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规定亲属大义灭亲可减刑引争议

第一篇：河北规定亲属大义灭亲可减刑引争议

河北规定亲属大义灭亲可减刑引争议

国外容许亲亲相隐

2010年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里，告发亲友的“大义灭亲”恰与“亲亲相隐”背道而驰。争议就此而起……

大义灭亲情法难两全

今年年初，安徽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某被举报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这封举报信出自这名局长的前妻张某和17岁的儿子小刘。小刘母子俩2月11日住进了局长办公室，守了室内3个保险柜整整8天时间，小刘母亲甚至用绳子把自己和保险柜捆在一起。直至有关部门当着小刘母子的面，打开保险柜，从中查出现金、存折、古玩等财物后，两人才离开办公室。

有网络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时，使用了“大义灭亲”这样的字眼。

其实，此案至此并未了结，余响更能发人深思。刘某的前妻事后称：“我和他毕竟是近20年的夫妻，一起打拼，一起奋斗支撑了这个家……我不想他被搞得很惨，毕竟我和他曾经有过夫妻情分，毕竟儿子以后还要健康地生活。我只是太恼恨他了。”小刘也表示，他现在有点后悔在网上发帖，引起了这样大的反响，“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我现在有点后悔！”

还有这样一个较早的案例，是2003年《北京晚报》报道的。出身河南农村的少年张鸿雁，辍学打工供哥哥上学。为了给哥哥筹措上大学的报名费铤而走险，偷了舍友的4万块钱。警方接到报案后，找到正在上海上学的哥哥张洪涛，要他协助抓捕自己的弟弟。于是张洪涛联系到张鸿雁并将他骗到了上海，使张鸿雁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获。

这件事在当时同样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有人说，哥哥完全可以不与警察合作，另寻机会劝弟弟把钱偷偷地送回去。还有人说，劝弟弟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骗来让警察逮捕归案好，起码量刑要轻。

不论如何，在这里，情与法产生了冲突。不能说哥哥守法是错的，但也不好说他协助警方诱捕弟弟是对的。

为什么会有鼓励“大义灭亲”这样的立法举动？显而易见，是为了降低执法成本、提高破案率，但是“大义灭亲”的行为，会对亲情伦理造成伤害，这是必然的。

微博中，有网友认为，家庭稳定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大义灭亲恰恰破坏家庭稳定。

81.5%逃犯曾被窝藏过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唐朝以后曾经明文写入律法。为什么新中国的法律中没有了呢？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刘树德介绍，亲亲相隐之所以在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明文规定，首先是受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列主义作为立法的指 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立法时，哪些该吸收为我所用，既没有仔细研究，也未做具体分析，只做了简单化地处理；其次，新刑法有三大原则：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刑平等。而亲亲相隐的规定必然与罪刑平等原则相矛盾。

然而法律不外乎人情，刚性的平等原则是否也要考虑人伦天性？

据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对连续三年所抓获的越狱逃犯的调查显示：81.5%的逃犯都被窝藏过。一位母亲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狱中，当记者采访到她时，她还这样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由此可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亲亲相隐”大于“大义灭亲”，即“情”远远超越于“法”，尤其是在直系亲属之间。

这样的案例古代也有。《史记〃循吏列传》记载：石奢为楚昭王相。其父杀人，纵其父而还自系，王赦其罪，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这就是两难困境的悲剧。

专栏作家连岳曾经在《作为底线的尊严》中提到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件事。近年来一直受聘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并培养出奥运冠军波波夫和克利姆的俄罗斯金牌教练图雷斯基，由于被发现在家中非法窝藏兴奋剂而接受法院传讯。这个案件需要图雷斯基夫人的证词，而澳大利亚法律认为，如果证词对婚姻关系造成伤害，则不采信。因此，法庭宣布图雷斯基无罪。

所以，一位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老公安认为，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对这种亲情间的行为也进行惩罚，未必能对社会起到警戒作用。惩罚面太广，势必树敌太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关键问题是要做好“亲亲相隐”和法律的衔接问题。

某门户网站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6.2%的人表示支持，认为能降低执法成本，是法治观念的进步；但高达55.4%的人表示反对，认为会冲击传统上的家庭观念，加剧社会对传统道德的漠视。更有网友讥讽说，大义灭亲的着重点恐怕不在“亲”，而在“灭”。

伦理与法律相结合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世界很多国家法律当中都有的容隐制度(又叫亲属拒证权制度)。容隐，顾名思义，容，容许、允许，隐，隐瞒、隐匿，就是允许至亲之间对犯罪行为隐瞒不报。

