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析张思远
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析张思远
摘要：王蒙是中国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蝴蝶》更是其的代表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理论基础的人格结构理论，在《蝴蝶》主人公张思远的身上便有所体现。本文即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入手，深入解剖张思远的内心世界。展现其从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中，逐渐走向自我的过程。关键词：人格结构
本我自我超我矛盾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促进了文学艺术中意识流方法的形成和发展。而王蒙，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他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技巧，加入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运用了复线条的，甚至是放射性的结构原则，采用了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手法，全方位地表现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这其中，《蝴蝶》便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品。
《蝴蝶》从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开始写起，通过路途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展示了张思远的大半生，一个从张指导—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张思远内心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王蒙曾经说过：“探索人的精神奥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意识流，有多少个是靠钻研弗洛伊德，伯格森著作研究出来的”，可见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尤其是人物心理的刻画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从《蝴蝶》中的张思远的心理变化中就可以探得一二。
在早期，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在晚期，他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人格学说，提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指的是原始的欲望，包括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超我指人格结构中的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部分，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而自我则是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调和者，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因为超我与本我永远处在一个对立面，就需要通过自我的调节，促进个性的自我完善。从《蝴蝶》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张思远早前一直处在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当中。张思远的超我是信仰的超我，由于信仰，个体的自我被寄宿在信仰对象那里，个体放弃他的自我，或者说个体的自我相信那个托管者比他把个体管得更好，他直接地请求托管并且甘愿服从信仰对象的安排。小说中张思远把他的自我寄宿给了各种“主义”，没有了自我的调和，再加之当时“主义”出现的种种错误，致使张思远本我和超我的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就体现在了张思远和海云的关系上。
在张思远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死掉时，作为本我的张思远首先是检讨自己，“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然而很快“超我”的张思远站了出来，“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父性的光辉被张思远的超我压制了，他甚至还认为失去孩子的海云是“没有得到足够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海云被揪出来后，张思远并没有被保护配偶的本能欲望支配，而是站在了“超我”的角度上对海云进行了批判，终于使海云离开了张思远。
离婚时的张思云本我与超我再一次出现了矛盾，他对自己说“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然而“爱欲”作为本我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就此湮灭。王蒙随后用了一大段的象征手法展现了张思远内心的真实感受。海云，一片春天鲜嫩的绿叶，就这样飘落下来，没有一声叹息。纵然来年春天还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然而张思远永远也找不回那片绿叶，永远也找不回海云了。
尽管与海云离婚，但张思远内心的本我和超我并没有停止争执。在“物欲”本能下他害怕失去现在优越的物质条件，而理想的超我却在强调他是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为了进一步激化张思远的人格矛盾，冬冬便出现了。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超我是父亲形象与文化规范的符号内化，倾向于站在本我的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超我的形成发生在恋母情结的崩解时期，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内化认同，由于小男孩无法成功地维持母亲成为其恋爱的客体，对父亲可能对其的阉割报复或惩罚产生去势焦虑，进而转为认同父亲。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思远的儿子冬冬可以惩罚张思远的原因，冬冬与张思远的对立，不接受张思远的说教以及在心里对母亲海云的维护，不仅意味着他与父亲的心里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意味着冬冬永远无法认同张思远超我，在他的心灵深处永远不会承认张思远父权的存在。
在那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张思远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在与冬冬的相处过程中继续胶着着。他拥有超我的人格，“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同时他又戴着本我的枷锁，“冬冬是我的吗？”、“将来等他长大了，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他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冬冬打了他几个耳光，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了父亲，被打的张思远想到的却是要把“右派翻天”的儿子的问题和看管自己的革命群众谈一谈，提醒他们对于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冬冬），绝对不能手软！张思远人格中本我与超我的矛盾终于到达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此时，海云自杀了。
