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文学小说对黑人身份的探寻及其意义[五篇材料]

第一篇：黑人文学小说对黑人身份的探寻及其意义

黑人文学小说对黑人身份的探寻及其意义

一、黑人文学中对黑人身份探寻的渊源：自非洲人被贩卖到美国为奴, 在美国的黑人奴隶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团体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国黑人。美国黑人原非来自同一地域、同一种民族文化, 除了肤色相同之外, 别无多少相同之处。然而,美国历史上一贯存在的种族压迫、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迫使他们在潜意识上逐渐萌发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民族认同感, 在客观上加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意识。不过,这种认同感是以被压迫被奴役的体会为基础的。事实上, 美国黑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地位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被迫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的非洲部落文化的断裂, 以及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隔阂使得美国黑人民族在文化生活上形成了一个暂时的真空状态。美国黑人这种在文化上的“失语”, 被学术界称之为“文化休克”。并且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新兴的、发展的、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定义自我, 寻找自我是一个长期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其次, 美国历史较短, 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再者,两次世界大战的卷入带来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美国文学中写得比较多的主题就是寻找自我——探索人的本质, 人的价值, 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黑人文学中较为著名的对于黑人身份探寻的小说：托尼·莫里森是位享誉世界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她以自己所经历的特殊生活为背景，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一般的语言描写美国非裔族群的生活，塑造了一个个黑人男人和女人的生动形象。她的代表作《所罗门之歌》成功地记载了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黑人男青年奶娃寻根、寻求自我与自由的历程。她所创作的创作《宠儿》着力表现了黑人被践踏的人格与被戕害折磨的心灵。作者深刻描述了黑人主体意识的建构，探索了作为自我意识怎样从觉醒到重塑，鼓励黑人从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弘扬黑人的传统美德以实现黑人心灵世界重构的伟大目标。同时还有著名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沃尔夫.艾里森的《无形人》（又译《看不见的人》），该小说一经问世便广获好评，小说《无形人》正是描写了一个年轻黑人不断探寻文化身份的历程。然而, 鉴于黑人独有的历史经历以及美国的社会现实, 主人公的探寻之路上充满了各种阻碍。白人种族主义的猖獗, 黑人思想家们既冲突又有同一性的观点, 以及黑人文化传统的传承等因素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提到黑人文学，不得不提的就是阿历克斯.哈利的《根》，作者认为寻到根就寻到一切,他希望黑人寻到“根”就可以寻到尊严；白人寻到“根”就能理解黑人；天下所有的人都来寻“根”, 就能和平共处相容相通。《根》通过一个黑人家族几代人口口相传的家族史, 哈利找到了自己非洲之根,也找到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之根。

三、就《根》中的身份探寻寻找结论：小说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主人公昆塔在被白人掠夺到美洲土地之前所生活的非洲土地的美好, 正是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的勤劳、坚毅、不服输的个性,也塑造了他的非洲人的身份。当他被掳至美洲后,在白人的压迫和歧视下,他坚定地保持自己非洲人最基本的特色, 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傲,坚守自己的非洲人身份。同时,他也有很强的种族认同感, 对和他一样肤色, 一样行为举止的人有很强的亲近感, 这也是每个黑人所共有的感觉——族群意识。此外, 就算他如此固守着自己的文化, 白人土地上几十年的生活,黑白两种文明的碰撞以及白人文化的冲击和侵蚀让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同化。他的后代子孙与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其他黑人后代一样, 更是完全接受了白人的一切——语言甚至文化。尽管他们在企图完全融人白人的社会中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双重意识的困扰, 有些黑人甚至产生了自我仇恨的心理,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 获得美国社会人的身份。

四、简述黑人文学中身份探寻的意义：简单的说黑人文学中身份探寻的意义在于美国黑人文化逐渐得到美国社会主体的认同并融入其中，从而丰富和扩大了美国文化的内涵。美国黑人身份的认同，提高了美国黑人的自尊心，从而使美国黑人地位提高。当然，在更加广阔的层面，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各国文化, 各民族文化, 各地区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交流, 相互撞击, 相互融合。于是, 我们也在时时问自己“我是谁?”“我”就是过去的“我”亦或现在的“我”？“我”是变化的“我”吗? “我”和“我”的民族又有什么联系? 别人怎么看“我”, “我”该怎么做到真正的“我”等等。这些既是小说主人公在思考的、而又何尝不是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所遇到的问题。黑人文学在身份的探寻之路,文中每个主人翁的种种大悟是黑人群体表露心声、认识世界、努力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 无疑也具有更为广阔的现实意义：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 也应如那些主人翁一般, 在认同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不失“真我”, 却也要努力地兼容并收, 不断地积极地建构一个更复杂、却也更有助于个人及社会发展的文化身份, 这又何尝不是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

