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第一篇：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当时应进士举者 “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卷下）。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一代文宗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权德舆（７５９～８１８），字载之，历任要职，并做过两年宰相，兼有政声和文名，“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本传）。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曹丕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论文》）。然微之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佳话。辛文房亦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唐才子传》），元稹初期作品在写实风格和音律方面都深受白居易影响，宗法其新乐府诗歌和讽喻写实的诗歌创作之风，在两者订交后，又以相互间的唱和而闻名。

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字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７９３）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８０６）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５３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元和四年（８０９），他读了李绅写的２０首“新题乐府”后，写下１２首和诗。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８０６），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８１０），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他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这种文学思想，从积极的一面看，可以促进文艺关注社会，反应现实，为民请命，对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观点功利色彩过重，把诗看作纯然的社会政治工具，可能导致对艺术性的忽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应该是基于善的一面，也是由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所决定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述《元白诗分类》时，提及：“樂天与元九書乃元和十年十二月在江州司馬任內所作，而微之叙詩寄樂天書，據其中‘今年三十七矣’及‘昨行巴南道中’之語，知亦作于元和十年道通州以後。雖其作書之時與樂天此書約略相近，然微之既自言其詩分爲十體，共二十卷。乃年十六即貞元十年至年三十四，即元和七年之間之作。又言，‘元和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則是微之寫定其成爲十體二十卷„„”，他把微之（即元稹）的诗分为㈠古讽，㈡乐讽，㈢古体，㈣新题乐府，㈤七言律师，㈥五言律师，㈦律讽，㈧悼亡，㈨五七言今体艳诗，㈩五七言古体艳诗十类。其中讽喻诗和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理论不谋而合，元白的讽喻诗对于针砭实事，呈现事实风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了坎坷多艰的命运。

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①。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所谓唱和，就是你赠我酬，我唱你和。据古籍资料显示：元白通江时期(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至十四年三月十日)的唱和诗计79首。其中白居易42首(不包括其酬和元稹江陵时诗《放言五首》)，元截诗37首。在这些唱和诗中，元白对应唱和共有24个诗组，计诗81首(其中次韵相酬21个诗组，计诗55首)，仅有白氏寄赠而无元氏答酬的诗歌12首，元氏有寄赠诗而白氏无诗答酬者6首。就白居易来说，有元稹对应唱酬诗30首，另12首现存元集无元棋对应唱酬诗，就元稹来说，答酬白氏的诗篇31首(其中次韵相酬27首)，另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上寄乐天》、《得乐天书》、《相忆泪》、《寄乐天》、《凭李忠州寄书乐天》6首寄赌，而白氏似无诗酬和。除诗歌外，俩人来往书信三件:即元和十年六月镇初到通州时有《叙诗寄乐天书》(对此白氏已有诗寄赠，元氏亦有诗回酬)，白居易十年十二月有《与元九书》(未见元棋酬答)，十二年四月十日有《与微之书》(元氏已有《得》诗酬答)。②

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所谓“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搞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诚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来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这里的“元和诗”，实即元稹在其他场合提到的“元和体”。“元和体” 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艳体诗。

白居易赞元之艳体诗： “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放言五首〉序》）“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 “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 “收将白云丽，夺尽碧云妍。” “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

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也称：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刘禹锡赞元稹诗章有如“锦绣堆”，“文章似锦气如虹”；白居易对元稹诗章倍加推崇，“句句妍辞缀色丝”；韦縠说“词丽而春色斗美”，元诗美丽的词句艳如五彩斑斓的春天；李恒赞元稹词美可比谢灵运、鲍照；南丰先生、曾巩（子固）说元稹诗“富艳”；宋洪迈说元诗有“丽句”。由此可见，元诗辞藻的优美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

又如晚唐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一文中所赞：

“余常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喻，谓之闲适。即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元白之间友谊深厚，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与》里面不停地提及“微之微之”（微之是元稹的表字），大概数一下，他写几段就提到一两声微之，一共有七次。还有两次“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两人相互间写的诗很多，传达出很深的感情。白居易之感情尤甚，如，白居易有首寄元稹的诗：“计君食宿程,已过商山北„„ 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觉来未及说，叩门声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书一封。枕上忽惊起，颠倒著衣裳。”

