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庭小说的恶妇描写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

第一篇：明清家庭小说的恶妇描写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

明清家庭小说的恶妇描写及其文化成因

——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

许芝丹

摘要：明清时期是中国家庭小说繁荣阶段，出现了《金瓶梅》、《红楼梦》等一批杰作，广泛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面貌及多种人生图景。在这些丰富的人物画廊中有一批性格特异的恶妇形象，她们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令人侧目。恶妇群像的出现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

关键词：家庭小说；恶妇形象；文化成因

Famil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vels Described the Evil

Woman and Cultural Causes ——For the Center with“Jin Ping Mei”“Xing Shi Yin Yuan Zhuan”“Hong Lou Meng”

Xu Zhidan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family novel prosperity stage, the emergence of a “Jin Ping Mei”, “ Hong Lou Meng ”and a number of masterpiece, widely reflects this period of social life and face life together.In these rich characters gallery in a group of character specific evil woman image, they rampant, narrow suspicious, good Aaron paradox, remarkable.The evil wom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group should be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history, the feudal marriage system and their own character flaws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historical cultural causes.Key words: Family novel；Evil woman image；Cultural causes 家庭小说，是指通过人物的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家世）的兴衰荣枯来反映社会人生，反映某一时期社会生活本质的小说。[1]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家庭小说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小说这种艺术体式的萌芽时期，但由于中国文学前期叙事文学不发达，一直到《金瓶梅》的出现，家庭家族小说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金瓶梅》开始完整地描写家庭环境，第一次用丰富多彩的画面描绘出形态完整的家庭场景。在它的影响下，《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蜃楼志》相继地产生了对家庭环境、家庭场景进行了完整描写的小说，使明清小说创作增添了家庭家族小说这一新类型。

明清其它类型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中，女性一直未曾被重点描写过，即使有一些，也是无足轻重。《三国演义》的女性角色相当稀少且面目模糊；《水浒传》的女性也只是对男性故事的点缀而已。但从《金瓶梅》开始，家庭小说以一系列女性的命运来进行小说的设计，女性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出现在小说中，开始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视角。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明清家庭小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成海霞《明清家庭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刘畅《明清家庭家族长篇小说的文化解读》等。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这些丰富的人物画廊中有一批性格特异的恶妇形象，她们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令人侧目。恶妇群像的出现应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封建婚姻制度及自身性格缺陷相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

一、明清家庭小说恶妇形象特点

家庭小说主要取材现实生活，描写家庭见闻、日用起居这一类家庭琐事，包括生日、宴会等家庭活动，也有家庭内部无休止的矛盾斗争，如妻妾矛盾、夫妻矛盾等等。在人物描写上，家庭小说对家庭中的女性特别关注。可以说，直至家庭小说的出现，女性才有了自己活动的天地，才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才有了丰富的性格。无论是打情骂俏，还是争风吃醋，她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明清家庭小说主要刻画了这样几类女性形象：一类是遵守封建妇德规范的传统女性，《金瓶梅》中的吴月娘，《林兰香》中的林云屏等，她们都是“以柔顺贞静为专德”[2]的传统女性。一类是泼悍奇妒的女性，《金瓶梅》集悍、妒、淫于一身的潘金莲，《醒世姻缘传》中对丈夫用尽一切手段的薛素姐，《红楼梦》中见识粗鄙、无事生非的赵姨娘等。一类是才识俱佳的女性，《林兰香》中的德、才、色兼备的燕梦卿，《红楼梦》雍容闲雅、大方得体的薛宝钗。小说从各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她们的个性、欲望和才能。这几类女性中，泼悍奇妒这一类女性是在其他类型小说中很少见到的，她们有着与传统女性不同的特点：胆大妄为、狭隘多疑、乖伦悖理，读者论者习惯将这类女性形象称之为恶妇。

1、胆大妄为

明清小说中的恶妇性格首要特点是胆大妄为。胆大妄为主要是指做事不经过思考，毫无顾忌的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完全违背了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

