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例
「 内容 提要」 中国 目前 决策听证制度主要有三类：行政处罚听证、价格听证和立法听证。文章重点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建立、实施为例，对公共决策听证这种中国公民 政治 参与的新制度形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初步 分析，并就如何完善决策听证制度 问题 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正文」
公众政治参与是衡量 现代 社会 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具体形式很多，不仅涉及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还应包括公共决策听证会及其他一些形式。其中，公共决策中的听证制度（publichearingsystem）是现代民主社会普遍推行的用于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最终实现决策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 化乃至法制化的一种重要制度设计。
目前在中国，听证主要有三大类，一为行政处罚听证（1996年建立），二是价格决策听证（1997年底建立），三是立法听证（2000年3月建立）。三者虽然都可以归为决策听证，但具有突出的公共决策意义的听证应该是后两种，因为就一次性决策来说，第一种涉及的仅仅是单一或少数利益主体，而后两种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往往很多。其中价格听证应该属于行政决策听证，具体说来，也应该属于行政决策过程中政策方案规划阶段的听证制度。
本文重点以中国价格听证制度建立的背景与过程、实施的措施与效应为例，对公共决策听证这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制度形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初步分析，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力争对解决问题有所贡献。为此，我们不仅利用各种途径调查了大量的相关 文献，而且去国家计委价格司、北京市物价局和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就价格听证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实地访谈，从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一、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建立的背景与过程
在计划 经济 体制下，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通常都是在有关企事业部门提出申请后仅由物价主管部门一家审批定夺，而不实行听证制度。后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价格改革也在不断进行。其总的特点是价格调放力度不断加大。尤其1992年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后，国家进一步放开了价格管制，致使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越来越大（1998年，80%以上），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比重则越趋缩小（1998年，20%以下）。（中国价格学会写作组，1998年；张光远、郭剑英、贾民，1999）这已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这样，相对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来说，物价部门直接定价和指导定价的任务大大减轻，但是加强价格宏观调控，切实提高价格决策和管理水平的职责反倒更大。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市场力量本身是有局限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包括价格调控在内的高水平的宏观调控；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利益往往是多元化的并呈现相互矛盾的状况，政府的价格决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由一家简单地说了算，而必须充分听取和考量社会各方的利益需求，必须转换价格决策机制；第三，政府物价部门在直接定价和指导定价的比重下降后有时间和精力推行民主和公正的价格决策机制。
为此，一些地方便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1998年以前江苏、福建、上海、北京等省、直辖市曾推行过“联合议审制”，物价部门把财税、审计、人大、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等各相关政府部门请到一起，商议有关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问题。该制度显然比原本仅由物价部门一家定价要进步得多，可以看成是听证制度的初步尝试。但是该制度最大的不足是没有邀请社会各方相关利益主体的代表参加，即它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听证制度。
其实，有个别地方则直接尝试了价格听证会制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早进行尝试的深圳市1989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价格管理咨询委员会”，推行价格听证制度。咨询委员会有35名成员，实行聘任制，任期两年，其中有教授、企业、经理、政府官员、居委会代表以及普通市民等。该市已经进行过诸如理发业、有线电视、医疗、教育、自来水、公共汽车、燃气等领域的重大价格决策听证，而且该市时常还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让公众参与讨论有关的价格决策问题。（李荣华，1999）其他也有一些地方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例如河北省邯郸市物价局1997年1月25日曾举行了收费标准听证会（尚英才，1997）。湖北省当阳市于同年7月25日举行了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李平、易金蓉，1997）
此后国家计委参照国外的成功做法和国内的实际经验，积极推动新《价格法》的出台。1997年底通过并于1998年5月1日生效的《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这标志着中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正式建立。
实行听证制度主要涉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三大类价格：一类是公用事业价格，即为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而经营的具有公共用途的服务行业价格，如公共 交通、邮政、电讯、城市给排水、热力、供电、供气等；二类是公益性服务价格，涉及公众利益的服务行业，如教育、医疗、防疫、环卫、绿化、博物馆、公园、有线电视、公益广告等；三类是自然垄断性服务价格，涉及因自然条件、技术条件以及规模经济的要求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形成的垄断性价格。如自来水、燃气、集中供热、供电网等。（韦大乐，1998）
该制度还明确需要：价格听证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听证会的代表要由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听证会的功能主要在于论证有关价格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不是直接对有关价格变动做出决策。这就是说，听证仅仅具有咨询性，应该属于价格政策方案规划阶段的咨询机制。
新价格法的上述规定使得价格听证制度有了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的制度规范，但是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则需要制定专门的听证规则。目前，全国已至少有9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各自的听证条例和办法（中国价格信息网）。如北京、河南、福建、深圳、山西、内蒙古、云南、天津、陕西等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听证会暂行或试行办法。全国性的听证条例也在酝酿、修改和制定之中。
二、实施的措施与效应：
北京市价格听证的案例分析
在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建立价格政策方案规划过程中的听证制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推动我国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和法制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既相互独立，也相互联系，既是推行价格听证制度的主要目的，实际上也是我们评价具体听证制度实施过程和效果的几项根本标准。当然，对于我们国家现有的听证制度和实践，我们不可能指望它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全实现这些目的或彻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把这几项作为我们评估的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系统地认识现有制度和实践的优缺点，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现有听证制度的实施状况我们选择北京市物价局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期间所进行的听证会这个案例，特别是有关教育和公交方面的价格听证会来作具体的分析。我们的分析和 研究 主要涉及听证的制度和程序、听证代表的产生与构成、听证会代表意见的被采纳情况以及各方对听证会的评价等方面。
北京市物价局自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一共举行了10次听证会，平均2个多月1次。在10次听证会中，有关自来水问题听证会2次，教育问题听证会3次，园林问题听证会1次，公交听证会1次，出租车听证会1次，医疗听证会1次，民用燃料听证会1次。
1、北京市价格听证的制度建设
北京市1998年5～6月通过并发布了《北京市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规定》，共11条。该规定明确指出，听证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制定或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欲调价的企业或其主管部门提交的申请材料除了申请报告以外，应当附上有 法律 效力的财务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说明，还应当附上申请制定或调整价格的作价原则、方法 和价格水平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分析，本市及国内外同类项目的现行价格水平说明材料等；物价主管部门对于符合条件的调价申请项目，应于听证会举行7日以前书面通知申请人和听证会参加人。此外该规定还对听证会的程序、听证会纪要的发送等做出了简明规定。北京市还制定了实施该规定的5条细则。细则具体明确地规定：适用听证会的市管价格项目；群众组织和消费者的代表占总代表人数1/3；代表分固定代表和临 时代 表两种；听证会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制度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是对北京市推行价格听证还是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导向作用。
第二篇：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原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许传玺 成协中
摘要: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关键词: 公共听证；私益听证；公共决策；民主参与；正当性
导言
听证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旨在为受不利决定影响之当事人提供申辩机会，最初适用于司法过程。后来，随着行政权的扩展，行政机构也经常作出限制和剥夺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之行为，听证也逐渐扩展至行政过程。[1]在现代社会，不少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也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听证由此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中支撑公共权力运行合法性的重要程序装置。
按照听证所涉事项是否与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相关，听证可以分为私益听证和公共听证。私益听证是指与特定个体存在直接利益关联之听证，其以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为当事人防范公权力之侵犯提供程序保障，主要包括司法过程中的听证、行政处理中的听证。而公共听证则指与不特定的多数人存在利益关系的听证，其以公众参与和民主理论为基础，为当事人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制度管道，主要包括行政决策中的听证和立法中的听证。[2]对此界定，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行政处理中的听证，性质略微特殊，其既可能涉及私益听证，如行政处罚听证，也可能涉及公共听证，如规划许可听证。本文所论之公共听证，包括了后者；二是从性质上看，立法听证显然属于公共听证的范畴。受制于研究对象的限制，本文未对立法听证做专门分析。如未特别说明，后文所指公共听证都指行政听证，而不涉及立法听证。
我国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引入听证制度后，先后在《价格法》、《立法法》、《环境影响评价法》、《行政许可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公共听证制度，将其作为吸纳民意和凝聚共识的制度渠道。公共行政听证的引入，旨在增强公众在行政过程中的话语权，改变传统行政过程的单向度和封闭性，扩展公众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表达权和参与权。然而，近年来公共听证的实践却备受批评，这在价格听证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价格听证会变成“涨价会”，是一种预设结果的“奢侈的表演”，是“走过场”，诸如此类的批评不断见诸报端。如此听证，不仅使公共听证本身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公共决策之正当性也饱受质疑。
