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文环境：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变量

第一篇：第一章 人文环境：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变量

第一章 人文环境：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变量

造成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了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历史基础以及国家的倾斜政策之外，人文环境的差异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由一定的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心理等精神文化构成的人文环境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历史继承性、相对独立性和生态性等特征，如果人文环境的变迁与物质文化的变迁相协调，则会发挥其正向功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整合作用、导进作用、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如果人文环境变迁落后于物质生产过程，就会发挥其反向功能，起到离散作用、迟滞作用和抑制作用。西部地区人文环境变迁缓慢，导致了西部地区的落后。开发西部、发展西部必须在促进西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优化西部的人文环境。

一、人文环境的含义、特征及内容

一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要受本区域物质文化现有状况的影响，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创造方式的影响，它包括劳动工具和人类为满足衣、食、住、行等多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在今天主要指一个地区的能源、交通、通讯、农业基本设施、工业基础等物质条件和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一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受该区域精神文化的影响，这种在一定地域存在的带有特殊性的精神文化也被称为人文环境或软环境。人文环境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其派生物的综合，主要包括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适应时代要求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文环境可以促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反，不良的人文环境则会阻碍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文环境有如下特征：

第一，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人文环境。人类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自然地形成了人种和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其中，共同的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民族必定创造出一定民族的文化，同一个民族大致有着共同的人文环境，所谓文化类型、文化模式都包含着民族文化的特异性，文化丛、文化区域、文化圈，也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文化模式就是以各民族拥有的不同文化划分的，一定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等构成的人文环境自然带有民族的特性。如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中国人不同于法国人，阿拉伯人不同于日本人。就我国来说，55个少数民族衣、食、住、行和民间娱乐、社交庆典等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独具特点的节日。在农事节日中，彝族有火把节；藏族有望果节；侗族有活路节；景颇族有采草节；瑶族有干巴节等。在宗教节日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传大召、传小召、燃灯节、萨噶达瓦节等。从宗教信仰来看，除了众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外，各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不同的。中国汉族信仰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较多；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尚保留着萨满教的信仰；纳西族信仰东巴教；普米族信仰韩归教；彝族支系撒美人信仰西波教；壮族部分群众信仰师公教；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傣族信仰南传佛教；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从制度文化看，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经历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各有千秋。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也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解放前，基诺族实行长老制；瑶族实行瑶老制和石牌制；侗、苗、布依、水族等实行具有农村公社性质的社会组织“款”；黎族实行合亩制；景颇族实行山官制；凉山彝族实行家支制；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西南和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等。不同的风俗习惯、制度文化、宗教信仰，形成了带有民族特色的思想观念。总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特点、不同传统的人文环境，不同特点、不同传统的人文环境又塑造了不同的民族，人文环境的民族性是人文环境的重要特征。只有通过不同特点、不同传统的人文环境，我们才能准确地区分和识别不同的民族。不承认民族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就会走向民族中心主义，即用自己民族的价值标准判断别的民族的一切，不利于人文环境的发展。人文环境的民族性带来了人文环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了人类创造的多种可能性和灵活性。对民族的精神文化要本着平等、尊重、理解的精神，互相交流、对话、吸收。文化侵略、文化中心主义，消灭异己，既不符合人文精神，也不符合文化生态。一定的人文环境必定和一定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人文环境是民族的人文环境，民族和人文环境是不可分离的。人文环境和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共同的人文环境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人文环境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和文化生态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因此，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人文环境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在当今世界，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都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的载体。

第二，区域性。不同的地域存在着不同的人文环境。人文环境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民族群体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这使民族文化及其文化构成的人文环境带上了特定的地域特征。不同民族所处的经济生活和地理环境不同，使人文环境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大山下的民族创造出山神庙宇；大河边的民族幻想出河神偶像；北方草原上的民族在辽阔的草原上养成了豪放的性格，南方水乡的民族养成了纤柔的性格，林区的人民创造了狩猎文化，靠海的人民创造了渔业文化。从文化的空间结构看，相通的文化模式构成了占更大地域的文化圈。如东亚文化圈、西亚阿拉伯文化圈、北美文化圈、欧洲文化圈等。美国的社会学家把北美洲分为九个文化区域：平原区、高原区、加利福尼亚区、北太平洋海岸区、埃斯基摩区、麦肯齐区、东部森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上述九个区的居民来源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所遵循和使用的文化各有特色，所以成为不同的文化区域。我国土地广袤，地形复杂，江河纵横，气候多样，造成了文化环境的差异和多样性。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把南北两方的习俗特点归结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16个字。从经济生活来看，渔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主要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山林以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交汇处，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渔猎文化环境；畜牧经济文化区集中在内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形成了游牧文化环境；农耕经济文化区包括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黑龙江和台湾、南到海南岛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环境。其中，山林刀耕火种文化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西北、横断山南段；山地耕牧型文化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以及云贵高原中西部；山地耕猎型文化分布在云贵高原中部以东和华南丘陵山地；水稻耕作型文化分布在从云、贵、桂、台湾到延边；绿洲耕牧型文化分布于河套地区，并在新疆、宁夏、甘肃有零星分布；平原农耕型文化分布于中国中部、东部各大平原以及关中平原、四川盆地，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文环境。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各异。就制度文化来说，历史上由于中原地带农耕民族经常受周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再加上灌溉农业的影响，社会组织比较发达，形成了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社会组织比较松散，制度文化相对落后。由于西部地区地域广大，容易迁徙，人口稀少，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易于苟安，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竞争观念强烈。从习俗看，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宗教信仰分布也有地域的特点。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地区；接受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形成了较大的宗教文化区，集中在我国的西北地区，紧靠着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国。毗邻佛教发源地印度、尼泊尔的西藏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区。由上可见，人们在什么样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共同地域是同一民族文化产生的基础条件，所以，文化具有区域性的特征。

第三，历史继承性。人文环境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一时期特有的人文环境，除了受本时期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制约外，还要继承自己领域中以前时代积累的材料和成果。任何人文环境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和以前历史时期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继承关系。一定历史阶段上表现出的人文环境，其内容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对本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一个是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的某些成果和材料。所以，研究现存人文环境，不能仅仅从现在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得到解释，还必须从以往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寻找其根源。人文环境的历史继承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上优秀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但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落后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当然，具体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怎样继承，怎样改造，归根到底，仍是由本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需要决定的。以制度文化为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藏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始于13世纪，一直存在到民主改革之前。元朝确立的对中国西南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后来虽然中央王朝进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但并没有能彻底废除，到20世纪上半叶，云南省傣族、哈尼族、彝族、白族、阿昌族、纳西族、藏族，四川省彝族、羌族、藏族，青海省土族等民族的部分地区，名义上仍保留着土司称号及世袭制度。儒家文化产生后也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影子。正是因为人文环境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人文环境的稳定性，也可以称之为惰性。风俗习惯是最具有惰性的精神文化。习俗的历史传承特征，非一人所成，也非一个时代所积。而且这种传承不靠经典记录，仅靠民众的心理信仰和社会的习惯势力传承。例如，中国人有吃饭使用筷子的习惯，这一习惯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不是谁偶然创造发明出来的。由于习惯与人们一定的社会活动以及心理需求相适应，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人数众多，时间悠久的积累效应，使习俗带有极大的惰性，惰性是人文环境的重要表现。

第四，相对独立性。人文环境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它是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依赖于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但是，这种依赖并不像“影之随行”那样机械地同物质生产过程的发展保持绝对的一致和平衡。精神文化的主体是具有思维的个人，但某种思想、观念、理论、信仰一经产生以后，它就脱离了思维着的个人而属于社会，它不再随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而消失。同时，精神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和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以后，也会脱离了思维着的个人而传扬于社会，并传给后代，显示出其明显的独立性。人文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一是人文环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步。人文环境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并不是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亦步亦趋，两者不同步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两者不同步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文环境的发展变化有时落后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并阻碍物质生产发展。当某种思想观念、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制度文化在它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消失之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并不马上随之消失，而是还在一定时期存在，并继续发生影响，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另一种情况是先进的精神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指导和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先进的精神文化能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对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做出某些科学预测。二是人文环境的发展水平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时并不平衡。一般说，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是，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民族和地区，在精神文化方面比较先进；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民族和地区，在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比较落后。以宗教为例，宗教观念的最早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人们受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人民的工具。但是，科技的发展和自然之谜的揭示以及宇宙的探索，并没有使宗教消亡。从我国来看，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是，宗教在我国仍然存在，说明精神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思想观念来看，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反映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虽然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家长制、“一言堂”等反映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思想和作风仍在党内外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从婚姻制度看，纳西族的摩棱人虽然在社会形态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享有现代经济生活，但仍实行“阿注婚姻”，这是属于原始社会对偶婚的一种婚姻制度。可见，人文环境具有相对独立性。

