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白色恐怖下的坚守：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白色恐怖下的坚守：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2013年10月12日15:20 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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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1892─1929），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1896─1929），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达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徐锡根（1903─？），江苏无锡人，是中共早期江苏和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六大上，徐锡根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32年，徐锡根被捕后变节，加入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徐锡根任江西省政府特工委主任时，与另一名中共叛徒庄祖方一起制造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皖南事变”——中共南方工委被敌人破获。“南委事件”破坏面之广，被捕人数之多，在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组织损失极为惨重。仅江西省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徐锡根后来的下场不详。
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上。1934年，他到达中央根据地不久，红军长征开始，瞿秋白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在转移途中瞿秋白被捕，后英勇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米夫支持下的王明所操纵。虽然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会上想让王明出任候补常委的提议没有成功，但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终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4人，候补委员不变。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王明赴莫斯科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共党内的上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夫的支持。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即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更为“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有变动，新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王明、罗登贤5人组成。
1933年2月，罗登贤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他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反动派杀害。
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向忠发6月被捕。在狱中，向忠发经受不了酷刑考验很快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而他那位妓女出身的情妇，却在反动派面前坚决否认向忠发的身份，以致后来人们慨叹：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最终，写完招供材料后即被国民政府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带来严重损失，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被杀害。蔡和森即是其中之一。1931年6月，顾顺章带特务追到香港，将在那里参加海员会议的蔡和森逮捕。两个月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在紧急情况下，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张闻天4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米夫指定王明任代理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又多次遭到破坏，到了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明也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二人离开前，主持召开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主要由王明提名，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早年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入党后于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学习，1930年5月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能成为常委，与他和王明同为留苏派有直接关系。自此直至遵义会议，博古一直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由于他深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其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遵义会议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人。他是中共党内一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袖。张闻天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从1925年开始留学莫斯科长达6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因此，他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重用。
党内三股力量汇合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危机时，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却在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此后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是苏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可。
但当时，临时中央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没有全面的认识，仍继续执行其“左”倾错误。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陈云加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卢福坦去职。1933年，卢福坦被捕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卢福坦被逮捕，并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秘密处决。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增选王云程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云程（1905─？），山东青岛人。他出身工人，早期积极参加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入党后，王云程赴莫斯科学习，后来其政治观点倒向王明。他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亦与其苏联背景相关。1933年，王云程被捕叛变，此后下落不明。
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上海迁到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委员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部分成员组成，形成党内三股力量协调共事的局面。中共中央局常务委员为原临时中央成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二人，总书记为博古。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张国焘坚持“提拔工农”干部、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等意见，引起会议激烈争论。经各方协调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毛泽东7人组成（张国焘、王明、项英当时不在中央所在地）。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了南方，后来领导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被叛徒杀害。
在中央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川陕，但张国焘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川康。不久，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先行北上，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遂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随后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长时间的重用，在此后的时局变化中，其命运亦是风雨飘摇，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增补刚刚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后，中央书记处成员主要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仍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只是其身份改为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已不再设总负责人。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他早期即为“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康生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3年起在苏联工作了4年。此次成为常委又是得益于王明的推荐，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上落脚延安以来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六届六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基本没有变动。
第二篇：十六届四中全会
敬爱的党组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了，我认真学习了会议的精神，现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汇报如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议题重大、关系重大。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会作了报告，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认真总结党执政成功的经验，深入分析党治国理政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贡献是新时期加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纲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议题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这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崇高精神，决定胡锦涛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长治久安、承前启后，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为我们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忠心拥护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忠心崇敬江泽民同志作出的杰出贡献，忠心拥护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的我，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同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模范带头作用。
第三篇：十六届四中全会
敬爱的党组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了，我认真学习了会议的精神，现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汇报如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议题重大、关系重大，十六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会作了报告，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认真总结党执政成功的经验，深入分析党治国理政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贡献是新时期加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纲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范文《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议题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这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崇高精神，决定胡锦涛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长治久安、承前启后，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为我们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忠心拥护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忠心崇敬江泽民同志作出的杰出贡献，忠心拥护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干部的我，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同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模范带头作用。
