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

第一篇：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

邓洪波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将“讲道”和“读书”概括为南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特点，其称：“开宝之肇创也，盖惟五代乱离之余，学正不修，而湖南僻远之郡，儒风未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重兴也，盖惟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1大而化之，这对抗俗学与科举利诱之习的“讲道”，又何尝不是南宋一代书院的特点之一。正是南宋的理学家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并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

一、理学家由反省官学科举之教而掀起书院运动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溃卒作乱，再加以农民起义，四川往东沿江一线，战火连年，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多数随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战争对官学的破坏则更为严重，首先，各地州、县之学和书院一样，多数毁于战乱，更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于危急关头之时，素称“四民之首”的士人，虽曾涌现了陈朝老、邓肃、陈东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壮烈之士，但总体情况则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三朝北盛会要》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复欲入学”2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是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无民族意识，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之心亦丧失殆尽。这种士风败坏的严酷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以收拾人心的任务惨痛地提了出来。此即所谓人心沦丧，价值观必须重建。这是面对士人内部的挑战。

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从外部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么等农民军在揭竿而起的过程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人心所向，是一种当然的天理。此所谓“天理”、“人心”者，表明农民军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学家们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意在。这种情形，也反映出以简单的说教已难以统治下层人民的现实，必须更新过时的理论。

正是这种士风败坏、人民反抗的严酷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从现实出发，归返儒家经典，兼收佛道理论，从各个方面探索，是为乾道、淳熙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师们的理学的集大成。他们艰深的理论重建工作，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所关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论如何传播而让士人民众普遍接受的问题。

1元·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见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以下简称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2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

3宋·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9页。

汉唐以来，官学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传播机构。而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故事，还在津津于举业功名，地方州县之学，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3而中央官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极少讲学，“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理学家们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或亲临各级官学讲学，或重修新建，作记规劝，思有以振。如朱熹，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晦庵集》卷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中，就能翻检到《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衢州江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建宁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铅山县学记》、《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鄂州州学稽古阁记》、《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等，涉及到地方府、州、县学，范围之广，遍及南宋全境；涉及的问题有建设、学田、藏书、祭祀等，层次之多，关乎官学的各个方面。其拳拳之心，显而易见。尤其是反复推介周敦颐、二程之学于官学，可见至少在朱子的心目中，官学原本是传播理学的当然场所，并努力实践着在官学中推广其以濂溪、明道、伊川为道统的理学理论。

但是，实际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2终因积弊太久太深，难以改观。“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而莫之救也”。因此，想要更好更快地传播新的理论，就只有另辟新的途径了，诚如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所称：

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3

唐以来的书院正好建于名胜风景之区，有山川之胜，而无市井尘声，且自拥学田，富有藏书，能使人远离声利之场，安于学业，静心修身，自然它就成了理学家们所钟情的布道之地了。当年张栻一见“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洁”的岳麓书院，就“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之宜也”。4即是此种情形的反映，从此，理学家即发动了一场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书院建设运动。

在南宋，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学者，而始开其风者为胡安国父子。在理学史上，胡安国与杨时并享南传洛学之功，真德秀曾说：

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5

1宋·朱熹《学校贡举和议》，见孟宪承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217-218，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2宋·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载《晦庵集》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5册，第663页。

3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11页。

4宋·张栻《岳麓书院记》，载清·赵宁《岳麓书院志》卷八。

5宋·真德秀《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

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今属湘潭）买山结庐，称作碧泉书堂（也有作讲舍、精舍者）居以讲学授徒。其后，在南岳又有文定书堂之建，在“奔走”中完成了代表作《胡氏春秋传》。直至绍兴八年（1138）逝世于碧泉书堂。其子胡宏，“有继述其先人之志”，曾上书宰相秦桧，请其念故旧之情，而令潭州太守修复岳麓书院，“特命为山长”，“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并实现自己“可以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的理想。1但没有得到秦的响应。

“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藉于友朋。载卜会文之方，乃堂碧玉之上”，经此挫折，胡宏乃决定扩建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以为会文讲习之所，以便和朋友一起“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碧泉书院“南连恒岳，北望洞庭。居当湘、楚之中，独占溪山之胜。震风凌雨，人知扬子之帡幪。寒士欢颜，心壮杜陵之突兀。帷下不窥于董圃，车喧宁接于陶庐。期圣奥以翻经，立壮图而观史。由源逢委，自叶穷根。明治乱之所由，岂荣华之或慕。贫者肯甘于藜藿，来共箪瓢，至而未断其贤愚。惟应诚笃，无行小慧以乱大猷。各敬尔仪，相观而善。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2其时，张栻、彪居正、胡大原等一大批学者云集门下，切磋学术，“卒开湖湘之学统”。3