潘金莲的胆大妄为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她不仅仅是辱骂他人，更狠毒的是 制定计划，一步步的将人置于死地。潘氏在王婆的挑唆下杀害了武大，之后又逼死了宋惠莲，最令人发指的是她设计杀死幼儿官哥。

潘金莲养了一只猫，这猫喜吃生肉，金莲常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食之。训好后放入瓶儿房中令扑挝官哥，将其諕死。（第59回）

李瓶儿不久也伤情而亡，潘氏训一猫而送母子二人性命，能行这样的计划的人古往今来能有几人？古人云：“歹毒不过妇人心”，也就是潘氏这样的人了，她的狠毒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

薛素姐的胆大妄为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就是她对丈夫的态度上，为了管束花心的丈夫狄希陈，素姐可谓用尽各种招数“扭肩膀，拧大腿，掏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样样演试，拷逼的狄希陈叫菩萨，叫亲娘”（52回）。在封建传统观念中，妻子应该顺从丈夫。薛素姐不仅对丈夫不顺从，还对丈夫又打又骂，完全与传统相背离，可见薛素姐的胆大了。

赵姨娘在贾府这个大家庭中是贾政之妾，算得上是二等主子。但她总想着为自己和贾环争得家政大权，采用下作歹毒的法子，买通马道婆作“魇魔法”，欲置贾宝玉与王熙凤于死地。她急切地对马道婆说：“你若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就不怕不是我环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是？”夺嫡的希望，变成了大胆的行为。《红楼梦》第25回细写赵姨娘与马道婆密商诡计，签字画押，终于达成协议：

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又有欠契，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然后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两个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千万小心，不要害怕。”

“法术”把凤姐、宝玉弄得神魂颠倒，疯疯癫癫，“登时园内乱麻一般”，“赵姨娘、贾环等在外面假作忧愁自是称愿”。就在贾宝玉奄奄一息，贾府上下“油煎火燎”之时，赵姨娘又抓住机会，以关心为名劝告贾母，显然是迫不及待了。

赵姨娘在旁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的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一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明为劝告，实则绵里藏针，暗隐杀机。毒施“魇魔法”是最能表现赵姨娘胆大妄为的。

所以说，这三位女性虽然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她们都有狠毒的心肠，大胆的行动，是不遵守传统道德的，是受到人们批判的。

2、狭隘多疑

潘金莲、薛素姐、赵姨娘这三位女性都有内心狭隘、性情多疑、嫉妒成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妻妾关系上，心怀机诈。

潘金莲性情多疑，心怀机诈，在藏春坞山洞外偷听宋惠莲，在翡翠轩偷听李 瓶儿。为达目的，她用尽手段，颠倒黑白。与孙雪娥口角，即“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单等西门庆来后放声号哭告状，使孙雪娥一顿暴打。第七十五回中吴月娘对她有段很贴切的评语：“在前关干的那无所不为的事，人干不出来，你干出来了。她台灯不照自己，还张嘴说人浪„„曲心矫肚，人面兽心。我洗着眼儿看着她，到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儿死哩。”

薛素姐也丝毫不比潘氏逊色：

狄希陈一日在房檐底下，看见调羹揉的眼红红的，从那里走来。狄希陈上前询问。谁知他二人立在檐下说话，人来人往，那个不曾看见？却有甚么私情？不料素姐正待出来，看见二人站着说话，随即缩住了脚，看他们动静。说了许久，狄周媳妇走来，问调羹量米，三人又接着说了话。素姐走到跟前，唬的众人都各自走开。素姐发作到：“两个老婆守着一个汉子，也争扯得过来吗？没廉耻的忘八淫妇！大白日里没个廉耻！狄周媳妇子，替我即时往外去，再不许进来！这贼淫妇，快着提溜脚子卖了！我眼里着不得沙子的人，您要我的汉子！”

本来就是很普通的谈话，人来人往，都看见了的。在素姐那里就变成了不正当的事情，素姐先是躲在旁边看，然后走出来骂。其实，素姐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是凭自己的猜想，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由此可见素姐的狭隘多疑。

