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王绍光（5篇可选）

第一篇：《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王绍光

市场,民主与幸福

罗伯特-莱恩《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读后

王绍光

(一)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罗伯特-莱恩(Robert E.Lane)已经从尤金-梅耶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国修读过政治学的人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个主要学会的会长,即“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策研究学会”(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英国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推选他担任院士.老人退休后仍住在离系里不远的一座公寓楼里.在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提着老式布制书袋漫步的身影.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认真听讲,却很少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一次系里举办例行的午餐研讨会,莱恩也来了.那次会的主题是民主制度,主讲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即以研究民主理论闻名于世的罗伯特-达尔.虽然退休多年,达尔几乎每天都来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点也不象年过八旬的老人.达尔最著名的书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但我认为真正能展现其对民主问题深邃思考的是他六十五岁以后出版的书,如《经济民主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acy, 1985),《论民主》(On Democracy, 1999), 和不久前刚问世的 《美国宪法到底有多民主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2002).每次与他交谈,我总能受到某些启发.因此,他主讲的研讨会当然不能错过.但是,那次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达尔,而是莱恩.达尔具体讲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讲完后,莱恩破例举手提问:“巴伯(罗伯特的昵称),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象你说得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 ” “那当然,” 达尔答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别国不去说它,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显学.各国学者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过探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稳定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有人研究过,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想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 莱恩能从这个被人们忽略的角度提出问题,真不愧为大家.那天研讨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为莱恩问题对我的启迪而兴奋.兴奋之余,脑海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感到幸福的人真的减少了吗 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 这种心理变化与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民主不能带来幸福,什么可以带来幸福我本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便向莱恩请教.他让我稍微耐心一点,说他的新书将系统回答我的问题.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恩的新书,题为《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书很长,达465页,光注释就有102页.次年,“美国政治学会”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二)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管它有多幸福.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别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利己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1842-1924)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功效”(utility)所替代.“功效”是一个经济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同时又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现代经济学词典》的定义,“功效”是“福利”(welfare),“满足”(satisfaction)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happiness).不过,“幸福”基本上已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以前,心理学关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话题.再往后,社会学中发展出生活品质研究(quality of life research)这个分支,幸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但到目前为止,幸福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莱恩相信,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它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难以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在某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比赛让人幸福死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浪费时间.不错,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 ”从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数据.莱恩整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1994期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 [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莱恩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一般人认为,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在概念上,他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会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会产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很明显,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指数也较高.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喜欢听的结果.但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basic needs)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个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会逐步递减,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这才能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如果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 莱恩的回答很简单:情谊(companionship),即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他在书中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ck)的诗句:“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当然诗句不能用作社会科学的证据,不过诗人的敏感往往使他们能够凭直觉对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谐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例如,有好几项独立的研究证明,一个人朋友的数目比其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预测他/她是非感到幸福.(三)在确定幸福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莱恩进入了该书的主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会增加人们的幸福,还是会减少人们的幸福