如此缠绵悱恻，分别后一直还在惦记着元稹的食宿，思忖着他应该到哪儿了，梦见元稹，就觉得一定是元稹在想自己，“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这四句显示出小儿女情怀，闻到人说元稹的信来了，睡在床上的白居易一激动，马上爬起来，衣服都穿倒了。元稹去世十年，白居易七十岁了，还想着他，为他写诗。一次遇见元稹的故人卢贞，看到他写得诗有很多是给元稹的，于是“相看掩泪情难说”。此情此景可见一斑。

相比白居易的直率热烈，元稹就显得含蓄委婉：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回拂帘幕。

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

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暌违，非言官好恶。

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

元稹承认自己不如白居易，他说“小生自审不能过之”，也找到了原因。因为自己写诗时总是瞻前顾后、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人、不敢直抒胸臆，因此养成了写诗含蓄曲折的习惯，很多诗结构松散，词旨隐晦。而白居易我行我素，不怕权贵发怒，任凭亲朋笑话，人们拿他没办法，叫他“狂男儿”，所以他写诗也很爽快，不会让人看不懂。所以，元稹虽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心里却很向往，很羡慕。白居易也觉得元稹很好，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心的人。

正如白居易的《赠元稹》一诗所云：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

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要誓不谖。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

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

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到“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元白两人之间的友谊之真切深厚，可谓是不言而喻了。

笔者概述：

由元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元白自订交至唱和交游，友谊逐渐深厚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元白关系之以下结论：

①元白交游的情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长安时期（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别离时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期（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别离时期（长安二年～大和五年）。

②元稹和白居易开创了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并共同提倡“新乐府”，被世人称为“元白”。他们的酬唱作品也在当时广为流传，谓为“元和体”。

③元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同因写实和讽喻诗被贬谪，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注重音律，一唱一合，成为流行的诗歌题材，元白的缠绵悱恻之诗，表现了儿女情长，又具有强烈的艺术特色。这反映了他们内心都具有的矛盾的两面——细腻的情感和顽强的抗争。

④元白在唱和中碰撞出了诗歌理论的火花，《与元九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系统的表达了白居易“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歌主张。

⑤元稹在白居易的支持和鼓励下，抒写出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真挚感情，对后代文学史之离别诗，影响尤甚。

⑥元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等，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第二篇：关于外商投资和公司法之间关系的协调研究

摘要：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始于1979年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后又配合改革开放政策，各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立法层出不穷，至今已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结构繁复的庞大体系。这对完善我国的投资软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尤其是随着公司法的出现，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内容和结构上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已不能满足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的需要，亟待对其进行重构。

关键词：外商投资 公司法 缺陷 冲突 改革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缺陷

1、立法导向失误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以企业为本位进行立法，这种立法导向并不科学，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产生冲突，不利于法律的施行。主要表现在：

（1）资本的缴付

世界各国关于公司资本的缴付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实缴资本制”，另一种是“认缴资本制”。前者指公司的资本必须规定于章程并经全部认足缴清才得以成立公司的制度;后者指公司的资本记载于章程并在登记机关注册，但设立时只需缴足其中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根据需要并依法律规定分期缴足。这两种制度利弊相左，前者强调资本的充实，有利于安全，但往往有过于呆板僵化之嫌，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后者注重效率，以灵活见长，但却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2）公司资本的减少

在此问题上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也是截然对立。资本的扩张固然是企业发展的追求和主流，但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特殊情况，企业有时也面临减少资本的需要。《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定决策程序并履行相应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后，即可减少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减资基本持否定态度

（3）出资额的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也是宽严不一。《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反之则视为同意转让;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就更加自由，股东转让股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根据《合资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必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合营他方不同意的，也不承担购买义务。