第五，生态性。我们可以把人文环境看成一个系统，称为人文生态。所谓人文生态系统是指人类在对自然环境适应、加工、改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来的由各种精神文化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它是一个与自然生态并存的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系统。人文生态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以宗教为例，宗教生态与自然界关系极为密切，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及万物有灵的泛神信仰，都与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这些现象的起源，都是因为人类对自然威力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甚至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环境恶劣的地区总是宗教信仰最兴盛的地区。自然生态对人文生态的决定作用我们从政治生态、人口生态中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如中国四周是高山、大漠、海洋和原始森林，这是中国封建制度超稳定结构延续的生态原因。古代各国的都城一般都建立在易守难攻的地方，也是考虑了环境的因素。自然环境对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质量与数量、人口流动以及民族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总之，自然生态对特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的生态性起着重要作用，人文生态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生态的状况。

人文环境之所以具有生态性的特征，是因为：其一，组成人文生态的精神文化呈空间分布。这些精神文化依托一定的地域而存在，不同的地域人文生态分布各异。其二，组成人文生态的精神文化部分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各异，对稳定和发展人类社会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缺少任何一种精神文化都会影响整个社会整体功能的发挥。其三，精神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关系密切，存在着共生关系，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如宗教信仰的某些规范可以转化为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又可以转化成制度文化。

人文生态有别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有意识的，因而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断丰富人文生态各精神文化元素的同时，也不断对不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元素进行更新，自觉调适人文生态系统；人文生态系统是柔性的，是以精神形式存在的生态系统，而非物质形式存在的生态系统；人文生态比起自然生态来说，变迁较快。人文生态系统通过其管理系统、教育系统和传播系统对社会生态系统自觉发生作用，使人文生态系统更适宜于人类发展；人文生态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影响和转化是通过信息传播实现的，借助于人口流动和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使各个系统之间密切关联、互相影响。

人文环境的生态性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如果人文生态的分布合理，各生态元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实现正向转化，人类就会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生态保持平衡，也可以使行政机构的正确行政行为得以推行，从而促进民族与地区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文生态失衡，特别是某种精神文化严重滞后，就会破坏人文生态，阻碍行政机关正确行政行为的发挥，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最终影响社会进步。从内容来看，人文环境主要包括：

(1)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是相对于感觉和印象的一种认识成果，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毛泽东说：“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的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①思想观念的范围极其宽泛，既包括社会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也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文学思想、科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尤其是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精髓。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选择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人们追求什么，鄙弃什么，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当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观念，总是来源于客观存在。人们在行动之前总是有一定的思想观念，并根据思想观念制定一定的计划。人们产生这种思想观念而不是那种思想观念，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由他们面临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的。人们的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思想观念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人们有了思想观念，进行了实践，不能保证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反复实践，反复实验，就能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人们就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人类谋取福利。所以，一切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只能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变社会存在的巨大物质力量。思想观念有如下特点：一是思想观念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人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时候，总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带着一定的主观倾向和要求，抱着一定的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人们在采取一定的行动的时候总是要首先制定出目标、活动方式和活动步骤。二是思想观念具有创造性。正确的思想观念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经过头脑思维加工改造的过程，不仅反映事物表面的现象，而且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正确的思想观念还能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进行推测和预测，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追溯历史，预测未来。三是正确的思想观念具有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在实践中形成的正确思想观念，再通过实践把它变成现实，把精神的东西变成物质的东西，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它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于受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客观存在的制约，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民族都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构成特有的思想观念环境，其中某些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起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某些思想观念和民族心理已经落后于经济生活，起着相反的作用。

(2)制度文化。所谓制度就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②从广义上来说，它由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等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的法规所组成。对一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各种制度构成了该地区制度文化环境，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具体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也有主流制度和非主流制度之分，在一定的社会通过法律、法规取得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是主流制度；一定地域存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制度，如家族制度、某些管理部门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相抵触的家长制、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禁忌、习惯、传统等则是非主流制度。评价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在于：制度文化是否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实践主体的创造能力，是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换言之，是否有利于促进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任何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文化要满足的基本原则有：一是公正原则。正义和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李兴耕：《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第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项正义的制度就是它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平等。社会的道德失范，归根到底，首先是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正义；某些社会制度的低效率，也与这些制度缺乏正义有关。二是普遍性原则。由于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人的需要体系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化，反映的是普遍的社会关系，因而，现代社会的制度不能像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和血缘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制度，追求非普遍性原则，使得制度带有个别的性质。现代社会由于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大和交往的普遍化，决定了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普遍性，自然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普遍性。社会制度的普遍性要求打破从古代社会承传下来的、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和血缘关系上的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建立在集团利益基础上的制度的个别性、宗法性和地方性的局限，真正体现制度的平等性。三是创新原则。制度必须灵活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实现制度创新。制度要持久地发挥作用，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是发展着的，成功的制度应该是不断创新的。制度文化无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是一个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

(3)伦理道德。道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所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评价人们行为善与恶、美与丑、正义和非正义、光荣和耻辱的标准。一定地域约束人们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规范构成该地区的道德环境。道德出现的时间早且持续时间长。道德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意识，随着人类生产实践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为道德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等精神力量来维持和起作用的。这是道德的根本特点。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是道德评价与维护社会道德的两种精神力量。所谓道德法庭，就是社会舆论的褒贬，所谓良心，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总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人的行为，做出赞扬或谴责的评判，使人严于律己，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在道德标准要求的范围内。社会舆论赞扬的，促使他人去仿效；社会舆论谴责的，引起他人内心的警惕，加以规避。道德的作用极其广泛，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道德无处不在。道德具有阶级性，奴隶社会的道德是第一个阶级道德的类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中国，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三纲五常”构成了封建道德体系。一个社会要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高效率的运转，主要依靠公民崇高的道德修养和完备的法律约束，其中，道德是自律，调节的范围广；法律是他律，调节的范围小，道德约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失范，实践道德的社会环境不佳，必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职业道德缺乏，经济信用缺失，就无法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反而会使人人自危，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

(4)风俗习惯。习俗是指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且共同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和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异的习俗构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环境。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共同的生活基本秩序，最初全靠习俗来调整和维持。习俗包括风俗和习惯。习惯指动机和不受社会期待所影响的个人行为方式。风俗是一个群体历代沿袭、积久而成的风尚。习惯具有个体性，而风俗具有群体性。习惯虽然以个体表现出来，但以传统为先决条件的习惯也受群体规范的制约。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民风，涉及到社会成员遵守或违禁的规范，一个地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量地显现在习俗当中。习俗首先源于人类满足生存需求的活动，它最早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获取饱暖的文化模式。一定的习俗是由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两种因素决定的。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形成的习惯性行为模式被称之为风；由于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行为模式则被称之为俗。由于气候、地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则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习俗。习俗的内容极其丰富，它渗透到人们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习俗的类型主要有：一是社交庆典，即人们为了进行集体交往和娱乐，周期性或定期举行的活动。二是岁时节令，即根据时间顺序周期出现的习俗。三是人生礼仪，即根据人的生命发展过程而定期出现的习俗。四是禁忌，即伴随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出现的禁止性习俗，有宗教禁忌、生产禁忌、生活禁忌、节日禁忌和交往礼仪禁忌等。五是原始信仰，即人们根据共同的向往或信念而产生的行为模式，常常夹杂着封建迷信。六是惯例，即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共同遵守的某种规定。七是日常格调，即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和交往方面的特定模式。如果说政治法律是作为一种有形的制度和外在力量来制约社会群体的行为的话，那么，习俗则作为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无形的、约定俗成的制度和内在力量规范着社会群体的行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习俗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而落后的习俗则起着阻碍作用。

