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人的本质观

第一篇：中国古代哲学人的本质观

中国古代哲学人的本质观

敏华

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关于中国古代人学的内容，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人学就是关于人道的学说，其内容就是研究人性、为人之道和理人之道；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人学就是探讨人生价值，它包括天人论、人性论、人格论、人生论、修养论、人际论几个方面。而笔者以为，上述观点都有正确的地方，但均失之偏颇。第一种观点虽然指出了中国古代人学的根本的内容，但是忽略了其对“人道”形而上的论证，即关于“人道”的本体论基础；而后一种观点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过分侧重了人的存在的价值方面忽略了人的社会性。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学的根本内容是，在“究天人之际”的基础上，从“性情双重化”“人禽双重化”“圣凡双重化”三个层面阐释人的本质，其核心是人的本质观。本文以此为命题论述中国古代人学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一 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论基础：“究天人之际”基础上的 “天道论”

在中国哲学看来，人的存在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是形神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存在，而西方那种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精神与物质相对立，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极力反对和力求避免的。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体现出了如下特征：追求天人合一，论证天人合一。为什么呢？

首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究天人之际”一直被视为最高的学问与智慧。例如，司马迁将自己著书的宗旨表述为“欲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北宋邵雍就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可见，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什么是天呢？什么是人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大都指的是宇宙自然的总称，人指宇宙中的一物，所以天人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人的本质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家眼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即天人是合一的。例如老子认为“天人玄同”，即人应效法天，求得天人合一，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五十六章）。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他主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如果说在老子和孟子那里天人合一还只是一种观念，那么在《易传》那里这一观念便被体系化了，比如《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地道和人道都是一个道理，都是易理在社会、自然和人事等各个方面的体现。所以《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可见，天地之道被赋予了价值的含义，成为了人道生成的依据和所要追求的目标。此后还有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程颢的“天人同体”说，张载和王夫之的“天人一气”说，以及朱熹的“天人一理”说，等等，也均都主张天人合一，只是论证的角度不同而已。

可见，中国哲学家从一开始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回答，就与西方的思路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立足于人和自然的一致方面，而不大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一面，即使提出了“天人相分”，其目的也是为了论证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哲学家关注天道论本质上是为探讨人的本质寻找本体论的依据。

其次，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或者天道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既是宇宙本体论同时也是道德本体论。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看来，天人是合一的，因此，人的形上存在便是自然界的形上存在成为哲学家们的共识。

在儒家哲学中，《易传》首先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系辞传》），把世界分为形上者和形下者两个层次，并且认为道是器之本，道决定器。那么作为阴阳之道的天道的内容是什么呢？《易传》认为是“生生之谓易”，化生万物是天道的本质。不仅如此，《易传》又把此泛道德主义化，把天道视为天德，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道也就成为了天地生物之德。而人为天地所生，在人德化生的过程中人也禀受了天德，天德在人即为人性，即：“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这样，《易传》以天道人性不二的天人合一的理论论证了人性为善的问题，天道论成为人道论的本体论根据。

《中庸》也同样如此，也以泛道德主义的观点看待天道。《中庸》认为“诚”是天道的本质，即“诚者，天之道也。”它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在这里天命就是天命令的意思，是一种赋予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天化生人的过程中，天有所赋予而人有所禀受，人性就是天的赋予或人的禀受。故而后来二程说：“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二程集》）可见和《易传》一样，《中庸》也是以天道人性不二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去论证人道说。

而在道家学说中，天道论也是其人学的立论根据。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老子可以说是最早对自然进行形上思考的哲学家。他认为宇宙万物有其根源，那就是“道”，道对人来说是不可言说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十四章）。他还认为“域中有四大”，即天地人和道，而“人居其一焉，”可见老子已把人提升到很高的地位，人本身就具有本体论意义。不仅如此，老子还认为，这域中四大，道是最终的根源，换句话说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因此人与天的关系就是：人要顺应自然，遵从于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老子认为无知无欲是人的真正本性即“常德”就是“抱一”，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并且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二十八章）。