有法律学者对容隐制度非常推崇，认为体现了法对实质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是伦理与法律的完美结合。虽然在立法与执法的细节上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如对亲属拒证事项的适用程序和必要限制等，但早日建立并完善容隐制度，必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妥善处理“情”与“法”、“仁”与“义”的关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外法律

容许亲亲相隐

中国的法学家们早就发现，在处理亲属犯案件时，西方法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与中国传统法律多有不谋而合之处。

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间知道的情报和信息。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做不利的陈述。

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刑法典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享有拒绝作不利亲人的陈述，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西方法律对此类规定的立法基础在于尊重个人权利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防止司法专横而伤害人们的感情。

在澳大利亚曾有这样一个案例，父亲贩毒，女儿知情但拒不交待，警方以包庇罪起诉女儿，法院最终判女儿无罪。法官的理由很简单：法律不能伤害人伦和亲情，否则，其对社会的危害将大于刑事犯罪。

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反对基于背叛、出卖为基础的证词，即使这些证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应当采信。他的理由是；背叛、出卖，是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我们不能以罪犯鄙夷的品质来对付罪犯，法律首要的是维护人类的尊严，而不是沦落成“合法”的犯罪。一些国家的法律更忠实于贝卡里亚的想法，它们甚至规定，如果一个人背叛自己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去举证自己的亲人，那么反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它们认为，没有比这种背叛更伤害人类的尊严了，它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自明。

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

“大义灭亲”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循私情，使受到应得的惩罚。语出《左传》，春秋时期，卫国州吁弑兄篡位，自立为君，不施仁政，忧其王位不稳，问计于宠臣石厚。石厚问计于其父石碏，石碏假意献策，诱杀州吁、石厚于陈。于是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亲亲相隐

《论语〃子路篇》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就是被儒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亲亲相隐”的渊薮。

亲亲相隐最早见于汉宣帝时期的规定，即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策划 朱启禧 执笔 狄凯）

来源： 山东新闻网2010年10月03日

第二篇：骑摩托车返乡可免费加油 中石油中石化爱心引争议

骑摩托车返乡可免费加油 中石油中石化爱心引争议

央广网北京1月19日消息（记者季苏平）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摩托车返乡团”，每到春运这个一票难求的时刻，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便成群结队、戴上头盔、披上雨衣、骑着摩托车、载上家人，一起回家过年。这是很多在沿海务工的农民工回家过年的选择。

虽然骑摩托车返乡更节省金钱和时间，但是也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毕竟长途驾驶摩托车非常容易出交通事故。首先是长时间驾车手脚容易僵硬，同时驾驶员还容易视觉不清晰，反应能力变弱，再者农民工兄弟一般是临时驾摩托车跑长途，路况肯定不熟。最重要的是，摩托车生产厂的技术人员表示，摩托车的机件是不适宜跑长途的。

而且有的农民工兄弟可能还是拖家带口，全家人都在摩托车上，即便有种种隐患问题，这回家过年的心愿依旧大过一切，“摩托车返乡团”依旧奔驰在路上。而出于好意，今年中石油、中石化都推出了为骑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免费加油的活动，但是，这样的举动也引来了一些争议，到底是送去了温暖还是增加了春运路上的隐患？

与火车、长途大巴比较起来，骑摩托车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也更多。钱先生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骑摩托车返乡，他告诉记者即便加油不免费自己也要选择摩托车：

记者：您为什么非要选择骑摩托车回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呢？

民工：主要是现在买票难啊！

记者：如果他们不提供免费加油的话，您还会选择骑摩托车回家吗？

民工：还会吧，因为回家买票很难的，而且回去的话还要转一两趟车，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来嘛。

根据统计，这两年骑摩托车返乡的人数每年都在缓慢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会选择坐飞机或者租车回家过年。不过，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人风餐露宿骑行在回家的路上。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都会备有维修工具为途经农民工提供休息驿站和维修服务。农民工朋友则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帮助：

记者：那您觉得怎么样保证安全会比较好？

民工：最好就是有交警帮开开路啊，中间多一点休息站点比较好一点。

第三篇：江西规定国企员工创业可停薪留职三年惹争议

江西规定国企员工创业可停薪留职三年惹争议 宏观经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14-01-27 05:05

我要分享

1今年起，如果江西省的国企员工想要创业，一份停职留岗的“三年之约”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经过单位批准后，职工可停职领办创办企业，3年期满职工可自行选择回原单位就业或停职继续创业。

这是日前印发的江西省《关于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中的规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停职领办创办企业后，若3年内不再领办创办企业的允许回原单位工作；若3年期满，愿意继续领办创办企业的，则按辞职规定，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经济补偿。经单位批准辞职的职工，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该政策一出，议论纷纷。有人愤愤不平，质疑国企员工创业竟可享受“超国民待遇”；也有人拍手叫好，国企内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该政策刺激有才能的员工扔掉“铁饭碗”，投身商海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微博上关于此条新闻的评论中，有不少人都提醒自己在国企工作的朋友关注。“是真的吗？小伙伴们快下海去吧”、“希望推广到其他省份”、“这对于身在国企却想创业的人是利好消息”等评论不时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苏中兴预测，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创业。