于此，我们不禁要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公共听证制度的引入和设计本身存在问题，还是公共听证的实践偏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学界大力推崇的听证制度缘何在实践中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鸿沟？这种鸿沟又该如何弥合？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以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为主题，探讨了现代社会中公共听证运作的基本法理和适用规则。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听证制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听证由防御权转为参与权的过程与法理；第二部分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分析了我国公共听证制度运作的基本现实，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发生鸿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第四部分提出了弥合这种鸿沟的具体对策。
一、公共听证制度的引入
学者普遍认为，听证制度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尽管该原则从未得到精确界定，但听取陈述和申辩、反对偏私始终是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听证是一条永恒的、普遍的正义要求。最初的自然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司法过程，旨在防止司法权对个人自由权、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在早期主要适用于两类案件：一是法官审理的案件，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征收赋税、颁发扣押财物的令状等行为；另一类是褫夺职位或者其他荣誉的案件。[3]1615年巴格案件(Baggs case)[4]是听证制度的重要起点。巴格是普利茅斯自治市的议员，因为谩骂、羞辱市长而被剥夺了议员职位。王座法庭认为，市长没有褫夺议员职位的权力；即使他有权褫夺议员职位，这个处罚决定仍然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申辩的机会。1723年本特利案件(Rv.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案中，法官重申了同样的原则。[5]在这一时期，法院认为司法性行为须受自然公正原则的规范，行政性行为即使已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也不受法院的审查{1}(P.392)。
十九世纪后半期，国家活动和国家机构扩张导致授予公共机关的决定权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宽，从卫生、社会保障到城乡规划、移民控制，影响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法院日益清醒地认识到，授予公共机构的权力越大，相应的遵守和实施保障机制就要求越高{1}(P.390)。这些新的公共管理机构主要是根据议会制定法设立，其职权和行使职权的方式也由制定法规定。在制定法没有规定这些机构听证程序的情况下，法院把普通法所要求的自然正义原则引人了案件。Cooperv.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案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件。法院在该案中确认，工程管理局强行拆除房屋前，没有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拜尔斯(Byles)法官指出，“虽然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但普通法上的公正弥补了立法机关的疏漏。”威尔斯(Willes)法官还在判决中说了一段被人广为引用的话：“一个机构(tribunal)在作出影响臣民财产的决定前，必须给他听取申辩的机会；这个规则是普遍适用的，它建立在最朴素的正义原则上。”[6]在另外几个案件中，法院试图通过区分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来解决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空间。[7]但在Ridgev.Baldwin一案[8]中，里德(Reid)勋爵反对把法院干预仅局限于司法性决定或准司法性决定，并指出，从对个人权利产生影响意义上分析，凡行使影响到个人权利的权力，都属于司法性行为，均必须公正行使。丹宁法官在一个案件中总结说：“曾经有一个时期，自然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司法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这种说法在里奇诉鲍德温案件中已经被摒弃了。”[9]自此，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被扩展。公共机构的权力行使，只要其影响到个人权利，都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规范。听证原则也从传统上单纯的司法原则，扩展为对行政过程的普遍要求。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司法听证还是行政听证，都旨在为受公共机构不利影响之当事人提供陈述和申辩之机会，防止司法或行政机构恣意行使公权力，确保最终决定公正合理。在这个意义上，听证主要是一种私益听证，其性质主要是一种防御权，具有被动性，只有在当事人即将受到公权力不利影响之时，当事人才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2}(P.19)。
二十世纪以来，听证被逐步运用于公共治理实践中。在美国，在城乡规划、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领域，听证程序已经得到普遍运用。[10]在1962年American communication assn.v.United states一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只要不影响公共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任何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参加听证。同时，利害关系人的变化也使得“公共”的范围非常灵活，涉及的可能是某个团体、某个区域的公众利益。“上述发展过程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拓展参与权利和起诉权利，形成了传统模式的一个根本性变革。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3}(P.2)在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庭对申请作出处分时，当应该考虑的申请人之外者的利害属该法令所规定的许可认可等的要件时，根据需要，必须努力以举行公听会以及其他适当的方法设置听取该申请人之外者的意见的机会。此规定旨在保护受行政许可影响之第三人的利益，而非行政许可申请人之利益{4}(P.108-114)。
如此，在行政决定影响不特定多数人之领域，听证作为一种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表达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传统的私益听证主要在于查清事实，保障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相比，公共听证更多是为了获取公众对于特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保障公众之参与权、表达权。听证就从一种纯粹的消极性的防御权，转变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参与权。听证的类型与从传统的私益听证，发展为公共听证。在现代公共治理中，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加剧，传统的管制模式在信息收集、政策选择、行政成本、责任承担等方面都面临危机。而治理模式则以其多中心、网格状、扁平化的优势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在公共治理中，公众被视为利益相关者，是需要在治理过程中紧密团结、分享政策影响力的伙伴{5}。公共听证作为一种相对正式的听取不特定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听证程序的适用并非普适的、无限制的。比如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节第3款规定：“法律规定必须根据听证的记录制定的法规，不适用本款的规定，而适用本法第556节和第557节的规定。”在英国，在公共政策领域，如行政立法和行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听证并非一项普遍要求。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立法行为涉及千家万户，行政机构一一听取意见显然无法实行。第二，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第三，对违反程序公正的行政立法提供救济，操作起来有困难{6}。然而，在我国，听证已经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要求被提出，[11]并在诸多具体管制领域展开。公共听证正在成为我国现代行政合法性的重要制度支撑。
二、公共听证的实践—以北京市为例的分析
目前我国的公共听证主要存在于价格制定、城乡规划、环境行政许可、重大决策等领域。听证的具体制度往往因省区而异，本部分仅以北京市为例，分析我国公共听证的制度规范及其实践运行情况。
（一）公共听证的主要类型
目前，我国公共听证主要适用在如下领域：
价格听证。价格听证是我国当下公共听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公共听证形态。北京市的价格听证，主要适用以下几类法律规范：(1)《价格法》[12]（1997年）;(2)《北京市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规定》（1998年）;(3)《北京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2004年）;(4)《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2008年）。
规划许可听证。城乡规划旨在对特定区域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进行统筹安排。与普通的行政决定相比，规划影响的人群更为广泛，影响的利益更为深远。传统的城乡规划由于其封闭性、神秘性而远离公众视线。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规划公开和参与规划成为现代民众的一项普遍诉求。我国当下城乡规划的诸多法律规范也对民众的此类诉求给予了积极回应。听证作为一种相对正式的公众参与方式，在城乡规划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北京市城乡规划听证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有：(1)《行政许可法》（2003年）;(2)《价格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2004年）;(3)《城乡规划法》（2007年）;(4)《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5)《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2010)《城乡规划法》涉及听证程序的运用，主要有四个条款，即第26条[13]、第46条[14]、第50条[15]、第60条[16]。《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涉及听证的条款主要有三处。[17]
环境许可听证。环境也是对不特定多数人影响深远之领域。在我国，由于环境与公众利益之紧密关联性，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开展得相对较早，也较为成熟。但听证在环境领域的实践确相对较晚。目前，北京市的环境听证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两种：(1)《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2004年）；(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9年）。
重大决策听证。如前所示，听证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决策的一项普遍程序要求。国务院多次在文件中提出，要加强行政决策中的听证程序制度建设。我国各地围绕行政决策的听证，已经展开了相当丰富的制度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北京市的行政决策听证，主要适用如下几类规范：(1)《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2)《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008年）;(3)《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决定的意见》（2008年）;(4)部分区县的制度，如《顺义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2009年）。
（二）公共听证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陷阱
本部分将以北京市上述领域公共听证的制度规范为对象，分析公共听证的基本要素，以及北京市在这些制度要素上存在的制度陷阱。
1．公共听证的适用范围及其强制性
目前，实践中关于公共听证的适用范围，不同领域的规范呈现出不同特点。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相对明确，[18]强制性也较高；而在有关规划听证、环境听证、决策听证中，由于使用了“涉及公共利益”、“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的”等灵活性较强的限制性条件，其适用范围难以明确，实践中存在选择性适用的情形。
以规划听证为例，根据《城乡规划法》、《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行政许可法》、《建设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的规定，规划听证适用于：第一，城乡规划编制；第二，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北京：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第三，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修改；第四，城市规划许可。但实践中，只有规划许可中实施了听证。但即使在规划许可中，听证的适用范围仍存在较大操作空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规定的范围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规划许可，或者规划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申请，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经研究应当举行听证的事项；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规划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但是，哪些内容属于许可法规定的“涉及公共利益”，哪些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存在重大关系”，目前的法律规范未作出明确规范。实践中，规划主管部门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
