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毕业论文的参照样稿：论明太祖重典治吏(2012届同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试论明太祖重典治吏
姓
名
任小华
学号
2008140485
院
系
历史文化学院
专
业
历史学
指导教师
巩宝平
职称
讲师
2012 年 05 月 16 日 曲阜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 …………………………………………………………………………………1
Key words………………………………………………………………………………1
一、背景分析……………………………………………………………………2
（一）明初的社会背景………………………………………………………………2
（二）古代治国理论的继承…………………………………………………………2
（三）明太祖的个人因素………………………………………………………2
二、“重典”体现………………………………………………………………………………2
（一）制定严刑峻法…………………………………………………………………2
（二）法外重刑………………………………………………………………………3
三、重典治吏措施……………………………………………………………………………4
（一）监督方面………………………………………………………………………4
（二）教化方面………………………………………………………………………5
四、重典治吏的评价…………………………………………………………………………5
（一）重典治吏政策的影响与效果………………………………………………………5
（二）明太祖重典治吏政策的局限性…………………………………………………6
五、结论………………………………………………………………………………7
致谢…………………………………………………………………………………7
参考文献……………………………………………………………………………8
试论明太祖重典治吏
历史专业学生 任小华
指导老师 巩宝平
摘要：明初为了实现吏治的清明，朱元璋登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行“重典治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制定重典，体现在《大明律》《大诰》的制定及法外施重刑上；推行治吏措施，包括加强监督和推行教化两方面内容。这两大方面的措施是明太祖重典治吏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都与明初的社会背景和古代的治国思想及明太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均需我们辩证的看待。关键词：明太祖 重典治吏 措施 评价
Study on Severe Law Governing Officials by Ming Taizu Student Majoring in History
Ren Xiaohua
Tutor
Gong Baop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larity of the bureaucracy in early Ming dynasty , Zhu Yuanzhang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 officials management by severe laws ” after he ascended the throne , specific measures have two aspects: making severe laws, reflec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aMing Law” “DaGao” and imposing heavy penalities beyond the laws;pursuing the measures of governing officials，which include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pushing the enlightenment.The two aspects of the measures constitute a powerful tool in the governing officials, and, to some extent, they play a role of clearing bureaucracy , 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But it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has the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ancient governing thoughts 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Ming TaiZu.So we need to look at the phenomenon dialectically.Key words: Ming Taizu;Officials management by severe laws;Measure;Evaluate
明初的治吏严明、刑用重典，在我国古代吏治史上颇负盛名。按传统的治政理念：“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即在国家建立初期，用刑应当轻缓以休养生息；在国家安定时期，用刑应当适中以求长治久安；在国家**之时，用刑应当严峻以镇压平乱。而朱元璋历经血雨腥风建立的明朝，当为“新国”，本应用“轻典”，但他却一反常理，把重典之治发挥到极致，且一改刑不上大夫之古训，实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关于朱元璋的重典政策，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或探讨，例如杨一凡先生《论明初的重典治吏》（载《求是学刊》1982年第6期）的论文，主要是从法律的制定与内容方面作了详细论证，孙宇的《重典治吏 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的论文，主要论述了重典思想的形成与表现，等等，不一而足。综观这些研究，大都是立足于单个方面，本文则主要对明太祖重典治吏的背景、措施、评价试做一综合考察论述，同时将其与明初的社会背景和古代的治国思想及明太祖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辩证看待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积极作用和一定的局限性。
一﹑背景分析
明太祖重典治吏是中国古代吏治发展过程中比较特别的现象，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少对自身统治集团内部成员进行重典管理。而明太祖推行重典治吏也并非偶然，既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受古代刑乱国用重典思想和他个人经历的影响。
（一）明初的社会背景
明朝初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也因为连年的战争而大大降低。而元末长期形成的官场积弊，并未因改朝换代而消失，有资料说明当时的官吏非常腐败。“官贪吏污，„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买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失；除得州美，曰好地分；捕得职近，曰好巢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不仅如此，在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愈演愈烈。先是旧地主出身的统治者之间，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产生对立；新旧地主之间，以朱元璋周围的农民出身的武将和以胡惟庸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勾心斗角；新地主集团内部，蓝玉等农民出身的武将同朱元璋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矛盾直接威胁着皇权的巩固。[2]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功臣勋贵在其势力膨胀后，居功自傲，专权乱政，严重破坏了朱元璋首正纲纪的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在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法纪荡然，最终招致农民大起义后，面对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立国之初应当先正纲纪，重视立法工作，肃整吏治。[3]