赵姨娘也同样如此，第六十回赵姨娘大闹怡红院足见其狭隘多疑，贾环向芳官要蔷薇硝，芳官因是好友蕊官所赠，所以不愿意转送给像贾环这样的人，便听从麝月的主意把茉莉粉给了贾环，贾环兴兴头头地给了彩云。当知道不是蔷薇硝时，贾环并不计较，反而笑道：“这也是好的。”赵姨娘却无中生有、借机发作。她先是愤愤地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仇„„”接着又挑唆道：“乘着抓住了理，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这位泼妇似的姨娘在不绝的恨骂声中真的去找芳官算账去了。路上遇到夏婆子的一番风风火火的挑唆，一见面就把茉莉粉摔到芳官脸上，还臭骂、暴打了芳官，激起了丫鬟们的愤怒，联合起来反击赵姨娘，并扭打在一起，上演了“大闹怡红院”的丑剧。

本来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可赵姨娘不这样认为，她从自身出发进行联想，越想越严重，想到怡红院里的下三等丫头都欺负自己，使她怒火中烧，不大闹一场，难解心头之恨。大闹怡红院反映了赵姨娘搬弄是非，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恶妇特点。总之，她们都是心胸狭隘，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容不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一丁点儿的损害。

3、乖伦悖理

中国古代讲究伦理道德，特别是对女性，提出了很多的道德规范，如在中国古代的妇德教育中，“三纲五常”是女子从小就接受的教育。在《醒世姻缘传》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慈子孝的关系，而是背叛、亵渎、扭曲、伤害等关系。薛素姐把传统孝道践踏的体无完肤，表现出对“三纲五常”的极端蔑视。

薛素姐打骂丈夫：

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陈脸上兜脸两耳拐子，打的那狄希陈半边脸就似那猴腚一般通红，发面馍馍一般暄肿。狄希陈着了急，捞了那打玉兰的鞭子待去打他（素姐），倒没打的他成，被他夺在手内，一把手采倒在地，使腚坐着头，从上往下鞭打。（48回）

等得狄希陈出寄姐房来，从后边一把揪住衣领，右手把一烫斗的炭火，尽数从衣领中倾在衣领之内，烧得个狄希陈就似落在滚汤地狱里一样。（98回）

“夫为妻纲”是传统的家庭道德规范，但薛素姐不仅不把丈夫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而是坐在了丈夫的头上鞭打，完全没有一个作妻子的样子。她将炭火到入丈夫的衣领中，这不仅仅是违背道德，更是对人身的虐待与伤害，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素姐还忤逆公婆，素姐鞭打丈夫，婆婆救子心切，却不想素姐起了杀心，夜晚趁着公婆睡觉时，想放火烧死他们。她训斥婆婆，当着婆婆的面骂丈夫是“有老子生没老子养的东西”（52回），把婆婆气成半身不遂。公公纳妾，她骂道：“没廉耻老儿无德，鬓毛都白了，干这样老无耻的事。”她唯恐公公的妾生个孩子分家产，昼夜算计要阉割公公。最后公公被她气死（76回）。可见，素姐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更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潘金莲勾引武松，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显然是违背伦理的，结果遭到武松的拒绝，却反过来诬陷武松调戏她，从这里就可以初步看出她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里。当武大捉奸，西门庆慌忙中躲在床下面，潘金莲说道：“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纸虎也嚇一交。”硬是煽动西门庆飞起一脚踢中武大心窝。此处可以看出，潘氏根本就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完全将“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抛之脑后，这里进一步说明她对道德的违背。更有甚者，她还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

那妇人（潘金莲）先把砒霜倾在盏内……将那药抖在盏子里，讲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簪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哎”了一声，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的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5回）这便是潘氏杀武大的全过程，由此可见，潘氏不仅是对伦理道德的蔑视，更是一种犯罪，这在现在社会都是杀头的死罪，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潘氏都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足以看出潘氏的乖伦悖理。总之，这几位女性的行为不仅仅表现出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蔑视，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二、明清家庭小说中恶妇形象的文化成因