按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做出选择,满足他们的偏好,从而将“功效”和“福利”最大化.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莱恩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四个方面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扩展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第一,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使人不幸福.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指将物质追求作为目的的价值取向.被物质主义俘虏的人往往会暗想:“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经济学家相信,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市场之所以能运作的前提.的确,如果人们都不把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很难想象市场有什么用处.但经济学家同时相信,每个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莱恩认为,这就完全错了.他列举了多项实证研究,每一项研究都表明,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忧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为什么物质主义妨碍人们感受幸福呢 首先,物质主义者往往更自私.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它问人们如果得到一份两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会如何处置.结果发现,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比其他人会将三倍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业.自私的人也许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们也许渴望亲情和友情,但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望更加强烈.按照莱恩的理论,缺乏亲情和友情的人是难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标”(extrinsic goals)而不是 “内在目标”(intrinsic goals).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外人,外力有关,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难以享受到自我满足的乐趣.再次,物质主义者追求的是“结果满足”而不是“过程满足”.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最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满足的.得到一样新东西的快感马上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淹没.这四个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忧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第二,市场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把他们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因此,庇古(Arthur Pigou)说,金钱是市场衡量人价值的准绳;奈特(Frank Knight)说,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他们与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既然他人只是为自己赚钱可利用的工具,社会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交友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又想用赚的钱来买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铜臭玷污,亲情和友情就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市场服从的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里,滕尼斯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里都曾谈到,市场经济如何一步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宗族和乡里关系,如何在人之间造成了“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韦伯更直截了当,指出市场对人没有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说得最透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第三,人们从劳动市场很难感受到幸福.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他说的还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失业也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即使不看学术性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失业对人的精神打击有多大.而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自杀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失业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重点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安全.赚多赚少固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能否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更重要.一旦饭碗不保,谁还可能感觉幸福呢哪怕没有遭遇失业,劳动市场仍然可能给人们带来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分工,从劳动市场发育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的一个后果是非技能化:将有创意的生产过程变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别林的电影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描述这种生产过程有多么摧残人.又如,从加强人们竞争意识的角度讲,拉大收入差距也许十分必要.但它对同事间的关系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并增加人们工作中的精神压力.第四,如果说在劳动市场人们得付出的话,消费市场理应是他们获得回报的地方.那么消费市场能否给人带来幸福呢 莱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据说是消费者的天堂,那里购物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高中的数量.但在莱恩看来,这正好说明消费主义浸透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消费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但要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东西会给很多人造成“认知过载”(cognitive overload)问题;并挤压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消费主义的氛围里,人际关系可能被买卖关系取代,金钱可能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市场中必要的猜疑态度可能演化为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本身就是造成社会疏离的内在原因.在经济学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就名正言顺了.上面的分析证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干预,或更具体说,民主政府的干预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莱恩的对此似乎不太确定.因此,他给书的第五部分的标题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民主是不幸福的根源之一吗 ”他的判断是,幸福不幸福取决于微观世界的经验,而不是在宏观政治领域的经验.一些实证研究似乎也支持他的这个判断,因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与该国民众是否感到幸福满意没有什么相关关系.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莱恩得出结论,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就民主的过程而言,它充满了痛苦.例如:(1)所有麻烦的社会问题都是民主政治必须处理的问题;(2)当政府决定做一件事时,总是只与冲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边,因此得罪其它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要征税,但没有人喜欢交税;(4)行使各项公民权(包括最宝贵的投票权)都可能要克服一些困难,付出一些成本(如时间和精力).就民主决策的性质而言,它所能满足的是“要求”(demands)而不是 “需求”(needs).哪一个利益团体的声音大,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强,政府就可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而尽管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弱势群体恐怕也得不到政府的注意,因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政客最在乎的是能得到多少张选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大概不会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结果而言,相当多的公民并不满意.这表现在,在西方社会中生活的人对他们天天与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人越来越多,认为政府对老百姓的事非常关心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切使不少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无力感(powerless),无助感(helpless),疏离感(alienation).这些增加了人们的烦恼,而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四)莱恩的这本书对一些被人奉为圭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 “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我们把它们作为目标苦苦追求.莱恩提醒我们,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们思考的是,莱恩用理论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莱恩的回答很简单:亲情和友情.两百多年前,法国革命打出了 “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以来,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莱恩既不是右派,又不是左派,他强调的是“博爱”.同时,在如何实现博爱理想的问题上,莱恩绝不是怀旧派,并不主张回到过去.他清楚地了解,田园诗般的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莱恩也不是乌托邦派,他知道,过分强调亲情和友情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现象,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莱恩主张,对现实进行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亲情和友情;并在追求其它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伤害亲情和友情.对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为了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香港沙田吐露湾

2002年6月10日

第二篇：王绍光演讲稿

转型与治理

---王绍光

许戈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主持这个节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大讲堂里学到更多的知识，领略到更多的声音，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讲。

整整二十五年前，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二十五年过去了，不论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政治上的进步，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的。不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了种种的新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先了解我们国家真实的国情，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然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强烈的呼吁，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保障的话，经济建设或者是民主进程的推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强烈呼吁的声音当中，有一位格外的嘹亮，那就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绍光简历

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而后又在耶鲁大学教书育人十年整，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1993年，王绍光和著名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场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的改革，被国外媒体称作“王胡报告”。此后，王绍光与胡鞍钢合作撰写了1995年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9年的《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2000年的《政府与市场》、2003年《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等著作。

