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家鑫案”看庭审报道的注意事项》

第一篇：《从“药家鑫案”看庭审报道的注意事项》

摘要：2010年10月20日，药家鑫驾驶小轿车撞上骑电动车的张妙，因担心张妙记下其车牌号找麻烦，他拿出尖刀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之后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此案一经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媒体对其的报道热潮也一直高涨，“药家鑫案”的庭审报道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1+1》和社会与法频道的《庭审现场》对药家鑫专题报道的对比分析，最后总结出庭审报道的注意事项。

关键字：药家鑫

媒介审判

庭审报道

正

文

一、案情简述

2010年10月20日23时，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陕西省西安市大学城学府大道驾车撞伤被害人张妙，下车后，药发现张正在记自己的车牌号码，便拿出水果刀，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此后药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

2010年10月23日，药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

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3月23日，在经历延期开庭、补充侦查后，药家鑫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4月22日，西安市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 元。月28日，药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极其严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

2011 年5 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6月7日上午8时，药家鑫在西安被执行死刑。

二、药家鑫案件电视媒体报道

（一）《新闻1+1》节目《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

3月23日，《新闻1+1》播出了专题节目《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节目以“药家鑫如何从一个交通肇事者演变成为一个杀人犯”为话题展开报道。节目采用的是当天庭审现场的录像画面，并一一介绍了出庭人员，其中包括药家鑫的同学。节目中详细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以及药家鑫杀人的动机，为观众还原了案件的相关事实，并穿插播放了庭审现场中药家鑫的悔过及受害者张妙的丈夫痛苦的部分片段。

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谈及被告人药家鑫有自首情节时，主持人向嘉宾提问药家鑫是否应该被判死刑。李玫瑾教授指出,此案的审判结果还要考虑是否取得被害人家属宽恕等因素。之后她就药家鑫是个什么样的人为题，指出药家鑫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一种观念，药家鑫在成长过程中心理缺失的原因。之后，节目播放了药家鑫在庭审上对自己从小到大练琴、学习经历的描述。

节目中李玫瑾教授提出了药家鑫拿刀杀人的动作是一种强迫行为变成替代行为，是从小练琴形成的机械性的重复动作，是在他内心委屈和不甘需要发泄向时而向下砸琴一样的动作，这是药家鑫心理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在遇到不顺时把人作为不良的客观刺激物来看待，认为把人做掉了，刺激物就不存在了。

之后，节目记者就药家鑫性格的矛盾性，对其家庭进行了调查。就药家鑫所说的认为农村人难缠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最后呼吁大家要客观的看待人和事。

（二）《庭审现场》节目《大学生撞人杀人案》

6月18日，《庭审现场》播出节目《大学生撞人杀人案》。节目首先介绍了药家鑫杀人案犯罪现场不远处的一起车祸，由车祸追溯到和药家鑫案件的联系，最后才介绍案件的主犯药家鑫。节目详细描述了当天庭审现场的状况，包括药家鑫的犯罪经过、犯罪过程的思想内容、忏悔及请求原谅的画面和被害人律师的陈述、被害人家属的悲痛以及法官对此案的评审。

三、药家鑫案电视媒体报道分析

（一）标题比较分析

关于药家鑫杀人案的报道都是围绕庭审现场的录像展开的，《新闻1+1》的《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是一个比较感性的题目，更多的是从心理方面考虑，由此引出这一期的主要讨论的心理教育问题，同时也与本期所请的犯罪心理学的嘉宾相吻合。此外，标题 “从撞人到杀人”，所表示的案件性质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激起了观众的收看的兴趣。

《庭审现场》的《大学生撞人杀人案》则比较平铺直述，偏重于还原庭审现场的真实情景，详述庭审过程，符合《庭审现场》一贯的播出内容相符，和其它的犯罪案件没有太大的区别。标题唯一的亮点是“大学生”，比较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二）切入点比较分析

