与其他的坟之间一般相距一尺左右，或依据地形而定。亡者无棺木包三层白布而入土。以前是明槽，一般三尺多深，长宽根据亡者的大小而定，上面盖上香树（刺柏）木头，然后盖土垒坟堆。现在是暗槽，先垒坟堆，然后从前面挖一个四尺左右的正方形的直井下去，大概二米深，再挖洞进入坟堆下，洞挖好后，放入亡人，然后回填土。在填土时，阿訇开念《古兰经》。简单的念十八段，复杂的念三十本，念经人数不等，有数人的，有上百人的。埋人要念经的根源是，按教义的说法，念《古兰经》真主有回赐，而念经人把回赐转给亡人，念经愈多，回赐就愈多。因此，发财人家和孝道好的人家请的念经人就愈多。在传统回民的丧葬礼仪中，回族通过这种形式让人们多念《古兰经》，起到了促使人们向善止恶的作用。因为《古兰经》是一本劝善止恶的宗教法典。它当中有很多古代先知导人向善和很多族群作恶毁灭的故事。但由于现在的很多念经人不懂阿文，有语言障碍，他们只会《古兰经》读音，而不知道《古兰经》文的意思，所以，在埋人当中通过念《古兰经》这一形式来达到劝善止恶的社会功能就很难有效和全面地体现。

明朝中叶，胡登洲创立的经堂教育对穿衣毕业的阿訇有一定的标准，不但要懂阿文，还要懂波斯文，因为那时的很多经注是用阿文和波斯文写作的，所以，民国以前的经堂教育对穿衣阿訇的要求是，要能用阿文和波斯文读一些古典法学名著、《古兰经》注、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所以

收生长，从而实现物质能量的有效循环利用。

回族坟山多坐北朝南，部分有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的，有导人向往阳光的一面，而不是阴暗的一面，有诱发明朗心态的作用。

目前，威宁回族坟山坟墓和墓碑较多的有马家屯祖坟山、下坝祖坟山、刘家大坟山等。马家屯祖坟山有坟墓数百座，墓碑一百多座；下坝祖坟山也有坟墓数百座，墓碑近百座；刘家大坟山有坟墓一、二百座，墓碑近百座。马家屯祖坟山的墓碑多立于乾隆、道光、咸丰和改革开放后这四个时期，从墓碑是否存在连续性来看，几乎每个支系都有兴衰起伏的波浪性问题，往往是因德而兴，因恶而衰，它反映出德能蓄势，恶能泄势。就墓碑的工艺、书法和序文内容来看，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居首，它反映出那个时期的文财兼优。从墓碑的工艺，造价来看，周围的坟山当中，应该是刘家大坟山居首。刘家大坟山有几座碑雕的花草是立体的，它是威宁回族坟山中工艺最好的也应该是造价最高的。下坝祖坟山中有一座盖子碑，向回族抬亡人的经匣，做工精细，堪称墓碑中的奇葩。

二十年前，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管理的不完善，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乌蒙山地区的生态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回族坟山的生态却保护的很好，而且还存活着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数百年古树。现在，哪里有一片高大伟岸的古树或树木特别茂盛，哪里就有一个回族坟山。如城郊的下坝祖坟山，杨湾桥刘家大坟山和孔家坟山，马家屯祖坟山，凉山洼子头的松林马坟山，岩格箐的小瓦房马祖坟山，草海阳关山李家坟山等，都是苍松萃柏映碑林的景象。既有可供欣赏的生态古木，又有可供考究的历史碑文。是一道威宁未来可供开发的历史文物和生态旅游景观。特别是阳关山李家坟山那一片高大茂盛的古刺柏树，属于林木中的精品。