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三个“我”和睦相处，保持平衡，人才会健康发展；而三者吵架的时候，人有时候会怀疑“这一个是不是我？”或者内心因为欲望和道德的冲突而痛苦不堪。在“山村”这一章节的开头，王蒙就用了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展示了张思远矛盾的内心，无法正确的认识自己，老张头和张书记是没有办法正常对话的。于是在这个山村，张思远也就是老张头开始了发现“自我”的征程。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它主要包括三个过程。首先是个体对自身生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的体重、身高、身材、容貌体像和性别方面的认识。下放的“赤条条”的张思远在登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背背篓子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看着飞驰而过的小汽车时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第二个过程是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包括对自己的能力、知识、情绪、气质、性格、理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张思远从与农民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他的受人尊敬是对他自己的，而不是对“市委书记”。他发现他自己“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但是他的“自我”还没有完全被发掘，他就复职并且高升了。老张头和张副部长还是没有办法友好的对话，所以他必须要再次回到乡村，完成寻找“自我”的最后一步——对自己与周围关系的认识和评价。主要包括对自己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他人关系的认识和评价。
他暂时放下了“张副部长”的包袱，真真正正地开始了他的“下基层”。通过一路的所见所闻，与乡亲们的友好相处，尤其是与秋文的一番对话，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他就是打枣者，就是寻枣人，他要让幸福的枣落到老百姓的碗中。“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张思远离开了，现在的他与当初的老张头对话，没有什么不心安的。找到了“自我”的张思远也在发挥着“自我”的功能，自我激励功能和自我控制功能使他能够持之以恒的把自己的能量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中去，而自我的内省调节功能也能使他更好地处理与冬冬的关系，即使与冬冬发生了分歧，也不再是强行对冬冬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不是静止的，而是始终处于冲突——协调的矛盾运动当中。本我在于寻求自身的生存，是必要的原动力；超我在监督、控制自我接受社会道德准则行事，而自我既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又要接受超我的监督，以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与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因此想要单纯地以“存天理，灭人欲”式的“超我”生存发展是不可能，就好像那首《爱的寂寞》一样，“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参考文献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意识流”叙述——论王蒙的早期意识流创作》 李海霞 《南方文坛》2012年1月刊
《王蒙“意识流”观之重新记忆》 吴锡民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9卷第3期
《异域之花在中国盛开——论王蒙意识流小说创作》 李宝华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3卷第3期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与现代意识流文学》 赵元龄 袁魁昌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第二篇：欲望与幻灭——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荆棘鸟》的悲剧构成
欲望与幻灭——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荆棘鸟》的悲剧构成黄瑛(泸州医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关键词：荆棘鸟 人格结构理论 冲突 失衡 悲剧
摘要：澳大利亚女作家科林·麦考洛(Coleen MeCullough)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一经问世即引起轰动，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本文试图用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人格结构三层次”来诠释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内心情感与理性冲突, 并认为他们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他们无法抑制本我冲动而导致自身人格失衡的悲剧，也是他们自身选择的悲剧。
1.弗洛伊德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主要包括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适应及人格发展四个部分。弗洛伊德认为, 人格是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之内包含着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的部分。早期, 弗洛伊德提出了“二部人格结构”说,认为人的心理由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所构成。潜意识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和出生后所形成的与本能有关的欲望, 这些冲动和欲望是心理的深层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 它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 影响着人的行为，前意识是指没有浮现出意识表面的心理现象, 它起着“ 检查员”的作用, 阻止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侵人到意识中。意识在人处于清醒知觉状态下负责调节进入到意识的各种印象, 压抑心理中那些先天的、兽性的本能和欲望。可是，只用意识来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是不完整的, 只有假定人们的精神中有无意识领域存在, 才能合理地解释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弗洛伊德晚期对他的理论做了修正,提出了新的“三部人格结构”说, 即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构成的。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 是建立人格的基础, 给人的整个心理过程提供动力。本我过程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 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者；自我意识结构部分, 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对环境的适应发展起来的，它既是从本我中发展出来, 又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超我, 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 处于人格的最高层, 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 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规定着道德的标准, 它的主要功能是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 限制本我, 以便达到理想自我的实现。弗洛伊德认为, 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 自我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 超我的目的则在于追求完美。自我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 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 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求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在通常情况下, 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 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