1993年迄今，王绍光共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余篇。

王绍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不多，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成就与挑战；第二个讲良治的基础。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的基础，现在国际上，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在讲良治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觉得讲必要性是重要的，但是还要讲良治是什么样一种制度性的基础；第三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讲一讲，在中国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这么三个方面，闲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开始讲第一个方面，成就与挑战。成就，其实不用多讲，我就给大家看一张表，你能看到中国的成就。这张表是中国和世界上其它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两个算法，一个是1975年到2000年，一个是1990年到2000年。我们看到即使从1975年算起，文革还没结束，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或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是8％，高于世界上所有其它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我们经常会去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讲它们的经济奇迹，其实我觉得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中国是一个12亿人的大的经济体，能够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边，连续以这么高的速度，8％的速度增长，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且我还想加，也可能绝后，因为12亿人的国家也不多，印度今后能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空前绝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成就，我就讲这么一张图，不多讲。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即使是成就也会带来挑战，我想讲在经济方面，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发生了六方面的变化，这每一方面的变化全都是好事，但是我也会分析这每一方面的变化都会使政府治理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麻烦，具有挑战。

那我就先讲经济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在经济学里边叫第一产业，逐步地向第二产业转移，就是工业，再往后是逐步向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以粮食为主，这个经济是不需要监管的，不需要太多的监管。但是一旦把它变成工业化就比较麻烦了，进入工业国家就开始要规定，比如说劳动条件要进行监督，产品的质量要加以规范，如果一到第三产业，中国目前就在尽量的发展第三产业，一旦到第三产业我们就会出现远距离贸易，什么叫远距离贸易呢？不是面对面的贸易，不是像秀水街那样子，拿着计算机算按一按就行了。它是远距离，我刚去过甘肃，可能是把甘肃的产品运到广东，运到香港，可能从甘肃到纽约的Syracuse，我们不知道，它可能很远，人见不到面了，这时候就出现信息非常重要。同时，比如说金融、保险、咨询、保健这一系列第三产业的行业，它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信息的问题，就是信息出现一个叫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呢？就是交易的双方有一方面知道很多事，我知道我的产品好不好，我卖给你，你不一定知道，尤其是保险。举个例子，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要买你的保险，我买了以后我就病了，然后你就赔我，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像这些第三产业一发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监管跟监管农业是非常不一样，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带来了治理的挑战。

王绍光：再来看资源配制。改革以前是国家用计划来配制资源，就是说哪些东西应该到哪，钢铁生产以后发放到哪个厂家，哪个厂家然后再做什么事，都是国家（分配）。现在中国的资源配制方式主要是市场，供求关系。管理系的同学可能了解更多一点，供求关系以市场来调节。那么到现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当然跟有些国家比不了，但是跟比如说前苏联国家，很多转型国家，我们的市场化水平已经高于他们。那么市场化以后，市场会带来很多奇迹，但是往往也会引起人们对市场产生一种迷信。

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靠市场，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1990年的时候，东欧国家刚刚开始进行转型，这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加尔·布雷斯，他去匈牙利讲演，他讲完了以后，底下匈牙利听众就说，怎么回事，教授您讲这么长，怎么没有提Hayek，国内现在很时髦的海耶克这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其他几个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字？加尔·布雷斯回答就很简单，他说，他们期望的那种完全市场来操纵的经济，历史上没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你们会痛苦不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经济必须有市场，但是不能由市场来垄断，还得有国家的监控。中国在过去吃计划经济的苦吃了不少，所以中国政府在了解政府失灵方面，中国的学者都有很深的体会，都有很多的教训，但是市场失灵怎么来调控，我们的经验并不足，怎么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也给国家的治理、管理经济带来挑战。

第三方面，所有制结构的变化。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私有制，所有制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到今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呈现非常大的多元化，有国有、有集体、有合作制、有三资企业、有私营企业、有个体户，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所有制，中国都有。当经济主要以国有为主的时候，它每个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改革以前每个企业创造的利润交给上级，你缺钱了，上级拨钱给你，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不用去管我的经营状况。但是现在的私营企业他一定要管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赚钱，我不能赚钱我干这活干嘛，累死了。即使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它也变成独立的主体，政府想让它干什么事，它觉得这不赚钱，它会想方设法的逃避，它去做别的事。所以，所有制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的经济实体，都变成有很强的自主性，不会再听从国家的指挥棒来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就要从直接的操控，改革以前的直接操控，你干什么，你从哪里进原材料，你卖到哪里，要变成间接的调控。