(5)宗教信仰。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并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精神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作为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虚幻的、弯曲的反映。在宗教发展的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后来，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就世界范围来说，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并不一致。产生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仍然存在，如万物有灵论、拜物教、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但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也同时存在。宗教对世界的反映总是附着在某种文化实体上，通过一定的文化系列，如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习俗等对人类发生实际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趣和行为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是包括宗教信仰、教义、教律、组织、神话传说、情感体验、心理状态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是由教徒及其组织、宗教思想理论和宗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正因为宗教附着在某种文化实体上，其反映的文化极其广泛。一是宗教包含着伦理道德规范。各种宗教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根据各自的教义给予判断，形成了完整的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对社会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二是宗教反映了社会存在。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反映了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折射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三是宗教包容了有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宗教为了推行它的教义，扩大它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往往采用感人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形成了宗教特有的文学艺术，也促进着世俗文化的进步。四是宗教包括了心理习俗。教徒从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中得到的情感体验，使他们在时空的无限性和人的生命的有限性的矛盾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经过长期的积累，渗透到了民族的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存在及其辐射性和广泛的包容性对一定地区和一定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6）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大多数人具有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心理是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变量。社会心理现象主要包括：一是个体社会心理。处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其行为必然要受一定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而形成特定的个体社会心理，左右着个体行为，产生一定的社会动机、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作用于个体社会化的状况和人际互动模式。二是群体社会心理。群体社会心理是由众多个体构成的群体，处在特定的地域和民族，产生群体社会心理，在群体社会心理支配下，各成员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群体社会行为，群体成员在认 ①

①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识、情感、行为和道德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群体具有的社会心理气氛；群体以一定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为底蕴，形成群体结构、心理机制和内部关系，导致群体内聚力或者离散力的出现。三是大众社会心理。由于信息的传播，在许多群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众，必然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如流行、模仿、暗示、谣言、舆论、经济恐慌、骚乱等大众心理现象。各社会心理现象是互相影响的，个体社会心理和由此产生的个体社会行为必然受社会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影响，同时，群体社会心理和群体社会行为也不同程度地受个体社会心理和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社会心理涉及到特定民族的个体、群体和大众的社会动机、社会认识、社会态度、社会化、人际关系，从众行为、侵犯行为、利他行为等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对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如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情况下，利用从众行为和流行，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气氛，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经济发展；但在社会形成贪污受贿、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如果不对从众行为和流行加以控制和引导，社会成员就会互相模仿、感染、使社会风气越变越坏，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如果一个地区形成群体内聚力，社会成员就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有力感的心理感受，就会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服从领导，从而同心同德把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但如果群体缺乏内聚力，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感受，社会成员就会意志涣散，离心离德，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使矛盾激化，引发骚乱，直接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地区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各个人文环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其中某一种人文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人文环境的改变，某一种人文环境的落后也会制约其他人文环境的发展。因为特定地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都是互相渗透的。以宗教为例，宗教信仰包含着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要求和风俗习惯，可以说，宗教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各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宗教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变化。同样，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会导致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变化。所以，在考察一种人文环境时，必须与其他人文环境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改善人文环境也要从整体着手。

二、人文环境的一般功能

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自我适应力的活的有机体。为了适应自身的存在，社会组织的每一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合乎目的性的功能，如效力、作用、关联等，而执行一定功能的各个部分，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之所以处于平衡状态，就是因为存在着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和功能过程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的功能分析，就可以揭示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或局部运动带来的结果，从而有目的地改善人类所处的人文环境，促进一定地区和一定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文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其功能可以分为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也可以称为正向功能和反向功能。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精神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精神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起着消极作用。人文环境的积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合功能。整合功能是人文环境最重要的功能，也可以称之为凝聚功能。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的功能，首先是价值整合。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只有价值一致，才有结构和行为的协调，使社会的内聚力得到增强。处在一个具体社会中的人们，价值观往往存在着差异，但经过相同的人文环境精神文化的熏陶，必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趋于协调，也使属于同一民族或处在同一地域的人们行动趋于一致。被一个社会精神文化肯定的事物和行为，必定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追求的；被一个社会精神文化否定的事物和行为，也是被人们鄙弃的。由于价值观和行为的一致，才会发生人们之间的交互与共同行动，也才有社会生活。如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历来有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一价值观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之中。所以，在中华民族遭受到外来侵略时，在这一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下，全民族同仇敌忾，行动一致，抗击外敌入侵，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其次是结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结构，所有制的多元化和分配制度的多元化，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分工的扩大，也使社会群体所从事的职业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的程度越强，社会的异质性也就越强，分化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多元结构越复杂，精神文化的整合功能就越显得重要。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是由众多的互相分离又互相联结的部分和单位组成的，每一个部分和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连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达到功能互补。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发挥，必须在社会成员中树立起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市场意识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让思想观念发挥其功能；同时，还必须在社会群体中确立公平买卖、诚实守信的伦理道德，让伦理道德发挥其功能。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文化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实现功能互补，达到结构整合的目的。再次是规范整合。规范是因为价值的需要而产生的。规范整合就是通过精神文化的整合使规范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并使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进而把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文化，通过法律宣传和执行法律，使公民懂得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而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保持社会的安定和有序化。最后是意见和行动的整合。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和统一的规范，加上结构的协调一致，必然带来社会成员意见和行动的高度一致。因此，精神文化组成的人文环境也有整合一定团体成员意见和行动的作用。

具体到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的地域来说，人文环境的整合功能是民族团结和保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对于一个民族内部来说，有了共同的人文资源，才使民族的团结有了基础，这是人文环境整合功能的集中体现。任何社会都是由民族组成的，文化对民族团结的整合功能的发挥，也使社会获得了良好的秩序。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文化资源的整合，必将四分五裂，变成一盘散沙。以节日文化为例，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节日，都具有群众性或有节日互访欢聚的特点。从地域上是以一定的地域单位进行节日活动的，从社会层面来说，不论职业、地位、年龄，只要是同民族的和同社区的民众几乎都可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性必定产生亲和力，共同性越多，凝聚力越强。某些信仰某个宗教的民族，除了世俗文化产生的凝聚力之外，由宗教产生的认同心理，是很强烈的。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节日文化，都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团结。文化的整合使一个民族不论他们是否居住在一起，也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共同的制度下，都会有民族认同感，都会在心理上和行为上连接在一起，不可分离。特别是民族认同感的形成，精神文化所起的整合作用最大。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维系居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无数炎黄子孙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武器。

(2)导进功能。如果说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的社会整合功能主要表现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团结，那么，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的导进功能则主要表现为推进社会进步。每个社会的精神文化都形成了自己的导进系统，如决策系统、管理系统、计划系统、科学研究系统、教育系统、医疗卫生系统等，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体来说，精神文化在社会中的导进功能表现为：一是引导方向。社会必然要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前进，选择什么样的前进方向，取决于文化的引导。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就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才是发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为处于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指明的建设党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国社会前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做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二是提供知识。社会的前进必须以新的知识为动力，而新的知识，包括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技术，都依赖于精神文化上的发明、发现和进步。也就是说，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精神文化的进步为前提。如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新理论，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预见了社会存在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三是调适社会系统。有计划地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包括决策、规划、组织、实施四个阶段。在总体系统工程中，又包括了许多子系统。各阶段和各子系统必须协调配合，这也有赖于文化的调适。首先是目标调适。使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社会导进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使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与社会导进的总目标一致起来。其次是机构和制度的调适。为了达到社会导进的目标，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机构和制度，因此，要对旧的机构和制度进行革新。再次是行为调适。通过精神文化使社会成员在行为上协调一致，共同完成社会导进的目标。四是巩固社会进步的成果。精神文化作为一份人类创造的遗产，是逐步积累起来的。每一次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成果，都必须要以新的制度巩固下来。精神文化在新制度建立过程中和建立以后，在新的阶段上仍起着协调整合作用，维持着新制度创造的体制和新制度的稳定。