2.荆棘鸟的寓意
“荆棘鸟”既是考琳·麦卡洛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也是这部小说主题的象征。在题记中，作者写道：“传说中有一种鸟，它毕生只歌唱一次，但歌声却比世界上任何生灵的歌声都悦耳。它一旦离巢去找荆棘树，就要找到才肯罢休。它把自己钉在最尖最长的刺上，在蓁蓁树枝间婉转啼鸣。它超脱了垂死的剧痛，歌声胜过百灵与夜莺。一次绝唱，竟以生命为代价！”荆棘鸟的形象，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就是一种人格三力量严重失衡的存在。它一离巢就去找寻荆棘树——这代表它的本我，“—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尽管它的自我也许知道这样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本我与自我之间，它终于获得超脱，唱出了世上最美的歌。荆棘鸟的形象贯穿了整部小说，在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只尘世的荆棘鸟，他们从本我出发，历经本我与自我的痛苦对决，以血与生命的代价，唱出了生命中最凄美的歌。
3.《荆棘鸟》中主要人物本我、自我、超我的对决
《荆棘鸟》以充满浓郁澳大利亚风情的德罗海达牧场为背景，以牧场主克利里的女儿梅吉与天主教神父拉尔夫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克利里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书中梅吉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她和拉尔夫之间的爱情悲剧深深地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人们在为主人公爱情悲剧扼腕叹息的同时，往往指责造成这个悲剧的宗法礼教，然而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书中主人公本我、自我、超我的力量在反复较量与冲突。弗洛伊德指出，个人根据“超我”和现实的需要来满足“本我”。因此,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重要的冲突是表达本能的愿望与对来自内部(如罪过、羞愧)或外部世界伤害的恐惧之间的冲突。这种重要的冲突状态往往与焦虑有关。如果人经历过多的焦虑,他们便会过着压抑的生活,他们表达本能并从中获得快乐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因此,人要使自己的人格健全,就必须依赖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力量维持平衡,否则就会导致心理失常、人格扭曲。在《荆棘鸟》中，正是这种本我、自我、超我的力量由于反复冲突较量并最终失去平衡从而造成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悲剧。
3.1 菲奥娜
菲奥娜是《荆棘鸟》中的第一代女性，她在少女时代爱上了已婚男子帕克哈,并与其生下了弗兰克,但最终却被帕克哈抛弃,她自己被看作是玷污了家族门风的最下贱、最低等的女人。迫于现实的需要，无奈中她嫁给了剪羊毛工帕迪。这样，她的本我在形式上服从了自我的需求。然而，她内心从来都没有释怀，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本我---错失的爱。她在生活中面无笑容,神情严肃,“从不喜欢随便多说话。谁也不知道她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从来不哗然大笑,也从来不怒气冲冲。” 忍受成为她生活的全部。除弗兰克之外,其他人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她本我的力量太过强大，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爱他(注:帕克哈)到了疯狂的程度,而且,我想,我决不会再爱另外一个人了„”。而自我在超我的约束下始终无法满足本我的需求，她的生活了无生趣。本我、自我、超我的不和谐最终使她和幸福擦肩而过。
3.2 梅吉
梅吉是克利里家族的第二代女性。从4岁起她就明白“不为自己去争斗的人是得不到什么帮助和同情的,女孩子们也概莫能外”。因此,在梅吉身上体现出来的 “本我”力量更为强大，不管是从人格的外部表现还是深层心理，本我的力量都冲破了自我和超我的约束而肆意生长。在她一生中，她始终如一地追逐着本我——爱拉尔夫。为了满足本我的欲求，她一度嫁给酷似拉尔夫的卢克；甚至敢于对上帝进行大胆挑战。她谴责不仁慈的上帝：“除了从我身边夺走拉尔夫,上帝为我做过些什么?” 教会不允许拉尔夫与梅吉组成家庭,但梅吉通过其它的方式从上帝手中夺得了拉尔夫。麦特劳克岛的结合让梅吉拥有了拉尔夫的孩子,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欣喜若狂,大叫着:“我已经得到了教会绝不会从拉尔夫身上得到的那部分东西,他的这一部分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通过我,他将继续活下去,因为我知道那将是一个儿子!而那个儿子还会有儿子,他们也将有儿子---我将战胜上帝。”在她身上，自我和超我都显得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指导、限制本我，人格中三种力量完全失去平衡。
3.3拉尔夫
拉尔夫从小就受到教会的熏陶，对权利有着巨大的欲求，来自他身上的更多是“自我”的力量，他的博学多才，优美的外表都成了他谋求教会权力的资本，在梅吉的爱情和1300万磅的遗产面前，他执着于自己的愿望，选择了飞黄腾达，抛弃了爱情。当律师表示对老帕迪的同情时，“教士的那双眼睛毫不为之所动”。他很坚决，“但是这事现在已成定局了，哈里，对吧?这是玛丽的财产，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本能地爱着梅吉，却在执着地追逐着自我——顺应现实，平步青云。在本我与自我的较量中，他选择背叛梅吉，服从自我，成为显赫的红衣大主教。两相对比，这样的爱情，悲剧一开始就已注定。而在书中，考琳·麦考洛也一次次地描写了拉尔夫在本我与自我之间的游移，他的本我不停地对梅吉说:“我由
衷的希望我能娶你，再也不和你分开”；“我爱你，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记住这话吧”。然而，他的自我又对梅吉说:“梅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说我爱你时候，我并不是说我像男人那样爱你。我是个教士，不是个男人。所以别让有关我的梦想来充满你的头脑。” 梅吉因为执着追逐本我而痛苦，而拉尔夫是因为无法抑制本我、徘徊游移而痛苦。
3.4 人性的悲剧
在《荆棘鸟》中，麦考洛对爱情悲剧的诠释也揭示了人性欲求以及对欲求的抑制。正如书上所说“我们各自的心中都有某些不愿摒弃的东西，即使这东西使我们痛苦得要死。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给自己造成了荆棘，而且从来不会算计一下它的代价，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忍受由此造成的痛苦。”书中主人公之所以成为了荆棘鸟，正是由于他们自己选择了荆棘。就像拉尔夫评价玛利·卡森时所说的：“你本来可以再婚的。倘若你没有选择再婚，结果你立于无法容忍的孤独之中，这是你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上帝造成的。”同样，拉尔夫也是这样，尽管梅吉总是认为是上帝夺走了他的拉尔夫，阻止了他们的爱情，其实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是始于拉尔夫的主动选择。拉尔夫在看完遗嘱之后就承认了“玛丽，你已经把我战胜了，精彩的一击。傻瓜是我，不是你”。拉尔夫最终选择了圣职野心和1300 万镑遗产。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爱情的悲剧。同样，梅吉也是将荆棘主动刺入自己的人，她为了自己心中不可能的爱情痛苦的追求着。事实上,在《荆棘鸟》中,不仅拉尔夫、梅吉是为欲求而痛苦、而牺牲的荆棘鸟, 菲奥娜、帕迪、卢克等等也都是。