如果说老子仅是主张人性返朴归真，强调人应回到婴孩的状态，那么庄子则是进一步强调人性应复归自然本真。因为在庄子看来，永恒的自然是人所不能干预的，而万物和人的本性均由自然之命所决定。可见，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均肯定天道对人性即人道的优先性和决定性，认为天道是人道的基础和根据。而在庄子之后，其后学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万物的“真性”是它们的自然状态和生活习性。人的本性也是自然生成的，人应“不失性命之情”，“长者不谓有余，短者不谓不足”。（《缮性》）为了追求外物而丧失自己的本性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骈拇》中说，仁义之礼本质上是扭曲人性，他们选择“上不敢谓仁义之操，而下不敢谓淫僻之行”修性道路，强调回归自然。而究其根源就在于道家对于人性之本体，也就是天道的重视与强调。

总之，无论是就中国哲学的思路和旨趣而言还是就基本的命题来讲，中国哲学探讨和观察世界的视角是一种整体性和多维的，它立足于世界整体，从天、地、人三个层面或维度思考世界的本质，而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探讨人的本质，实现人的应有的和最高的境界。

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应有的最高的境界又如何? 二 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人禽双重化”、“圣凡双重化”、“性情双重化”

中国哲学家考察人的本质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入手，其基本的思路是：人不是什么，人应是什么，最后人为什么这样（不是某物而应是某物）。总体说来，中国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包括三个方面：人不是“禽”，但有禽的属性；人是社会性的，有欲望但应是高尚的；人所以如此因为人本身具有性与情两种本性。换言之，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基本特征是：人是双重化的，是人禽、圣凡、性情双重化的人。

第一，就“人禽双重化”而言，中国哲学主要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前提，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经验性质。“人禽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禽兽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同时又不否认两者的同一性。在他们看来，人不是禽兽，但在某些方面人又是禽兽。为什么呢？古人认为，人与禽兽在相通的基础上在三个主要的方面又是有根本区别的：肉体构成、有无社会性和道德意识、能否劳动。

首先，就肉体的构成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和动物都是有自然之气演化而来的，但是它们各自所禀受的气的类型是不同的。所以，在人身上既有兽性，更多的是人又超越了兽性。例如王廷相认为：“天地之间，无非气之所成，故人有人之气，物有物之气，则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王廷相哲学著作选》）。而所谓气的类型的不同，乃根源于“烦气”与“精气”的区别,即：“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淮南子•精神训》）。那什么是精气呢？古人认为精气乃是天地之精华，是来源于天地间的灵气，它生成人因此人成为天地之精英。如王船山在《诗广雅•大雅十三》说：“人者，两间之精气也，取精于天，翕阴阳而发其冏明”。而所谓的“烦气”也就是浊气，是虫生成的根源。可见，人与动物的不同是根源于他们所禀受的天之气的不同而形成的，其具有先天的依据和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人的肉体和动物也在共同性的基础上有了根本的不同，主要是：人除了和动物一样能“视万形，听万声”外，还具有“兼辨之”的能力，也就是对感觉进行综合判断和思维的能力（参见胡宏《知言•往来》）。而这种思维和判断的能力是人所独有的。

其次，在有无社会性和道德意识方面，古人认为人是优于动物的。人首先是“能群”的，也就是人能通过社会的联合来克服自身的弱点，因为对人来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人只能通过“能群”来弥补这一先天的缺陷（参见《荀子•王制》）。不仅如此，人“能群”更重要的体现在人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自身的智力和智慧来生存和发展。即尽管鸟兽“其爪虽利，筋骨虽强”，然而还是“不免受制于人，”而究其根由在于人能“通其智而一其力”（参见《淮南子•修务训》）。这也同时说明，人较之于动物，是有意识的。而马克思也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不过，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人有意识主要指人有道德意识，例如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为天下贵也”。在古人看来，人的最高价值在于道德意识，而道德意识虽然可以通过社会教育形成，但更主要的是要靠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也就是说，道德意识的修养主要是一种自律行为。