(3)约束功能。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起着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团体行为的约束是其功能的重要表现。任何社会为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有一套必要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社会向全体成员提出的行为准则或要求人们的行为遵从的一定规则和方式。这些约束性的文化表现为法律法规、团体纪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不同方面，是个人和社会互相协调的主要力量。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要做一个合格的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从社会整体而言，社会结构中的每个职位和每个方面都有一套行为模式，这是维持社会结构完整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约束个人行为是精神文化通过暗示与模仿从小灌输和培养的。一个人出生以后，会不断接受本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中包容的来自各方面的各种规范的训练和影响，而且最早是接受典范的模仿、训练和影响，社会依据精神文化对个人逐渐给予说明和解释，然后进行系统的灌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践经验的丰富，个人就会懂得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形成一些思想、观念、方法、手段、习惯，掌握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行为规范，以保持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如从国家的法律文化看，国家代表人民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法规，成为最重要的规范体系，约束着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从道德文化看，道德规定了什么是美的、高尚的、正义的，合乎道德要求的，什么是丑的、卑鄙的、非正义的，违背道德要求的，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冲突时，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保全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今天我们关于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规定；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出了约束。从习俗文化看，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规定，规范着社会生活。礼节、礼仪、礼貌等就是约束规范，是用来调和社会关系的，它使社会生活有了秩序和条理，使社会成员之间和谐、团结、友好、文明，从而减少了矛盾和斗争。有些民族中的某些风俗习惯可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具有某种法的约束力。

(4)激励功能。这是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实现个人社会化功能的又一个具体表现。通过精神文化的激励功能可以激发人的内驱力，锻炼和发挥人的能力。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反映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文化总是不断激励人们创造发明、积极向上，呈现出学帮赶的社会风气。人的内驱力是一种人的个性心理的重要特征，是由自我意识所推动的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动力。由人的内驱力驱使竞争，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因此，竞争对于人的个性心理的成长有相当的好处。但是竞争意识的培养有赖于精神文化的激励功能。长期生活在激励的人文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就强，意志坚定，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反之，长期生活在非激励的人文环境中，则容易产生懈怠心理，造就懒散的行为方式，不但对个性成长不利，而且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为例，马克斯·韦伯发现，当16至17世纪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开始形成时，人们不断地积累财富，而不是把这种积累所带来的物质报偿当作目的本身；追求利润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将盈利用于再生产，并且用最有效的理性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扩大财富；这些人愿意自我约束，延迟欲望的满足，并将刻苦工作视为美德和责无旁贷的义务。这种关于工作、利润、消费的态度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究其原因是新教伦理观导致的结果。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新创了“天职”的概念，被新教徒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将世俗的职业劳动看作是神所安排的神圣使命，从而使日常的世俗行为有了宗教的意义。新教徒为了得到“神宠”，获得上帝“选民”的资格，确立了新教伦理观：即在一项严肃、辛勤、刻苦的事业中积累财富是上帝所指定的道德义务，而在奢侈、享乐、自我放纵的生活中，财富才是受谴责的。新教徒认为在现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新教徒的禁欲主义生活获得了合理的特征，他们全力消除自发的、追求享乐的冲动，摆脱对尘世的依赖，使自己的行动得到有计划的自我控制。这种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制度文化为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分配体制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地调动起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说明精神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文环境有着重要的激励功能。人文环境不仅有积极功能，即正向功能，而且有反向功能，也称为负功能。考察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并不是一直处于整合状态，非整合状态也经常发生。在某些时候，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并不总是遵守社会规范，反而，违反社会规范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说明人文环境还有非整合功能存在。社会的机会结构是一种文化安排，这种机会结构使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的方式和途径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是文化整合功能的表现；但也有一部分人通过非法的方式和途径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是文化反向功能的表现。人文环境之所以出现消极功能或反向功能，是因为：一是在人文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堕距”现象，即精神文化滞后现象。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资源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造成文化资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产生错位、差距，从而引起社会问题，阻止社会进步。一般来说，物质文化总是先于精神文化发生变迁，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也快于精神文化，两者不同步，造成差距，使某些精神文化不但起不到促进物质生产的作用，相反，起着阻碍物质生产的作用。就精神文化的变迁来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首先是制度文化的变迁，而且制度文化变迁速度快，其次才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一旦发生文化滞后现象，滞后文化对于社会整体发挥的作用就是非整合的反向功能。二是人文环境中经常存在着反文化，这些文化所发挥的功能是反方向的，非整合的。反文化是相对主文化而言的。主文化是指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对现存社会秩序起着维护、支持作用的文化。那种直接对主流文化的中心因素如价值观、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构成挑战的特殊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反文化在西方往往存在于青年群体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嬉皮士”运动就是典型的反文化，它强烈地反对已经确立的生活方式，并直接对抗关于工作、爱国主义和物质财富的主流文化。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本质上也是一种反文化。当前李洪志创立的“法轮功”是反文化的代表。滞后文化和反文化阻碍着社会发展。人文环境的消极功能或反向功能具体表现在：

第一，离散功能。与人文环境的整合功能相反，人文环境中存在的滞后文化和反文化离散功能的发挥，使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不能团结、凝聚起来，而是一盘散沙，呈离散趋势。人文环境中存在的滞后文化和反文化首先影响社会群体价值观的统一，使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规范形同空文，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各行其是，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混乱，社会各个结构功能不能协调，最终导致民族的不团结和国家的四分五裂。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抛弃新三民主义先进文化，奉行事实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滞后文化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严重落后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相脱节，落后的精神文化对整个国家起不到整合作用，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由于占主体地位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制度文化落后，对社会成员和各党派也起不到整合作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种政治势力，即坚持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坚持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坚持走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民主党派。三种政治势力除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过短暂的一致外，一直各自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导致了国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在国共两党斗争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各阶级的冲突，说明当时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缺乏整合。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文化滞后，使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党中有党，派中有派。缺乏整合的社会是没有力量的，四分五裂的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的对象。国民党败退台湾，是滞后文化离散功能发挥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否定占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信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引起了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混乱，最终酿成八九**，卷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分裂党、离散群众的消极作用。迷信的禁忌也会影响社会成员的整合。在农村城市都有少数人相信迷信的禁忌，在自己门口挂照妖镜，并对着邻居的大门，驱赶妖魔，以防妖魔入室。这样做势必造成邻里关系紧张，产生矛盾，影响整合。寡妇、鳏夫，在人生的中途失去了伴侣，本来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但有些地方却被当作“禁忌的人”、“不祥的人”，不欢迎他们参加喜庆活动，在心理上使这些人受到屈辱和压抑，不但增加了他们的孤独感，也不利社会整合。

第二，迟滞功能。人文环境中存在的滞后文化和反文化对社会进步不起促进作用，相反，起着阻碍作用，称为人文环境的迟滞功能。滞后文化和反文化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阻碍社会发展的：一是向社会提供错误的知识或过时的知识，使社会前进缺乏动力；二是破坏社会进步中各阶段和各系统的协调以及有效机构和有效制度的建立；三是阻碍社会成员之间协调关系的建立；四是引导社会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李洪志的“法轮功”反文化，危言耸听，宣扬人类即将灭亡，引导人们修炼法轮大法，脱离地球这个“垃圾站”，达到“升天”的目的；无视科学，蛊惑信徒不打针、不吃药，通过修炼大法强身健体，甚至与社会对抗，破坏社会秩序。许多信徒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失去了在现实社会积极进取的精神，成了宗教迷信的牺牲品。以迷信的禁忌为例，这是人们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行为习惯，但是某些风俗习惯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而是被传承下来，发挥着反向功能。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还有农业生产禁忌日的习俗。本来是应当耕种的日子，本来是宜耕宜种的天气，但是因为是禁忌出工干活的日子，就不能下地干活，这必然耽误农业生产季节，减少作物收成。禁忌盛行的地方，禁忌时时、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忌讳说这，忌讳做那，使得人们谨小慎微，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影响社会的发展。有些信仰原始基督教的民族，每到星期五，无论干什么，都要停下来，进行礼拜，必定影响人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从制度文化来说，相对于时刻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任何制度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如果一项制度实施后降低了社会系统的活力和适应能力，破坏了社会内部的协调、稳定关系，造成了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对社会的良性运行起破坏作用，这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就是反向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刚开始适应了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加速资本积累过程，集中国内有限资源，加快工业化步伐，缩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的要求。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官僚主义盛行、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端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社会进步，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仍然死守着计划经济体制不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三，抑制功能。这是人文环境中存在的滞后文化和反文化消弭人的内驱力的反向功能的反映。人文环境中存在的滞后文化和反文化不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创造发明，而是弱化甚至反对竞争，抑制人们的进取之心。处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人们之间不但缺乏竞争，同时也缺乏合作。由于人的活动领域和能力有限，因此，人们在竞争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往往要合作。但是不良的人文环境常常带来的不是合作，而是内耗，社会成员之间形不成合力，个人的才能得不到发挥，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般论述和个别结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阻止人们思想上的探索，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关闭了自己的思维机器，结果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发挥，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表面上似乎是公平的，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它直接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鼓励了落后，抑制了先进。在迷信禁忌较多的地方，文化的抑制功能也很明显。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活动动辄犯忌，使人无所适从，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压抑了个性，也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某些宗教文化宣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的唯心主义思想，教诲人们相信天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使处在宗教势力较大的地区的人们深受影响。