墓碑的产生，历史久远，古时候，人们为了让后人能够记忆识别亲人的坟墓，往往会在坟前放一块石头或栽一棵树。这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时的一种简单和原始的坟墓标识方法，它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是相对应的。其实，在坟前放一块石头，就是一块墓碑，只不过它是一种最简单原始的墓碑，只是这种墓碑容易被破坏和移位，不易让墓碑的功能持久稳固。后来，人们通过石匠加工一定形状的碑石，通过石头的形状来赋予碑石一定的意义，然后产生了八字碑、笔架碑、轿子碑、圆头碑等，并在碑石上雕龙画凤，雕花刻字，让墓主的身份和立碑人的地位更加彰显，同时也保障了墓碑不容易破坏和移位，这就产生了墓碑文化。

总之，立碑只是一种坟墓标识现象，他往往反映一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观念和立碑家族的经济文化状况。

墓碑，除了有坟墓标识的功能外，它还记录着一些历史史实。今天，一些家族的历史发生断代，就是因为墓碑太少，而一些家族上辈历史一片空白，也与缺乏详细的碑记概述有关。所以，一块墓碑的价值大小，还与墓碑上面的文字内容有关。

代祖人，并刻入当代碑序中，有的人把马超和哈元生说成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1962年马家屯族人修家谱时，也把马超和哈元生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在1962年所修的家谱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清雍正初年我再世祖马超将军同哈元生将军扫平乌蒙，功勋巨大，乃移居于昭通县凤凰山附近报领土地。”如果没有墓碑，后人无法辨析这句话的错误。其实，马超既不是明洪武年间的人，也不是清雍正年间的人，他是明末清初之人，他跨越两个朝代。在《威宁民族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苗族古歌唱道马超哈元生平叛乌蒙”，有人以此把马超和哈元生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其实不然，在雍正八年哈元生平叛乌蒙时，马超已经去世80年，这时，马超的三世孙马玉珍、马玉选、马玉佩和马越的五世孙马炳衢等人已经跟随哈元生的军队落籍昭通。另外，哈元生是清朝名将，曾任贵州提督，被誉为“南疆兵马大元帅”，授军机大臣和太子太保衔，在军界和军阶上，马超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和同日而语的，更不要说把马超排在哈元生的前面。但苗族古歌当中为什么把马超排在哈元生的前面呢？因为马超生活的年代在哈元生之前，他应该参与了平叛明朝天启年间的奢安之乱，因此被苗族古歌唱到，因为苗族但凡发生大事件致使族群迁徙都要编成歌来唱，以便让历史传述下去，也许马超是奢安之乱结束后乌撒地区幸存的一个军阶高一点的武官，由于他参与平叛的奢安之乱在哈元生平叛乌蒙的历史前面，所以，在苗族古歌当中他排在了哈元生的前面。不过，在明末奢安之乱时，马超已经有五十余岁，他可能只是在一些局部地区起点作用，军阶不大，因此在正史中可能没有记载，当然，家族中也没有他的事迹记载和传说，如果没有这块墓碑，后人真是连一点踪迹都寻不到了。但为什么62年修的家谱序言中把马超和哈元生搞在同一个时代呢？显然，当时修谱时，昭通的占州阿訇及其参加修谱的人，并没有认真的来考证碑记，仅凭民间传说就叙言，才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在1962年和1990年修的两版本家谱中，二世祖化龙、寅龙、云龙为一世祖马越之子，犹龙和似龙为马起之子，但在清咸丰十年族人立的《马家屯三公世系碑记》中却明确说道：“今按马超公二世所生二子，长圣龙、次元龙，其子孙曾元固显然，知其宗支所出矣。独马越马起二公之二世有，化龙、寅龙、云龙、犹龙、似龙之五公者，所不知何者为越公所生，何者为起公所生，其子孙曾元不能所指，其所生无父老之传，无碑系之刑列，然按实详其为越起二公之子明矣。”也就是说，按三公墓碑记载，马超、马越、马起三公当中，只有马超的子孙明晰，而马越、马起的子孙是不明晰的。

在1962年和1990年修的两版本家谱中，三公马超、马越、马起，马超是大的、马越次之、马起为三，但在咸丰十年三月初一日族人立的《马家屯阖族世系碑记》中，马越的名字在右边，马起的名字在中间，马超的名字在左边，在直叙碑文中，传统的读法是从右到左，一般以右为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