《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中，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及“药家鑫在去年十月份时开车撞倒一个人，他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用一种我们大家都不能理解的方式，从车里拿出刀，把受害人连刺几刀，将其杀死。在事发时，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怎么就由一个交通肇事者变成了一个杀人的人”。从药家鑫的犯罪动机进行切入，将大家心里都想了解的原因呈现在屏幕前，预示着节目把重点放在药家鑫身上，重点评论药家鑫杀人动机，深层剖析了他杀人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

《大学生撞人杀人案》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提及杀人案件，而是从另一起车祸进行切入，然后把两个事件进行结合，最后引出两个案件的同一制造者药家鑫，还原事实的来龙去脉，详细描述案件过程和其中因果关系。一个大学生在很短时间内连闯两场大祸，相比起《新》中只就一个杀人案件进行报道，预示着节目更偏重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评论比较分析

《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中，李玫瑾教授把药家鑫心理状态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社会和家庭因素，把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分析为一种惯性动作，是药家鑫对现状不满和不甘的宣泄。她的分析虽然是就是论事，但很多是专家通过“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没有实证支持。对药家鑫的行为判断的结论下得“过快”，过“学术”，过“科学”，加上煽情的报道从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要为药家鑫脱罪的感觉。

《大学生撞人杀人案》中，主持人的话语带有对药家鑫的不满、选取的庭审片段多是原告指责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在现场哭诉张妙的死给两个农村家庭带来的痛苦以及人们对药家鑫的行为感到愤怒，在质询药家鑫的过程中公诉人的情感倾向非常明显，主持人及旁白的讲解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观众的思维导向，有失公正、客观。

四、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一）报道中舆论导向明显

《药家鑫从撞人到杀人！》中，采访了哭诉哀求的药家鑫，凄惨可怜的悲状很难不让电视机前的关众产生怜悯之情。同时，只有一位专家李玫瑾教授对药家鑫的犯罪心理进行分析，却忽视了反对者的声音，很容易误导观众。《大学生撞人杀人案》中则过多的选取了被害人家属悲惨的画面以及被害人律师咄咄逼人的陈述，对药家鑫颇为不利，有失公正。

（二）专家评论不确切

李玫瑾教授将“强迫行为”强加在药家鑫身上，将药家鑫杀人的动作比喻成弹琴的动作，把药家鑫的行为说成是对现实不满的发泄，这样的评论虽为一家之言，但是没有经过论证的结论在《新闻1+1》这样的央视王牌节目中出现，会使观众对节目的信任度下降，节目的权威性也会受到影响。

（三）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在《新闻1+1》中，节目制作方在进行庭审报道时措辞比较客观，如实报道本案。同时，对于原告妻子、被害人张妙的照片进行了处理，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而在《庭审现场》中直接使用了未加处理的死者张妙的照片，而且不止一次出现；从主持人的串词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对药家鑫的指责和愤懑。不论是死者还是犯人，他们都应受到尊重，媒体作为社会思潮和观念的引领者更应做好表率。

五、应该如何改进

(一)公正报道，不做任何一方代言人，维护司法尊严

注重报道的平衡性，如实报道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原告方、被告方、律师、法官等各方面的意见，不能只介绍某一方的看法；尽量不带个人偏见，真正表达公众舆论，让观众去评判事实。

（二）节目评论保证真实性、客观性

用事实说话，报道要准确全面地反映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发表评论时要清楚地交代信息来源，用词平和，不宜使用过分强烈夸张的词语。报道过程中要注意措辞严谨，不使用具有恶意攻击性的贬义词语，以免侵害他人名誉权。

（三）要有人文关怀精神

在报道时要学会“换位思考”，采用着重事件淡化人物的写作手法，减少伤害。对犯罪案件中的受害人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注意保护受害者的安全和名誉，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六、结语

《新闻1+1》和《庭审现场》对于药家鑫案的报道都符合它们各自节目的特点，但美中不足的地方确实应该改进。不只是央视，包括其他媒体也一样，它们的职责是通过客观、理性地揭示事实，把审判过程置于“阳光”之下，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他们有权向公众报道案件的事实、审理过程及结果，但不能侵犯司法独立，不能引导社会带有激进倾向的舆论，发表未经证实的猜测、非专业的评论。