环境领域也是如此。原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对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听证范围作出了规定；[19]国务院2009年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编制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也涉及听证程序的运用。[20]但在实践中，环境领域的听证只在环境许可领域展开，环境影响评价的公共听证尚未展开。据了解，北京市环保局迄今为止，只举行过一次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即针对2004年关于西沙屯一上庄-六郎庄220kv/110kv输电线路工程。如此低频率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使得环境行政许可中听证制度的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确定
基于对公共利益影响的局部性，在一些公共听证中存在利害关系人的确定问题。典型的是规划许可听证和环境影响听证。依《行政许可法》第46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有听证之权利。因此，确定是否属于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是行政机关是否需要履行听证告知的前提条件。但是，何为重大利益关系？《行政许可法》没有界定；立法机关及国务院、最高法院和有权机关至今亦未作出法律解释、司法解释或明确规定如何具体操作。《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明确了确定规划许可利害关系人的主体和原则：由听证会组织部门根据规划许可事项的具体情况研究确定。听证会组织部门可结合建设项目的现状基本情况、历史审批情况、建设用地及周边的物权归属、住宅销售情况、潜在的矛盾和问题等情况进行研究，确定听取意见的范围。这种规定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如何确定利害关系人仍主要由规划部门自由裁量。（实际上不可能有非常具体的操作性细则，只可能在司法实践中确立）在环境行政许可中，每个人都是环境利益的承受者，但是否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则存在不少争议。在具体个案中，由于许可项目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利害关系人的确定是摆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面前的一大难题。
3．听证代表的遴选
对于对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影响的价格听证、重大决策听证，由于受影响人的范围相当广泛，就存在听证代表的遴选问题。《价格法》规定了价格听证的组织方式：即价格听证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听证会的代表要由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北京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听证会代表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听证会代表总人数为20人左右。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和有关方面代表约各占三分之一。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适当增加代表人数。在重大决策领域，由于重大行政决策没有直接的行政相对人，其对公众的影响往往是宽泛的、不确定的，在决策之前引入听证制度就面临利害关系人难以确定的难题。目前的制度探索多采取原则性的规定，这给行政部门留下了较大的裁量空间。较为理想的模式，应是组织化的推荐方式和公众自主报名参与相结合。
4．听证前的信息披露
听证代表要对听证事宜作出准确的判断，必须获得关于听证事项的具体素材。目前关于听证前的信息披露事宜，缺乏统一的规定，实践中的操作也是五花八门。《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关于听证前的信息披露有过规定。其第20条规定：听证会举行15日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听证会参加人送达下列材料：
（一）听证会通知；
（二）定价听证方案；
（三）定价成本监审结论；
（四）听证会议程；
（五）听证会纪律。但其披露的材料相当有限，只有“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在规划、环境、重大决策领域，听证前的信息披露还处于空白阶段。
5．听证过程的组织
听证过程的组织是听证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听证程序得以展开的基础。目前，各种法律规范对于听证程序的组织都有规范，区别不大。《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了听证的具体程序。该法第20条规定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明确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的形式和具体内容；第22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听证的具体要求；第23、24条规定了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当事人申请的不同处理；第26条规定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的内容；第28条规定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的具体流程。
6．听证议题和议案的设置
听证总是围绕具体事宜而展开，因此，在听证会前，组织方一般会就听证所针对的具体问题，提出几种解决方案，让公众选择。但如此，也可能构成议题的结构化，即公众会由此认为政府在此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倾向（一种或多种解决方案），如此，将严重影响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在价格听证中，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7．听证笔录和报告的公开及其法律效力
听证笔录是听证组织者对听证组织过程的一种如实记录。很多学者批评听证笔录的效力不明，主张引入西方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公共听证的一大误解，混淆了私益听证和公共听证。私益听证主要是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所涉案件的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论辩，因此，私益听证的主要功能是查清事实；而公共听证则是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就特定的政策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其主要功能在于民主表达和价值选择。在公共听证中，听证笔录主要起的是政策咨询作用。对此，现行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价格法》对听证会的功能进行了规定，即论证有关价格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不是直接对有关价格变动作出决策。听证仅具咨询性，属于价格政策方案规划阶段的咨询机制。《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了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该法第30条规定，听证终结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及时将听证笔录报告本部门负责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决定，并应当在许可决定中附具对听证会反映的主要观点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
8．听证的反馈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明确了听证笔录的采信及其反馈机制：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会组织部门应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听证会各方意见进行分析，确定采信内容，提出处理意见，并予落实；情况复杂的，应及时向主管领导请示汇报。经办人员应在规划许可的办理过程中对听证会反映的主要观点及采信情况进行说明，听证会有关材料应归档备查。听证会组织部门应通过北京市规划局或分局官方网站、北京市规划局或分局公告栏等方式，公布听证会研究结果。
（三）北京市公共听证的个案分析
2010年11月12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北京市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北京市发改委严格遵照上述制度要求，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公告了相关事项，听证会也通过网络对公众直播。当然，听证会的结果也逃脱“逢听必涨”的魔咒,25名听证代表中，23人同意气价上调，其中20人同意上调0.23元／米3，1人同意上调0.27元／米3，另有两人提出降低涨幅；不同意气价上涨的有两人，其中代表卫爱民强调，涨价时机不对。下面，笔者以此次听证的实践为例，分析北京市价格听证的基本流程，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公开获得的材料，笔者认为，此次居民天然气价格听证会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单一性。根据10月8日的第一次公告，本次听证会共设听证参加人席位25个，全部委托市人大、市政协、市消费者协会、有关部门以及行业组织推荐产生。听证参加人的此种产生方式过于单一，这可能造成未组织化的利益相关人很难被吸收成为听证参加人。本次听证会的听证参加人，都委托正式的组织通过正式的推荐程序产生，而实践中大量未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失业群体、自由职业者等，难以通过推荐方式，成为听证参加人。他们的利益，很难通过这种正式的、制度化的方式得到代表。他们的声音，也难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在听证会上得到表达。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部门的声音，本可以通过其他制度化的途径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利益。
其次，听证方案的结构化。在北京市发改委事先公布的听证方案中，政府拟定的价格调整方案有二。方案一：居民天然气价格上调0.23元／米3，即从现行的2.05元／米3调整至2.28元／米3调幅11％。方案二：居民天然气价格上调0.27元／米3，即从现行的2.05元／米3调整至2.32元／米3，调幅13％。换言之，听证参加人在此次听证会上，只能就这两种方案进行选择，这严重限制了听证参加人的选择空间，不利于听证参加人的真实意见表达。
再次，信息披露的模糊性和有限性。在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听证会“背景材料”和“听证方案”中，更多地考虑了天然气涨价的必要性，而较少考虑天然气涨价对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如其关于本市天然气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分析中，指出天然气价格调整是促进天然气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使用的需要，是适应国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需要，是保障城市燃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种论断既缺乏精细的数据支撑，也缺乏严格的分析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有待商榷。而且，其对天然气价格调整给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的分析过于简单，没有考虑CPI上涨给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压力。
最后，听证会的实效性不明确。尽管听证会是公开举行的，听证会也通过网络向社会直播，但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会上表达的意见是零散的，听证会组织者不可能将这些信息完整地交给决策者，其必然要在听证笔录的基础上对听证参加者的意见进行加工整理。换言之，听证组织者向决策者提交的听证报告是一种经过加工、整理和过滤后的信息，而此种信息是不向社会公开的，不受听证参加者检验的，不受社会监督的。在此种情形下，听证参加者在听证会上表达的意见会得到怎样的处理，听证参加者和公众都无从得知。在此意义上，听证会的实效是不明确的。
三、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何以产生？
通过前文对北京市公共听证的制度规范及其实践的细致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之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而实践中，公共听证的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如此，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具体来说，这种鸿沟的产生主要源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匹配
从性质上讲，公共听证属于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种方式，其旨在增强公共决策之民主性，弥补行政过程中民主性之欠缺。而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必须以立法过程的民主为前提，没有了立法过程的民主，行政过程的民主将欠缺必要的制度框架。如果试图以行政过程的民主代替立法过程的民主，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行政过程的民主只能用于补充，而永远不能替代立法过程的民主。
在我国，由于代议机关民主性的欠缺，公众和利害关系人在立法和政治过程中无法获得可靠的利益代表，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在立法和政治过程中无从得到直接表达。因此，公众具有强烈的民主需求。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他们在立法和政治过程中的表达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受压制的民主需求由此转移到行政过程中。