3.5悲剧的突围
在《荆棘鸟》一书中，麦考洛给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安排下了悲剧的命运，唯有克利里家族中最年轻的朱丝婷——第三代女性——最终得到了幸福。朱丝婷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对宗教既不相信也无兴趣。她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独立的性格。“⋯⋯我想活着的时候就享有点儿小名气,经济上也宽裕。因此,我将把绘画当作业余消遣,把演戏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她在英国皇家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表演后,成了一位才华横溢、有名气的澳大利亚籍女演员。朱丝婷实现了演艺事业辉煌的同时，社会的历练也使她更加成熟。她与母亲梅吉、姥姥菲奥娜不同的是，她能把本能的冲动与真正的爱情分开，在与其男友相识、相处的七个年头后,她终于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归宿；她也善于把本我的欲求与自我、超我的约束相结合，她选择当一名演员.因为她认为“除了舞台我还能在什么地方放声大笑、喊叫和大哭呢?”舞台使她叛逆而张扬的个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也为她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同时，朱丝婷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成功地克服了本我中对婚姻的恐惧，最终与深爱她的雷恩结为连理。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弗洛伊德曾说过,“人格中某一系统获得能量后, 就意味着其他系统已丧失能量。一个人有坚强的自我, 其本我和超我就势必虚弱。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超我控制, 他的行为就很有道德；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自我所支配, 他的行为就显得很实际；如果能量还停留在本我, 他的行为就具有冲动性。自我在整个人格结构中执行着控制和管理人的行为的职能, 它同时服侍着三位严厉的主人—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 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协调。然而, 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常常互不相容, 所以自我常表现得软弱。如果自我不得不承认它的软弱, 它就会突然产生焦虑。而健康的自我是能够约束和控制来自本我的各种冲动，并且努力协调本我和超我的需要的”。“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这便是悲剧。《荆棘鸟》中人物的命运揭示了人性悲剧的普遍性：人无法做到无欲,因而也就难以摆脱荆棘鸟的宿命,无论所醉心的对象是爱情、权势、金钱,抑或是宗教。朱丝婷圆满的结局也许正暗示着作者对这只苦难的荆棘鸟儿所寄予的希望：人性纵然欲求过多,但人格中的心理能量如何在整个人格结构系统中分布却是由我们的修为所决定的。荆棘是苦难的象征,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法抑制本我的冲动，主动去寻找荆棘,让它刺穿胸膛，做一只凄美的荆棘鸟。
参考文献
[1](澳)考琳·麦卡洛.曾胡译.荆棘鸟[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2] L·A·珀文著.周榕等译.人格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张燕.《荆棘鸟》中拉尔夫的审美形象与悲剧命运.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3)
[4]陈慧君.烙在胸口的红字和刺进胸膛的荆棘——浅论《红字》和《荆棘鸟》的寓意[J].济宁师专学报,1997,(1).
第三篇：张从远教师做表率,我们怎么办
做表率，我们怎么办 ——为人师表，躬身示范
新集中学初中支部：张从远
最近学习了“做表率，我们怎么办”专题讲座，通过学习、讨论和深刻反思，我的政治理论知识得到进一步充实，服务教育事业的大局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通过学习，我更加认清了自己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明确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更加认识到“做表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做表率”是组织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群众的期盼，是我们自身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当好政治的明白人，争做事业发展的实干家。只有守纪律讲规矩，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健康发展，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严格按规矩办事，按纪律办事，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我们要充分结合当下“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的主题活动，恪守纪律、讲求规矩、为人师表、躬身示范，有所作为，做出表率，只有这样，我们党才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的事业才会无往而不胜。
总之，通过“做表率”专题的学习讨论，感觉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了进一步认识。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严格按照“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的要求，继续查找自己在各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改正不足，提高自己，真正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净化、工作得到进一步提高、作风得到进一步改进、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努力把教学抓好，抓出成效。
第四篇：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看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看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汉师1班
韦剑虹
200842306112