第二篇：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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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

作者：曹霞

来源：《云南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01期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早期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体现了美国黑人女性积极构建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揭示了黑人女性面临的双重压迫。本文分析了两位主人公的悲剧根源，提出了在多元环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是黑人女性生存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黑人女性 自我身份 构建 寻求

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了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已登上了世界文坛。托妮·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从未在美国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以女性的视角和黑人的视野，向我们揭露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真正心声。她在继承黑人丰富文化和优秀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国黑人女性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既有痛苦、压抑和迷惘,又有冲动、反抗和觉醒。在莫里森的多部小说里,许多女性人物均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意识,其早期的两部小说尤为突出。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年幼的佩科拉和青年女性秀拉均来自美国底层社会,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压迫下依次经历了迷失、反抗、内省的坎坷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对研究黑人女性主体构建很有价值。本文分别对这两个女性的主体迷失、找寻和构建关系作对比解读。1 迷失的佩科拉

托妮·莫里森于1970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史无前例地用了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年仅12岁的黑人小姑娘做主人公。《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年仅12岁的佩科拉一年间的遭遇。1941年，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佩科拉懵懂地察觉到自己生活的困境缘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她渴望改变自身而取得众人的欢心。于是她开始向上帝祈祷，盼望着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蓝眼睛,她想，只要有了蓝色的眼睛，父母便不会在她面前打斗吵闹，同学老师也会投来赞许的眼光。由于这种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对她的腐蚀,她最终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境地。她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它私语，终日沉沦在幻觉的世界里。

在佩科拉生活的黑人社区里,白人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内化,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浅肤色的女孩,人们对佩科拉的漠视中暗露着厌恶的神色,佩科拉自己也“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受白人文化意识的浸染,佩科拉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每日“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

白人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白人优越性的暗示充斥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学识字课本中关于舒适快乐的白人家庭生活的介绍;克劳蒂亚的父母在圣诞节送她的礼物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娃娃;理想化了的秀兰·邓波儿……白人的强势文化和白人至上的传统观念不断地洗礼着黑人的头脑,以致黑人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主义思想内化为自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宁愿爱她雇主的孩子而不愿爱自己的女儿的原因。知道佩科拉被丈夫强奸怀孕后,波琳不仅没有给佩科拉一丝安慰,反而是非打即骂,将佩科拉向生命的悬崖边又推近了一步。正是这些内化了的白人审美标准扭曲了很多黑人女孩和成年女性的生活,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佩科拉把自己得不到关爱归咎于黑色的皮肤和丑陋的外表。

佩科拉的悲剧在于自我价值得不到认同，从而被迫自我放逐，走向幻想中的自恋。佩科拉盲目地接受白人的审美标准,希望自己拥有和白人女孩一样的蓝眼睛。这种愿望本身就是荒谬的,也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她想得到的不仅仅是人们给予白人小女孩的关注,她更想成为一个白人小女孩。佩科拉逐渐在成长的困惑中丧失了自我，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身份。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向我们展示了美国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迫害和他们的不幸遭遇。莫里森并没有直接控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而是通过12岁的小女孩佩科拉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如果黑人民族以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困惑、迷失和错乱，从而造成人生的悲剧。黑人女性要构建自己的身份，就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因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每一个族群或个人生活的依赖。叛逆的秀拉

莫里森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均以人物的童年开始”,是她的“初始之作”(Taylor163)。在一定程度上,《秀拉》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它不仅描写了黑人妇女的童年,而且将之延伸到她们的成年生活。如果说,佩科拉迷失在白人文化的误区里,不加分辨地接受并毁灭于白人至上的价值观,那么秀拉则与她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莫里森笔下第一个蔑视传统观念的黑人女性,秀拉对压制女性的男权主义的传统进行挑战,终其一生无悔地探索自我,在寻找自我的路途上孤独前行。

