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表英文论文是先写中文再翻译还是直接用英文写
这主要决定于你的英文水平和写论文的水平决定的。本人觉得在写英文文献的过程中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你处于哪个阶段决定了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1、绝对新手，尤其是基础差，信心差，有拖延症的新手先写中文稿，再写英文稿是有好处的。对于英文实在差的人，先写中文稿也可以让新手专注于跨越内容和逻辑上的障碍。因为多数新手以中文做为母语，对中文语法，表达和逻辑会更敏感。新手往往会发现即使用中文写作，依然写不出，因为多数新手根本没有真正思考清楚如何分析，描述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起码对中文的熟悉可以让新手不至于拘泥于遣词造句上，花半个小时反复折腾两句话里的英文表达。
中英文有不同的表述习惯。一个英文从句往往需要拆成多个中文短句才自然。但逻辑和内容是可以跨越语言的。先写中文稿并不是让新手从中文稿逐句逐词翻译出英文稿。对于很多新手，我是推荐他们一开始用中文写作的。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写不出的主要原因不是英文不好，而是逻辑和内容没想清楚，是自己没努力(尽管真相很伤自诩逻辑思维能力强的理科生的心)。起码这样可以让新手面对一个复杂任务时可以两步走，降低复杂性。
2、如果你已经读了很多同类的高水平的英文文献，英语水平也有了提升，强烈建议用母语搭建文章主体结构，进一步到具体阐述论证，由于英语与中文表达侧重及语法呈现的巨大差异，则用英文进行写作较妥。
3、如果你想真正写出一篇高水平的文章，最终必须要直接用英文写文章。需要培养英文思维。打底稿翻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准确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成语俗语翻译中更难做到精确。所以想培养英文写作的好习惯，除了平时用心读背之外，还要做到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
第二篇：cma考试是中文还是英文？cma是全英文考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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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考试是中文还是英文？cma是全英文考试吗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是IMA协会于1972年推出的针对管理会计领域的全球专业财会认证，2007年7月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启动中文CMA考试，打破了一些财务管理人员英语的瓶颈。那么，CMA考试是中文还是英文好？CMA是全英文考试吗？
CMA考试是中文还是英文好？
CMA认证是国内唯一实现中文考试，并且全球认可的财务管理国际权威认证，CMA中英文考试报考条件、考试内容、证书含金量等都是一样的。
IMA协会全球业务总监谈到：“CMA重在培养管理会计人才，中文考试取得的证书与英文考试取得证书在权威性以及认可度方面没有区别，唯一的不同之处即是语言的不同，CMA中文证书和英文证书都是从IMA美国总部直接颁发的，中文证书在国际上180多个国家同样适用的。英文证书仅仅是证明考试者的英文能力。”
CMA中英文考试不同之处是？
1)CMA中文考试采用笔试形式进行;CMA英文考试采用机考形式进行;
2)CMA中文考试时间，2018年4月14日、7月28日和11月10日;CMA英文考试时间每年较为固定，每个考试窗口的时间为两个月，分别是:1月/2月，5月/6月，9月/10月。
3)CMA考试地点，具体可咨询优财官网。
CMA考试是全英文考试吗？
参加CMA中文考试的考生，采用的中文试卷(CMA中文考试为笔试)，CMA中文考试题目都是英文题目翻译过来的。两门CMA中文考试通过之后，提交相关学历和工作经验证明即可取证CMA了，是不需要再次报考英文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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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CMA英文考试的考生，采用的是英文试卷(CMA英文考试为机考)。两门CMA英文考试通过之后，提交相关学历和工作经验证明即可取证CMA了，是不需要再次报考中文考试的。
广大考生需要注意的是：
1)在CMA英文考试，选择题答对50%的题，才能进入到情境题部分，否则考试将终止。
2)IMA要求是3年内通过全部两科考试，如果第3年还没有通过，在第4年考试的话，前面通过的那一科作废得重新考试。3年内通过全部科目是从注册那天起。
CMA考的还是管理会计知识，认证的是财务管理水平。我们在实践中的应用也还是具体的管理会计知识和工具等等。所以，无论是CMA中文考试还是CMA英文考试，重点还是在于能否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价值。
第三篇：英文论文翻译中文(服装专业)[范文模版]
How clothing desig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refashioned frontier masculinitie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wear Abstract Gendered subjectivities emerge histor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not only in situ, within an ‗authentic‘ origin period or site, but through later retrospective commodifications and fantastical popular culture depictions.This article traces the masculine identity of the cowboy as commodified and performed through clothing.The cowboy emerged from colonial origins as a model and myth of frontier masculinity: the ‗rugged outdoor type‘.But it was then formularized and stylized when subject to popular culture