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主要包括三部分：强调潜意识作用的心理结构学说、泛性欲学说和梦的学说。（1）心理结构学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其中潜意识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意识是指凡是自己能够觉察的心理活动，属于心理结构的表层。前意识是调节意识和潜意识的中介机制，即是一种可以被回忆起来的、能被召唤回到清醒意识中的潜意识。虽然它联系着意识，又联系着潜意识，使潜意识向意识转化成为可能，但是它的作用更侧重于阻止潜意识进入意识。潜意识则是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收到压抑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因此又称为无意识）。它具有原始性、动物性和野蛮性，不合社会理性，被压抑着，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它代表着人类更深层、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以及同本能有关的欲望，被认为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是人的心灵的核心。它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盲目地追求满足。
后来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被表述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超我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而按至善原则活动。中间一层是自我，它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因受现实陶冶而渐识时务的一部分。自我充当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络者与仲裁者，并且在超我的指导监管本我的活动，它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的意识，代表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的判断，它按照现实原则办事。本我引诱诱使自我满足它的愿望，超我约束自我压抑本我的欲望。因此，自我要调节本我，知觉现实，寻找一种能够满足需要的适当客体。
晚年，弗洛伊德又把本我修正为两类，即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两种本能一同构成人类行为的内驱力。（2）泛性欲说
弗洛伊德把无意识主要归结为性本能。性和性欲是一个内容极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生殖行为，而且包括一切器官的快意，甚至包括一切欲望冲动。这种性本能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
性本能被压抑在潜意识或本我之中，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巨大心里能源或能量，即力比多。由于意识或自我和超我的作用，人们常常倾向于以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目标来替代性欲的直接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性心理的发展过程。另外，人在儿童时期稍懂事起，便因社会的压力，力比多冲动不能得到随时满足而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中形成情结---所有男孩又有恋母嫉父的心理倾向，即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所有女孩都有恋父妒母的心理倾向，即埃勒克特情节，又称恋父情结。这些情结由于社会制定了禁忌法律道德等对它们加以规范，被压抑在本我之中。除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外，每个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恋倾向。这是因为儿童与生俱来的力比多，需要在机体外部找到一个出口，由于最初找不到这个出口，以至于被迫滞留在内部，形成自恋。
力比多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宣泄途径，有时会以做梦、失言、笔误、开玩笑等方式间接表现出来，更会升华到各种物质和文化的创造活动中去。（3）梦的学说
对梦的分析，弗洛伊德是建立在潜意识论和泛性论基础上的。他认为，凡梦都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这些欲望大都与性有关。当人们清醒时，往往因为这些欲望为道德所不容，而被压抑。当人们进入睡眠状态，这些欲望就趁着前意识检查作用不严，通过凝缩、移置、意象化或象征化或二级加工，偷偷地溜进意识领域，这就成了人们常说的梦。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本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被压制的）愿望的（被伪装起来的）满足”（见弗洛伊德：《释梦》第136页）。
人不仅夜间会做梦，白天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时，一些幻想也会涌现于脑际，这种幻想与夜梦没有什么区别，故称之白日梦。
弗洛伊德以梦的工作方式来解释文艺创作的过程，用梦的解释方法来破译文本形式背后的深层意蕴，分析其中隐藏的艺术家的无意识动机。
2、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探讨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
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文学现象，同时又以这种研究为例证，支持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1）文学是性欲的升华
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了的冲动。”。”（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台湾志文出版社，P116。）文学艺术的起源和本质在于力比多的升华。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看，人的精神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性本能是人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欲望好比一股潜流，有三条基本出路：第一条是通过正常的性行为得到渲泄。第二条是倒流或固着，形成病态的情结或者说受压抑而引起精神病。第三条就是转移和升华。这是一种调和折中的办法，即把力比多转移到社会道德所容许的有价值的创造活动中去，使之得到解放。文学艺术便是这种创造活动之一。
弗洛伊德认为说，艺术家“是一个被过分嚣张的本能需要所驱策前进的人”，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内向性格的人”，他们“与神经病患者相差无几”。他认为作家艺术家普遍存在的个性特征是：第一，压抑力量的松弛；第二，超乎平常人的强烈的性本能欲望；第三，异常巨大的升华能力。正是最后一种特征，使作家艺术家有别于一般的正常人和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也是被过分嚣张的本能欲望所驱遣的人，他被无意识冲动所控制，不具备对现实的辨别和适应能力，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失调的，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艺术家虽然也受强烈的性欲所激动，也无法在外部世界得到满足，也会中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转向内心世界，但艺术家同时还能找到一条与现实协调起来的道路，他们通过艺术创造的方式获得本能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赞扬。因此，弗洛伊德指出： “艺术家本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满足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要求。于是，他在幻想的生活中让他的情欲和雄心勃勃的愿望充分表现出来。但是，他找到了一种从幻想的世界中返回到现实的方式：借助于他的特殊的天赋，他把他的幻想塑造成一种新的现实；人们把它们作为对现实生活的有价值的反映而给予公正的评价。”（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功能两个原理的理论》，《论文集》第四卷，第174页。）例如，弗洛伊德考察了达·芬奇的身世及绘画作品。说达·芬奇是个私生子，母亲给了他过多的温情和溺爱，因而刺激了儿子的性欲冲动，使之过早成熟。但是在他5岁时，他不得不离开生母到父亲家生活，性冲动受到最初的压抑，并逐渐升华为艺术、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后来达·芬奇的许多画作,都表现的是母子关系的秘密。如《蒙娜·丽莎》的“独特的微笑”，实际表现的是达·芬奇对自己生母的儿时记忆。因此，弗洛伊德断定，正是达·芬奇的母亲过早地激起了他的性欲冲动，正是这种性欲冲动激起了达·芬奇巨大的创作热情。