最后，就能否劳动方面来说，劳动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也认为，劳动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为什么呢？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中国哲学家也认为动物的生存依靠的是本能，而人依靠的是创造，例如王船山说：“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人则有人之道矣。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诗广雅•大雅三二》）。

可见，中国哲学家在人禽的关系上，承认两者的共同性，但更强调其区别，并且也正是在其区别中来探讨人 的本质。他们认为，人们如果不努力保持上述区别并争取自身的人性方面，那么，人就与禽兽无异了。所以中国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考察首先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经验层面，从人的本质的否定方面进行界定。可以说这是人的本质的经验方面。此其一。

第二，就人的本质的“圣凡双重化”而言，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本质，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应该的规定性。如果说，人的本质的“人禽双重化”是人与动物相比，是人的本质的最低层次，那么，人的本质的“圣凡双重化”，就是人与人中之精英相比，是人的本质的最高层次了。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古人对“圣人”规定，是十分完善和理想化的，对现实的人来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应然的追求和必要途径的统一。

在古人看来，所谓圣人是集智慧、品德和功业于一身的人。这是古代不同的学派所共同的观点。有智慧指圣人就是智慧的象征，他们见识高远，聪明通达。“圣，通也。”《说文》就是这样解释的。而“圣者”就是“无不通也”（见《尚书•洪范》）。在实践中，圣人比一般人高明，是因为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即“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那么是不是圣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呢？不是，古人认为，圣人所以成为圣人是自己后天修养所成，他们与一般人相比，并没什么神秘，不同只是在于圣人与时俱进，讲究探究之道。即如《吕氏春秋》所说，“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可见，圣人大智大慧既是一般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同时其成圣之道还是一般人要学习也是能学到的具体方法，这样，古人就为一般人指出了做人的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此其一。

其二，圣人还是品德高尚的人，是一般人的道德楷模。《孟子•方圆》中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二程集》中也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可见，在道德伦理方面，圣人成为天理人道的最完美的结合和体现。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学者眼里，圣人又进一步被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内涵。例如，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人之道不过“仁义中正而已”，或者，“诚者，圣人之本，”等等，总之，圣人在伦理的意义上是一种人们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般人提升自己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三，圣人最根本的特征是，他们还要建立丰功伟绩，造福与人民。这是圣人的最终的价值，是中国哲学家对人的本质规定的最后的归宿。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圣人总是与非凡的业绩相联系。他们或者导水疏河，消灾灭患，如大禹治水；或者教民播种，为民兴利，如神农氏；或者除暴安良，解民倒悬，等等。例如，《淮南子》就称神农尧舜禹汤为五圣，说他们劳形尽虑，为民忧劳勤苦，一心为公，为天下人谋利是他们唯一目的，“凡圣人之所作为，无非以利天下也。”《陆九渊集》可见圣人在功利方面是大公无私的，其所作所为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一般人所要追求的建功立业的最高境界。

综上可见，古人的圣人观，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意义也是深刻的。他既不是单纯的智者，也不是单纯的善人，当然也不是仅仅的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而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和，是集智善功于一身的完美形象。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古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从经验的事实出发，而最终目的落脚点依然是经验的事实，即为了实现人的完美的发展。而这是不是就是说古人的对人的本质的思考缺少理性的或者形上的根据呢？换言之，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中“人禽双重化”和“圣凡双重化”的内在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性情双重化”是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形上依据，是形成人的本质的“人禽”、“圣凡”双重化性质的内在基础。如果说“人禽双重化”是立足于人的本质的事实层面，“圣凡双重化”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价值层面，那么，“性情双重化”着重解决的就是人的本质的必然性问题，是回答上述两个层面的所以然的问题。古人认为，从人禽之别看待人，这是最低的层次，从圣凡差别来衡量人这是做人的最高层次，而这一切都不是人为的规定的，是有一定的规律支配的。那就是人就其先验的意义看，具有“性”和“情”双重性。

