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抛荒弃田和农户不愿养猪难题

第一篇：破解抛荒弃田和农户不愿养猪难题

破解抛荒弃田和农户不愿养猪难题

任凯旋

我在汨罗市玉池、沙溪乡、李家塅镇和长沙县开慧乡开慧村调研中，发现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抛荒弃田严重、农户不愿养猪。

关于抛荒弃田的问题。我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到：玉池乡历年只种一季中稻，最好的年成亩产900斤，按现行价收入1200元。山区一亩多丘，无法用农机耕种。请人耕种、收割的工资越来越高，农忙时很难请到人，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也高，不如不种买粮吃。荷石、电站组的种粮环境是玉池乡较好的，原有46亩良田，除7亩退耕还林，今年只耕种15亩；李家塅镇龙山村黄观冲组原有40多亩良田，今年只种8亩，炭坡组原有20多亩良田，多年未种，现已成了荒山野坡。高燕村、沙溪乡苏溪村、长沙县开慧乡开慧村等平原村都荒芜不少良田，而且部分良田由种双季稻改种一季稻。

为何过去开荒造田、把耕地当成命根子，现在“村民想荒就荒”？客观原因是近年农村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收入逐年增加、水利年久失修、种粮成本增加等，主观原因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村里无能为力”、“乡（镇）表面应付”、“县（市）若明若暗”、“省里和中央不知真情实况”。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县（市）粮食生产领导小组发到各乡镇场“关于做好粮食生产迎检准备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迎接下半年粮食生产先进县的省检……，要求选择代表全乡双季稻生产最高水平的迎检线路，消灭抛荒，对线路两边视线范围内，因旱或其他原因未种作物的，要进行全面翻耕，作好播种油菜等冬季作物的准备……”。红头文件发到村后，乡（镇）村指派专干，到检查组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沿线经过的农户上门做工作，要求农户按统一口径回答检查组可能提出的问题。正是因为各级都有绝招应付检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从电视到报纸，人们看到听到的大都是扩大耕地面积增产增收的喜讯，很少了解到良田大面积荒芜的真实情况。

要解决这个突出问题，建议：下大力搞清抛荒弃田的真实数据；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让种粮户得到实惠，建议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由现在每担谷100多元提高到200元，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农户兑现补偿承诺；对偏僻山区农村由国家出钱，县乡（镇）统一规划移民还林；由国家投入专款兴修水利和机耕路，改造梯田，由小丘变大丘，扩大机械化耕种范围，创造旱涝保收的条件；扩大核准退耕还林面积，想法在荒芜田土上栽种经济树木、经济作物；采取强制措施，杜绝平原农村荒芜田土、由双季稻变一季稻现象；乡（镇）干部要包村，完不成任务的要追究责任。

关于农户不愿养猪的问题。发展生猪是当前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90%的农户养猪，现在一个生产组都很难发现有养猪户。主要原因是：一是养猪成本高，风险大，而国家奖励、补助的是300头以上的集约化养猪专业户；二是集约化养猪户弄虚作假严重，有的官商勾结虚报冒领，有的专业户在检查验收的前一两天，从亲朋好友处借调生猪充数，事后分享奖金，使生猪实际存栏数水分大；三是政府对养猪场审批不严，猪粪无序排放，污染严重；四是常有养猪户因猪瘟等无法抗拒因素倾家荡产，不堪承受。

对此，建议：一是国家的补贴要改成按农户实际养猪头数补贴，标准应提高。而且散养生猪，猪粪可以施肥、种菜、养鱼、烧沼气；二是要参照现在喂母猪的奖励办法，农户和乡村签订合同，猪确实遭瘟死亡的由财政补贴，解除养猪户后顾之忧；三是为杜绝弄虚作假和官商勾结，对养猪户的真实情况，包括进栏出栏要在村、组政务公开栏公布，凭屠宰卡或证领取补贴款，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接受群众监督；四是政府部门要随时掌握生猪发展动态，及时提供信息，做好宏观调控，防止出现饱和，要统一收购价格，防止肉价大起大落。

第二篇：制度创新破解中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题

制度创新破解中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题

[作者: 中山联社 蒋纪华点击数: 2116更新时间: 2009-12-21]

农村融资难可以说由来已久，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难题。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起步早，但发挥的效果有限，农信社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制度建设长期不顺畅，存在10年之久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在1999年被国务院统一取缔。进入2000年，在农村推行信用村建设和小额贷款模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农信社深化改革，成效明显，大多数信用社恢复盈利能力，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是农村金融需求仍然远大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值得深入探讨农信小额贷款难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国农户小额贷款的历史供给研究