弗洛伊德还对其他作品的分析，如对易卜生的《罗斯莫庄》、歌德自传中对童年的回忆以及莎士比亚的《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等的分析，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俄狄浦斯情结与创作原动力
弗洛伊德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俄狄浦斯情结是作家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原始动机。
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儿童都有爱母恨父或爱父恨母的感情，这在作家艺术家的童年表现得更加明确。后来，弗洛伊德还把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动力说加以扩展，用于很多艺术家身上，认定他们的创作动机都是出于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的世界大学名著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为一个女人进行情杀”，也即恋母仇父、瓶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可见，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情绪不仅适合于说明每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同时，俄狄浦斯情结对于说明整个人类童年时代的普遍精神倾向也很有意义，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无不发源于俄狄浦斯情绪。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宣称：“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伊底帕斯症结（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译法——引者注）上。”（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台湾志文出版社，第192页。）他认为，正因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表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所以能感动千千万万的不同时代和民族的欣赏者，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理论对张爱玲的《心经》进行分析。
短篇小说《心经》，讲的是一个女孩恋父的故事：主人公许小寒从小到大，一直依恋着父亲，随着年龄的长大，原先朦朦胧胧的依恋变成了热烈的爱慕。许小寒的爸爸妈妈许久已没有一点爱恋可言了，只不过为了婚姻的完整勉强凑合在一起。爸爸是魅力依旧成熟的男人，母亲的红颜不再，许多年来，联系他们的就是日渐长大的女儿，悲剧在无声无息中上演，女儿爱上了自己的爸爸，把母亲视为情敌和排斥对象，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年青美貌去反衬母亲的年老珠黄，打趣母亲偶尔艳丽的着装，使得着这位贤妻良母产生自卑感而与丈夫保持距离。
从张爱玲的个人家庭背景看，在她四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离家出走了。而张爱玲对于母亲的离开不是想念，而是怨恨。因为她觉得母亲其实是在抛弃她了。所以她更是看重珍惜和剩下的唯一的亲人--父亲之间的感情。在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父亲成为她的所有爱的寄托，成为她生命的一大支柱。而当张爱玲的父母离婚之后，她对父亲的依赖更是加重了。父亲对张爱玲也是极好的，会给她念诗，然后教她读书。还给她幼稚的作文眉批、总批，而且还把她幼稚的作文装订成册。结合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和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我们可以得出影响张爱玲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她的恋父情结。（3）白日梦与文学创作
每个成年人都有着自己未曾实现的愿望，并曾通过做白日梦的方式来实现它。但是，作为成年人，是羞于承认这一点的。因为这些不加掩藏幻想的坦承会让别人不安，令自己难堪，受别人嘲笑，让别人蔑视等等。所以，人们既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那希望实现的愿望，也总是隐藏自己的幻想。在弗洛伊德看来，作家亦是如此。但作家找到了一种表现自己的白日梦幻想的方式，就是写作。一方面，作家之写作与儿童之游戏是类似的“他创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又把它当作真实世界对待。这就是说，他向这个世界注入了大量的真实感情，但又能严格地把它同现实世界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通过作品，作者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白日梦幻想。“ 一篇创造性的作品象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物”。
不过，文学创作是作家之白日梦的变相实现。通过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幻想已通过艺术手法加以修饰了。或者说是进行了改装。正是通过这种修饰或改装，本来会引起他人甚至包括自己反感的作家本人的幻想却成为读者或观众快乐的源泉。至于作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涉及到美学领域。弗洛伊德对此未给出多少解释。他认为这是他无法解答的谜。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推测出的。这就是作家的作品不单间接地表现出了自己的白日梦幻想，而且读者或观众由于在观看之时可以通过投射的方式将自己认同于作品的主人公，而使自己的白日梦幻想得以释放。这或许正是一些纯属幻想型的作品却往往能打动很多人之心的原因之所在吧。
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弗洛伊德的观点如下：通过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的对比分析，弗洛伊德提出作家之创作也是一种幻想活动，其背后也隐藏着作家本人未能实现或满足的愿望。“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为幻想动力的愿望则贯彻于始终”（车文博语）而作家的这种幻想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它与常人的幻想活动之不同只在于“作家的写作技巧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供纯形式的乐趣。”（车文博语）最终，以作家的作品为媒介，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可望得到沟通。对于作者来说，创作是变相宣泄了白日梦；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可以不必自疚地欣赏自己的白日梦。而导致如此效果的正是艺术手法的使用，所以说正是艺术使得作家与读者一样能够欣赏自己的白日梦，而同时又不感到为难和羞耻。
3、总结：
弗洛伊德的心理文学理论明确地把现代心理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掀起文艺心理学研究之风。他的理论打破理性主义的传统，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无意识心理研究的新领域；也为解释文艺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不是一种经过试验业已证明的科学。它忽视和贬低意识的地位和作用，极端夸大无意识的意义。忽视人的理智的价值，极力鼓吹泛性论，许多文学批评显得牵强附会。