《秀拉》发表于1973年。小说描写了黑人秀拉和奈尔从少年到成熟女性的成长过程，回顾了黑人社区“底层”46年的人世变迁。秀拉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马丁·路德·金正领导南方黑人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和保护黑人的正当权利,并很快在全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不像过去黑人小说中的既懦弱又完全依赖男性的黑人女性，秀拉以完全主动进攻的精神，拒绝像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社区的其他女性一样，过一种毫无意义、没有自我的生活。秀拉是美国主流文化所唾弃的一个坏女人的形象：还是少女时期她就用割破手指的方法吓跑了那个企图侮辱她们的白种男孩；她袖手旁观母亲在烈火中被烧死；因与外婆伊娃不合而将她送进了养老院；她同最要好的朋友奈尔的丈夫上床；她甚至认为这个国家里每个黑种女人的生活都是等死罢了。秀拉既不被主流的白人社会所接受，在黑人社区里也被人憎恨。

秀拉对男权社会的反叛还反映在与奈尔迥异的女权意识中。秀拉与奈尔是童年的好友。成年后,奈尔嫁人生子,走上传统的相夫教子道路，而秀拉不愿意像奈尔一样过着没有自我的传统生活。她认为好友奈尔那种依附于男人的生活及用自己的生命来保住一个男人是不值得的。因为知道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她们便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新东西”。秀拉和奈尔的友谊因为秀拉同奈儿的丈夫裘德发生性关系而终止。秀拉无法理解她给奈儿带来的伤害。在秀拉的心目中,男人是没有位置的,充其量只是女性生活的点缀，而不应成为阻碍。但对于奈尔来说,丈夫裘德却代表着一种社会符号,失去丈夫就是失去社会地位,失去身份，失去生命。

在秀拉生活的年代，女性不可能取得与男性真正的平等。秀拉把一切反传统的做法当作探索自我价值的方式。而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无法让黑人社区所接受，于是她被人们视为魔鬼，终于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但她至死都相信她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像一株红杉一样地生活过”。秀拉的努力唤醒了缺乏自我的黑人女性，正如小说在开放式的结尾中，奈尔哭着说：“噢，天啊，秀拉，女孩，女孩，女孩。”这才意识到，多年来她以为自己在为裘德痛苦，其实她一直想念的是秀拉，想念的是那段与秀拉一同走过的日子。

比起传统的黑人女性，秀拉在构建自我身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加主动地追寻自我。从秀拉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种族歧视和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一个黑人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秀拉追求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她摒弃了一切，因而也失去了对家庭，对他人和对社区的爱和责任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她构建自我身份的失败。秀拉的死是因为她失去了她赖以生存的黑人群体，在她不恰当的探索自我价值的方式中，她有意识地把自己与黑人群体割裂开来，毫无目标、漫无边际地寻求无限的自由，因此也不会为人所接受，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价值，走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结语

美国黑人女性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既是美国社会的参与者，同时又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她们有着一种双重意识：自己既是一个黑人，又是一个女人。这种双重意识成为她们身份构建的最大烦恼和困惑，佩科拉和秀拉都未能挖掘出作为黑人女性的真正意义，无法成功地构建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佩科拉迷失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中，最终只能活在疯狂与想象中；秀拉把自己与黑人群体割裂开来，置身于任何群体之上，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生存环境中,莫里森认为,黑人少数民族裔的文化只有在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位自我。黑人传统文化是黑人女性身份的根源，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而学习白人主流文化的精华则会给黑人女性的生存带来美好的前景。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只有对白人主流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才能成功地完成黑人女性身份的构建。

参考文献：

[1]Taylor_Guthrie, Danille, ed.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1994.[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守仁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2

[4]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第三篇：高中英语选修课：英语文学欣赏 Langston Hughes《黑人谈河流》 学生版讲义

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 I've known rivers: I've known rivers, ancient as the world and older than the flow of human blood in human veins.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I bathed in the Euphrates when dawns were young.I built my hut near the Congo and it lulled me to sleep.I looked upon the Nile and raised the pyramids above it.I heard the singing of the Mississippi when Abe Lincoln went down to New Orleans，and I've seen its muddy bosom turn all golden in the sunset.I've known rivers：

Ancient, dusky rivers.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Dreams Hold fast to dreams For if dreams die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not fly.Hold fast to dreams For when dreams go Life is a barren Field Frozen with snow.Me and the Mule

My old mule，He's got a grin on his face.He's been a mule so long He's forgotten about his race.I'm like that old mule---Black---and don't give a damn!You got to take me Like I am.EARLY AUTUMN

by Langston Hughes(1902-1967)When Bill was very young, they had been in love.Many nights they had spent walking, talking together.Then something not very important had come between them, and they didn’t speak.Impulsively, she had married a man she thought she loved.Bill went away, bitter about women.Yesterday, walking across Washington Square, she saw him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Bill Walker,” she said.He stopped.At first he did not recognize her, to him she looked so old.“Mary!Where did you come from?”