“体制内单位集中了相当多的优秀人才，但因为不创业他们也能生活得不错，犯不着冒那么大风险。所以，要鼓励他们创业，就必须给他们一些合适的条件，降低他们创业的机会成本，这样从实际效果上看会有利于激活人才效率。”苏中兴说。

但苏中兴也表示，“停职留岗的‘三年之约’的规定没有任何进步意义”。他介绍，1983年，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中就有类似规定，如今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在用人方面已经市场化了，雇佣双方是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铁饭碗已经打破了。“如果现在停薪留职再现，实际上是用人机制上的退步，因为它的潜在含义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应该比民营企业员工享有更多的就业权益和保障。”苏中兴说。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王继承也不赞成，他认为这项规定对国企员工的“特权”，“在企业工作就干活拿钱，想要创业就辞职创业，停岗留职会扰乱企业的用人体系”。

“不能把停岗留职作为处理企业冗员的手段之一”，王继承认为这将会带来无穷后患，例如在分房问题上，离职创业员工看到福利好又返回国企，分房结束后又去创业，这会带来企业管理上的混乱。

王继承介绍，此前国企采用停岗留职是因为人员过多，国企又支付不起辞退员工的费用，如今已经没有国企员工实施聘用制，根据企业需要聘用和辞退员工，并不存在赔付不起的情况。“不能利用国企的损失而帮助自己创业”。

为此，记者致电江西省统战部，一位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解释了出台政策的初衷。

“这是鼓励扶持创业的一个具体政策，希望最大限度激发有条件创业的人的创业热情”。他称，《意见》是由统战部牵头，江西省工商业联合会、中小企业局、工信委联合起草，最终由省委、省政府发文的。

该工作人员表示，“国企、事业单位的人也是创业的潜在力量，给予他们一些政策优惠，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希望他们能起到引导作用，营造创业氛围”。这也是江西省发文的初衷。

事实上，《意见》中针对国企员工只占一小部分，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留学归国人员等都在鼓励创业的对象范围内，《意见》中也写明了对他们实施优先落实促进就业和小额担保贷款扶持等政策。上述工作人员解释称，不同类型的人要有不同的扶持政策，相比较而言，对于国企员工的扶持“只能到这个程度”。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第四篇：2012吉林省公务员考试：最高法拟规定“法院可禁止辩护人出庭” 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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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吉林省公务员考试：最高法拟规定“法院可禁止辩护人出

庭” 引发争议

作者：zmm 来源：华图网站运营中心

各方就“法院可禁止辩护人出庭”产生分歧 内部人士称或将公开征求意见

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向全国法院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解释稿》)征求意见。《解释稿》中关于法庭纪律的第250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参与诉讼。

消息传出后，很快引发巨大争议。实务界和法学研究界因此质疑法院对律师做出“禁止执业”处罚是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僭越。相对于官方机构的三缄其口，不少法官私下对这一《解释稿》表示支持，认为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对实际工作不利，最高院的相关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能够有效地维护司法权威。

各方观点

学界辨理

司法解释越权“立法”

这一《解释稿》目前主要在法院系统内部征求意见，但很快在法律界传开。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消息称，征求意见将于9月中旬结束，经进一步修改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将于年底正式发布该司法解释。

《解释稿》引发最大争议的是第9部分法庭纪律章节。其中第249条规定，庭审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需服从法庭指挥，未经许可不得将录音、录像、摄影器材、手机等电子设备带入法庭，经许可携带电脑等办案工具入庭的，不得使用其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报道庭审活动。第250条则进一步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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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参与诉讼。

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严重违反法庭秩序，249条已经拟定了边界。

反对声音指出，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法院的审理活动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敏感、热门案件中，庭审参与人普遍尝试通过微博等媒介及时将信息对外传达，最高院希望就此设限，但缺乏法律依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认为，审理公开是最高原则，司法解释对此进行限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宪法》第12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也相应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洪道德分析，维护庭审秩序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证庭审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允许随意走动是对的，摄影和摄像设备可能会分散有关人员的注意力，但发微博、录音等行为并不会对客观环境产生影响，为什么不允许?”