（一）中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据统计，我国现约有2．4亿农户，其中有贷款需求的农户至少有1．2亿户，而且“三农”资金缺口每年约在l万亿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9年6月13日发布《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非正规金融占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投入，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消费支出，这是未能充分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有效例证。

（二）农户小额贷款难题的历史渊源。我国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贫血”的根本性原因。在长期重点扶持工业政策的指引下，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存在，引导农村资金不断流向工业和城市。同时由于农户数量多、金额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的先天不足，农户小额贷款开展缓慢，即使有国际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推动，由于缺乏内在的推动力，从规模和效益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都不尽人意。

（三）中国小额农户贷款实践历程。根据张转方教授的研究，我国小额信贷最早从1981年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内蒙古8旗开展的北方草原与畜牧发展项目开始，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为试点阶段，主要在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下，由国内非政府组织操作，多采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下的“小组贷款”形式（可见对孟加拉国尤努斯银行的借鉴由来已久），由于大多数项目没有后续资金，小额信贷不可持续。第二阶段是项目扩展阶段，由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主导“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以“扶贫贴息贷款”的形式发放到户，由于“造血”功能的缺失，项目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但过多侧重于“补贴”性质，贷款还款率低，财政压力大。第三阶段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和各类项目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农信社为主导，在新用户和信用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第四阶段是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试点阶段，在银监会推动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建立，小额贷款体系日趋完善。

二、小额信贷的国际考察

表1：格莱珉银行历年主要经营指标

（Key Information of Grameen Bank in USD）

1995-2007年（单位：百万美元）

指标 1995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利润 0.37 1.03 6.12 7.00 15.21 20.00 1.56存款 94.77 162.77 227.66 343.52 482.92 634.28 758.9

贷款 294.77 218.04 274.04 331.76 427.25 475.74 529.544 存款/贷款 32% 75% 83% 104% 113% 133% 143%投放贷款 333.17 271.99 369.32 435.10 611.74 726.97 731.49贷款累计额 1404.60 3667.52 4180.21 4615.31 5227.05 5954.02 6685.5贷款会员（百万）2.07 2.48 3.12 4.06 5.58 6.91 7.41覆盖乡村数量 35,533 41,636 43,681 48,472 59,912 74462 80678雇员数量（人）12,420 11,709 11,855 13,049 16,142 20885 25283支行数量 1055 1178 1195 1358 1735 2319 2481

数据来源：格莱珉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xiexiebang.com，笔者翻译。

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其中，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简称GB）由该国的经济学博士尤努斯创建，又称“穷人银行”，以帮助穷人脱贫为己任，同时提供给书培训、教育等社会服务，具有福利主义的倾向，96%以上贷款者为农村妇女，单笔金额小，在5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不需要担保和抵押，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建立贷款者村民小组，相互监督，降低违约风险。贷款的利息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达到了16%～20%。实行“总行－分行－支行－营业所”的组织结构，该行贷款会员数量不断扩大，2007年会员数量741万人，覆盖孟加拉80678个乡村，支行2481个，聘用员工25283人，存款7.59亿美元，贷款5.30亿美元，累计实现贷款66.86亿美元，连续9年实现盈利。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简称BRI）主张走商业化的道路，更注重盈利，贷款在300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抵押，300美元以上的贷款，可以用汽车、土地等物品作为抵押。贷款利率为年利32%（可浮动）。

可以看出，两种银行模式具有以下相似点：认为穷人也具有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获得贷款的权利，而且穷人也是讲信用的，无偿的慈善会抑制穷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贷款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利率。

三、中国小额信贷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大量的研究结构表明，全国各地大部分农户普遍难以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有学者认为，目前民间借贷的比重很大，约占农户借款的70%左右。制约农户小额信贷难的因素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机构缺少全国统一的机构。GB和BRI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都有全国总部、大区分行、地方支行和小的营业所，不同的机构职责不同，总部负责制定规章制度、监管、人事管理、外部关系协调等大的方面，越靠近基层，更多负责业务的具体操作。在中国的小额信贷实践中，缺少全国统一的组织架构（农业银行更多地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无论是农信社，还是小额贷款公司，都各自为政，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和管理办法，虽然经营灵活，但同时也失去了统一的培训和管理，防范风险能力往往偏弱。

