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观察者网按】12月21日，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论中共政治与改革，引发强烈争议。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的回应文章是各类争议中较成体系者。这篇《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颇具锐气，以汪晖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为表，以“阶级斗争”思想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种典型看法。
之后，寒竹先生对此从理论性高度做出回应，不仅开启媒体层面少有的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的严肃辩论，而且将中共代表性作为问题公开讨论。
之后，王琪同学继续舍我其谁再次回应，批评寒竹文章中的全民党不可能存在。虽然这篇文章将主张瓜分国企产权的吴晓波先生的眼泪引为同道，因而影响其思维的一致性，可能引起读者的困惑，并且援引早已经被辟谣的媒体新闻作为了解社会的论据，但其赤诚之心和理论坚持比暧昧的学院派更能将问题带入视野。
对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应，集中讨论西方政党的伪阶级性与中共的代表性问题，并希望借此讨论令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读者对于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时，独立学者凌魏行长期研究西马，关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此番也撰文参与探讨，拓展讨论的面向，欢迎各方继续参与。
在前文发表后，范勇鹏、文杨、寒竹三位老师先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讨论，对前文的观点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和批评。范勇鹏老师认为，李世默和汪晖分别站在了“绩效合法性”和“实质正义合法性”两个维度提出问题，而这两个角度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补充。文扬老师在《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中认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对化处理，拒绝任何极端和二元对立化倾向，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则直指争论的核心“去政治化”问题，对西方式话语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几位老师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笔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本文以寒竹老师的文章为例做出回应。
一、“去政治化”理论能不能解释西方政治？ 寒竹先生认为，当汪晖和笔者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了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他认为，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接着他继而以福山对美国的论述为例，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
合乎实际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观察者网最近翻译的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
这篇文章看来，传统“左派”政党曾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尽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义意义上）的，但是在当今西方各国政坛，曾经的“左派”政党都或被迫或主动接纳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都只会在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减福利、解除管制、打压工会等），而不会做出有利于下层民众的转向。这篇文章正好为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党趋同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注脚。
如果寒竹觉得福山生活在美国，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要比汪晖更为熟悉，那么笔者就引用两位生活在美国学者的观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在美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政党一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基本工具，一个人抛弃他的政党，就像抛弃他的宗教一样痛苦。但是，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罗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政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政党总是叫人觉得有点相似，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上有大量雷同之处，大选通常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美国的许多政治学家担心政党变得如此虚弱，难以发挥它的必要的保持政党体系正确运转的政治功能。”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欧，那么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传统的工人政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它们各自的纲领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种纲领性文件中，一直还保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张和口号。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溃败的局面下，各国社会民主党也纷纷转向，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主张和纲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90年代末执政后，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执行了比右翼政党更加激进的私有化方案，进一步瓦解福利制度，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社会分化，和右翼政党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不仅是英国，在德国、意大利等国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以上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了广泛的“政党趋同”的“去政治化”现象。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跨党投票都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当然不可否认，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不同政党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就是“1%”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闹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但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会改变1%统治“99%”的局面。
二、“阶级党”还是“全民党”？
在文章第二部分，寒竹转向对中国国内的分析。寒竹认为：“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政治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理论问题。在寒竹看来，西方和中国关于“政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而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准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和“小人党而不群”的现象。
标榜“全民性”和实质上是不是“全民性”是两回事。不论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怎么自我认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从来不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政治，而只是一小部分压迫大多数人的阶级政治。这种作为“公共性”和“全民性”的政治在中国古代就从来不存在。
从这种中国式“政治”出发，寒竹进而认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我认为，这段话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论。
中共的政治理论认为，在存在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代表对立双方的“超阶级”、“全民”的政权和政党。一切剥削阶级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合理化，这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不论是寒竹说的中国传统政治，还是现代西方“去政治化”的政党，都是这样。马克思曾嘲笑说这种不属于任何阶级、代表一切人的思想和政党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与之相反，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是作为一个“part”的政党而存在的。共产党不可能同时代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领导工人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维护工人的权益，直至最终消灭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切都是在针对资本家的浴血抗争中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之所以还依然存在，是因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中还残存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社会生产关系还没有实现彻底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证明），此时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随着阶级和阶级产生的条件逐渐消亡，共产党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共产党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这是毛泽东曾明确表达过的观点。在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超越“part”的“全民党”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一旦有可能代表“全民”的时候，那说明阶级和阶级统治已经不存在了，政党本身也就消亡了。