Unconsciously, she lifted her face as though wanting a kiss, but he held out his hand.She took it.“I live in New York now,” she said.“Oh,—Smiling politely, then a little frown came quickly between his eyes.“Always wondered what happened to you, Bill.” “I’m a lawyer.Nice firm, way downtown.” “Married yet?” “Sure.Two kids.” “Oh,” she said.A great many people went past them through the park.People they didn’t know.It was late afternoon.Nearly sunset.Cold.“And your husband?” he asked her.“We have three children.I work in the bursar’s office at Columbia.” “You are looking very…”(He wanted to say old)“…well,” he said.She understood.Under the trees in Washington Square, she found herself desperately reaching back into the past.She had been older than he then in Ohio.Now she was not young at all.Bill was still young.“We live on Central Park West,” she said.“Come and see us sometime.”

“Sure,” he replied.“You and your husband must have dinner with my family some night.Any night.Lucille and I’d love to have you.”

The leaves fell slowly from the tree in the Square.Fell without wind.Autumn dusk.She felt a little sick.“We’d love it,” she answered.“You ought to see my kids.” He grinned.Suddenly the lights came on up the whole length of Fifth Avenue, chains of misty brilliance in the blue air.“There’s my bus,” she said.He held out his hand.“Goodbye.”

“When…”, she wanted to say, but the bus was ready to pull off.The lights on the avenue blurred, twinkled, blurred.And she was afraid to open her mouth as she entered the bus.Afrai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utter a word.Suddenly she shrieked very loudly, “Good-bye!” But the bus door had closed.The bus started.People came between them outside, people crossing the street, people they didn’t know.Space and people.She lost sight of Bill.Then she remembered she had forgotten to give him her address—or to ask him for his—or tell him that her youngest boy was named Bill, too.

第四篇：法律-论美国最高法院与黑人选举权的平等保护

论美国最高法院与黑人选举权的平等保护

   分类：教学研究

作者：李传利

字数：2852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 第1期

[摘要]美国内战后形成的黑人选举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究其根源在于联邦体制的弊端。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对黑人争取选举权的努力产生了不同影响，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黑人选举权，联邦体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67－04

在200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击败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从被剥夺选举权到被选举成为总统，美国黑人在宪政历程上经历了太多的曲折。“选举权作为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是民主制度中最关键和核心的组成部分。失去选举权的公民，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安全和宪法赋予的权利”。关于黑人选举权，国内外学者作过较详细的研究，本文试从最高法院的角度，以具体相关案例的判决为中心，阐述黑人选举权的平等保护及其意义。

一、黑人选举权问题的产生及根源

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黑人因为奴隶制的存在被剥夺了公民身份，无从谈起其选举权。内战中由林肯签署的《解放宣言》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使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1864年12月国会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宪法中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1866年6月，国会通过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宣布“所有在合众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从宪法上正式承认了黑人的美国公民身份。作为美国的公民，黑人的选举权问题也就自然的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著名的黑人运动领导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指出：“只有在黑人获得选举权之后，奴隶制度才算是废除了。”1869年2月在国会通过的第十五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和限制。”这样，美国宪法间接地将选举权赋予了黑人。至此，美国黑人的选举权似乎得到了解决。