“这条规定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北海案、贵阳小河案等。”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称，“250条款”是最高院对系列律师“闹庭”事件的回应。在上述全国知名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多名律师与公诉人激烈抗辩，甚至对法官的言行提出质疑，也因此受到了法庭的强硬应对。

“所谓司法解释，是在既有法律的范畴之内，对一些不够明确的条款做出解释。第250条的规定已经越过了《刑事诉讼法》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是没有立法权限的。”陈永生说。

律师声音

处罚律师缺乏法律依据

对《解释稿》反应最激烈的，是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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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说，法院没有权力禁止律师参与诉讼。“第249、250条关于律师的规定，我们认为这是高院权力的扩张。”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立新撰文称，对于诉讼参与人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法院有权予以惩戒或处罚，但必须依法进行。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4条之规定，对于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合议庭有权训诫、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对于情节严重的，报请院长批准后，可处罚款或拘留。“司法解释只能在上述立法范围内进行具体解释，岂能‘法外造法’，自行增设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暂停执业’的处罚权?!”

有着30多年刑辩经验的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岳成也对此表示难以接受。“这实质上就是暂停律师执业。律师法有明确规定，处罚律师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但法院只能做司法建议，就像它无权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只能建议工商部门吊销一样。”

援引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认为这一规定与国际公约相背离。《原则》中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法官回应

司法处罚符合立法精神

对于这两个条款，在近半个月内，包括最高院在内的多个官方机构和半官方学术机构都三缄其口，拒绝公开发表意见。只有部分不愿具名的法官愿意表态。

某县级法院的一名法官说，这个条款有助于维护良好庭审秩序。“目前情况下，如果出现律师闹庭事件，基层法官经验不足，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目前，对于律师违反法庭秩序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千元以下罚款或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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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在英美法系中，扰乱法庭秩序普遍适用“藐视法庭罪”，高级法院具有处以罚款或判决入狱的权力。

广东省一位高级法官就此分析，刑诉法等早就有了对律师进行处罚的条款，《解释稿》中的规定虽有所扩大，但完全符合刑诉法立法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国外的“藐视法庭罪”也可作为参考。

他同时反驳学界对条款僭越行政权的质疑称，由法院作出的处罚都应当视为司法处罚，并没有僭越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比如罚款和拘留，司法处罚和行政处罚都可以做出。”

有分析称，适用“250条款”中资质处罚规定的不止律师，此外如经法院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院也可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或撤销登记的处罚。“律师既然作为诉讼参与人之一，应一律平等对待。”上述法官说。

可能后果

规定模糊让律师成羔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称，此次《解释稿》的立法权限不明，律师与法庭之间的关系属于诉讼制度的范畴。而我国《立法法》第8条明文规定，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这是全国人大保留的权限，不允许其他部门立法。”

何兵同时认为，此次《解释稿》对于处罚律师的内容整体比较模糊。“例如，250条款中规定，未经许可不得报道庭审活动，何谓‘报道’?处罚的前提是‘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法庭审理过程中’如何界定?如果一个案件审理时间不止一天，那么，违反秩序是在法庭之内，还是法庭之外?”

看似简单的处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震慑力却非同小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分析，目前的规定并没有将律师作为法庭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考虑，只是针对律师做出规定，将在法庭形成多重标准。“另一方面，规定的出台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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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得无条件遵守法庭的秩序，无论是否合理，这就剥夺了律师在法庭的防卫权。”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说，这一司法解释目前只规定可以处罚，但是没有规定边界，也没有救济和申诉的渠道，法庭单方面就可以决定，其权力不受约束。“一旦成为现实，律师就成为了顺从的羔羊。”

“规定一旦出台，将加剧法院与律师之间的对立关系。”陈永生表示，法庭中律师与法官的对抗性辩论原本是正常现象，法院单方面对律师做出禁止性规定不够妥当，“法院是争议的当事人，即使要对违反法庭秩序的律师做出禁止参与诉讼的处罚，也应该由中立机关来裁决。”

“只要依法审判，律师就基本不会闹庭。开庭的意义就是让人辩、让人看、让人服。”何兵说。

最终走向

学界预测结果乐观

《解释稿》如果成为现实，诸多刑辩律师必然由于巨大的职业压力而选择退缩。“如果法院可以禁止我们半年到一年的执业，那我们吃什么?”一位律师说。

因此，在体制内外充分发表自己的声音，成了学界和业界的最佳选择。

法律界普遍表示，目前的《解释稿》仍在法院内部征求意见阶段，不够成熟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事关全体公民权益的法律制度，应该向全社会公开，普遍征求意见。

对这一点，某位接近最高院的内部人士称，如此重要的司法解释，一定会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法律界在广泛讨论之余，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学界和业界都普遍对前景表示乐观，相信全国人大等相关部门亦会介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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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但身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的田文昌透露，该委员会整理出了一份意见稿，目前已上报到了有关部门。(记者雷军 实习记者陈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