明清家庭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恶妇形象，这样的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1、个性解放潮流引发个人欲望膨胀 明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的市民力量得到了最初的发展。这种变革的新动向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肯定“人欲”的思想潮流。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不仅仅是针对男性，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个性的解放。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封建传统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催醒了女性的自由意识。明代的正统哲学是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到了明中叶以后，王学崛起，指出“人欲”就是“天理”，“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3]，王学主张满足个人的自然要求，是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说教相对立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有个性的女性形象。《水浒传》中的“巾帼英雄”，如孙二娘，扈三娘等，她们机智勇敢，有自己的个性。高濂在《玉簪记》中写到的陈妙常，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们为了爱情不惜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林兰香》中才华出众的燕梦卿。这些女性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女性，她们在要求个性解放上面是积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的。但潘金莲，薛素姐和她们不同，潘金莲要求的个性解放主要是性的解放，且是过分的追求，她为得到西门庆的专宠，极尽谄媚奉迎之能事，甚至帮助西门庆与宋惠莲、李瓶儿偷情。她是纵欲的，消极的。薛素姐是对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欲求，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但素姐都没有保障的，因此对生存危机就处于严重的焦虑状态，也就造成了个人欲望无休止的膨胀。这些恶妇不把伦理纲常放在眼里，敢于殴打丈夫，忤逆公婆的恶妇。她们都自觉或不自觉的要求个性的放纵，为此不惜和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恶妇的骂名。

2、封建家庭伦理激起多重不满和反抗

中国传统婚姻道德中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男尊女卑。在周代官方就提出了对妇女“四德”的要求：“女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4]对妇女“四德”的要求，实际上已把女性置于被支配、被约束的地位。

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伦理规范也随之加强，夫妇伦理也最终发展成夫尊妻卑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即“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三从”讲女性的一生置于父兄、丈夫、儿子的监管之下，“四德”要求女性一生以顺从依顺丈夫、成为贤妻良母为职志，如若不然，则唯有被休弃一条路：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 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嗣也；淫，为 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5] 在这样的伦理规范中，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已失去了自主权，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

按照封建家庭的性别分工，“家庭”是女性主要的活动空间，她们在丈夫的 管辖下负责料理家务、服侍公婆、传宗接代等工作。女性的自由是被限制的，“家庭几乎是专门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6]，可见父系社会关于妇女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都是为了约束女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约束和压迫下，出现了众多背离传统的恶妇形象。她们不事丈夫，不事姑舅，对家庭伦理中敬顺、无违的为妻和为媳之道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在小说中多有反映，如《聊斋志异》中的尹氏，丈夫“少降之，辄以鞭挞从事”，让他“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惹得“观者填溢”；将年逾六旬的公公“以齿奴隶数”，“衣败絮，食粗粟”。[7]江城对翁姑的话“柢牾不可言状”，别说晨昏定省，还敢当着翁姑的面捶打丈夫，逼得翁姑只好“别院居之”。臧姑“役母若婢”，“涤器洒扫之事皆与焉”[8]，婆婆卧病之时，她不仅置之不理，甚至还不许丈夫前往探视。《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嫁入狄家后，家中再无宁日可言，不是打骂汉子，便是忤逆公婆，又打丫头，骂父亲，逼得薛教授说：“我没这个闺女，从此以后不许他进门。”(48回)她不但不许狄希陈与使女勾勾搭搭，设置种种严刑酷罚，就连公公娶妾，她也唯恐调羹生了儿子夺了她的家私，日夜算计要为公公去势，处心积虑要加害调羹(58回)。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夫多妻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一名男子除了正妻之外，还可以纳多名女子为妾。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中具体解释道：

