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和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看中国的反垄断法[合集五篇]

第一篇：黄勇：和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绝不能否认，该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

历经十余载的争论与博弈、反复和妥协，反垄断法终于出台了。

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法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人乐观的预期，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也必将成为中国的“经济宪法”。但有的人基于中国反垄断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悲观的认为反垄断法将重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覆辙，宣誓效果大于实际意义。

那么，如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不同的反垄断法“生成环境”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反垄断法具有较高的“国际性”--中国立法吸收、借鉴了国际上公认的较为成熟的反垄断法基本原则和内容，反映了各国在反对限制竞争、维护竞争机制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尽管如此，中国反垄断法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制定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时期。此时，市场机制已日臻成熟与完善，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已经不能左右市场的决策，对市场机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公司之间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竞争而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认识到托拉斯等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反垄断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守护神，被奉为“经济宪法”、“企业自由大宪章”。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而是由上至下的谨慎的探索与“自觉”的引导。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完善的过程，就是政府公权力不断让渡给市场，以及市场自发调节机制逐渐形成的过程。即便如此，当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广泛存在，对市场机制威胁最大的并不是西方意义上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是政府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反垄断法专门规定了“行政垄断”一章，将政府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和干预加以限制。

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制定的反垄断法，尽管形似，却不“神似”。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对人为的扭曲市场机制行为的矫正，使其恢复到自由竞争的状态；而在中国，现阶段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还承载着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特定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竞争，它还必须“创造”竞争--反垄断法本身必须成为限制公权力侵蚀市场机制、扩展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利器。

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适法问题

目前，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行业(石油、烟草)“垄断”了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自然也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对象，反垄断法与这些行业的关系也成为法律制定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行业监管部门和独占企业表达了其严重忧虑，要求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对此，反垄断法数易其稿，最终对管辖权限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一方面肯定了其独占地位及专营专卖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其经营活动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对管制产业和独占企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及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反垄断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将其留待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完善。这足以说明各方力量博弈之激烈。

对此问题需要澄清两方面的误区：一方面，有人认为行业管制(regulation)与反垄断法的适用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如果政府已经对某行业实行监管，则意味着豁免适用反垄断法。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反垄断法针对的就是具有独占地位的大企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意味着对这些企业的限制甚至分拆。

实际上，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在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成为全球的一种趋势的情况下，各国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的适用反垄断法，把对竞争损害的降低到最小程度。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够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的减少对竞争的损害。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占有独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实际上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独占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特别是不得违反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这种最大限度适用反垄断法的共识在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尽管目前出台的反垄断法对管制行业和依法独占行业的回避态度让人对此心存疑虑，但在立法进程中各方代表角力之激烈，已经足以说明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粗陋的国度，对竞争环境的渴求、对消费者利益的尊重的理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立法者的思维，和我们惯常所见到的赤裸裸的保护、密不透风的管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毕竟，对市场经济的推崇，对市场规律的遵循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和不令人满意的结果相比，充分博弈的立法过程没有理由不让我们对这部法律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竞争文化的缺失与培育

和立法者们对竞争观念的理解相比，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缺失显得让人忧心忡忡。

所谓竞争文化，可以理解为全社会形成的维护竞争机制、尊重竞争规则的一种共识和氛围。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消费者的观念、企业的行为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商事交易规则的理解运用到经济法律的颁布实施，都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竞争文化的形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营者之间公开进行价格协调和串通如同偷盗一样，是极为'原始'和恶劣的违法行为，在美国，行为人有可能被处以监禁。而在中国，不仅很多经营者对此毫无认识，甚至行业协会都参与引导组织，堂而皇之地进行价格协调与串通，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别企业法制观念薄弱的问题，而正是市场环境中企业竞争文化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此外，一些政府对竞争观念的无知，在发展经济的思维上不成熟，喜欢站到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满怀好意地指挥企业定价，这种行为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毫无疑问，反垄断法的颁行是竞争文化培育和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对政府、企业乃至消费者而言也将是竞争文化逐步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增强企业对市场竞争规则的认知能力、增强消费者对竞争文化的认同，增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市场环境中竞争文化的培育和形成。而这种竞争文化的形成，竞争意识的培养，也必将推动这部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出台的、并不完善的竞争法律得到有效的施行并不断发展进步，这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也相信它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总之，中国反垄断法有其明显的阶段性、局限性，但我们绝不能否认，这部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反垄断法不断完善、竞争文化逐步形成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反垄断法必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中国市场经济共同成长。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反垄断立法工作组专家成员

第二篇：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黄 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

黄

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上传时间:2008-3-2

关键词: 知识产权/反垄断法/知识产权垄断

内容提要: 拟在指出，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联系在一起的关节点，在于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限制了相关节场的竞争，而非“知识产权滥用”抑或“知识产权垄断”。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应坚持的原则和立场做出结论。