然而在实践中，事实却并非如此。内战结束后，依据美国宪法对公民选举权来源的规定，南方各州通过各种方式，在黑人选民登记和投票方面设置种种障碍，从而限制甚至取消黑人的选举权。比如针对黑人在经济上的困境，规定选民要交纳人头税(poll tax)；通过频繁改变选民登记时间，试图使黑人错过选举的机会；强制规定选民参加“识字能力测试”(literacy test)，故意刁难众多不识字的黑人；以及实施所谓的“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其核心内容是规定凡家中有先人在1867年以前就是该州选民的人可免除识字能力测试)，蓄意剥夺黑人参加政治选举的权利。由于南方各州政府都控制在民主党手中，这些公然剥夺黑人选举权利的条款，可以光明正大的写进各州的法律中。这就间接巧妙但却合法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黑人依然无法真正享有其作为美国公民所应有的选举权。其结果是1900年后黑人选民中继续参加选举的人数，仅占南部黑人选民总数的2％。可以说，选举权对于黑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选举权是个工具；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运用”。黑人在政治实践中无法真正享有选举权，成为美国宪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那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美国制宪先贤们通过制定1787年宪法，为美国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设计了纵向分权的联邦制。这种权力分散的政体形式，主要是针对欧洲封建专制集权体制所产生的弊端，为最大限度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害而制定的。同时，美国联邦共和国是由北美大陆上最早产生的13个独立自治且具有主权的州联合形成的，故而实行联邦制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联邦制固然有助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联邦与州的双重主权又导致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存在两套不同的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这也使法律的适用更加复杂化，产生了不利于个人权利保障的负面隐患。这是因为，宪法对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权力限定是不对等的。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且明文规定的，而卅l政府保留的权力则是大量的、不明确的。当与个人权利有较为直接的、广泛联系的州权不受联邦宪法约束时，遭受州权侵犯的个人权利便无法寻求联邦宪法的保护。宪法中有关联邦制的条款，对黑人选举权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宪法依据，成为黑人选举权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1787年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各州派往国会的众议员将由那些有资格选举本州州议会下院(众议院)议员的选民来选举。这一条款意味着，只有有资格参加州选举的公民才有资格参加联邦选举。州的选举权是联邦选举权的基础与前提，是州而不是联邦来决定选民资格或赋予选民以选举权。决定公民选举权的权力是州权的一部分。随后于1865年、1868年和1870年补充进宪法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修正案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司法管理权，给予了黑人以公民资格，并试图对各州的权力进一步的监督，而且还最终间接地给予了黑人选举权，但是对规定联邦与州各自所具有的权利之条款，其含义相当的模糊不清，对联邦与各州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更是缺乏明确无误的规定。故而这三个宪法修正案虽然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发生了“革命性的扩展”，但在事实上管理黑人选举权的依然是各州而不是联邦，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黑人选举权的问题。

二、从保守到积极的最高法院

在争取公民权利的宪政道路中，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国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公民权利进行补充；二是通过最高法院推翻以往案件判决，确立新的原则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由于联邦制和民主制的特点，在事实上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无法在选举政治中选出自己的代表，无法通过修改宪法以修正案的形式保护其选举权，所以他们唯一的依靠便是最高法院。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确立了最高法院拥有解决所有重大问题的司法审查权，从而使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黑人对于其选举权的最终诉求，便从国会和总统部门转到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手中，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

虽然美国政府权力结构上实行三权分立制，最高法院能够基本超脱于政治旋涡之外，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本身就是政治人物，他们进入最高法院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故而，完全超脱政党政治之外，不受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能的。19世纪70年代，当最高法院审理涉及联邦与州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权限划分时，由共和党人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表现出十分保守的态度。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案例是1873年的屠宰场案(The Slaughterhouse Cases)，其确立的原则对黑人争取选举权的努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高法院在1873年的屠宰场案判决中认定，每个公民都有两种身份，既是整个国家的联邦公民又是所在州的州公民。联邦只能保护属于联邦公民所享有的十分有限的权利，而各州却拥有管理州公民所享有的极其广泛的权利，其中就包括选举权。联邦不得侵犯各州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双重公民身份“原则。这一原则对黑人选举权而言，意味着最高法院将管理黑人选举权的权力认定给了各州。联邦如果对黑人的选举权作出明确直接的规定，便侵犯了州权。这一案件的判决，实际上使黑人希望通过最高法院赋予联邦管理黑人选举权的权力，进而判定各州制定的对黑人选举权所设置各种障碍的州法律违宪无效的努力落空了。此后，南方各州可以凭借最高法院的判决，更加肆无忌惮的剥夺黑人选举权。其后明显受屠宰场案判决影响的关于黑人选举权的案例，便是1876年美国诉里斯案(United States v.Reese)。里斯是肯塔基州的一位地方官员，由于拒绝接受黑人的选票而成为本案的被告。由于受到屠宰场案中所判定的双重公民身份原则的影响，最高法院认定黑人的选举权并不是联邦政府所管理的公民权利，因此判定联邦无权干涉肯塔基州的选举规定，对里斯的定罪不能成立。与此同时，对于南部诸州限制黑人选举权的立法，最高法院则给予了合宪意义上的支持。在1898年威廉斯诉密西西比州案(Willinms v.Mississippi)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支持密州设立的识字能力测试的选民登记程序，肯定了州对选民征收人头税的作法，认定这是属于州的权利范畴，联邦无权干涉。