2、结构混乱，顾此失彼

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思路缺乏科学的标准，导致三部法律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重叠。为了节省立法资源，对于相似的问题往往又采用“准用”的立法技术，这种作法既不严肃，又往往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实非万全之策。此外，在本应统一规定的一些问题上，三部法律往往又规定各异，不利于法律的遵行。分述如下：企业形式的采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三种企业分别进行立法的标准并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三种企业均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即使是作为“契约性合营企业”的合作企业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典型的“股份式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反映出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

3、立法技术不成熟，有悖科学

就立法技术和立法用语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合营企业”来指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合营企业可分为股份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归入股份式合营企业，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契约式合营企业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合营企业”是上位概念，“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是下位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合营企业”的用法显属不当。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三种企业设立审批期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是三个月(《合资法实施条例》第10条)，中外合作企业是45天(《合作法实施细则》第7条)，外资企业为90天(《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条)。对中外合作企业规定较短的审批期限其意不难理解，但对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审批期限却分别使用“三个月”和“90天”这两个严格上讲法律意义并不相同的用语，纯属立法用语择取的随意。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冲突

外商投资企业本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的更加突出：

1、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二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一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2、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

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合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

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经理的具体职权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

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也要给合营者签发“出资证明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解决这一冲突靠这一简单的条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改革

1、双轨并行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2、公司法的统一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第三篇：有关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研究

有关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研究

caj文件的目录

1．钱中文《文艺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特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

2．胡为雄《全面理解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 3．胡为雄《马克思对上层建筑的起源及最初形式的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

4．胡为雄《马克思、列宁的上层建筑观比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5．周至孝 《马克思没有把艺术作品归属于意识形态--从上层建筑的构成看艺术的确切社会定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胡为雄《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重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2期 7．易素贞《从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理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8．朱光潜《上层迠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9．张薪泽《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文质疑》《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 10．李皓 《谈谈上层建筑的定义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2期

11．王岳 , 姜葆夫《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没有把意识形态列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因素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齐鲁学刊》 1981年第1期

12．彭会资《文艺不能称为上层建筑吗?——与朱光潛教授商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13．庄国雄 《上层建筑就是意识形态系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哲学动态》1979年第11期

14．卢婉清《不能把意识形态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15．王锐生《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存在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

16．王锐生《论上层建筑不是社会存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 17．胡纯和《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规律作用的当代特征》《理论建设》2004年第6期 18．焦凤贵《谈谈上层建筑的形成问题》《哲学动态》 1981年第12期 19．吴元迈《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20．吴元迈《文艺与意识形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21.余继坤《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讨论情况综述》《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 22.胡为雄《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 23．胡为雄《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结构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4．葆真 《美国学者亨伯格谈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国外社会科学》 1980年第10期 25．胡为雄《不把错误知识教给后代——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上层建筑”的阐释》《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6．谷方《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2年第1期

27.陈伟明《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来稿简要综述》《学术月刊》1958年第6期

28.黎生《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简介》《哲学动态》1980年第6期 29.李本先, 苏宗强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与朱光潜同志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30.文理平《关于文艺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5期

31．梁胜明 《文艺的社会属性是什么?——评朱光潜教授的“文艺非上层建筑”说》《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32.孙德臣《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哲学研究》1980年第12期 33.胡纯和 《应当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量的适应性》《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 34.李严《关于文学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再认识》《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35．张庆《意识形态不是社会上层建筑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6.郑孟煊《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解图式》《现代哲学》1996年第2期

37．吴兴明《从价值论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8．刘贵访《自然科学不属于上层建筑》《学术论坛》1987年第2期 39．陈国生《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上层建筑职能理论的新发展》《社科纵横》1988年第5期

40．郑国平《试论上层建筑的质和量》《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41.萨弗金 , 林玉清《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功能的某些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

42.杨建梓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体论意义——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3.赵家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4.刘景良 《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统一中理解意识形态》《长沙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5.赵向标 《社会心理也是观念上层建筑的一个基本层次》《甘肃理论学刊》1991年第4期

46.王炳德, 冯平《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关系之管见》《哲学动态》1981年第8期