具体说来，在人身上“性”和“情”是对立与统一的存在着的，是一种先天带有的东西，是人自从其生成时就具有的属性。古人认为，“性”与“情”来源于不同的物质基础，性是阳气的散布，情是阴气的变化，因此性与情的对立是一种天然的属性。反映到人身上，就成为理性与欲望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李翱在《复性书上》说：“情既昏，性斯匿矣。。情不作，性斯充也。”他主张以性制情，还复人的本性。而荀子也认为，是否能控制住人的情欲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他说：“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荀子•非十二子》也就是说，性与情的矛盾，在人身上是先天具有的。正是因为人身上的这种先天的矛盾性，所以人就具有人性和兽性，而也正因为人身上具兽性，因此人在现实中是不完善的，还需要修养，同时在人身上又具有人性的基础，所以人追求圣人之道是可能的，更是可行的。因此，就中国哲学人的本质观来说，性情双重地存在于人身上，正是人存在、发展和不断超越的内在基础。

综上，我们看到，中国哲学对人的本质的观点具有自己的特色。它认为人是现实中的人，是在经验中生存发展和实现超越的人，他生存于世，因为他的“能群”能力，使得他在动物的世界中分离了出来，因为他的“向善”本性使得他在现实中不断摆脱自身的兽性，向着理想的人性目标迈进。而为什么人不得不这样呢？古人认为这是由人的先天的规定决定的。人道来源于天道，因此人道要效法于天道。在这里古人并不是强调天道的优先性，而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人与天是同一的，人之道寓于天之道中，而天人之道又一同根源于万物之道，即世界之根本。可见中国哲学的人的本质观，是以宇宙本体作为人性所以如此的最终依据的，其主要的内涵是对人的本质的事实界定和价值预设。因此，中国哲学的人的本质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人的本质事实层面，界定人禽之别，指出人具有人性和兽性的，强调人必须完善自己的现实根由；在人的本质的价值层面，通过圣凡之辨，强调了人应达到的价值目标，圣人之境界本质上是对人的本质的最高价值预设；在人的本质的必然性层面，界定性情的内涵，在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论证了人的本质的最终根源，实际上完成了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的论证。

Human Essence Idea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human essence idea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which is the core of humane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Based on the tian dao theory , the human essence idea is made up of three ways ,namely ,t Key words: human essence idea, double nature of Man and birds and beasts, double nature of elite and ordinary person, double nature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desire.

第二篇：人本质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正确性在于:(1)它表明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天赋的,而是在后天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中形成的。(2)既然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一般的人的本质。恰恰相反,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3)由于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同,本质也就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思想家所宣扬的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或人的本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破除了以往思想家关于先天的、永恒不变的、普遍共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从劳动、从人的社会关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特别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主张从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去理解人。他认为在考察人的本质、理解人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这样，就将人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韵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2页)最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经典表述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也为考察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段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学说，有一个共同的根本性错误在于离开人所生存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从分析费尔巴哈入手，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彻底否定了抹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并从这种抽象的、一般的、孤立的单个人出发，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观点。马克思并不完全否认人类具有某些共同性，而是反对将这一共同性抽象化，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考察人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的命题，为我们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是彼此分割、孤立的，而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关系中才形成了人的本质。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列宁的理解，社会关系分为两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两类社会关系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般指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是指建立在物质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包括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关系等。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所以，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每个人一生下来就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否则，一旦脱离社会关系，丧失社会属性，就会和徒具人形的“狼孩”一样，无论先天有多么发达的大脑和健全的躯体，都不可能具备人的本质。

3．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诸多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诸多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说明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它们彼此影响、制约、渗透，形成纵横交错的统一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的就是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简单相加或某种社会关系的重复。这就要求我们用系统的、全面的方法从总体上，从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联系中把握人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