妾来源有出于犯罪者，有出于购买者，有出于私奔而不备礼者；其中除奔则为妾，有近于“姘外”，大都与后世婢类无异。然因周创宗法，严嫡庶之别，儒贵正名，为妻妾之判，于是一夫多妻制中之次妃副妻，媵制中之正媵及侄娣，皆一律称其为妾。[9] 随着妻妾数量的增多，人性的占有欲以及爱情的排他性使得家庭的日常相处变得困难起来，妻妾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如《笔生花》中九华出嫁后，其母花氏(二房)僭正妻之权会亲家也曾引起嘲笑，甚至带累女儿在夫家饱受折磨(7回)。由于妻妾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小妾的不满，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她虽是妾但处处与王夫人做对，并将王熙凤、贾宝玉视为自己争得家权的障碍，通过“魇魔法”加害他们。

与传统贤良女性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主动认同、遵守不同，恶妇们是以一种泼悍的极端方式在争取自己基本的生存需求了，对传统女性应遵守“妇德”规范来说，这就成为社会难容的“变态”行为了。

3、性格缺陷导致恶妇人性扭曲

“嫉妒”一向被认为是一种最古老、最顽固的“女性病”，父权文化视“妒”为女性特有的偏狭症，把它作为论证女性为劣等性别的理由之一。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中，妒忌是女性的恶德。在两性关系上，明确规定“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从夫，死从子，无所取自遂也”，也就是说女性对丈夫要绝对的服从，不能对丈夫出言不逊，更不能凌驾于丈夫之上。但在明清家庭小说中有许多的女性根本就不在乎封建礼教的道德传统，尽情发泄自

[10]己的嫉妒之情，表现出对传统要求的蔑视。爱情本来就具有独占性，不希望自己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配偶，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随着婚姻形式的不断变化以及父系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嫉妒逐渐成为一种病态。“妒原是爱的极致, 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中, 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但在奴视女性的时代, 妒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反抗, 且只能引起对手方的反感, 被视为‘恶德’。” [11]

尽管历代都将妒忌列入女性的“七出”之条，但仍有不少女性，为了生存，为了追求自由违背社会道德，成为社会所不容的恶妇，她们抛开“三从四德”，冲破封建传统道德伦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获得人生的自由，不断反抗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这样一来，就会做出许多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她们人性的扭曲。

在传统伦理道德中，淫邪与嫉妒同样是女性的缺陷之一，而且这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姑妄言》中作者借老道之口说道：

妇人未有而不妒，妒而未有不淫者。若果能遂他的淫心，那悍妒之气自然就渐渐消磨下去。居士试想，任你万分悍妒的妇人，他到了那枕席上心．满意足的时候，可还有丝毫妒之气否?皆因不能饱其淫欲，使忿怒之气积而成悍。阴性多疑，以为男子之心移爱与他人，故在他身上情薄，此人一起，悍而又至于妒。(十五回)可见，淫、妒是密不可分的，《大戴礼记·本命》就说“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将二者同等视之。表现淫妒乱家逻辑的首推《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对女色之种种危害发表了许多感慨，诸如“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等诗不断见于纸端。在封建社会看来，妇女犯淫、肆妒，是破坏家庭的伦常秩序的，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明清家庭小说塑造的恶妇形象表现出了对伦理道德自觉或不自觉的背离，她们是“异常”的，她们的行为对男权社会制度产生了冲击和动摇。她们的出格表现从表明封建末世道德沦丧的现实，以负面形式反映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

参考文献：

[1]成海霞《中国古代家庭小说专学建构的可行性报告——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系列论文之一》,《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5卷第9期，第64页。[2]成海霞《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26卷第6期，第70页。

[3]李心壮《明儒学案·下》，正中书局，1945年，第363页。[4]佚名《周礼·天官·九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5](清)王聘珍《大戴礼记·本命》，《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页。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页。

[12] 8 [7]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马介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8]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珊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9-63页。[9]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40页。

[10]高明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7页。[11]陈东《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77页。

[12]（明）兰陵笑笑生《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上》，齐鲁书社，1991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