在自己创办书院讲学的同时，胡宏又发表《碧泉书院上梁文》，分析“斯文扫地，邪说滔天”的学术形势，对“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现象予以批评，并发出了“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跻。驱除陋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的倡议。4于是，“葺学校，访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5三湘学者闻风而动，纷纷创建书院响应。据记载，仅绍兴、隆兴之际十余年时间内，全省就创建和兴复了9所书院，它们是：善化县的城南书院、湘西书院，宁乡县的道山书院（又名灵峰，一作“云峰”），衡山县的南轩书院，衡阳县的胡忠简书院，安仁县的玉峰书院，靖州的侍郎书院，辰州的张氏书院，泸溪县的东洲书院，散布湘东湘西，互相呼应。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又重建绍兴元年（1131）毁于战火的岳麓书院，聘请胡氏高足张栻主讲其间。6其时，胡宏已经去世，岳麓书院遂取代碧泉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之间”，7以书院为依托与基地的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

创办书院、讲学传道，不仅在湖南范围之内形成高潮，而且波及周边地区。如张栻自己曾宦游袁州、桂林，两地即有南轩书院、宣成书院之建。其学生也是到处传道，吴猎（曾任岳麓书院堂长）任广西路转运判官，即建桂林精舍，寻先师旧规“与同志共学焉”。李埴讲学夔州，传道巴蜀，吴猎亦安抚四川，湖湘之学终于陶成“二江诸儒”。凡此种种，说明湖南的书院兴学运动实有输出之势。至于乾道三年（1167），理学家朱熹闻张栻阐胡氏之学于岳麓，不远千里而来访学，更证明了湖湘之学及其所凭藉的书院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之大。

朱张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到太极、乾坤、心性、察识持善之序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月有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8这次学术活动，比鹅湖之会早八年，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不仅是湖南，也是中国学术、书院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它对朱熹来说也是不能忘怀的，在后来的诗文中，他曾多次提到张栻对其集理学之大成的导启之功，此后12年即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时，他也曾数次援引岳麓之例而奏请最高当局帮助。因此，我们认为，湖南创复书院的运动对朱熹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者说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从他当年访学湖南书院获得启示的结果。而后来他知潭州、为石鼓书院作记、兴学岳麓书院等，又推动了湖南书院的进一步发展。

1宋·胡宏《与秦桧之书》，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7页。

2宋·胡宏《碧泉书院上梁文》，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6-107页。

3《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

4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6-107页。

5宋·张栻《岳麓书院记》，载清·赵宁《岳麓书院志》卷八。

6岳麓书院的修复与张栻的主教，曾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新儒学书院运动的开始，见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第265-271页。

7清·杨锡绂《城南书院志·改建书院叙》。

8清·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

继湖南理学家开创书院运动之后，各地学者也开始了创建书院，讲授其学说的工作。如浙江有吕祖谦乾道二年（1166）讲学丽泽书院，福建有朱熹乾道六年创建寒泉精舍，江西有朱熹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淳熙十四年讲学象山精舍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其学术领袖的地位或到处讲学，或为书院作记撰序，或置田置书，或订立规章，大力提倡，带动了当地书院建设，于是，在孝宗时期，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书院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得以展开，理学家们以书院为基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扩大其学术队伍，浩浩然，将进入集大成阶段的理学和书院联系到一起，并进而将二者同时推入其发展的高峰期，形成理学发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据白新良先生的统计，是期创建兴复书院的速度为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确知年代书院总数的23.77%，仅次于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时期。

二、以官方书院匡正科举

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这是理学家们追求的一大目标。

自从选士的科举和养士的学校扯到一起，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就成了头痛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北宋三兴官学就有将二者剥离的努力，但积重难返，官学虽兴，“学校科举之教”却仍然是问题。理学家们也曾有过对官学进行改革的尝试，失败之后，他们弃置官学，转而致力于官方书院的建设。具体的做法仍然是从批判科举入手。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学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可见岳麓书院并不反对科举，但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这种态度比较现实，意在科举之外另辟新径，以达到其传斯道而济斯民的书院教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的做法更为灵活、奇特，朱熹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为此，他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其称：

窃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岁科场，解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识者盖称之，郡亦与有荣焉。然惟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谓者。是以更欲与诸君评之。今白鹿洞诸生各已散归，山林闲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2

十分明显，利用书院举办举人培训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期明了国家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的真正意义。其用心仍然是在以书院来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做法比较平和，是从理解出发而予以补救。