但是，行政过程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听证只能扮演决策咨询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纯粹的公众决策。行政过程具有技术性、效率性、灵活性、合目的性等诸多特征，这决定了行政过程不可能如立法过程和政治过程一样开放和漫长。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中征求公众意见，旨在提升行政决策之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而非让渡决策权，使行政决策演变为纯粹的公众决策。因此，在行政过程中，听证制度所扮演的，只能是决策咨询的功能；公众和利害关系人通过听证程序所表达的意见，只是为提升行政决策之科学性和可接受性所提供的外部信息。行政机关在收到这些外部信息后，是否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行政决策，以及如何转化，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公众基于强烈的民主意识而表达的参与意愿，与行政过程的非民主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功能间隙。希冀以行政过程的民主替代立法和政治过程的民主，必然陷入无可自拔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设计不成熟
公共听证制度设计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公共听证的选择性适用。目前立法较少明确规定哪类行政许可“应当”举行听证，更多的立法例是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包括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征求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而且，哪些行政许可涉及公共利益，哪些行政许可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这在实践中完全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裁量。[21]因此，在实践中，对于听证程序的启动，行政机关享有绝对的主导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意决定听证程序的启动与否。而由于公共决策中利益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公众对于行政决策利益影响的感知力相对较差，行政机关未告知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听证权利，听证程序也难以启动。选择性适用背后是社会利益群体追求权利和利益实现能力的失衡，公共部门的中立性和超越性的减弱。
2．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对称是确保听证参加人有效表达的前提。在公共听证中，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现象。以价格听证为例，纳入价格听证的项目，一般属于垄断经营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专业性强。一方面，价格的形成信息和经营信息往往为垄断经营者掌握，政府的成本核算也往往依赖企业提供的信息。而面对高度专业化的企业成本核算，即便是相当出色的专家也会出现“失语”现象，因而价格听证会就只能沦为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信息发布会。另一方面，消费者由于个人素质、地域、职业及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在短期内熟悉了解经营者的业务，对经营者的成本、市场供求状况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代表功能大打折扣。
在规划许可听证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相当明显。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第12条规定了听证前的告知程序。[22]而这些内容又相对简单，技术性强。单从这些资料，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很难获得对于建设项目的真实意向。而这种信息披露的不完全性、技术性，将严重影响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3．听证参加人遴选机制不科学。公共听证往往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各方均需参与和不能人人参与的现实矛盾使得听证参加人的遴选成为公共听证制度实际运作的首要问题。以行政过程论的观点审视之，造成公共听证制度梗阻的首要原因就出在听证参加人的遴选上。既无法保障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取得平等的代表权，也无法保证所遴选的代表能够独立自主地表达所代表利益集团的诉求。在规划许可和环境行政许可领域，由于规划和环境对公众的影响都难以确定，利害关系人的确定也是一直困扰实践部门的难题。实践中遴选机制的运作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如利益群体发育不成熟等。制度上的原则性规定和相关配套制度的不成熟，使得实践中行政部门对于听证参加人的遴选具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和危险。
4．听证案卷效力不明和听证报告的非公开。目前各种制度都未规定听证报告的公开。这将严重影响公共听证的法律效力。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弱化了民意对权力的限制功能，使得公共听证严重背离了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极大地削减了民众对公共听证会的热情。实践中，听证笔录通常可以从官方网站上获得，但是听证报告却未见公开。[23]但是对决策起实际作用的是对听证会上的各方意见进行总结、归纳、过滤后的听证报告。听证报告的非公开，使得公众无从知晓他们的意见被如何加工和处理，这将严重影响公众对于价格听证会的公信力。由于许可决定只对当事人作出，利害关系人仍无从知晓自己意见的采纳情况。听证会公布的结果往往是行政决定结果，而不公开听证结果，听证会成了走过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无法得知自己在听证会上表达的意见被如何处理，他们也无从对行政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公共听证的制度功能难以实现。
（三）实践中操作的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听证的制度规范主要分散于各单行立法中，且规范内容较为抽象、原则，这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操作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以价格听证为例，尽管《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于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参加人的产生方式、听证的具体程序、听证的意见采纳与反馈等有相对明确的规范，但在实践中，这些规范并未能得到较好的执行。如该办法第10条规定：听证会参加人由下列方式产生：
（一）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推荐；
（二）经营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或者委托行业组织、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三）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但北京市2010年举行的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的听证参加人全部委托市人大、市政协、市消费者协会、有关部门以及行业组织推荐产生。尽管从字面上看，北京市的做法并未违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之规定，但其实际上剥夺了消费者自主报名成为听证参加人的资格。在许多其他地方举行的价格听证中，也存在类似的不规范之处。[24]
正是由于在制度功能、程序设计和操作中存在上述问题，公共听证不再是公众表达民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不再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程序制度，而成为一种预设了结果的制度表演，成为一种满足公共决策程序合法性的制度装置。民众对公共听证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先前的欢迎与期待，到今日的麻木甚至反感。公共听证遭遇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四、理性回归：弥合鸿沟的政策选择
恢复其应有的制度功能，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充实公共听证制度的民主功能
要解决公共听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首先必须对公共听证的功能作出合理界定。与私益听证的核心在于事实调查不同，公共听证的核心应当是民主参与。公共听证是公众表达自身诉求，参与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在其他民主形式功能不畅的背景下，在公共政策领域探索听证制度的普遍适用，不仅可以为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提供更多的话语空间，也能为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宽阔的信息渠道，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要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功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决策者应当以开放的、不带预设偏向的态度去听取不同声音。我们的很多听证会，都是在行政主管部门的请求下召开的，而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管制机构，与被管制的产业有着实质性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管制俘获”，即管制机关成了被管制产业的俘虏。这提醒我们，决策者在听证会中应当对那些势单力薄的微弱声音给予更认真更深切的关注；第二，决策者听取各种声音，必须做到全面、公正，克服对意见“选择性听取”的立场；第三，既然听证会是一种公众参与的特殊形式，那么决策者在听取意见时，不仅要听取听证参与各方的声音，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声音，在有限的参与者和广泛的民意之间作出权衡和兼顾；最后，决策者应当对所有的、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考虑，并且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让公众相信，他们的诉求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即使这些诉求可能并没有在最终结果中得到全部实现。
（二）根据公共决策与公众利益的关联程度选择听证形式
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机制，听证是否应当适用于所有的行政过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听证适用的范围应当取决于公共决策与公众利益的关联程度。换言之，越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听证在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占有的比重就越大。听证会虽然是一种较为正式的公众参与形式，但是其运行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的特点也决定其并不适合大范围广泛采用，相反，网络留言、电话访谈等多种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的形式应大力推广。政府可以自行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公司、网络公司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解，并提供政府参考，关键是这种参与的过程也应公开进行。听证的形式应当服从于其功能和目的。既然听证的主要功能在于听取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那么凡是有助于实现此目的的方式都可纳人听证的范畴。在美国，听证程序有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之分。在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迟迟未能出台，国家层面的听证制度主要体现为正式的听证会。各单行立法对于听证都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但过于严格的程序可能阻碍听证“听取意见”功能的发挥，而使得其“表演性”功能大为增强。要真正恢复听证制度的听取意见功能，必须对听证制度减负，减缓其程序性要求，而增强其实质性内核，即意见交流与对峙。应当允许行政机关根据管制事务的性质，灵活采取形式多样的听证形式。
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缓慢的情形下，通过推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来增强行政过程的民主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领域探索听证制度的普遍适用，不仅可以为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提供更多的话语空间，也能为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宽阔的信息渠道，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因此，应该不断扩大公共决策中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它在整个政策过程中的应用范围。目前的公共听证主要限于价格听证、规划许可听证、环境许可听证，将来可以扩展至公共政策的所有领域和整个过程，不仅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和评估。例如重大的工程建设决策、重大的人事任免决策、重大市政设施的布局、城乡规划的编制、土地开发的审批等诸多领域，皆可探索听证程序的运用。
（三）建立健全公正的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的公正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提高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公开是参与的基础。如果政府将价格决策过程中的所有资料，包括价格组成、计算方法，影响价格的因素，政府的调查报告等都公开，供公众讨论，进而将公众讨论的内容也公开，即使政府最后并未完全吸纳听证参加人的意见，也会得到公众的理解。要确保信息披露的有效性，还应充实听证参加人的知情权。在听证举行之前，听证参加人有权就听证事项进行调查，有关各方包括听证申请人、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协助，使其能够对听证事项有全方位的了解。除了法律规定听证代表的查阅、复制、摘抄相关文件材料和要求相关各方对特定问题作出解释、说明的权利外，为了实现对消费者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还应当赋予消费者代表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权，以确保其对定价方案的合理性作出科学判断。