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的贡献不可磨灭。
第五篇：52.从张禾强老师《别了,学而思》一文谈对中国教育的感触
从张禾强老师《别了，学而思》一文谈对中国教育的感触
杜韵如
来到美国之后，常有人问我，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一直回答不上来，是苦于没有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明，但今天，当我看到张禾强老师所写的《别了，学而思》一文，以及文下模仿高考的风格所提的问题时，我突然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张禾强老师的《别了，学而思》一文，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母校学而思的感激和眷恋之情所写的一篇散文。在文中，张禾强老师回忆了他在学而思任教期间有苦有甜的奋斗经历，并且对于母校支持他自主办学表示了深切的感谢。文章之后，张禾强老师因为“觉得身为语文老师加上一些试题更能体现语文学科的魅力和乐趣，”所以“仿照高考命题思路命制试题若干。”试题内容如下：
1、下列选项对原文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
】（4分）
A、文章开头的景物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时令特征，渲染了苍凉的氛围，为下文告别奠定情感基调。
B、QQ消息中“鳖哥”的称呼亲切生动，体现出土鳖和学生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
C、让明星教师背诵国学经典，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国学，但为土鳖招来了“骂名”。
D、毕业后前来看望土鳖的学生在听到土鳖的道歉后才顿悟土鳖当年毁人不倦，但也只能安慰土鳖。
E、土鳖离开学而思创办心灵之翼是对“立志如山，行道如水”的行动化诠释，亦是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人生追求的体现。
2、结合全文，说说作者是通过哪些方面来追忆在学而思度过的无悔青春的。（6分）
3、说说本文结尾处划线句“放下，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的内涵。（4分）
4、本文最后一段“别了，学而思！”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4分）
5、在许多人眼中，商业和商人都是冷血的、逐利的，商场如战场。但学而思却让作者感受到了许多温情。你认为商业和情感矛盾吗？为什么？结合你的阅读体验或人生经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感悟，不少于200字。（12分）
下面，我将结合我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求学两年半以来所看到的美国老师的命题方式来详细阐述一下我眼中中国高考语文命题的一些问题：
一．过分要求学生们理解作者“原意”
从以上命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命题人有着对文章强烈的个人解读，并且他们把这种解读编入了他们所写的题目中。如在第一题当中，命题人明确提出了“下列选项对原文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这一问题，显示出了对对于文章的“正确”理解的看重。然而，仔细想想，对一篇文章，真的有所谓的“正确”的解读吗？同样一篇文章，由于每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然而，通过不断地让学生们判断何谓“正确”的解读，中国的命题人们其实在逐渐剥夺中国学生自主解读文章的权利和能力。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这种判断是为了培养学生们正确理解作者原意的能力，但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大部分时候考试的命题人都不是作者本人，他们对作者原意的揣测也不一定正确。二，就算是由作者本人命题，如在《别了，学而思》这一例子里，作者对自己文章过度的解释也会限制读者们对文章的解读。比如在第一题中，我们看到作者给出了如下几个选项：
A、文章开头的景物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时令特征，渲染了苍凉的氛围，为下文告别奠定情感基调。
B、QQ消息中“鳖哥”的称呼亲切生动，体现出土鳖和学生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
C、让明星教师背诵国学经典，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国学，但为土鳖招来了“骂名”。
D、毕业后前来看望土鳖的学生在听到土鳖的道歉后才顿悟土鳖当年毁人不倦，但也只能安慰土鳖。
E、土鳖离开学而思创办心灵之翼是对“立志如山，行道如水”的行动化诠释，亦是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人生追求的体现。
这些选项无一不是作者本人对于文中句子的解读，看到这些现成摆在眼前的观点，读者们哪里还会花时间琢磨自己对这些句子的理解呢？何况，是人都有从众心理，当我们看到一个观点摆在自己眼前时，第一反应都会是直接认可它，而非再思考它跟我们自己原来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也许有人会说，题目当中已经说明了要判断哪些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是在鼓励学生们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观点，不要全盘接受。然而，从本题的参考答案中可以看出，命题人的目的并非如此。参考答案中写道：本题答案是C和D。其中C选项的错误在于“作者以自嘲的口吻写自己对明星老师的管理，而非真正的招来‘骂名’”，而D选项的错误则是“作者如今写作的心态是在多年教学之后成长的反思为基础的，在文中用‘毁’来写只是扯淡狗血的伪谦逊，并非真正毁人不倦”。不得不说，初看到这个答案时，我的内心（犹如有一万匹草泥马狂奔而过）十分震惊。从答案中可以看出，这道题中命题人所谓的“不正确”并不是指选项中的观点的逻辑有错误，而是它们还不够理解作者的言下之意。如C答案中的“作者以自嘲的口吻写自己对明星老师的管理，而非真正的招来‘骂名’”强调原选项没有理解原文中“骂名”一词是反语；而D答案中“作者如今写作的心态是在多年教学之后成长的反思为基础的，在文中用‘毁’来写只是扯淡狗血的伪谦逊，并非真正毁人不倦”则是强调选项没有理解原文中“毁人不倦”一词的自谦含义。由这份答案可以看出，在高考中若想拿高分，必须绞尽脑汁去揣测文章作者的“原意”，不管作者的语言本身里有没有给出足够的提醒。为什么读罢“‘臭名’昭著的明星师资特训营需要老师背诵国学经典，让土鳖在坊间被传为恶魔，成为老师进入网校的最大障碍”之后学生们不能认为张禾强老师确实曾被人埋怨？又是为什么看到“如今授课从容了许多，忆及当年，颇有“毁人不倦”之惭愧。常对毕业后前来看望土鳖的学生忏悔，得到的竟都是宽恕：“我觉得您教得很好啊„„”补偿你们的最好办法，是教好后来人”这样的描述后，不能认为张老师是真的觉得曾经的自己教得不够好？（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用‘毁’字是扯淡狗血的伪谦逊”是张老师在写这篇文章时的主要心情，为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的周同学点赞！）对文章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作者写作时的心情也是复杂多变的。刻板地只推广一种对原文的理解是对学生们理解力的不尊重，也是对作者想要传达的复杂感情的忽视。
在这里，我还想插一句关于作者本人过度解释自己作品这一现象的题外话。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认为过度解释对作者本人亦是不利的。通过解释（如，自己说明“QQ消息中“鳖哥”的称呼亲切生动，体现出土鳖和学生亦师亦友的和谐师生关系。”等），作者将自己的意图清晰地传递给了读者，然而这反而使作者失去了获得读者反馈的机会。写作者们最想要实现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文字描述让读者们自然而然地了解自己的心情，因此聆听读者们对自己文章真实的理解可以很好地帮助写作者们进步。我就常常拿自己所写的东西给别人看，并且询问他们认为该文是在表现什么。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时候读者们从文中所看到的东西和我想表现的东西并不一样，而造成这些不同的，除了个人价值观的不同之外，还有我写法上的问题。有时，我过于含蓄，使得读者们不清楚我想表现什么；而更多的时候，我又解释过度，过低地估计了读者们的理解力。因此，我将读者的反馈看做我写作中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它们，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辛苦写成的文章能传达多少我想表现的观点。我不赞成作者不停解释自己“原意”的做法，因为文章最终是写给读者看的，百年之后，我们谁也没办法再站在读者身边，帮他们理解文章中的深意。