47．刘俊杰 《也谈政治上层建筑的归属问题》《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48．陈立旭 《恩格斯晚年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观点》《发展论坛》1999年第3期 49.刘明贵 《政治上层建筑应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50.胡义成 《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化为个体心理图式的人道_省略_物史观方法研究人道主义时如何说》《贵州大学学报》 1995年第1期

有关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研究观点摘录

一、关于上层建筑理论问题

马克思、列宁对上层建筑的论述颇有相同之处。他们前期都是在思想观念意义上使用上 2 层建筑概念后期则都是在政治结构意义上使用。作者认为“马克思是上层建筑理论的创始人。他的上层建筑理论内涵丰富并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即是说.马克思对上层建筑概念的使用和内涵的赋予上曾发生过转移和变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前期著作中.马克思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包括幻想、情感和人生观)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后期著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木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主要是在社会政治结构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解释颇为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并且他的话语也同马克思一样发生过意义转移。在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把“思想的社会关系”，看成“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在后期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二个来源和二个组成部分》中.列宁则把上层建筑明确规定为“政治设施”。

”

胡为雄《马克思、列宁的上层建筑观比较》《中共浙江

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是从人类所谓蒙昧时期的社会组织、最早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的。家庭的演进形式是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再到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马克思从父权制家庭的形成看到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形成。马克思同时注意到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氏族这种形式.他认为氏族所有成年人都参加的氏族会议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一个成年男女都享有平等地讨论一切问题的发言权、选举权及其他的平等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历来的习俗能调整好氏族内部的事情。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政治权力、管理机关、政治组织等都发生了变化.氏族的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最高行政长官，这便是王、皇帝、总统的职权的萌芽。慢慢地.这种政治社会的司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力日益分化，行政长官、执政官、法官、审判官、城市长官、市政公职人员.军队等也发展起来了，成文法也出现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氏族的这种解体过程中产生了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上层建筑。我们要在全面了解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丰富性的基础上，善于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及时把握新出现的各种上层建筑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创造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为雄《马克思对上层建筑的起源及最初形式的研究》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

在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作出贴切的理解和解释之后，在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政治结构而把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存在形式与之区别开来以后，在把所谓“思想上层建筑”这种并非独立存在的有形实体不再看作一种并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之后，在明了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其具体形式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更新之后，哲学就可以回答时代的挑战。遵循马克思的指示而对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新形式和新特点作出概括，并可将上层建筑概念进行尽可能清晰的表述。在对上层建筑理论进行重新解释时应注意到二个方面:

一、它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二、它的界;

三、它的历时性。从上层建筑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看，它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一种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它从政治上为经济基础服务.对人类社会的循序发展起调节作用;它具体表现为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激情的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从上层建筑的界域看，它从狭隘的氏族至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又有单个国家至联合国的世界。从上层建筑的历时性看，它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它的具体形式有生有灭、有改变有创新。

如前所述，在氏族时代主要表现为具有直接民主性的氏族议事会，在阶级社会主要表现 3 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专制政权或民主议会制。在当代社会，上层建筑日益具有世界性、群众性 并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它以联合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并存、一些上层建筑部门与经济部门紧密结合等形式为显著特征。从原著出发，并从现实着眼来考虑问题，基本上不会偏离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原意，并能使上层建筑理论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的进步不断丰富发展，而不致成为贫乏、僵死的东西。

胡为雄《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重释》《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1997年第2期

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 第一种提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提法，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即上层建筑竖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意识形态平行，但上层建筑显然比意识形态重要，因为它除政法机构之外也包括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斗事、革命和建设。第二种提法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此外还有第三个提法，即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来。

第一、我并不反对上层建筑除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之外，也可包括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因为这两项都以“经济结构”为“现实基础”，而且都是对基础起反作用的。其次，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问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