2．听证参加人遴选机制的优化。听证参加人是听证会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听证会的效果。尤其是他们的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独立性直接影响听证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合理性。目前人们质疑最集中的也是听证参加人的选择。听证参加人的选择应当贯彻自愿、公正、公开原则。针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应分别采取不同的遴选方式，建立起一种既能体现组织部门中立性，又能保障听证参加人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独立性，即由各种利益群体和价格主管部门双向互动，共同协商选择听证参加人的机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听证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听取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就听证事项的意见，听证参加人的选择也应服从于此功能。因此，一方面，应当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代表等“政治性代表”从听证参加人类别中删除，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和诉求可以通过其他正式途径得到表达；另一方面，应当将专家代表从听证参加人类别中删除，因为专家表达的是决策科学性的意见，其意见应当通过专家咨询会或论证会的方式得以呈现，而非在公众和利害关系人表达价值性诉求的听证会中呈现。在听证参加人的遴选方式上，应当采取组织化的推荐与开放式的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组织化的利益和非组织化的利益都能得到代表。
3．强化听证过程的质证与辩论。充分的博弈、公开的辩论是达成妥协的重要前提。没有利益相关方代表的“势均力敌”，就没有辩论，也就没有公平和公正。如果缺乏公开的政治辩论，公共政策即使是“一致通过”，也可能隐匿着重大分歧和陷阱，就像众多垄断领域的质次价高，最终必将损害民生的根基，也进而损害垄断集团的长远利益，使民众对垄断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日益衰弱。目前的听证制度更多地强调听证秩序，只给听证参加人有限的陈述时间，没有热火朝天的辩论程序，听证会现场一谈和气。真理越辩越明，没有辩论的听证会，没有意见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利益的博弈与妥协，成为听证参加人对听证主持人的单向信息输入。这不利于公共听证的功能发挥。要激活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激情，必须强化听证过程的质证和辩论，使听证会真正成为一个利益博弈和意见交换的平台，而不只是一场预设结果的政治表演。
4．明确听证报告的公开义务和公共决策的说明理由。政府在听证结束后，应当作出听证报告，并在此报告基础上作出决策。政府应当将听证报告和决策结果一并向社会公开，并对决策依据、决策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其中针对反对意见更应逐一进行解释和说明。这种决策理由说明，既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也有助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目前公共听证的过程基本公开，听证笔录也是公开的，但听证报告的公开还未从制度上确立，公共决策的说明理由也未从制度上普遍确立。这两项制度的欠缺，将严重影响听证结果的实效，影响听证参加人和公众对于听证会的制度预期。
每一次公共听证，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对于政府、参与者和公众而言，都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练习和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反思公共管制的必要性、公平行政的实现方式、公共信任的维护等公共治理本质问题。通过上述制度矫正，我们有理由期待，公共听证不再是一个让公众受伤的“预设结果的练习”，而成为一个公众与政府理性沟通、真诚对话的制度平台。
注释: [1]关于听证从司法过程引入行政过程的具体历程，可参见何海波：“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2]关于私益听证与公共听证的概念界分．可参见李春燕：《中国公共听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3]De Smith, Woolf＆Jowell, Principles of Judicial Review(Sweet＆Maxwell), pp.250-256(1999).[4]Baggs Case [1615] ,11 Co.Rep.93b.[5]R v.University of Cambridge[1723] ,1 Str.557.[6]Cooper Y.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 [1863] ,14 CB 180.[7]在上述案件中，威尔斯法官说：“责令一个人拆除他的房子，就好像对他处以罚金；鉴于工程管理局是惟一有权作出这个决定的机构，它的行为必定是司法性的。”另一名审理此案的法官拜尔斯(Byles)也说：“在我看来，工程管理局的行为不管是司法性的还是行政性的，都是错的。我认为它是司法性的，因为它确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又由它来实施制裁，它来救济。”而在Errington v.Minister of Health一案中，上诉法官Maugham强调指出，如果卫生大臣的行为被定性为纯行政性行为时，将不使用自然公正原则。最终法院判决认定，卫生大盗的行为属准司法性行为，违反了自然公正原则。而在Nakkuda All v.Jayaratne一案中，枢密院判决认定，锡兰纺织品总监撤销该经销商许可证的行为不是司法性行为，不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在R v.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 ex Parker一案中，法院判决指出，行政领域的程序标准应当完全不同于司法领域中的程序标准，而许可证的授予与撤销完全属于行政事务，公共机关有权不经听证而合法撤销许可证。R v.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ex Parker[1953],2 A1ER353.[8]警察局长Charles Ridge因涉嫌阴谋妨碍司法公正受到刑事指控。虽然法院最终宣告Ridge无罪，但法官对他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认定他的行为内在地说明他缺乏诚实、责任心和领导能力。由于这些批评，当地纪律委员会既未告知Ridge准备解雇他的动议，也未举行任何听证，就作出了解雇他的决定，同时，也未告知解雇决定的具体理由。Ridge在向纪律委员会申诉无果后，向法院提出了解雇决定越权的宣告令申请。Ridge Y.Baldwin [1964] , AC 40.[9]R.v.Gaming Board for Great Britain, ex pane Benaimand Khaida [1970],2QB417, at 430.[10]在1958年的Schlagheck v.Winterfeld案件中，俄亥俄州法院指出，规划立法中的公共听证，要求向受到规划影响的人提供出席听证会和陈述其意见的机会。在1949年的Braden v.Munch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法院认为，分区规划条例中的公共听证意味着出席听证会并提供证据的权力，以及听取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的陈述和质询该证人的权利。在1957年的Lamb v.Town of East Hampton案件中，纽约州法院认为，公共听证意味着公正和无偏私的听证；所有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人都有机会被听取意见。参见Keith M.Black, Pub-lic Hearings—An Appearance of Fairness,5 Gonz.L.Rev.1969-1960,p.327.[11]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11条“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明确提出：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
[12]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13]第26条：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30日。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14]第46条：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原审批机关提出评估报告并附具征求意见的情况。
[15]第50条：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16]第60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五）同意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前未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的；„„ [17]第14条第3款：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可以采取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公示等多种形式，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第50条：城市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每五年对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形成评估报告，并将评估报告及征求意见情况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审批机关。第53条：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在修改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可以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公示等多种方式。
[18]根据《价格法》第23条和有关规范的规定，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涉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三大类价格：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性服务价格。听证的要求是“应当”听证，强制性高。
[19]该法第5条规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办法：
（一）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应当组织听证的；
（二）实施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
（三）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第6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建设项目外，建设本条所列项目的单位，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未依法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或者虽然依法征求了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但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或者重新审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可以举行听证会，征求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一）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二）可能产生油烟、恶臭、噪声或者其他污染，严重影响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
[20]该条例第13条规定：规划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采取调查问卷、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但是，依法需要保密的除外。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与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重大分歧的，规划编制机关应当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进一步论证。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在报送审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情况及其理由的说明。
[21]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制定的《规划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5条规定的听证适用范围：经办部门依法实施以下规划许可的，应当在报请主管领导研究确定后，组织听证：
（一）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规划许可，或者规划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
（二）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申请，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经研究应当举行听证的事项；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规划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如此规定，将规划许可听证的适用权完全交由规划主管部门决定。利害关系人和公众难以对规划许可听证的启动施加有效的影响。[22]该条具体内容如下：经办部门实施本规定第5条的规划许可，应在作出规划许可决定前，告知规划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会组织部门可以委托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听证告知工作，并收集听证申请人报名情况。听证告知可选择在利害关系人能看到的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媒体公告、直接送达、信件邮寄等方式告知。需要告知的内容包括：(1)项目基本情况，总平面图及相关图纸；(2)规划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权利；(3)规划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同时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填写听证申请表格。逾期不提交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4)听证申请人的报名范围和条件、报名时间、地点和报名方式、听证代表的选择办法等。根据此项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听证告知的内容主要是当事人申请参加听证的相关程序性内容，对于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只有项目基本情况、总平面图和相关图纸。