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第二层含义指各种社会关系在有机统一的联系中不是并列的、平等的，它们在决定人的本质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物质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因此也对人的本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4．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发展的

人的本质不仅不是抽象的，而且不是永恒不变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因为，社会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发展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7页)所以，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必然是历史的、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变化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变更，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5．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但不是人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非要否定人性中包含的自然属性因素，而是强调社会属性是人性作为与兽性和神性相区别的根本所在，从而与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因此，马克思主义承认并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基础和前提，没有自然属性，即生理构造和食欲、性欲等生物本能，就谈不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人的本质主要体现的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所以，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另外，人的社会属性虽然以自然属性为基础，但是，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都是经过其社会属性洗礼的，都包含有相应的社会内容。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生物本能与动物的本能是有区别的，例如，人类不仅仅有食欲，还有饮食文化，人类的性欲也是与两性间的感情相联系的，并由此产生了家庭。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就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为自然属性注入了社会内容。所以，如果否认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就会将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混为一谈。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一18页)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写的《费尔巴哈》中还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同上书，第29、30页)“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书，第25页)“那些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书，第31页)在马恩看来，人的本质不应到人的天性中去寻找，而应到他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中去寻找。马克思虽然也承认每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即利己心趋利避害等人的天性，但他却认为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同上书，第84页)“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即“生产”不仅为人生产出财富，而且也为人生产出人的社会关系，即人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即利己心趋利避害等人本身所固有的天性，而是人本身之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则是所有制。这样，马克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制决定了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则是所有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人的本质。如，原始社会是公有制，所以，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利己心的。当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产生后，人们才有了利己心，才有损人利己的事情发生。而再建立公有制社会，可以消除人们的利己心，而产生利他心，人们都能大公无私。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宣称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而马克思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因为私有制产生利己心即私心，而私心又是万恶之源，所以，要消灭人的私心即万恶之源，首先就得消灭私有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布：从“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的“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而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后，人们生活的情况就与私有制迥然有别了。那时，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笔者注)，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是因此就是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同上书，笫37、38页)而恩格斯则进一步描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同上书，第3卷，第323页。)

然而，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人的本质并非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决定的，而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如利己心同情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天性)、思维属性(如语言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等)与社会属性(如归属感不能离群索居等)所构成的综合体。其中的基础便是属于自然属性中的利己心趋利避害以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天性。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绝不可能成为人的本质，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本质提供一个表演的舞台或施加一定影响而已。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凡在建立起“公有制”的地方，人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看到马恩美妙预言的实现，相反倒发现，凡是“私有制”所具有的“弊端”，“公有制”不仅都具有，而且“私有制”没有的“弊端”，“公有制”也能“创造”出来肆虐社会。“消灭私有制”的结果，人们不仅没有收获“共同富裕”，“进入自由王国”，相反倒弄得“共同贫穷”;而有的地方，人们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反而被绑进“古拉格群岛”。

至于说建立公有制就能消灭利己心，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童话。不用说的，综观实行公有制国家的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十有八九都死在任上，可谓在权力桌上不死不撂筷。而且还自己选择接班人，有的父亲选儿子，有的兄长选弟弟，这不说明实行公有制国家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也有利己心吗?最高领导人利己心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广大芸芸众生了。“文革”时期，中国实行的可谓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农村农民房前房后种点庄稼蔬菜都被视为非法，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城市里理发的掌破鞋的都不允许单干，统统组织到“公有制”里，以避免“小生产”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况且人人都在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斗私批修”的毛主席的教导，“狼斗私心一闪念”。然而，庶几人人都在为了“利己”保自己而专门整人。所以，“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就发生了。正如北岛有句名诗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铭志。”。可见“公有制 ”不仅不能消灭人的利己心，反而更加重了人的利己心。这也从反面证明，人的利己心和趋利避害以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才真正是人的本质，它并不能随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