三、人文环境差异是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进入近代，中国开始了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东部地区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物质文化首先发生变迁，出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东西部的差距开始形成。东西部物质文化的差距集中表现在中国畸形的工业分布上。以1937年为例，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全国共有中资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资本总额37700余万元。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共2063家，占总数的51%。①1935年据《申报年鉴》统计：资本在千元以上的纱厂全国共92厂，其中上海占到30厂，加上浙江、江苏两省22厂，共有55厂集中在沿海，占全国纱厂的70%以上。纱厂资本总额全国为153577300元，沿海地区占资本总额的60%以上。纱锭总数2742754枚，沿海地区占70%以上。当年全国机械织布厂（兼染织在内）资本在千元以上的共500家，沿海各省有454家，只剩下46家散布于湖北、四川、重庆等内地省份。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总共18家，13家集中在上海，其余5家分布情况是开封1家，浙江1家，江苏3家。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共有5家，全部集中于上海。从机器工业看，全国总厂数146家，上海一地93家，中西部只有40家机器工业。②其他如翻砂厂、水泥工业、气电工业、火柴业、搪瓷、制革、橡胶、造纸等行业大部分都集中于沿海各地，内地工业微不足道。西康、宁夏、青海三省在抗战开始时还没有近代工业。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在1937年只有237家，③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占资本总额的4.04%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34%。从行业结构看，这些工业多为纺织、日用化工与日用电器业，而且技术水平落后，在全国无足轻重，对地方经济影响小，内地所消费的产品大部分仰给于外地，与战略物资有关的冶炼、机械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金属矿业等极少。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在东部地区基本确立，但远处内陆的西部地区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牧业是主要的经营方式，虽然西部有一些城市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这种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体内存在 ①② 国民党经济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年5月统计。

《申报年鉴》（1935年）第544、570页，文海出版社印行。③ 《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

和发展的，在商品经济中渗透着自然经济性质，西部商品经济缺乏向汪洋大海般存在的自然经济挑战的力量。西部地区商品经济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回归。商品交换的主要产品来自于传统农业的剩余产品，而不是来自于有组织地为满足他人消费而从事的商品生产。西部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既有满足大众消费的一面，但更有满足达官显贵非生产性奢侈消费的一面，商业资本向土地集中，进一步使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联系加强，使自然经济不断吸吮商品经济的血液得以继续生存。西部地区一些城市表面上商业十分繁荣，但不可能瓦解当地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手工业虽然也在继续发展，但在自然经济结构的社会中，无力揭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序幕。在物质文化的变迁中，东部走在了西部的前面。

物质文化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变迁。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文化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人们的商品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得以增强，风俗习惯也随之变迁，初步建立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但是西部地区物质文化的滞后，影响了精神文化的进步，人们仍然固守着农业社会产生的、并与西部占主体地位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以国家计划的形式大量向西部投资，前后持续了十多年，大大缩小了东西部在物质文化上的差距，西部建立了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东西部物质文化上的差距并不显得很大。1979年至1980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东部为8.25，西部为8.61，相对增长率东部为1，西部地区为1.04。以四川为例，1978年四川国内生产总值与广东相近，只比山东少40.9亿，比浙江还多60.9亿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西部的差距几乎是以几何数增长。“到1998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四川1.2倍，山东超过四川1倍，浙江超过四川1400亿元。四川的经济总量1978年居全国第6位，1998年下降到第10位。”从经济增长速度看，1981年至198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87%，同期东部地区年增长率为10.81，西部地区只有东部地区的91%。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81年至1995年期间，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由44.9%扩大到56.5%。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状况看，1988年同1952年相比，西北地区只增长了15倍，而全国平均增长了28倍。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客观上来说有历史基础的原因，区位优势的原因，也有国家的投资和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的原因，但是，除了以上客观因素，西部地区不良的人文环境是造成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如果只强调客观原因，忽视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西部地区将永远落在东部地区的后面，西部地区振兴的希望就会落空。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农业水平，交通、能源、通讯状况，资金充裕程度等不如东部地区，固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相当影响，但是不良的人文环境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机制、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以及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遵法守法的习惯，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等等构成的人文环境极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如前所述，特定地区人文环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文环境对特定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适应物质生产和现代化要求的人文环境可以极大地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良的人文环境会影响一个地区的进步。人文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精神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精神文化对特定地区的民族起着团结、凝聚的作用，但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要求人文环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产生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文环境，如果人文环境没有随着时代进步，反而停滞不前，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西部地区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环境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文化滞后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西部地区的腾飞和西部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的，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①① 2000年3月10日《光明日报》。(1)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从宏观上来看，东西部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在对人的个性认识上的差距。总地来说，东部地区较多地具备了个性自由的观念，但西部地区仍然奉行共性至上原则，只讲群体，不讲个性的观念占统治地位，制约了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和标志。现代化社会的建设，需要激发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激发这种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实现地区经济腾飞，必须要造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西部人文环境所尊崇的是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它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必然阻止地区经济发展。其二，在民主观念上的差距。东部地区适应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城市化的要求，具备了较强的民主精神，重视业缘关系，家族观念相对比较淡薄，这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西部地区家长制观念和宗法观念仍有很大的市场，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家长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三纲五常”改头换面，阴魂不散。在家行“孝”，在外尽“忠”，这种规范客观上要求人们在行动上绝对服从，在心理上盲目崇拜偶像和权威，扼杀了强调个性独立的民主精神。由于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层次低，解放初一些少数民族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家族、宗族及村寨观念浓厚，一些落后地区仍存在着父系大家庭的残余，核心家庭少而大家庭多，大家庭在分配和消费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影响了家庭成员致富的积极性，使劳动效率无法提高。西部地区家族观念浓厚还表现为重血缘关系，讲祖宗、讲家族，干活办事以家族为纽带组合，排斥外来人员，这种状况也影响到西部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现代社会要求的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业缘关系，它是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更重视成员在志趣、才能、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更容易形成合力，发挥整体作用。东部地区重视业缘关系，西部地区重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终对社会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其三，在社会结构观念上的差距。由于东部地区受商品经济的冲击早，较多地具备了平等观念，进一步解放了人的个性，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西部仍然广泛存在着与封建农业经济相适应的等级观念，滞后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本质上要求遵循等价原则，与等价原则相联系的是一般社会关系的平等。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礼治”和“理学”传统，在西部地区民众心理中形成了贵贱等级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反映了自然经济人身依附的关系，不适应西部现代化的要求。与此同时，形成了平均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主要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意识，他们把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这种落后观念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化的平等原则不仅与等级原则相冲突，而且与平均主义也是相冲突的。其四，在法治观念上的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上要求法治，如果没有法治就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目标。法治的发展水平同样也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法治表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法治建设有了相当的进步，人们初步确立了法治观念，形成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保证了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吸引了大量境外投资。西部地区不但立法滞后，而且法治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封建社会人治传统的影响依然很大，某些地方官员仍置法律于不顾，违法行事，使地区经济建设无章可循，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混乱，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其五，在开放意识上的差距。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变换以产生新的能量，来取得社会进步。今天的现代化是与高度发展的国际分工、社会分工、专业化相联系的，这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对外交流中克服专业化带来的局限性，从而使社会、团体和个人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东部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较早地参与了国际竞争和合作以及内部的竞争和合作，并在竞争和合作中发展了自己。但是，西部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结构，从地区内部来看，这是一个层层封闭的体系，家族与家族之间、村与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都隔离开来，各自为阵，以邻为壑，互相封闭。对外也缺乏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愿望和动力。从本质上讲，这种封闭状态和保守观念是西部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的，对发展西部地区的商品经济极为不利，这是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其六，在商品经济观念上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接受了西方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同时接受西方商品经济观念和思想文明成果，具备了较强的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这是东部地区走在西部地区前面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而西部在历史上的长期封闭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枷锁仍然没有完全被打破，表现为安贫守旧意识严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留恋和对商品经济体制的不理解；在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上不敢以三个“有利于”去衡量；涉及到所有制问题仍是闪烁其词；在分配方面热衷于搞平均主义，热衷于吃“大锅饭”；戴着有色眼睛看待先富起来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敢肯定，更不敢支持，而是加以压制、刁难和打击，这些与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符合的观念和做法制约了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其七，在竞争观念上的差距。竞争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法则，竞争能带来繁荣和进步，人们通过竞争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整个社会高速发展。没有竞争的社会，就像一潭死水，没有活力，也没有动力，人们就会安于现状，养成惰性。东部地区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观念，形成了人人上进，鼓励冒尖、开拓和创新的人文环境。但是西部地区人们的头脑中则讲求中庸，极端排斥出头、竞争、先富，相信“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荒谬的信条，一些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贻误了西部发展的大好时机。