朱光潜《上层迠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

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朱光潜先生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7期)一文里，以及在《西方美学史》上卷的“序论”(《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朱先生说，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是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恩格斯只在“较早的著作”中，“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唯有斯大林“最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最后，朱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只有法律和政治机构才是上层建筑”。作者认为，说上层建筑应该包括政治、法律等设施和意识形态这两项，并不是要在这两项成分之间划等号，更没有说这两项成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它们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也没有说它们在基础变更以后所发生的变革情况是一样的，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降低”或“抹杀”政权及其设施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既然说的是上层建筑的两项成分，又没有说上层建筑等于意识形态，或者等于政治、法律等设施，怎么会犯了“以偏概全”和违反最起码的形式逻辑的错误?!至于谈到“专名”与“公名”的问题，既然政治、法律等设施和意识形态都有自己这两个“专名”，为什么朱先生自己却用起“上层建筑”这一“公名”来了?再说，一个事物可以用“专名”也可以用“公名”，这是常识允许的。难道非得要像公孙龙子那样，把“白马”与“马”对立起来吗?

吴元迈《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

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吴元迈同志发表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上的文章《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朱光潜先生就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不少问题不敢赞同。

张薪泽《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文质疑》

《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

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里，反复阐发了一个观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不能划等号，意识形态不能代替上层建筑。文章中都清楚地表明，朱先生说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不能划等号，意识形态不能代替上层建筑，是指不能把意识形态列入上层建筑。文章中有些地方，虽然说得不这样直接，但究其观点的实质是一样的。

朱光潜先生说，最明确的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的一段话，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只是“在较早的著作”里如《反社林论·引论》里“偶尔”有这说法。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是不同意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我认为，朱先生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及大量的社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第一，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了变更，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也要发生变革;第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两条，是我们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标准。如果一种社会现象具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和作用，那么，它就属于上层建筑，否则就不是。所以，从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来说，它也应当属于上层建筑，而不应当把它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

卢婉清《不能把意识形态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兼与朱光潜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三、关于政治上层建筑问题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保持其民族特质和国家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日益趋向世界化和国际化;在以政府机构和官方组织为主体的上层建筑得到加强的同时.另一种存在于各民族、各区域和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和非官方组织的上层建筑也迅速发展起来。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它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职能空前突出.介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环节”和亦此亦彼的综合物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日益加强，上层建筑内部的民主管理因素日益增多时，它与经济基础日益混合生长起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一些中间环节，.一些亦此亦彼的中介物正在大量涌现，并有可能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现代经济活动变得异常复杂，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各经济部门分工非常细致并形成了新的产业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以及其他产业比例的迅速扩大，使得在当今时代要把经济基础领域的一些活动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截然分开存在着困难，它们之间的一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许多国际组织机构也都具有这种将政治与经济的功能集为一体的性质，都具有这种一身二任或一身多任的性质。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既要管理各国对原子能技术的和平利用，又要监督各国不致于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这里同样涉及技术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

此外，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混合生长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如人类自身的 生产就属于这种情况。形式的影响己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重要了。总之，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已变得愈来愈复杂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变得愈来愈复杂了。

胡为雄《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结构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政治上层建筑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它虽通过社会意识而建立，却由经济基础决定，不依人的意识而转移，在当代社会，它与经济关系越来越融为一体，因此它应属于社会存在。

现有教科书认为，社会存在只包括地理环境、人日因素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力一式，而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政治组织这些政治上层建筑则属于“精神活动”、社会意识的“物质外壳”，也就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笔者认为，把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活生生的物质组织和设施划归社会意识，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现实中是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

刘俊杰 《也谈政治上层建筑的归属问题》《临沂师范 5

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现行哲学教科书肯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阶级性与继承性的统一，对政治上层建筑 则只讲阶级性、而不讲继承性。我认为，这是片面的。政治上层建筑也是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辩证统一。

剥削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相互之间从本质到形式都是可以继承的，因为剥削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本质上都是少数剥削者镇压和剥削广大劳动者的工具，都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这里要探讨的是无产段级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历史继承性。