等到朱熹淳熙十四年（1187）为石鼓书院作记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朝廷等最高当局表态支持书院已有多年，第一个目标既已实现，如何设计好官方书院，对官方书院怎样定位等等，就成了优先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提出了更为全面和成熟的看法，将书院定在“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这样一个位置上，其称：

1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8页。

2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70页。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处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哉。抑令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1

学校科举之害虽然不可胜言，但“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既然不可不救，那就是考虑如何去救了，出路就在于，离开这“害”不胜言的学校科举之教，“别求燕闲清旷之地”，另立门户，创建书院，以满足有志之士的要求。这样，官方书院的定位就清楚明了，那就是“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也就是说，在理学家们看来，官方书院和州县官学同属于国家教育系统，而书院被定位在补充匡救州县官学不足的坐标上。这与替代官学的北宋初年完全不同，理学家们这时追求的目标是：让官方书院主要作为修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

书院既属于官方学校的另一种形式，那它如何去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呢？理学家们设计的理想目标是，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关于这一点，朱熹曾清楚地表述为：“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在科举时代，任何反对科举的教育机构要想长久存在，尤其是想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理学家们接受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并不泛言反对科举，只将反对的目标锁定在仅仅以科举为目的这一点上，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

对于自己提出的书院理想，理学家们表现得非常执着与认真，甚至不惜以开除学生来维护其严肃性，《朱子语类》就记载了朱熹绍熙五年（1194）坚持讲学理想的事例，其称：

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校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学问自是人合理会底事”。2

非常明显，目标中本应高于州学的书院，反而不如州学，使朱熹很失望、生气，以致他要用重典予以整顿。这也说明，理想和现实中间还有一定的距离，理学家要实现自己的书院理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11页。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六，《外任·潭州》。

三、以理学精神化育科举理念

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俗学，是南宋理学家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书院运动之初的乾道二年（1166），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就提出了矫正但为科举利禄，仅习言语文词之工的问题，并想以“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理学教育来解决它。但到了景定四年（1263），长沙人杨允恭以道州知州身份为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建御书阁时，还在强调：“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时隔98年，杨允恭之用词与宗旨一如当年的张栻。由此可见，湖湘学者的执着与坚持，更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顽固性与长期性。正因为这样，防止科举俗学之害，就成了历代理学家们讲学传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张栻在岳麓书院的讲道、传道，以期化解科举之害，是理学家比较早也是比较成功的尝试。他的办法是率性立命，从体察求仁，辨别义利入手，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2学什么呢？那就是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为开端，识而存之，充而达之，以得仁之大体，以至“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这一点，事功学派的陈傅良在其《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总结为“治心修身之要”，并予以重申。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时，也给予肯定，并作了一些补充，其称：“若诸生之所以学”者，“则昔者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岳麓者语之详矣”。只是“治心修身”的方法没有交代，学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难以操作。因此他将“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作为“下学之功”而予以补充。3如此这般，理学家们从反对“但为决科利禄”入手，在书院讲其道传其学，将科举功名，置换成了天理人欲、义理之辨、治心修身、养于未发、察于将发等等理学概念与理论，希望将危害士人的利禄之心，化融消解于理学精神之中。

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用心更为良苦。当他一方面和吕祖谦商订裁量《白鹿洞书院记》，“惟恐一语之差，将变秀才为学究，而随缘说法，应病与药”，开出了“挹先儒淳固质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于以寻关洛之绪言”的方子，4有讲明儒家道统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请论敌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拿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开刀。陆九渊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教诸生志乎义，习乎义，并且以科举场屋的得失为例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其称：

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其“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成为书院史上最经典的讲义。朱熹听了非常感动，将其视作治学入德之方，撰写跋语，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6并令人将其刻成石碑，传流后世。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白鹿洞书院看到名为《二贤洞教碑》的讲义和跋语。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场屋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道”、“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救之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张栻、朱熹的长处，“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是陆九渊的强项。

1宋·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12页。

2宋·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08页。

3宋·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111页。

4宋·马廷鸾《庐山白鹿洞书院兴复记》，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79页。

5宋·陆九渊《白鹿书堂讲义》，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13-214页。

6宋·朱熹《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14页。

第二篇：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陕西省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的实践与思考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陕西省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的实践与思考

中共陕西省委

《 人民日报 》（2012年05月07日12 版）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要任务，陕西各级党委一直在不懈努力地积极尝试，2007年陕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后，新一届省委以建立目标责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考核（以下简称“三位一体”）制度为着力点，扭住执政能力建设不放松。五年的实践证明，“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制度体现中央要求、符合陕西实际、顺应群众意愿，在促进各级干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改进执政方式、提升执政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考：直击能力短板