参考文献：

1、《传媒法规与伦理》 王军 2010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从“药家鑫案”看庭审报道的规范与要求》 樊玥辰

3、《从药家鑫案电视报道看庭审报道得失》

刘栋梁

4、《该如何看待药家鑫案？》

冯成

第二篇：从药家鑫案看媒体审判

班级：新闻二班

姓名：王鑫月

学号：1011040209

“言杀药家鑫”中的媒体角色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26岁女子张妙．因担心自己的车牌号被对方记下，药家鑫持水果刀朝对方连捅8刀，致其死亡。2011年4月22日，沸沸扬扬吵了整整半年的陕西药家鑫案在西安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犯罪嫌疑人药家鑫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5月20日的二审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喧嚣一时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自事件发生，各大报纸、网站纷纷刊载各种消息及言论，让本来一起普通肇事杀人案慢慢变得非同寻常了！离奇扭曲的行为、狂暴躁动的民意、错乱纷杂的信息、暴戾极端的表达、荒谬模糊的开脱„„一切角色的膨胀和萎缩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审判”、“媒体审判”这类词汇一次次出现在各种评论中，“药家鑫，不是法律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法律”顶着如此的残酷地舆论压力，无疑已经对司法审判的进行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来自民众及各界的质疑，也让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似乎在法院宣判之前，民众已经给了药家鑫必死的判决，对生命最初的尊重与挽留，已经完全被愤怒所遮蔽，药案是互联网时代典型的群众审判。造成如此“以群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的现实，这不仅是媒体的失误，更加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不在这种嗜血的狂欢中清醒，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从新闻角度而言，新闻报道是完全的事实报道，不掺加记者个人任何的情感倾向和喜恶，真实是前提也是必须。一辆私家车和两个父母身份，药家鑫被贴上了“富二代”的标签，继“我爸是李刚”事件后，无疑，给了广大民众先入为主的观念，事实上，无论他背景是贫是富，之于案件，是完全没有任何干系的，也不存在笃定的影响力。中国贪污腐败之风一段时间内的不能改变的现实，使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专横任性腐败的权力催生反抗的民意、逆反的民意，也使这种民意染上暴戾与非理性的病毒，给药家鑫的枷锁填上了一份沉重的镣铐。而后来《勿让药家鑫肇事杀人误入标签式批判惯性》等报道，以及网上对药家鑫家庭背景的争议以及媒体发布的关于其并非富家子弟的消息，在完全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群众眼里，造成的只能是反效果。和随后而至的“激情杀人”“职业习惯”等说法，一起在众人眼里构成了显得十分拙劣而低俗的开脱。《杀人乱扯“弹钢琴”，强奸要赖“俯卧撑”？》等文章充分表明人们对于药家鑫的坏印象已经进一步坐实，此类报道也闪烁出浓重的媒体倾向，难脱审判之嫌。加之，公众认定，司法腐败的泛滥会造成杀人凶手的逍遥法外，于是大家义愤填膺，齐声喊杀。此时，某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甚嚣尘上，无论如何强调司法独立不受媒体舆论左右，但司法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法律范围内回应民意，舆论对司法施压，司法难逃被非理性的民意所绑架。

此外，过度详尽地关注报道此案各种细节情节，也让药家鑫案件和司法部门的公正执法背上了一层阴影。“学妹声援、激情杀人、弹琴理论、以其开头废除死刑”各种层出不穷的报道相关联，私人言论泛滥，对民众对案件的理性判断造成的更加深刻的影响。完全不具备专业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群众并不能像李玫瑾教授等人那么理智地以专业的角度分析本案，某些探究和分析甚至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此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引导越是不想药家鑫死，民众越是不会放过药家鑫。此时，“杀死一个人会使那么多人感到痛快，而阻止杀一个人的努力激起那么强烈愤恨”的事实，已经形成，各种仇恨因子同时爆发，应经成为司法审判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如此情况下的药家鑫，故意杀人罪，已经完全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任何形式的杀戮都不能称得上一件好事！悔过书被指不真诚，以前的荣誉成为讽刺，哭泣被批作秀，同学邻居的请愿书更被判断为药家一手操办。同情并不能成为破坏法制的托词。如此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之于一个人来说，这未免太过偏激、太过残酷了！司法部门最后在庭审现场首次发出500份之多民意调查问卷，不只是司法民主的一种诉求，更加是司法部门对于民意的变相试探。“言杀药家鑫”虽然广大民众和网友占据主体，但各大媒体确实难逃罪责。不管是前期的消息报道，还是后期不成功的舆论引导，都成为了公众舆论的制高点，为人们发泄情绪提供了的契机，给后来民愤之火熊熊燃烧添加了至关重要的几把柴火。