题外话结束，下面进入第二个话题。
二．命题中的导向性过强，限制了学生们的思路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五题的题干当中：
5、在许多人眼中，商业和商人都是冷血的、逐利的，商场如战场。但学而思却让作者感受到了许多温情。你认为商业和情感矛盾吗？为什么？结合你的阅读体验或人生经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感悟，不少于200字。（12分）
从本题当中的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命题者其实已经很明确地暗示了他所希望看到的答案是什么。转折句的句式“在许多人眼中„„但„„”着重强调了该局的后半段，即“学而思却让作者感受到了许多温情”。这种与一般人看法截然不同的体验正是证明商业与情感不互相矛盾的最好证据。命题人在此如此强调这一点，想来正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对后面“你认为商业与情感矛盾吗”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参考答案也说明事实的确如此。然而，这样引导出的答案真的能代表学生们的本意吗？我相信，就算读了张老师的这个故事，很多人也依然会觉得商业和情感是矛盾的，学而思只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已。甚至，很多人可能
都不愿承认学而思是一个例外，而会认为张老师和学而思高层有什么特殊关系，才让学而思心甘情愿放人。这些观点都没有错，相反，我认为读者们有这些观点才是正常的。张老师的经历毕竟只是一个个例，而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千千万万，怎么可能都与张老师的经历相同呢？若是不同，为什么当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并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之后，这道题却算我们错呢？长久以往，大家必然会认为，自己的真实经历是不被老师们所承认的，而老师们所宣扬的道理，必然是不合实际的。这种过分限制所导致的反向极端心理，正是当前主流的“幻灭”思潮的主要成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语文阅读题里的观点都“不实际”，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语文没有用”，才会“折翼”。
反观美国文学课上所出的题目，导向性的微乎其微。以下是我这个学期刚在伯克利所上的一门比较文学课上的题目：
The Tower of Babel—the biblical story of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s--is one of the central motifs of Survival inAuschwitz, one that Levi returns to several times over the course of his book.Write an essay in which you explain of Levi’s use of this image and itsrelevance to his experienc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nd his subsequentwriting of his book.巴别塔--圣经中表现人们说多种语言导致混乱的故事--是普里莫·莱维所作的《奥森维茨集中营生还》（《如果这是一个人》）中的主要意象，曾在书中反复出现多次。请写一篇议论文分析莱维对该意象的使用，他是怎样把它和他在奥森维茨集中营的经历联系起来的，以及该意象是怎么启迪了他写出《奥森维茨集中营生还》这本书的。
将该题目与《别了，学而思》中的第五题对比可以看出，该题的题干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表现了命题人期望看到学生们作出怎样的回答，所有用词都是中性的，陈述式的。我们班同学所交上的答案也证明了这一点。全班当中，没有任何两个人对教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一样的回答。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互相抵触，但教授在判分时却是一视同仁。因为对于美国论文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生的观点是什么，而是学生是否能够用有力的证据支撑他/她的观点。
三．题目形式意在测试学生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而非论证能力是否足够
这一点承接了上文的观点，我在此部分想要表明的是，此现象不仅发生在类似作文题的第五题当中，在其他集体中也有突出表现。如，在第四题当中，命题人问道“本文最后一段‘别了，学而思！’包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而其答案是：“（1）离开学而思后怀旧的伤感；（2）对学而思的深切怀念和感激；（3）离开学而思的坦荡和无悔；（4）对未来的憧憬、自信和期待；（5）对学而思的美好祝福。（任意答对4点得满分）”纵观这五个得分点，无一不是“观点”，而“论证”则被无情地舍弃了。再看第四题，问题是：“说说本文结尾处划线句‘放下，是为了更好地前行’的内涵。”答案则是“放下对过去美好的奋斗记忆的怀旧，把更多精力和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对理想和未来的奋斗中。”作为一道纯粹要求学生解读句子的题目，答案丝毫不在乎学生是否能用文本线索支撑他/她的观点，而只在乎观点“正确”与否。无怪乎中国的初高中生一提起语文答题就想到揣摩命题人意图，实在是因为“论证”能力毫无用处，懂得猜命题人的心才是王道！张老师在读过同学们的答案后发出的喟叹“（同学们）组织答案的能力确实需要加强„„同学们抓细节的能力不足，存在思考惰性”就完全是由于论证能力在答题中没用造成的。
纵观这三点可知，中国高考语文命题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过于强调观点的正确性。这样带来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使学生们忽视了重要的“论证”能力，二是使学生们丧失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就会使人产生惰性，失去提出自己观点的能力；同时，压抑不同的观点就会使人对所谓“正确”的观点产生逆反心理，导致学生们对于“正统思想”的幻灭。因此我认为，中国语文高考需要做的最主要的改革就是把命题和判分的标准从“观点正确与否”改为“论证是否充分”。这样，不仅“幻灭”“惰性”“折翼”等问题能够被解决，当学生们走上社会、无人引导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更扎实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杜韵如
附记：
1.许久不写中文论文，手生得很。动笔之前本来是想写一篇语言随意的小品散文的，没想到最后竟写成了如此刻板的议论文，实在是贻笑大方。散文不仅可晓之以理，还可动之以情，是我最喜欢的文体。不过议论文的论证更直接、举例更详细，用来阐述本文内容也是个极好的选择，故没有修改。
2.张禾强老师是我的恩师。正因为尊重他、信任他的能力，我才在本文中选择了他的文章和所拟的题目作为例子，发表我对中国高考语文的看法。相信老师不会被我的一些大胆言辞所冒犯。
3.张禾强老师是我的恩师。就算是恩师也不能让我在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为他的文章如此长篇大论。请老师在收到此文之后将其看做正式意见书，并以心灵之翼正式员工的标准为我结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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