（二）古代治国理论的继承
“重典”一词出自《周礼》：“刑乱国用重典。”这一治国思想被以后的多朝君主用作安社稷、治天下的手段，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且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频发，起义不断，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该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观点，从而形成影响明朝“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该思想表现在对官吏的治理上就是“重典治吏”。
（三）明太祖的个人因素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善于总结经验的君主，自称“淮右布衣”、“起自寒微”，参加过农民大起义的他亲身经历了元朝的暴政，感触颇深。他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完善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
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了明太祖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二﹑“重典”体现
由于奉行重典的原则，且为了恢复统治，加强集权，洪武时期制定了多种充分体现重典政治特征的法典、法令，其中以《大明律》《大诰》为主要代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颁行了大量的峻令、条例，形成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并通过法外用刑把重典之治发挥到极端。
（一）制定严刑峻法 1．制定《大明律》
《大明律》作为明朝的根本大法，是统治者在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立法编撰活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成就的一部封建大法，颁布于洪武十三年（1397），分30卷，460条。纵观整部法典，都贯穿了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思想。《大明律》以《名例律》为首，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体例完备内容周详，对官吏管理及贪污犯罪行为有详细规定，对于官吏犯赃罪的惩处十分严苛，用刑也极为严酷，都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决心，表明了朱元璋用重典威慑官吏，使官吏畏刑不敢犯的目的。
《大明律》有很多内容沿袭《唐律》，但也在不少方面体现出明太祖重典治吏的特点。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尤其重视惩治贪官污吏的立法。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以“监守盗”取代唐律“受所监临财物”而正式列人“六赃”，说明对主守官吏凭借职权侵吞国家各项钱粮之类贪污犯罪的惩罚有所加强。其他如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也是为惩治赃官而设置的罪名。其次，《大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如《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则枭首示众，情节严重的还要处以剥皮之刑；针对监守自盗财物者，不分首从，并赃并罪，赃一贯以下杖八十，满四十贯则处以斩刑。[5]为了严禁受贿，以权谋私，《大明律》规定，吏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处以绞刑；官枉法受赃八十贯即处以绞刑。[6]此外，明律还明确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大明律》对官吏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极其严苛，充分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决心，从侧面也反映出朱元璋治理乱世的迫切心情。2．颁布《大诰》
为强调重典治吏，惩治贪官奸顽，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于洪武中后期亲自编撰《大诰》，作为明朝的特别刑事法规，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共236条。其内容并非抽象的法律法规，而是汇总了一批官民犯罪受到严惩的具体案例，辅以明太祖本人的训导之辞，成为一部集重刑恫吓与宣传说教于一体的特种法典。按照明太祖的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每户都必须收藏《大诰》，为“臣民之至宝”。如犯死罪以下，家有《大诰》者罪减一等，无者罪加一等。[7]各级学校及民间私塾并令讲读《大诰》，由教师率学生至礼部背诵，视所诵多寡加以奖赏。
《大诰》是一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立法最严峻的法典，是皇帝法外立法的典型。与《大明律》相比较可以发现，它的问世把朱元璋把重典之治推到了新的高度，如在惩处方式上，《大明律》正式规定对于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罚：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但在《大诰》中，朱元璋又增定了一些惩罚措施，如凌迟、枭首、诛族、抽肠、洗刷等，刑罚十分残酷。在四编《大诰》中，共记载有案例的条目 156 个，涉及官吏犯罪的条目 128 个。贪赃和苛敛害民的案例最
多，共59个。乱政坏法和渎职罪的案例条目共计44个，所占比例很高。[8]可以说严惩官吏贪污失职是《大诰》的一个重要特点。
除了《大明律》和《大诰》外，朱元璋还颁行了大量的峻令、条例，形成严密的法网。依明初法制，当时律、例、令三者并行，律为“常经”，例为一时权宜，令是明太祖随时发布的诏令。开国之初，出于形势需要，明王朝立法频繁而多变，可谓“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9]。因此，这些令、例的法律效力常常在律文之上，对明初法律产生很大影响。
综上所述，明王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明太祖首先把法律的制定提到议事日程上。并最终形成以《大明律》、《大诰》为主，以例、令为辅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从而成为明太祖重典治吏的前提。
（二）法外重刑
法外用刑，指君主不顾当时的法律，在法律之外任意采取各种残酷的刑罚手段，处置罪犯，滥行诛杀。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的过程中，对司法审判经常干预过多，有时更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定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而是常常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重刑。因此，法外用刑是明太祖重典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规定凡贪赃满６０两银子的，要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就是将贪官污吏的皮剥下后用稻草充填其间。再把这个“人树”挂到大堂上供官吏“观看”，以震慑“心灵”。此外，朱元璋为了羞辱和惩治不法官吏，又开创了“殿陛杖死”的先例，即廷杖制度。该制度就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由司礼监太监监刑、锦衣卫行杖，在廷殿之上，对违背皇帝旨意的朝臣当众责打的一种酷刑。其杖数没有限定，轻者皮开肉绽，重者立毙杖下。可见，朱元璋重典治吏，有一股让人畏惧的狠劲。
三、重典治吏措施
明太祖朱元璋在积极制定一系列律、诰、例、令加强重典的同时，也在采取各种有利的配套措施来治吏，主要通过监督和教化两个方面，其中监督是从外部机构的设置与制度的制定上来治吏，而教化则是通过加强内心的自省自律来治吏，内外两方面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吏治的完善。