媒体审判在各种案件前后不断在言论中出现，不仅对民众的情绪造成影响，为社会治安添加了众多不和谐因素，同时，也严重干预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为司法部门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制造了困境。所以，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在客观、公正、真实报道和法律范围内的舆论监督的前提下，避免出现媒体审判。这是现行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不只是媒体，也是社会各界必须关注并为此付出努力的大问题。从药家鑫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处理偏差，会造成媒体、社会专业人士或机构和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垮台。“请问，去央视哭一次要花多少钱？”、“砖家”这类言论不会唯独出现在药家鑫案中，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受灾面，也完全在预料内。到了似乎‘民意’代表公平、正义、良心的地步，那法治岂不形同虚设？‘民意’审判的声音，左右法理的审判，是法律的尴尬，更是法律的悲剧，这是必须避免的！

当前社会，如何避免媒体审判的现象？这是社会共修的大课题。

自媒体而言，最初，媒体在报道新闻事实的时候，要注意在字里行间、举手投足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判断，呈现给受众最原始的事实。凡是经过加工的东西，都可能遭到有心之人的存心挑剔，如果我们自己做到没有任何谎言和倾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面对来自各界的各种质疑之声。

其次，我不支持，媒体在案件没有完全定案之前刊载任何个人言论、公共言论和会可能误导受众的实质性报道，即媒体不应该在司法之前作出定性判断。任何媒体提前表态和定位都有可能带来舆论**，尤其是那些完全找不出根据的猜测和自以为权威的解读，无疑为社会舆论制造噱头，进而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知道，对于法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模棱两可的偏向，公众和媒体都不该在对未来猜测假设的基础上对司法置喙！而是审判后，对于已成的事实，媒体和公众才存在自由的评论权！

此外，严格舆论监督制度，提高媒体公信力。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将直接影响到媒体的执行力和影响力，而媒体审判，对司法的权威性也造成一定的冲击！媒体舆论监督在发挥促进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知情权，遏制司法腐败作用的同时，不该干涉到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就要求司法要做到高度公正透明。对此，部分人提倡的司法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很值得提倡。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是可以寻求平衡的，前提就是媒体对于司法工作的不干涉，不评价，我想，如果媒体作为隐形的第三方来单纯的对司法做出“视”的动作，不仅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也可以减低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力，同时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媒体及公众都不该做事前预测，“查案是警方的事，审判是法院的事”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外力的干涉，都会带来未知的歧义，而媒体就是为其设置隔离带，保证其独立进行、不备干涉。

除此之外，全面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也很重要。媒体人应该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预见所发报道可能产生的结果，提前合理小心的措辞，寻求理智的引导，引导向理智的方向，在舆论发生偏差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引导。强化社会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提高媒体公信力。

当前的社会现状，要彻底避免媒体审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作为媒体方，在合理利用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依然要尽可能的提高对司法的监督力，减少干预力，协力在实践中寻求最优平衡！

第三篇：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去年10月20日晚11点多，我开车去大学城见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头换光碟时感觉车身颤了一下，我停下车，透过车灯发现，车前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下车后，发现一个女的躺在地上，距离我的车只有两三米，并且抬起头正在记车号。我当时特别慌乱，想着要是被撞者落下终身残疾，她会缠我一辈子。一看周围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她杀死了……之后，我开车逃离现场。没多久又撞了两个人，想再驾车逃跑时，被附近居民围在现场，后来就被警察抓了。”——药家鑫自述