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经济实体的数目剧增。我简单有一些数据，比如1978年的时候，全国只有人民公社53000个，生产大队69万个，生产小队482万个，那么农村就是这么400多万，不到500万个实体，比较容易控制。1983年公社一解散，中国的农村就变成了2亿多个农户，数量的增加使管理就变得非常麻烦。另外一个更麻烦的是，改革以前如果有一个实体，比如一个工厂，它1950年建的，到1978年这个工厂还在原地方，它的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东西都非常固定，那时候的人很少调动工作，你在这地方工作了，你就在这地方退休，你的孩子还顶替你，全都在那块。今天的实体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实体今天成立了，明天衰败了，后天搬家了，然后就破产了，它的产、供、销、人、财、物这些所有的链条，在不断地变化，这就使你监控它们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再下面一个变化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关着门的，对外贸易非常非常小，外资没有。那么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你把进口加出口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是将近40％，将近40％是什么概念呢？你把日本和美国算一个相应的数，它们可能就是15％，16％，绝对不会超过20％。换句话说，用这种方法计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可能比这些国家还要高，当然这里边有些计算的技术问题，我就不去讲了。总之，在一个大国对贸易的依赖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世界上也没有。

再一个是外资。外资最高的时候是1994年，外资进来的钱相当于我们GDP的6％以上，这个你去找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高比重。有些人会讲四小龙依赖外资，其实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四小龙经济发展中间除了新加坡比较依赖外资以外，其它都不太依赖外资，它们主要靠内部资本。那么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七十年代，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冲击得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国生活在七十年代的人，在座的如果去问你们的父母，他们会对这两次石油危机，除了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消息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们是封闭的，你爱怎么乱怎么乱，中国岿然不动。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如果现在世界上再出现两次石油危机，中国经济会非常非常麻烦，因为我们中国的能源对外依赖度已经很大，这样对外开放的程度扩大以后，就使国家在开放的情况下来治理本国经济，变成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术才行，非常高超的技能才行，所以这也使中国政府治理经济的能力是一个挑战。

最后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信息与通讯革命。我们可以想一想，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几个电视台，一共是93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就更少了，电视台当时只有32个，32个电视台不是全天播的，一天播几个小时，每个电视台就一个频道，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是360多个电视台，一个电视台可能有十个频道，五个频道，八个频道，这个没法比，平面媒体也是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通讯手段的革命，中国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192万电话，当时打电话是非常非常麻烦，那时候是传呼电话，你住那个楼，你的传呼电话在这，老太太拿着喇叭喊，几楼几号的下来接电话了，是那样接电话的。家里有电话的人是极少，绝大部分是办公室电话。现在中国的电话拥有量，我们以前想，可能很难增加，现在中国电话拥有量，手机好像是世界第二，固话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通讯变得异常的方便，然后加上互联网每年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现在互联网用户中国已经是第二，很快应该变成世界第一，这就使信息的流量加得非常快。那么信息流量对改善我们生活，使我们生活便利，使我们了解世界各种情况很有好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也许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就是Joseph Nye，以前当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他讲美国力量强，强在哪，不是硬力量，而是软力量，不是hard power是soft power，软力量是什么？好莱坞的电影，CNN的24小时新闻，这些是软力量。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软力量就很麻烦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国，不仅仅是理论，经济增长率是多高，还有你的软力量有多强。在开放条件下，我仅仅举这个例子使政府要做这件事变得异常的困难。

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么几条小结，就是在这第一方面，改革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一切。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和改革以前大不一样，那么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如果你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会知道一个（概念），别的都记不得，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些都发生变化以后，政府治理国家的这种模式，以前的模式过时了，新的模式就得出来，没出来就会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批人，刚刚出了一本书的标题叫做《第二次转型》。我们第一次转型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从搞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社会上有大量的矛盾，我们现在提出来要进行第二次转型，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所以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王绍光：那么面临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能不能实现良治？中国能不能实现良治，良好的治理，如果要实现良治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我们通过两年的研究，比较了国内外和历史的经验，我们总结良治有八项制度基础。我不能详细讲，我就一样样简单的介绍。