（一）监督方面
为加强对官吏的监察，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纠察百官并随时检举弹劾，将各级宫吏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此外，朱元璋还设有常备军和特务网，特务网主要有检校和锦衣卫组成，遍布全国各地，广布耳目，访察贪廉。并设立百姓举报制度，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从而整肃了吏治。1.设置监察机关专门监督
在中央设置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都察院是由明初的御史台发展而来的，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一百十人。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百官贪污舞弊等可随时检举弹劾。监察御史虽是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他们被赋予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什么大官以至王公都可以告发的权力。一句话就是替皇帝监视官僚。六科给事中是朱元璋为监察六部而设。明初，为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相权一分为六，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为防止六部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又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的日常政务活动进行对口监察。
在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作为固定机关对地方进行监察，并委派监察御史到地方巡按。洪武九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地方职权一分为三，设立三司，分别为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与掌管司法的按察司、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其中，提刑按察使
司是地方监察的主体，也是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简称按察司。三司三权分立，相互之间相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达到了相互制约的目的，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控制。巡按御史制度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但明代巡按御史的职能更完善，体制更完备，御史巡按地方的监察作用更甚于前代。2.民众的社会监督
朱元璋非常重视发动人民群众力量对官吏进行监督。凭借农民起义获得天下让朱元璋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因此在他采取多种手段治吏的过程中，产生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广大民众监督官吏的想法，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规定，积极推行使之配合其它措施发挥作用。
朱元璋在《大诰初编》中大力号召“耆民奏有司善恶”，明令“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然而，这些命令受到各级官吏的顽强抵制，阻挡赴京耆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朱元璋对此极为愤慨，决定用更苛刻的刑法“逼成有司以为美官”[10]，再后来的《大诰三编》中便规定“民拿害民官吏„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于是，“民拿害民官”制度便顺水推舟的出台了。
总之，该制度赋予了平民百姓监督管理的权力，鼓励了百姓捉拿害民之官赴京治罪，且利用民众的力量监督和限制各级官吏的渎职、贪赃和扰民、害民，确实是一项创举。
（二）教化方面
朱元璋在主张用重典、严监察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臣民的教育，这是他“礼法并用”政策的体现。他在论述“刑”与“教化”的关系时讲到，“礼，人伦之正，民间安分守礼者多;法，治奸绳顽，二者并举，遍行天下，人民大安。”[11]其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利用申民亭、旌善亭，教化臣民
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便设“申明亭”，将本乡官吏之罪状公之于众，借以加强对官员的思想教育，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大明律》中专门规定对“拆毁申明亭者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足见朱元璋对申明亭的重视。申明亭的设立使罪犯之罪行人人皆知，将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从而使其犯罪之心有所抑制，利于减少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洪武十五年又置旌善亭，与申明亭不同的是，旌善亭揭示的是有司官的善政，对廉洁有为的官员，朱元璋命令将其善政公布在官员家乡的旌善亭之上，使之美名远扬。
无论是揭示官吏的贪污犯罪还是书其善政，朱元璋都是为了惩奸贪以警戒官员，奖廉洁以激励官员，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这种奖廉宣德的教育作用，使得臣民加强了自律，并通过臣民这种内在的自律，起到整饬吏治的作用。2.重视法制教育，强化官员知法
朱元璋在积极制定重典的同时，也利用国家强制力推行法律，使之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强化各级官吏知法。
朱元璋清楚的认识到官吏是国家律令的直接推行者，也是律令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主体这一点。因此为提高各级官吏的法律素质，他把“律令的知晓”作为考察官吏的重要内容，把官吏对律令的通晓程度与官吏考核联系在一起。由于明初对官吏的考察具有固定的时间和程序，也便保证了官吏法律素质的稳定。并且朱元璋对官吏的律令通晓程度的考核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敷衍了事。对于不能熟读、通晓律令的官吏要施以重罚。这在《大明会典·刑部·讲读律令》中是这样一记载的:“百官务要熟读讲明律意„一若有不能讲读、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三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12]朱元璋如此重视法律的普及与教育，有利于强化官员们知法，保障官吏更好的履行职责，达到震慑自省的作用，最终实现治吏的目的。
四﹑重典治吏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运用正确的分析方法，具体地、历史地看待，才能对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一）重典治吏政策的影响与效果
1.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吏治，打击了贪污腐败