案件开审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

他说，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他父母叮嘱他，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在下车查看时发现张妙躺着有呻吟声。他没有询问伤情，也没有与伤者说话，考虑到对方撞伤后会找他不断索赔，隔了两三秒的时间，就拿刀开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经记不住了。据悉，目前被害人家属只拿了15000元的丧葬费，拒绝了药家鑫父母给的另一笔30000元的赔偿。

被告律师辩护

药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师许涛辩称为激情杀人。他的律师辩护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的代理律师许涛表示，关于民事赔偿，两家仍未达成协议，庭审中，本案原告当庭向法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许涛也曾表示，张妙家人不在乎赔偿数额，但是认为对方的态度不积极，很难接受。

同学请愿

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不能成为证据。

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

案件评论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 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第四篇：论药家鑫案

论药家鑫案

摘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极大地败坏了我省高校和大学生的声誉。药家鑫事件虽属偶发个案，但教训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关键词：教训，人性善，道德意识，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案件评论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

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二、从“药家鑫们”看人性教育缺失

“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据留言人的资料显示，如此的话语竟然来自一个大学生——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这番冷血“雷语”，短时间内在网络疯传，并发酵为公共话题，引发社会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一位受过十几年教育的女大学生，我们难以想象，为何会说出如此暴戾、冷血的话！药家鑫漠视生命，捅杀无辜受害者，本是十恶不赦的犯罪行径，但这位女大学生竟大放厥词，力挺药家鑫，不知深重地放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李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人性美丑完全颠倒错乱了。

诚然，她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说话可能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让价值判断扭曲。但是，纵览药家鑫杀人案件，不难发现，药家鑫的极端残暴行为，李颖的极端言论，并非仅仅是个案。一言以蔽之，他们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除了李颖力挺外，他的同学片面地认为药一贯温良、品学兼优，是个“好人”；律师将其凶残辩护为“激情杀人”；更有某专家声称“药家鑫捅八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等。一个药家鑫的背后站着更多的“药家鑫们”，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就已经不是药家鑫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每一个药家鑫就会直接对应着一个甚至是多个张妙。

如果再外延一下，我们发现漠视生命的各种版本并不乏见：

2009年“杭州飙车案”发生时，“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灼痛了公众的眼睛； 2010年，广东河源数名中学生在校园外的一条小巷里将一名流浪汉活活打死；

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 2011年4月13日，湘乡市发生一起肇事司机有二次碾人行为交通事故造成一儿童被压死； 2011年5月8日，重庆市忠县交通肇事司机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

2011年5月7日在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车号为“闽A2F209”的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小女孩死亡；

„„ 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一部分人们对生命逝去的茫然与冷漠。

三、人性教育，势在必行

（一）人性教育的含义

人性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原点。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把生命、人性教育视为原点可谓正本清源。教育之“育”正是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开阔，使人唤起自身美好的“善”根。而“药家鑫们”，缺失的恰恰是对生命的敬畏。

（二）产生的原因

1、过分倚重知识传授

当今中国教育的全部与“真谛”，仍然是过分倚重知识的传授，而对学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非判断标准、价值观念的教育却是缺失的，当然也包括对敬畏生命教育的缺失等。

2、人性教育处于教育序列边缘状态

在当前中国社会，人格发展、道德发展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就处在边缘状态。教育行为完全绕着分数和就业率转。高等教育道德教育缺位已成不争的事实，过度的逐名夺利之心打破了本应有的校园宁静，学生争名夺利之风日盛。特别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出现了“功利下移”现象。以前还只是大

三、大四的面临就业的学生不能安心于书本、安心于课堂，而现在连刚进校的大学生，就在考虑如何就业、如何赚钱，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获得文凭，成为缺乏基本道德观的“就业机器”。而高校不遏制这一趋势反而自降门槛和职业教育学院“争生意”、比高下，于是乎就业率成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依据，这也导致学校顾不上进行德育甚至是人性教育！