[23]《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24条规定，听证会举行后，听证人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会参加人对定价听证方案的意见；
（三）听证人对听证会参加人意见的处理建议。处理建议应当包括对听证会参加人主要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建议和理由说明。第25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后15日内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一并提交定价机关。[24]参见2009年12月25日央视《新闻1+1》播出的《“迷失”的水价听证会》。
第三篇：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中的价格计算题以深交所769号文为例
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中的价格计算题——以深交所769号
文为例
作者：一线
沧州中院
田晓
平安证券投行部 高级经理
一、问题的提出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是场内交易一个重要补充。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不同，其在性质上是当事人之间通过一对一的协商达成的私下交易。当然，使用协议转让这一方式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此处不加赘述）。由这种交易属性所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协议转让这个领域是相对自由的，特别是在交易价格的确定方面，其与二级市场的当期股价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一情形在2016年发生改变：以深交所为例（上交所除本文第三部分所述部分外其余大体相同），其先于2016年3月7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深证上〔2016〕105号)》（下称“105号文”），将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价格规定为“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所业务规则等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依此规定，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的交易价格最低为该“定价基准日”价格的90%（ST时为95%）；此后于同年11月4日颁布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深证上〔2016〕769号》（下称“769号文”）中继续沿用了该规则并进行了完善。至此，有关上市公司协议转让价格的计价体系被确定出来。价格的确定是一项交易中最为重要的合同要素和交易基础，关乎当事人的重要利益，因此，如何确定（或锁定）交易价格，并依此对相关风险进行必要的分配，是法律规则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本文中将对这些“算术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讨论和部分结论可能并不能涉及或解释那些涉及“默契”、“变通”等而进行的私下安排（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可以关注上交所对忆晶光电控制权交易的一览子问询情况及后续证监会的调查结论）。至于交易所制定该种该规则的正当性、合理性等问题，这里也不加多言了。
二、一般流通股交易的价格确定转让价格 > =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收盘价 * 90%
1、九折规则从静态角度看，九折规定将对交易低价产生影响。对于一个确定的基准日或收盘价而言，交易双方不能以9折以下的更低价格成交。如果将这个收盘价看做目标公司股权价值的公允反映以及控股权溢价等因素的影响，这个九折规则可能也并不显得十分“过分”。但在特殊情况下，如二级市场的阶段价格表现偏离价值较大，即使交易双方共同认可一个九折以下的低价格，按照目前的规则是无法成交的；再比如对于一些由于各种事件发生长期停牌而无法产生近期市场收盘价的股票，过去的交易价格可能并不一定能反应交易的实质或满足交易的需求。
2、协议签署日从动态角度看，这个计价规则的标准价（即二级市场收盘价）是由“协议签署日”这个因子定义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实际上决定着该次交易的价格底线。对于一个在系统中完成的“标准化”、“模式化”的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而言，转让或交割可能是“快捷式”实现的，而对于一个影响重大的私下交易而言（特别是可能涉及重要影响的股东变更甚至控制权转移），由于其特殊的交易性质，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或考虑整体的安排，如包括前期接触、协商和讨论、尽职调查的实施、相关决策程序、交易价格的确定、协议签署、所涉审批、备案程序的履行、中介机构的核查（如需）、完成交割事项等等。其中，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是整个交易进程一个标志性的也是相对后端的节点和环节，其意味着交易的基本确定。而从交易的起始点到这个协议签署日还有或长或短的距离要走。由交易本身的特点所决定，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在转让协议正式签署前的谈判阶段就形成或作为预期的。由于二级市场的特点，其受到包括该次交易本身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达成转让协议并成功锁定价格前，作为基准的收盘价格理论上可能处于波动之中（或长或短）。而短期波动较大（尤其是价格向上）的结果，是卖方最需要考量和面对的风险。对于目前市场上那些需要溢价较多的交易（可能目前阶段多属于此种情况）而言，这个问题可能是属于极端情况和低概率事件，但如果这个交易的价格预期是按照较低的价格达成（如按照90%或接近90%价格），或者股价在交易期间发生向上的大幅波动，对卖方而言就会产生交易失败或交易成本攀升的难题。当然，对这个也“不算大”的风险或担心而言，原来存在着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停牌”。一方面，用停牌来锁定一个双方认可的基准日价格（即停牌前某交易日），同时避免股价波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在停牌期间，各种谈判磋商、尽职调查等各项安排等都可以以相对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我们可以观察到此前许多交易停牌时间达数月的案例）。但是，这个重要的手段同样在2016年开始受到限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述计价规则形成了一定的“叠加伤害”。以深交所2016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下称“停牌新规”）为例，对涉及控制权变更的交易可能有10个交易日的停牌时间（当然实践中这个时间也是有弹性的），而一般的股份转让交易甚至都未出现在停牌的理由之中。筹划停牌事由停牌时间筹划其他重大事项筹划控制权变更、重大合同、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等事项首次5个交易日，延期5个交易
第四篇：以万科集团为例浅谈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在中国的应用（推荐）
以万科集团为例浅谈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在中国的应用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员工激励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使得公司得以良性发展。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激励是较为常用的手段，本文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万科集团的限制性股权实施案例进行分析，详细探讨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手段在实践中应用的法律重点，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手段在运用时的特点，第三部分笔者就中国目前立法情况和实践情况提出了对于限制性股票激励手段的意见与建议。
采用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原因
怎么样降低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很多公司都选择了利用员工激励制度，股权激励便是其中一种。根据国外的实践经验，用股权激励勉励员工、促进企业良性发展是颇有效果的。但是股权激励在中国真正被接受却是近些年，而随着证监会在2014年对股权激励政策和配套文件进行规范和完善之后，股权激励方案才被众多民营企业采用。
股权激励中包涵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根据实践经验来看，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作为股权激励的一种，更加受到企业的青睐。笔者统计了2006-2014年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其中推出或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具体见下图表。
那么限制性股票中的“限制”为何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解答，首先可以看股票的获得条件。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如果要获得相应的股份，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一般会要求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约定的业绩；其次，看该股的售卖条件，比如说，激励对象若要出售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则要考虑其实在职员工或是离职员工，针对激励对象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出售条件。
本文将以万科公司为例，浅谈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
从实践角度论限制性股票制度――以万科集团为例
限制性股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司业绩的增长，这可能主要因为限制性股票为员工所带来的约束力，监督其履行诚信勤勉的义务。限制性股票将业绩与员工实现捆绑主要有这样一个体现：解锁股票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和限制期限。在未符合限制条件之前，员工无法通过售卖股票来获取任何收益，也就是说，假如员工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没有满足业绩要求等解锁条件，他不仅无法从中获利，公司还会赎回股票并注销，员工也就损失了一开始所投入的成本。在承担损失利益风险的条件下，一种无形的驱动力便产生了，促使员工高效完成业务，维持公司的良性发展，同时，股票也给员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收益，达到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地步。
现如今，限制性股票对于上市公司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例如，万科就是选择限制性股票的其中一员。
万科限制性股票期权的发行方式。万科是A股主板市场上第一个选择并尝试限制性股票这种激励方式的上市公司。它的整个激励方式的基本流程还是相当完备的。第一阶段，万科将预提的激励基金交付于信托机构，信托机构利用这笔资金购入万科流通A股股票；第二阶段，这笔信托财产进入等待时期，在此期间要判断万科是否达到业绩要求，判断其是否达到施行要求；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万科A股股价达到股价要求，股票将以非交易方式归入激励对象个人账户，若未符合，则计划终止。这种激励方式实则是一种循环结构，为了维持这样稳定的循环，必须对激励基金的提取做出相关要求。以业绩指标为基础，根据每年净利润增长率，应相对应地提取激励基金，此外，预提的激励基金不得超过当年净利率的百分之十。在所有细节环环相扣下，激励计划才得以实行。
施行时的考虑要素。既然确定了激励计划，那怎样具体施行才算合适呢？这其实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监管法规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股票是有严格限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于国有公司授予股票数量/股本总额不得高于1%，但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授予股份比例只须不超过10%，像万科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比率是2.3444%，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想达到一种可持续的实施效果，充分发挥股权激励制度的作用。
如何维护大股东的权利：在公司的发展道路上，大股东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就涉及到大股东的控制权。比如前文所述万科集团，万科的大股东本身持股比例不算高，若授予激励对象以大量的限制性股票，将会导致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下降，那大股东在公司的地位将会大大受到影响，削弱了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权，从而对公司的管理有所不利，换句话说，激励股权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将会有损耗，甚至是被完全抵消。
激发企业竞争力：综合多种因素，可以看出，股票的授予比例还是有相当大的限制的，但是对于如何合理确定授予比例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比如我国几家上市公司像指南针、大连国际等，他们的激励额度都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0%的上限，但总体来说，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激励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如万科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3444%，这不仅是法律约束的原因，也是实践不足的表现，为了满足多方利益让公司平稳发展，还应根据具体的实践时间，不断对激励股权制度加以完善，使之符合公司的需要。
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对于公司的促进作用
通过前文的案例介绍与分析，笔者可以认为限制性股票的顺利实施是激励制度与公司管理完善相辅相成的结果。