刘芳《政治上层建筑也是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辩证统一》 政治上层建筑的归属问题不仅是理论上需要弄清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中的国家政权，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把国家政权归属于社会存在范畴，看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要正视现实，立足于实际，从国情出发。要夺取政权，必须靠暴力这种物质力量，而不能靠主观臆想或者幻想用空洞的说教去获得政权。要巩固政权不能仅仅依赖理论的力量，而更重要的乃是强大的物质基础，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国家机构、法律设施的消亡更不能凭主观的设想，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任何任意的、人为的改变这个规律都要受到它的惩罚。把政治上层建筑划归社会存在也不会导致政治决定论。因为我们是在承认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来肯定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如果把政治上层建筑归属于社会意识，在理论上则可能导致唯心主义，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坚持政治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存在的观点对于进一步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刻地揭示社会意识的根源，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着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于指导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明贵 《政治上层建筑应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信阳

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四、心理与观念上层建筑问题

现在我国通行的哲学辞典和哲学教材，都认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内容只包括社会意识 形式一个方而，并因此而将观念上层建筑称作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的、片面的。全面地、科学地分析观念上层建筑及其内容应 包括两个基本层次，即除了社会意识形式以外，还应包括反映经济基础的各种杜会心理。我们主张社会心理也是观念上层建筑的一个基本层次，立论理由有如下三点:

(一)社会意识的内部结构情况和社会心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说明社会心理是观念上层建筑的一个基本层次。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将社会心理视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基本层次之一也是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三)把社会心理纳入观念上层建筑系统进行哲学探讨，是社会心理学在我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心理学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客观需要。

赵向标 《社会心理也是观念上层建筑的一个基本层

次》《甘肃理论学刊》1991年第4期

应当说明，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忙于政治上的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的客体理论构建，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主体“良心”给予更多更细的理论揭示。人们目前只能看到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作出的一般论析。这当然是有待完善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用当代心理学理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便曾指出:马克思把人的认识仅仅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内，但我们也“有理由假设:学习过程同样发生于道德洞见、实践知识、交往行为以及对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这类侧度内。”⑧这是有道理的。6 唯物史观理论要实现从宏观客体到微观主体的普遍扫描，就必须吸收当代心理学等科学的成果，才能对良心之类现象作出细致恰切的分析。观察人道主义良心(博爱，“恻隐之心”)，只停止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已有说明，是绝对不行的。

胡义成 《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化为个体心理图式的人道_省略_物史观方法研究人道主义时如何说》《贵州大学学报》 1995年第1期

五、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问题

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1)“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2)“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3）“或者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恩格斯在这里把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情况作了高度抽象性概括，其中包括着深刻的内涵对此可以从五个方面剖析

第一，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是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因为它在谈到政治权力给经济发展造成巨人损害时，具体指出了“人力”“物力”浪费问题)。他很明显地勾画出了这样的关系:生产力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必须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一中间环节，缺少这一中间环节是不行的。

第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情况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它是与经济情况共同运动中的反作用。恩格斯概括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三种情况，无一不是以经济方面的运动为前提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对运动着的经济情况的反作用。

第三，上层建筑反作用情况又有总体和具体之分从总 体上看，反作用三种情况归根到底为正面的和负面的两种，但从具体上看情况就复杂了。第四，上层建筑反作用双重情况又有时期之分。

第五，恩格斯谈到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第三种情况十分重要。第三种情况既可以是某一历史时期上层建筑反作用独特的形态又可以是第一种情况和第一种情况的参与形式。

陈立旭 《恩格斯晚年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观点》

《发展论坛》1999年第3期

六、有关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之关系

作者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恩格斯和斯大林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此做出比较完整的表述。“实际上，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它们的存在形式和运动的形态不同而已。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其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又是不同的。由于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王炳德, 冯平《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关

系之管见》《哲学动态》1981年第8期

（哲学系刘国栋整理）

第四篇：浅谈物质需求、幸福感觉和科学技术之间变革关系的研究

东南大学课外研学讲座论文

浅谈物质需求、幸福感觉和科学技术之间变革关系的研究

姜婷（14510105）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1189）

摘要： 本文通过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人类物质的需求、幸福的感觉等方面与科学技术的变革之间的关系。关键词： 物质需求、幸福感、科学技术、变革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 of material needs, 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Abstract: This paper commonl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material needs, 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 words: Material needs,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Change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变革中究竟什么在起到推动作用是我们很少思考的问题，人类幸福感对于物质的需求依赖度程度，以及物质对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起到怎样推动作用是哲学家和社会各逐渐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如何去更好为人类发展科学技术也是当务之急。物质世界的精神幸福感