前言

通常认为，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具有某种紧张、冲突的内在关系。这种主张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由国家赋予的合法垄断权，这种垄断性权利会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与反垄断法促进“竞争”的目标相悖，因而，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天然的存在矛盾。当打破各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的呼声渐高之时，人们自然想到了应该如何反对知识产权这种“垄断”。由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有人甚至将反知识产权“垄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保卫民族产业的高度，强烈要求反垄断法禁止滥用知识产权这种“垄断行为”。这些主张虽然其情可鉴，但更应冷静地探寻其法律原理，使其符合法律体系与专业性的要求。

事实上，反垄断法禁止三类经济性的垄断行为，即禁止垄断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禁止经营者过度集中，[1]“知识产权垄断”与这三种垄断行为均有可能发生联系。本文意图通过分析和阐释“垄断”的法律原理，探寻将“反知识产权垄断”／“滥用知识产权”纳入反垄断法体系的方式和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若干建议，阐明立法时需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一、“知识产权垄断”与反垄断法反对的“垄断”

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专门性法律，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经济。反垄断法防止竞争者通过排斥和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来损害竞争机制(如操纵供需)、破坏市场所需的公平自由竞争规则，从而降低市场本应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可见，反垄断法关注的焦点是垄断行为而非一个竞争者是否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一个竞争者通过市场竞争逐渐壮大成为某个市场的垄断者，非但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反而彰显了反垄断法的作用——通过维护竞争机制促使竞争者做大做强。只有当竞争者实施了反垄断法所明确规定的垄断行为时，反垄断法才对其予以禁止和惩戒。

反垄断法的这一原理实际上划清了法律上所禁止的“垄断”与日常用语中的“垄断”的界限，前者专指法律所禁止的垄断行为，后者则指一种独占的格局或状态，与反垄断法并无直接联系。具体到“知识产权垄断”而言，实际上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或者商业标记使用者对成果或标记拥有排他性权利或专有权，而这种专有权和其他的财产权(譬如所有权)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将知识产权称为“垄断权”，那么所有权人对特定的所有物具有排他使用的权利也同样可以称为“垄断权”。尽管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在获得的程序和要件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譬如通过买卖(如购买图书)或登记(如房产登记)能取得所有权，而知识产权则通常需要通过申请及批准等程序才能获取，但是，这一区别仅仅说明了各自取得法律承认所需要的要求和条件不同，权利性质却并无二致，都是对特定对象的独占和支配。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垄断”中的“垄断”与反垄断法要反的“垄断”，尽管文字相同，内涵却大相径庭。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一定是与整体的市场竞争相联系的，而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或者一定能够在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其即便拥有垄断地位，但只要没有实施垄断行为，则不会对相关市场的竞争构成实质性损害，当然不受垄断法的规制。反垄断法并不关心一个具体权利是否具有“排他性或独占性”，而是关注某个竞争行为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是否造成了危害或威胁，以致降低了市场效率，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福利。所以，即使出现了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形，如对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超高定价、拒绝将知识产权许可他人使用等等，虽然也损害到其他交易人的利益，但只要其不破坏市场机制，并不招致反垄断法的干预。由于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因此滥用知识产权就如同滥用所有权一样，完全可以在禁止滥用民事权利这一原则下由民事法律进行规制。因而，法律适用有其明确的界限：当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对市场竞争造成实质性损害时，应适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当滥用不涉及竞争问题时，知识产权法、民法等相关法律均可以对其予以规制。

因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与一般的财产权相一致，虽然具有独占和排他的性质，但其权利本身并不产生反垄断法上的问题。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取决于知识产权所有人市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非知识产权本身的功能所致。相反，知识产权的这种独占还会激励人们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而反垄断法则通过禁止那些损害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的行为，保护和推动竞争。二者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作用于推动技术革新和促进竞争并进而增进消费者福祉之上，因此，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冲突关系。

其次，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的违法性判定来讲，只能以反垄断法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以“滥用知识产权”的说法为例，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放置在反垄断法当中是不恰当的，不仅对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事实毫无裨益，还会因判断标准的不明确与适用反垄断法规则产生冲突或重叠。滥用知识产权是否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其判断标准只能以反垄断法为原则，而非其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的，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不论其是否有滥用行为；相反，即使存在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但并未对相关市场竞争造成负面影响的，不适用反垄断法，对其应以知识产权法、民法等民事法律加以规制。

二、欧盟、美国反垄断法视野下的知识产权

关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以上观点并未穷尽其理，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求同存异。但尽管争议尚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美国及欧盟在立法和执法上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并就该问题做出了若干成文法上的规定。分析一下别人的做法，或许有益于我们开拓自己的思路。

在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立法中，对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都分别做了较为明确的阐释。