19世纪晚期最高法院的保守主义，使黑人不仅在政治途径而且也在司法途径上，彻底失去了保护其选举权的希望，黑人参加选举的人数大大减低。在南方的许多地区尽管黑人占了多数，却无法选出自己的代表，地方政府时常为白人控制，州和联邦政府中的黑人代表更是稀少。内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黑人并没有真正享有宪法赋予他们的选举权，也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

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异复杂化，联邦政府对经济和公民权利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原先确立的州权理论受到不断的质疑与否定。最高法院原先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氛逐步淡化，开始主张将包括选举权在内的重要公民权利，纳入宪法修正案的管辖范围内，使联邦政府有效地承担起公民权利保护者的角色，这一变化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最初体现，便是1915年在吉恩诉美国案(Guinn v.United States)的判决。在该案件中吉恩向最高法院控告俄克拉荷马州，因为该州的法律中的“祖父条款”限制黑人选举权，违反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俄克拉荷马州的“祖父条款”规定，凡家中有先人在1867年以前就是该州选民的人可免除识字能力测试。最高法院指出，1867年以前该州的广大黑人因为奴隶制的存在，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该州立法机构明知这一事实，却仍设置明确的时间界限造成公民的选举权利的不平等，显然是蓄意剥夺了该州黑人的选举权。这与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中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以前是奴隶而被任何一州拒绝或限制”的条款相违背，因而无效应被废除。在19世纪晚期曾被最高法院视为属于州权管辖范畴中的“祖父条款”规定，到了20世纪初重新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最高法院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在随后的时间，最高法院的积极司法能动以及吉恩诉美国案的最终判决，极大地推动了黑人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组织和推动下，黑人不断借助于最高法院的力量，推翻了各州法律中对黑人选举权所设置的种种歧视性的规定，删除了剥夺黑人合法权利的条款，为国会通过法案保障黑人选举权铺平了道路。在各方面推动下，国会于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它规定任何州和地方实行的识字能力测试将自动停止，政府有权任命联邦选举监察官监视地方选举，禁止使用人头税来剥夺选民的选举权，被人们称为保护公民选举权“最有影响的法律”。到20世纪60年代末，黑人选举权终于实至名归。

三、思考与启示

从19世纪屠宰场案和里斯案表现出的保守主义，到20世纪以吉恩案为开端的一系列案件中的司法积极能动表现，最高法院在对黑人选举权的平等保护上顺应历史潮流不断的开拓进取与时而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启示。

首先，关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正如前文中所说，美国公民权利的保护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国会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补充公民权利和最高法院推翻以往判决纠正过去的形成的错误。无论哪一种途径，都体现了美国民主化道路中的宪政精神。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简直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要威”。黑人选举权就其性质看，属于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问题范畴。但在实际解决过程中，当遇到困难与阻力时，黑人更多地将之付诸于司法途径，求助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即便判决的结果没能体现社会正义与法律公正，但黑人仍然默默地接受了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这种政治问题的法律化，一方面同美国建国以来所建立的民主宪政背景和法制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最高法院在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联邦政府机制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有重要关系，也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品德、素养与学识使其在普通美国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受尊敬程度有关。总的看来。由“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的司法专家对宪法进行解释和判决，解决有关宪法的争议，一般不会导致滥用权力。较能维持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合理性。

其次，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作为三权分立中的一方，自从享有最高司法审查大权后，最高法院拥有了对所有重大问题“一锤定音”的功能。巨大的权力，既能促使其在公民权利保护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也能使其在关键时候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令人生畏的拦路虎。如果不是最高法院在屠宰场案的判决，南方各州是不会在1880和1890年间发起大规模的限制并取消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同样在最高法院于20世纪转变态度，支持联邦对各州公民权利的保护后，才最终有了1965年的《选举权法》。诚如有人指出的，制度设计和创新并不是万能的，司法审查制度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最高法院多数派高瞻远瞩，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他们的司法判决通常能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反之，如果最高法院多数派老朽昏聩，抱残守缺，逆时代潮流而动，他们的判决有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灾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对此体会颇深，如履薄冰。霍姆斯大法官曾形象地比喻说，最高法院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外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最高法院稍有闪失，排山倒海般的风暴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关系到公民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司法机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找到的，解决社会矛盾机制中成本最小，且对社会伤害最小的冲突化解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前我国正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司法审查的成功经验，使司法审查在处理各种利益冲突造成的社会矛盾时，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成为和谐社会宽容和理性的象征

[责任编辑：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