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

第一篇：《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

2014.8.25 东方早报

谢泳

《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合诗、小说、传记和学术考证为一体的著作，它是一个和谐整体，处处体现陈寅恪良苦用心，是陈寅恪晚年全部才华的集中表现。陈寅恪阅读小说史

陈寅恪著述中，关于中国旧小说，提到最多的是《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相关论述，刘梦溪、刘克敌和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陈寅恪特别喜欢阅读小说，《论再生缘》一开始，陈寅恪即说他对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还特别提到自己喜读林译小说（《寒柳堂集》，67页。本文所引陈著均为三联书店2009年版的《陈寅恪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说：“知将有西北之行……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多九公、林之洋是《镜花缘》中周游海外的人物。陈寅恪随手写出，可见对小说《镜花缘》非常熟悉。

1945年，陈寅恪在病中，吴宓曾“以借得之张恨水小说《天河配》送与寅恪”（《吴宓日记》，第9册，395页，三联书店，1999年）。同年夏天，陈寅恪有诗《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一首。《水浒新传》是张恨水1940年初在重庆创作的长篇小说，说明陈寅恪对张恨水的小说很有兴趣。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父亲很欣赏张恨水的小说，觉得他的叙述，生活气息浓郁，尤其是旧京风貌，社会百态，都描绘得细致生动。”（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184页，三联书店，2010年）

1945年秋冬两季，陈寅恪在英国得熊式一所赠英文小说《天桥》后，曾写有七绝两首，七律一首。第一首七绝中首句“海外熊林各擅场”，说明陈寅恪同时熟悉林语堂的小说（《诗集》，54-55页）。

陈寅恪一生文史研究，极重文体，对文体的敏感和自觉是陈寅恪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寒柳堂集》，68页）。他对中国小说情感的表现方式，特别是对男女情爱表达与文化间关系，也有极为细致的观察。陈寅恪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的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元白诗笺证稿》，103页）此段议论表明陈寅恪熟读《浮生六记》并对其叙闺房私情的表达方式有很高评价。

《柳如是别传》“缘起”中，陈寅恪感慨：“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柳如是别传》，第4页）随口提到清代以妓女为主角的小说《花月痕》，足证陈寅恪对清代小说的熟悉。

1957年5月，陈寅恪在《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诗》“金楼玉茗了生涯”后有一自注：“年来颇喜小说戏曲”（《诗集》，126页），“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柳如是别传》上，第6页）。说明小说是陈寅恪晚年主要听读体裁，表明陈寅恪由少年到晚年，对小说的兴趣始终未减。但在陈寅恪小说阅读史中，有一个奇怪的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目前所见史料，只发现了他读过张恨水、林语堂和熊式一的长篇小说，而这几部长篇小说大体是一般认为的通俗小说，“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小说，陈寅恪从未提及。陈寅恪少年时期曾随其兄陈衡恪在日本读书并与鲁迅相识，后鲁迅曾将译作《域外小说集》寄给过陈寅恪（顾农，《陈寅恪与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揆之常理，喜读小说的陈寅恪应当对新文学运动以来产生的小说有所措意，但陈寅恪文字中未见提及。此种从未提及或许也表明了陈寅恪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我个人猜测大体是一种否定评价，也就是说，陈寅恪可能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没有产生特别好的作品。陈寅恪的小说观

陈寅恪认为林译小说结构精密，即举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小说为例。陈寅恪说：“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小说，亦由于是（桐城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寒柳堂集》，67页）

此段议论表明陈寅恪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非常敏感。陈寅恪还说：“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总之，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寒柳堂集》，67页）

陈寅恪察觉中国长篇小说结构的弱点，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基本判断上。陈寅恪一向认为，中国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文学“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寒柳堂集》，67页）。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不但喜欢“以诗证史”，尤喜欢以“小说证史”，如考证杨玉环入宫事实、崔莺莺身世以及《虬髯客传》暗指唐太宗等（《读书杂记二集》，277页），《论再生缘》考证中多处使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史料。他早年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曾撰《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用佛经故事中土流传事例，考证《西游记》故事最初来源曾受佛经故事影响并提出了小说故事构思演变的几个公例。陈寅恪对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有非常清晰自觉的认识。他讲《太平广记》史料时曾说过：“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讲义及杂稿》，492页）陈寅恪所谓“通性的真实”，其实与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小说时的名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恩格斯说：“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马恩选集》，第四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巴尔扎克小说对时代反映的真实性，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通性的真实”，即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

陈寅恪平生只写过一篇专门讨论中国小说的文章，但他关于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观察却散见于诸多学术论文中。这些对中国小说的片言只语，处处体现陈寅恪对小说文体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小说人物一定要描写详细，不避繁杂。陈寅恪说：“夫长于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妆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必详述其服妆，亦犹斯义也。”（《元白诗笺证稿》，96页）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陈寅恪还指出中国小说不善于叙述正式男女关系，主要是“以礼法顾忌之故……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元白诗笺证稿》，103页）这个观察相当细致，值得研究中国小说时特别注意，以此角度切入，可以观察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诸多特征。在陈寅恪的小说观中，正式男女关系与婚外私情恰是小说中最需详细铺陈叙述之处。他评价元稹悼亡诗时，对元稹的叙事才能有这样的概括：“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元白诗笺证稿》，103页）陈寅恪认为小说叙述中最重要是作者的“繁详”之才。陈寅恪同时指出，元稹能用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因为《莺莺传》是自序之文，有真情实事。韩愈《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陈寅恪总结道：“夫小说宜详，而韩作过简。”（《元白诗笺证稿》，119页）