199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简称“IP指南”)。该指南开宗明义，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知识产权与反托拉斯法具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促进创新、确保消费者利益。尽管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或无形财产相比具 2 有重要的不同特性，但是在涉及反托拉斯的问题上，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07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2]

欧盟则在其《关于技术转让协议的指南》(2004／C101／02)中指出：知识产权法授予专有使用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不受竞争法的调整，权利人许可另一个企业使用其知识产权的协议，就尤其适用条约第81条、82条。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与共同体竞争规则存在内在的冲突。尽管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或无形财产相比具有重要的不同特性，但是在涉及反垄断法的问题上，知识产权与其他任何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

可见，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已在美国及欧盟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这些经验和做法已经被其实践证明是合理和可行的。具体到我国，在相关立法中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和立场，是一个非常值得明确的问题。

三、我国相关立法应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如前所述，“反知识产权垄断”实际上是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经过前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坚持如下的原则和立场以处理所谓“反知识产权垄断”的问题：

第一，应坚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处理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反垄断法的宗旨是维护竞争、保护市场竞争机制，这与知识产权法鼓励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并最终利于消费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拥有知识产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破坏市场机制，也并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当知识产权与反竞争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损害竞争时，就应由反垄断法统一进行规制，而不是由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再对知识产权加以限制。事实上，由于反竞争行为表现复杂多样，变幻莫测，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是无法在“禁止滥用知识产权”这样的标题下对各种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定的。即使可以，其逻辑性和体系性都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换言之，即使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规定“禁止滥用知识产权”，其内容也只应涉及民事法律，发生民法上的效果，而不应涉及反垄断法。

第二，应运用“合理原则”[3]的分析方法，对那些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但具体的判断规则要在立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而非在执法阶段的具体运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使企业对自己行为有确定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也简化了执法程序，从而可以节省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第三，在反垄断法出台后，主管机关应针对知识产权的特点发布更具有操作性的指南。指南应首先阐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即二者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互相补充、共同推动和促进市场竞争，并进而增进消费者的福祉。在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对涉及知识产权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考虑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有形财产的某些特性，在指南中规定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具体操作性规则。如知识产权许可规则、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规则等。

结 语

总之，反垄断法的出台将是我国经济和法律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也使得反垄断法的制定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受到“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一流行观 3 点的误导，有舆论想当然地将“反知识产权垄断”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并力主在反垄断法中作出详尽规定。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偏差，提出了如下主张：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目标一致，二者共同促进和推动相关市场的竞争，并最终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祉；反垄断法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应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规制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对其适用反垄断法的一般规则。同时指出，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应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以及针对知识产权的特性发布相应的指南。此外，在具体实施上，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保障，这些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释: 【作者简介】黄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1]我国《反垄断法(草案)》(2006年6月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稿，下同)第3条：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2]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 O 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ISSUED BY THE U.S.DEPARTMENT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http

：//www.usdoj.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pdf.[3]该原则要求执法／司法机关对一项行为进行多因素的综合考量，以确定其是否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

出处: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

第三篇：黄蓝两区大开发,师生共同看变化

黄蓝两区大开发

徐若灵

无棣政府自2007年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以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有效监督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抢抓“黄、蓝”两区开发等重大历史机遇，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挑战，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攻坚克难，扎实苦干，开创了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新局面。

黄蓝“两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无棣县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争当主战场，打好主动仗，以抓稳定保发展、抓项目聚人心、抓作风促和谐、抓基础谋长远“四抓”为指导，确立了拉开大框架、构筑大载体，实施大投入、实现大发展，弘扬大文化、促进大繁荣，推进大统筹、构建大和谐“八大”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鲁北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新海工业园、西港经济园区、古城文化旅游区五大经济板块，一年打基础，两年求突破，五年大跨越，确保“十二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劳动者收入均“翻一番”，地方财政收入“翻两番”，奋战三年跨入全市前列，奋战五年进军全省第一方阵，建设民富县强、魅力幸福新无棣。2010年，全县实现GDP168.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5.92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82.8亿元，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居全市10个县区第二位。今年1—9月份，实现地方财政收入6.74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91.1%，完成进度居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67.9亿元、工业增加值51.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2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18%和50%。

无棣紧紧抓住黄蓝“两区”开发建设的机遇，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入实施科技兴海，大力发展特色海洋产业，壮大海洋经济实力，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海洋化工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大力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

近日，省发改委对第一批8亿元“黄蓝两区”建设专项资金安排情况进行公示，无棣县两民营企业友发水产有限公司的海参标准化高效集成养殖示范基地项目和海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10万平方米海珍品工厂化养殖项目被省发改委、财政厅列为重点产业项目，分别获贴息贷款300万元和260万元。