第四篇：十六届四中全会心得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使各地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作为当代护理医学生，我们不但应该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不断充实思想理论知识，更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扎实掌握医学技术。sO100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权，用好权，这既顺应了党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又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强了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十六届四中全会着眼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对新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科学认识，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有总体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明确任务，作出部署。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所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廉洁，建立一支善于治国安邦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是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有效保障。建立完善监督体制，解决党内监督问题，从严治党，让一系列工作有章可循。
江泽民同志革命六十年来，矢志不渝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和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在这13年的发展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现在，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大局出发，江泽民同志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也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
我们又要谨记：让肇源人骄傲的田凤山，一个从政私图仕途上的典范，被“双规”，这不是个别现象，“官员选拔机制问题解决，卖官买官链条就不能彻底斩断”，之前的马德事件，追求权欲的王怀忠，谋取私利的刘克田……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党内～现象屡禁不止，这就要求我们执政党更加体现其执政能力，这就给我们的执政组织提出了更加艰巨的要求。
我们是执政的主力军，我们在努力为明天的护理事业准备知识，我们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第五篇：十六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金秋时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稿。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勇敢地迎接新考验、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新的高度，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战略任务”到“重中之重”：三大挑战考验下的必然选择
２００４年７月，上海骄阳似火，暑气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这里考察工作。他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２００３年２月召开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从“战略任务”，到“重点”、到“重中之重”，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在不断深化。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长江认为，把执政能力建设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是我们党过去没有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党建专家认为，尽管５５年的执政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但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仍然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多方面的巨大挑战。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所以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１０００美元，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能不能牢固树立、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执政，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审视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如何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如何有效遏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情、世情、党情，问题、矛盾、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正非常现实、非常紧迫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有关部门最近完成的一项问卷调查，引起许多人的深思：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６６.９％的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５８．１％的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表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的，分别占３５.７％、４３.４％和１９.９％。
“近２０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及时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白钢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更好地面对挑战，正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是她走向政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５５年执政经验升华正当其时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有５５年，但她在执政方面的实践和关于执政规律的思考则远不止这５５年的历史。”随着中央党校教授蔡长水的描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执政历史仿佛重现眼前----
从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的政府框架，到延安时期的“三三制”、一些革命根据地开展的选举活动„„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在一些地区建立政权，开始执政的初步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十年“文革”从反面告诉我们：违反执政规律的基本要求，党和国家事业必然遭受严重挫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研究和解决新世纪新阶段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断认识、把握执政规律的伟大探索，纵贯５５年的历史时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自身和他党的成败得失，让党深刻体悟到：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执政，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归根结底是为了谁？服务于谁？一切执政的活动，以谁为基点？以谁为归属？作为执政党，执政的本质是什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答案是唯一的，为了人民。因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
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专家们指出，如此系统地强调执政能力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表明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六大把‘增强执政能力’写进党章，今年７月、９月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执政能力建设提到非常高的地位„„这个发展过程说明，党执政实践的发展和执政理论的创新，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的时候。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加强执政能力问题，可谓正当其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从七届二中全会全面思考执政问题，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具体部署，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回顾党的执政历史认为，从主观上讲，我们党执政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有必要系统总结执政经验，为党确保长期执政提供理论指导。“从客观上看，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另一方面，党在执政过程中也有过曲折。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执政经验的总结将会更加全面、更加成熟、更加深刻。”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必将推动党的建设新飞跃
经受特大井喷事故考验９个月后，重庆开县又迎来２００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一夜之间，全县５５个乡镇全部受灾，８.７万人被洪水围困。县委书记蒋又一回首这两大突发事件，感触颇深：情况瞬息万变，局面错综复杂，事情千头万绪，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又是一个具体的要求，体现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黄苇町认为，一个企业，一个机关，也有提高判断形势、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的问题。“即使一位普遍党员，也需要在现实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果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大多数党员表现平常，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百姓，也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
“国家政权中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主要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行使。这就决定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必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虞云耀说，“但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是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能力的简单相加。”
多位长期研究党建问题的专家都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内涵十分丰富。从它的主体上讲，既涉及各级党组织，也涉及党员、干部，还涉及党的整体；从它的内容来讲，既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处理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也指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通过执政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能力。
８月２２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专家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有关执政的７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它们相互联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决定执政性质的执政理念。“可以预期，四中全会必将对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层面作出更深刻、全面的阐述。这一切，无疑将对党的自身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们注意到，中央领导多次突出强调，要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这表明，执政能力建设虽然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紧密相关，但又对党的各方面建设起牵头管总的作用。
执政能力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党的各方面建设都要围绕增强执政能力建设来展开。中组部党建研究所所长王庭大把这一关系概括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上来。叶笃初教授则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境界上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是富有胆识、充满睿智的政治抉择。“历史将会证明，这次全会是党的建设史上别开生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关头，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它昭告世人：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执政周期率，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向历史交出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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