(2)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比较复杂的而有系统的规范体系。与道德和习俗不同，制度是由人们自觉制定的系统的行为规范。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比较系统、具体的社会控制形式，制度可以使人们的行为纳入统一的轨道，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制度通过导向作用使人们的行为呈现出有序性。制度比科技更重要，制度的创新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东西部在制度文化上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管理制度的差距。东部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制度文化的创新带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管理方面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的职能已初步转变成服务职能，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如深圳半年公布一次“产业导向目录”，什么是鼓励的，什么是限制的，什么是禁止的，一目了然，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导向，而西部地区是等你做错了再找麻烦。深圳在企业注册方面，没有所有制歧视，区分企业不是按所有制，而是按企业的组织形式，无论什么所有制，一律都是平等的，企业生产后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了极个别的特殊商品，绝大多数的价格都由市场调节，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根据员工贡献的大小决定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水平，只要不低于法律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合法的和受保护的。企业受到完备的法律和法规的保驾护航，一旦被侵权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深圳的最大成就不是城市建设搞得好，也不是拥有大量人才和资金，而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了配套的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这是无价之宝，有了它就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西部开发中仍处于主导地位，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仍起着巨大作用，政府还没有学会和适应用市场手段管理经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很多管理部门大包大揽，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搞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所有制歧视，营造市场壁垒，抵制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其中行政审批制对西部地区发展制约最大。西部地区不少省、市、自治区政府部门承担的行政审批事项上千项，涉及生产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也有数百项。上一个项目往往要盖几十个、几百个图章，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从而失去抓住市场的最佳时机。政府不放权，不松绑，障碍了企业的发展，压抑了西部地区创业精神的发挥。西部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的不良管理，为了其部门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压抑新体制的建立。

二是法制建设上的差距。法律制度文化是否完备，公民是否守法，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法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治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对千头万绪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律，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地运转。东部地区制定了许多地方性的法规，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企业的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投资者的各项权益免受侵害，而且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保证了投资者生命财产的安全，给东部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和资金。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影响，西部地区民众法律意识淡薄，在汉族地区可以推行的法律、法规在少数民族地区就会搁浅，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边远山区受“山高皇帝远”的思想支配，违法、犯法，破坏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毁林事件层出不穷。执法不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对涉及本地区和当地人利益的案件，总是千方百计将外地人的官司判输，即使外地投资者赢了，也难以执行。“官司总是外地人输”的现象，使区外投资者望而生畏。就业问题始终困扰着西部地区，致使许多劳动力无所事事，成天寻衅闹事，偷窃抢劫，治安环境恶化，投资者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西部地区贩毒、吸毒案件普遍多于东部地区，一旦缺乏毒资，吸毒人员铤而走险，大肆抢劫、偷窃，绑架，产生大量恶性刑事案件，使社会治安恶化，影响到投资者的决心。云南、四川、甘肃近几年贩毒、吸毒呈蔓延之势，给这些省的投资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西部地区立法普遍滞后，投资企业的利益受损后得不到法律的援助。由于没有法律知识和完备的法规，许多地方官员对投资者随意许诺，但当问题出现后无人负责，互相推诿，投资者求告无门，只好撤资。西部开发必须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因此，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法制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对侵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才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到西部建功立业。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制度的差距。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看，必须走知识经济的道路。科技含量越高的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越大，获得的利润也越多。所以，深圳等沿海地区特别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采取各种措施发展高科技，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货款、人才方面给优惠政策，促进产学研联合，将企业培育成科技创新主体。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层出不穷，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西部地区虽然有众多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重并不低，但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科技创新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科技和经济相脱节，企业仍然生产过时的产品，既浪费了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又造成产品积压；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搞出来后仅是为了评职称、获奖励，停留在实验室水平，写成论文即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极大地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发展。高校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之一，但西部地区的高校科技力量也仅满足于在象牙塔中做学问，不愿走向社会为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就企业内部来看，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依靠政府，不主动寻找技术、市场、信息，不愿投资开发新产品，短期行为严重。由于缺乏科技基础，西部地区许多企业只能面临破产的境地。

四是教育制度的差距。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但要求科技创新和充足的资金，而且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科技人才在社会群体中必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是高科技的实践者。西部地区受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观念的影响，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了社会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过小，而从事简单体力的劳动力则过剩，形成庞大的失业大军，产生中国特有的民工潮，这种状况四川、陕西最为严重。由于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理解偏差，教育资金短缺，许多高中被砍掉，西部地区很多县几十万人口只留下一所高中，每年高中招生不足千人，使许多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进入社会成为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东部沿海地区特别发达地区基本上达到了十二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民办教育异军突起，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不断扩大，初步改变了办学主体单一的弊端，给当地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高校招生规模小，仍由教育主管部门下达严格的招生指标，毕业人数少，个别专业供不应求，而且很多学生毕业后又流入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人才更加短缺。民办高校除陕西省外，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几乎没有形成规模，办学条件差，教学水平低，没有自己独立的校园和教学设施，都寄居在高校体内。西部地区在师资水平、网络技术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和其他教学设备方面都落后于东部地区，不但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素质。从普通高校招生情况看，以2000年为例，浙江省省内外高等院校共招生10万人，而甘肃省只有5.1万人。从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来看，东部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北京地区高中生1.3人中就可录取1人，而甘肃是3.4人中录取1人。北京地区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是290分，而西部省、市、自治区普遍达到450分。教育制度的完备程度、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最终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地区差距。

五是人才管理制度的差距。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对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才不重视，脑体倒挂的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知识分子创造的精神产品的质量。西部地区小农经济意识浓厚，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极大地制约了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同样的人才，处在不同的地区，发挥作用的程度就不同，个人创造的价值和得到社会承认的程度也各异。西部地区由于缺乏竞争机制，用人上的论资排辈现象非常普遍，一个人被重用不是凭借才能，而是凭资历、年龄、辈份，使得人才难有用武之地。西部地区的社会环境既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人才发挥作用，人才大量流往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甚至连“麻雀”也东南飞。一个在西部地区多年默默无闻的人，一旦到了沿海地区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实现了个人价值，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反思，可见，西部的人文环境制约了人才的成长和人才作用的发挥。西部地区人才向东部地区的大量流动，使东部地区占据了人才优势，在人才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科技，带来了发明、专利、资金、知识，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西部落伍的根源之一。