再说，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使马恩的人的“本质论”陷入逻辑悖论的怪圈中。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看来，所谓事物的本质，即一种事物区别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稳定不变的，并决定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属性。而“一切社会关系”，不仅不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而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它的“总和”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2006年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结尾处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凝聚13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坚定信心，奋发图强，努力把‘十一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篇章。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其中，在高举“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方面，没有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在人的利己心的驱动下，财产的有效占用和积累增值仍旧构成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而在人类尚未能找到新的更有效的途径解决财产的占有与积累增值的问题的情况下，私有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核心观点，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显然这是有悖于人的本质的，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篇：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摘要：知行观是 中国 哲学 认识论 历史 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在每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处的当代 社会 较之于以前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古代知行观对 现代 人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更加正确认识和扬弃古代知行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 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 总结 人类认识 发展 规律 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 科学 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 时代 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 理论 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 研究 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 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 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 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第四篇：《中国古代哲学》读后感

《中国哲学概论》

-------读后感

这几个月，通过认真研读《中国哲学概论》这本教材，使我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古代传统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宗教、风俗等都深受其影响。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五千年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对价值信念的确立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都是透过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处于核心地位。读完《中国哲学概论》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流派

（一）原始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指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家的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原始儒学提出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天道”、“地道”、“人道”思想，重视“天”“地”“人”的思想，通过“正德、利用、厚生”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二）儒家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以中庸为辩证的思维方法、以“知、行、学、思”为其认识论的一整套关于人生道德的哲学思想。儒家的哲学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去探索哲学，而是从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探讨哲学的真谛。儒家哲学更侧重人生哲学，研究处世之道。

1．孔子哲学的思想核心是“仁”。其涵义有四点；

一是“仁者，人也”，“仁”是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而且把“仁”作为内在的德性修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

二是“仁者，爱人，”“仁” 的具体含义是“爱人（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悲悯情怀。孔子认为，凡是人，天生都有仁性，都有恻隐之心。孔子之爱人，虽然根植于血缘亲情，但它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推而广之，把父母子女之爱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还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忠恕” 1

包含了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修己是起点，治人是终点。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明确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四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像尧舜一样“南面而己。”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希望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而且，在孔子及其儒者眼里，“揖让周旋之礼”固然重要，但其内在的名分等级观念才是他们着意追求的目标。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孔子的“礼”，具有明确的教化性质，其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协调的目的。

3．以中庸为辩证的思想方法

“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提出的修身、处世的理论原则，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中”是指矛盾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即事物变化中的量的规定性。“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就是要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透所应遵循的量的规定性，使矛盾双方在一定的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儒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中庸”之道，他们把中庸思想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根本的哲学原则，治国的根本方略。

4．知行学思的认识论

教育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并以培养“君子”为宗旨，以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启发教学为基本方法，以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为基本方针，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教学楷模，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学、思、知、行诸范畴，开辟了古代认识论的新领域。

二、原始道家哲学

原始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两本书是把握道家哲学思想的经典，老庄哲学是自成一套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其中《老子》为老子关于宇宙生成的专门著作，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出，哲理庞博，用韵精细，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哲理诗。《庄子》一书的哲理性也很强。老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与理论基础是“道”

1．“道”本体论

在老庄看来，“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一元性、超越性的哲学范畴。

“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或本根，先于天地而存在，具有“独立不改”的永恒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道本体的意义。

第一，道为万物之本原。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和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一、二、三已经不是抽象的实数，而是具体的由少及多、由小及大的宇宙万物，这宇宙万物皆由道而生成。实际上，老子所说的“一”就是先天地之前就已存在的浑沌之气，所谓“二”就是一气分为阴阳二物，所谓“三”就是阴阳二物相反而又相成，由此衍生出世间万物。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双方，所谓“冲气以为和”，是指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宇宙的发生和发展，老子皆统之与道，这是老子在总结前人关于宇宙形成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气说、水说、土说、光说等）所首创的新学说，这个学说把我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宇宙生成的原理从具体的物质实体提高到了抽象的存在实体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是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

