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中国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中国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对同级党委负责的纪检工作局面将被打破。
《决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专家表示,双重领导将强化纪委权力,反腐监督将更加深入。大事记 1949年11月
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纪律检查机关。1955年3月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1993年2月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监察部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此后,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开始与纪委合署办公。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改革内容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解读
纪检双重领导强化纪委权力
“应该说,这次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反腐的部分有很大的突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介绍,总书记多次讲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其实就是交给了纪委监察部门,“纪委是党的一个重要的权力部门,它不是一个附属部门,而是一个职责权力部门。”
李成言说,从这个原则出发,此次中央关于反腐的决定中,提出了“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并将基层纪委的权力上移,明确由上级纪委机关去领导下级纪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过去不这么提,过去提的是党委领导下的纪检监察工作。”
李成言表示,此次提出的双重领导体制,一方面没有打破党章规定中纪委要归党委领导,另一方面纪委系统的领导得到加强,“实际上是一个加强监督权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个机制体制的改革。” 部门全面覆盖利于反腐深入
中央此次的决定提出,要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意味着今后所有的部门都不能幸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说,现在的巡视是点状的,而今后所有的单位、部门都会被全部巡视,实现全覆盖,这将更有利于反腐监督的深入。
同时,在派驻纪检机构的改革方面,李成言认为,过去中纪委对派驻机构是业务指导,不存在直接领导的问题,且以前派驻机构的工资都是由派驻单位来负责发放,有些纪委干部还在派驻单位担任干部管理的工作,“这是非常不妥的,完全无法实现独立监督。”
李成言表示,今后,则可以真正将派驻机构的权力收回到中纪委,不光是直接领导,还直接派驻,“派驻的人不接受部委党组的领导,也不能在党组部门兼职。” 监督独立性公正性将加强 据了解,目前各级纪委都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主要是对同级党委负责,其人员编制、财政经费、工作生活待遇等也主要是由同级党委、政府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纪委存在独立性差、权威性弱等问题,很难有效地履行其监督同级党政组织和领导成员的职责。
此次决定明确,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就使得纪委部门可以相对超脱同级党委的制约,独立性和公正性都会进一步加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
“中央这次深化改革的决定可以说让人看到了希望,而且非常具体化。”李成言表示,改革是一个全面的深化改革,肯定是要涉及到政治领导体制,而中央此次提到有关纪检权力体制的改革问题,对推动纪检工作以及推动纪检工作的相对独立将会有重大意义。官员家庭财产信息或将公开
在专家们看来,此次有关反腐的决定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提出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官员财产公示一下子在全国推开比较困难,但官员是流动的,不可能一辈子只任一个职务。”周淑真说,只要他愿意往上走,只要出任新的领导职务,那就应该申报自己的财产,让大家知道他的家底,“如果不愿意公开,就不要出任这个职务,不要掌握这个公权力。”周淑真说,上述方案更利于实际操作。周淑真表示,此前各地虽然也有官员财产申报的试点,但推行并不顺畅,且中央一直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没有对此发表意见。此次中央提出试点,对于地方将是非常大的推动。
不过,此次中央提出的推行“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在周淑真等专家看来,含有更大更多的信息量,“它并没有说是要报告财产事项,下一步很可能不仅仅只限于公开官员财产,还会包括领导干部的家庭信息情况。”周淑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下一步肯定会有具体的细则出来
第二篇: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研究
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研究
【摘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管理监督的制度亮点。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基本框架,一些地方对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申报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不仅面临着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还遭遇了很多现实制约和制度掣肘。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要明确公开对象、主要内容、公开时间等;在配套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要建立信息申报机制、信息核查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并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研究;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3―0076―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管理监督的重要制度亮点。2014年,北京市委组织部联合东城区委组织部,抽调专人成立课题组,组织专家学者和市、区部分领导干部进行座谈讨论,在全市范围内对1102名局、处、科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国外新任公职人员有关事项公开的基本情况及经验启示