共运史上出现过两种“全民党”。一种是继承了伯恩施坦衣钵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以此来掩饰自己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逐渐趋同的现实，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全民党”，这种自我标榜的“全民党”实际上不仅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党，而实际上变成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统治广大工人阶级的工具，苏联的解体就是特权阶层背叛工农的最终结果。所以这些政党表面上说是要超越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变成资产阶级的同谋，不仅不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反而是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变成了少数人的党。如果一个共产党宣称自己成为了“全民党”，那么这个政党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寒竹先生虽然区分了西方式作为“part”的“政治”和中国式作为“全体人民”利益体现的“政治”，但仔细分析这两种“政治”我们发现，寒竹的中国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义的，本质上是用超阶级的“全民”话语来替换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而这种替换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是完全不符合的。
三、存不存在“代表性断裂”？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事实问题。寒竹认为中共不存在汪晖所说的“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他说：“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那么事实到底如何的？
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工人阶级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是大多数严肃地面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人都必须承认的命题。在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几千万老工人下岗、买断、失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钢的琴》这部电影表达了数千万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忧伤：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摘自吴晓波：《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国企老工人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正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九十年代之后，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国企管理层的大面积腐败造成了国企大范围的亏损，可是最终的代价却由这些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来承担，他们忍受着“懒汉”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岁的年纪被抛弃到市场上（私企只接纳30岁以下的劳动力），一句“从头再来”轻轻抹去了这背后的苦难和伤痛。而国企亏损的直接责任人——腐败的国企管理层不仅没有任何的惩罚，却摇身一变，在改制的过程中空手套白狼，鲸吞国有资产而变成耀眼的“民营企业家”。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又诞生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亿多新工人。他们必须每天像机器一样劳动十小时以上才能挣得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流水线吞噬了他们汗水、青春和梦想，却换不了在城市里最低限度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诗人这样写道：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 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 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数亿工人阶级的基本现状。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离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太远了，他们完全想象不出在这些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每月两三千元工资、住着城市贫民窟、像机器一样干活的工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与知识精英一样，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抱着“唯GDP”的理念，为了片面的经济发展与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资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资本一本，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代中国工人甚至遇到了马克思都没有遇到过的“未解难题”。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还只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拿走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如今中国的建筑工人却频频遭遇讨薪难题，一年拿汗拿血换来的辛苦钱一分都拿不到，甚至到了连总理帮忙讨薪都无法禁绝的程度。在去年12·13事件中，讨薪农妇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领导阶级的维权之难，难到总理都解决不了，难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代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都被“去政治化”的话语给消解了，变成了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团和资本绑架的行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们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共产党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了“民族复兴”的“大局”必须付出牺牲，为了“全民“的利益必须付出代价。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开打出了“剥削越多越欢迎”的口号，赤裸裸地背叛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为了资本的利益让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自食其果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几乎被撕裂的社会里谈论“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么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在“去政治化”的话语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强盛的中国，可是这种话语恰恰遮蔽了数亿农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以及这种牺牲背后的“代表性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埋下了隐患。
习近平最近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要求两百多位县委书记观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与美国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苏联当时的国力不可谓不强盛；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联仍然是一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经济不可谓不发达；苏联共产党作为列宁亲手缔造的党，作为一个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作为一个号称超越了狭隘的“part”的“全民党”，其执政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在其亡党亡国时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上千万党员作鸟兽散，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对“代表性断裂”的现实，才有可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第二篇：李世默：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全文)
李世默：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本文摘译自2013年6月13日TED全球论坛上题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作者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
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
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
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
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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