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激励计划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在无形中，也通过利益这条关系链，将管理层、股东和公司三方的利益紧密结合，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利益趋于一致的使他们能达到换位思考的地步，让公司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便是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的体现，各层同心协力，推动公司的发展。
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较为完备的股票激励制度的实施，也促进法人治理机构也不断完善。例如，万科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有效行使管理层激励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同时，在科学的基础上，设定严格的业绩指标和股价指标，也在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的基础上，通过万科的董事、管理层、监事会等各方共同的协调、表决，实现真正的激励作用，达到激励计划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效果。在整个激励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激励计划与法人治理结构相互促进，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相关部门也强化了自身职能，这使万科实现了“双赢”，激励制度顺利实施为企业管理结构的完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进而让公司得到长足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才：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完善，案例中万科的管理团队趋于稳定状态，这也得益于人才资本。万科所在的行业竞争激烈，对核心技术人才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高，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很好地为其留住了人才，保障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而股权期权激励手段只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不能像限制性股票激励手段一样起到稳定约束的作用。
激励计划的实施环环相扣，在激励计划顺利实施并获得良好效果的条件下，公司的管理水平逐?u提高，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无疑让万科得到长足发展。
意见与建议
通过前文之分析，笔者讨论了限制性股票对于公司发展的多方面问题，在此，需要我们看清事实，扬长避短。限制性股票激励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措施，在中国国内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实践不够充分的条件下，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手段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如政策风险、公司选择风险和激励对象的道德风险等。众所周知，公司的稳定发展是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的前提条件，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笔者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提出相关意见与建议。
从政府角度进行指导。应制定管理妥当、规则明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制度的法律法规，在法律的基础上，政府负起监管和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完善，以此来保护投资者方面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实施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监控。
从公司角度进行规范。选择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应该是有长期发展规划的公司，该公司应该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较为坚实的基础。实现最大利益化将会驱使管理层无视法律法规和违背职业道德，所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限制性股票激励这种长期计划顺利实施的保障。首先，应建立健全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其次，完善对公司业务及财务的监督体系；最后，对实施激励计划的整个过程实行动态监控，让激励计划随时得以整改，以顺应公司发展。
从个人角度订立标准。人才是公司发展的核心内容，为获得人力资本，就需要制定严格的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授予标准及行权标准。一方面，明确授予对象，应是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核心人员；另一方面，应明确股票的解锁与限制条件，在解锁期内，可以按先公司的相关标准分批行权，在限制期内，则不能行权。
第五篇：论“京剧唱腔”在中国诗词歌曲中的运用——以《卜算子.咏梅》为例
论“京剧唱腔”在中国诗词歌曲中的运用——以《卜算子.咏梅》为例
摘要：如今我们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呈现着一个发展的态势，民族声乐也不例外，而且在民族声乐的发展进程之中，更是出现了大量京剧风格的作品，这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一大进步，而且这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与广泛的推崇。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不仅可以充分展现出学习者的个人特点，同时也是对民族声乐学习者综合学习的磨炼与检验。这篇文章以京剧唱腔《卜算子·咏梅》为例，同时借鉴著名教授金铁霖先生的经验之谈，对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京剧唱腔；中国诗词歌曲；卜算子.咏梅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national vocal music als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in the national vocal music, also appeared a lot of Peking Opera styles of work, this is a big step forwar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and it is also a new field, has received a warm welcome and widespread praise highly.Peking Opera styles of national vocal music not only can fully display the learne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and test of the national vocal music learners comprehensive learning.This article in the Peking Opera singing “bligh operator, xumei” as an example,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famous professor JinTielin Sir,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 the Peking Opera styles of national vocal music study.Key words: Peking Opera singing；Chinese poetry songs；Operator·xumei
前言 1966年年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个期间，《卜算子·咏梅》的京剧唱腔被创作出来，回首看看过去，《卜算子·咏梅》唱段已经过了42载了，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没有消失与众人的眼中，而且还在时间的发展中，《卜算子·咏梅》的京剧唱段如陈年老酒一般，愈久弥香。在现代，它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与广泛的推广，演唱的不仅是京剧演员，而且还有歌唱演员，同时，其受欢迎的程度还可以从网络上的点击量可以表现出来。我很感谢大家对作品的喜欢与热爱，这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肯定，也是对我自身的肯定，对于我而言，有着极大的意义。作品——《卜算子·咏梅》能够让大家喜欢，能够得到专家的认可与肯定，能够出版并置于《毛泽东诗词唱段精选》的卷首，是我的荣幸。
京剧风格是现代声乐作品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风格，即京剧与歌曲相结合的民族声乐作品，并且成为各类声乐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民族声乐者在求学过程中必须要学习的一个种类，而如何去学好把握这种新的歌曲风格正是目前民族声乐者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与困境。本文通过将理论与实践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加之孙玄龄谱写的《卜算子·咏梅》作为例子，来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研究。
一、关于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的定义
有人将具有歌曲与京剧二者结合演唱特点的声乐作品形式叫作“戏歌”，当然，也可以叫做“京歌儿”，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称法不够全面，缺乏一定的专业性，难以表达出这种声乐作品的本质及其特点。我认为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是在参照传统京剧艺术的基础和前提上，对民族声乐进行创作的声乐作品形式，如《贵妃醉酒》、《北京是故乡》、《卜算子·咏梅》等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
正如我们所知晓的，民族声乐的根基是传统艺术，其发展离不开传统艺术，然而，仅仅通过这种方式去演唱京剧风格的声乐作品是远远达不到实际要求的，所以，如何将有关于戏曲的声乐作品的演唱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前进呢？下面我们通过以京剧唱腔的《卜算子·咏梅》为例，同时以自身的演唱经验作为辅助，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咏梅》创作时的环境
1966年底，我创作出《卜算子·咏梅》这个唱段，当时的目的很纯粹，第一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自己唱，所以想唱就必须要自己去搜寻些可以唱的；第二是由于自身对这首词的喜爱，内心有唱出来的念头。
1966年6月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黑暗的暴风雨下，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被压制叫停了。不仅仅是社会出现了各类组织，学校中也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大型组织以及一些小组织，学校中教学等活动自然也就被动中断了，也因此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听到琴声和歌唱。
但是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之中，又开始能够听到歌唱声了，这些演唱活动通过一些组织的保护逐渐发展起来，从小做起，如清唱、小型的演唱活动等，演唱的唱段一般是《红灯记》等，其出现的场合一般是誓师大会、成立会等，而且还有一些毛主席语录唱腔，革命歌曲也被编入演出活动之中。
1966年11月的时候我们开始长征，在我们的这个小队伍中，一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5名是老师，分别是张关正、曹宝荣、吕炯光、杨凌云和我；其他的则是学生，他们分别是张忠义、李树萍、黄乃强、林燕、曲守森、李维康、张竞红以及她的弟弟张乃涵。在长征的路途中，虽然过得并不容易，却也开心，尤其是在演出活动中，我们一起唱戏、唱歌等。但到了灵丘县时，我们被叫回学校了。到学校后一是一片冷清的场景，人们各做各的事，无暇顾及他人，甚至在一些大房间被学生分隔成了好几个小屋子。虽然除却劳改队之外都是自由的，但是却如果没有在搞政治学习，就都是处于一个穷极无聊的状况下。而表演活动也没有更新，一直都是原先的那几个唱段。
在此背景下创作了《卜算子·咏梅》。当时，我自己是有写唱段的念头的，而且由此看电视时看到一个画家的访谈节目，他说的一些话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创作欲望和对美的追求，这是每一个时代中都会有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不管是开放的环境还是封闭的环境，都会产生这种欲望，在开放的环境中能够给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好的创作环境，因此可以创作出好作品，但在压抑的环境中，其实也是能狗创作出好的作品的，因为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有追求艺术的欲望。
只有是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这段话都会有自己的感触。任何时代，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都是无止境的。1967年的一件事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学校动员老师和学生们加入香山大队中去加入夏收活动，中途歇息的时候，我们就在香山玩乐，途经凉亭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在那儿休息了，而林燕、李维康、李树萍他们就在凉亭中唱了起来，而且还越唱越带劲，最后长了一个现代戏《黛诺》里边的一段“山风吹来一阵阵”，刚唱完就有掌声响了起来，原来是几个女游客，她们说唱得真好听，希望我们能够再唱一段。但她们不知道的是，这不是样板戏，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这是不允许不被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婉拒离开。这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刻，感触颇深。
《卜算子·咏梅》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没有人逼迫，也不是为了活动而写，它只是一个恰好是当时的人们渴求的作品，所以可以说这是《咏梅》能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能够被人们一直喜欢的一个原因。而前面也提到过创作《咏梅》的目的是很纯粹很简单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没有新的唱段可以给自己唱，而主观方面则是由于自身对毛主席这首词的喜爱，心中有很强的欲望将其唱出来。
三、唱好京剧风格的声乐作品的意义