(一)基本情况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要求特定人群对其财产和收入情况进行如实申报的制度。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终端反腐”之称。本文主要从申报主体、申报内容、申报方式、公开管理、法制建设五个方面,对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进行梳理。
1.申报主体。财产申报的主体在各国、各地区有很大差异。其中涉及公职人员类别、申报者关系人两方面问题。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集中于政务官,如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层次较高的官员,而对普通公务员不做申报财产的硬性要求,日本、英国、美国等属于这类情况;第二类集中于事务官,要求行政系统中的普通公职人员申报财产,而不涉及民选政治官员,如新加坡等;第三类是要求所有公职人员统统申报和登记,如俄罗斯、菲律宾等。关于申报者关系人的问题,多数情况下,被要求一同申报的包括配偶或事实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等家庭成员。
2.申报内容。财产申报的内容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和金融活动的复杂程度有关。如:法国公职人员申报的财产情况包括:① 不动产,②有价证券,③人身保险,④银行账户(包括往来账户、储蓄账户、存折、住房公积金、现金等),⑤家具,⑥收藏品(包括艺术品、珠宝、玉石和黄金),⑦机动车辆、船只、航空器,⑧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客户等),⑨海外不动产(包括有价证券和银行账户),⑩收入,债务,其他财产,财产变动的重大事件等情况。相形之下,发展中国家要求公职人员申报的财产内容要简单一些。
3.申报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产申报是申报主体以书面形式向有关机构提出的,也有直接向社会及媒体公开的极少数情况。财产申报的方式一般分为:任期申报、定期申报等。任期申报是指一些国家民选政务官,在任职后至离职前以及离职后一定期限内分若干次申报财产。如泰国担任政治职务的人员,包括总理、部长等,通常要结合任期进行三次财产申报,依次是在就职后30日内,离职后30日内,以及离职满一年后的30日内。定期申报多针对行政官员或公务员,一般在每年的规定日期内申报财产情况。
4.公开管理。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是两个关系微妙的范畴,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实际操作中各国做法差别很大,其基本倾向是:申报范围大,公开范围小。英国、日本主要是要求议会议员公布财产或相关利益。美国原则上只要求高级官员、公务员登记财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有追求大面积实行财产公开的倾向,越南政府规定:在职干部由本单位领导决定或宣读或张贴财产;国会代表及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的申报表需要在代表的办公地点和居住地公示;即将当选的国会或议会代表候选人的申报表须对当届国会代表或议会代表公开。
5.法制建设。为了体现财产申报制度权威性、公信力、强制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以法律规范来保障的。1776年瑞典全体公民就可以查看上至首相下至一般公职人员的纳税清单。英国在1883年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开财产申报的立法先河。之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也以立法形式规范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
(二)经验启示
国外实行公职人员有关事项特别是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实践,对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借鉴意义。
1.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从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财产申报与公开的经验看,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基本上都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都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探索和磨合期。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完善经济、社会和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条件,仅就完善其自身的法律、制度建设而言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制度内容的相容性、协调性问题。
2.实行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公职人员的诚信体系。事实上,从多个国家施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实践情况看,其主要社会功能,首要的并不在于发现腐败现象,而在于通过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责任感,促使公职人员诚实守信。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关事项申报与公开属于公职人员的诚信系统,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是一种征信行为。而真正通过财产申报和公开来发现公职人员腐败,并进行惩处的情况并不多。