diffusion, and as accompanying clothing design evolved.Through clothing – advertised by metropolitan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d across America and beyond – an archetypal, sexualized cowboy ‗look‘ thus emerged.The author trace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owboy masculinities in clothing design, from early ‗frontier garments for the outdoor man‘ to later Western-wear ‗for that long, lean look‘.Related constructions of femininity are also considered, after women's Western-wear clothing lines were produced in the 1950s.To illustrate, I draw on archival brochures, catalogs, and advertising materials from the 1920s to 1970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material design of the clothes themselves.I focus especially on the Western snap shirt – an apparel item never actually worn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frontier, but that becam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cowboy look, and a vehicle for masculine appearance.Western-wear epitomizes how gendered subject positions are visually constituted in relational fashion via bodies, materials, media, and imagined geographies.服装设计与文化产业如何重新设计边疆男性气概：西服的历史地理学
性别化的主体，不仅是在原地、具有―本真性‖的起源时期或地点浮现，亦是透过日后的怀旧商品化与虚构的流行文化叙述，在历史与地理中浮现。本文追溯牛仔的男性气概身份认同，作为透过衣着的商品化与展演。牛仔从殖民起源中兴起，作为边疆男性气概的模型与神话——一种―强健的野外典型‖。但它从属于流行文化传播后，随着相应的服装设计发展，被公式化与风格化。透过由大都会的製造者进行宣传、并在全美国及其他地方消费的服装，一个原型、性化的牛仔―样貌‖因而浮现。我追溯服装设计中的牛仔男性气概的历史地理，从早期的―户外男性的边疆服装‖，到晚期―高瘦样貌‖的西式衣着。本文同时考量1950年代女性的西式衣着样貌开始生产后的相关女性气质建构。我将引用1920年至1970年间的档案册子、商品型录与广告品来进行描绘，并探讨衣服本身的物质设计。我将特别聚焦西式按扣衬衫——一种在十九世纪殖民边疆从未穿过、但后来成为牛仔风格的―关键‖元素、且作为男性气概外表传达工具的衣着品项。西式穿着，是性别化的主体位置，如何在关係性的流行时尚中，透过身体、物质、媒体与想像的地理，在视觉上构成的象徵。
第四篇：组织行为学英文论文翻译 -中文
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原文刊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2010)859–862 原文作者：Chen-Bo Zhong（1）, Brendan Strejcek（2）, Niro Sivanathan（3）
(1)University of Toronto, 105 St.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3E6(2)Unaffiliated(3)London Business School, Regent’s Park, London NW1 4SA, UK
对干净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一系类的成果。本文重点探究了二者关系建立的内在机制。以下是作者的实验过程和对结果的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摘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环境的清洁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对我们的身体的干净程度的要求。这在卫生方面有很明显的好处，比如可以预防传染病等。但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干净的另外一个不易被察觉的意料之外的作用。考虑到身体上的干净和道德上的纯净之间的内在关系（Zhong和Liljenquist,2006),作者认为一个干净的自我和一个有道德的自我之间有关系，被强化的自我道德认知反过来会加强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在作者所做的三个实验中发现，无论是通过清洗身体还是通过一个可视化任务激发起来的干净的意识，都会加强人们对诸如堕胎和色情之类的不道德行为的批判。此外，作者发现膨胀的自我道德形象在干净与道德评判的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洁净的社会意义，并且可能对歧视和偏见的成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引言