这是一个物质富饶的世界，我们得如此承认，也必须承认的是，社会等级将大部分资源富集在了极少数的顶层社会阶级中。但是，幸福感异于我们对特定物质的理解，是人皆有之的，区别仅在于其存在的强弱。

所以，人人追求物质是为了在世界立足——形体之外，更重要的，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求得内心安宁——身心之内。

身边的人说，物质指数都在上涨，而幸福指数却萎靡惨淡。

这句话虽有极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那么若是有这样的选择——请你放弃物质以获得幸福，是否真的会有不少人甘愿如此呢？结果不言自明，选择的人一定是我们身边的人的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我们的确可以轻易明白，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我们城市的贫困线的边缘，他的家庭情感，友谊，甚至生存条件都不能被很好地满足，他们缺失了寻求并且为友谊努力的可能性，家庭的美满对他们来说更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能力无法得到施展，政府的公共福利也常常达不到这里。难想象，贫穷作为他们物质与精神不健全的祸根，直接导致他们获得幸福的机会比更为富有的人要稀少很多，从而普遍缺失精神幸福感。所以，很少有人会去选择放弃物质以达到幸福，因为那常常是极其难以成功的。是否获得幸福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而物质却可以被“标准化”。一个人可以查阅统计数据来

东南大学课外研学讲座论文

知晓自己属于哪个社会收入阶层，却幸福感是自主的、主观的、非数字的，更是隐性的。

当人类在精神世界毫无方向感与目标感的时候，毋庸置疑，为了“要幸福”的这个天然使命，胡乱抓取以达到一种给自己“我正在努力”的感觉的行为，必然会持续地告诉自己的潜意识，“我的生活正遭受苦难”。这种潜意识极其容易形成一种习惯，人们习惯性地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悲哀引起了自己对自己生活强烈的共鸣与怜悯，从而促使自己要“更努力，做得更好”来“更幸福”，殊不知这种努力早已成了下降螺旋中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在习惯上，人们总是以为幸福是某种高不可攀的东西，也是某种在彼岸的东西，是永远达不到的，也是需要毕生无限努力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忽视本身是幸福的一部分的生活价值，而拼命走向那个并不存在的“彼岸”。

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美利坚民族的及时行乐主义带来如此之大的狂潮，也好像这种主义比我们更明白我们作为人，在面对幸福女神的时候，需要的并非过度工作，而是那种敢放下手头工作出去看看风景的勇气。

当他们听闻“有着退休后过上无忧无虑钓鱼生活梦想的努力工作的富翁与每天无忧无虑钓鱼生活的贫穷的幸福渔者的对话”的故事后，他们面对自己的触动并且要开始考虑他们所想要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立刻将这项议程安排至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之后现在，所有人面对这种比较结果，怨声载道，因为它与人们所期望的并不相同——所有人都期望简单的、易实现的物质-幸福正比函数关系。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最近发表文章表达观点：中国人物质生活与幸福感未成正比。他的理由是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

中央电视台“你幸福吗”系列报道，把广大受访者对幸福的理解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引起了强烈反响。央视的提问，对受访者来讲或许有些突兀，但却把人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认同度展现出来，也代表着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对人们生活幸福感的主动探察。也许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不一样。

但大家的共识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

幸福，但物质匮乏却肯定是不幸福的。

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幸福，但可以确定的是，衣食无忧肯定比食不果腹要更幸福，住有所居肯定比露宿街头要幸福。那么，生产更多的食物、建造更多的住房，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大的GDP，便是通往幸福的必要条件。尽管GDP不是万能的，但作为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物质基础，GDP也就成了幸福感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讲，人均GDP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公共福利同高福利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不断做大经济蛋糕，仍是增进百姓福祉、提高综合国力的基本要求。

而GDP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科技生产力和创新力直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这是在任何国家当今时代的发展进程中都体现无疑。