3.建立普遍的监管体系是有效实行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重要技术前提。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密完备,甚至有的还不如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健全,但发达国家的实施效果明显好于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除了发展阶段、国民素质等更加宏大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等原因外,一个国家普遍的财务与金融监管体系的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技术性原因。在全面系统完整的信息采集和统计基础上,当全体国民和整个经济流程都处于监管之下时,采取措施监管少数特殊群体是容易奏效的。但在经济整体过程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对公职人员这类少数人进行监督则相对比较困难。
二、我国关于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的实践探索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实践探索
在我国近年来的廉政建设中,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问题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一些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少量的财产申报与公开的试点工作。我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后起草或通过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88)、《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1)、《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6)以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0)等制度文件,初步确立了我国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基本框架。
自2009年开始,有些地方和基层大胆进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改革探索。新疆、湖南、宁夏等省区先后在县、市乃至副省级城市,开始了新提任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改革试点。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大额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收入情况及资金来源等都作为公开的内容,在实际操作中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在网上公开。2009年4月,湖南省浏阳市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示廉制度,对拟提拔的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网上公布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财产情况,在申报内容和公开范围上都有较大突破。2010年,宁夏银川市在全国率先实行新提拔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接着,青铜峡市又推行新提任干部个人事项公开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省出台了《关于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的意见》,新增加了车辆和银行存款两项申报内容。
(二)问题分析
在当前严峻的反腐败背景下,全国一些地方大胆实施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申报公开探索,取得了不少实践效果,但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1.思想障碍。一是公众利益与个人隐私的碰撞。一种观点强调公务员是社会的公仆,其权力来自于国家和人民授权,其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共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员的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侵犯了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这种观点不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公务员队伍中都有很高支持率,因为个人有关事项公开的实施确实意味着其权力和利益空间的压缩。
二是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思想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都较之西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在对待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时也体现出这种官本位思想。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权力的拥有者,漠视与其权力对应的职责。在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上,这种情形表现为,不按照政策规定的要求如实申报,对申报义务视而不见,不愿意申报。
2.现实困境。一是公开主体的层级较低,规模较小。在先期开展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地区中,区、县级政府占了绝大多数,就申报主体的级别来看,大多集中在科级干部,而且绝大部分将公开对象限定在党政部门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不在此列,与改革的初衷和民众的期待仍相去甚远。虽然陕西省在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审报范围作了界定,涵盖省管正、副厅级领导干部和县(市、区)党政正职,以及省直机关正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但是陕西此次出台的规定强调的是“申报”,离“公开”尚有距离。
二是公开财产范围有限。从公开范围来看,当前试点地方公开内容主要还是针对领导干部个人,不包括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并且多数试点地区的申报范围仅限于某一对象,或是某一内容。由于公开对象有限、范围狭窄,不能真实反映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状况,可能导致一些人将非法所得转移给自己的父母、子女或其他亲属,或者转换财产保存方式,从而规避了上述规定,总体上难以取信于民。