第一方面，强制能力。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不是我说，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会告诉你，最基本特征就是有强制能力。对外要能保家卫国，保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对内要维持社会秩序。强制能力，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二叫汲取能力。保家卫国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很费钱的事，你要养军队、养警察是很费钱的事，这就需要你有税收。另外，国家的每一项事，国家的任何职能都需要公共财政来支撑，教育也罢，公共卫生也罢，道路的兴建也罢，都需要公共财政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从社会汲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它就不能做事情。

第三叫濡化能力，或者叫教化能力。中国社会是非常讲究教化的，从孔夫子的时候就开始讲教化，这个教化使大家把一套价值观念内化，变成你自己的行为，这样治理国家比较容易，仅仅靠军队和警察的暴力来治理国家，成本昂贵，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有这个教化能力。教化能力我们强调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国家认同，就是你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绝大多数95％认同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第二件事就是要有一套核心价值，你不要看美国、西欧那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多元，但你看那个根的话，他们都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有了这套核心价值的话，大家如果内化这套核心价值，你的行为就会自我规范。所以，这两样东西都需要教化，国家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第四个方面，监管能力。这个濡化、教化是讲人们用自己的信念自我管理，监管是讲要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就是你自己的行为，不是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做。那么监管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管必要，我们可以想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但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理由，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信息不对称，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信息不对称；第二个观念叫权力不对称。什么叫权力不对称呢？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老板跟打工仔，权力就不对称，打工仔希望工作条件好一点，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就不愿意改善工作条件，我们最近老听说哪个地方矿井瓦斯爆炸了，哪个地方矿井冒顶了，就死人，这个条件改善不了，因为有一个权力不对称。

统合，是下一个。统合是指什么呢？就是政府要能管住自己的人，管住自己的工作人员，也管住自己的国家机关，使他们能够做到工作人员要非常专业化，有专业知识、专门训练。国家机关要统一协调，如果国家机关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国家就乱了，每个单位可能都很有权力，但整个国家就乱七八糟了，所以要有统合。

第六个方面，再分配，再分配是指国家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对稀有物资进行权威性的调配，稀有物资最重要的就是钱的调配。它的目的很简单，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中所有人的经济安全，就是基本的温饱，要保证。第二方面，要缩小社会中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我没说消除，我是说缩小，缩到多小，要看这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但是这都需要再分配，那么第七个和第八个方面把它一块儿讲，什么叫吸纳？这个词也许不太准确，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讲，社会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势力，政府应该有能力把所有的社会势力引导到制度化的渠道里边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不要让它在体制外去表达意见，参与政治，因为那样就乱套了。不要用非正规的方式，示威、游行、烧车那样的方法来表达。但它的前提是政府要有制度内的渠道，你没有这个渠道的话，它很可能就用制度外的方法来表达了，这是叫吸纳的能力，你要有能力吸纳就好了。

整合是什么意思呢？社会各个团体他这个意见表达了，他也参与了，但他们的意见是很不一样的，是互相矛盾的，你要有一套机制，使他们互相矛盾，甚至尖锐冲突的要求，能够得到协调，加以整合，最后变成政府的公共政策。

就是这八个能力，我们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历史，我们叫做国家基本制度，不是所有的制度，但这基本的制度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其它的东西都免谈，都不行。好，这八个能力方面，前三个是所谓的近代国家，就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前的国家都具备这些东西，后五个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能力。

那么最后我就讲一讲，为什么在中国目前进行能力建设或者国家基本能力重建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那一套国家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可以治理当时的中国，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那一套在今天就不适用了，就需要有一套新的治理方式。由于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我觉得是比较滞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八个方面都有问题，但我今天仅仅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强制能力的问题。我们的国防实力跟自己比加强了，但是你拿到国际上跟别的国家比，尤其是跟我们的邻国，可能对中国有这种威胁的国家比，我们相对能力不是加强了而是下降了。这张表格你看，1960年——2000年中国、日本、印度、美国，我们跟美国的差距一直很大，但是你看，1960年的时候，日本跟印度跟中国的国防实力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到2000年他们几乎已经接近中国的能力，如果中国再不注意，很可能就赶上了。为什么中国在八十年代能力下降呢？很重要是当时军费给得比较少，财政拨给军队的军费大概能保持60％的开支。所以小平同志讲，军队要忍耐，结果忍耐了十几年以后，我们的相对国防实力就付出了代价。