时代发展，京剧风格的声乐作品也层出不穷，成为一个受到热烈欢迎的全新的音乐形式，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的体现，同时也符合我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另外，其产生还有利于专业声乐作品的丰富，如民族声乐的演唱和表现方法，能够很好的显现出民族声乐的特点。而作为新时代的民族声乐的继承者和传承者，是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优秀的民族声乐传承下去的，让更多的国人体验到民族声乐的美，更要推广到世界各地。民族声乐、戏曲唱腔这两者都属于我国的民族艺术，他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是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既有异性也有共性。而京剧风格的声乐作品，对于民族声乐学习者而言，既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对民族声乐学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情感的把握上、发声方法的灵活应用上、表情动作上、艺术修养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这些可以说既是民族声乐学习者的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是传统戏曲艺术在现代社会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需求。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国的戏曲艺术承受住了风雨的打击，发展为一个经典而独特的民族艺术，它是我国民众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艺术领域的体现与传承，值得我们我一个华夏儿女自豪。如今，我们处于世纪变革的时代，生活节奏快速化，而传统的戏曲艺术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忽视，民族声乐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风格单一等，所以民族声乐与京剧风格这两者结合起来，将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从而使戏曲艺术重新得到传播，而民族声乐也可以在演唱中维护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的发展。
四、分析“京剧唱腔”在《卜算子.咏梅》中的运用
在京剧风格的声乐作品中的京味也就是韵味，它是演唱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点。韵味它是通过演唱者的切身体验，达到诗词情感与个人相融合的一个状态，是每一个演唱者个人特色的体现。它的美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优美的声音、色彩的变化、真切的情感以及丰富的表现方法、表现技巧等，同时，其断与连、抑扬顿挫、柔与刚、轻重缓急的处理等也是重要的表现方面。就像戏曲中的“弹性拍值”，其意思就是指在在乐谱拍值和速度的基础上进行灵活的变化，这和民间艺人学习吹管子时的道理是一样的，首先需要按照严格按照谱子的要求来操作，当熟练了之后在进行自由灵活的变化。这样，即使是同一个曲子，每个人吹出来也会有不同的味道。歌唱也是这个道理，在熟练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特色，每个人演唱出来就会有不同的味道，让作品具有演唱者个人的韵味。如《卜算子·咏梅》第一句“风雨送春归”中，“风”字要唱得简短急促而有力，“雨”字在演唱过程中它的感觉要拉长，气息由弱到强的渐变，音的颤动从疏到密，“弹性拍值”的方法在这个字上得到充分的利用。然后再停在主音上，把“送”字唱出来，接着再将“春归”二字自然而然的接在“送”字后面。
“飞雪迎春到”这一句中，“飞”字的处理方式与前一句中的“风”字相同，而“雪”的后半拍要记得加上“-”的标记，在演唱过程中，要把这个音唱满而且要唱成强音，之后进行换气，把“迎春到”以加重的方式唱出来，让“到”字在情感表达上达到自信的效果。
后面的节奏则要进行变化，四一拍的节奏，让人感悟出节奏感。“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一句在演唱过程中要有抑扬顿挫的变化，做到掷地有声。尤其是“俏”字的表达，拖腔，由弱变强，刚柔并济，既表现出自信心又将京剧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段的主基调是平稳流畅，“春”和“报”的后面为空拍，所以在停顿的时候一定要果断决绝，展现出自信的风采。后面的乐句则要保持流畅自然的换气。最后的“时”则给演唱者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空间，伴奏中的ff的G大和弦广阔雄壮，这与后面的双pp的“她”形成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能够极度地显示出梅花的纯洁与高尚。
第二遍演唱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句时，这中间的停止就如同一种力量的集聚，进而爆发出的高音能够给人以震撼。
不管是什么样的声乐作品，每一个演唱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原作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把原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下足功夫，要有到位的理解，把握其情感与内涵，只有这样在演唱的过程中，才能够展现出作品的情感，才能使自己与作品真正地合二为一。《卜算子·咏梅》是一首为孙玄龄先生根据毛主席的词而创作的声乐作品，并在时代的发展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演唱者在进行演唱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如词作者的生平、词的创作背景等，要把这些因素有效的与演唱工作联系起来。
五、传统的积累与唱腔写作的经验
在京剧和民族声乐两者都注重“字”。从汉语构成的方面而言，它们都是由声调、声母、韵母这三个部分构成的；在语言这个方面，则注重字的发音，一定要准确即咬字准确、清楚，声母的发音要到位，且利落果断。而吐字清晰则是指将母音唱清楚，韵母的发音要标准。以“关”字为例，其声母为g，母音是u，再保持这个口型到1jan，最后归韵。戏曲的唱词是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的，通常是采取韵律很强的韵文，这样能够使声调保持统一，从而具有和谐性和美感，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增添了整个语言的美感和节奏感、韵律感。有的字往往是一字多音，这种情况下音拖多长那么母音也跟随着唱多长，然后归韵。但在民族声乐中，母音的唱法就没有那么长，母音不太突出，一般是咬字结束后就立马归韵。没有戏曲那么讲究。《卜算子·咏梅》原本是在京剧的西皮腔的基础上写的，因此在韵律上有较高的要求，每个字音字调要必须去仔细分析研究，例如“风雨送春归”这一句就要求每个字都分割为两个字去读，f一邑ng y一证s—bngch—fin g—oi，需要准确的找到每个字头发音的着力点，然后再将这两个字合为一个字，并且在此过程中还要做到将字头、字腹、字尾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不断的进行练习。在具体的演唱操作中，散板部分和拖腔部分要讲究咬字吐字。
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创作的想法，实际上却并没有创作的条件，可能也写不出《卜算子·咏梅》这个唱段。于我而言，这个创作的条件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传统的积累。1956年，我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这为我的创作作了坚实的传统积累。很幸运的是我这一届，正是戏曲学校发展步入正轨的时段，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另外，在学习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很多的传统戏剧。我记得仅在《京剧剧目初探》这本书中我们班学过和伴奏过的戏差不多就有二百多个，这其中还不含现代戏和新编戏。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唱，之后才能够进行乐器的学习。学习的内容则是包含各个方面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的平台，有利于我们学习传统戏。到毕业的时候我们音56班都有比较好的归处，并且都在自己的职位上表现得很出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京剧音乐的教学管理等方面，徐瑾忠、曹宝荣等同学都有比较显著的成绩和著作。正是由于在戏曲学校中的学习为传统戏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在《卜算子·咏梅》这个唱段中，才能够在唱腔上有自然流畅的表现。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文化课的学习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之后在对传统诗词等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而且，在节假日的时候，学校都会将老师和学生的优秀的书画作品展示出来，供大家观赏，其中，有的诗词甚至还是师生自己创作的。所以说，学校对学生文化修养的重视，帮助了学生提高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要是没有这些文化修养方面的学习，那么在演唱中将不可能打到现在的这个高度，因此，这是《卜算子·咏梅》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其二就是在创作唱腔的经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戏逐渐出现，并且朝着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这给当时的创作者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环境。到1964年的时候，现代戏可以说基本上成为戏曲学校的主要教学模块了，传统戏和现代戏在发展中都慢慢地向现代戏的方向前进了。那时候在舞台上出现的现代戏基本上也都成为了戏曲学校的教学内容，老师们一边自己学习，一边又教给学生。像《草原小姊妹》、《审椅子》等剧目这些已经是京剧，但另外一些地方戏，如《打铜锣》、《游乡》等剧目，则要通过修改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教学课堂中去。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我参加过《焦裕禄》、《让马》等剧目的创作。而且当时的活动比较多，因此也就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其中，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如前文中所提及的，在长征的途中我们几个人也有了一次大型表演的机会，在现场临时编了一段“锣鼓响，举红旗，涞源今日逢大喜”，这是由张关正写的词，我写的腔，演唱的则是李维康，这个场景到如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恐怕他们也是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出现，随后就出现了不同的音乐形式都对此进行了模仿，从而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潮流。京剧音乐也不例外，我们基本上都有创作过这样的。但是现在回首过去，却有一种荒谬感，觉得可笑。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知道那是对戏曲音乐发展的一个很大的打击与阻碍。当时，一段滚段或者是汉调，都觉得是有了比较大的进展，能给人完全不同之感，但今天白话文章也可以成为京剧唱段，恐怕当时谁也想不到吧。
其实，在当时中国戏曲学校也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唱段的，若我没有记错的话，音乐科六年级的学生李权创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剧目就很突出，谱子很不错，唱段是花脸。当时，我们班的张关正表演的这个唱段，其表演受到了热烈的反响，每一次的表演，观众们的呼声、鼓掌声都如雷贯耳。如今，白话文已经开始可以谱曲，所以谱写长短句的诗词的难度也就不难么高。京剧在思想上对唱腔的突破，再加上铆现代戏唱腔的创作经验，这些都是《卜算子·咏梅》的创作基础。
六、从<咏梅》的创作中受到的启发
通过对《卜算子·咏梅》在京剧曲调写作长短句的唱腔的创作上我有较深的感触，其一，唱腔和词句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比较灵活的。在京剧中也有这种关系，唱词的上下旬可能不是一定的，乐段中的对称感觉可以通过在音乐中找寻的方式予以弥补。唱词中的曲调决定了上下词的感觉，所以，曲调有着关键的作用，在京剧唱段的唱词中，能够冲破七字句和十字句的局限。京剧音乐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一定音乐风格的主流中，能够包含其他不同风格的音乐。而且，在词句上的改变与突破也会引起音乐结构的变革。其二，我国的民族古典艺术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的新的古典艺术，具有其自身特点，所以戏曲音乐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跟上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只有这样，我国的戏曲音乐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其最明智也最有前景的发展的方法应该是在被人们逐渐感知熟悉后再进行创新与改变。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的，必须要把握好变革的这个度，否则可能会受到观众的抗拒。当《卜算子·咏梅》流传开来时，对于我自身而言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戏曲中，戏曲音乐是其众多构成部分之一，所以，其发展变化的道理和上面谈到的并无不同。《卜算子·咏梅》是一个吻合传统京剧风格基本要求的作品，同时，它也是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作品。其曲调的改变不是很突出，但是在结构上则有了一定创新。同样，这也属于在京剧音乐这方面所作出的突破与发展。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找出它和京剧唱腔、唱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讲解，能够为其他人的学习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金铁霖．《在2008年第三届中华民族声乐研讨会上的讲话》[J]． [2]傅惜华编．《中国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M]．人民音乐出版社． [3]杨荫浏著．《语言音乐学初探》[M]．人民音乐出版社． [4]杜亚雄，秦德祥著．《中国乐理》[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5]孙玄龄著．《声响年华》[M]．中华书局．
[6]曲谱出自许明，朱为中主编．《中国声乐经典教材》[M]．吉林人民出版社． [7]白宁．《论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形成》[J]． [8]公木著．《毛泽东诗词鉴赏》[M]．长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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