纵观历史，身体上的清洁也就是将我们与脏污隔离开来，这可以增强个体的适应性和集体的生存能力。有学者认为人类与动物最清晰的区别在于人类追求干净并且拒绝与土有关的东西（Nussbaum，2004）。本文并没有否定这一观点，而是来探讨干净的一个潜在影响。考虑到身体上的干净与道德上的纯净有关系，我们认为一个干净的人不仅不会再觉得自己脏兮兮，而且会认为自己道德上也不再有污点。这种自我道德感的提升反过来又会加强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很多社会群体既对卫生要求很高，也在对他人的道德方面要求很严格，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我们在探讨社会系统的纯洁度的时候最常引用印度的种姓制度的例子。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人们的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纯洁度。婆罗门被认为是最纯洁的，因而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而那些从事令人厌恶的体力劳动的贱民（如火化工、环卫工）则被认为不仅身体脏污，而且道德水平低。这些'贱民“不准嫁入高等种姓的家庭，不许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不允许与上层阶级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如果一个“纯洁”的人（上层阶级）与一个“碰不得”的人（下层阶级）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这个“纯洁”的人就必须彻底清洗掉这种“污染”。同样，犹太人和其他“社会渣滓”被认为不仅身体肮脏，而且毫无道德可言，或许这也是他们被追求纯粹的纳粹迫害的原因之一。纳粹认为清除这些人是为了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是为了社会的纯净。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干净卫生和道德谴责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反映了身体上的清洁和道德高尚之间的联系——一个人越干净，他的道德评判越严格。
不可否认的是身体上的干净和道德的高尚之间确实存在关系，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厌恶是我们对不干净的东西的常见反应，但在道德领域我们也常常看见它的身影。“厌恶”原本是我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用以避免摄入有害物质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拓展到包括社会冲突与道德冲突的社会文化领域(Rozin, Haidt,和McCauley,1993)。身体上和道德上的厌恶有相似的表现形式和生理反应(Chapman,Kim,Susskind和Anderson,2009;Rozin,Lowery和Ebert,1994)，它们都会引起大脑额叶和颞叶区域的活动(Moll等,2002)。
厌恶感不仅仅是身体上和道德上的一种普遍反映，它还会影响到道德评判。人们往往会认为那些不伤害他人但让人厌恶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厌恶情绪在道德评判中的潜在影响(Haidt,2001)。如果偶然引起的厌恶感可以通过清洗（如洗手）而被“洗掉”，那么它就不会再增强道德批判，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厌恶感在道德批判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Schnall,Benton和Harvey(2008)首先通过让参与者看一段令人作呕的影片来引起他们的厌恶感，然后让一部分参与者洗了手，最后让他们对一系列不道德现象进行评价（实验二)。他们发现与没有洗过手的参与者相比，洗过手的参与者对不道德现象的批判不那么严格。可能是洗手的行为减轻了人们在电影中激发的厌恶情绪，从而防止其在之后的道德评判中产生影响。由此产生的道德上的厌恶或许如生理上的厌恶一样反映了人们远离伤害和危险的需求。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另外一种见解。Zhong和Liljenquist(2006)通过对干净与道德在心理上的对应关系的研究，发现挑战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会导致他想要清洗身体。此外，清洗的行为还可以减轻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并有助于恢复自我道德形象。具体来说实验是这样的：参与者先写下自己曾经做过的不道德的事，然后让一部分人洗手，与那些没有洗手的人相比，这些洗过手的人更不愿意去帮助一个陌生人。因此，简单的洗手的动作已经将他们道德上的污点“洗掉”了。这些结果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通过身体上的干净与否可以感知并理解道德上是否高尚——罪恶是肮脏的，清洁似乎是神圣的。如果人们将干净与道德高尚结合起来，将肮脏与罪恶结合起来看待事物，那么，一个干净的人或许也会被认为是贤惠的。我们认为，提升了的自我道德感会导致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更加严格。
在以下三个实验中，我们通过让参与者洗或者不洗手（实验一）或者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干净或者肮脏的环境中（实验二、三）来检验干净是否会导致更加苛刻的道德批判。三个实验中，参与者对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现象进行了道德评价。最后，实验三检验了膨胀的自我道德感是否是干净与严厉的道德批判的关系的内在机制。
实验一
本实验探究通过洗手激发的干净的感觉(Schnall,Benton等,2008;Zhong和Liljenquist,2006)是否会导致更加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以每人5美元的报酬征集到58名多伦多大学的在校学生(38名女生,平均年龄为21.14岁)，将所有人进行随机分配。本实验的控制变量只有一个：是否洗手。
当参与者到达后，他们被领进一个实验室并就座。这间实验室被打扫的一尘不染，设备都是全新的，实验者被要求尽可能的保持实验室的干净。因此，在使用键盘和鼠标之前，实验组的参与者必须用抗菌湿巾洗手。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洗手。之后，两个组的参与者给6种道德领域的社会现象打分，从-5分（非常不道德）到5分（非常道德），共分为11个等级。这六种社会现象分别是吸烟、吸毒、色情、说脏话、乱丢垃圾和通奸。
我们通过对六种社会现象的打分进行数据处理，得到一个综合得分。不出所料，那些在打分之前洗过手的参与者（M=-2.62，SD=1.30）与没有洗过手的参与者（M=-1.85，SD=1.46）相比普遍认为所给的几种社会现象更加不道德，t(56)=2.10,p=0.04。
实验二
为了排除实验一中小数量的样本所带来的个人特质方面的影响，实验二的设计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参与者是从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中招募到的，这个数据库有来自美国各地的15,000名具有不同特质的注册参与者。我们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一张25美元的彩票和一份价值50美元的网上礼品。最后，323名参与者（201位女性，平均年龄33.89岁）被随机分为三组（干净组、肮脏组和控制组）。