物质的拥有和积累是人类获得幸福感的基础。物质需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按人类需要对象的性质来分，人类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物质需要是人类为了生存、生长和生活，对外界物质材料的需要。包括饮食需要、冷暖需要、安全需要、繁衍需要、休息需要。物质需要提供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物质需要的这些具体对象有的来自大自然的直接赐予，有的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劳动成果。人也不满足于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物质材料，于是人类开始设法把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改造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于是人类开始根据不同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对事物进行提炼、组合、分解、移动、嫁接等手段对事物进行改造和加工，让事物更加适合人类生长、生存、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人类的不断发现，不断发明，不断创造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发展的永久动力。人们如吃的各种食品、住的各种楼房、穿戴的各种服饰、代步的飞机、汽车、轮船等都是人在需要的引导下对外界事物利用科学的方法技术改造加工组合的结果。

人类具有有无限的对人类需要物质的创造才能。人类可以产生自身需要的物质，这就是人利用科学技术来满足物质需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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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人类科学技术与物质的需要的关系紧紧相连。

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界限比较分明的三个阶段：

1、在广泛制造、使用金属农具，实现农业革命性变革及其以前的各个时期，即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浪潮”、“结束于公元1750年”的起始阶段。总体上属于认识、复制、直观地改造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着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遵循着必然性、规律性的初级转化；

2、以1782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所掀起的工业革命为主要标志、结束于20世纪初期遗传学蓬勃发展的中级阶段。总体上的主要特点是：构思并实现自然界可能形成、但从未实际形成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较为复杂的综合性、规律性的相应转化；

3、以现代遗传学的逐步深入研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和广泛应用为起点，至今犹在延续、方兴未艾的现代高级阶段。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是：在深入认识、理解、掌握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按规律转化的基础上；在正确、系统、越来越完善的科学理论的切实指导下；全面而有效地控制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而长期的连续转化；严格而明确地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预设目标，成效卓著地扩展必然中的自由，实现千百年来梦寐以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伟大理想。这三个主要阶段自始至终都由于人类生存对于物质的需求的息息相关。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从而深入认识理解、掌握物质客体、物质联系和规律。

因此，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对于物质的需求强有力的推动科学技术的变革。人类科学发展的意义和方向

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物质生产能力。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发展和变革。技与劳动者的结合,促进劳动者的结构向非体力、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劳动资料看工具的改进主要依赖于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经济生活的面貌。现代

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过程,渗透供到生产过程中的实物因素、智力因素和关联因素中去,成为生产过程的先导。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科学技术作为观念和知识,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科学化。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的后果时说:“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进头脑革命化。

科学技术发展在不断的满足人类物质的需求，而物质满足人类对于幸福感基础的需要。因此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高新技术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新技术与生产力的诸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技术进步是生产关系改善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变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高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社会的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会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棺互关系。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双生子，二者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科学的进步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科学知识，特别是科学精神，将唤起民主意识的增强。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也为社会提供一种民主的环境。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劳动培养起来的追求真理、尊重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畏艰险和乐于献身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规范。高新技术还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文学、艺术、生活、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中，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为人类提供新的大众传播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推动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

科学技术发展将带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先进技术与人的关系最直接的莫过于电子技术。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将出现托夫勒所称的电子家庭。家庭中的一切设备和用具都由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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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集中控制。人们可以利用与外界联网的、具有通信功能的计算机在家里工作、购物，看病、学习等等。除了直接从事货物生产的工作和当面的服务之外，几乎一切工作都可以在家庭中进行。预计将来甚至会出现“国际受雇”的情况。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人类物质的需求和幸福的感觉之间关系，和人类物质的需求同科学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类对于物质的需要和幸福感对于科技进步创新推波助澜作用。在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高新技术愈来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大支柱，只有研究利用人类科技发展的相关因素，才能

够更好的掌握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实现社会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为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1] 吴敏 《科技进步引发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研究》 曲阜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张世英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胜利油田广播

电视中心党政办

[3] 孟建伟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东方出版社 1998 [4] 李焰，赵君 《幸福感研究概述》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