3、长久以来对生命教育课的忽视

家长只要求孩子考重点、上名校；老师只要求学生考高分、出成绩；社会也只会追捧所谓的中考、高考状元，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人格教育，在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最后，这种忽视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药家鑫撞人后杀人，他的师妹发表毫无人性的言论，不过都是这种教育缺失的具体体现而已。

4、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

长期的应试教育压抑人性，剥夺了学生的青春，学生不能从繁重的作业中解放出来，不能使学生得到在此年龄应该得到的人性教育。在“药家鑫案件”中，央视采访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李玫瑾说“药家鑫杀人是弹钢琴的习惯动作”，虽说夸大其词，但是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药家鑫受机械灌输式的应试教育迫害之重。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都是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结果。而一个连对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都缺乏尊重的人，无论他钢琴弹得多好，学业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总之，人性教育，势在必行。唯有将缺失的人性教育重新补上，他们的人格才会健全，才能完善自我的同时也能有益于他人和社会，最起码不会像药家鑫一样危害他人和社会。那么，到底谁来给“药家鑫们”补上人性教育这一课呢？唯有家长、学校和社会。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该倡导一种精神，引领人们正确的价值观。

四、人性教育，应该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思想

人性教育，需要倡导“仁爱”“理性”“自然”的人性教育理念。

第一，倡导“仁爱”的教育理念。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认为其他的一切具体的道德标准都是由“仁”衍生而来。这种仁爱的根本含义又可以理解为爱人，根据爱的对象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表现在爱父母亲人方面就是孝悌，而表现在爱朋友他人方面就是忠恕。当前，爱父母亲人的孝悌大多数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对他人的做到忠恕就难了。试想，假如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药家鑫能够尚且保留一丝的忠恕，主动承认错误，将被害人送到医院，那么还会有这场悲剧么？

第二，倡导“理性”的教育理念。汉徐干在《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人与一般生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会思考。可以说学会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学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会思考，由着自己的性子，且不说“哈韩”“哈日”的追星一族，单就说网上迅速蹿红的“芙蓉姐姐”而论，如此一个极度自恋的女人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实在是不可想象。

如何改变这种滑稽且尴尬的境遇，摆在高校面前。当前的学校要教会学生冷静思考，教会学生判断。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事假恶丑，明白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断矫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错位。

第三，倡导自然教育理念。辞海中，“自”有自己、己身和原始之貌之意；“然”有“是”和“如是”之说。“自然”就是事物原始的外在形式及其内在固有本质，具有原生型和发展性。高等教育应引领人性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而不能违背人性发展的规律。

第五篇：药家鑫案感想

对经济法的理解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个人觉得，经济法的目的 简单说就是为了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案例

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药家鑫驾驶陕A419N0号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同月22日，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矢口否认。同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①药家鑫是否属于“激情杀人”。②药家鑫自首情节是否应该被认定 ③药家鑫是否该被判处死刑 以上三点引发网友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个人理解

司法可以拒绝舆论过分要求，药家鑫案体验司法公正！

必须承认中国司法公正的基础并不牢固，社会有着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司法判决的广泛猜测，尽管事实未必就是这样。舆论既极大限制了这样的操作空间，又容易以自己的声势和不专业形成“民意骚扰”，法院面临的考验是，它要在舆论的监督下，拒绝舆论本身有时会“有些粗暴”的干涉。

但是舆论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也远不及法律，稳定的民意可以对法律的演进产生影响，但针对具体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人的生命权，是最大的权利。无论强与弱，穷与富，显与贵，每个人的生命权都不容侵犯。可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药家鑫，却在开车撞伤妇女张妙后，错上加错，极其残忍地将张妙杀死。对这种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直接故意犯罪，只有绳之以法，才能伸张社会正义，彰显法律的威严。

从程序上来讲，本案的审判显示了司法公正。据了解，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声音，人民法院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充分保障了药家鑫及其辩护人依法行使权利。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依法保护了药家鑫的陈述权、举证权、质证权、辩护权、上诉权等诸多权利。为了回应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许多媒体和社会公众代表到庭旁听了庭审，使社会各界能够及时了解本案的审理程序和过程。最后，又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严谨的死刑复核程序，为本案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