在参与者同意后，我们告知他们本实验中包含的各任务是不相关的。干净组和肮脏组的参与者首先会看到一些句子，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将这些句子输入到一个文本框中。他们会在一系列无关的问题的引导下反复回想起这些句子。干净组的参与者遇到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头发干净清爽，我的口气清新，我的衣服质朴，像新的一样，我的指甲刚刚剪过，我的鞋子一尘不染。”肮脏组的参与者遇到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头发又油又脏，我有口臭，我衣服上到处是油污和灰尘，我的指甲里、鞋子上都是泥。”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进行这一环节。
在这之后，参与者对16种道德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评价，从-5分（非常不道德）到5分（非常道德）共划分为11个等级。这16种社会现象包括实验一中的6种和另外10种，他们涵盖了从社会集体反对的行为（如堕胎、同性恋等）到个人的放纵行为（如自慰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见图1）。
图1.各组对16种社会现象的打分情况
没有一个参与者意识到之前的环节与现在的道德评价之间有任何关系。类似实验一的处理方法，我们通过对16组数据的处理得到了综合评价得分（图一中列出了各个社会现象的得分）。与实验一的结果相同，提前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输入与干净有关的句子的参与者）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更为严格（干净组：M=-1.76，SD=1.13；肮脏组:M =-1.42,SD =1.14;控制组：M=-1.49，SD=1.55。t(320)=2.02,p=0.045）。肮脏组和控制组的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别（t(320)=0.42,p=0.675)。
两个实验同样表明了激发干净的感觉会导致道德批判更加严格。表面上看来，这与Schnall和Benton所得的结论相悖，他们认为干净的感觉会减轻对不道德现象的谴责。然而，必须指出Schnall和Benton（2008）所做的实验一中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来激发干净的感觉，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激发行为是否会起到预期作用。而我们认为一个清洁的自我可能会通过干净和道德之间的联系直接作用于一个道德的自我。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变化反过来又会通过一个比较过程来影响道德评判。我们的研究更为细致地勾画了身体上的清洁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就像厌恶感使人和污垢保持距离一样，一些在一般人看来可以容忍的东西或者行为在爱干净的人看来是肮脏的或者是被污染了的。
在接下来的试验中，我们会衡量每个参与者的自我道德认知，并且直接检验干净的自我是否是通过增强一个人的自我道德形象来提升道德评价标准的。
实验三
我们征集了136位多伦多大学的在校生（98位女生，平均年龄为22.00岁）并把他们随机分为干净组和肮脏组。鉴于肮脏组和控制组的评分没有显著性差别，我们将肮脏组视为控制组。
实验三的过程和实验二相同，只是在激发参与者干净的感觉之后，让他们将自己与多伦多大学其他学生进行比较，然后在八个方面（幽默感、智力、道德水平、创造力、外在魅力、身材、社会敏感性和领导力）进行打分。他们给出从0（比其他人都差）到100（比其他人都好）的打分，来表明自己认为的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最后，参与者对实验二中同样的道德领域的16个问题进行了打分。
和实验二结果一样，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M=-2.04，SD=1.28）对这16种社会现象或者行为的道德评判比激发肮脏感的参与者（M=-1.59，SD=1.16）都要严格，t(134)=2.13,p=0.04。此外，那些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M=80.44，SD=15.24）与激发肮脏感的参与者（M=75.03，SD=15.70）相比，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更高，t(134)=2.03,p=0.045。干净的感觉并没有引起在其他方面的自我评价产生明显差异(|ts|<0.78,ps>0.40)。
最后，我们检测了是否是膨胀的自我道德意识建立起了干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当将干净的感觉和自我道德形象作为独立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的时候，只有自我道德形象（B=0.018，SE=0.007，t=2.73,p=0.007)而不是干净的感觉（B=-0.348，SE=208，t=-1.67,p=0.097)与道德评判有更为明显的关系。因此，之前认为很重要的干净的感觉在自我道德形象这个中间变量面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通过这三个实验一步步验证了干净的感觉通过自我道德形象而间接地对道德评价产生作用（Preacher和Hayes,2008)，1000个重复抽样实验的置信水平为95%（置信区间为-0.24到-0.01）。
一般性讨论
这三个实验表明，被激发干净感觉的参与者在道德的模糊内在机制作用下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具有更加严厉的道德评判。实验三揭示了膨胀的自我道德形象是干净作用于道德的桥梁。因此，一个干净的人看起来也像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人若站在道德的峰顶，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标准自然也会很高。