三是公开方式以内部为主,群众监督有限。尽管一些地区采取了多种公开方式,如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单位公示栏、手机短信等,但主渠道仍然限于单位内部。从方便公众监督的角度来看,通过网络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来公开领导干部财产,要比单位公示栏公开更为有效,但不少试点地区却将公开方式从社会公开转为内部公示。
四是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财富渠道增多,一些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或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手段,积累了数额不小的财产,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目前贫富差距大、仇官情节严重、民众对政府和公职人员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将个人财产等有关事项如实地向全社会公开,可能因民众一时难以接受而引起社会波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3.制度掣肘。一是法律体系不完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着不同的位阶和效力。政府出台的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的规定属于规章性质,立法层次较低,实施的权威性、强制性不足。而且从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来看,既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有中纪委、中组部,还有地方立法机关,立法规范不明确、立法权限划分不清楚,缺乏统一的立法依据作指导,不仅影响到立法效益的正常发挥,也影响到国家法制权威的维护。
二是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领导干部有关事项申报与公开制度有效运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一系列配套制度共同编织而成的严密的制度之网。这就要求在构建申报公开制度的同时,着手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注意制度实施的联动性。然而,我国在构建和运行申报制度时,外部配套制度尚不健全。主要有,社会信用制度的缺失,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良好的信用咨询、信用认证和信用监督的风气。金融监管制度还需加强,比如金融实名制有利于压缩这些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也对查处政府公职人员腐败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各相关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的信息相互封闭,这种现状无疑增加了申报制度执行的难度。
三、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在借鉴和学习国外、各试点省市经验的同时,还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严谨的可行性分析,要循序渐进,注重探索,逐步完善。从北京市目前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社会呼声、制度成熟度,以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工作情况来看,在全市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时机初步成熟,问卷调查显示,93.4%的人赞成进行公开,73%的人认为宜采取试点先行、由点到面、稳步推进的方式开展。
(一)制度本身的设计
1.公开的主体。在公开主体的选择上,作为试点,并不一定面向全部的新提任领导干部,而只需要从一部分人开始。由于申报制度目前只适用于所有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此,试点公开在新提任干部也应当符合这个职级要求,问卷调查显示,52.6%的人认为应当在新提任的县处级干部中开展,46.2%的人认为在厅局级干部中开展。考虑到公开的效果,突出监督的重点,试点公开在新提任的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更有示范性和影响力,而且在公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肯定会比在处级、科级等较低层次中试点更多也更复杂,破解这些难题能更好地全面推行这项工作。45.8%的人认为应以全市新提任领导干部为公开的范围,最好不要按照行政区划进行试点,不同行政区划中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差异性,必然会带来负效应,可能造成制度执行不力,使试点始终在区域试点的范围内流转。
2.公开的内容。理想的公开内容应该是所有报告事项,但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条件和环境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可以主要公开财产类事项,而且有必要对公开信息做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处理。例如,房产信息细化到小区、楼号、面积;收入信息仅公开收入来源,而不必公开具体的数额;投资事项仅公开投资的产业领域、公司的产权性质等。通过以上信息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收入来源是否正当等。在非财产类事项中,可重点公开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信息等。
3.公开的程序。从法律意义和伦理意义上说,设定新提任领导干部应当公开有关事项,就赋予了该制度作为领导干部提拔任职的前置性条件,而非提任以后再进行公开。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程序规定,在考察期间,对拟提拔的考察对象,应当查阅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所以,对新任领导干部任前公开有关事项的时间,最好选定在组织确定考察对象,开始考察前或者进行组织考察期间。如果公众没有提出质疑,即可通过该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的民主考察程序。凡公众提出质疑并要求审查的,组织部门应启动审查程序,得出相应的审查结论,作为衡量其是否符合新提任领导干部任用的依据。