强制能力对内来讲，我们的警察占人口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你看这张表是1997年的情况，中国每1万个人里边，有9.6个警察；香港的社会秩序比较好，为什么呢？它每1万人里边有60个警察，全世界你看发达国家大概是20多个，30个警察，中国如果警察比较少的话，有些时候就得雇二警察，但是二警察那个管理水平，可能大家还得要管他才行，因为有些比土匪还坏呢。那么由于这些方面，中国的犯罪情况，这是一个统计，你能看到是持续的上升，所以我们感觉不安全。中国的城市都看着跟监狱一样，因为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全是铁栅栏，进了家门先要过铁门，强制能力不够。

好，汲取能力也不够。这张图给你看的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一直下降到1995、1996年，然后最近几年有回升，但那个水平，我不用比别的地方比，就跟美国比，美国是一个非常分权的、讲究市场的国家，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3左右，我们现在是不到20％，去年是18.5％，收入来讲。再看尤其是中央政府，这个表太细，我就不去多讲了，你看黄颜色那条线，那条线是真正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中国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个到2002年刚刚达到了40％。这都是规律性的，你看别的国家也一样，所以中国是非常例外的，在这两方面，我们当时叫两个比重比较低，财政方面有问题，所以中央政府现在每花100块钱，其中60块钱是借的，发国债，这个借的钱是要还的，还是要付息的，所以中央政府每年的那个支出里面，有很大一块儿是还本付息，这个不能维持太长时间。好，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监管方面的问题。我这是看了报纸，然后去找假，有什么假，这仅仅是最近找到的假，什么都有。我最近看到最奇怪的说有假鸡蛋，壳也不知道什么做的，里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连鸡蛋都有假的，这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知道是假的，你不知道是假的，你买了就上当了。一般的假倒无所谓，他就是赚了你的钱而已，但是有两样东西假的话就是致命的，一个是药，一个是食品掺假。假药2001年，中国有将近20万人死于假劣药品，20万人什么概念？一个县城。假食品每年中毒的10万到20万人，很大的概念。另外，监管不力的一个例子，就是交通事故。这是2002年全国发生77万起交通事故，死了将近11万人；今年头六个月，交通事故是33万起，死了48000人，将近5万人。如果跟世界其它国家比，我有133个国家的数据，就是每万辆车交通死人率，中国在1996年的时候，每万辆车大概要死50多人，最低的是多少呢？每万辆车死人0.7个人，我们是它的上百倍。

再来看工伤情况。中国因为工作受伤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数量，放到世界上也是。那个红色的代表中国，全世界每年工伤死的这是2001年的情况，中国占21％，整个死人率里面占21％，这个数量是相当的惊人，矿山、煤矿现在变成中国最危险的行业。中国的煤矿产量跟美国的差不多，但是中国每万吨煤死矿工的数量是美国的100倍，也许有人说美国比较发达，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倍，这你能看到我们在规范这方面的问题。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统领问题。政府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们的腐败状况，我不用给你数据你也知道非常严重，我给你数据就是告诉你，中国的腐败在全世界排在哪儿？你可以看到从1980年的时候中国还行，10分是完全清廉，0分完全腐败，中国那时候评5点多，还算不错，到后头最差的1995、1996、1997就是几乎排到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去了，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善，但这个改善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调查加的国家越来越多，加进来的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小，比较穷、比较落后、比较腐败的国家，这样跟他们一比，中国相对排名就稍微高一点，但是腐败依然十分严重。那么这四个方面我今天举例子，还有四个方面没讲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我现在不讲了，仅仅举例子，就是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滞后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所以现在到了非进行重建不可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要进行第二次转型，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核心。

好，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需要进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根据我们对其它国家经验考察，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且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依我们看必须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但是在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间，又必须不断地加大其中的民主的色彩，尤其在我讲的最后两个能力吸纳和整合的地方，要更大范围地允许民众，各阶级、阶层的民众参与这个国家基本制度建设这个进程，所以，这样子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一个法治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自由的中国。这是我们的一点心得，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好，谢谢各位。

许戈辉：您能不能用一句精炼的话概括一下，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对于目前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绍光：没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就不能实现长治久安，就不能实现民主，就不能实现自由。

许戈辉：好，谢谢王教授。谢谢。也感谢在场的电影学院的和从外边的学校赶来听王教授演讲的所有这些师生们，谢谢大家。记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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