（二）偏低利率导致小额信贷资金的短缺性供给与非理性需求。想要发挥出小额信贷的效用，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小额信贷业务利率由国家管制，虽给予相关优惠，但仍相对较低。这将导致很多问题：一是低利率不能弥补成本，资金供给减少，导致小额信贷不能可持续发展。二是低利率导致大量的需求，同时产生高违约率。借款者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可

图1：利率管制下的小额信贷需求供给曲线

以不按期归还甚至根本不必归还，从而造成低还贷率。三是低利率往往使贷款难以达到真正贫困者手中。因为低利率使部分借贷者有利可图，产生了经济寻租。最终表现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大部分没有得到满足。如图所示，市场均衡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一个市场均衡

价格：利率R0和信贷量Q0，此时的市场利率是偏高的。在政府对小额信贷利率进行管制时，利率降低为R1（R1< R0）,而市场的需求数量上升到Q2，市场供给数量降低为Q1，Q2—Q1的差额就是市场未满足的数量。

（三）小额信贷的客户定位存在偏差。由于利率的管制，发放微型贷款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成本，因此，金融机构选取的客户对象范围狭窄，多为家庭较为富裕的农户或个体工商户，而广大急需贷款的较贫困家庭往往不能提供所需的担保或抵押而获得不到小额资金支持。GB和BRI开展的微型额度贷款，约合几百元人民币的贷款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就很少能够看到。从根本上讲，之所以金融机构不愿意发放微型贷款，一是由于利率的管制，贷款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能获益；二是由于对穷人缺乏信任，不敢发放无担保贷款。

四、破解难题的制度建议

（一）树立“穷人也讲诚信”的理念。近年来，农信社真正支农贷款余额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对缺乏抵押物的农户诚信状况没有信心。只有让农户意识到，小额信贷不等同于扶贫贷款，它是以还本付息为首要条件的，而不是对农户的补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小额信贷的良性、商业化运作。

（二）合理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农村金融市场贫血，小额信贷就缺少资金的支持，各级政府应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金融市场。

（三）适当调整小额信贷利率水平。由于我国对于高利贷仍相当敏感，而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明显高于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被认为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于小额贷款来说，如果无法采用高利率，小额贷款模式实际难以与民间非正规的发达的信贷进行竞争，其经营往往难以持续。如何规范小额贷款的高利率行为是关键。对此，可以借鉴南非《高利贷豁免法》做法。南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超过21％是违法的。但是，对于5 000美元以下的贷款，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不管利率是多少，到小额贷款管理机构登记并缴纳一定的登记费即可。只要登记就被认为是合法的。针对我国实际，可确定一定的贷款额度，在额度以下，贷款利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而超过额度则要实行商业银行的利率。既防止利率过高，又要防止部分机构化整为零，冒名发放小额贷款。

（四）明确小额信贷客户的范围。与国外的GB和BRI模式有区别，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已大幅减少，因此小额信贷的客户标准不仅包括贫困线以下人口，还应将从事家庭养殖、小作坊生产的农户纳入进来，同时小额信贷的资金额度应适当提高。

（五）农信社要成为支农小额信贷的主力军。农信社立足城乡，经营历史悠久，网点和员工数量众多，与农户关系密切，然而支持农户小额信贷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以南方某省某市联社为例，截至2009年2月末，单笔贷款金额10万元(含)以下的农户小额贷款,包括以信用、保证担保、联保方式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总额为3800万元，仅占全部贷款总额的2.97%，多为2003年以前发放的贷款，占比93%。贷款质量堪忧，存在诉讼时效丧失、借款人下落不详、借款人死亡等多种问题，贷款本息面临较大损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小额农户信贷利率适当放开的基础上，利用“信用村”和“信用户”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和做法，创新信用风险防范机制，从严控制小额信贷的风险，加大对小额信贷的投放力度，必将能获得农户、信用社和政府农业部门等多方的“共赢”。

第三篇：驻点农户访民情 破解难题促稳定(领导干部三解三促心得)

驻点农户访民情 破解难题促稳定

盐城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从洋

【编者按】

今年开春以来，我省开展了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融洽、促进基层发展稳定、促进机关作风转变的“三解三促”下基层活动。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小敏等省领导已先后深入到农村蹲点调研。

“当5天农民”，不仅是形式上吃住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各级领导在“三解三促”过程中必定有所见有所思有所为。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党政领导三解三促一线谈”栏目，刊登各级领导“三解三促”的亲身经历与感悟。

4月9日至4月14日，我到射阳县兴桥镇安南村驻点，通过一周的调研、座谈、走访、劳动以及矛盾调处，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了解了农村的实际困难，提升了自身的作风，取得了较好的活动成效。