2007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后，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明显提高，但与发展需要相比，仍存在许多不适应。在发展理念上，重速度轻质量的问题仍然存在，对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还有不同认识。在工作落实上，重形式轻结果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群众关注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在思想作风上，少数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理论学习上，自觉性、主动性不够强，学用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管理模式上，考核或流于形式，或有头无尾，存在着多头、重复和形式考核等问题。

新一届省委第一次常委会，就把目光锁定在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做出以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推动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重大决策，出台了各市和省直部门目标责任考核《试行办法》，废除了30余项考核，在全国首创了“三位一体”考核评价体系，2009年按照中央“一个意见、三个办法”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揭开了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新的一页。

考些什么：聚焦能力要求

为使“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与加强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实践中，我们从确定考核指标、规范评判标准入手，坚持“四个突出”，用考核检验干部能力素质的好与差，帮助其不断强化抓好能力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增强提高能力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力求通过制度约束将执政能力建设转化为各级的自觉行动。

突出谋划能力。为引导各级干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考核指标制定时紧扣国家宏观政策和思路，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指标体系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紧密对接。在考核11个市（区）时，以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节能减排、社会稳定五大指标为核心，在保持考核指标体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每年形势发展进行局部调整。如与2007年相比，2008年新增了民生八大工程、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等指标；2009年突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指标；2010年突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等指标；2011年突出了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等指标。通过指标的发展变化，引领各级准确

自我定位，制定发展规划，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

突出落实能力。为促使各级干部积极应对复杂局面，落实好中、省重大战略部署，树立“跳起来摘桃子”、“跑起来抓落实”理念，按照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建立健全了三个层级的指标体系，省上下达一级指标，各市各部门根据自身实际，分解形成二级指标，落实到各县处级单位，各县处级单位再将任务细化到人，形成三级指标。同时提出定量指标考核的刚性要求，以便评价其完成质量，定性指标的考核有评价要点，以便进行量化分析。目标任务的逐级分解细化，强化了“时间、标准、质量、责任”意识，一改过去粗放式管理模式，使各级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抓工作环节和落实上，做到件件工作有着落、人人肩上有担子，提高了工作效率。

突出服务能力。为了使以人为本理念真正“落地”，我们在设置考核指标体系时，确定了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等重点民生工程指标，并提出各级要将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这成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强不强、对群众感情真不真、服务百姓能力素质高不高、解民忧帮民困的实际效果好不好的重要标志。

突出自身建设能力。为了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坚持人以绩论、绩由事考、事从责定的原则，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与目标责任考核形成有机整体，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加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教育，加强对管理、历史、科技等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对法律、条例、规章的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管理实践水平和依法执政能力，实现了“考事”、“考班子”、“考人”的无缝对接。

“四个突出”涵盖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必须具有的能力和内容。谋划能力是前提，谋划到位、部署科学，就会事半功倍；落实能力是核心，再好的设计、再好的规划，没有付诸行动，只会是一纸空文；服务能力是根本，它体现了执政者的理念与目的；自身能力是基础，没有自身水平的提高，其它能力就无从谈起。四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如何来考：科学与民主结合通过考核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从“四个坚持”做起，不断提升着考核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坚持数据证明，体现科学性。在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上，对各市（区）根据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地域特点和区域功能定位等的不同，合理设置目标任务和权重分值。对部门按照职能，突出重点，既体现差异性又兼顾可比性，力求通过目标任务的科学制定，引导各部门工作方向。在领导班子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指标上，根据市（区）和部门工作性质和职能的差异分别设置。同时，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进行考核，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看城市变化，又看农村发展；既看当前发展，又分析发展的可持续性；既看经济总量增长，又分析群众得到的实惠；既看经济发展，又看社会稳定；既看“显绩”，又分析“潜绩”。通过对上述系列考核指标的分析，努力使结果能够真正反映领导班子执政能力的主观努力程度，确保考出动力、考出活力。

坚持群众评判，体现民主性。建立了民主、开放、透明的群众评议领导班子机制，采取“下评上、民评官、基层评机关”等多种方式，把扩大民主贯穿始终，把评判权交给群众，加大群众评价的权重，重视普通群众特别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领导班子的评价意见。五年来共有省“两代表、一委员”4870人次、服务对象1.2万人次参与社会评价，6万余名群众参与电话调查，一改过去注重领导评价而忽视群众评价的考核倾向，使各级领导班子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更好地结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评判和监督，让“群众满意”成为检验领导班子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坚持结果用人，体现导向性。将考核结果作为奖优罚劣和发现人才、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制定目标责任考核与干部选拔任用相结合的《实施意见》，把单位考核与班子研判、干部考评挂钩，融考事、评绩、用人于一体，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严格执行制度，要求考核排名末位单位的领导班子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剖析原因，并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明确规定连续两年排名末位单位的领导班子要进行调整。五年来，全省共对58921人次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和综合评价，对296个各级一般和较差单位负责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对42名各级部门单位主要领导给予了免职处理。特别是在去年市县乡党委换届中，省委明确把四年考核结果作为考查干部实绩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依据，在调整配备班子中充分应用。