六是所有制结构和市场体制的差距。据1994年统计，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东部沿海地区平均为71.3％，广东79.7％，浙江76.9％，福建69.4％，山东67.3%，而西部地区平均低于20％，云南为27％，甘肃26.5％，宁夏25.1％，青海18.6％。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出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四种经济成分发挥各自优势，“四个轮子转”，改变了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竞争、互相合作，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体制外改革推动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加快了改革步伐，进行股份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初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西部地区由于受思想观念、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所有制结构单一。在西部地区的工业所有制结构中，国有企业仍占主体地位，私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偏少。西部地区主要是国有的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由于受国家指令性计划调节，生产出的产品主要也由国家统配调出，因此，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贡献小，这些现代大中型国有企业虽然效益可观，利润丰厚，但长期以来与地方经济基本上是脱节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水平上差距更大。由于西部所有制结构单一，缺乏市场主体，再加上西部地区资金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低，除了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尚处于萌芽状态。生产资料因受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发育程度也比东部地区落后。农村仍然以单一的农业种植为主，呈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西部地区用于交换的商品极少，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体系基础薄弱和不健全，反过来又影响到商品生产，使商品生产的规模、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更新换代受到限制，阻止了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

制度文化是变迁最早、变迁最快的精神文化，西部地区制度文化的落后直接拖曳了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的变迁。

(3)伦理道德上的差异。从总体上说，由于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德体系的崩溃、中国游民文化和谋略文化对道德的双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伦理道德的摧残以及当前腐败现象、分配不公和暴富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道德实践水平都有所下降。但近年来，东部地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因为，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东部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但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要求，也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德提供了物质基础。东部地区已经开始培育出了公平竞争、诚实有信、平等交换、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热爱自然、崇尚科学、维护公平与正义等公共道德意识。而且东部地区利用其区位优势，积极吸取西方道德文化的成果。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规范。这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必须要加以吸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文化的交流、冲撞和融合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化的交流和冲撞中，必定形成全人类认同和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如生态伦理、网络伦理、科学伦理等。由于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商品经济不发达，在吸收国外道德文明方面落在东部地区的后面。西部地区在伦理道德文化方面的与东部不同还表现在：一是在汉族地区和受儒家文化较深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仍然遵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儒家传统道德是以家为中心的文化，建立在家之上的道德规范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概括。其中以孝为根本，孝是维系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就是忠，整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和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义务。在忠孝仁义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三纲五常”等具体道德要求。进入近代儒家道德体系受到了猛烈冲击，开始解体。其原因是，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人“天朝大国”的迷梦破灭，促使中国人反思中国的文化和道德，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另外，儒家文化从总体上已不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中国要从自然经济、农业经济和封建社会转向商品经济、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封闭的农业经济和封建主义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冲破家的藩篱，张扬个性，消除等级，实现平等，打破封建，走向开放，由义利并重取代重义轻利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东部地区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对传统道德的扬弃过程，继承了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如讲求信仰重于生命的精神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集体和谐的思想，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重视个人修养的思想，仁者爱人的思想等，同时抛弃了不符合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但西部地区仍然固守着儒家的道德规范。如讲求伦理至上，把追求物质利益的人看作“小人”，而把不顾物质利益、空谈性命义理的人看作有德行的“君子”，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利”来评判人的好坏、优劣，认为“为富不仁”；崇尚中庸，提倡“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与今天市场经济要求的敢闯、敢干的精神背道而驰。二是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遵守着宗教道德。宗教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伦理道德规范，各种宗教对人生的价值、意义都做出了各自的符合其教义的判断，提出了一整套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中某些规范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当宗教涉及到与道德有关的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的心灵问题时，宗教借助各种神灵的力量和天堂与地狱的巨大反差，规范人们的行为，纯洁人们的心灵，洗刷社会的污浊。宗教的道德规范对于宗教信仰者和信仰宗教的民族来说，在抑制人们的非道德行为和消除社会丑恶现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宗教所提倡的道德中相当一部分不利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是消极地对待现实，缺乏改造自然、探索自然的动力和勇气。如佛教认为欲念为万恶之源，主张去欲、无欲，以达到最高的境界。佛教自然把无欲视为是道德的，把欲念视为是不道德的，消弭了人的进取之心。总地来看，西部地区的伦理道德仍然是构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规范，已经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西部地区伦理道德文化变迁滞后于物质文化生产，阻碍着西部社会发展。

(4)风俗习惯上的差异。习俗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习惯性行为模式。其中某些风俗习惯是中性的，没有优劣之分，但是相当一部分风俗习惯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现象不科学的认识，在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变迁时，这一部分风俗习惯变迁缓慢，仍然被保留下来，影响着社会进步。东部地区因为物质文化变迁快，科学技术普及广泛，人们的素质相对比较高，促进了风俗习惯的变迁。以节日文化为例，东部地区主要居住的是汉族人民，仍然保留着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但是已经没有了春节、中秋等节日原有的意义，而是赋予了这些传统节日以新的含义，主要体现了团聚的意愿，表达的是一种情感。虽然延续了传统节日的某些形式，内容则反映的是现代化物质生产。同时，东部地区比较早地适应了现代物质生产的要求，接受了反映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新节日，如元旦、五

一、国庆等。某些新出现的节日已经失去了民族的意义，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以性别、职业、年龄相同的群体为主划分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教师节、护士节、老年节，体现了尊重妇女、尊重老人、尊重教师以及尊重护士的理念。随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西方的某些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等，首先在东部地区登堂入室，在青年群体中有了很大的市场。东部地区的节日、礼仪也开始向简单化、朴素化的方向发展，减少了浪费，节约了时间，使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生产活动，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物质文化变迁缓慢，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再加上科学技术不普及，人口素质比较差，风俗习惯的变迁滞后于东部地区，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节日繁多，影响地区经济活动和其他生产活动。仅就普查过的贵州一省来看，民族的节日集会达1000多次。虽然这些节日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交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这些节日不与现代经济生活相联系，不进行商品交流、信息交流，缺乏观光旅游的性质，则必定影响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生产活动。二是迷信禁忌多。禁忌“是人们为了避免某种臆想的超自然的力量或危险事物所带来的灾祸，从而对某种人物和言行的限制或自我回避。”除了为数不多的禁忌有合理的成分外，绝大多数禁忌都是迷信禁忌，反映的是远古的人们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自然的错误认识，是一种消极的惰性心理的体现。在西部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农耕生产禁忌，禁忌在某些日子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过年过节一般要禁止生产几天甚至一个月；在婚姻上讲求属相搭配，又提倡“亲上加亲”；在动土建筑和丧葬时选风水、选日子；在性别上重男轻女，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歧视等等。这些禁忌影响了人与人平等的交往，捆住了人们的手脚，动辄得罪，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发挥出来，影响社会进步。三是风俗习惯浪费惊人，影响扩大再生产。生活在云南省的独龙、基诺等民族有喝酒的习俗，有些农户用于喝酒的消费占全年经济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近年愈演愈烈。据1983年调查，云南德宏州三台地区拱别村十户景颇族平均每户消费酒152.5斤，人均19.55斤。他们的剩余粮食不是去卖掉，而是全部用于煮酒，个别农户用于煮酒的包谷竟达1400斤。一年四季除农忙的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吸烟、喝茶中度过。少数民族村寨还广泛存在着共饮共食的习俗。一户杀猪，全寨分食；一户煮酒，①②①