陈寅恪早年写《韩愈与唐代小说》，他的一个敏锐观察是唐代贞元时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小说的黄金时代。此时代里小说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驳杂”，这是因为“唐代小说之所取材，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见之异闻”（《讲义及杂稿》，441页）。这个判断同样可以理解为是陈寅恪对小说题材来源的一个见解，当代小说家颇重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人鬼异闻相互交织的写法，其实中国小说起源中即包含了这样的叙述思维。

陈寅恪学术论文中最常引的一则笔记是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关于唐代举子“温卷”的记载（《元白诗笺证稿》，第2页）。所谓“温卷”即是举子应试前将自己所写文章投献给当世胜流，以求得他们了解。这些举子为让名人了解自己多方面的写作才能，常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多种文体，因为“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陈寅恪由此判断，唐代小说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间，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也即是古文运动中的中坚人物。因此唐代贞元、元和间的小说，乃是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更辗转为后来所仿效，它与唐代古文为同一源起、同一体制。陈寅恪对文体变革的基本判断是文体以符合当时接受情状为基本趋向。他曾指出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体以五言为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陈寅恪说：“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论再生缘》，71页）

任何文体的变革均有现实原因，陈寅恪对文体变革的敏感，是他注意到了文体变革的现实原因与文体变革以适于接受为基本趋向，非如此不易收到实际宣传效果，他后来论述韩愈文学贡献时，也特别强调文体变革与宣传功效间的关系。因为文体变革的实际动因来源于改变僵硬既成文体，即所谓公式文字。文体变革一定要适于现实接受习惯，这也是陈寅恪研究元白诗时，为什么要首先强调必须了解当时文体关系和文人关系的原因。陈寅恪指出：“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元白诗笺证稿》，120页）陈寅恪自创文体

陈寅恪是有创造性的史学家，既然对小说文体有如此清晰的认识，那么他会不会在自己史学著作中尝试文体创新呢？我认为有这种可能。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但后来的公式文字，还是以骈体为正宗。可见文体变革之难，所以他对文体变革的成功常常评价很高。陈寅恪说：“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元白诗笺证稿》，120页）这个判断说明陈寅恪对小说文体适于产生更大影响有过深思。陈寅恪以为，古往今来，有创造性的作家总是在追求文体的变革。他曾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虽然仍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诗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愈、元稹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其所持的旨意及所用的方法适相符同。差异处，仅是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实是扩充当时古文运动而推及于诗歌，白居易的追求是“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元白诗笺证稿》，120页）。陈寅恪的观察是“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实因为“古文乃最宜作小说”（《元白诗笺证稿》，第3页）

陈寅恪晚年撰写的《柳如是别传》，向被学界认为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但本书在文体上的追求似没有引起过研究者的特别注意。本书与一般学术著作体例迥异，明显特点是在著作中大量夹入陈寅恪旧诗，而考证钱柳诗，时时不忘夹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抒发自己的情感，甚至有些笔墨，我们可以判断为是陈寅恪以小说笔法虚构的细节，这也许就是陈寅恪自己所说的“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陈寅恪元白诗研究中一个持续判断是元白诗建立在“文备众体”之上，非此不足以显示“史才、诗笔、议论”。《柳如是别传》恰是这个思想延续的选择。陈寅恪说：“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传，一人以歌行咏其事。如陈鸿作长恨歌传，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作莺莺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简作崔徽传，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说体例之原则也。”（《元白诗笺证稿》，45页；《柳如是别传》上，第3页，三联书店，2009年）以陈寅恪研究元白诗时的心理推测，似可认为《柳如是别传》的文体正是陈寅恪“史才、诗笔、议论”三者合一的自然选择，他追求的也是文备众体。“忽庄忽谐，亦文亦史”，中的“庄”是考证，“谐”是小说，“文”是自己的诗，“史”即是“议论”。《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完整成书与陈寅恪笺释钱柳诗，大体是同一时期，其中对文体的特别关注延续到自己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1957年2月6日，陈寅恪在给刘铭恕的信中曾说：“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书信集》，279页）可见陈寅恪对自己笺释钱柳诗所用文体有过成熟考虑，是自觉的“游戏试验”。

《柳如是别传》以咏“红豆诗并序”开篇。序中“红豆”是《柳如是别传》中叙事推演的主要意象，也可视为全书的主线，它要把全书重要细节全部与钱柳牵连，获得某种象征意味，类似于《红楼梦》中的“石头”。关于“红豆”，陈寅恪序言之外正文中还有这样一段叙述：

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吿，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顾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藉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之处。（《柳如是别传》上，第3页）

考陈寅恪生平事迹，再细查陈寅恪关于“红豆”来历的叙述，虽不能断言陈寅恪绝无此种经历，但如此巧合确实近于小说家言。当时陈寅恪一家匆忙离开北平，到昆明之后陈寅恪身体大坏，右眼失明，以当时情景推测，如何“驱车往观”？似无此闲情“买旧书而得红豆”。而小小一粒“红豆”，在颠沛流离中“若存若亡”，完全是陈寅恪的心理感受。如此有趣经历，从未在陈家后人或当年与陈寅恪交往密友回忆中出现，判断为是陈寅恪用小说笔法照应《柳如是别传》起始“咏红豆”并以此寄寓自己的情感，似不无可能。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中曾述及自己的写作动机有“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的感慨，这个感慨表明陈寅恪晚年试图把自己一生所学集中在一部著作中体现，所以才有了《柳如是别传》这种独特文体。我个人以为《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合诗、小说、传记和学术考证为一体的著作，它是一个和谐整体，处处体现陈寅恪的良苦用心，是陈寅恪晚年全部才华的集中表现，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在“史才、诗笔、议论”之外，又加入了“小说和传记”写法，所以此书可当学术著作看，更可当传记和小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