第二，道物不二。道不是具体的某一物，但道又存在于每一物之中，离开了具体的物质实体，道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是“道不离物，物不离道。”也就是说，道之于物，犹水之于波，水皆有波，波却不能离开水而独立存在，宇宙是运动不息的长流，道就象流水之上的波浪，流水在下，众波在上，二者生生不息，须臾不可分离，所以老子说：“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大道汜其左右。”这些思想都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万分。

第三，“道”法自然。老子的自然之道，是不需要凭借任何外力的自行存在，其中，即包括自然的本质，又包括自然的现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即以自然为法则，这是老子对道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绝对性结论，老子认为，道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道”的根本属性，这种自然观构成了道家思想的实质和理论基础。

2．有无相生——老子的辩证法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道德经》中有“道统有无”之说，所以要想认识道，必须从有与无两方面来体察。“有无相生”，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具体的事物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必有其所赖以生的物质和所以生的理由，而后成为某物，这是实在的对立统一。

第二，“有”一定是依“无”而存在的，而“无”也必须由于“有”才能显现，“有”与“无”相反而相成。

第三．就万物的变化过程来看，推其原始，是因为“无”形之气生出一切“有”形之物，穷究其终，则一切“有”形之物最终仍复归于“无”形之气。

所以，老子的有无之辩，既非“贵无”，也非“崇有”，而是“有无相生，万物以成。” “无”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有”是天地万物的理由。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行为方式—知行动态统合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们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他们要求按照哲学信条，身体力行，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不断地把自己修行到“无我”的境界。

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到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判断真、善、美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中国哲学概论》这本书，使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有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可以说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在21世纪仍然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料，是中国发展的源头活水之一。

第五篇：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哲学

在我使用“中国古代哲学”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地承认了中国是有哲学的。而且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确实有实质的内容与之相呼应。比如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的经学，宋明理学等，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本没有“哲学”一词。汉语“哲学”一词是1874年一位日本哲学家首先用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的，但他同时声明：它用来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直到1902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文章中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问题产生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可以称作哲学的东西吗？

西方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惊讶、闲暇、精神自由。中国古代那些“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哲人们，他们难道是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唯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疑惑。王国维在他的《论哲学家与美家之天职》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当然，当时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是不会允许承认这种重大的文化缺失的。“国粹”派健将刘师培在其《中国哲学起源考》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国传统思想叫做哲学。

所以，客观看来，中国的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的学者们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学术建树，对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的传统细想称作“哲学”，我认为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而只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恰当方式。

回答完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来走进中国哲学，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要理清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对于这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硕大命题而言，以时间为轴无疑是切合实际的角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先说先秦子学。自夏以来，千年的统治秩序到了东周已经土崩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大变革和战乱之中。社会向何处去？治理国家的良策到底是什么？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我们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那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思想界空前活跃，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著书论说，游学论辩，施展宏图大志。

当时主要的几家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至今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都来源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批思想巨人有：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他们不仅有思想的睿智，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孔子的主要思想有：仁、礼、中庸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极为混乱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破坏，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与孔子一样，其他的思想巨人也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思想的国度里遨游驰骋。老子的天道思想，反与若，无为与自然思想，他批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孟子提出性善论和尽心说，主张施行仁政。庄子的主要思想有道与物，齐物论，逍遥游。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其思想有白马论，坚白论和指物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和天论。法家的韩非子的思想是把法、势、术想结合。这些思想家们为统治者提供了构建新秩序的途径和模式的可能选择。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趋势是封建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思想被推崇，否则只能被时间的长河冲洗殆尽。

时间到了汉代。最初的几十年，黄老之学一度受到推崇，其思想对于刚建立的政权有很大的稳固作用。但是其无为的思想并不利于这样集权的加强。统治者更需要为此找到一个理论依据。汉代经学应运而生。