坚持制度保证，体现长效性。出台了《关于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责任考核综合评价办法》，建立完善了目标任务制定、考核评价标准、考核方式方法、考核结果运用、考核工作运行五个机制，并每年结合形势任务变化出台当年的实施办法。在具体工作中，配套建立并逐步规范了相应的工作制度。在考核指标设置上，建立了广泛征求意见、严格审核把关的制度；在平时考核上，建立了考核信息管理系统，实行重大项目任务进度、重大问题台账、重点指标季度通报等三项制度；在组织年终考核时，实施了“一会、三评、四印证”制度；在考核结果运用上，建立了末位问责、优先使用、备案登记等制度。

考的效果：富民强省的可喜收获

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工作以来，陕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显著提升，有力保证了中央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推动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随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水平的明显提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改进，全省各级既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又紧盯转变发展方式不放松，着力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使科学发展观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全省上下的自觉行动。

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随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谋发展、促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效益稳步提升，五年来，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9%，位居全国第四，比全国平均增速快4.4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增长较快省市之列，是全省历史上发展最快和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之一，经济总量在全国位次由第二十位上升到第十七位，人均生产总值连续突破3000、4000、5000美元，基础保障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陕西阔步迈入中等发达省份行列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促进了群众生活质量改善。随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的强化，本领不断提高，全省民生改善的步伐明显加快，五年来，全省民生累计投入7347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剔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和11.2%，2011年达到18245元和5028元。一系列关系百姓福祉的民生工程加快实施，一大批热点难点问题逐步解决，人民群众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促进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随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逐步增强，社会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利益共建共享机制建立健全，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监管力度加大，群体性事件和来省集体访分别由2007年的1302件和897批次，下降为2011年的72件和483批次，全省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和平安建设知晓率则分别由2007年的86.86%和53%，提高到2011年的91.67%和77.94%，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巩固。

促进了领导干部作风转变。随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明显改进，全省广大干部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强化，积极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干群关系更加和谐。干部队伍中庸、懒、散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形成了单位创先、人人争优的良好氛围。发现和查处了一批违纪违规问题，促进了各级干部勤政为民、廉洁自律。

考的启示：提升执政能力是党建的永恒主题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考核制度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考核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过分夸大效用，更不能赋予其无限职能；考核要营造竞争氛围，但一定是在制度框架范围之内的良性竞争。考核工作要长期坚持，必须进行理性总结、认真反思。通过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有诸多启示。

提升执政能力必须找准切入点与突破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重大实践课题，它既需要进行理论研究，更离不开实践探索。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面对提升执政能力这一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党组织必须从实际出发、明确工作载体，真正将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设相结合，确保执政能力建设取得实效。

提升执政能力必须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执政兴国是我们党的第一要务，也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永恒主题。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之所以能有力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这项工作始终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强省”这个主题，始终紧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这启示我们，提升执政能力，必须紧贴主题主线这个核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自觉将其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提升执政能力必须坚持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让人民满意是衡量执政能力强弱的最高标准。在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工作中，我们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考核工作的重点内容，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评判考核优

劣的重要标准之一，顺应了人民新要求，得到了干部群众好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把为人民谋利益、求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听群众的呼声、顺应群众的期盼，才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支持。

提升执政能力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推动工作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以来，从量化分析手段的逐步应用，到划分不同系统、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实施；从强调考核工作的实际效益，将着眼点放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来，到引入调查和评估反馈机制，重视群众评估、服务对象评估和社会评估在考核中的权重，可以说，五年来的考核过程本身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面对提升执政能力这一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用改革的目光认识新情况、用科学的思路分析新问题、用创新的措施提出新对策。

提升执政能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实施“三位一体”目标责任考核以来，无论是考核指标的提出，还是考核标准的确立，抑或是考核方式的改进，我们都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通过制度将这项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保证了考核不因一任领导班子或一名领导干部的调整变化而改变，积极探索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实践说明，制度建设是提升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法制化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根本保障，只有把成功经验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才能规范各项工作、推动任务落实，才能确保执政能力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