近几年无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也越来越好。

第四篇：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从黄静案看中国司法鉴定

法学院08级10班郭晓丹

2008031513 2003年2月24日上午，21岁的湖南省湘潭市临丰小学女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学校宿舍床上。2003年6月2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刑拘。截至2003年6月8日，湘潭市雨湖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作出鉴定，认为黄静病死。但其母黄淑华认为女儿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开始维权之路。2003年7月3日、8月14日，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分别提交了新的鉴定书，认为以前的鉴定结论缺乏证据，需进一步检查。2003年12月22日湘潭雨湖区检察院采纳由湖南省公安厅所作鉴定以强奸中止罪对姜俊武提起公诉。2004年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为：被鉴定人黄静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2005年12月7日，雨湖区法院宣布，将对该案择日宣判。2006年7月10日，湘潭黄静裸死案一审宣判姜俊武无罪。

本案经过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这也正是黄静案备受关注的一方面原因，它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个人、或者个人的亲友生命、健康遭受非法侵害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公正侦破，但公安机关既主管案件、立案侦查，也主管司法鉴定。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所谓明显的错判还有审判监督的渠道，但对于一张司法鉴定，却往往没有纠正的办法。而对于黄静案的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结果的不同，希望通过该案改变这种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会出现鉴定结果的截然不同？难道中国的司法鉴定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吗？对于这么多的鉴定结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哪个为准？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中？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必须具有权威性与公正性，而我国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立法，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存在许多问题，继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这种“多头鉴定”的状况，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易引发扭曲司法公正的后果，使各负其责变成了无人负责。几次司法鉴定的结论不一，以及由此导致的案件进程受阻，严重暴露了我国“各自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

第一，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由于缺乏鉴定机构设立资质管理，产生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内部均设有鉴定机构，某些科研院所、高校也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也可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重复设置、鉴定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起案件往往要经过多次不同的司法鉴定，各次鉴定结论不一时，又增加了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成本，此外，也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鉴定行业管理失范。缺乏统一的资格管理，在准入机制上实行不同的标准，必然使得各鉴定机构呈现突出的层次性，鉴定人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各机关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并实行内部管理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程序和技术标准很难统一，各自的权义、责任大不相同，无疑也会增加统一管理的难度。实践也表明，分别设立、分散管理的体制，使得我国鉴定行业管理长期处于失范或失序的发展状态。

第三，鉴定结论效力受损。除因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导致鉴定结论各不相同外，公检法机关的内部鉴定也因“内部操作”，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表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倾向于委托自己信任的机构重新鉴定。多头鉴定下，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对抗，也无疑损害了司法鉴定本身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第四，中立鉴定难受保障。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活动，中立是其最重要本质，为此，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司法鉴定应排除一切权力因素的干扰，中立、客观地进行。而“自己鉴定”则很难为鉴定人员提供中立的动机，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鉴定者可能屈从于权力因素，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的鉴定结论，甚至“制造”鉴定结果。

第五，自侦自鉴缺乏救济。为保证迅速、有效的侦查案件事实，侦查机关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十分必要，但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的利益，必须对侦查鉴定（姑且称侦查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在侦查阶段所作的鉴定为“侦查鉴定”）提供一定的救济途径，否则，侦查机关经过鉴定后决定不移交起诉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当事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而我国鉴定体制一直未能为当事人提供对抗侦查鉴定的有效机制。有幸的是，黄静案在经过数次鉴定后，最接近事实的鉴定结论终于出现了，但是否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黄静案如此旷日持久的鉴定之争呢？即便经过数次鉴定，谁又能保证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任何一项制度都须受实践的检验，但制度本身就是实践推动的结果，并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因此，制度革新是相对缓慢的，也须是实践的推动结果。频繁的变革势必破坏人们对该制度的合理预期，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因此，对管理者而言，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且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效。我国20多年来的每次变革，都源于迫切的形势，形势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进而改变了制度。尤其对实行多年的制度来说，其变革必须有恰当的“突破口”。

在“自侦自鉴、多头鉴定”的鉴定体制下，远不止一两个“黄静式的悲剧”，而黄静案为何成了鉴定体制变革的突破口？也许，黄静案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所处的时代，使得制度变革终于到了“最恰当的时候”。

面对着诸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确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整合鉴定资源，成立由全国各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的终局鉴定委员会，实现全社会的鉴定资源共享。鉴定结论出现不一致，应由法官裁决提请终局鉴定委员会进行专家会诊，并且作出前两次结论的鉴定人应当参加会诊，会诊后的结论为终局结论。而不是现在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出具自认为是正确的鉴定书，这样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增加这一机制的透明度，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和专家必须出庭接受法官和当事人质询的制度。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鉴定结论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是案件中“一纸定生死”的关键证据，任何一个鉴定者都不能以一种“游戏”式的态度，对鉴定结果轻易下结论。也许在将来还应该建立鉴定人出具错误的鉴定结论承担一定的责任。