汉代经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号称“经学”。

汉代经学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经学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研究“天人”关系，是汉代学术的时尚，经学也概莫能外。他们都将天道与人事相结合，构筑了天人互动的学说体系。其次，经学治学的手段是文字学的方法。经学家们注释经书，往往从释字出发，通过解释文字的形义关系、音韵关系，达到解释阐发经书义旨的目的。再次，经学在学术传承上重视家法师说。汉代经学发达，一部经书有数家派别，每家派别又有数种解说。

汉代经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是汉代经学学术体系的奠基人。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创造是“灾异说”。通过“灾异说”，董仲舒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权威——“天”，而“天”则是儒家理想政治的体现者，从而保证儒家原则精神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此外，董仲舒主张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在统治中坚持“任德不任刑”，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并将这些理想和主张打上“天”的印记，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渐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的《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玄学重视万物根源存有等相关论题，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有深入发展，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更为老、庄最首要注疏。而当时名士诠释儒家典籍，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释儒家观念。会通孔老仍为当时重要议题。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创建的，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学说是一种以追求精神解脱为宗旨的宗教体系和人生哲学。佛学从论证人生皆苦、世界皆幻出发，以超脱现实人生为标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有讲精神解脱的学说理论，如庄子讲“游世”，道教讲“隐逸”，但这种超脱都是此岸性的，而佛学则以彼岸世界为理想，所以它所宣扬的精神超脱更绝对，更彻底，也就更富于吸引力。加之佛学体系宏大精深而富于思辨性，这些特点可补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所以它的传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思想，若想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必须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佛学自进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便步入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经过了东汉和魏晋南北朝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的形成。隋唐时期佛学发展到极盛，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其中尤以禅宗最具代表性。

禅宗虽然有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五祖”的法系传说，但不过是为了扩大影响的虚张声势，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慧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坛经》一书中。

“佛性论”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思想的核心理论。禅宗理论认为“佛性”是世界的本体和唯一的实在，“佛性”存在于一切众生事物之中，是永恒的。慧能说佛性即心，心即佛性，佛性即人的本性。禅宗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识是唯一的实在。可见禅宗的佛性论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论。禅宗的佛性论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禅宗的“佛性本有”与儒家的“性善论”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宗的“众生是佛，佛即众生”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有惊人的一致。此外，禅宗对佛性的描述也很类似于道家与玄学对本体的论述，如禅宗认为佛性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宣”的。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禅宗的“修行论”是“佛性”的认识论。禅宗的修行理论别具特色，讲“定慧为本”，将禅定与发慧合二为一，取消了坐禅的形式，将修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平凡的行、住、坐、卧中去体悟永恒的真理。禅宗的修行具有简易的特点，定慧不再是枯燥的宗教形式，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寻常生活无非禅宗道场，平凡世界佛性无所不在。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超越平凡，在世俗世界中寻求神圣。禅宗的修行理论在形式风格上基本取法于道家，禅宗的证悟和道家的悟道都是一种内向的直觉体认。禅宗的修行讲求“无心是道”、“任运自然”，这种理论显然来自于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而禅宗表现出来的世俗性特征，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的风格印记。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张载为代表的气学、邵雍为代表的数学、程朱为代表的理学、陆王为代表的心学。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老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宋明理学是当时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至于朴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因此被称之为“朴学”。由于朴学采用的是汉儒训诂考订的方法治学，所以又有“汉学”或“考据学”之称。在我来看，清代的朴学应该排除在中国传统思想之外。它更接近于考据学，涉及到的思想方面的探究和建树聊胜于无而已。所以在此我们就不讨论。

粗略数完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从最初诸子百家的寻找理想社会模式到最后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中国的传统思想一直围绕着政治而展开。受政治的影响又引导着政治。从粗线条的治国之道到细线条的修身养性，格物致知。我们大致可以用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话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

Ps：经过两周的挣扎作业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水平限制，文章中难免有错误缺漏。见闻有限，所以难免有引用。

丁胜海

管理学院行政101 1005012028 *** 201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