这个发现与最近的一项关于具体化与隐喻关系的研究结果很匹配，那项研究揭示了具体的实际经验与抽象的社会经验之间在心理上的对应关系（Jostmann, Lakens,和Schubert,2009;Schubert,2005;Williams和Bargh,2008;Zhong和Leonardelli,2008）。他们认为隐喻是人们理解社会环境的基本视镜(Bargh, 2006;Lakoff和Johnson,1980)并且会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Bargh,2006;Lakoff和Johnson,1980)。我们的研究为干净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影响：如果一群“干净”的社会成员认为某一个人因为道德水平低下而与他们不合群，那么他们会主动排斥那个人并与他保持距离，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这可能是种姓制度或其他极端种族灭绝行为背后的机制。
我们会认为很多东西（如土）很脏，但是它不会产生直接的威胁。同样，会有很多社会行为虽然不同，但是它确实不会给他人带来危险。我们对某些物质或者行为的厌恶或许并非出自于我们对健康和社会秩序的关切，而是出自于我们渴望提升我们的物质存在感并且不允许差异和杂质的存在(Nussbaum,2004)。我们认为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隐含着负面影响：我们在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并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或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切实改变，而是基于我们将外在的干净与否和道德的高尚与否相混淆的隐喻的思维过程。
我们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首先，我们的实验中所包含的社会现象并不完整。在之前的一系列有关道德评判的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在道德上模凌两可的社会行为（例如Schnall,Benton等,2008)。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干净的感觉是如何改变我们对正面行为（如回收利用）的评价的。例如，增强的道德水平可能会使人更加鄙视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同样，它也会使人觉得那些积极正面的行为更加道德。其次，干净的感觉对正面和负面的行为的评判起不同的作用，这表明一个人对某种事情的已有看法可能会在他的评判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我们观察到的干净的感觉可能会强化已有的负面观点。但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持有正面看法，干净的感觉所起的作用就可能弱化甚至逆转。未来的研究应该衡量个人在进行自我清洁和道德评判之前已有的观点。
总之，我们的结果强调了一个人在进行道德调节的时候的复杂性和犹豫性。我们看似理性的清洁的愿望和行为不仅可能会使我们进入一个道德上的良性循环，还可能会使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评判更加苛刻。
我的认识
这篇论文很好地印证了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关系。知觉是从个人立场上用个人的经验或者定势思维对信息作出解释，本来就打上了主观特点的烙印。从本文来看，干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映像，而是人类中的普遍现象，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或者我们可以称为社会知觉。人类认识的增加过程和知识的增长过程也是大脑的发育过程，是各个神经元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将干净与道德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控制这两种概念的神经元之间也有了联系。或许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潜意识的形成，它并未为我们所感知，但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五篇：2018年6月PMP考试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年PMP考试是由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组织考试并颁发证书的，在报考时，很多考生可能会担心PMP考试是英文考试，为了解开大家的疑惑，以下就是小编关于2018年PMP考试是中文还是英文的说明。
PMP考试是英文，但有中文对照。为选择题，只需要在答题卡上涂卡即可。
PMP考试是由美国PMI发起，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都有考试业务。但是由于PMP考试的官方管理者也是属于PMI ,无论是命题，还是阅卷，都是由PMI进行统一管理与调配。
PMP考试不需要有太深的英语功底也可以正常进行考试。大家主要需要学习好项目管理就可以完全应对考试。
PMP考试语言：
PMP考试不是语言类的考试，在国内PMP考试采用的是中英文结合（英文在上，中文在下）的方式考试，所以英文不太好的考生也不需要担心看不懂题目；而且国内PMP培训采用的PMBOK指南都是中文版的，不过建议大家看一遍英文版，以弥补中文版在翻译上的不足。
PMP考试试题样题：
Projects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risk because—
A.Murphy’s law states that“if something can go wrong,it will” B.Each project is unique in some measure C.Project management tools are generally unavailable at the project team level D.There are never enough resources to do the job 由于以下哪个原因，项目特别容易受到风险的影响
A．墨菲定律表明：“如果可能会出问题，问题将会出现”
B．每个项目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
C．项目管理工具对于项目小组是不可得的D．完成工作资源永远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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