我这次驻点的兴桥镇安南村由原安南、新东两个村合并

1而成，全村总人口3356人，总户数1080户，耕地面积6200亩。在安南村驻点5天，我共收集该村有关土地平整后重新丈量分配、村组危桥修建、村级债务、邻里矛盾纠纷等方面的问题16个，当场解决了8个，获得了广大干群的一致称赞和好评。

要想真实了解民意，就必须与百姓真正做到“面对面”

初到安南村，党支书丁元国热情接待了我们，但热情的背后，我却感到有些问题他并没有讲出来。当天晚上，我又来到丁书记的家中，再次沟通谈心，详细说明这次下乡就是为了真正掌握了解基层的困难，希望通过此次的“三解三促”能够真正为安南村做点实事。第二天在村召开座谈会的时候，村干部和组干部才畅所欲言，说出了实话，如该村仍然负债20多万元，干部年龄老化、青黄不接，现在仍有两座危桥急需修理等困难。

在掌握了解该村大的方面存在的问题后，我又深入该村养鸡专业户吴国华的鸡棚中，与他们夫妻一同劳动。在与帮扶户张正红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我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困难，了解到他家孩子因为出国打工，被中介骗了3万多元。通过与村民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直观的了解到农民的疾苦，掌握了民情民意。

要想真心解决民难，就必须与百姓切实做到“手牵手”

掌握了老百姓的所盼所想，关键还是要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如何真心帮他们解决困难，我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

在思想上疏通。在“三解三促”活动中，我组织了一场有关“三农”问题的专项法律讲座，通过讲座，普及了法律知识，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他们身边，政策在向他们倾斜。党和政府时刻关注着他们的疾苦。

在观念上更新。现在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国家会有补贴，所以很多的老百姓都在几分地上计较。针对这一现状，我提出让能人种地，其他人从发展三产或者外出打工挣钱，让他们在观念上得到更新，彻底摒弃“等、靠、要”传统观念。在生活上扶助。对一些家庭子女上学难问题、无钱治病问题、缺衣少粮问题、丧失劳力问题，我积极与镇政府协调，让政府按照政策给予一定的生活性扶助；同时为那些有致富项目但缺少启动资金的困难群众提供小额无息贷款，使他们尽快走上致富之路。

要想真正赢得民心，必须与百姓时刻保持“心连心”

在几天的调研中，与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我深切地感

受到，只要我们的干部能够通过真正走下基层，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倾听群众心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老百姓就会和我们始终保持“心连心”。

在接待津富村的一位叫吴学梅的女同志时，她因为邻村用“百草灵”打死了她家的麦子，成了老上访户。我认真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发生，深入到事发现场，通过现场查看，制定了详细的解决方案，圆满地解决了这一起有可能引起激化的邻里矛盾纠纷。

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的记在本子上，分别归类，统一制定具体的措施。一是危桥修建的问题，我通过实地勘察，提出将会与该镇一起，和射阳县农工办、交通局和水利局联系，由我局出资1万元，切实解决好老百姓的通行难和作业难的问题。二是针对结对户张正红被骗3万元钱，要求市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知名律师落实无偿法律援助，帮助他家追讨费用。三是对于司法所建设问题，在县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镇财政也要跟上，同时司法所要加强软硬件建设，争创省级优秀司法所。四是农村法制教育问题，要借助“六五”普法平台，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采取法制讲座、以案说法、个案点评等方式，正确引导农民学法、执法、守法、用法。五是极少数信访个案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把信访苗头消除在内部、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初始，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预防。六是村级债务问题。

可以通过此次土地复垦、重新丈量分配，挤出部分土地，通过高效种植等方式获得收益，偿还村级债务。七是安南村年轻干部后继无人的问题，通过对该村的了解，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吸纳一些年轻人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来，政治上给予关心，经济上给予照顾，切实留住人才。八是村联防队员“五金”问题，考虑从待遇中适当提取部分，个人缴纳部分，镇政府承担部分，解决联防队员的后顾之忧。

通过为期一周的驻点调研，真正下到村里、走进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谈事谈发展。我发现只要我们真诚与他们相处，真心替他们着想，真正为他们办事，就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加深与他们的感情。这次下基层，不同于过去带着题目下去、带着观点回来的简单调研，而是围绕“三解三促”的任务，把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与开展调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使得调研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实践证明，亲眼看、亲口问、亲耳听、亲身体会，收获大不一样。我深刻认识到这次的驻点调研还不够，今后还要多下基层深入群众，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更多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