4.公开的方式。基于稳妥可控、防止炒作等考虑,在试点阶段,可以采取在内网公开或在拟提任干部所在单位党务政务公开栏张贴等方式,并注明举报监督电话,也可以先向党政机关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开。公示时间与任前公示时间一致,为5个工作日。同时,要考虑到确认有关事项是否真实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故对在考察阶段没有发现问题的新提任领导干部,只要其在任职试用期一年内,被发现有瞒报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伪造法律文书等较为严重行为的,可直接取消其正式任职资格。
5.结果的运用。可参照《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规定,采取客观认定原则,对虚报、漏报、瞒报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整改、责令做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岗位等组织处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上述处理情况应当在受理网站上向社会公开。
(二)配套制度体系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的同时,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的统一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为建立有关事项申报、公开制度创造了条件。
1.信息申报机制。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抓好“三个报告”,做到监督零缝隙。一是抓常报告,要求领导干部每年初集中报告上一财产、婚姻、出国境等重大事项,及时全面地了解干部信息,形成常态报告、常态监督。二是抓实离职报告,要求辞去公职的领导干部在离职前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切实将报告制度与干部的进退留转有效挂钩,促使干部慎终如始。三是抓细动态报告,要求领导干部在个人事项发生变化后30日内如实报告变化情况,有效跟踪掌握干部情况,动态更新干部监督信息库。
2.信息核查机制。严把抽查核实关,健全完善抽查核实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定期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抽查,对在廉情公示中干部群众有反映的进行重点抽查。每年年初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进行梳理、审核、汇总和分析,重点研究分析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3.责任追究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报告人填报不认真、不全面、不规范、不准确的,责令报告人限期补报或者重新填报;对瞒报或漏报的,经有关部门查明情况后,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对不及时报告或者拒绝报告的,经督促未落实的,责令单位负责人进行谈话或通报批评处理,并书面说明情况。特别是在公示期间,对因申报不实被核查出来的,不予提拔;已提拔的,予以取消任职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4.其他制度机制。包括公民信息制度、金融实名制、全国房产信息登记制度、信息共享机制等,其中有些制度机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好顶层设计。
5.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包括宽松的舆论环境、宽容的社会公众、较高的政府信任度、较弱的干部抵触等。一方面,要把党员干部还原为普通个人,他们与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旦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也会造成“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而为个人有关事项公开制度扫清意识形态的阻力。另一方面,要引导民众认识到,判断国家公务员廉洁与否,主要并不在于看其拥有财产的多少,而在于其财产来源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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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将试点推行公车统一标识
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将试点推行公车统一标识
公车超标、公车私用、公车浪费„„近日成为多地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曝光的热点。车轮腐败,被阳光“晒”脱了皮。中纪委近期明确表示将试点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惩治力度。
曝光、公示、监控——种种“药方”对于沉疴已久的公车腐败现象,能否奏效,公车改革这个“大手术”将如何有效推进? 多地曝光公车违规现象
在福建最近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中,一地税局副局长因公车私用被免职;山东省曝光7起违纪典型案例4起涉及公车违规;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的“曝光台”首次晒出涉及27个单位的31辆公车违规;山西晋城市纪委曝光了中秋、国庆期间出入高消费场所的公车车牌号码,并要求处理相关责任人„„
近期广西南宁市纪委监察局在市属媒体上用一个整版,将近20个单位或部门的上百次公务车辆违章违法行为进行集中全面曝光。记者看到,此次公开曝光的是9月1日至10月8日期间公务车辆违章违法行为,曝光名单包括南宁市下辖各县(区)和市直相关部门,曝光信息则包括车辆号牌号码、机动车所有具体部门等。“引入外部监督、媒体监督,对于治理公车滥用乱象,效果立竿见影”,广西南宁市纪委常委雷沛进告诉记者。
早在今年6月份,南宁就组织市属媒体对公车违法现象开展重点曝光,并发起随手拍公务车违法违规活动,受到网友力挺;纪检、公安部门联手查处、曝光公车违规违纪,震慑效果明显。如清明节期间,南宁市一副处级干部私自驾驶公车到柳州扫墓,经查实后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今年6月初,一副调研员擅自驾公车到酒店参加私人宴请,城区党委对其进行严肃约谈并收回该车辆„„
南宁市监察局副局长蒋宁华表示:“公车违章违法背后体现的是特权思想在作怪,今年以来,南宁市将整治公车作为转变干部作风的一个重要抓手,采取‘零容忍’,加大督查和问责力度。”
“药方”能否遏制公车乱象?