经过明太祖重典治吏，宋元留下的腐败之风为之一扫，使吏治之风清廉。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当时吏治“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之上”。[13]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禁奸止贪的目的，但确实给了贪官污吏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明史·刑法志》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法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王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14]当然，这种政治清明并非简单“刑用重典”的结果，而是朱元璋综合采取立法、监察、百姓监督、教育等诸多措施，相互配合，才使得官场风气逐渐好转，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吏治。2.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明初朱元璋时期，由于明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存在诸多社会矛盾，如明王朝与蒙元残余势力的矛盾，普通百姓与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的矛盾，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等。明太祖认为，如果吏治不清明会加剧这些矛盾，失掉民心，最终影响统治。他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15]一方面通过严惩害民官吏、贪官污吏，赢得了民心，又通过广泛推广《明大诰》和申明亭等制度，进行广泛宣传，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通过整饬吏治，使得明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自我调整，提高了统治机能，巩固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统治阶级集团的内部矛盾，为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3.推动了社会进步
朱元璋通过重典治吏强化中央集权后，在此基础上迅速有效的推出一系列符合历史潮流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的经济措施有三点：第一，解放奴隶。元朝的统治，带来了落后的奴隶制度，驱奴的数量很大，大量的劳动力被掌握在私人手里，这对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朱元璋为了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下令解放奴隶。第二，在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承认农民战争后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事实。朱元璋发布法令规定贫民垦熟的荒田即为已业，承认了自耕农开成熟地的产权，同时对于原来在外逃亡的地主复业的，也只许依丁授田，不许多占，这样就完全否定了战前的地主产权，是对旧地主阶级的一个极大的打击。朱元璋同时通过重典治吏消灭了大量的地主、官吏，这些土地自然也转移到了农民的手中。第三，减轻赋税、鼓励农民开荒。如吴元年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减免三年。[16]朱元璋同时又推行镇压欺隐田粮、赋税的豪强大户，重惩下乡扰民的官吏等政策。当然这些政策的推行是通过强有力的集权作为后盾的，否则难以达到成效。综上，朱元璋通过重典治吏政策强有力地保障了上述经济措施的实施，到了洪武末年，人口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耕种面积扩大了，明朝经济出现一片较为繁荣的景象。
（二）明太祖重典治吏政策的局限性 1.打击了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抑制了官员从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枉直不辨、轻重不分。根据个人好恶决断，独断专行，凭感情用事，而其本人又喜怒无常，使当时各级官
吏惶惶不可终日，朝不谋夕。“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决，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17]又活一日”。这使得民间一些有识之士不敢为官，影响了选拔官员的质量，例如:一些人为拒绝为官，想方设法，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得不装疯卖傻。而为官之士，为保全性命，必然是凡事墨守成规，一切唯皇命是从，缄默不敢多言，不求有功，但求避祸，锐意进取之心全无，开明之风尽失。更有一部分官吏为苟全性命，揣摩圣意，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第二，通过重典治吏措施严厉的处分贪官污吏，且反贪过于急躁，杀戮过多，不分青红皂白，牵连太广，仅“空印案”与“郭桓案”两案就杀了八万多人，其中不知有多少清正廉洁的官员，造成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朱元璋把自己培养的贪官污吏全部或处死或流放，不仅造成国家机器缺乏官员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动荡，而且把有限的官员后备人才消耗殆尽，给明朝统治造成了很大危害，2.严刑峻罚导致了社会的封闭和保守
重典治吏的推行将全国人民置于统治阶级的血腥奴役之下，生产积极性被扼杀，官吏从政的主动性下降，使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更加封闭、保守，抑制了宋元以来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迅速的落后于西方列强。反观十四世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教会的黑暗中世纪时代的控制，开始稳步的走向光明，从此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中国在这个时期被严重的摧残，人权被践踏，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此东西方的均势被打破，直至 1840 年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之时，中国官吏封闭、保守的丑态暴露无疑，其中固然有种种的因素，但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3.效果具有暂时性，治标不治本
明初的重典治吏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朱元璋不深究官吏腐败、不作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只是简单的想用严刑峻法来打压犯罪的发生，治标不治本，仅仅只能起到暂时性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刑罚太惨的结果，实际上等于未施刑罚。如此注定朱元璋的重典治吏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发生。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明初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明太祖在重典治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以封建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以达到君主独揽大权，确保明朝长治久安的目的。毋庸置疑，重典政策的推行是封建专制空前强化的体现，这就决定了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也意味着该政策不可能完全达到朱元璋的目的。明太祖的重典治吏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完善立法，民主执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致谢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要非常感谢我的指导教师巩宝平老师，正是在巩老师的细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才得以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我从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许多的专业知识，更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工作中的兢兢业业及生活中的平易近人。同时，我也要真诚地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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