②宋蜀华：《民族学与现代化》第6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绍琼：《从德宏州三台地区看我省民族山区消费》，《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全寨共饮，猎获野兽，见者一份。往往是一头肥猪不到半天就被分光吃光。这种消费习俗影响了财富的积累，自然也影响到扩大再生产，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商品交换由于缺乏剩余产品而陷入停顿。西部地区还存在着遇事大操大办的习俗，无论婚丧嫁娶，还是生日满月、升学毕业，都要郑重其事，大操大办，遍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连续几天摆席设宴，来客大吃大喝，杯盘狼藉，浪费惊人。请客少则几十桌，多则上百桌，每桌价值400元至500元，摆百桌则耗费几万元，往往事主操办之后都负债累累，娶媳妇借的债，小孩生下几年债还不能还清，一年积攒的财富几天之内消耗殆尽。某些地方吃喝风、请客风盛行，人们为“人情”、“面子”所累，一年的收入几乎所剩无几。由于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资金被浪费，仍然重复小生产经营，形不成规模，落后在所难免。四是习俗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宗教的生活习俗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功能在人们生活习俗中的延伸。西部地区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把它的教义、教规、礼仪，通过祈祷、禁忌、节庆等形式，化解到信仰者的丧葬、服饰、饮食和娱乐等日常生活中，使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习俗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宗教习俗文化。宗教习俗文化的存在，一方面强化了落后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得到进一步延续，阻止了习俗文化的变迁。落后文化以习俗的形式得到不断传承，必然使信仰者形成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保守、守旧心理，迟滞了一个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5)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宗教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通过教规约束教徒以及信仰者的行为，起着整合社会的作用。宗教关于现世要友爱、孝道、勤奋、节俭、拯救灵魂的规定，在教徒和信仰者中间造成比较和谐与稳定的人际关系，从而为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是，宗教把人们解除现实痛苦的希望寄托于神的意志和来世，则削弱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创造热情和主动性，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东部地区由于科技发达并得到积极的传播，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少，信仰宗教的人数所占比例极低，信仰者主要是一些岁数大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对社会主流起的作用很小，对社会未来的主宰者即青年群体产生的影响不大。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趋向世俗化，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深入人心。从总体看，东部地区的宗教已经把解释自然现象的权利让位给了自然科学，把解释社会现象的权利让位给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只保留了解释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心灵问题的部分权利，宗教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在宗教信仰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一是宗教种类多，共同的地域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在西部地区有五大宗教及一些少数民族固有的各种原始宗教，各民族信仰的宗教虽然对本民族起着整合的作用，但不利于整个西部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整合。西部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的纠纷和矛盾与此密切相关，如果处理不好宗教问题，就会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造成影响，使西部地区从整体上形不成合力，西部地区就会在宗教和民族的纠纷中失去发展机遇。二是信教人数多。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几乎是全民性的，不论性别、年龄、职业、贫富、社会地位，信仰都是相同的。三是宗教影响大。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西部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非主流制度都能发现宗教的巨大影响，宗教对信仰者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宗教对信仰者的号召力和感召力甚至超过政府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如果对宗教引导不利，现代社会的文明，教育、法律、政策都无法起作用，科学技术更得不到传播和普及，从而阻止民族现代化的步伐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四是宗教文化变迁慢，存在着宗教文化滞后的现象。宗教总是随着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迁，但是西部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造成宗教文化变迁缓慢。某些宗教不但用宗教解释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心灵问题，而且用宗教解释社会现象，甚至仍然用宗教解释自然现象。宗教的解释功能并没有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所取代，使某些少数民族与现代科学技术无缘，使整个民族落伍。五是某些宗教信仰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如有些民族在宗教活动中，一些家庭每年仅酥油就要用去200多斤，有些家庭把成群的牛羊用于宗教活动，积累意识淡薄，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六是消弭人的进取精神，强化了信仰者的惰性心理。绝大多数宗教的教规都要求信仰者安于现状，逆来顺受，不要以暴抗恶，一切祸福都听从神的安排，只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受苦受难，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得到永恒的幸福。把一切寄托于来世，使信仰者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从事宗教活动的时间多于从事经济活动的时间，势必影响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篇：产业集群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规划及品牌打造

产业集群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然而由于产业集群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集聚为主，进入门槛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产业集群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成为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面对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出现的问题，产业集群升级势在必行。通过产业集群升级可以有效解决产业集群路径锁定和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高价值环节攀升、应对集群风险、应对外部压力等问题，增强集群竞争力，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达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目的，维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产业集群升级带来的良好效应，推动了产业集群升级理论研究的进展。综合以上分析，产业集群升级的内涵应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产业集群内部产业组织结构的升级以及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是在全球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视角的外演式升级。总之，产业集群升级应该是产业集群利用自身优势，一方面积极加强内部合作，发展内部网络，另一方面适应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获得更多附加值的活动。

区域品牌是与一个地区的产业及特色分不开的，是某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某一优势产业，经过努力而形成或创建的为该产业内企业所共同拥有的在产业市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的品牌、形象或商誉，是区域内产业、企业、产品或服务及其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表现。区域品牌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区域性，一般限定在一个地区或一

个城市的范围内，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如地理特征、自然风貌、人文历史渊源和资源优势等；二是品牌效应，它能够诱发人们的联想，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较之单一品牌更利于培养市场偏好，更易于增强企业和区域的竞争力，同时获得更广泛、更持久的品牌效应；产业特色，它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是区域产业个性特色的反应载体，体现了本地产业的特色，这种特色往往不容易被模仿与复制而成为区域的代表。

区域品牌是随着产业集群的产生、成长而逐步形成的，它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是塑造产品和服务文化理念的重要体现，代表了区位企业的形象和产品的声誉（喻卫斌，2004）。同时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品牌的形成、有利于区域品牌的维护（涂山峰，曹休宁，2005）。

品牌发展是一项从内到外各主体分工配合的系统工程，应充分发挥各方力量积极建设发展产业集群与品牌。

（一）强化品牌意识

通过宣传教育，培养锻炼一批有创造性、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提高产业集群中企业家的品牌意识，在培育名牌产品，名牌企业直至名牌产业的同时，塑造一支优秀的企业家团队，并使他们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加强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培养合作的文化氛围，形成共同建设区域品牌的强烈意识［5］。采用形式多样、创新与实效并重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和企业形象。将有效的品牌传播资源与产业集群

区域优势相融合，围绕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来进行诉求，保证产品包装、平面形象、终端道具的一致性，保证空中、地面的统一诉求，有效实施品牌传播。

（二）制定产业标准

品牌标准应当是以国际化为立足点，以产品质量、原材料管理、生产管理、销售服务、形象标识和人员培训的全面标准化为技术性支撑，以历史文化为重要内涵的。［5］制定品牌标准时可以是政府引导、行业协会具体抓、名牌企业挑大梁。该品牌可以共享，并得到法律保护，进行市场化运作则以品牌经营为核心，以授权使用、有偿使用为主要交易方式来推进实施。在推动标准的工作上，政府不能缺位。浙江省各地政府在鼓励企业争创品牌方面，提供有效的外部保障和内部激励，为品牌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基础设施保障。

（三）建立总部经济

建立一个服务于整个企业集群的总部经济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工艺设计中心与信息平台，是公共性的省级综合性工程中心。［5］大的企业可在里面设工作站，而政府是其主要支持者。它有三项职能：一是加强对工艺和设计技术的研究，建立权威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设计、制定和定期修改各种相关标准，推进标准化工作的逐步国际化；二是帮助中小企业节省大量研究开发费用，增强吸引更多创新企业加入集群的凝聚力；三是搭建国际交流、共享资源的信息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并做好动态信息发布，定期举办一些高层次的国际交流和人员培训活动。通过“总部经济中心”，可使区域内的企业最低成本地

共享工艺改进和信息交流等。

（四）加强品牌保护

在品牌发展过程，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管理者，它的任务是负责对品牌的商标注册、价值评估和建立对品牌所有权的分配、补偿与利益约束机制，让“所有者”归位。政府在引导产业集群发展时，不宜轻易干扰市场和竞争，而应从公共资源(包括软环境)的供给上加强市场的力量，要寻找制约企业品牌发展的体制、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因素，着力加以改进，如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设法解决教育培训方面的问题，完善维护品牌的政策、法规，严厉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约束企业“搭便车”行为，防止集群内成员企业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保护品牌声誉不受损害，保障品牌长久存在，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发挥中介功能

中介机构（包括行业协会、商会、专业服务机构等）也应在品牌建设中发挥其特有的服务功能。浙江省各地行业协会和商会应加强品牌的营销工作，注重市场信息收集，开展市场调查、技术培训、交流市场信息，提供商务、技术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打破各种市场壁垒，维护行业利益。同时，行业协会、商会要开展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制定实施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和指导企业的竞争和经营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维护竞争，在促进本地企业发展的同时增强集群的国际品牌力。专业服务机构可通过提供信用担保、市场开拓等服务来加快企业的成长，通过提供筹融资服务、创业辅导来培育浙江产业集群区域品

牌。

(六)深化地方政府作用

政府作为区域品牌的所有者，应统筹建立基础标准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国际标准, 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从自发创牌到自觉创牌的转变。应鼓励产业资源整合，以龙头企业为支柱，整合产业链条，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5］在国际化进程愈演愈烈的时期，要给予品牌企业在财政和税收等各方面的倾斜和支持，对于开发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企业，可以进一步降低其贷款利率，还可以用风险投资、持股资助等方式助其拓展海外市，为区域核心品牌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