北京公务员考试网http://bj.offcn.com/html/beijinggongwuyuan/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提交《关于治理“车轮上的腐败”的建议》,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公车腐败问题提出了“公车统一标识” “推进公车改革”等具体建议。
近期中纪委明确回复:下一步,将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严格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实行公务用车经费在财务上单独列项和单车定额核算制度。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严格实施使用登记和公示、配备更新及使用情况统计报告等制度。
此外,中纪委称,将探索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积极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监督三公消费,首先应在财政预算上明确体现和严格执行。”一位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官员说,原先我国在预算编制中并没有单列的“三公”项目,今后应该越来越详细,尤其对于公车购置、花费都要严格预算,严格执行,这是治本的办法。
公车直接触动领导干部利益
一位地方干部告诉记者,公车直接触动领导干部利益,公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取消“专车”,“公务车辆集中管理,公车司机就是驾驶员,而不是代表某位领导的特权阶层,这样安装GPS、挂上公牌才真正有监督效果,公车腐败才可能遏制住。”
近期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话题,包括全国过半省份取消“O”牌等特权车牌。多年来,由于监管缺位和过度膨胀,公车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矛盾。
“改革缺乏彻底性,监督缺乏透明性,惩戒缺乏严肃性,导致了多年来公车治理屡屡‘卡壳’,甚至出现越改越多、越改越乱的困境”,一位研究公车改革多年的人士说,各地出台的治理公车乱象的相关规定、政策不计其数,然而初衷良好的改革方案,不是推不下去,就是改革走样,出现了“虎头蛇尾”的案例,更有 “公车照坐、补贴增加”的畸形现象。
“八条禁令”严刹公车私用
9月4日,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坚决刹住中秋、国庆节期间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就全省各级各单位和各级党员干部在中秋、国庆节期间坚决刹住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提出“八条禁止”要求。其中明文规定:坚决禁止公车私用和违规驾驶公务用车。据《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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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长沙全市封存公车
“国庆将至,请各单位注意严厉禁止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严禁奢侈浪费,非特殊情况公车一律停放不可私用。”今年国庆节假期前一天,长沙市纪委办公厅向全市各市直单位、国有企业及各区县(市)纪委书记发送了一条提醒短信。
9月30日下班之前,长沙市有关单位收到一份“公车封存”的通知,通知上明确登记了相关单位全部公务用车的车牌号、发动机号、所属部门以及停放位置。通知规定,国庆期间,除“特殊公务活动”使用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辆必须集中封存,不得私自使用。对违反规定使用公车的行为,不仅要按照每天数百元标准补缴油费,还要接受纪律处罚。
从遮遮掩掩,到接受网民监督,再到主动曝光,近期国内公车监管力度明显加大。公车乱象作为当前干部不良作风集中体现的一个“病灶”,加大整治根除已经刻不容缓,中纪委开出的“挂公牌+GPS”的药方对于加强监督是有效果的,但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加快完成公车改革、大幅减少公车保有量的基础上,再进行这些监督措施。
目前我国全口径的公车存量达到几百万辆,多得谁也说不清,中央从2011年4月起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近20万辆。这些巨大数字说明,如果不从根子上最大限度减少公车,甚至取消公车,目前监督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覆盖庞大的公车数量,而且加挂公牌和加装GPS都是需要投入新的成本的,只有在大幅精简公车数量后,这种监督的经济性和有效性才能体现。
公车乱象已经成为当前必须下决心认真治理的问题,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从根子上彻底治理,当前必须要做减法,不仅要严控新购公车的额度,更要在存量上 “动手术”,原则上应该尽可能取消公车。我国公车乱象难以禁绝的根源之一,就是监督不力,有些公车已经不是“私用”,而是“家用”,完全没有约束可言。把所有公车购置、使用、违章信息都彻底公开,将公车进行明显标识,对违规者予以严厉惩戒。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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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北京将规范官员配偶子女经商 广东重庆同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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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最新时事:北京将规范官员配偶子女经商 广东
重庆同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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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会议指出,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一个重要举措。会议决定在上海先行开展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试点。要按照规范 对象范围,从严规范、率先规范、以上率下。要严格界定经商办企业行为,细化规范程序,明确操作依据,确保规范工作有序进行。要把集中规范和日常监管有机结 合起来,规范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转入常态化管理,推动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安排。□上海试点
领导干部儿媳姑爷经商也限制
去年2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上海关于规范该市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所制定相关文件的汇报。当年5月4日,上海《关于进一 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公布实施。《规定》被解读为上海史上最严的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新规。
《规定》明确了约束对象,并将这些对象做了明确分类,其中包括“市级领导干部”、“市各委各部门正局职”、“市政府各部门”、“区县党政正职”、“市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等。其中设置了对领导干部子女的配偶经商办企业的禁入门槛。
此外,《规定》不仅明确了对经商办企业行为加以禁止,还纳入了“受聘担任私企高级职务、在外企担任高级职务”等情况。
《规定》还指出,对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有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进行专项核实;对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无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按每 年20%的比例抽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漏报、瞒报。对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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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或领导干部本人辞职;对于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 纠正的,给予其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有关机关调查处理。规定要点
1.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
2.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纪委、市委各部门正局职,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区县党政正职,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市管正 职等岗位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 办企业活动。
3.市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市检察院及检察分院,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4.国企中的市管正职领导人员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市管正职领导人员的子女及其配偶和市管副职领导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人员任职企业及关联企业的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5.除第一、二、三项以外的其他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成效
182名官员亲属经商10人免职10人调岗
今年3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北京透露,上海已对该市1802名省部级级干部和司局级干部进行了全覆盖的专项申报,并对申报情况进行核实甄别。在这一过程中,有182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被纳入“需要规范”的范围。韩正透露,这182名领导干部中,10人被免去职务、10人被调岗,还有1位辞去了个人职务。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韩正指出,目前上海已经把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纳入常态化管理,并对现在的领导干部进行动态化抽查,每年检查的范围不少于20%。他强调,今后凡是不符合规范的干部,都不会被列入考察和提拔人选的范围。□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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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亲属经商解决起来为何不易? 权力结构仍然不科学不合理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表示,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问题成了老大难,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权力结构不科学、不合理。2014年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总书记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注意,不是“加强”,也不是“改善”,而是“形成”。这种表述说明我国的权力结构还不科学,因此,我国才会有那么多的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现象和腐败问题。
第二,同体监督没有力量。我们的监督是同体监督,而不是异体监督。自己的刀刃永远砍不到自己的刀把,这是同体监督的弊端。这么多年来,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几乎没有同级纪委发现查办的。这是体制决定的。
第三,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薪酬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广泛和深入,显得越来越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职人 员的工资收入相对越显得低;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情况还要好一些。由于公职人员的合理和正常收入,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相应提高,于是他 们利用配偶子女经
商,来补足收入上的差距,这是第一种心理,即灰色收入;还有第二种心理是,即利用家人经商,来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这是黑色收入。
第四,要想给公务员涨工资也很难。目前我国公职人员数量庞大,工资提高不起来,每次提出涨工资就会引起社会反对。这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权力结构改革的结果。
第五,通过试点来规范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尽管是治标的举动,但是,只要在一两个县、一两个省推行权力结构改革,治标行为就能够得到治本行动的支持,就能发挥效力。
2.上海试点中哪些亮点值得借鉴? 管住部级局级就抓住了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案件看,家族式腐败是腐败的主要形式,现象比较严重。尽管过去中央三令五申,几乎每年都出台限制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管理办法、意见,但这种现象不但没被遏制住,还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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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上海试行的办法,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上海把限制范围限定在部级和局级干部,抓住了关键点。这些干部的权力也比较大,利益输送方面更有能量。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管好高级别干部,有利于上行下效、肃清风情。竹立家表示,要管住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家庭事项的申报必须严格,并且领导干部家属信息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而不能仅仅是有关部门掌握。信息透明之后,监督的效果会更明显。3.为何选择京沪渝粤疆推开试点? 具有代表性有助于全国推广
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已或即将开展试点的省份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东、新疆,这5个试点省份的党委书记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竹立家分析,可以 看出,中央选择的试点省份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中,北京、重庆与上海一样,都是直辖市,在推广上海经验方面,可借鉴性比较强。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 放前沿,经商氛围比较浓厚。而位于西部的新疆则是经济欠发达区域。在上述两个省份进行试点,有助于新规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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